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外部环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十一五论文,外部环境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十一五”期间要继续保持快速、稳定和可持续的发展态势还需要准确地把握这些变化。“十一五”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主题，世界基本的政治格局和发展方向不会改变，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局部动荡的基本态势也不会改变，国际经济、贸易和金融仍然是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重要内容，仍然是决定国家间关系的重要方面，各国依然会把加快经济发展、提高经济实力作为国家政策的基本目标之一。但是，与“十五”时期相比，国际政治环境的不稳定性有可能增强。一方面，国际单边主义、强权政治有可能继续发展，地区潜在冲突有可能增加。另一方面，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也有可能继续发展，并有可能形成跨国联盟，从而进一步增加国际政治动荡的可能性。
从总体上看，“十一五”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会遭遇特别巨大的国际政治风险，但是，由于规模不等、程度不同的国际政治动荡有可能增加，确保经济增长持续性的任务要比“十五”时期艰巨。
一、全球经济处于复苏阶段，国际市场需求增大，但国际贸易摩擦增多
过去几年，世界经济一直处于一种萧条或停滞的状态，尤其是日本经济和欧洲的经济徘徊不前，然而最近有迹象表明，全球经济正在复苏，在未来几年里可能处在上升通道，例如日本的经济就可能出现较长时期的复苏。全球经济转暖将增加国际市场需求，为扩大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需求创造更好的条件。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全球生产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消费类电子产品）和一些资本密集型产品（如钢铁、船舶制造）生产的相对过剩，贸易保护主义将以新的形式（主要是设置技术壁垒、环境壁垒、实施反倾销诉讼等）继续存在，并在一定条件下盛行，从而增加外部需求增长的不确定性。
二、在金融、贸易、投资等各个方面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将为中国经济增长创造更好的供给和需求条件，但也会带来更多的经济不稳定运行的可能性
WTO的过渡期将在“十一五”期间内结束，中国经济将全方位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这会使中国能够更方便快捷地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吸收或引进国际资本、国际技术和国际人才，也会使之能够更方便地开拓国际市场，从而使中国经济增长获得更多的国际资源（包括市场资源）的支撑。然而，由于国际性资源的逐利性和流动性，当这些资源进出国境的成本变小、受到的约束变少之后，国际资源突然性地、大量地以及互相影响或传染式地进出中国的可能性将会增加，从而有可能将对经济的稳定增长造成不利的影响，加大经济的不安全性，导致经济的剧烈波动。
三、中国的经济实力增强，但经济大国和经济强国地位的确立尚需时日
2003年中国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1万多亿元，居世界第七位。如果“十一五”期间经济继续保持目前的强劲增长，中国的经济实力还将增强，但是无论是从人均水平来看，还是从制造业、服务业的竞争力来看，中国可能还不能算是真正的经济大国或者经济强国。
经济实力的增强会引致更多的国家对中国的防范，这些国家可能会在国际资源和世界市场的分配（或瓜分）方面，采取一些不利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行动。而经济强国地位难以确立又决定了中国在制订国际经济规则（例如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等方面的准则）方面还不可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获得理想的经济增长外部环境存在困难。
四、技术和管理的“后发优势”依然存在，但获得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和工艺的成本有可能上升
“十一五”时期，中国仍将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水平还会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引进和学习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收益依然很大。而且，随着“入世”过渡期的结束和中国与全球经济融合程度的加强，中国从发达国家获得先进技术的正式渠道也将不断拓宽，中国与这些国家正式的技术贸易将不断增加。这些都有利于中国获得比较先进的技术，更多地实现经济发展的“后发”效应。但是由于发达国家业已加大并将继续加大在中国的产权尤其是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中国获取这些技术的难度将不断加大，成本将不断上升，从而有可能延迟某些尖端技术在中国应用的时间。
五、资本积累仍将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但人口结构变动国际资本流动将加大储蓄率、投资率的不确定性
国内的高储蓄率、外资流入和高投资率在过去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国内居民的高储蓄习惯不会发生变化；而中国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等方面依然需要大规模的投入，将吸引国际资本继续流入。资本积累仍将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但人口老龄化的来临，有可能增加国内储蓄率的不确定性。按照国际上人口老龄化的标准，中国已经开始步入老龄化的阶段，而且老龄化进程加快。据预测，到2020年中国老龄人口（60岁及60岁以上）大约占总人口的16％，接近经合组织国家1990年18.6％的水平，高于2020年周边国家的水平（孟加拉9.0％，印度10.9％，印度尼西亚12.8％，巴基斯坦7.6％，泰国12.8％，越南10.3％）。人口老龄化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将会产生巨大的压力，从而影响国民整体储蓄水平。
另外，随着国家之间劳动成本的相对变化，国际资本的流向有可能发生变化。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劳动力的低成本一直是吸引外资流入的重要因素。然而，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后，中国劳动力成本会在一些地区、一些行业呈现明显上升的趋势。同时，在沿海地区土地成本的快速上升，也会抵消劳动力廉价的优势。这可能导致外资转向印度、拉美等国家和地区，从而进一步加大中国资本积累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经济增长的波动。
六、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将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战略性资源储量和环境容量的不足将对经济增长产生越来越大的制约
从“十一五”时期开始，国家将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促进经济的内涵式增长。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将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减轻单位产出对环境的污染程度。
但是，由于人口众多，人均资源量少，中国的经济增长将受到越来越严重的资源和环境约束。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增长2.6倍，其中煤炭消费增长2.4倍，石油消费增长2.7倍，天然气消费增长2.2倍。初步测算，2020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耗量将达到30亿吨标准煤，其中，煤炭22亿吨，石油4.2亿吨，天然气2000亿立方米。到时，中国将面临能源供给、生产能力、运输能力和废气排放的环境容量不足的困难。
资源供给的不足，不仅会造成资源进口的增长，而且会提高资源的价格，从而提高增长的成本。2003年，在强大的需求拉动下，石油及其制品的价格同比上涨11.8％，煤炭上涨2.6％，钢材上涨20.1％，生铁上涨43.7％，铜上涨14％，天然橡胶上涨41.9％。
环境容量的不足、环境污染的加重，也会提高经济增长的成本。中国现在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的年排放量已经居世界前列，约有1亿人不能每天呼吸到新鲜空气，不少地区的居民因为不能得到安全的饮水而致病。2000年，中国每年排出的污水是390亿吨，两年后的统计是440亿吨，增加12.8％。同时期工业废气的排出量更增加了28％，从14万亿立方米增至18万亿立方米。今后，中国政府在保护生态和改善环境质量方面必须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并将让企业承担更多的污染成本。
七、攻坚式的改革将为经济增长创造更加透明和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但改革促进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幅度可能下降
“十一五”期间国内的体制改革将全面触及到国内的银行、大型国有企业及国有垄断行业、行政管理体制等经济运行的核心方面，国内体制转轨和改革将延续“十五”期间的攻坚战。虽然改革涉及的利益关系更加复杂，改革的难度更大，但由于“入世”过渡期的结束，改革的紧迫性增强，“十一五”时期这些改革必须取得突破。改革的突破必将为经济增长创造更加透明和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必将使中国的法律体系更加符合国际交往的要求，立法体系和执法体系的运行更加规范有效。但是，由于这些改革主要涉及到企业和个人的行为转变，而且是在改革推进20多年后进行的，不会像以前单纯地制订规则标准那样能够获得立竿见影的效应，使改革促进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幅度可能不如以前的改革措施那样迅速和显著。
八、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上升将为经济增长创造更好的内需条件，但是三大差距的存在和扩大不仅有可能降低国民整体的消费倾向，而且有可能影响经济增长所需要的稳定的社会环境
2003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8472元，农村人均纯收入为2622元。“十一五”时期，城乡居民的收入将持续上升，伴随着收入的提高，消费结构将不断升级，国内需求将不断扩张，既可为新产业的成长，也可为传统产业的规模扩张创造需求空间。
但是，由于经济结构的调整、体制改革的深入，以及市场力量的不断强大，业已存在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以及社会各阶层的差距将继续扩大，有相当一部分人将难以分享到经济增长的好处。差距的存在一方面会降低国民整体的消费倾向，另一方面，可能会加剧社会矛盾，危及国内经济和社会环境的稳定。
九、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将进一步带动国内需求的增长，但增长的成本将上升
工业化同时也是资本深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间投入品和资本品的投资比重将呈现逐步上升的态势。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中间投入品和资本品的需求将不断增长。
“十一五”时期，中国将继续推进城市化。城市化及其带来的城市人口规模扩大，一方面将直接带来消费需求的增长，另一方面，也通过对城市基础设施提出更多的要求而带动投资需求的增长。当然，工业化、城市化也会加剧一些结构性矛盾。如：（1）工业化过程中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的上升，有可能加剧劳动力总量关系的失衡。（2）城市化过程中对土地资源的占用，可能导致更多“三无”农民的产生，等。这些结构性矛盾的加剧，有可能对经济增长的宏观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要素的价格会呈现出逐渐上升的态势；而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对自然资源占用规模的扩大，自然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的价格也会上升。过去比较重视经济的发展，社会发展的一些方面相对滞后，今后国家将更多地关注社会发展，这必须支付必要的社会成本。无论是从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还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都应该考虑到增长成本合理的上升。
“‘十一五’规划基本思路和2020年远景目标研究”课题组
课题负责人：王梦奎 谢伏瞻 李剑阁
课题协调人：李善同 卢中原 候永志
执笔：李善同 候永志 刘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