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遗产、产业考古学与技术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论文,考古学论文,遗产论文,史研究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0—8934(2007)05—0092—05
产业遗产(industrial heritage)，有人称“工业遗产”，通常指具有历史、技术、社会、建筑或科学价值的工业文化遗存，包括工厂、机械设备、土木建筑、矿山铁道、公共服务设施等的遗址、遗物及其关联遗产，是技术史研究的重要对象。产业遗产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因其特殊性，它也是常常被忽略的一部分。与文物保护、工业旅游研究等相比，技术史研究对产业遗产还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
在国外，对产业遗产的研究一般称“产业考古学”(Industrial Archaeology)，它是关于产业遗产的调查研究、保存使用、复原以及技术史教育的一门学问，也是产业技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1955年，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建筑史宝米切尔·瑞克斯(Michael Rix)在《业余爱好者史学》杂志发表文章，将研究英国产业革命遗物的学问定义为“产业考古学”。1963年，哈德森(Kenneth Hudson)撰写了关于产业考古学的第一部著作——《产业考古学入门》。1965年，在全英国开展了产业遗迹调查，巴斯大学(Bath University)的技术史研究中心成为汇集业余爱好者研究的据点。1973年，在英国铁桥峡谷的艾恩布里奇举办了首届产业纪念物保护国际会议(简称FICCIM)，来自8个国家的61名代表参加了大会。1974年，英国建立了全国性的学会——产业考古学会(The Association Industrial Archaeology，简称AIA)，开始着手在全国范围内研究产业遗产的保护政策、设立研究基金等等。
1978年，在瑞士召开了第三届产业纪念物保护国际会议，会上成立了有关产业遗产保护的国际组织——国际产业遗产保护联合会(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Conservation Industrial Heritage，简称TICCIH)，该组织至今已举办了13届会议。2003年7月，在俄罗斯召开的TICCIH第12届大会上，通过了有关产业遗产的《下塔吉尔宪章》，该宪章是产业遗产保护的最为重要的国际宪章，目前普遍采用的“产业遗产”定义就出自该宪章。
到目前，尽管世界上对产业遗产的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但被列入世界遗产的产业遗产并不多，截至2005年底，共有22个国家的34处产业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占到现有812处世界遗产的4.2％，我国尚没有一处单一产业遗产列入名录(都江堰只是作为合并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1962年，英国的米切尔·瑞克斯最先给出了“产业考古学”的定义：产业考古学就是对产业革命中创造的早期遗物的研究。因这一定义过于简单而招致批评，1967年他又重新作出定义：产业考古学是关于早期工业活动的遗址和构筑，特别是有关产业革命的纪念物的记录，并通过某种场合加以保存和说明。这一概念有两个特点：一是从对象上突出“工业活动”的产业遗产；二是在时间范围上强调“产业革命”时期。另一位英国学者威廉姆·阿兰·麦克卡森(William Alan McCutcheon)认为：“产业考古学就是通过对18、19世纪的产业以及交通机构有形遗存物的实地调查，并根据文献研究和分析，重新解释和构建过去的工商业活动”。这个定义在时间上与前者基本相同，在研究对象上略有差别。
《下塔吉尔宪章》中将产业考古学概括为：一门研究所有证据的交叉学科，这些证据既包括物质证据，也包括非物质证据，比如文档资料、人工制造物、底层结构和建筑物、人类定居点、自然景致和城镇景致，它们都是为了工业流程或者是由其所创造。
人们曾经赖以生存的产业遗产，多少都会为我们传达当时人们在那里的生存方式及其所思所想，可以说，产业遗产就是产业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创造的宝贵财富。产业考古学是对各种产业的遗迹、遗物等的调查、记录、保存和复原，这些遗迹、遗物不是天然自然，而是通过人类的创意、好奇、冒险、欲望以及功名心和进取心等所创造出的人工自然或人工物，是人类智慧和行动的结晶。从根本上说，产业考古学是要探索被隐藏在“物”后面的“人”。因此，本文所指产业考古学在时间范围上不限于18、19世纪的产业革命时期，研究对象也不仅仅是“工业产业”，包括人类历史上的一切产业遗存。
日本技术史家和产业考古学家内田星美认为：在英国，“产业考古学是新诞生的(技术史)的一个学派”，产业考古学就是技术史或产业技术史。
一方面，产业考古学只是产业技术史的“断代史”，尽管目前产业考古学界有将研究的时段前移的倾向，但其最初的研究尺度，应该是在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以后。英国是产业革命的发祥地，那里有无数个产业革命时期的“世界第一”，这为产业考古学的产生奠定了土壤。
另一方面，与英国相比，其他国家，特别是非西方国家，近代产业遗产更多地是来自于西方的技术转移，那里的“世界第一”就只能是“引进的世界第一”了，但对于广义上的产业遗产来说，却并非如此。以都江堰为例，抛开它目前的使用意义不说，没有人会怀疑它是产业遗产，对其研究当属产业考古学的范畴(当然也是产业技术史的范畴)。这说明，产业考古学还具有地域性的特征，不同国家和地区其研究的侧重点和时间范围应有所不同，但产业技术史研究，应具有更多的共性。
最为重要的一点区别是，产业考古学更像一种“技术”，注重应用；产业技术史则是理论性的科学，是一种“学问”。
从两门学科的研究者和参与者来说，产业考古学是大众化的“群众运动”，产业技术史主要还是学院派的、少数人涉猎的学问。
产业考古学主要是对自近代以来的产业遗迹进行研究和保存，是新兴的学科。它不同于一般出土文物的考古，“考古学是通过对遗迹、遗物的调查和研究，是阐明人类历史的学问；产业考古学除对所有的产业遗迹、遗物(产业遗产)进行调查和研究外，具有了赋予记录、保存概念下使用的特征”。
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史料研究人类古代情况的一门学科。与此相比，产业考古学主要关心的是英国产业革命(18世纪)以后产生的遗迹和遗物，而且主要局限于“产业”这个范围之内。两者研究的时间范围有很大的区别。考古学是象牙塔中的学问，而依靠民间力量是产业考古学的重要特征。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国内已经有两所大学设立了“科技考古系”，开展科技考古学研究。科技考古学是利用科技手段分析古代遗存，结合考古学方法探索人类的历史，就研究对象和目的来说，它更接近于考古学，而不是产业考古学。
日本学者山崎俊雄认为：“技术史和产业考古学都是历史学的分支部门。前者以文献资料为研究对象，后者以遗址、遗物为研究对象，在研究生产技术的历史这点上，两者是共同一致的。”可以说，这道出了技术史和产业考古学关系的实质。当然，如果从学科的名称上看，技术史在19世纪初期就已出现，而产业考古学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出现，穷根溯源就更容易把握两者的区别和联系。
技术史作为一门学问，其历史远远早于产业考古学。1777年，德国哥廷根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翰·贝克曼(Johann Beckmann,1739—1811)仿照林奈的生物分类方法，将工具加以分类，最早提出“技术学”(Tcchnologie)这一名称。贝克曼在1780—1805年期间，撰写了5卷本20册的《西洋器物起源》(Beytr
ge zur Geschichte der Erfindungen)一书，这是科学史、技术史的开山之作，堪称经典，在西方世界广为流传，但在中国还鲜为人知。
与提出“技术学”概念几乎同时，英国的土木和机械工程师约翰·斯密顿(John Smeaton,1724—1792)开始提倡为大众服务的“工程学”(Engineering)概念，并创立了“土木工程师协会”，他被称为“近代的第一个工程学家”。由此，技术开始进入由传统工具向机械升级的时期，人们意识到技术也和科学、艺术一样，是人类文化的遗产，保存人工自然的运动开始萌芽，其表现形式就是博览会的出现。
最早的博览会是17世纪在意大利举办的，后来法国成为中心，起初只限于美术领域。1798年在法国举办了第一届工业产品博览会，其后欧洲各地的工业博览会接连不断。1851年，倡导自由贸易的英国，举办了世界上最早的“万国博览会”，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世界博览会”。
随着博览会的举办，博物馆成为技术史社会教育的重要设施。世界现存最早的技术博物馆，是1794年法国革命高潮时期设立的巴黎“国立技术工艺博物馆”，该馆以法国工程师雅克·德·沃坎逊(Jacques de Vaucanson,1709—1782)发明的各种机械为基础，汇集了从工业博览会上搜集来的机械展品，充实了拉瓦锡使用过的实验装置，这构成了产业遗产保护的最初形态。后来世界各国建立的技术史博物馆与博览会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与此同时，法国以原有的土木学校为基础，创立了综合技术学校，这是近代最早的技术学教育机构。这所学校后来被拿破仑改建为军事院校，但它的毕业生并不仅仅成为军人，有些人成为学者、教师，有些人成为政治、法律或经济方面的杰出人才。它后来成为世界各国进行技术学教育的样板。
技术学教育的确立，在19世纪极大地刺激了科学史和技术史研究的发展。贝克曼的学生玻珀(Johann Heinrich Moritz Poppe,1776—1854)于1807—1811年间撰写了《技术学史》一书，尝试建立“技术史学”。进入19世纪30年代，一大批记录产业革命的巨著陆续出现。
在德国，进入19世纪70年代直到20世纪德国纳粹出现之前，技术史学再次迎来了一个繁荣期。在此期间，于1856年创立的“技术家联盟(Verein Deutscher Ingeniere)”起到了极大地推动作用，在该组织1903年召开的第44届大会上，通过了保护与技术相关文物的决议；并且，根据曾参观过巴黎国际电力博览会的电气工程师冯·米勒(Oskar Von Miller,1855—1934)的提议，1925年在慕尼黑建立了“德意志博物馆”，该馆对世界各地科学博物馆的发展影响深远，成为现代科学技术博物馆的圭臬，也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科学史、技术史社会教育机构。
进入20世纪中期，对产业遗产的保护开始提上议事日程。
因此，通过对“技术学”、博览会、博物馆发展历程的简要考察，可以说，在技术史与产业考古学之间有着深刻的历史关联。2004年8月在德国鲁尔工业区举办的第31届国际技术史委员会(ICOHTEC)学术研讨会的以“重新设计技术景观”(Redesigning Technology Landscapes)为主题，技术史更加关注产业遗产研究。
近代产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之所以会兴起，首先是因为城市结构的调整与功能的提升；其次是生态环境、资源、能源意识的觉醒；再次是人们开始重新寻找城市的人文思想和人文精神。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特别是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传统产业逐渐衰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和工业企业大量搬迁的今天，妥善保留工业遗存，保护有价值的产业遗产，对于保留城市记忆，恢复城市生态，满足高技术影响下对高情感的需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产业考古学研究，可以为产业遗产的保护和再利用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并为技术史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
为加强我国的产业遗产保护和利用工作，建立和开展产业考古学研究，在此提出6项建议，供有识之士参考：
(1)开展产业遗产的普查、核定、遴选工作；
(2)建立产业遗产的评定标准；
(3)设立中国产业博物馆，以及各级各类的产业博物馆或技术博物馆；
(4)在科学技术史一级学科下设“产业考古学”二级学科专业；
(5)成立全国性的产业考古学会，并与相关国际组织建立密切联系；
(6)创办产业考古学专业学术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