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转型经济中技术创新与经济周期关系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技术创新论文,关系论文,经济周期论文,我国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纵观历史，经济危机是一个长盛不衰的话题。原因不仅在于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更重要的是经济系统的复杂性，使得其成因非常复杂，有需求、供给也有政治、心理等。成因不同，针对政策也不同。其中颇受关注的是Keynes的理论。这主要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多数经济学家更加关注能够在短期内产生效果的方式。内生增长理论将技术纳入到经济系统内部考虑之后，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尽管经济危机的现象纷繁复杂，但就其本质而言，发生危机即意味着经济发展的缓慢甚至停滞或倒退，亦即经济缺乏增长点，而在经济繁荣时期资本和劳动力供给充裕，这就说明是旧有技术的应用达到极限导致经济体遭受“非线性打击”。就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来讲，尽管表面上看是金融系统的危机，但实质上是因为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带来的增长热潮与下一轮增长点之间的断代，闲置资本找不到获利出路，而不得不投向金融市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严重背离导致了这一场最后演变成的经济危机。正如Van Dujin(1977)[1]所说，Keynes的反周期政策只有在有效需求不足时才能发挥作用，当产能过剩是由于市场饱和造成的时候，这种政策是无效的，短期内造成对大的周期波动的忽视，长期则会造成通货膨胀。而要走出经济危机或者说萧条状态，就要打破现有的饱和状态，寻找新的出路。
针对我国本身经济危机（周期）的研究受制于可得数据点少和转型经济的制度变化频繁的影响，尚处于比较浅的层面，有的过于强调表象原因，有的对缺乏制度因素的考虑。
结合现实实践和理论基础，我们认为对技术创新与经济周期关系进行进一步研究是有必要的，而且资本主义市场下的情景与我国这样一个转型经济体是否共享相同的结论也是值得探索的。
1 理论背景
1.1 经济周期与技术创新的概念
学术界对于经济周期的定义并无争议，一般定义即经济运行中周期性出现的经济扩张与经济紧缩交替更迭、循环往复的一种现象。对于经济周期的类型，也基本达成一致意见，包括三种类型：基钦周期（短周期）、朱格拉周期（中周期）、康德拉季耶夫周期（长周期）。
创新的概念最初由Schumpeter提出，他从经济学的视角将其定义为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同时界定了五种类型的创新（新产品、新工艺、新市场、新原材料和新的组织形式）。但并未对技术创新进行明确的定义，而技术创新是创新的核心，是真正带来经济长期增长的原因。之后在管理学、社会学以及工程学等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对技术创新的定义。例如许庆瑞(2000)将技术创新定义为从一种新思想的产生到研究开发、产品试制、生产制造、首次商业化及扩散的全过程。OECD(1992)认为技术创新包括新产品和新工艺，以及产品和工艺的显著变化。柳卸林(1993)将其定义为，与新产品的制造、新工艺过程或设备的首次商业应用有关的技术的、设计的、制造及商业的活动，包括产品创新、过程创新（工艺创新）、扩散。本文侧重新技术在商业中的应用，因此采用许庆瑞(2000)的定义。
1.2 创新与经济周期的关系
1.2.1 创新作为经济周期成因
Schumpeter从创新的角度分析了经济周期的成因，他认为经济周期是由引入创新的频率变化而产生的波动造成的，而企业家是将创新引入经济所必需的。企业家在不同时期的不均匀分布造成经济的起伏波动。同时，他将基钦周期、朱格拉周期和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统一起来，认为大的基本创新引起长周期波动，较小的创新引起短周期，且作用机理是相同的。
但Schumpeter的理论也受到一些质疑。Kingston(2006)[2]还认为Schumpeter对法律制度重要性的低估也是其“输给”Keynes的一个重要原因。再者，Schumpeter对于企业家与创新群集的关系等关键问题也未作明确的解释，仅定性数据不够充分(S Kuznets，1940[3]; Mansfield,1983[4])，结论就难以令人信服。但Van Dujin(1977)针对Kuznets的批评认为要想在统计上得到明确的结果，我们还需要一百年的时间。这说明历史数据还不足以为Schumpeter的理论提供充足的依据，但也没充足的理由说明它的错误，因此仍然需要进一步对理论进行检验。
20世纪70年代以来，Mensch、Freeman、Clark等学者用现代统计方法验证熊彼特的观点，并进一步发展了创新理论，被称为“新熊彼特主义”和“泛熊彼特主义”。
Mensch是“市场周期论”的代表人物。他在《技术的僵局》(1975)一书中提出在产业（产品）生命周期最后阶段，谨慎和规避风险使得创新进入低潮，带来“技术僵局”(technological stalemate)，引起结构性收缩，这是由产业的市场周期决定的，只有出现新的技术创新和产业部门，才能打破这种僵局（转引自Van Dujin(1977)）。“技术僵局”会导致结构收缩，是创新的动力，创新则是推动新一轮经济发展浪潮的基础。但他对创新的界定与测度受到置疑，如Freeman等(1982)，Van Dujin(1977)认为Mensch对“基本创新”的定义不充分。Freeman从技术创新与劳动力就业关系角度研究经济长周期，认为周期上升阶段是由新技术或新兴产业的发展所推动的，到达一定程度后，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边际利润下降，经济收缩进入下降阶段。这时，只有出现新的技术领域才能使经济摆脱萧条，重新进入发展上升阶段。
同样作为“技术周期论”代表人物，Van Dujin提出的技术创新生命周期理论，是研究技术创新引起经济波动内在机理最为著名的理论（宋迎昌，1995）[5]。该理论认为基本技术创新的“群集(cluster)”是导致经济长周期的主要力量。同时，他将技术创新分为四种形态（如表1所示）。并通过观察历史得出结论：前两类创新往往集中出现于经济长周期下降的萧条阶段，后两类则是在上升阶段。他还认为技术创新生命周期即孕育、成长、成熟、饱和决定了产业（一系列产品）生命周期也依此模式(Van Dujin,1977)。
1.2.2 创新扩散和创新群集
创新进入经济系统并非线性进行的，而是有其特定的演进路径，亦即创新扩散，并在扩散过程中诸多创新的融合形成创新群集。创新扩散的传统定义是Rogers(1995)给出的，即随着时间进展，创新通过某些渠道在社会系统的各种成员之间传播的过程。
诸多学者对创新扩散模型进行了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是S型扩散模型（宋海荣等，2007）[7]。只不过这些研究在具体函数表达形式上各个研究所得到的参数有所差别。
创新群集指在多个产业部门同时出现的创新的集合（赵峰，2004）[8]。Freeman等(1982)认为群集是创新扩散过程的而非创新本身的。Hirooka(2003)[9]讨论了创新的非线性演化和创新在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尤其强调了创新与泡沫经济和经济衰退的因果关系。图1显示了在前四次经济长周期过程中，各基本创新的演化路径以及创新群集的情况。可以看出，在经济长周期的萧条期，基本创新大量出现，并沿着非线性的S型演化路径发展，引发相关产业产品和工艺创新，带动经济增长直到创新的增长潜能发挥至最高水平，同时经济也由萧条发展至繁荣末期。
综上可以看出，在历次经济长周期中出现的基本创新，所在产业都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经济发展的重点。因此，基本创新带来了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
图1 康德拉基耶夫经济周期和创新扩散
资料来源：根据Hirooka(2003)整理。
1.3 转型经济环境下的技术创新
经济学、管理学领域的大多数理论都是在西方资本主义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将这些理论置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背景之下，其基础是否依然稳固？这个问题引致很多学者对制度变化、转型经济等的诸多研究。
我国建国至今也不过60年的时间，但此间却经历了多次重大的社会经济制度变革。制度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管是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无疑是深远的。但本质上制度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就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而言，技术创新仍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制度创新通过促进或阻碍技术创新而影响经济发展（秦汉锋，1994[10]；姚洁等，2006[11]）。
就我国整个国家创新系统而言，相比发达国家仍然是不够完善的，中央政府仍然是主导，“草根”创新不足(Sun,2002)[12]。但这也正是我国处于转型时期的表现，同时应看到已经取得的成绩。Cooper等(2006)[13]研究了新兴经济体中的企业家精神和创新，认为转型使得对私有经济的各种限制逐步被破除，企业家大量出现促进了创新。Lu(2001)[14]也提到在转型过程中，积极从事技术商业化的高度自治的企业是我国新型创新系统的最显著特点。Tan(2001)[15]对中国国企管理者和私企企业家进行对比研究，发现前者在创新和风险决策的意愿上明显低于后者。但经过数年的改革，国企战略在转型过程中与环境协同演进，已经更加倾向于创新创业活动（Tan等，2005）[16]。
2 我国经济周期特点及与技术创新的关系
2.1 我国经济周期特点
受前苏联经济学家影响，出现过“中国经济无周期”的思想，理由是长期正增长的情况与古典经济周期不符。但仅此并不充分。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学者姜国楹撰文《要展开对社会主义经济周期的研究》，提出了对我国经济周期进行研究的必要性。刘金全等(2008)[17]认为我国经济呈现的是低速增长—适速增长—高速增长—适速增长—低速增长周期规律。
对我国经济周期阶段的划分，国内学者大多用一年期的GDP增长率作为考查对象，虽然对于周期起点存在争议，有不同的划分法，但并不影响下面分析。
改革开放前我国处于计划经济时期，这一时期的经济周期被称为“计划型周期”。该时期经济活动受政府控制过于严重，活力不够，经济周期的总体特点是“大起大落，振幅大、峰位高、谷位深、平均位势低，表现为古典型周期（经济周期下降阶段，出现负增长）”（刘崇仪等，2006）。从图2GDP增长率的变化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些特点。
图2 改革开放前我国GDP名义增长率变化（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对这一时期经济周期的成因，殷剑锋(2006)[18]指出投资波动与GDP增速之间保持着高度的同步性。杜婷等(2006)[19]研究了制度冲击的主要作用。施发启(2000)[20]认为，主要取决于总需求的波动等等。
改革开放后，尽管经济一直处于正增长形势，但从图3看出，也同样一直处于波动状态。因此这段时期的周期是增长型周期，也称为“市场型周期”（刘崇仪等，2006）。对其动因，施发启(2000)认为尽管改革开放后经济机制有重大变化，但总需求波动仍是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原因。殷剑锋(2006)归因为劳动力市场的自发调整，而投资同时作为总需求的组成部分和资本积累的双重角色影响GDP和非农就业。然而，也有学者（廖长峰等，2007）[21]强调投资回报率取决于技术创新的速度进而投资意愿，因此创新仍然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周炼石(2008)[22]认为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及技术的进步是推动中国持续高速增长的主导因素。
图3 改革开放后我国GDP实际增长率变化
数据来源：IMF。
对比改革开放前的波动态势，可以看出经济波动渐趋平稳，波动幅度明显减小，这说明我国经济发展逐渐步入良性状态。
2.2 技术创新对经济周期的影响分析
由上可见，对经济周期的成因说法各异，经济周期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过程，在有限数据可得的情况下，必须结合深入的理论分析才会得到合理解释。
利用历史数据来分析技术创新对经济周期的影响在文献中很常见。但要做时间序列分析，要求较多的数据点，这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可以满足的，而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比较晚，且有专利统计的年份也很少。此外，技术创新对经济的影响是有延迟的，况且专利授予到成为商业知识需要时间。而延迟时间对不同产业、不同技术是各异的，学术界也没有定论，这时复杂的计量经济分析反而可能会得不到正确的结论。在已有理论支撑的前提下，利用两组数据趋势的简单比较来印证，也不失为一种可取的方法。
图4 GDP增长率和专利增长率
数据来源：IMF，根据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数据整理。
目前对创新的测度指标可以分为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类。前者用于表示潜在创新能力，在此采用创新产出指标。
由于1986年专利增长率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导致其他年份的数据趋势不明显。这主要是由于1985年实施专利法伊始，人们对专利的意识尚浅，申请活动很少，且申请到批准需要一段时间，而一年之后的变化就相对很大。为了更好地观察两种趋势的关系，剔除掉1986年的数据，得到图5：
图5 GDP增长率和专利增长率（剔除1986年数据）
数据来源：IMF，根据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数据整理。
专利数据包括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三种类型，为更准确地表示技术创新，下面将发明专利数据单独在图表中表示出，即图6。发现专利增长率与发明专利增长率是非常一致的。
根据图5，除1990年以前、1993年和2003年数据之外，基本趋势与上面的理论是吻合的。即：在经济趋势下行阶段，技术创新加速增长，在经济低谷（1999年）时期，达到阶段顶点，在随后的经济复苏至繁荣阶段，速度逐渐下降。由于发明变成经济知识的延迟，经济趋势的上扬正是前面经济趋势下行阶段产生的新发明导致的。技术创新的扩散使得经济进入上升阶段，新技术的应用引发相关产业创新和新的需求，进一步推动经济前行。
图6 GDP增长率、专利增长率和发明专利增长率（数据来源：IMF，根据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数据整理）
3 转型经济环境的作用
如前所述，社会经济过程是非常复杂的，期间产生任何的干扰因素都是无法避免的，其中制度因素是最受瞩目的。对于图5中出现的与理论不甚吻合的现象，接下来本文从转型经济环境的角度给出解释。
首先了解一下历史状况。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转向市场经历了一系列转折点：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1982年十二大强调“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十三大提出“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模式；1992年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①。
所以，在1992年之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非常不成熟。对于私有经济仍然存在种种严格的限制，国企生产也限定在国家的调控和计划范围之内，社会缺乏创新动力。此外，1978-1994年我国基本上是“短缺经济”，尽管经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是在高位运行的，但主要的增长动力来自于需求拉动。这种情况下，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是难以有章可循的。
1989年美国、日本发生严重的经济衰退，拉动我国经济随之下滑。更重要的是前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政局持续恶化，对私营经济影响国家社会制度的担忧迅速增长，使得私营经济遭遇寒流。1989年前后经济与创新双双跌入低谷。
2001年11月我国加入WTO。入世对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引起国内很多学者的关注。李建勇等(2002)[23]指出我国的高新技术产品的知识含量、技术含量、附加值、档次和品牌都不高，以仿制为主。入世后受国外技术冲击以及WTO知识产权协议的影响，很难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专利。但在初期，我国经济开放程度还不是很高，受国外企业冲击力度也比较小。受入世影响，我国企业普遍感觉到更大的挑战，因此更加积极地进行创新。所以在2003年出现了创新的小高潮。
综上得知，技术创新对经济周期影响的规律在我国依然成立，但特殊的转型期制度环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以下图作为在我国转型经济环境下技术创新影响经济周期的演示模型。
图7 转型经济环境下技术创新影响经济周期的演示模型
4 结论和讨论
本文回顾了以往有关技术创新和经济周期关系的文献，并用我国的GDP和专利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
第一，中国的数据基本与前面的理论符合，也即，在经济趋势下行的阶段，技术创新加速，在经济低谷（1999年）时期，达到阶段顶点。在随后经济复苏至繁荣的阶段，技术创新速度逐渐下降。
第二，对与理论相冲突的显现，本文从转型经济的角度给出了解释。这些因素包括经济体制、政策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转型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
第三，当制度因素比较强的时候，技术创新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关系受到强烈影响，形式发生变化，这体现了制度的重要性。
基于以上结论，我们认为在当前全球经济疲软，美元危机、欧元危机接踵而至的情况下，不应只把目光集中在金融系统。虚拟经济是依附于实体经济而存在的。各种投机行为使得虚拟经济过度泡沫化，与实体经济严重背离；加之各种复杂金融工具的出现，将人们的视线更多牵引到如何去应对金融风险。甚至实业家们也将过多的资金和精力投入到楼市、股市，而非致力于对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投入。归根到底，这是因为上一轮由互联网引发的经济增长能力已到达阶段顶峰。如果找不到新的增长点，各种社会闲置资金就只能进入虚拟经济寻找投机利益，这是不可持续的，背后潜藏着巨大的危机。
对发展中国家来讲，由于技术基础薄弱，研发能力差，没有能力也没必要一切从头开始，完全自主开发和自主创新。可能的话，积极引进国外先进而适用的技术，实施创新模仿，是一条实现技术进步的快捷有效途径（谭崇台，2001）[24]。在技术引进方面，吴晓波(1992)提出的“二次创新”理论，为发展中国家及其企业技术引进再创新提供了很好的路径选择依据。但在追赶过程中要努力培养自主创新能力，而非仅仅步发达国家后尘，增强主动性和竞争优势。
另一个需要强调的是制度创新的重要性。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关系可以被归结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前者决定后者，这是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之一。只有制度适应技术发展，我们才能取得大的进步。
不足之处：我国专利法实施比较晚，且市场经济也不过三十年时间，仅仅根据这些数据不足以进行时间序列分析。此外，我国一些企业尤其是小企业尽管也进行创新，但申请专利的活动并不积极，以及一些行业如医药为保密也不太申请专利，需要其他一些测量指标来相互印证。例如我国在国家层面上对新产品数据的统计工作已经开始，待数据充足也可以用于此类研究。
最后，我们以物联网为例做一下说明。尽管物联网相关应用早已在很多角落存在，但很多技术有待突破，因此尚未形成规模，但蕴藏着极大发展潜力。从IBM的“智慧地球”到各发达国家的智能汽车、“泛在网络”、我国各地政府正大力推行的“智慧交通”“智能家居”等示范工程，Forrester等咨询机构预测物联网将发展成为万亿级的产业。物联网可以说是互联网的延伸，它的发展是建立在互联网基础之上的，必定会带动全球经济进入一个长时期的增长过程。而这个过程中，涉及各个行业大量的技术创新，在向经济系统扩散的过程中形成创新群集，给整个经济带来强劲的增长势头。这也是阐释技术创新促使经济走出危机转而增长的现实案例。
注释：
①新京报，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