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肃宗时期中央政治的二元格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格局论文,时期论文,中央论文,政治论文,唐肃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皇帝制度自秦朝正式确立以来就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核心。皇帝权力不唯至上，而且独尊，对一切制衡或威胁皇权行使的权力系统，它都有一种排抑与抵制的机能。这是皇权运行的一般法则。唐朝时期，皇帝制度进一步发展与完善，唐肃宗李亨在位期间（公元756—762年），恰值安史之乱（公元755—763年）中，安史之乱对唐朝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造成了猛烈冲击，皇帝制度在此时期也出现了历史上极少见的情况。一般认为，因避乱逃至成都的唐玄宗承认肃宗即位的既成事实、自称太上皇，便失去了政治权力，他为肃宗举行册命，只是给自己找个台阶、留点面子而已。
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唐玄宗不仅不甘心放弃最高权力，而且仍掌握着相当的权力，他为唐肃宗举行册命之前，对中央政局做了精心安排，使其权力得以法律的形式保留下来，并持续了相当长的时期。这样，就在实际中形成了太上皇与皇帝两个政治中心。他们在平叛这一点上具有共同利益，并借以相处共存；皇权独尊的法则，使双方关系微妙，冲突难免，唐肃宗时期皇权运行呈现出一些新特色。为了较方便地把握这一政局的特征，文中姑称之为中央政治的“二元格局”。笔者认为，把握住此点，就掌握了剖析肃宗朝中央政治的钥匙，肃宗时期中央政治运行中诸如施政方针，平叛方略等问题，皆可由此得启其玄机，获圆满阐释，代宗以降社会政治状况的形成，也差可由此探求其渊薮。拙文旨在通过探索对玄宗至肃宗朝中枢政局作一新的认识。不当之处，敬祈教正。
一、二元格局的形成
安史之乱的爆发，对唐朝中枢政局产生了巨大冲击。马嵬之变后，身为太子的唐肃宗分兵北上，并于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七月甲子（十二日）即位灵武，此乃唐中央政治的一次剧变。
肃宗即位初，虽然制度文物未备，朝廷文武不满三十，但其政治意义在于：在玄宗避乱入蜀之际，灵武又出现了代表唐政府的中央朝廷。只是未获玄宗的认可，其法统地位难免受到质疑，像肃宗命河西节度副使李嗣业领兵五千赴行在，李嗣业竟“缓师以观变”，没有立即奉诏而至[①]。肃宗即位当天就遣使赴成都，正是为早日得到玄宗的承认，弥补这一缺憾。同时，“肃宗即位之初，遣使乘驿，布于江淮，王命再通”[②]，广造声势；正在河北、河东作战的朔方军节度使郭子仪奉诏归镇，使初即位的唐肃宗得到军事上的支持，其意义非同小可。杜甫《送灵州李判官》诗末句云“近贺中兴主，神兵动朔方”，就足见当时人的心情了。更有意义的是，肃宗高举平叛旗帜，宣称“朕所以治兵朔方，将殄寇逆”[③]，视平叛为头等大事，这得到各地百姓尤其是关中、河北一带敌陷区百姓的拥护。这成为灵武朝廷存在的现实理由，也是后来与玄宗抗衡的砝码之一。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曾对此事评价说，乱世之中百姓各视朝廷去就为根本，故中央朝廷的重建，是有其政治价值的。
据《旧唐书》卷九《玄宗纪》，玄宗南下剑南途中，连续任命了剑南节度副大使崔圆、宪部侍郎房琯、巴西太守崔涣为同平章事。这样，加上左相（侍中）韦见素，玄宗抵成都时已有四位宰相。再从至德二载（公元757年）正月玄宗又以宪部尚书李麟同平章事“留总百司”[④]的情况看，成都的朝廷无疑仍有相当的规模。更应指出的是，玄宗于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七月丁卯即肃宗即位后三月，颁布了《命三王制》：
太子亨，宜充天下兵马元帅，仍都统朔方、河东、河北、平卢等节度采访等都使，与诸路及诸副大使等，计会南收长安、洛阳，以御史中丞裴冕兼左庶子，陇西郡司马刘秩试守右庶子。永王璘充山南东道，江南西路、岭南、黔中等节度度支采访等都使，江陵大都督如故，……；盛王琦宜充广陵郡大都督……，丰王珙宜充武威郡都督……，应须兵马甲仗器械粮赐等，并于诸路自供。……其署官属并本路郡县官，并各任自拣，五品已上署置迄，闻奏……。[⑤]进行了具体的平叛战略布署。八月初一抵达成都后，又颁布大赦制文：“朕用巡巴蜀，训厉师徒，命元子北略朔方，诸王分守重镇，合其兵势，以定中原……。”[⑥]仍然嘱意于布署平叛，并曾表达了“思与群臣重弘理道”[⑦]的决心，未曾一刻忘怀其君王身分。
上述说明，灵武即位伊始，唐朝就在实际上形成了两个政治中心。这是安中之乱中京师沦陷，朝廷播越的形势下出现的特殊政治局面。
在玄宗闻讯肃宗即位后，高力士曾如是说：“陛下躬亲庶务，子有黔黎四十余年，天下无事，一朝两京失守，万姓流亡，西蜀、朔方，皆为警跸之地；河南、汉北，尽为征战之场……。”[⑧]所谓“西蜀、朔方，皆为警跸之地”，正说明玄宗一统天下四十年的局面不复存在，而今形成了西蜀（玄宗）、朔方（肃宗）两两相对的局面。
不过，二元格局的正式形成，是在天宝十五载即至德元载（公元756年）八月十六日丁酉，其标志乃是这天颁布了由贾至撰述的一道诏书——《明皇令肃宗即位诏》。诏书云：
……今宗社未安，国家多难，某（指李亨）英勇雄毅，总戎专征，代朕忧勤，斯为克荷，宜即皇帝位。仍令所司择日，宰相持节，往宣朕命，其诸礼仪，皆准故事，有如神祗简册申令须及者，朕称诰焉。衣冠表疏礼数须及者，朕称太上皇焉。且天下兵权，制在中夏，朕处巴蜀，应卒则难，其四海军郡，先奏取皇帝进止，仍奏朕知，皇帝处分讫，仍量事奏报。寇难未定，朕实同忧；诰、制所行，须相知悉。皇帝未至长安已来，其有与此便近，去皇帝路远，奏报难通之处，朕且以诰旨随事处置，仍令所司奏报皇帝。待克复上京已后，朕将凝神静虑，偃息大庭，踪姑射之人，绍鼎湖之事……[⑨]。此诏系玄宗闻悉肃宗即位四天后颁发。他承认了肃宗即位事实，自称太上皇，但这并不意味玄宗从此成为政治摆设。诏书中有四点值得注意：一是肃宗虽然得到了对军国事务的处理权，但事后须向玄宗汇报；四海军郡向肃宗奏请的表疏，也须同时奏闻玄宗知悉。二是玄宗保留了以“诰旨”形式处理军国事务的权力，尽管也表示事后由“所司奏报皇帝”，但可以“去皇帝路远，奏报难通”为由“随事处置”。也就是说，玄宗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独立颁行诰旨处理国政的权力。三是玄宗把所谓放弃上述权力的时间划定在“克复上京（长安）已后”，这给肃宗的施政方针与平叛方略带来了极大影响。有关这一问题，后文还将详说。四是所谓“寇难未定，朕实同忧，诰制所行，须相知悉”，既强调双方所行之诰、制要相互通气，又表达出玄宗对平叛工作的极大关注，这与肃宗即位灵武时打出的平叛旗帜交映成辉。正是由于共同的平叛目标，远在巴蜀的玄宗承认了处于平叛前线的肃宗即位；另一方面，肃宗即位之初，虽获得了如朔方等镇兵的支持，若独立从事平叛似尚嫌力量不足，故依然有赖于玄宗方面的奥援而不能断然割绝与玄宗的联系，何况从《命三王制》及后来的史实看，剑南、江淮、山南、岭南等广大地区仍处于玄宗直接控制下，而江淮、山南又是后来唐平叛战争仰赖之主要财赋供应地与供应线。这决定了唐肃宗也毫无可能不取得玄宗的册命。
到八月十八日，玄宗颁《肃宗即位册文》：
维天宝十五载岁次庚申七月癸丑朔十二日甲子，皇帝若曰：咨尔元子某……，洎予大业（一作“六叶”），恭位四纪，厌于勤倦，缅纂（一作“慕”）汾阳，当保静怡神，思我烈祖玄元之道，是用命尔元子某，当位嗣统[⑩]。 册文中也有三点应予注意：一是所谓“厌于勤倦”云云只宜视为官样文章，不仅事实并非如此，而且与前天《令肃宗即位诏》中所言“寇难未定，朕实同忧”调子不同，倒是与灵武方面颁布的《肃宗即位赦》中宣称“圣皇久厌大位，思传眇身”(11)之类的口吻相似。这反映出玄宗册命时，对业已成为现实的灵武方面有某种让步，而这种让步则保证了双方共处成为可能。二是这份颁布于八月十八日的文件，却把时间提前到肃宗即位（七月十二日）时，这不应是册文中的日期被改动过，而是唐玄宗的有意安排，这恰恰也是玄宗的高明之处。其用意不尽在于说明肃宗即位的合法性，更在于说明已属既成事实的即位，仍当秉其册命而后方具有合法性，以此进一步向肃宗政治中心施加影响。三是唐朝其他皇帝即位册文中都例有奏册行礼的宰相名单，而这一册文中却一反惯例，没有写入，只是前日颁《令肃宗即位诏》中有“令所司择日，宰相持节往宣朕命”的安排。事实上在颁册文后就另即委派了宰相韦见素、房琯、崔涣等奉传国宝玺赴灵武行册命礼。这样，遂给这一追认式的权力交接打了折扣，从而使本来极为庄重的册礼不可能“皆准故事”举行。玄宗先于《令肃宗即位诏》中明言“朕之传位，有异虞典，不改旧物”云云，也不宜等闲视之了。这是唐玄宗在所谓“传位”过程中所做的巧妙安排，其目的无外乎保持自己政治上的主动。我们只要看看下面肃宗见到“持节往宣朕命”的韦见素等人时的反应，就可明白玄宗之用意了。
据《通鉴》卷二一八至德元载九月载：“上至顺化，韦见素等至自成都，奉上宝册，上不肯受，曰：‘此以中原未靖，权总百官，岂敢乘危，遽为传袭！’群臣固请，上不许。置宝册于别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礼。”直到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十二月甲子，玄宗自蜀还京，“御宣政殿，以传国宝授上，上始涕泣而受之”(12)。唐肃宗没有直接从韦见素手中接受宝册，正与上述玄宗精心安排的传位方式直接相关。再看《旧唐书》卷一一一《房琯传》的记载：“（琯）至顺化郡谒见，陈上皇传付之旨，因言时事，词情慷慨，肃宗为之改容。”房琯所言“时事”，自是个人见解，所“陈上皇传付之旨”，当是宣达玄宗的本意，因其使命就是“往宣朕命”的。那么，肃宗之若何“改容”，当大有深义，未受宝册，便也不难理喻了。
总之，地处巴蜀的玄宗闻知肃宗即位后，因其得朔方等镇兵支持，又有平叛之旗帜，不能不对处于平叛前线的肃宗予以追认，承认既成事实。但在履行传位、册命礼仪时，又巧妙地把肃宗即位纳入自己的政治安排之中，最大可能地向肃宗政治内部浸透，施加影响力，并颁布了《令肃宗即位诏》作为保留其固有权力的法律依据，使唐肃宗为求获得合法正统之认可，于接受册命时，不得不接受诏书中对此所做的安排，使权力的交接过程留下空隙，从而形成了玄宗（太上皇）与肃宗（皇帝）各掌大权、共同进行平叛战争的二元政治格局。双方都以平叛为目标，互有妥协、让步，从而得以共存。
二、二元格局的内涵
长期以来，学界同仁似乎对《明皇令肃宗即位诏》的政治意义较少注意，对其在法律上的权威性如何也就无从说起，只是简单地认为玄宗承认肃宗即位并加以册命仅是为自己找一个台阶、留点面子而已。那么，以玄宗和肃宗为中心的两个中央朝廷之间是如何相处，亦即这一诏书的法律效力如何呢？这要从两方面考察：一、肃宗处理、决定军国事务时是否向成都的玄宗请示、汇报，是否听从玄宗的指令？也就是说，肃宗（包括其文武大臣）是否承认玄宗法统权力的存在？二、玄宗是否仍然行使其权力，亦即玄宗的权力地位是否仍实际存在？
应该说，因现存史料记载阙漏，给研究带来诸多不便，如《旧唐书》玄宗纪自至德元载八月到来年九月间竟未措一字等。我们试透过现见史料的剖析，对上述问题做一解答。
据《通鉴》卷二一八至德元载九月条：
他夕，上又谓（李）泌曰：“（张）良娣祖母，昭成太后之妹也，上皇所念。朕欲使正位中宫以慰上皇心，何如？”对曰：“陛下在灵武，以群臣望尺寸之功，故践大位，非私己也。至于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过晚岁月之间耳。”上从之。同书卷二一九至德二载正月条又记载：
上从容谓李泌曰：“广平为元帅逾年，今欲命建宁专征，又恐势分。立广平为太子，何如？”对曰：“臣固尝言之矣，戎事交切，须即区处，至于家事，当俟上皇。不然，后代何以辨陛下灵武即位之意耶！……”泌出，以告广平王俶，俶曰……：“陛下犹未奉晨昏，臣何心敢当储副！愿俟上皇还宫，臣之幸也。”上赏慰之。这是肃宗册后、立储要秉承玄宗之命的力证。结果，张良娣直到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三月戊寅方得正位中宫，广平王俶得为太子也到了这年五月庚寅(13)。其事皆到长安收复半年之后。
另外，肃宗在平叛当中从未间断与成都的联系。据载：“上自散关通表成都，信使骆驿（胡注：往来不绝曰骆驿）。”(14)“通表”内容今已难得其详，但络绎不绝的信使向玄宗汇报平叛形势等是正常的；再说，表疏本来就是臣子向君父奏事常用的一种形式。玄宗“每得上表疏，讯其使者”，对肃宗此举深表欣赏，曾下诰表扬：“……今皇帝奉而行之，未尝失坠，每有衔命而来，戒途将发，必肃恭拜跪，涕泗涟洏，左右侍臣，罔不感动。”(15)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十一月壬申，唐肃宗于两京收复后曾颁一道制书云：“今两京无虞，三灵通庆，可以昭事，宜在覃恩，待上皇到日，当取处分。”(16)更直接由肃宗之口明确讲出覃恩诸事当待玄宗自巴蜀归京后“处分”，当然说明他对玄宗权力的认可！
肃宗身边的官员，也有同样观念。长安收复之初，肃宗派人入京“陈告宗庙之礼，有司署祝文，称‘嗣皇帝’。（颜）真卿谓礼仪使崔器曰：‘上皇在蜀，可乎？’器遽改子。中旨宣劳，以为名儒，深达礼体。”(17)由颜真卿的质疑与崔器的修正，说明他们都尊重玄宗在蜀的现实，从“中旨宣劳”看，肃宗对颜真卿的建议亦表赞同。肃宗君臣均对玄宗无丝毫回避，当然说明对其地位依然认可。
那么，唐玄宗方面呢？
据《通鉴》卷二一九至德元载十月条：玄宗以武部侍郎李峘为剑南节度使，接替与宰相崔圆有矛盾的颍王璬；不久，又“命璬与陈王圭诣上宣慰”，至德二载正月，“上皇下诰，以宪部尚书李麟同平章事，总行百司，命崔圆奉诰赴彭原”。又据《旧唐书》卷一○《肃宗纪》：至德二载（公元757年）正月一日，为表彰肃宗的“李谨”，玄宗下诰：“其天下有至孝友悌行著乡闾堪旌表者，郡县长官采听闻奏，庶孝子顺孙沐于玄化也。”五月庚申“诰追赠故妃杨氏为元献皇太后，上母也”。上述说明玄宗仍以“诰”的方式行使权力，特别是署官命相，更有力地证明了此点。着人奉诰告知肃宗，恰与前述诏书中“诰制所行，须相知悉”的精神相符。
再看玄宗委任委五琦一事。第五琦时任北海郡录事参军，太守贺兰进明“令琦奏事，至蜀中，琦得谒见，奏言：‘方今之急在兵，兵之强弱在赋，赋之所出，江淮居多。若假臣职任，使济军须，臣能使赏给之资，不劳圣虑。’玄宗大喜，即日拜监察御史，勾当江淮租庸使。”(18)此事至少可得两点认识：一、贺兰进明在肃宗已经即位灵武的情况下，仍派其属下第五琦入蜀奏事以及第五琦被委重任，说明玄宗之政治权力和地位犹存；二、玄宗委任第五琦的目的在于使其理财济军需，当然是服务于平叛工作，说明玄宗不仅未曾放弃大权，而且着眼点也没有脱离平叛靖乱。
甚至玄宗归京之初，其权力仍然存在。从《通鉴》卷二二○至德二载十二月条所载“上欲免张均、张垍死”，玄宗终未慨然允诺“上泣而从命”的情况，大致可领略玄宗在处理刑狱方面的权力情形。
以上说明，不仅玄宗于成都仍实际紧握政柄，而且肃宗君臣也承认其法统地位，对玄宗权力不曾稍有忽怠。由此而言，唐玄宗所设计的政治格局是一个实际存在，这正是我们称之为“二元格局”的缘由。玄宗重归京师后，元结所赋《大唐中兴颂》中“二圣重欢，地辟天开”(19)之语，恐亦有某种奥妙。
其实，当时肃宗的一些大臣对此政治格局看得已很明白。如贺兰进明曾对肃宗道：“‘且房琯 在南朝佐上皇，使陛下与诸王分领诸道节制，仍置陛下于沙塞空虚之地，又布私党于诸道，使统大权，其意以为上皇一子得天下，则己不失富贵，此岂忠臣所为乎！’上由是疏之。”(20)贺兰进明以“南朝”喻指玄宗在成都的政权，说明它与肃宗朝廷不唯有地理的悬隔，而且含有政治核心相异的意蕴。胡三省作注时仅说“上即位于灵武，进驻彭原，其地在关山之北，上皇在成都，其地在关山之南，故谓之‘南朝’”(21)，是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
对此双边关系，日本学者冈野诚氏曾论及：“以肃宗为中心的灵武政权与以玄宗为中心的蜀政权便处于一种潜在的对立状况，甚或可视为一种南北朝之对立。”“据贺兰进明所述所见，对肃宗政权来说，‘南朝’已成为玄宗政权之惯称。”(22)按“南朝”是否对玄宗方面的惯称，因仅见此一例，鄙意尚未敢肯定，但冈野诚所论，正与上述二元格局的观点相呼应，但可视为拙文论点的同调。
三、二元格局下的肃宗朝政治
肃宗时期最大的政治当首推平叛，平叛是其政治中毋庸置疑的头等大事。唐中央政治的二元格局，对肃宗朝政治产生了直接的、决定性的影响。肃宗平叛过程中，处处都打着这一政治格局的烙印。其中，处理永王璘事件和确定收复长安、洛阳为首要平叛目标至为显著。
永王璘是奉玄宗诏、制任四镇（山南东、江南西、岭南、黔中）节度等诸使、江陵郡大都督的，他于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九月赴任江陵。此时肃宗即位业已两月，并获玄宗正式承认。但是，除见到高适（随玄宗入蜀）对此有过不同意见外，并未见有人对永王奉命出镇感到不妥，倒是不少人对此寄予了无限期望。李白《永王东巡歌》（录第五、十两首）：
二帝巡游俱未回，五陵松柏使人哀。
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贤王远道来。
帝宠贤王入楚关，扫清江汉始应还，
初从云梦开朱邸，更取金陵作小山(23)。就大致反映了这一趣向。
从前引《命三王制》内容看，永王出镇后召募士将、补署官吏、积聚江淮财赋等(24)，并不属擅权妄为，均符合玄宗诏制的授权规定。所以，时任庐陵郡司马的崔祐甫拒绝永王厚礼相邀，“人闻其事，为之惴栗”(25)。此说明永王有以号令江淮者，正在于他秉承了玄宗的旨意。正因如此，肃宗下诏令永王“归觐于蜀”，永王并“不从命”(26)。肃宗无奈，只得另制置淮南与淮南西道节度使并江南东道节度使加以防范，意存威摄。毕竟，永王节制四镇、封疆数千里，又得江淮财赋之用，对于尚在流亡之中致力平叛的肃宗不能不感到潜在的威胁。这年年底，永王叛乱，来年二月，旋即解决，事虽顺利，但也反映出玄宗的诏制仍具有法律效力，他“命诸子分总天下节制”(27)，给肃宗平叛增加了额外负担，牵扯其相当的精力，并直接影响其施政方略。
肃宗以收复两京为平叛中心来抓，也正是基于同样的原因。玄宗颁《命三王制》，以天下四分，诸子分总节制，李亨被安置在沙塞空虚之地且位当平叛前沿。他若不能先收复两京，则对其地位的巩固将大遭不利，届时若永王辈“扫清江汉”，更“救河南”，捷足先登，谁主唐鼎，恐得另见分晓。关于这一点，王夫之看得很清楚，他说：“肃宗若无疾复西京之大勋，孤处西隅，与天下悬隔，海岱、江淮、荆楚、三巴分峙而起，高材捷足，先收平贼之功，区区适长之名，未足以弹压天下也。唯恐功不速收，而日暮倒行，屈媚回纥，纵其蹂践，但使奏效崇朝，奚遑他恤哉！”(28)这期间，谋臣李泌根据平叛形势制定了一个分路出击，各个击破，以逸待劳，先取贼巢范阳，再取两京，最终全歼叛军的作战方案，肃宗极表欣赏，却无法依计而行。尤其在河西、陇右、安西、西域大军汇集，又得江淮庸调之资的情况下，肃宗觉得“当乘兵锋擣其腹心，而更引兵东北数千里，先取范阳，不亦迂乎？”李泌再三相劝并陈说利害，肃宗方吐露真情：“朕切于晨昏之恋（胡注：言急于复两京、迎上皇），不能待此，决矣。”(29)所谓“急于复两京，迎上皇”，正是不能驱兵千里攻范阳而后收取成功也。玄宗《令肃宗即位诏》将其放弃权力的时间限定在克复西京后，正是我们破解肃宗确定先取两京之平叛目标的枢机。不言而喻，收复京师，乃是肃宗在二元格局中稳固既得地位最简捷的途径。从郭子仪率兵进攻长安之际向肃宗所表“此行不捷，臣必死之”(30)的决心，足可体味出肃宗在收复长安一事上急不可待的心情；长安收复后，肃宗言于郭子仪“吾之家国，由卿再造”之“再造”(31)，亦可透出此中隐衷。究其缘由，舍弃二元格局之作祟，殆无余言。
肃宗初得长安捷报的当天，就“遣中使啖庭瑶入蜀奏上皇”，并表请其归京(32)，如此迫不及待，正与急于收复长安用意一脉相承。从肃宗迎归玄宗一事中，也可透察出二元格局的影响。此事《通鉴》卷二二○至德二载九月条及《新唐书》卷一三九《李泌传》载之甚详。此事所反映出的肃宗父子的心态颇值得玩味。我觉得有几点应当注意：一、玄宗初得肃宗表示欲“还东宫复修臣子之职”时，极为紧张“彷徨不能食，欲不归”(33)；实是担心二元格局被打破后个人处境窘迫。玄宗若于此情形中归京，势必引起父子（实是皇权）之间更大的矛盾冲突，甚至会引起政局更大动荡；肃宗本意虽不乏政治试探，但主要还是想让玄宗早日还京，以便他得独掌权柄，结果弄巧成拙；二、当肃宗得玄宗之诰旨：“当与我剑南一道自奉，不复来矣”(34)时，忧惧不知所措，则是担心仍然手握权柄的父皇在剑南形成与之相游离的对峙势力。蜀地经三国以来多年的治理、开发，在财力、物力上足以支撑玄宗在成都形成与长安抗衡的政治中心。事实上玄宗自入巴蜀，就一直恃剑南之地自固，发号施令，依然君主。果若如此，在安史余孽仍在河北，河南地区盘踞的形势下，极易造成唐朝中央的分裂而诱发更大的政治危机。父子双方初皆感不安者，恐即担心上述两种局面成真。三、玄宗又接到经肃宗认可、李泌起草的群臣贺表云“圣上思恋晨昏，请速还京以就孝养”后，“乃大喜，命食作乐，下诰定行日”(35)，前后态度迥异。实因其见肃宗君臣仍遵循既定的政治格局，既奉上皇，又尊皇帝，保证了玄宗以太上皇的身分而不是其他身分归京，从而使父子在此政局下暂保安处。迎归玄宗之过程之所以一波三折，问题正在于肃宗迎归的是依然掌握权柄的太上皇，而不是可有可无的政治傀儡，至少他尚可恃剑南自固而使长安的肃宗无可奈何。
最后，再从肃宗朝宰相人选来看这一政局的深刻影响。
肃宗灵武即位之初，仅有裴冕一人为相。玄宗于至德元载（公元756年）八月为其行册命时，从成都已有的四位宰相中派了三位（韦见素、房琯、崔涣）来到肃宗身边。次年三月，玄宗任命李麟为相后，又将另一位宰相崔圆派来。这样，肃宗的五位宰相有四位系玄宗任命者，这虽然说明玄宗对肃宗的承认及平叛目标一致，但也反映出玄宗向肃宗政治的一种浸透。而肃宗对数位宰相的使用是有区别的。崔涣到来不久，即被肃宗诏以江淮宣谕选补使打发出去，虽然崔涣迟至至德二载八月方正式免相，其实他并未在肃宗朝中辅政。对韦见素，肃宗以其“常附（杨）国忠，礼遇稍薄”(36)，至德二载三月即罢知政事。房琯倒一度得肃宗礼遇，“时行在机务，多决之于琯，凡有大事，诸将无敢预言”，后用刘秩等分兵收复长安大败，“上犹待之如初”，但至德二载五月仍未免于罢相(37)。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五月乙未，崔圆、李麟也同日被罢知政事。至此，“上皇所命宰臣，无知政事者”(38)。此后宰臣若苗晋卿、王屿、吕湮、李岘、李揆、第五琦、萧华、裴遵庆、元载等，皆为肃宗委任。裴冕、张镐也系肃宗委任，但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五月被先后罢免。
玄宗所置宰相被陆续罢免，情况自各有不同，但都系肃宗力图减弱玄宗影响力的证明。贺兰进明对肃宗所说房琯在“南朝”所做所为“虽于圣皇似忠，于陛下非忠”(39)，就反映出玄宗所委任宰相在政治态度上的差异，肃宗因贺兰进明一席话疏远房琯，正反映出他对玄宗所任宰相之政治态度心存戒虑。对此点，甚至房琯本人都曾看出一些苗头，他对崔圆的态度即可为证：“崔圆本蜀中拜相，肃宗幸扶风，始来朝谒，琯意以为圆才到，当即免相，故待圆礼薄”(40)。
不能不说到，在这种二元格局之下，致使唐朝官员因政治倾向相异而导致人事不和，这对平叛战争造成了相当消极的影响。像贺兰进明因与房琯有矛盾，张巡、许远困守睢阳时，竟拒不相救，就是担心房琯对他暗算。结果，睢阳在洛阳收复前十几天被叛军攻陷，酿成平叛战争中的一幕悲剧。无疑，类似问题的存在大大迟缓了唐平叛战争的进程，使安史之乱旷日持久。
四、二元格局的解体
严格地说，唐中央政治二元格局由衰竭而解体的过程，就是玄宗权力日益萎缩到丧失的过程。我觉得，这一过程是从玄宗重归京师后开始的。这时，依照《明皇令肃宗即位诏》规定，玄宗的权力失去了法律依据与保障，并且，归京后处于肃宗的严密监控下。这一切，都逃不脱皇权运作的一般法则。
返京之初，玄宗于南内兴庆宫尚可自由活动，在长庆楼露面时，城中“父老过者往往瞻拜，呼万岁”(41)。但在肃宗的掣肘下，玄宗权力渐至削弱。据载，玄宗曾有意以礼改葬杨贵妃，因肃宗宠阉李辅国不从而告罢(42)。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冬十月幸华清宫，十一月即匆匆而还，如此不尽兴，原因无他，“从官嫔御，多非旧人”(43)也。这都透出玄宗已受某种监控的玄机。结果是，“明皇在南内，耿耿不乐。每自吟太白《傀儡》诗曰：‘刻木牵丝作老翁，鸡皮鹤发与真同，须臾弄（一作舞）罢浑无事，还似人生一世中。’”(44)权力失落后的帐惘之态，跃然纸上。
即使如此，肃宗仍没有丝毫放松戒备，亲信李辅国“常阴候其隙而间之”(45)，对兴庆官的动静严密监视，随时报告。他曾对肃宗说：“上皇居兴庆宫，日与外人交通，陈玄礼、高力士谋不利于陛下，今六军将士尽灵武勋臣，皆反仄不安，臣晓谕不能解，不敢不以闻”(46)等。所以，肃宗对兴庆宫中玄宗之活动非常清楚。上元元年（公元760年），玄宗在兴庆宫召将军郭英メ等人“上楼赐宴”，“剑南镇奏事官过楼下拜舞，上皇命玉真公主，如仙媛为之作主人”(47)，引起了肃宗的警觉。回想天宝五载（公元746年）李林甫罗织韦坚、柳勣之狱构陷太子李亨时，就是借口地方军将皇甫惟明、王忠嗣与东宫交往而大做文章，如今玄宗也宴请地方军将，肃宗当然难以放心。于是，在上元元年（公元760年）七月丁未，发生了李辅国兵迫玄宗迁宫事件。
据记载，逼迁前一天，玄宗兴庆宫中三百匹厩马被李辅国借口仅索剩十匹(44)，足见不仅有预谋，而且布署周密。当日清晨，玄宗还曾离南内到北内，肃宗借口“两日来疹病”，竟未同玄宗谋面。当玄宗一行欲由夹城返南内时，突发变故，“忽闻戛戛声，上（玄宗）惊回顾，见辅国领铁骑数百人便逼近御马，辅国便持御马，高公惊下争持，曰：‘纵有他变，须存礼仪，何得惊御！’辅国叱曰：‘老翁大不解事，且去。’即斩高公从者一人，高公即拢御马，直至西内安置。……”(49)。局面之惊险紧张，确乎令人心惊，匪夷所思。事后，“上皇泣曰：‘微将军，阿瞒已为兵死鬼矣！’”(50)
诸书所载逼宫一事，均说是李辅国“矫诏”、“矫敕”所为，与肃宗全无干系。从李辅国叱高力士“大不解事”以及肃宗事后对李辅国等人所说“南宫，西内，亦复何殊！卿等恐小人荧惑，防微杜渐，以安社稷，何所惧也！”(51)可知其内幕隐情就是为了防微杜渐，说穿了，就是担心玄宗寻机龙飞，再掌朝纲。何况此际肃宗身体多病，而玄宗虽已76岁，依然宴饮聚乐，并未显出龙钟老迈，肃宗确实不能不有所防备！因此说，逼宫之举是肃宗为进一步控制玄宗而布署的，李辅国自当秉承其旨意无疑。
玄宗入居西内，遂每日“看扫除庭院，芟薙草木”(52)。不久，龙武大将军陈玄礼被勒令致仕，高力士被削职除名、长流巫州。两位亲信远离而去，“旧宫人皆不得留左右”(53)，唐玄宗已完全成为肃宗控制中的孤家寡人。此后的玄宗，精神郁闷，再无生趣，从此开始辟谷。风云一生的玄宗在政治生命终结后，心境百无聊赖，身体也迅速垮掉，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四月甲寅，78岁的玄宗郁郁而终。十三天后，唐肃宗也继之驾崩。
由上述可知，自玄宗归于巴蜀，唐中央政局的二元色彩遂开始淡化。上元元年逼迁西内更为二元格局剧溃之征，终归于解体。代宗即位后，先为高力士平反，并许其陪葬玄宗泰陵，丧事行李，一切官给(54)，标志着代宗时期已摆脱肃宗时期二元政治格局的阴影。但是，肃宗时期在此政局下所确立的施政方针，平叛方略等给代宗朝乃至整个唐后期政治带来的影响，并没有因二元格局的解体而消弭，如对拥兵藩帅的姑纵、宦官势力的崛起等，无不可由肃宗朝政治中求其肇始之基。
自唐肃宗即位灵武，唐朝中央政府就在事实上存在两个政治中心。入蜀后的玄宗承认灵武即位，并没有放弃手中的权力，在为肃宗所行追认式的册礼时，巧做安排，又颁《令肃宗即位诏》，以法令的形式把自己的权力固定、延续下来，形成与肃宗各掌政柄的中央政治的二元格局，传统观点以为玄宗自称太上皇即成为政治傀儡，并不符合历史实际。双方均以平叛为首要任务，并在这一点上互有妥协，暂时相容共存。这是安史之乱中特殊的社会政治形势下形成的特殊政治局面。
这一政治格局给肃宗朝政治特别是平叛方略产生了深刻影响，肃宗以收复两京为首要目标而不能从李泌之计先取范阳，其意要在迫不及待地入居帝京，以平叛稳固既得的皇位。再者，因皇权运行的一般法则，肃宗与玄宗之间难免产生诸多不协与冲突，这使肃宗在致力平叛同时，不得不设法处理、协调与成都方面的种种关系，永王璘事件与宰相人选的更换，都是实证。这势必牵制肃宗相当的精力而无法心无旁鹜致力平叛，诚如他临终遗诏中所感叹“南奉圣皇，北集戎事”(55)，终因心力交瘁未能亲见安史余孽之荡平。所以说，二元格局对唐平叛战争产生了巨大影响，很大程度上，它成为迟缓平叛战争进程的重要因素。
另外，肃宗时期在此政局下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对代宗朝及唐后期政治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如对拥兵将领的姑息而导致的藩镇林立以致出现的藩镇割据局面，对宦官刑余之人的亲重而导致的宦寺势力的膨胀以致出现的宦官专权局面，素为史家论证唐朝中衰的两大界标。这就是说，肃宗时期中央政治的二元格局对唐朝由盛而衰的历史进程也产生过巨大影响。经此巨变，皇权在运作过程中也发生了若干显著变化，唐代皇帝制度也出现了许多值得重视的新内容。陈寅恪先生在论及肃宗即位一事时说：“不仅别开唐代内禅之又一新局，而李辅国因是为拥戴之元勋，遂特创后来阉寺拥戴或废黜储君之先例。”(56)上述的一些新内容，或正可为寅恪先生所谓“新局”之“新”作一小小的注脚吧！
注释：
① 《通鉴》卷二一八，至德元载七月。
② 《全唐文》卷三九四，令狐峘《光禄大夫太子太师上柱国鲁郡开国公颜真卿墓志铭》。
③ (15) (16) 《旧唐书》卷一○《肃宗纪》。
④ 《新唐书》卷一四二《李麟传》。
⑤ 《唐大诏令集》卷三六，贾至《命三王制》。
⑥ 《唐大诏令集》卷七九《銮驾到蜀大赦制》。
⑦ 《旧唐书》卷九《玄宗纪下》。
⑧ (49) (52) (54) 《高力士外传》，据上海古籍出版社《开元天宝遗事十种》本。
⑨ 《唐大诏令集》卷三○《明皇令肃宗即位诏》。《册府元龟》卷一一《帝王部》载此诏略节文，时间作“八月丁亥（初六）”，恐系丁酉之误。
⑩ 《唐大诏令集》卷一，《文苑英华》卷四四二。按《全唐文》卷三六七及《文苑英华》题撰者“贾至”，《唐大诏令集》无。《全唐文》载册文曰“维天宝十五载岁次景（庚）申八月癸未朔十八日己亥”，与两书迥异，未知何据？冈野诚《论唐玄宗奔蜀之途径》（《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下册，文津出版社）文称《全唐文》中日期为“七月十二日”，不知另有所本还是别出有因？
(11) 《唐大诏令集》卷二《肃宗即位赦》。
(12) (31) 《通鉴》卷二二○，至德二载十二月、十一月。
(13) 《通鉴》卷二二○，乾元元年三月、五月、十月。
(14) (29) 《通鉴》卷二一九，至德二载二月及胡注。
(17) 《旧唐书》卷一二八《颜真卿传》。
(18) 《旧唐书》卷一二三《第五琦传》，《通鉴》卷二一八，至德元载八月条略同。《新唐书》卷一四九本传记此事系谒见肃宗于彭原，恐误。《通鉴》卷二一九以琦见肃宗于彭原在这年十月，可从。
(19) 《全唐文》卷三八○，元结《大唐中兴颂》。
(20) (21) (27) 《通鉴》卷二一九，至德元载十月，胡注、十一月。
(22) 冈野诚：《论唐玄宗奔蜀之途径》，前揭书。
(23) 《李白集》卷八《永王东巡歌》。
(24) (26) 《旧唐书》卷一○七《玄宗诸子·永王璘传》。
(25)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社。
(28)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三，肃宗五
(30) 《通鉴》卷二一九，至德二载八月。
(32) (33) (34) (35) 《通鉴》卷二二○，至德二载九月，十月。
(36) (38) 《旧唐书》卷一○八《韦见素传》。
(37) (39) (40) 《旧唐书》卷一一一《房琯传》。
(41) (46) (47) (44) (51) (53) 《通鉴》卷二二一，上元元年六月、七月。
(42) (43) 《杨太真外传》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开元天宝遗事十种》本。
(44) 《明皇杂录·补遗》，上海古籍出版社《开元天宝遗事十种》本。
(45) 《旧唐书》卷一八四《李辅国传》
(50) 曾悎：《类说》卷二一，参《次柳氏旧闻·补遗》。
(55) 《唐大诏令集》卷一一《肃宗遗诏》。
(56)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与党派分野》，上海古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