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条件下的科学技术——列斐伏尔的科技观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条件下论文,科学技术论文,科技论文,列斐伏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现代性与日常生活技术化
20世纪60年代，列斐伏尔开始从正面关注现代性问题，关注现代世界那些最引人注目的方面，如技术的不断过时与翻新，对新奇性与创造性的空前崇拜。
与传统技术的稳定性和缓慢的变化相比，无穷无尽的创新与变革成了现代技术的特点。这样一味地求新求异，不仅让人忘记自然（自然规律和自然资源）的限制，而且让人忘记生活本来的意义，疏离真正有意义的生活方式。现代人享受先进科技带来的福利，过着休闲式或消费式的日常生活。但作为一种肉体和心灵都非常脆弱的动物，现代人在持续面对过于强烈和快速的变革时很难保持健康和正常的心态。在20世纪，技术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渗透到日常生活中，技术的进步使发达工业社会对人的控制可以通过电视、电台、电影、收音机、网络等传媒而侵入人的闲暇，让人满足于眼前的物质需要而付出不再追求自由、不再想另一种生活方式的代价。正是在日常生活的私人化领域，新商品和大众传媒在维持着人的消极性，使人安于本分、循规蹈矩；汽车使生活私人化，电视、广播和报纸使人镇定。
列斐伏尔不但指出日常生活的局限，而且提及与日常生活相对的闲暇在现代性条件下所面临的物化、商品化的潜在危机。在生产和管理日趋机械化、标准化的现代社会，连旅行也成为一种被商业化流程和日程操控的活动，日常生活的重复性、单调性给人带来的无聊感日趋严重。在列斐伏尔看来，现代日常生活成了现代性制度与技术造成的新的病态现象，成了现代性不仅无法解决反而强化了的一种病态性症候，是现代性权力与制度压抑得最为严重的、变得支离破碎的领域。人的一切创造性活动都被转化为刻板的生活形式和受交换价值支配的商品化形式，物化和异化成为现代日常生活的主要因素。
列斐伏尔指出，虽然现代性表现为如此之多的矛盾，但并不会很快就走向衰朽，因为现代性又包含了许多解决或延缓矛盾激化的潜能，如科技革命便是对总体性革命的拙劣模仿，科技革命和资本积累部分地取代了总体性革命。现代资本主义日常生活的异化是通过大众文化、大众传媒（影视、半导体等）和消费控制实现的，是资本主义科技发展的结果，鲜明地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列斐伏尔认为技术这种现代主义正在取代现代性而潜在地改变着日常生活。在现代科技革命带来的巨大成就和便利面前，以科技创新为导航的积累过程不仅将现代世界的所有矛盾都统摄于自身之中，缓和了现代性的矛盾和危机，而且使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变化。
针对现代技术面向的是效率的需要、出于资本对利润的追求，列斐伏尔认为，技术只有在为了人的生活时才是有益的，主张日常生活技术化，提出“让技术为日常生活服务”、“让每一种技术方式都被用来改变日常生活”。（Lefebvre,1971,p.204）这意味着技术由面向效率的需要转到面向日常生活的需要，日常生活成为充满着人的创造性、主动性的生活。列斐伏尔也以犀利的眼光看到，在与日常生活的关系上，现代技术也有不同于传统技术的新特点，即现代人的日常生活成为放大了的技术实验室：虽然具有更好的生活保障和更高的生活水准，但是人们与自然、传统、社会接触的机会和时间越来越少，日常生活技术化的消极后果是人的现实感的丧失和感性生命的萎缩。列斐伏尔深刻揭示了技术时代人类的生存困境，认为随着技术向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渗透，现实世界在千篇一律地技术化。技术在大尺度范围内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虽然是持久的，但毕竟是间接的；它的最直接和最引人注目的影响表现在小尺度的日常生活中，现代人的日常生活是技术建构的。技术能改变人之衣、食、住、行的具体内容和方式，却不能改变衣、食、住、行这种需要本身，并且技术本身也产生于这种需要。日常生活危机的实质在于技术破坏了日常生活的本质特征，即损害了作为日常生活主体的人，消解了日常生活的人性化特征。例如，通讯技术虽然扩大了人际交往的空间，但这种以技术为媒介的方式增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间接交流，人直接面对的是技术器具；面对面的、生动的和全方位的交流本是日常生活人性化的一项基本要求，现在却被日常生活的技术化减少甚至抹煞。日常生活的危机源自技术对它的损伤。
当然，技术对日常生活的影响既丰富又复杂，不能一概而论地认为技术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全是消极的，必须具体地分析技术在哪些方面、以何种方式和在什么程度上对日常生活造成了损害。在当今技术应用中普遍存在的是技术对人的强制现象，它导致对人的身心正常需求的压制和扭曲，造成人的异化并引发日常生活的危机。日常生活被科技所改变，科技呈现日常生活的特性。技术不仅仅是一种手段，还是人的一种生活方式，现代技术尤其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有助于对自然和人的统治，“纯技术和纯自然的迷思相互支持、相互毁灭”。（ibid,1995,p.90）
列斐伏尔把现代性的展开分为两个阶段：早期现代性和晚期现代性。如果说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变标示日常生活的出现，那么从早期现代性向晚期现代性的发展则更凸显日常生活的种种特征。
在现代性的早期阶段，日常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还未引起人们的关注，还保留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对人们的感性世界、主体间对话和情感关系还保持了相当的关切，这一时期的日常生活尚能勉强抵挡越来越强大的技术理性（现代性的主要特征）对人的控制。到了现代性的晚期阶段，日常生活趋向于稳定化、结构化和功能化，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场所，以抽象商品形式出现的“量的关系”取代了“质的要求”，日常生活的深度、复杂性和差异性逐渐瓦解，日常生活的重复性与技术理性交织在一起，日常生活日益刻板化和商品化。
现代性从早期阶段到晚期阶段，出现了一系列深刻变化。在现代性的早期阶段，对抽象理性优越性的普遍诉求、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不断进步的历史理念曾是强大的社会整合力量。然而到了现代性的晚期阶段，随着社会文化诸多领域出现了碎片化和离散性，意识形态陷入了技术理性的刻板之中，消费成为自我认同的动力和表征，界定人的现代性程度和个性，消费压倒生产，日常生活处于总体的统治和商品化之中；社会体制又激发了人们对商品无法满足的欲望，导致普遍的不满和不安，导致价值观的深刻危机。人们为了摆脱这种不安和压抑日趋转向种种闲暇活动，从中寻找解脱。但当代的闲暇活动失去了自由和创造的特性，也高度商品化和组织化了，表现出被动性，人对于劳动和休闲失去了自主权。产业革命却使工人变成了日夜不停地工作的机器的看守人，工作的紧张导致了人们不再可能像农业社会那样去享受休闲，休闲者失去了自主休闲的自由。
列斐伏尔倡导的日常生活技术化启示我们：科技发展应惠及民生，一项小发明、小窍门往往能解决民生的大问题；民生科技是以解决民生问题为己任的科学技术，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支撑。在当代中国社会中，技术日常生活化与日常生活技术化是一种社会思潮。日常生活技术化可以消除技术与生活的距离，现代技术聚集、物化日常生活丰富多彩的内容，在把生活转换成技术的同时也把技术转换成生活。技术日常生活化可以弥补工具理性造成的人性偏枯，有助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个人。列斐伏尔尖锐地指出，日常生活技术化的过程正日渐为经济利益所操纵、所驱使，技术出现了商业化的倾向，变成了一种被人控制也控制人的因素。列斐伏尔对技术和日常生活的融合持审慎态度，既不否认“日常生活技术化”的意义，也不全面拥抱“技术日常生活化”，而是保持着清醒头脑和批判精神，使技术重新回到日常生活这个创造性源头，实现技术和日常生活的融合，使技术成为日常生活的要素，让技术在促使日常生活转变的过程中自身也获得新生。随着以人为中心的人性化技术的发展和推广应用，人必将寻回其在日常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并恢复先前弥漫于日常生活的人性氛围。一切技术都应维护和强化日常生活的主体性与人性化特征，维护人生命栖居的永恒的家园。
日常生活既是技术的发源地又是其归宿，现代技术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健康合理的技术要与人的日常生活保持密切联系，要适用于人的操作和使用，让人有更多的机会与自然、社会进行感性的交往活动。
二、现代性与科技异化
在现代化进程中，人类试图利用科技控制自然，消除不确定性，结果却在更大规模上导致了不确定性。现代性追求理性和科学，迷信科技的万能，忽略了科技的负面效应。对现代性进步的肯定和对现代性异化本质的批判是由现代性本身的辩证特性决定的，体现了现代性的辩证法。在现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自己的反面，现代性的阴暗面和光明面同样令人触目惊心。
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肆意地从自然界掠夺、获取资源，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洪水、沙尘暴、酸雨等现象频繁发生。现代科学技术使人们日益受到核武器和克隆技术的威胁，人们似乎成为自身劣行的奴隶，人的生命似乎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工业和技术至上的理念让离开了群体的个人变得微不足道，技术出身又被技术理性浸透的人因墨守成规而受到权力的青睐，平步青云地走上领导岗位而成了技术官僚。技术官僚是技术理性和权力的结盟，是20世纪的新生事物和现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技术的合理性变成为支配或统治的合理性，技术的解放力量转而成为解放的桎梏，技术进步带来的享受与安逸掩盖了技术和统治压迫合理性的关系。就技术提高了人类的物质能力而言，它和理性一样，只可扬弃，不可废置。科技理性既阻碍也推动了价值理性的发展，推动了个人独立人格、自由、平等的发展，突破了地区性的狭隘限制，使人的普遍联系成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人类的解放；但同时，随着现代化的推进，科技理性逐步占据社会核心位置，由一种解放力量退化成一种压抑力量与统治手段，科技理性向日常生活的扩张导致了日常生活的殖民化。大机器的纪律性要求把自由自觉的人变成了一种机械的存在，人类摆脱了受制于自然的命运，却又陷入机器的控制之中。在科技理性大行其事的社会，科技异化以更加隐蔽的形式和不可抗拒的力量塑造着单面的社会与单面的人。科技异化即指：人们用科技改造过的对象不是对科技主体的本质力量及其过程的积极肯定，而是消极否定。
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起步较晚，现代化程度和水平还十分有限，在许多方面不得不借鉴或模仿科技发达国家，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发达国家，因而我国在科技异化问题上也具有一定的受动性：有些问题是盲目模仿发达国家的后果，有的问题是西方发达国家直接或间接转嫁的结果，有些问题是我们被迫卷入不平等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结果，而有的问题则产生于上述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无论具体情况和原因如何，科技异化在我国都是现实的问题，我们不得不倍加重视。
列斐伏尔认为，科技异化不单纯是资本主义国家所独有的。现代技术的不断发展导致技术统治、官僚与殖民，使社会陷于技术专制或暴政之中，导致工人失业、社会交往割裂，人失去自主活动，失去了主体性、个性和发展的全面性，成为机器化大工业体系中的一个“部件”。科技成为我们时代普遍有效的统治工具和支配原理，而当科技过度膨胀并干扰日常生活的再生产过程时，现代性就出现问题。科技是隐形的意识形态。正因为其隐形，极大地减少甚至消除了其统治的各种阻力，才具有强大的渗透力，不仅控制着人的生产活动，也控制着人的生活方式；不仅控制着人的外在行为，也牢牢地控制着人的内心世界，构成了社会强大的统治力量。科学技术在现代生活中担负起解释统治合法化与维护制度的任务，在现代社会中具有辩护的功能。科技崇拜在政治领域表现为技治主义。专家治国有利于实现民主决策的科学性，但科技的独断专行也会损伤、断送民主。社会的技术化造成的效应是多方面的。就其积极方面而言，人在通过技术手段拓展周围世界的同时，扩展了自身的主体性，增强了控制世界的能力和驾驭自己命运的力量，在物化世界中实现了自身。技术改变着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分工与经济结构，并引起社会结构和社会管理方式的改变。从文化方面来讲，技术应用必然要求与它相适应的文化环境，改变人的既有观念，重塑社会价值体系并促动社会行为规范的转换。在列斐伏尔看来，技术问题作为现代性的根本问题之一无法回避。科研和技术开发被金钱与政治势力所左右，变成新的撒旦，科技异化把世界颠倒了过来。
既然现代性的最大特征和现代性问题的总根源就在于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对日常生活的掌控和由此导致人的主体性的丧失，那么要破除理性的肆虐，就应该恢复感性的权威，用感性的灵动和激情唤醒技术理性造成的日常生活的平庸化和僵化状态，使日常生活重新焕发生机，使人的主体性回归。
列斐伏尔把技术和审美都归入现代性的谱系之中，认为审美现代性作为现代性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在美学与艺术领域对人的灵性、本能与情感需求的强调：既是从感性生命的角度对人的主体性的直接肯定，又是对现代科技文明与现代进步观念的怀疑和否定。列斐伏尔指出，现代世界有其独特的矛盾：一方面，技术的进步导致一切经验有组织地社会化；另一方面，人既被组织进复杂的和被控制的活动中，又在这些活动中全然不知自己是社会公共的存在。虽然人们通过革命变革现实的要求被技术的不断创新及其带来的生活的巨大改善所淡化，但技术并不能达到对总体性革命的全面替代；相反，它以扭曲的形式制造了主体性发挥的假象，因为技术对现代世界的主导不仅没能带来世界的和谐发展，反而出现了技术理性的泛滥和主体性的丧失，技术掌握物质财富的能力与个人对经验、身体、需要、时间、空间的适应能力不平衡。现代性已经使主体性无所皈依，被迫屈服于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主体性在现代性条件下丧失了发展的真正基地，陷入了抽象的发展，得到了虚假的张扬。无论是在道德理性的层面上还是在感性的层面上，主体性都不可能得到足够的发展；即使是有某种发展的假象，也是抽象的、扭曲的发展。主体性的这种抽象、扭曲的发展竟成了为现代性张目以便让现代性逃避总体革命的理由。
列斐伏尔从技术滥用的视角揭示现代性，批判技术理性反人性、反生命的异化本质：人被严重地片面化和原子化，工业的大机器生产和严格的劳动分工导致了人的主体性的丧失与严重的主体间疏离。现代性的主要特征是自由创造的精神，现代性促进了人的自由，又给人带来了新的束缚。在现代性开辟的愈来愈大的空间背景下，个人自由会通过参与群体的运作而造就出更多更大的风险与矛盾，较多的个人自由同时意味着出现较多的人际矛盾。现代技术具有某种非主体化与非人性化色彩，技术设计偏重于追求效率与功能，不惜使人成为技术系统运转（生产流水线）的一个环节，使人处于从属地位；随着交通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世界被连接成一个紧密的整体，地球变得越来越小。面对铺天盖地的信息和万象纷纭的世界，人像是处身于一部已发动起来的、庞大的世界机器中。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中，这部机器对人的全面发展和丰富的社会关系具有不断遮蔽的趋势。列斐伏尔认为，现代性改变了时间与空间的表现形式，并进而改变了人们经历与理解时空的方式，促进了时间的压缩与空间的扩展。在现代性的发展过程中，交通或通讯都致力于追求速度的突破与时间的压缩，缩短交流时间并降低空间的隔离性是促成现代性发展的动力，数字化的社会由时钟到工序到程序表都对人的生活时间进行排序和计算。
列斐伏尔从科技角度批判现代性，这种批判既从技术日常生活化的维度建构现代性，又从科技异化的维度解构现代性，是富有新意的现代性研究。列斐伏尔对现代性的态度是爱恨交织和苦乐参半的，认为现代性既有建设性又有破坏性。20世纪初以来的科技革命和积累过程也不能消解资本主义社会已有的矛盾，只是把旧的矛盾保存下来，让它们从属于自己不断地向外拓展的过程。列斐伏尔倡导人道化技术，认为现代性的目标是人道主义，技术最根本的方向是真正地服务于人的日常生活，解决现代性的矛盾和危机。技术应用带来的问题只能通过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来纠正和解决，但技术发展不是漫无目的的，而必须置于严格的价值规范下，科技的发展趋向于人的真正自由和解放。如果说为了消除能源问题、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必须发展节能技术、绿色技术（环保技术）和生态技术，那么要解决日常生活技术化造成的主体性和人性的丧失问题就必须发展以人为中心的、人性化的技术。“以人为中心”是指在设计和应用技术时要顾及人的身心需要，力求使技术适合人的身体存在并满足人的心理需求，从而避免强迫人去适应技术，避免技术变成一种对人的专制力量。“科技的人性化”是指科技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始终围绕人的生存和自由全面发展从社会大系统入手。科技人性化的道路是艰辛而漫长的，建设和谐社会是消解科技异化、促进科技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
虽然列斐伏尔错误地否定了马克思现代性政治革命概念的经典意义，但他的观点对我们理解中国现代性问题具有借鉴意义。现代性在不同国家与民族有不同的实现方式。我们不能把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归罪于现代性本身，不能把这些问题视为现代性合乎逻辑的必然归宿，而应该把对现代性中负面效应的批判变成对社会主义目标追求的必然性的论证，变成推进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体制的强大动力。现在流行一种说法，认为目前中国尚处于前现代化时期，尚处于实现现代性、向现代化的过渡之中，因而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负效应是实现现代性所必然要付出的代价。这是一种十分糊涂而又非常有害的观点。列斐伏尔之所以如此尖锐地批判和揭露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负面效应，目的是要人们自觉地趋利避害，一方面充分享受现代性的硕果，另一方面把代价降到最低限度。现代性在中国还是一个未得以充分展开的、未竟的事业；认识和解决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必须立足于中国的现代化实践，批判地吸收列斐伏尔现代性理论的合理内涵。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是一条正确的追求现代性的道路。只要坚持做下去，中国人民就能既享受现代性的优秀成果，又排除其负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