十五年来新闻改革的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十五年论文,新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新闻改革的基本特点
15年来，我国新闻改革具有五个鲜明的特点：
1、15年来，我国新闻改革的总状况是：在维持新闻体制基本不变的前提下，由观念的变革来拉动新闻媒介的改革。这和经济改革不同，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力图改革比较僵化的经济体制，以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经济的发展。当然，新闻界的观念变革亦不是无源之水，它伴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而发生。
2、新闻改革是在遭受十年“文革”洗劫以后开始的。所以在其开始阶段带有恢复性质，恢复新闻媒介本来的面貌（例如新闻要求真实、及时），恢复我们党报的传统。但与此同时，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极快，一年一大步，几年一个新台阶。客观上要求新闻媒介在反映改革开放的同时，不断地改革自身。所以，有些传统还没有等到恢复，就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又被抛弃，并创造出新套路。批判与恢复、恢复与创新几乎在同一时间进行。这就大大增加了新闻改革的难度。十几年来，新闻改革时起时伏，忽儿提倡创新，忽儿呼吁恢复传统，其历史根源就在于此。
3、这次新闻改革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本着大胆实践、大胆试验、不断总结、有错就改的态度，各地新闻媒介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提出改革的目标和具体措施，敢闯新路，敢为天下先，表现出勇于开拓的精神。这样一来，在新闻改革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走些弯路、出现某些差错便难以避免。
4、正因为各地新闻改革没有统一的模式，所以，新闻改革的目标不一，主攻方向不一，各有各的说法，各有各的做法。从而发展也很不平衡。就全国而言，人们提出的新闻改革的目标大致分为三种。一是要求改革我国的新闻体制；二是要求着重改革新闻观念；三是把改革重点放在新闻业务上。不同的改革目标对新闻改革有不同期望，从而对十几年来新闻改革的成绩有不同的估价。持第一种目标的人认为我国十几年来的新闻改革只能称之为“改进”，真正的新闻改革还没有起步。持第二种目标的人认为十几年新闻改革有了不少成绩，但起步太低，评价不能太高。持第三种观点的人说成绩巨大，怎么评价也不过份。
5、外来文化对我国新闻改革产生重大影响。这和40年代、50年代的两次新闻改革不同，它是在我国实施对外开放的情况下展开的。国门一打开，外来文化潮水般地向我们涌来，免不了鱼龙混杂。这种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对于变革我们的观念、改进我们的新闻业务产生积极影响；另方面，盲目的全盘接收又给我们的新闻改革带来一定程度的混乱。从我国国情实际出发，吸收精华，剔除糟粕，实行科学的“拿来主义”，将始终是我国新闻改革的一个重大课题。
二、15年来我国新闻改革的基本历程
15年来的新闻改革波澜起伏，有顺也有逆，有进也有退，但总的发展趋势是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地在蓬蓬勃勃地发展着。15年的改革历程有不同的分段法。这里，我以时间为序，以一些重大的影响全局的观点为标志，试图把15年的新闻改革分为5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9年初－－1982年，新闻媒介的拨乱反正时期。在此期间，最流行的一个观点是：新闻媒介有其自身规律，它不为人们的意志所转移，不被任何暴力所动摇。新闻工作必须遵循新闻媒介的规律。
“拨乱反正”，拨乱是拨“四人帮”倒行逆施之乱，但“正”是什么？由于当时改革开放刚刚拉开序幕，新闻界不可能从实践的突破中概括出新的理论，也不可能从借鉴世界各国的模式中得到新的启迪，所以，不得不从历史中去寻找“拨乱反正”的支撑点，以图重铸昔日的辉煌。于是，在“尊重新闻规律”的旗帜下，中国新闻界全面恢复四、五十年代的老传统：实践界以五十年代的模式办报，学术界重提1956年新闻改革的老课题。这场“拨乱反正”在全国新闻界在以下几方面形成基本共识：
1、摒弃“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的性质论，重新肯定新闻事业是以刊登时事为主的大众传播媒介；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是党、政府、人民的耳目喉舌，是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
2、摒弃“假大空”，提倡“短快新”，尤其是重新确立新闻真实性的权威。在这段时期，对“四人帮”弄虚作假的揭露，对新闻真实性的讨论占有各种新闻学刊物的最大篇幅。
3、纠正了历史的错案，肯定了“读者需要论”“社会需要论”是合理性的命题，并由此为立足点，重新确认新闻价值是选择新闻必不可少的标准。
当时引起重大争议的是“党性和人民性”的命题。
但无论是达成共识的还是引起争议的观点都不是新的，都是四、五十年代的老话题。“新闻规律”究竟是什么？不少学者竭力要概括出具体的条目来。一时众说纷纭，争论不休。但以我个人看法，“新闻规律”究竟有多少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观念：新闻传播也是一门科学，不能随心所欲，更不能胡作非为。这才是在此期间的全新观念。
第二阶段：从1983年到1986年，信息概念的引进。
在八十年代初，信息还是个全新的概念。信息概念的引进，引发新闻界一场大争论，也引发新闻媒介的巨大变化。
“信息”一词是泊来品，这一概念确实是从国外输入的。关于“新闻与宣传”异同的最早一组讨论文章就是复旦大学新闻系77届学生撰写的。他们就是在听了传播学这门课以后受到的启发。而它在我国新闻界引起如此广泛的反响则在于深层的社会原因：改革开放的实施大大刺激了社会对信息的有效需求。在当时我国信息网罗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各行各业都渴望新闻媒介为他们提供所需的信息。
信息概念的引进立刻和老的传统观念发生了冲突。我国新闻界历来把新闻媒介当作宣传工具，甚至断言“从第一版到第四版，每篇文章都必须体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但有许多信息没有或无法体现宣传意图却是社会需要的，新闻媒介应不应传播？这是实践中的困惑，涉及到新闻媒介的功能问题。
信息概念的引进，在学术上表现为新闻与宣传关系的全国性争论；而在新闻实践上是对新闻媒介功能的重新定位：中国的新闻媒介是否应该承担传播信息的功能？进而是一个更尖锐的问题：新闻媒介究竟以传播信息为第一功能还是以宣传为第一功能？
这些讨论，有些已形成基本的共识，有些至今还有争论。但无论怎样，信息概念已被新闻界所接受，信息观念已扎根在新闻从业人员的脑海深处了。请看中国的新闻媒介，广播、电视、报纸，哪一家不以“信息灵敏”“信息量大”为号召来吸引受众？而且，信息概念渗透到新闻的方方面面，引起了新闻媒介的巨大变化。
首先是媒介结构的改变，一大批以提供纯信息，尤其是经济信息为主的报纸纷纷创办、电台电视台也纷纷开出以提供经济信息为主的新频道。
其次是媒介内容构成的变化。纯信息的新闻逐步在各新闻媒介占据重要地位，从而大大开拓了新闻报道面。
再次是新闻报道模式的改变。比如，预测性报道、以挖掘“新闻背后的新闻”为使命的深度报道、全方位扫瞄的立体式报道、纯客观报道等新的报道形式大量出现都和信息观念有密切关系。再如，会议新闻改革，过去只见会议不见新闻，现在记者则懂得并尽力跳出会议抓新闻；头条新闻改革，不少报纸打出“不拘一格选头条”的口号，把信息量大、具有重大新闻价值的新闻放在突出的版面上，等等。
这一切，都使新闻媒介的面目焕然一新。
第三阶段：1987年到1989年上半年，提出了舆论监督问题。
新闻媒介要发挥舆论监督，还是我国新闻媒介一项全新的功能。虽则利用新闻媒介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一直是我们党报的传统，但系统地全面地提出舆论监督，在我们党的新闻史上毕竟还是第一次。舆论监督问题触及到敏感的政治体制改革，它所带来的冲击波远远超过信息概念的引进。如果说围绕信息概念引发的讨论还基本上局限在新闻界内部，那么，舆论监督则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可以说，舆论监督的提出把新闻改革推到了风口浪尖。而且，随着当时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响，舆论监督的调子越唱越高，争议也趋向白热化。
当时引起争论的主要观点和做法有：要求提高新闻报道的透明度，改变新闻报道“报喜不报忧”的状况；要求突破某些批评禁区，改变批评报道“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状况；要求坚持一个方向、多种声音，改变千报一调的状况；要求新闻媒介有相对的独立性，同时要求加快新闻立法，以法律保障新闻媒介的权利。
上述这些问题，在一段时间里，争论得很激烈。当时，关于直接讨论新闻自由、改变新闻体制的文章并不多。但上述的观点都明白无误地涉及到新闻自由、新闻体制的基本问题。
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一下子提出这么多尖锐的观点而且风行一时，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原因。一是当时不断升温的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社会气氛，新闻界有些人一心希望新闻改革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二是新闻改革取得不小成就，但确实还存在不少弊端，受众仍不满意；三是受外国新闻理论的影响，尤其是前苏联当时提出的“公开性原则”对我国造成极大的冲击波。
对于这些观点加以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都失之于简单化。它们当中有些至今还有积极意义，比如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功能已得到党和群众的肯定；有些可以作为学术问题加以探讨。但是，很显然，这当中有些观点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有些观点不适合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条件，有些观点不适合当时我国已出现许多不安定因素的社会状况。有些人把新闻改革看得太简单，草率地提出许多不合国情、不合时宜的观点，而且急于求成，终于惹出大祸。
第四阶段：从1989年下半年－－1991年底，新闻界的反思，重新确立党报党性原则的权威。
1989年春夏的政治风波以后，使得当时的新闻界冷静下来，审视新闻媒介在这次风波中的表现，反思新闻改革的历程，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尽管对许多具体论点尚有争论，但新闻界在一个基本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中国的新闻改革决不能脱离中国的国情，党报的党性原则是中国新闻改革的基石，中国的新闻改革必须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切违背党性原则的言论都将对新闻改革带来有害的后果。1989年11月，中宣部在北京举办全国省、市、自治区党报总编辑新闻工作研讨班。11月25日，李瑞环同志作了题为《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的讲话；11月28日江泽民同志作了《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的重要报告，阐明了新的历史时期新闻工作的基本方针和工作原则，对于统一我国新闻界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
这段时期，在新闻改革上似乎没有重大的举措，但对保证以后新闻改革的健康发展将发挥重大作用。
第五阶段：1992年－－至今，对新闻事业属性的重新界定促使新闻媒介在事业上的迅猛发展。
新闻事业属于上层建筑范畴，这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观点。当党的十四大确认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以后，新闻界面对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条件的深刻变化，重新审视新闻事业的归属问题。逐步形成一个共识：新闻事业就它生产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的精神产品来说，属于上层建筑领域；但同时，就它为全社会提供经济活动和人们生活必不可少的信息、知识和娱乐来说，属于第三产业。这个理论上的突破带来新闻事业发展的新思路，这个新思路可归结为“事业性质、企业管理”即用企业管理的方法来经营新闻事业。新闻事业在经营上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经济实力大幅度提高。我将在下面详述。
三、当前新闻改革的发展趋势及其挑战
当前我国新闻事业改革和发展的基本态势，如果用最简洁的语言来概括，就是竞争。报刊大战、电波大战、从陆上打到空中；竞争不但在一个行政区域里展开，而且已冲破地域界限，扩大到全国范围内。各家新闻媒介都想在新闻市场上抢占最大的份额。估计再经过二、三年时间，新闻市场将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格局。
竞争导致中国的新闻媒介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有：
1、从过去的传者为主正逐步向受者为主的方向转型。以受者为主是和市场经济相对应的。在计划经济的模式下，中国新闻媒介也和其他部门一样，以传者（生产者）为主，我生产什么，你们就接受什么。编辑记者只考虑我给受众什么思想、受众应受到什么教育，而极少考虑受众需要什么。五十年代改革时提出“读者需要论”，其实，新闻媒介并没有真正实践。但竞争局面一形成，新闻媒介就不得不考虑受众需要什么。这方面最明显的变化莫过于广播电台。八十年代，电视的大发展把广播挤压到几乎无声无息的境地。但近两年，广播却异军突起，重展雄风。它利用自身制作简便、操作灵活的特点，针对听众的不同需要，开设各种专业“频道”：经济信息、交通气象、戏曲音乐、新闻报道、社会生活等等；在节目上大量采用现场直播、电话交谈、即时回答各种问题、让听众广泛参与。广播正向“窄播”方向发展，却争取到广泛的听众。可以说，以受者为中心这一观念挽救了广播。当然，从传者为中心到受者为中心的转型还仅仅是开始，还有许多问题尚待解决。
2、地方报纸全国化、专业报纸社会化、中央报纸地方化的趋势已显端倪。过去的报纸发行基本上是条块分割。各地方综合性日报以行政区域为主、专业性报纸以系统为主。现在，区域间的商品和生产要素流动已形成相当规模。经济上横向联系的增加，必然要求横向信息交流的增强。许多地方，尤其是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综合性日报向全国挺进，而专业性报纸力图面向全社会以争取最大的发行量，商品为报纸打开地盘、报纸又为商品充当先锋，从而形成全国规模的发行大战。而地方报纸挤压中央级报纸，使中央级报纸不得不奋起应战。《人民日报》率先办地方版、1995年元旦《人民日报》华东版问世。据说有些中央级报纸也将跟进。这必然加剧全国范围的发行竞争。
3、扩充硬件、扩大容量。从1992年以来，各地增版扩台的势头不可仰止。几乎在一年之内，全国省市以上的综合性日报都以4版扩为8版。目前的行情是增加到12版或16版。各地方的电台纷纷一台变多台，省市级以上电台一般都有综合台（以新闻为主干）、经济台、教育台、文艺台、交通台等等；无线、有线电视台则扩大频道，尤其有线电视台，大中型城市一般都拥有五个以上频道。与此同时，各新闻媒介都纷纷更新设备、兴建办公大楼；电脑写稿、电脑编排开始普及；采访手段、办公手段日趋现代化。用一句俗话，新闻媒介“鸟枪换炮”了。
4、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向集团化目标挺进。这一趋势在省市级综合性日报晚报上表现尤为明显。目前绝大多数省、市级综合性日报社以及部分晚报社都是出版一张大报加几份小报和一、二份刊物，同时还创办了信息咨询公司、出版社、房地产公司、印刷厂、旅游公司等等。少数的还有实业公司。产业日渐庞大、实力大增，报业集团已初显轮廓。尤其是近几年，一些大的新闻媒介广告收入年以亿元计，使这些新闻媒介挤身于利税大户的行列。
5、调整内部结构，搞活媒介机制。近一、两年，可以说所有新闻媒介都对内部结构作了大的调整，力图建立起“分工合理、人员精干，反应灵敏”的新机制。目前情况，各新闻媒介的内部机构设置尽管差别很大，但总趋势却是一致的。主要是：①提升经营管理部门的地位和作用。有些媒介已实行社长负责制，社长之下有总编辑和总经理双驾马车，处于同等地位。②精简冗员，竞争上岗。③试图打破按政府行政部门对口设置部室的老模式，建立条块结合、采编合一、对外界反应灵敏的新结构。④奖勤罚懒、奖优罚劣、拉开分配档次。
6、媒介的内容力图贴近生活、贴近受众，有进一步软化的倾向。市场行情、社会新闻、生活服务栏目以及都市随笔，在各报、台所占的份量越来越大。日报争出星期刊、电台争办点歌台、电视台争办游戏节目，软性化趋势日趋明显。在一定程度上是迎合相当一部分受众的需要。
追根溯源，媒介间激烈的竞争，其基本动力在于争取经济效益，最直接的目标是争取广告。这也是时势所逼。目前，各新闻媒介已成为独立法人，许多新闻单位已不再享受财政津贴，必须自负盈亏，依靠自己收益来求生存、求发展。在媒介的收入中，多种经营收入尚属小头；发行收入不断缩小（仅够成本）；广告收入的比例则急剧上升，它已成为维持新闻媒介生存、发展的经济命脉。而要争取广告，就必须提高发行量、收听率、收视率。
这一态势给新闻改革提出了一系列的新问题。新闻媒介面临新的挑战。我以为，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好新闻媒介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关系，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经济效益第二”的方针。这当中主要的问题是：
1、在激烈的竞争中如何保持媒介的高品位？这几年，有许多文章对媒介的竞争大唱赞歌。诚然，媒介间的竞争已不可避免：竞争使媒介的内容丰富多彩。但新闻媒介毕竟是精神产品。一般的商品在竞争中会自然向价廉物美的方向发展。而精神产品的竞争中则不免向通俗化，甚至庸俗化的方向发展。新闻媒介内容的软性化倾向就是明证。近两年，凶杀、猎奇、媚俗的新闻报道已大量出现，捧歌星、吹影星的势头不可抑止，消闲文字占据越来越多的版面、时间，色情新闻也频频亮相，这股煽情主义的浪头已相当严重。
2、如何对付广告客户对新闻媒介的压力？近两年，各电台、电视台节目更换频率，其杠杆是提高收听率、收视率，以吸引广告客户。有些具有相当思想性、艺术性的节目因为曲高和寡、收视率（收听率）较低而被无情砍掉。有些新闻、尤其触犯广告客户利益的批评报道在广告客户压力下被撤消。广告客户成了“审批”节目的冷面判官，甚至出高价买下版面来吹嘘自己，以次充好，以假乱真，误导消费者。这种日趋严峻的广告压力，新闻媒介应如何对付是不能不认真对待的问题。
3、如何防止“马太效应”？“马太效应”是指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怪圈。“马太效应”正在我国新闻界发生。我国新闻媒介之间的竞争一开始就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一些大报大台凭借原有的影响和实力，迅速抢占新闻市场绝大多数的份额，而且还有一系列优惠政策进一步强化它们的有利条件，这包括税率优惠、邮发优惠优先、选拨人才优先、发行优先等等。从而可以获得绝大多数的广告，经济实力以几倍、十倍的速度递增。而一些小报小台在竞争中则处于劣势，近几年已被大报大台挤压得难以立足，发行量、收听率逐年甚至逐月下降，经济收入也每况愈下，有些优秀记者编辑纷纷改换门庭，投入大报大台，使得这些小报小台质量更差，受众更少，广告更少，甚至已入不敷出。按照一般市场规则，大报大台最终必将挤垮、兼并这些小报小台。但由于我国新闻媒介的特殊性，这些小报小台又不可能倒闭或被兼并，虽难以维持却又必须维持。为了生计，某些媒介便铤而走“险”，违反规定，搞有偿新闻、出卖版面，这无疑是饮鸠止渴，自找绝路。
4、在发展硬件的同时，怎样加强“软件”建设？近两年，在硬件（设备）加速更新、发展的同时，“软件”却在加速滑坡，这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尤其是记者编辑的敬业精神、职业道德、社会责任感都有所降低。“一等记者搞承包、二等记者炒股票、三等记者拿红包、四等记者写本报”，多少反映出一些新闻单位的苦涩现实。面对缺少高质量的新闻、评论，总编们常常喟然长叹：“有了空调，没有头条。”加强新闻队伍的自身建设已刻不容缓。
5、和国际新闻界的竞争问题。正当我国报刊大战、电波大战热火朝天之际，西方以及港台地区的新闻媒介正从海陆空大举“入侵”。对这样严峻的局面，我们似乎熟视无睹，至少没有奋起应战。但是它们向我们争夺中国受众是不啻的事实。随着多媒体等先进传播手段的采用，预计这种争夺将更加激烈。中国的新闻媒介在与国际新闻界的竞争中能否牢牢吸引中国受众，中国受众能否信任中国的新闻媒介，这是关系到中国政局稳定的重大问题。其次，还有一个中国在世界上宣传自己形象问题。除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国外对中国的报道已基本被西方大的通讯社、广播公司垄断。它们对中国的报道实行的是“反面报道为主”的方针，极少有正确反映改革开放的新闻。这对我国的对外开放是极为不利的。最近上海《新民晚报》向美国发行，这当然是极其可喜的现象。但总的来说，中国的新闻媒介在国际上的影响和我国的国际地位，国力极不相称。
四、我国新闻媒介改革和发展展望
上述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当然必须在深化改革中来解决。现在，我国新闻改革的总目标已是相当明确的，那就是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逐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新闻体制、新闻媒介结构和新闻模式。这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历程，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的发展和完善而逐步建立起来，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步到位。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将有相当长的时期，在此期间，我国的新闻政策是否要作适当的调整，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课题来研究。预计在今后几年内，新闻改革的重心将是在坚持党性原则的前提下、处理好新闻媒介既是上层建筑又是信息产业的两重性关系、处理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这两个问题关系到我国新闻媒介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问题，关系到如何更好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问题。
1、各级党报需要下大力气来研究如何加强报纸的思想性、指导性，坚决刹住煽情主义倾向。我国新闻媒介的结构是以各级党报为核心的，尤其省市级党报在社会上的影响举足轻重。现在有些党报为追求发行量不惜降低报格，大量刊登煽情新闻。这和党报地位极不相称，是舍本逐末的荒唐之举。一张党报、没有思想、没有指导那就失去了它的意义。加强党报的思想性、指导性应该成为党报优先考虑的问题。
加强党报的思想性、指导性，在新的历史条件应该有新的模式。对于中央的重大方针政策、宠观调控措施和重大法则，我们的新闻媒介应该不折不扣地宣传，不能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但这不是要求我们照本宣科，或者随便寻找一些事例加以印证。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生产力水平不同，情况各异，中央反复告诫我们要从各地实际出发来创造性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这是各地新闻媒介大显身手的领域。这方面，新闻媒介有不少成功的先例。对恢复我国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宣传就是一例。要求“复关”，是我国政府的既定方针。一些新闻媒介以讨论和报道的形式来分析“复关”对我国不同产业的不同影响以及趋利避害的对策。这使我们的企业对“复关”带来的机遇和冲击有了思想准备和对策。我以为，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指导性的表现形式，即从过去印证式的宣传方法转到分析、研究、总结上来，分析新举措对各行各业产生的不同影响，以及新情况、新矛盾，研究可供选择的方案，总结从本地区本部门实际出发贯彻中央方针政策的新鲜经验。
党报基本上都是综合性日报，是传播国内外重大信息的主渠道。面对潮水般的信息流，党报需要对信息加以综合、分析，分别主次、分别轻重缓急，有目的地传播。不能没有中心、没有目的、没有分析和归纳，杂乱无章地填满版面。这样的信息传播可能产生误导，可能产生“信息污染”。
2、对受众的重新定位。现在不少受众抱怨：我们的报纸、电视、广播没有特色，日趋雷同。新闻报道、栏目设置、版面安排大同小异。雷同化趋势的原因很多，但在竞争中，新闻媒介片面追求发行量、收视率，收听率对雷同化有重大影响。报纸，不管大报小报、综合性日报、晚报、专业报以及大大小小电视台、电台都面向全社会，把各种不同职业，不同文化层次，不同兴趣爱好的受众都作为争取对象。这样一来，各种新闻媒介的受众越来越雷同。为了满足各种受众的需要，各种媒介只有走同一条路：大众化、通俗化。于是，哪一类新闻走俏，各种媒介都集中去抢这类新闻；哪一种栏目一炮打响，大家都一哄而上。
新闻媒介的雷同化趋势和社会发展的分群化趋势背道而驰。分群化（又称群体化）是现代化过程中必然趋势。不同的群体由于职业分工、文化层次、地域分布等等不同，有不同的志趣。文化上过去追求的雅俗共赏已难以达到，不得不雅俗分赏。同样，新闻媒介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以全社会不同群体作为自己的受众，只能选择其中一部分作为自己的基本受众，这就是新闻媒介的专向化。西方国家从六十年代开始，就把报纸分为严肃的高级报纸和通俗化的大众报纸，那些严肃的高级报纸并不一味追求发行量，而把重点放在追求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一定影响力的群体上。
为了使我国的各种新闻媒介办出有各自不同的个性或特色来，新闻媒介有必要对自己的受众重新定位，把其中一部分群众作为自己的基本受众，从满足这部分基本受众的需要出发重新设计自己报纸的风格和内容。这对各级党委机关报尤为重要，例如省市一级的党报，就应该以乡级以上的干部、企事业单位管理层、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尤其中年人）为基本读者群。如果能满足这部分人的需要，省市级党报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会对社会产生莫大的影响。
3、把新闻报道的着眼点转到市场上来。过去我们新闻报道的基本模式是“吃透两头”，即从基层的实际出发，有的放矢地宣传中央的方针政策。现在，“吃透两头”仍然是记者编辑的基本功。但我国的经济正在转向市场经济，市场的调节和资源配置作用越来越大，“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格局在逐步形成。这需要我们改变报道模式，把过去以反映、指导生产为主转到以反映、分析市场为主。当然，市场不仅是商品市场，还包括生产要素市场、科技市场、人才市场、文化市场、信息市场等等。这是新闻媒介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以目前情况看，有不少新闻媒介对市场反映、分析甚少，而一厂一品的报道仍然不少，模式未变，面貌依旧。
4、加紧新闻媒介内部的机构建设和队伍建设。从目前情况看，有相当一部分新闻媒介的内部机构没有理顺，有些管理手段违反国家规定（例如要求记者编辑承包广告费），尤其是我们的记者编辑队伍素质不能适应，需要采取思想教育、业务培训、纪律约束、行政措施等各种手段来加强队伍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