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我国文化及文论的发展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我国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全球化”在上个世纪后期被西方提出之后，迅速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文化和文艺领域。国人步此后尘，很快将“全球化”与我国文化和文学理论的发展联系起来进行阐释和发挥，提出了许多方案和意见，一时间被吵得沸沸扬扬，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和焦点之一。在论述中，不乏好的以至精到的意见，但也有不少问题是很值得人们思考和探讨的。这里笔者也想就此问题发表一些意见和想法，以就教于时贤和方家。
一
所谓全球化，无非是资本运动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全球化。它特别是“冷战”之后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发展的新特点，及其现代表达方式。它的发展导致了超越国家的企业之间、地区之间经济联系和往来的不断增强，使世界上的任何国家都难以完全置身于这个历史进程之外。这便是当代所面临的最基本的现实问题。
但全球化对于世人来说却是一把双刃剑，对于世界的发展来说，它虽然有其积极的作用，但其消极的因素是不可以低估的。由于人们的利益和看问题的坐标不同，价值观念各异，对待它的看法和态度常常是很不相同，以至大相径庭的。例如对于西方垄断资产阶级来说，他们认为，全球化就是他们剥削和掠夺在空间上无限扩张的最后一次机遇，必须和只能以他们为“中心”或“核心”，第三世界的发展也只能和必须以他们的发展方式为圭臬，即以他们的政治的、社会的价值观念为范式。一句话，世界应由他们主宰，全球应在他们的指挥棒下翩翩起舞，奏“一体化”的协奏曲。西方有的学者坦率地承认：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化，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将一统天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立的世界历史也行将结束。但这只是一厢情愿。资本主义在把财富和现代文明带给世界的同时，不仅把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扩展到全世界，而且还带来了众多的新的矛盾和问题，远没有他们鼓吹的那么美妙。与此同时，社会主义不仅没有、也不可能从世界上消逝，反而以其勃勃的生机引起了世人的瞩目。
对上述观点持有种种异议的，是第三世界大多数的国家和人民。他们认为：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运动虽然是在资本主义运动的全球化背景之下进行的，并且也是构成当代资本国际循环的一部分，但全球化对于处于“边缘”和弱势的第三世界来说，虽有有利的方面，作为一种机遇，可以为自己的发展开拓更大的空间，但同时也有很不利的一面，是一种风险。因此，作为发展中国家，如果要想不被资本运动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全球化浪潮所控制、所吞没，就必须对全球化在思想上保持足够清醒的认识：既充分地利用其在客观上可能对自己的发展的有利因素，又必须对全球化进程中的政治控制、经济剥削和文化渗透保持高度警惕，并与之进行必要的斗争，牢牢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不能俯仰由人，束手听从别人的摆布，被进一步边缘化。社会主义的中国在主动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精神，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获得了巨大发展，如果说是一个历史经验的话，那么，上个世纪末有些亚洲国家在这方面由于缺乏思想上、物质上的必要准备，几乎遭受了灭顶之灾，则又是一个极好的教训。
对全球化持有异议并抱着批判态度的，不只是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而且包括“中心”世界的一批有正义感的学者和普通民众。关于前者，这里不妨稍举几例，以见一斑。如法国的汉斯·马丁和哈拉尔特·舒曼在其合著的畅销世界的《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中，把全球化看作是人类“可怕的陷阱”，全球一体化只是一种“神话”；美国的经济学家哈里·舒特在其《资本主义的问题》中把全球化视作“集团犯罪”和杀害它赖以生存的躯体的“寄生虫”。至于从加剧社会两极分化、破坏环境，以及金钱进一步取代了人的尊严等方面对之进行批判的数量更多，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西方近两年兴起的颇具声势的、群众性的反全球化运动。由于全球化的发展，进一步造成了全球性的两极分化。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大量的第三世界的国家人均收入普遍减少，而与此同时，美国的三大富豪拥有的财产却超过了世界上最贫困的48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这种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不只是表现在“中心”和“边缘”之间，而且也表现在发达国家内部。以美国来说，全球化固然使少数资本家获得了空前的红利，但普通人的收入不仅没有改善，反而降低了。尽管在过去的十年里，美国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但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美国人的比例却是1975年的1.5倍；1979年以来，美国的生产率上升了24%，而劳动者的所得不仅没有随之提升，反而下降了12%。据2001年6月16日英国《经济时报》的《财富不平等现象事关重大吗？》一文揭示：美国“1979至1997年的全国最富的1/5人口与最穷困的1/5人口的平均收入差距从9倍扩大到15倍。而1999年，英国的收入不平等也达到了40年来最高水平。”这就最充分地说明了：垄断资本的发展及其所推行的全球化，不仅是建立在剥削发展中国家人民基础之上的，同时也是建立在剥削本国人民基础之上的。正是由于这一原因，1999年在美国西雅图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众性反全球化运动，接着又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加拿大的魁北克等地发生了规模更大的反全球化运动。2001年7月意大利热那亚8国首脑会议，尽管警方采取了种种限制，仍然爆发了有十多万人参加的、规模空前的反全球化运动。游行队伍打出的横幅之一，就是“全球化导致贫困”。《参考消息》2001年8月4日刊发了特德·刘易斯在7月29日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上的题为《全球殖民主义》的文章，认为热那亚会议的“抗议活动体现的是一种埋藏和压抑已久的情绪”：一是“规则制定者的全球化”用“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这两面旗帜掩盖了”“灾难性后果的新殖民主义”；二是“人均日生活费不足1美元的12亿人口和人均生活费不足2美元的近30亿人口正在艰难困境中挣扎”，“全球化导致更严重的贫富差距”。资本主义推行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性的反全球化运动，成了国际社会中反对资本主义掠夺和破坏的最新特点。
二
全球化首先是一个经济方面的现象和问题，但很快它也成了一个与之紧密相关的文化和文学理论方面关注的热门话题。而上述观念上的不同和对立，不仅是针对经济和政治问题，在文化和文学理论上也不例外。
有人出于善良的动机和愿望，曾经认为：全球化是让世界上的各种文化取长补短、共同繁荣和发展。但事实并非如此。当代所说的“全球化”，实际上就是要求以西方文化来主宰和主导世界文化的发展。
全球化给文化领域带来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理解并对待所谓的“中心”文化和“边缘”文化的问题。这是由全球化的经济问题延伸而来的与之紧密相关的问题。对于资本主义体系来说，有人认为：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之后，“东方”与“西方”的根本对立和矛盾已不复存在，世界就只存在“中心”和“外围”的关系，所谓“中心”，即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谓“边缘”则是指广大的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所追求的，就是怎样将“边缘”地域纳入体系，使之成为“中心”的有机构成部分和新的剥削对象。与之相呼应的文化被称之为“中心”文化、“强势”文化和“霸权”文化，而与经济上的“边缘”对称的则是“弱势”文化或“边缘”文化。
如果说经济的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的话，那么，文化的全球化也不例外。
实事求是地说，全球化给包括人文科学在内的文化带来的，绝不只是消极的负面影响。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很多事实都证明了一个普遍的规律：一种文化的发展，其水平、速度不仅仅是单纯地取决于内部的因素，同时也取决于它与其它外来文化的相互冲击、交流、吸收与融合，取决于它所能接触、利用的文化资料的丰富程度。中国文化的形成，就是生活在神州大地上不同的原始部落文化相互撞击融合的结果；汉末佛教的输入，更大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化，推动了它的发展，便是最好的例证。以当代的实际情况来说，随着世界范围内人们之间交往的日益密切，不管你意识到与否，人们的视野随时都在拓展着。以我国来说，今天国人对于西方所谓主流文化的理解，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所远远不能比拟的。而且这种视野的拓展也不仅是单方面的，在主流文化方面也出现了一种可喜的日益明显的变化，一些有识之士逐渐突破“西方中心论”的束缚，面向多元文化，承认并尊重所谓的“边缘”文化及其差异。特别是中国文化，日益引起西方学人的重视，例如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于连说：中国的经历“时间最长的文明”，是使他们“脱离传统成见”的“理想形象”（注：弗朗索瓦·于连《迂回与进入》，杜小真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这类见解在今日西方绝非个别现象，在笔者所接触过的西方学人中，就时常可以听到类似的看法。至于西方汉学脱离传统的孤立研究的思维模式，强调研究中要中西互为“语境”、互为“主观”的重要而普遍的变化，更是和全球化的思潮分不开的，这也是大家公认的事实。
我们要充分重视文化全球化发展中这一积极而客观的事实，并尽力支持它的传播和发展，以便在更好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推进世界范围内多元文化之间的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更好沟通，共同发展。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但是，问题也还有另外一面。在今日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两种不同文化相互撞击所能够产生的积极作用这一面被强调得较多、较普遍，而论者却常常同时无视、甚至回避文化史上另一方面的现象和问题，即当强势与弱势两种不同的文化相互撞击、争斗时，弱势文化被强势文化所吞没，从而使弱势文化消亡的事例，这在古今中外文化史上也是绝不乏例的。在当代存在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对立的情况下，从这一原则来看待面对的文化全球化问题，我们就会清醒地看到问题的严重性。
从主流方面说，在西方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在今天依然是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正像在经济上他们希望以所谓的“中心”主宰世界，把“边缘”经济都视作必须依附于他们的廉价初级产品的供应地和他们产品的消纳场一样，在文化及价值观念上，他们也要求“边缘”文化都必须遵循他们的模式。今天，资本主义国家伴随着文化产品的输出，还出口并传播着他们的价值理念，而对于与他们不同的“边缘”文化，则常常采取无视、排斥和否定的态度。今年1月，美国现代评议协会杂志PMLA刊出专号，登载关于“全球化文化研究”的系列讨论文章，其中后殖民主义的理论代表爱德华·赛义德就再一次提出“是否有一种所谓的美国特殊地位”（注：载引自《充满危机感的美国PMLA的“全球化文学研究”》，《文艺报》2001.8.7。）的质问，很明显是针对把全球化看作就是西方化、甚至美国化的代名词的又一次批评。
在我们看来，文化全球化的基础，应该是、也只能是理解和沟通。因为世界是多元的，民族和文化也是多元的，世界上的每一种文化对于人类文化宝库来说，都有自己的创造和贡献。“边缘”文化也不例外，世界之丰富多彩，正源于多元的文化创造。对于世人来说，维护多元文化的共存，从而保持文化生态的平衡，应该说绝不是无关紧要的。拿我国来说，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近代以来，我国的文化虽然相对说落后了，但是这个文化所曾经创造的光辉成就及其所蕴含的重大价值，却是不应该轻视的。这并非我们自己的自诩，也是一切不带偏见的世人所承认的。“中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之一，有五千年的文明，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文明体系，中国文明对世界文明的影响十分巨大。”（注：《为中国这样的邻国备感光荣——访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光明日报》2001年6月27日。）所以，我们固然要努力学习相对来说较为先进的西方文化，但这种学习绝非屈己就人，以被人吞没为荣，而应该有充分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坚持以为我用。我们应该充分地尊重并学习世界上一切文化、特别是处于强势的西方文化中与我们有益的东西，以发展和壮大我们自己。在精神上我们也同样要求别人对我们的文化采取尊重、宽容而非歧视、藐视的态度，我们不应、也不能成为精神上的侏儒。相互尊重、相互包容是一切沟通和理解的最根本的基础，没有这一点，任何理解和沟通都是无从谈起的。
我以为，这应该是、也只能是我们对待全球性文化的惟一正确态度。正如在经济上我们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要保持物质上和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性，不使自己被人吞没或者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任人摆布、宰割的附庸一样，在文化上，我们在努力学习异域文化时，精神上也绝不能矮人一等，或者甘心成为别人的俘虏。一句话：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高度的清醒，并保持独立自主的精神，坚持以为我用，这对于无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或者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来说，都是事关紧要的。
但是，在实践中，却常常会出现一些与此相反的情况。
例如，在我国，一个时期以来，有一种较为普遍和流行的看法。即我国属于第三世界，而当第三世界文化从边缘面对世界主流文化时，它所面对的就是一套长期构筑的、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和话语。它汇集了智者对人类所经历的各种问题的深邃的思考，并且以其政治、经济、科技以至军事的实力为后盾，在全世界广泛地推行，已经成了公认的世界强势文化和话语。因此，第三世界要想进入世界文化并与之对话，就必须承认并熟知这一文化等等。
应该怎样看待这一说法，以及我们应该对之采取什么态度呢？
应该说，这一比较流行的看法在这里所说的，虽不一定准确，但大体上属于事实；至于对待它的态度，就更值得寻味并讨论了。
说它不一定准确，是因为不仅西方文化是智者对人类所经历的各种问题的“深邃”的思考，其它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发生过重要影响的文化，包括中国文化在内，何尝不是如此！虽然它们后来落后了，却并不能改变这一事实。还应该看到：世界上的盛、衰都非永驻的，而是变化不息的。昔日之盛，可以成为明日之衰；今日之弱者，可以成为来日之强者。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在未来可见的时日里，中国文化会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这也是为世界上很多人所承认的事实。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这方面出现的变化就是十分明显的。例如说，学习汉语成了世界范围内文化领域的一个热点，东方的韩国、日本等国不用说了，就是在“中心主义”占统治地位的西方，在他们眼中“一团漆黑”的东方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报载：“在伦敦希思罗机场候机大厅的墙壁上，以及《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等重要媒体上，都经常能看到一个引人注目的巨幅广告：‘2007年汉语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网络语言’。……前一段，英国一位欧盟议员提议将汉语作为英国学生的必修课。他预言英语和汉语将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语言。”（注：《光明日报》驻伦敦记者张晓《国力是决定因素》，该报2001年7月9日。）这一现象在以往（不要说在19世纪，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都是不可能出现的。它是我国国力迅速提高在文化上的一个直接表现。
至于说应该“承认”和“熟知”并学习当代的强势文化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承认”并学习它，一直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文化的努力方向之一，并且在近二十多年以来，在学习的深度和广度方面都达到了空前的地步。国人今日对于强势文化的熟悉程度，较之西人对于我国文化的熟悉程度，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对于我们来说，面对“强势”文化，首先或者根本的问题，并不是“承认”与否的问题，这是历史早已解决了的问题；至于“熟知”问题，这一问题可以说是并无止境的，就一般情况来说，也可以说是解决了的。我们虽然不敢说在当今的中国，轻视以至笼统地排斥西方文化，类似于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企图以“本土文化”抵御西方输入的思想已经从中华大地上绝迹，毫无影响了。但是在时间过去了六七十年，特别是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这类思想即使尚未彻底消灭，也是影响式微，不足挂齿了。
值得人们重视并引起正当忧虑的，倒是在强势文化和话语面前，我们的心态是否健康的问题。
我们经常可以在我们的媒体上看到两种情况：一种较为普遍的情况是，在我们大力推行改革开放、学习“中心”文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的历史背景下，对“中心”文化颇有些目迷五色，惊异折服：羡艳之，赞誉之，对自己祖宗的文化传统大部分视之若敝屣。偶而摭拾一二，也或者是为了反衬西方文化的高明，或者是用以丰富和诠释“中心”文化体系。我们还可经常发现，在我们的学术倾向以至文学创作上也常常是以此作为最后的判定依据。这就说明了：在“沟通”和“交流”的名义下，有的人在思想上受到了“中心”文化的太多的影响，长期在弱势文化中生活滋生了一种自卑感，以至于在精神上完全成了所谓“强势”文化的俘虏。这与正确的“交流”与“沟通”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是单向度的对于“强权”文化的盲目颂扬和照搬。
如果说上述情况虽然值得重视，但还主要是停留在一般的文化层面，不一定涉及社会制度及文化的价值观念这些更根本的问题，那么，下面叙述的情况就很不一样了。
前面我们提到过这样一个事实，即资本主义伴随着其商品——特别是其文化产品的输出，还输出着他们的价值观念，企图以他们的价值观念来改变并主宰世界。而在这样的全球文化思潮的侵蚀下，在“中心”文化价值观的诱使下，思想完全解除武装，匍匐在“中心”文化及其价值观念之下，并极力加以宣扬，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也不乏例。例如，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论述我国当代文学的书中就曾武断地说：
没有人怀疑，冷战已经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彻底结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已经不再令人信服，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已经深入人心。……美国已经是一个没有对手的超级大国。世界的多极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人们的理想愿望，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已经为世界未来指明了方向（重点引者所加）。
还有人认为：90年代“中国思想的主流”就是西方价值观念的“自由主义”，它将“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引进全球化的世界”，这既是“中国的前途”，也是“中国复兴的希望所在。”……
这就是推行文化全球化带给我们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个明显的事实。这类说法虽然不如上面所说的那类情况普遍，但也非个别的和偶见的。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正当的关注了。这里既和正确的理解和沟通不相干，也远非什么“承认”和“熟知”“强势”文化的问题。虽然历史发展已经证明了并且在继续证明着：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价值观念并非世人的惟一选择，社会主义虽然在上个世纪后期遭受过重大的挫折，但它的优越性、它的生命力在全世界范围内仍然是不可怀疑的。而这类目光短浅的论者却要努力向人们证明“世界的多极化”只是人们心目中的幻想：“中心”文化及其价值观念，不仅为“未来世界指明了方向”，而且它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已经不再令人信服”，“中国的前途”、“中国的希望所在”等等，都寄托在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价值观念的推行上。这里所说的全球性文化与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可以说完全是一个鼻孔出气的。
以上事实也就有力地说明了：对于一些人吹得天花乱坠的文化全球化问题，我们是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的。社会主义的制度是人类发展史上先进的制度，社会主义文化是人类文明史上先进的文化。它的历史虽然较短，前进的道路比较曲折，并且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体系并不十分完备，但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社会主义精神为灵魂的社会主义文化，其优越性却是无可怀疑的。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指导下，它立足于社会主义现实，以发展、弘扬民族主体精神的需要为基础，广泛的批判继承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进行综合的再创造（注：请参阅拙著《综合创造论与我国文化与美学及文论的未来走向问题》，《文艺研究》1999年第3期。）。社会主义文化为适应当代的需要，自然应该充分体现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和面向世界的需要，因此，批判地学习主流文化或西方文化自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我们要主动地参与世界文化的创造进程，而不能把自己孤立于世界历史进程之外。但这种学习，与盲目地崇拜和照搬西方文化，甚至连价值观念都要照搬的所谓文化全球化，却是互为对立，格格不入的，而是以鲜明的民族性和民族精神的主体性为特征的。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文化的不断继承与创新。社会主义的文化的发展也不例外。它需要继承和借鉴，却必需是有选择的继承和借鉴；它需要有前瞻性，有创新，又必需立足于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它需要发展，却不能以抛弃自己的方向感和使命感为代价。
三
上面笔者谈到了经济与文化的全球化问题，其实，其基本原则和精神，同样是适用于文论的全球化问题的。
在论述全球化形势下我国文学理论的发展之前，有一个问题是必需说明，不能回避的。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的大量存在，以及社会及利益群体的分化，反映在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领域内，文化和文学艺术自然有社会主义的主流，但非社会主义、非主流的文化和文论也是存在的，这是不容争辩的，因此也可以说是公认的事实。这一事实也就决定了当代的文化和文论形态和思想就不可能是单一的，而必然是多元的。这种多元并存的局面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一个不可能改变的历史存在。这是因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与拓展对于我国经济以及文化、文论中的多元因素和成份的存在与发展，是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给我国经济的发展以至综合国力的提高带来了重大机遇与收获的改革开放的国策是不可逆转的，经济、文化和文论多元并存的局面在根本上就是不可能改变的。
我们讨论问题应该从实际出发。这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
立足于这样的现实，我们不妨对近一个历史时期以来我国文论的发展作一个简单的回顾和检讨。大家知道，全球化的口号传入我国时间虽然不算太长，但我国改革开放的推行，实际上已经使我们自己融入了这一历史进程。从80年代初的意识流开始，到新批评、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接受美学、分析美学、阐释学美学，到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短短十多年间，我们将西方走马灯似的学术流变中的几乎一切派别和主张，在我国文坛重新操演一番，发表的文章数量之多，可以说是空前的。而且每引入一种文论主张，常常总是过甚其词地把它誉之为“最好的”。这正是全球化思潮在我国文论方面的一种反映。
面对这一思潮，马克思主义者历来是采取冷静而科学的态度的，认为这种“输入”大大地开拓了我们的视野，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于西方文论的了解，其中的一些积极的合理的因素，不仅对于进一步清算已往简单的理论批评有所帮助，而且对于我们怎样进一步建设和发展具有普遍效用的马列文论，也提供了许多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思想资料，即使它对马列文论所提出的挑战，对我们也是来自对手的一种促进。
但冷静而求实地说，同样也不能认为它只有积极方面的意义，而没有消极的方面作用。有一位学人对国内“相当一部分人文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只不过是把美国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以便使各民族的文化走向趋同成为一个模式”的看法很不以为然，他认为依照这样的看法，就必然会逻辑地推论出：为了抵制西方文化的浸透，我们也应当抵制经济全球化时代产生于西方文学界的文学研究的侵入。“否则中国将丧失自己的民族和文化身份”。这一说法中的前半部分是事实：确有不少人文学者看到了文化全球化消极影响的一面，在本文上一部分中所列举的事实就充分说明了这种认识并非无的放矢，他们因此要求警惕西方价值观念的移植和渗透，这有什么可以非议和指责的呢？难道对西方价值观念只能唱赞美诗么？至于由此而推论出的要求笼统地“抵制”学习、吸收“西方学界”的成果，在人文学者中却是不存在的。在这里，不能搞形而上学，要么就是全盘吸收和照搬，要么就是全盘“抵制”。好像学习与批判、吸收与“抵制”是互为冰炭、水火不相容的。而海纳百川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古今中外的一切文化和文论遗产的态度，从来就是在批判中吸收，在吸收中批判，绝不搞形而上学，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比起一般资产阶级思想家的高明之处。
这些年来，在我们的文论界看到了什么呢？除了看到许多积极因素（一部分马派文论家面对新的形势与历史需要在进行着综合创造，一些严肃的研究西方的学者在进行着有分析地引进西学的工作，一些古文论研究者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考虑着怎样使其中的规律性的精到见解科学化并融入到现代文论的建设中去）之外，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不能不引起我们重视的现象和问题：“以重复西方话语作为先进的、创新的话语，在重复式的发展模式中沾沾自喜”（注：黄力之《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问题与中国话语》，《文艺理论与批评》2001年第3期。），并且被不少媒体一再张扬，成了权衡学术理论贡献大小的主要标准，解构和否定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学和文学理论成为一些人追求的目标，面对着跨国资本的新殖民主义文化渗透进程，一些人失去了主心骨，失却了民族的自信，骨子里颇有几分自卑：既然世界“通行”的理论批评话语都来自“中心”的西方，成为强势话语和霸权话语，“中国在文论领域中还能有什么建树？”等待着我们的仿佛只有“被殖民”的命运，从而只能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跑，甘为牛后（而在国人面前，却又常常以马首自居，颇有几分傲气，仿佛自己也成了真理的发现者和垄断者，难免挟洋自重之嫌），还有的因为“失人”（失去了民族自信心）而产生的“失语”症等等，在当代的世界上，有着世界1/5的人口和几千年文明的中国，仿佛再也没有了她的话语产生和存在的空间。……现象纷纭万端，核心则不外乎以下三个互为关联的问题，即1、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或者历史舞台上，如何处理好充分地吸收西方文论中的合理因素与坚持民族主体精神，以我为用的问题；2、在我国当前经济多元化的背景下，如何坚持主元和多元的有机统一；以及3、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列文论的问题。这些专题如果展开论述的话，每一个问题都需要很多的篇幅，这里只能提纲挈领地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1、先说在全球化背景下坚持在努力学习西方的同时，坚持民族主体精神，以我为用的问题。
全球化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机产生并且有着特定历史内涵的产物。因此我们不应该像时下某些论者将其特定内涵剥离，使其泛化那样，认为全球化就是为了使不同文化、文论平等交流，走向“大同”。事实并非如此。全球化是强势经济、文化、文论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文化和文论所提出的一种严峻挑战，要承认这个事实，并充分地利用它在客观上为我们所提供的机遇，尽快地发展提高我们自己。在世界化和民族化这一对互为矛盾的问题面前，我们不能偏于一端，既不能按西方中心主义的号令走“世界主义”，也绝不能以坚持民族性或民族精神为借口把自己孤立于世界历史进程之外。所谓“攻乎异端，斯害也矣。”“异端”即两端，非异端邪说之谓。正如在本文前面论述文化全球化问题时笔者所说的，我们既要充分地利用文化全球化所提供的历史机遇，又必须“保持独立自主的精神，坚持以我为用”一样，这一原则也是我们的文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所应该采用的惟一正确的态度。
说到这里，有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即怎样看待我们在文论方面落后的问题。我们说我国的文化和文论比较落后，只是在特定的相对的意义上说的。以我国文化和文论建设的指导原则马克思主义来说，它虽然诞生一个多世纪了，但是它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至今在总体上和全局上还没有哪一种哲学社会人文科学的理论能够与之相提并论，更不用说超越它了，这是连一部分西方学者也承认的事实。例如当代西马的重要代表人物詹姆逊就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范式就是无比优越，其它流派是很难望其项背的，这是一；其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论虽然还处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一些问题的研究还远不够深入和完备，但我们不仅有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传统文论的丰富遗产可资我们进行新的综合创造的思想资料和依据，而且还应看到：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文论的影响力，常常与国力盛衰这一决定因素在根本上是相关的。我们前面谈文化问题时所说的情况，同样也是适合于我国文论的。我们应该对我国文论进行不懈的综合再创造，以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着的文学的需要。我们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对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的创造勇气和能力应该有充分的民族自信心。因此在全球化和强势话语面前，我们既不必自卑，也不必自怨自艾——理论批评话语都成了强势话语和霸权话语所垄断的专利品，我们在文论方面已经不可能有什么建树，从而舍己芸人或屈己就人。在这里，民族主体精神和民族自信心都是必不可少的。
2、需要讨论主元和多元的问题。
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中，国有经济是我们的主元；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和文论建设中，马列主义是我们的主元，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否则我们还算得上什么社会主义呢？
而坚持马克思主义，尽管我们处在全球化的历史舞台上，为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必须了解并批判地吸收强势文论中的一些积极或合理的因素，但是这是两种不同的思想文化体系，对于马列文论来讲，西方文论或强势文论“垄断’了所有理论批评话语的事实，在根本上是不存在、也不可能的。因此在根本上也就不存在一些人担忧的理论批评话语被别人说尽，“我们在文论方面已经不可能有什么建树”的问题。讲这类话的人根本不是站在马克思的立场上的，因而才会在“中心”文论面前精神上矮人一等，产生一种自卑感和屈从的心理。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文论全球化，加强与西方文论的对话和交流，充分利用这一机遇发展自己，在根本上是不可能产生上述精神状态的。对话应该是平等的，而不能、也不会为人所役，从而屈己就人。我们提倡并坚持文论全球化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坚持它的创新精神和革命批判精神，坚持我们民族的主体性而不随波逐流，媚俗趋时。
但如前述，我们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文化和文论中多元并存的局面是事实，并且是在很长历史时期内都不会也不可能改变的事实。既然是多元存在，也就需要并处理好一元和多元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近年来，不时能够听到学术界这样一种呼声，即应该为多元文化和文论并存的局面，尽可能地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这个要求自然是合理的。在我国处于和平发展、要求稳定的社会主义初期阶段，平等的、自由的讨论，应该是解决文化和文论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和矛盾的主要手段。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应该吸取已往的深刻教训，“不托飞驰之势”，不需要借助于学术文化以外的行政力量制造声势，仗势欺人，而应该作为学术文化思想中平等的一员，与其它各种形态的文化和文论思想展开平等的讨论和争鸣。在上个世纪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白色恐怖下，马克思主义者尚可以依据自己的力量，依据自己对真理的追求，在文化和文论方面与自己的各种思想对手展开论战，取得不断的进步和发展，战胜对方；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国家中，马克思主义者完全可以依靠自己所掌握的先进武器，通过正常的争鸣战胜和制服自己的对手。这当然不是空喊几句弘扬主旋律之类的口号就可以实现的。它要求马克思主义文论家能够立足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和文学实际，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不是以本本主义或一隅之解为立论之据，而是视野开拓，识见宏通，感受敏锐，既能够精通人类文化和文论发展的历史，又能够牢牢把握其未来的发展方向。这样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所以马列主义文论家对于努力创造一个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的主张是持积极地支持态度的。在平等的对话交流中，取长补短，发展自己，共同地推动并创造我国文论的发展和繁荣，这是不应该有疑异的。
问题是，既然在文化和文论领域是一种多元并存的格局，在多元中就不会只有统一的方面，而没有对立的方面。事实上，对立的因素不仅是绝对的，而且有时是比较尖锐的，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中心”或强势文化和文论在向我们宣传他们的文化和文论观点时，常常不仅同时宣传着他们的价值观念，而且常常不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马列文论，他们绝不甘心于使自己和其它各元处于同等的地位，更不要说次要的地位了。谁都想争主元，当主元，这是完全符合多元文化和文论存在的实际及其发展规律的。譬如说，战国时代是我国学术文化史上争鸣最活跃的时期，一些人怀着“不得已”的心态参加争鸣，就是谁都想为自己一派的观点争一个主导或主流的地位。今天我们多元文论并存的格局，固然为彼此间的平等对话和交流提供了条件和机遇，但也绝不是只有和谐有序的如切如磋的讨论，而是会有激烈的争论。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和文学的性质，决定了我们是把马克思主义指导原则当作文化和文论中的主元，对于那种在文化和文论中企图解构主流意识形态、以西方的价值观念来取而代之的思想，对于那种在全球化进程中在文化和文论领域要求矮化自己、屈从强势文化和文论的思想，我们当然不会采取听之任之、不闻不问的态度。这时就难免会有相互的论争和批判。一些坚持西方价值论的人可以自由地宣传他们的政治文化理念，而《宪法》所规定的处于主元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无意把自己凌驾于其它文化和文论流派之上，只是要求作为多元中平等的一元与之展开论争，这绝不能算作非份之想吧！
多元文化和文论并存的局面，就必然会有竞争和争鸣。这是完全正常的，值不得大惊小怪的。掩饰矛盾、回避争论，既和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不相容，也是违背多元思想存在发展的实际和规律的。
正当的争论和争鸣不仅是学术文化（包括文论）发展的绝对需要，而且也不会影响到良好的学术文化生态环境的创造。在这里，关键的问题是争论的双方是否都能够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充分地摆事实、讲道理，以科学的精神和道理服人。只要坚持这样的态度和精神，那种担心学术生态环境会因此而遭到破坏的忧虑，就不会发生。
所以，在文化和文论全球化的机遇下，我们不仅要正确地处理好全球化与坚持民族主体精神之间的关系，而且，也必须处理好主元和多元的关系。只有这样，我们才既有可能推动多元文化和文论的繁荣和发展，也有可能推动主元文化和文论的不断进步和完善，真正形成主元和多元在对立统一的格局中有序共处。
3、最后本文要谈的一个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建设问题。我们所说的全球化背景下的文论建设，正是就此而言。在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由于种种原因，在实际上（而非在口头上）并不那么吃香了，原来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因此而改换门庭，换上趋时的新招牌的，也并非个别现象。但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作为一种开放体系和科学，它的生命力是旺盛的，不仅坚信它的大有人在，而且借用一首歌词所说的，这个队伍肯定会越走越长。因为它不仅代表着广大的人民群众在精神上的理念和他们在艺术和审美领域的利益和旨趣，而且也代表着人类对美好的未来的向往和追求，在这一根本的思想品格特点上，世界上至今所出现的众多的、形形色色的文论，没有那一个流派是可以与之相比的。但是随着前苏联解体、全球化思潮的发展，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贬低、否定和解构马克思主义之风盛极一时，而且我们还应该清醒地看到：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这种企图解构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论之风也是根本不会停止的。因此，面对文论方面的全球化浪潮，我们既要胸怀开阔，放眼世界，具有汉唐那样敢于吸收的气概来对待外来文化和文论；又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并发展我们的主流文论，即马克思主义文论，面对挑战，迎接挑战，战胜挑战。
一种理论是否享有更好的命运，在于这一理论本身是否能够适应历史的需要，以及它是否能够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地调整自己，解决摆在它面前的新问题。任何原本再有价值的理论，如果一旦停滞不前，不能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前进，它就必将被常青之树的生活所淘汰。马克思主义既非教条，也非一成不变的死板模式，它以解放全人类为职志的抱负更使它与任何狭隘的宗派情绪无缘。它本身所具有的强大而旺盛的生命力的根源之一，就在于它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与时俱进，能够不断地适应时代需要而不断地发展和丰富自己，因此才具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面对全球化给文学和文学理论带来的新情况、新形势和新问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必须也一定能够认真地对待它，研究它，不断地丰富和完善自己，推动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发展，并迎接其它文论提出的挑战。
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文论适应当代历史需要的创新，就远不是无关紧要的问题，而是关系着其存在、盛衰的根本问题。全球化给我们提供了机遇，西方当代文论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我们要立足于我国当代文学、特别是社会主义文学的实践基础之上，坚持民族的主体精神，坚持以我为用，充分吸收它们程度不同的合理因素。在我们的西方文论研究家中，固然不乏在介绍西方某种文论流派时，有较清醒的态度，既能扬其长，又能揭其短；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这无疑是很值得人们尊敬的态度；但更多的和更为普遍的，却是宣传某家（譬如说先锋派和后现代主义之类），就摹拟某家、师法某家，把自己所信奉的并不一定那么好的理论夸大为“最好”的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家所不取的。马克思主义看待事物的最根本、也是最有价值的态度，就是分析批判的态度。对当代西方文论，他们绝不会摹某家、效某派，并因此而沾沾自喜。他们所主张的是超越宗派的广泛批判地吸收，既要批判地吸收我国传统文论中一切有价值的、合理的因素，也要批判地吸收西方文论中从古至今的一切有价值的创造，既不囿于一时一隅之解，也不限于一国、一派之见，然后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进行筛选去取，融合沟通，进行综合的再创造（注：有人认为“综合创造论”“仅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这个看法是没有多少道理的。如果我们不是将它作为一次完成式的理论看待，而是将它视作一种永无止境的动态的创造过程，这问题是很容易解决的。有的赞成这一主张的学人，又认为它缺乏“一个共同的理论根基”（《当代文论新建构中的几个问题》，《文艺报》2001年7月31日）。其实这根基应该也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方法。）。
只有这样的文论，才是能够涵盖广泛的文学领域并能对其中存在的问题作出科学解释的文论，也才是能够解决当前纷纭万端的新情况、新问题的文论。这样的文论在品格上、在科学性上，都将比现有各种文论远远高出一筹！
建设这样的按照马克思主义原则进行综合再创造的文论，任务是相当艰巨的，绝非依靠少数人在短时期内能够完成。这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但是已经有不少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方面做出了富有成效的努力，只要我们坚持下去，经过群策群力，作为社会主义文论主流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一定可以推进到一个崭新的水平，从而创造出崭新的局面和境界。
2001年8月15日于北京偏远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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