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读文化在民族地区的传承
——以湖南高椅村为例
何慧敏
（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宁波315211）
摘 要： 地处湘西民族地区的湖南高椅古村，是典型的具有耕读文化传统的古村落。其耕读文化是北人南迁并与当地文化相融合而形成的，科举制度的产生和“重本抑末”的传统则改造和强化了这种文化传统。耕读文化在高椅地区的传承主要体现在农商并行的生活方式、读书入仕和修身隐逸的生活追求等方面。耕读文化思想有其独特的魅力和价值所在，对于现代文明社会中精神家园等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启迪意义。
关键词： 耕读文化；民族地区；高椅；文化传承
我国古代的耕读文化传统可以说是历史悠久。《汉书·艺文志》：“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1]明末清初著名理学家张履祥在《训子语》中说：“除耕读二事，无一可为首……然耕与读，又不可偏废。读而废耕，饥寒交至；耕而废读，礼仪遂亡。”[2]梁启超在自述家世时说：“启超故贫，濒海乡居，世代耕且读。数亩薄田，举家躬耘获以为恒。”[3]这些论述都是关于耕读传统的文本阐释。
关于“耕读文化”的概念，前人已有概括。霍志玮在《耕读文化依旧灿烂》中认为：“耕读文化是一种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以儒家的‘仁爱’哲学为内核的亦耕亦读的文化模式，亦所谓忠臣孝子，读书耕田者也。”[4]何发甦认为，所谓耕读文化，“即是在既从事农业劳动又读书或教学的生活过程中创造出有关耕读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耕读是一种生存状态，又是一种生存方式。”[5]“耕”指务农，“读”为读书和入仕，耕为本务，读可荣身，耕读文化中的耕和读是一个有机统一体，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基本内涵是将田园山水与耕读相结合，达到保证家庭、家族、宗族的生存与发展和光宗耀祖的实际目的，以及亲近自然、寄情山水、亦耕亦读、通达义理的境界。
耕读文化作为我国古代优秀的传统文化，其传承和发展对我国当代农村建设具有启示意义。高椅村地处湖南西部的会同县高椅乡境内的巫水河畔，是侗族聚居的古村落，在80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积淀了深厚的文化。本文运用实地调查的方法，对高椅村进行调研，考察耕读文化在湘西民族地区的传承及其特点。
一、耕读文化在高椅的传承
区域文化的异常变化与中国历史上多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直接相关。魏晋之际，中原地区战乱频繁，大量北方人口迁徙到相对稳定安全的南方，黄河流域占全国人口比例由80%下降至约60%。从西晋到南宋，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又出现了三次更大规模的人口南迁，经济文化的重心相应地完成了从北方向南方的转移，耕读文化也开始由中原南移。北人南迁之后，大量分散流移的人口来到江南，深入腹地，寻求能够安身立命的一方净土，在与当地文化接触过程中取得相互之间的认同。从总体上看，三次北人南迁改变了“北重南轻”的格局，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传统散播到南方，并逐步与当地文化相融合，结成以宗族、乡里为核心的新的乡族集团，形成了以中下层士族为主体的独特的乡族文化。
北人南迁形成的耕读文化是士族文化下移并与农耕文化碰撞的结果。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推行在摧垮士族政治和经济基础的同时则进一步强化了士人由“读”入“耕”、耕读结合的趋势。宋代以来，士族地主消失，庶族地主代而兴之。胡念望先生指出：“到了宋代，耕读文化由于科举制度的演进而得到改造与加强。宋仁宗的几条科举政策有力地推动了耕读文化的发展：一是规定士子必须在本乡读书应试，使各地普设各类学校；二是在各科进士榜的人数上，给南方各省规定了优惠的最低配额；三是规定工商业者和他们的子弟都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只准许士、农子弟参加。这大大地激发了普通人家对科举入仕的兴趣，连农家子弟也看到了读书入仕、光耀门楣的希望。”[6]怀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耕”而“读”者“牛角挂书、柳枝为笔、沙地练字、田头秀才代不乏人，屡见不鲜”[6]。两者相比较，前期士人为主体的耕读文化是自上而下融合起来的，重心在“读”；后期以庶族地主子弟和农家子弟为主体的耕读文化则是自下而上提升的结果，基点在“耕”，表现出更浓郁的乡土气息。耕读文化的主体至此完成了由士人向庶族地方子弟和农家子弟转化的历程。
儒家思想强调，作为一个士子应该做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还有“不为将相，便为良医”的说法，是道家学说宣扬回归自然、归隐林下的生活方式。在高椅村，有很多科考失败或官场失意的知识分子，他们饱读诗书，却又远离官场、淡泊名利，过着隐逸而又逍遥的生活，从他们的生活中可以看到古代耕读文化的另一个侧面。
具有鲜明耕读文化特征的高椅古村落，几乎每一座民居及宗祠楹联中都有旌表先祖文人、彰显宗族荣耀、倡导读书入仕的内容。高椅村清白堂楹联云：“永迪前光，传家清白；长流世泽，报国文章。”一甲宗祠门联是：“天道源源弘正气，杨门世世颂清廉。”祠宇正殿楹联写道：“姓氏始封杨，世笃忠贞，况有文章报国；弟昆同徙楚，廷贻诗礼，尤资清白传家。”除了宗祠中的匾额和楹联之外，每个宗族还在宗谱里明确提出耕读的要求。高椅村《杨氏族谱》要求子孙“以耕读为业”；《杨氏族谱》家族祠训教导本族子弟要“重农以足衣食，办学以端士气”；《杨氏族谱·十必要》强调：“人必重师尊，师尊等君亲。在朝隆太傅，在野尊西宾。学术承裁正，文风仰教醇。道德多隆重，王公莫敢轻。”[7]《十必要》《渠阳黄氏世谱》中也记载，高椅黄姓始终保持着汉族的文化传统，农耕为主，重视教育，教导子孙“敦忠厚，肃闺门，守耕读……远匪类”[8]。
高椅村由于汉人的大量迁入，带来了耕读文化，在与当地原生文化的融合中，也形成了科举入仕文化，村里大多数人都以读书考科举为己任。伍氏家族重视农耕和教育，“裔传五六代，烟仅百，外丁仅千余，青衿仕宦代不乏人。”[9]杨氏家族在定居三代后，出了两位举人：一位叫杨再舟，元至正二十三年癸卯科举人，出仕湖广学政；另一位叫杨再高，元至治辛酉举人，出仕南京，官居都堂。这对杨氏家族无疑是莫大的鼓舞，也给之后文化的普及和科举入仕之风起了个好头。
二、高椅耕读文化的特点
改革开放40年，我国食品工业闯出了一条好路。机械化的介入使米、面、油加工工艺和产品质量逐步实现了标准化。
（一）农耕与经商为主的经济生活方式
高椅村地处会同县东，雪峰山中段南麓的巫水河中游，东、西、北三面环山，一面临巫水，有许多冲积盆地与河谷平川，土地肥沃，水源充沛，虽然地域偏僻，洪水灾害不断，却是夏无伏旱，冬无严寒。温暖湿润的环境下，四季植被常绿，林木郁郁葱葱，五谷竞相生长。
高椅杨氏家族历代先祖中“奇特颖卓者史不绝书”，而且“人才尤盛”的家族渊源，使杨姓子孙始终恪守着“子孙虽愚，读书不可不读”的祖训。杨氏祖训中的读书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杨氏先祖东汉弘农杨震。杨震天资聪颖，勤奋好学，而且明礼诚信。其父秉承杨氏家族严谨治家之遗风，着力培养。受到家学和父亲遗训的影响，杨震晨耕夜读，校对经书，招生授经，教书育人，为弟子们树立了学高为师、德高为范的做人榜样，深深地影响着杨氏家族后世子孙。杨震的生平事迹还被记入族谱作为杨氏家族的榜样，以激励后人。杨氏清白堂门联：“永迪前光，传家清白；长流世泽，报国文章。”这种“忠孝廉洁”、“耕读为本”的家风，成为其他姓氏学习的榜样。
巫水河是古代村民通往外地最主要的交通运输通道，为高椅村提供了水运交通的最大优势。村民借助竹排、船只等工具将满山的木材、毛竹、竹笋、板栗、桐油籽及山货运销到沅江、长江各地，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同时换回一些油、盐、酱、醋等基本的生活用品。巫水河不仅给村民带来了生产、生活、贸易、交通等诸多的便利，也带来了外界的信息。
（二）浓厚的读书风气
走进高椅村，不少古居民大门匾额上书写着“耕读传家”、“关西世家”等字样，这是高椅村居民的家风。高椅村主要有六大姓，杨姓是高椅村第一大姓。由于经济实力强，村落发展建设及公共事务多由杨姓来执掌。他们注重文化教育和道德规范，“学高为师，德高为范”，使整个村落形成了一种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读书的风气甚为浓厚。
高椅村的村民千百年来坚守着儒道“以农为本”的思想，充分利用自然赐予的有限土地种植水稻、玉米、番薯、马铃薯、薯芋等农作物，油菜、薏米、绿豆、黄豆、蓝靛、苎麻等经济作物以及桃、板栗、油桐、油茶等经济树木，远离村落的大山上则是茂密的森林，放眼望去，谷地四处郁郁葱葱。随着族姓繁兴、人口的增加，“一岁数收”等精耕细作技术成为提高收成的有效手段。通过经验的积累和代代相传，耕作技术朝着精细化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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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椅古村浓厚的读书风气及尊师重道的传统在时人的著作和现在的古迹中可见一斑，《杨氏族谱》有诗赞道：“儿童上学闹喧哗，放佛池边夜听蛙；两部偶然停鼓吹，案头铺纸学涂鸦。”清代文人七绝诗也载其盛况：“一村几座读书堂，为国储才族有光；苦读寒窗人不寐，五更犹听诵文章。”“清清白白一书堂，多士藏修国有光；朝夕功夫何处下，唐诗晋字汉文章。”[7]《高椅八景诗》现存古迹中亦可见，十甲祠堂大门联是“忠孝传家国，读书训子孙。”杨氏祠堂大厅的对联是：“祖德尚清廉，念先人伯仲莺迁分两甲；孙谋诒耕读，裕后嗣绵延螽羽昭千秋。”现存的高椅古村著名景点“月光楼”、“醉月楼”、“清白堂”等等遗迹都是以前读书交流、文人雅士荟萃之地。
国家会相继出台和完善碳会计信息披露体系，制定相关法律，在促进企业环境投资方面也必定会有更大力度和更多方面的优惠制度，相当于给企业减轻了财务负担。
旧时，高椅村办学之风很盛，村内各姓家塾、学馆最多时曾有十来座同期存在，十二三岁之前的儿童蒙学教育十分发达。高椅建立起更多的学馆、私塾以满足孩子受教育的需求，用祠产来资助族中子弟读书。此外，村人还兴建文昌宫、文峰塔等建筑来助兴文运。在如此优越的条件之下，村人读书学习就没有了后顾之忧，无论贫寒子弟，还是世胄公子，皆投身于学。因此，养成了读书办学、尊师重道的传统，民间有“三代不读书，不如养头牛”之说；家族祠训上载“重农商以足衣食，办学校以端士气”。在族谱中强调：“人必重师尊，师尊等君亲。在朝隆太傅，在野尊西宾。学术承裁正，文风仰教醇。道德多隆重，王公莫敢轻。”[7]《十必要》足见高椅读书风气之浓郁。
在中国翻译史上，佛经翻译、《圣经》翻译和西学翻译的历程也是由弱势文化向相对强势、以自我为中心的中华文化传播的过程。在这一历程中，合作翻译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文化经典汉译合作模式是否具有一定共性？其译者构成是否呈现一定规律？对当前中国文化经典英译有何启示？本文拟从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社会学视角分析佛经汉译、《圣经》汉译及西学翻译合作模式的译者构成变迁及其原因，进而探讨对当前文化经典英译合作模式译者构成建构的启示。
（三）科举入仕的追求
明清两代，高椅村共出文、武人才293人，其中举人3名，进士3名，贡生9名，其它廪膳生、文、武生员、千总等278名。虽说科举成就并不算很高，但是在这么一个偏远的山区村落在科举上能取得如此的成就也是可喜的，并且村子里的文化普及程度相当高，至今，对高椅村民也影响深远。
一个区域社会士绅群体的多少决定了其耕读的风气是否浓厚。耕读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农业生产为基础、出仕为目的的士绅文化。在巫风盛行的高椅，儒风的民间化和大众化是需要社会契机和族群基础的。宋代以后的社会转型和高椅的地理区位及其族群活动为儒风的披染提供了这样的契机和基础。高椅人抱着“耕为本务，读可荣身”的态度进行家族式的出仕努力，他们从义塾、书院以至官学教育，形成一条系统的求学、出仕道路，整个家族往往为子弟教育投入巨大的资本和心血。科举入仕文化正是中原文化对高椅深刻影响的结果，并形成了尊师重教、科举入仕的文化传统。
在耕读文化范式形成的过程中，最后的一个环节是以宗族观念为核心，耕读成为乡村基本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其间，地方教化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高椅杨氏成为本村第一大姓氏后，村落发展及公共事务多由杨姓人来执掌，他们以礼乐教化为第一要务，为“师”重于为“吏”，助人伦，成教化，由是人知向学，民风一变。高椅村《杨氏族谱》中述及“村中几处读书堂”、“五更犹听诵文章”[7]《高椅八景诗》，正是耕读思想深入到高椅古村落的生动写照。
不光如此，高椅村历来重视文化环境的营造，清中期村落战争创伤稍事平复，村落建设便开始，绅衿们积极捐资倡修文教建筑。据清光绪七年（1877年） 《杨氏家谱》载：“（杨） 文灿派名盛儒，字席珍，案首，武庠生。生性耿直，仗义疏财，热心公益，倡首修祠堂、罗星庵、文塔等处。”[10]清中叶在村人的努力下，在村落东南方的巽位、巫水河南岸的沁林东山上建起一座八角形七层的青砖密檐的“文峰塔”，他是“读书仕进”登青云之路的象征。在村岩山头东侧，有一块称“文昌阁”的地方，它与文峰塔隔河相对，曾树立了三对功名桅杆。自清代初期起，凡中举人之上功名的，均可立桅杆旌表，是家族最为荣耀的事。旧时，每逢村里有人参加县乡考试，学子都会来文昌阁的桅杆前，摆上供品焚香叩拜，许愿祈求文昌帝君助一臂之力。一旦考中功名，还会大张旗鼓到此祭拜还愿，烧香燃放鞭炮，披红戴花巡游村里。村民们之所以大力倡修文教建筑，就是因为士子们对于科举入仕道路的渴求，它也能关系到每位寻求功名者的前程。
古代社会重农和重教，耕读文化源远流长。古代士子大多耕读结合、半耕半读，耕是生存的根本，读，对大多数士子来说，既是精神的自我提升，也是入仕的学问基础。因为古代社会对士人来说，仕途是唯一的出路，在耕以安身的基础上，必谋求读以入仕。自科举创制之后，为寒门子弟进入社会上层提供了仕进之路。平民百姓通过努力读书可以做官，可跻身于社会上层，改变家族的命运。所以，通过科举入仕成了我国古代读书人梦寐以求的共同理想和奋斗目标。
（四） 修身隐逸文化
一批又一批的乡村子弟先后通过科举考试博取功名、进入庙堂。他们的名字被载入宗谱，博取的科第功名和仕籍名分铭刻于牌坊，或书之匾额，高悬于祠堂。仕途的荣耀成为宗祠楹联的一大主题，并在整个家族的各种活动仪式中享受着特殊的荣誉。在“耕读”与宗族荣耀联姻的过程中，他们衣锦还乡或退仕荣归故里更是起到了示范性的引领作用，进一步强化了族人读书入仕的意识。
据《杨氏族谱》载：“世元，字轶群，超等增生，自谓惜阴老人。公生性慈良，品行端正，事亲克孝，待人极恭。以三戒九经为家庭教育，并撰《训祠篇》 《齐家论》及《治家说》 《祠堂记》，以乘后裔，时录阴骘文贴街市以劝人。一声不与人争，不道人短。到老勤学，设馆授徒，精神弥烁……殁葬之日，门徒送葬者衣冠济济。”[10]《绅衿录》子弟读书，多为求取功名，即使不中，也可像惜阴老人一样，设馆授徒，教书育人。闲时，乡人们还经常聚在一起休闲娱乐、吟诗作赋，春秋佳日还举行赛诗会，以村落景观、百姓生活为主题，如耕耘秋收、采樵放牧等，然后品评，择选佳作录入族谱。民国十九年（1930年） 《杨氏族谱》中所录《高椅八景诗》就有不同年份所作的五六篇，还有许多描写村景和生活的诗：“墙外栽桑宅外麻，通行王政乐无涯；谁家少妇髫年女，日日牵丝并剪纱。”“牛背骑来日上坡，牧童相聚乐如何；绿荫满地团团坐，几局山棋几只歌。”[7]《高椅八景诗》
总之，“一带一路”沿线涉及的相关国际标准组织、区域标准组织和国家相关部门越来越重视标准化工作，近年来开展的标准化工作逐渐增多，标准更新越来越频繁，标准机构越来越多且他们之间的分工也越来越明确，合作越来越深入，标准涉益方遍及各个相关领域，标准已成为沿线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根本支撑。
从南北朝起，随着政治经济重心逐步南移，北方和中原人士大批南迁，湖南境内人口的民族结构开始发生变化。特别是明代，不断有中原人士迁入湘西，汉人开始增多，带来了中原的传统文化，在与当地人的融合与交流中，耕读文化在湘西得以延续与发展。会同县高椅村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也盛行耕读文化，形成了尊师重教的文化传统，耕读文化在高椅得到传承，至今还深深地影响着高椅村的居民。耕读文化在高椅的传承方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为控制与收集垃圾堆体内部降解产生的渗沥液与填埋气，在独立的垃圾堆体单元内部设置导气集液井，将垃圾堆体内部的渗沥液与填埋气收集，并统一进行处置［7］，最终消除垃圾堆体对周围环境的污染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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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椅士子往往尊崇“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古训，或仕或耕，自得其乐。杨开泰，明代崇祯癸酉科进士，官至县正堂。为官清廉，俸禄不能维生，全靠家中供养，却始终得不到上司赏识，愤而辞官，告老还乡。杨春生，清代武庠生，曾出仕贵州清江白索汛守备，清白为怀，秉公办事，同样仕途失意。辞官还乡开一武馆，专课杨氏子侄。杨氏先人的这种襟怀，在古民居建筑的诗联匾额中时有体现，如一甲祠堂大厅对联“祖德尚清廉，念先人伯仲莺迁分两甲；孙谋诒耕读，裕后嗣绵延螽羽昭千秋。”这种且耕且读的生活，使高椅先人进可以治邦安国，退可以置业兴家。
不少乡里的知识分子还将这种文化情感注入到日常生活中。《杨氏族谱·绅衿录》中载：“国华，号文卿，前清监生，善居室，赋性灵敏……置田业，培山林……每逢春夏之间乘竿娱乐，号江干钓徒。”又如：“秉璋，号琢之，派名国均，号吟香堂主人，前清优廪生，……无事之余与同事诸公寄情山水，诗酒自娱，潇洒风流。……平生集有《若水乡风景词》及《印象草堂杂记》。”[10]《绅衿录》他们将往日失意的烦恼忘却脑后，作诗画以自娱，寄情山水，寄寓情怀，怡然自得。乡民生活与世无争，其乐融融，过着隐逸而又逍遥的生活，陶冶了人们的性情，也普及了文化，培养了人才，为高椅经济的发展与文化的传承打下了基础。
中国传统的耕读文化表现为田园山水与耕读生活的相互作用，从而可以感受深入自然、既耕又读的情境。高椅村民生活在山与水之间，以“耕”为生存之本，以“读”为升迁之路，并且达到了保证家庭、家族、宗族的生存与发展和光宗耀祖的实际目的，以及亲近自然、寄情山水、通达义理的境界。修身隐逸文化正是这种田园山水与耕读生活相互作用的耕读文化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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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耕读文化的影响及现代启示
耕读文化促进了民间教育的普及与发展，造就了许多农家寒门士子跻身于社会上层。科举时代，“耕读传家”对农家具有巨大吸引力，是乡民攀登社会阶梯的重要途径。“看到古村落的义塾和书院，看到那巍然高耸的文昌阁和文峰塔，看到宗祠前为举人、进士树立的旗杆和村口的牌楼，看到住宅槅扇窗上精细的‘琴棋书画’或者‘渔樵耕读’的雕刻，你才能真正理解农村的‘耕读文化’，理解‘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科举之梦在农村的重大意义。”[11]在已逝去的年代里，耕读不仅仅是属于文化层面的田园牧歌，更是家族的头等大事，是古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涵。他们晴耕雨读、春耕冬读，秀者抱经、朴者负耒，众多寒门细族在这种耕读的秩序下崛起于阡陌陇亩之中。
耕读文化思想是历代以来家族管理的基本文化理念，耕读文化在许多大家族中有着深刻的文化影响，家族经营中的耕读文化思想反映在中国历史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呈现出家教思想的光辉，至今都值得世人的尊重。农业是这些家族的物质基础和精神生活的依靠。耕读文化思想不是简单继承中国传统耕读文化“以农为本”、“学而优则仕”等思想，而是在近代开放的大环境下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和为人处事的经验，将传统耕读文化近代化，并用它来作为持家兴族强国的根本之道。
耕读文化思想对国家、对家族的影响意义深远。许多执政者以耕读文化理念为导向治家处事，家族成员之间，和睦共处，和谐共生，久盛不衰，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耕读文化思想的积极影响。正如徐雁在《耕读传家：一种经典观念的民间传统》一文中所指出的，“对耕读文化的传统，尤其是对‘耕读传家’的人文理念，对‘半为农者半为儒’的理想乡居生活图景，进行具体而微的、洋溢着温情敬意的研究，将为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提供若干实证，并为汉族农耕文化、士人隐逸精神、江南区域文化、乡村教育思想和如今现代化背景下的精神家园建设诸问题的研究提供启迪。”[12]因此，耕读文化思想有其独特的魅力和价值所在，对于现代文明社会中精神家园的人文重构具有重要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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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heritance of Farming-reading Culture in Ethnic Areas：A Case Study of Gaoyi Village in Hunan
HE Hui-min
（Ningbo University，Ningbo，Zhejiang 315211 ）
Abstract： Gaoyi ancient village is a typical ancient village with farming and reading culture.The farming and reading culture was formed by the northerners who moved to the south and integrated with the local culture.The inheritance of farming-reading culture in Gaoyi area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lifestyle of farming and business，the pursuit of pursuing an official career by reading books，and the pursuit of self-cultivation and seclusion.The thought of farming-reading culture has its unique charm and value，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tudy of spiritual home in modern civilized society.
Key words： farming-reading culture；national regions；Gaoyi village；cultural inheritance
中图分类号： G127；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743（2019） 03－0010－05
收稿日期： 2019-03-17
作者简介： 何慧敏，1992年生，女，河南息县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标签：耕读文化论文; 民族地区论文; 高椅论文; 文化传承论文; 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