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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政治”是我们对“政治”这一概念进行重新探索时所得出的重要结论。它与“狭义政治”相对称，意指所有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共同特征和最一般本质。其基本含义是：社会的政治主体及其历史惯例或法律规范的社会利益全局关系所支配的公共权力活动和过程。根据广义政治论，政治与人类社会同生共存；政治生活如同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一样，存在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始终；阶级政治是人类社会特定的政治生活形式。广义政治理论为理解整个人类社会政治现象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方法。
一、问题的提出
面对我国已经进入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历史时期、社会政治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和根本性的变化的现实，在世界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各国都选择了以发展经济、增强国力为其重要政治发展战略的主旋律下，人们的政治观念需要有一个更新。这就引发了我们去思考到底什么是“政治”。提出“广义政治”这个新概念，就是进行这种思考的一个重要结论。“广义政治”是同“狭义政治”相对称的，与通常所称的“宏观政治学”、“微观政治学”不同。广义政治论不是要研究同一政治现象在数量层次上的分类，而是旨在着力探索社会生活中所必然发生的、种种复杂多变的客观政治现象是否存在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生、发展过程的始终？它的普遍性特征和一般规律是什么？它的存在与作用对不同历史条件下所发生的狭隘意义上的政治活动有什么影响以及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与联系？“广义政治”的基本范畴的确立，对于研究现实政治生活的特点和规律又有什么直接的、现实性的意义？
二、政治是与人类社会同生共存的
人类的政治生活同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一样，都是生存所必须的基本条件。也就是说，政治与人类的生存活动有关。它始源于人类社会的初始阶段，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始终。然而，在传统政治学理论中，政治只是被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范畴来看待。这个理论传统，在西方最先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建立起来。他们提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所谓政治生活，就是指人们需要组织成为城邦政治团体，过着达到至善目的的生活；城邦（国家）出现之前的那些分散居住的原始初民，处于野蛮状态之下，行似“动物”，根本不可能过有组织的政治生活。他们的这种政治观，在很长的时期内影响着西方政治学说的发展。西方近代的“自然法”理论、社会契约理论、天赋人权理论等，都把人类社会的政治活动、政治组织体制、社会公共权力等看作是社会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把文明前社会不放在政治学研究的视野之内。关于“史前社会”到底有没有政治生活和政治组织活动的问题， 一直到19世纪中期始终是一个无人知道的历史哑谜〔1〕。 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们，都把“自由、平等、博爱”理想寄托于设想的“社会契约”理性王国的实现之中〔2〕。这就是说， 这些思想家们由于受到了科学发展水平和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无法认识史前社会的真实状况，也无法从人类历史发展的整体过程来理解人类社会政治现象的全貌。于是，政治是人类社会出现了城邦—国家这种特殊的政治社会组织之后才有的观点，就成了后来关于政治起源的传统观点。
从我国政治学理论的历史发展来看，古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一般都把政治作为治理国家的一种道德准则和方策大略；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又直接受到了西方政治思潮的影响，把政治的研究仅限制在国家活动的领域，如孙中山认为政治就是国家管理众人之事。当马克思主义在本世纪初传入我国之后，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阶级对抗性社会的“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的基本观点，并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过程，建立了人民政权。尔后又围绕巩固政权开展了一系列的政治斗争，取得了伟大的成功。于是，阶级斗争形态的政治观在我国广大的干部和人民群众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后来，在所谓“阶级斗争每隔七八年要来一次”的“左”的思想指导下，特别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扩大化的阶级斗争错误，更加误导了人们对“政治”的理解。也正因为上述的理论、历史与实践的原因，到目前为止，国内的一些有影响的辞典、教材和政治学的专著，也大都将政治仅仅理解为一种阶级关系并由之而引起的国家活动的现象。比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强调政治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才产生的现象，它将随阶级的消灭、国家的消亡而消失”〔3〕。我国不少学者在论及政治的起源与发展时，常常认为， 政治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随着阶级、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以后随着阶级、国家的发展，政治也相应的发展起来；将来阶级消灭了，国家消亡了，政治也跟着消亡，使人类社会重又进入非政治的阶段。这就是政治的一般进程。可见，政治并非从来就有，也不是永远地存在下去”〔4〕。最近出版的几部政治学新书，论及人类社会的政治发生、发展和消亡时，也仍然持这种看法，认为人类最早的政治生活产生于阶级出现后的奴隶制国家之中，它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期历史性发展之后，当人类政治生活发展到从根本上改变少数人管理多数人的政治模式，从而有可能实现社会的自我管理时，政治现象也就因完全转化为社会现象而走向最后的消亡〔5〕。
以上种种关于政治起源的说法，几乎长期被人们误以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唯一核心思想，致使我国的政治学曾一度成了一门论述国家和阶级斗争的学科。直到80年代以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纠正“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极左错误和1981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宣布了“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口号不再适用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实际之后，政治学的研究才开始有了一些新的生机。近些年，不少人对人类社会政治的起源、对政治的本质特征等问题提出了质疑，写出了一些好文章，但总的说来，人们还没有从理论和方法论上建立起关于解决这个问题的分析框架。因而，对于怎样从人类历史发展的整体政治观去考察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起源，就需要从理论与实践方面加以更深入的研究。
我们认为，研究人类政治生活的起源，应该从人的生存的基本需要说起。人类需要政治生活和从事政治活动，决非是某一历史阶段的社会现象。作为社会的人，要生存，要发展，不仅需要阳光、空气和衣、食、住、行等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而且从他求生存的时候起，就需要有社会公共权威性的组织对其重大利益关系进行协调与控制。没有这个基本的条件，人类照样不能生存下去。现代文化人类学以大量的事实揭示了原始部族的社会共同体权力体制及其活动和作用，就能完全证明这一点〔6〕。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对人的生存需要来说， 几乎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它们虽然在各自的性质和形式上对人生存的必然性需要表现出了许多不同点，但我们不能说经济生活对人的生存是绝对需要的，而政治生活对人的生存只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时代才是需要的，而在另样的社会历史时代就不需要了。
社会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对人的生存来说，不在于哪是属于需要的，哪是不一定需要的，而是这种需要在表现形式上和作用上有所不同：前者对于作为个体的人来说，每日每时都可以更为直接地感受到需要的迫切性；而对于后者，特别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通常只是表现为一种间接的、隐性的需要，即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迫切的感受到组织起来，以公共权力实行对社会协调与控制，是保障自己生存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条件。人是社会的动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一个社会不能一天没有公共权力，作为单个的人，在事实上也不可能完全脱离开社会公共权力。否则，它就像是没有空气、没有吃和穿一样的不可能生存下去。比如，氏族社会每天都要组织起来，进行集体狩猎，分配食物，氏族生存受到严重侵犯，需要进行血族复仇，成员内部重大纠纷需要进行协调；社会中的个体生命、生存权利受到了侵害，需要法律和警察来保护；等等。这种时候，人们才有可能迫切地感到作为社会的政治生活对他生存的绝对必要性。现代化社会强有力的公共权力机构更是使所有社会成员每日每时都感到不可缺少。因此，从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历史整体观来看，一定社会中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活动存在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始终和一切社会形态的社会生活之中。也就是说，政治生活可以随社会结构有机体的发展而发展、演变而演变，但不可能时有时无。人类社会发展没有终结，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政治活动也不会在某个历史阶段终止。政治生活及其由之而产生的政治体制等，是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长河中为维系社会生存和发展所绝对必要的组成部分。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点看待人类社会的经济与政治的基本关系，经济是基础，政治是建之于上的上层建筑，这一基本原理适应于一切社会形态。
那么，为什么长期以来，多数传统政治学家在理论上不承认原始社会有自己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性的社会组织结构呢？我想，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在理论上，受到古希腊时代和亚里士多德的“城邦政治”思想的影响〔7〕。第二，由于人们在一段时间对史前社会的无知， 西方政治思想家从“自然法”的假设逻辑地推断出人类社会的政治只可能发生在一定社会历史阶段〔8〕。其实，这种理论假设早已为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提供的大量史实所驳倒。第三，西方有些传统政治学者之所以长期对人类学所提供的原始社会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活动的研究成果采取一种“闭目塞听”的态度，正如恩格斯曾经指出的：摩尔根的发现从根本上动摇了资产阶级“理性王国”的历史根基〔9〕。第四， 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学者由于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阶级斗争的政治思想的简单化、绝对化的片面理解，也长期认为人类社会的政治是在有阶级和国家以来才有的事情。
的确，人类社会产生阶级之后，形成了国家。于是阶级和国家形态的政治是阶级社会中政治生活最主要的、最基本的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体系中一个基本的观点。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其后的列宁、毛泽东等，从来没有把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政治观思想体系仅仅归结为阶级政治和国家。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的整体历史观非常明确地肯定，人类政治生活与社会的经济、文化生活不可分割，并与人类同生共存，共同发展。恩格斯曾经依据摩尔根《古代社会》等书所提供的有关原始社会的大量史料，详尽地论述了史前社会人类政治生活、政治活动、政治组织的基本状况和主要特征，十分赞赏摩尔根的关于人类社会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过程中必然产生的两种“政治生活方式”的分析〔10〕；列宁也提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党在指导思想上要及时转变原来关于政治的旧观念，要把注意力逐步转到“经济建设方面政治”上来〔11〕；至于人类未来新社会有没有政治的问题，《共产党宣言》提出了“自由人的联合体”的设想〔12〕，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结束语中，引用摩尔根的话预言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13〕；毛泽东在1958年结合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谈到人类未来社会的政治生活的变化时，也明确地肯定了阶级后社会的政治及其特征〔14〕。我们就是根据这些理论原理和所发现的最新社会历史史实，提出研究“广义政治”理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
三、什么是“广义政治”理论
迄今为止，不论是传统政治学还是行为主义政治学，都把政治局限为一定社会历史阶段上的一种特殊现象来进行研究。因而，对政治生活的本质与形态都只给予某种特定意义上的规定性。在他们学说的视野里，出现了众多关于政治的含义。有人作过统计，据说有上百种之多。有的学者甚至说，世界上有多少政治思想家就有多少关于什么是“政治”的界说。美国政治学者格伦·蒂德在《政治思维》一书中把“政治思维”这个研究领域又称为一种“永恒的困惑”，认为政治“是一个十分难以回答的问题”〔15〕。在西方学者当中，甚至有人说“政治”是一个无法界定的词〔16〕。
但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观，把广义政治与狭义政治看作是辩证的、历史的统一。既然政治现象是人类社会生活领域始终存在的客观事实，它的本质特性及其表现形式就如同其他客观存在的事实一样，必然具有其一般的共性和特殊的个性，这种共性和个性必然在政治思维方式表达上产生了“广义性政治”与“狭义性政治”之分。这两种表达，又必然统一在人类的政治生活的客观实践活动之中。
我们所说的人类社会广义上的政治生活和活动，是整个人类社会各种政治现象的共同本质及其一般规律性的表现。根据对人类政治生活发生和发展的研究与了解，我们认为，广义政治就是所有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共同性、一般性，其基本含义，即社会的政治主体并由其历史惯例或法律规范的社会利益全局关系所支配的公共权力活动和过程。这个定义集中地概括了人类社会构成政治生活和政治活动的四大基本要素：第一，以社会的人为中心的政治主体；第二，作为客观实在性的各种政治现象的本质，即一定政治主体的利益全局关系；第三，以社会公共权力为主要特征的多样性的政治形态；第四，政治运行过程，即主要包括政治决策、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以及运作规则。这种广义性政治，从时间和空间上揭示了人类社会形态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社会政治生活的最一般、最基本的性质与特征，体现了人类政治生活中必须包含的普遍性要素。政治学说自有文字以后、特别是奴隶制社会产生以后才逐步形成起来，但现代文化人类学所提供的大量而丰富的关于原始社会氏族制政治生活的科学知识表明，政治学说的研究视野应该包括史前的社会政治，因为它是人类现有一切政治文明成果的原生细胞。所以，广义政治理论从最本质意义上讲，就是研究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关于人的利益全局关系的协调与控制的科学。
因此，要想判断我们提出的人类社会的广义政治的内涵是否正确，不应该首先根据某种思维定式来回答，或根据某位思想家权威所下的某种定义，而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整体观作指导，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政治生活实践活动中去观察，从事实中去寻找答案。我们知道，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要以社会的生产劳动为基础，也就必然要引发出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复杂利益关系，从而形成特定的社会公共利益。一定的社会成员的这种全局利益关系，既是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动力与活动轴心，也是政治生活和政治活动的始源。这种公共性的利益全局关系，原始氏族制社会里有，后来的阶级社会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都必然存在，只不过因其历史时代和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同，其具体的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会有所不同罢了。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形态整体发展的理论，人类政治生活的性质、内容、形态等在其历史的演变中都是具有多样性、多层次性的复合体。
相对于上述广义性政治而言，我们又可以把特殊历史条件下具有某种特定含义的政治称为狭义性的政治。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因社会公共利益的分化，社会经济、文化结构等不断地发生着复杂变化，使构成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要素的具体内涵和形式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正是政治生活的这种复杂性，造成了人们对政治界定的多种表达。比如，有的思想家从政治主体的意义上，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提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民主政治是天赋人权的必然要求等；有的思想家从政治的某些特定本质出发，强调政治是一种利益关系的协调与控制的活动，或者政治是一种阶级关系等；有的思想家从政治的特征和形式出发，把政治界定为社会的公共权力，是一种国家形态，是一种阶级斗争形式，是政府组织机构等；现代一些政治学者，强调了政治过程的重要性。他们认为，政治是决策与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过程，是一种社会管理，或者说，是社会的政治主体的政治性行为的总和，是一种政治体系等……正是这些诸多的关于政治的不同理解，形成了许许多多政治的定义。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政治本身无确定性，而是由于在整个人类的政治生活的历史发展长河中，政治的普遍性是寓于各个不同时代、不同的狭义政治的特殊性之中的。李景鹏教授在他的新著《权力政治学》中，虽然不同意人类社会有广义的政治现象的存在，但他在分析有阶级和国家的社会里的政治（即我们所称的狭义性政治）为什么会产生众多不同定义的原因时所作的回答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他认为，“由于人们在不同的时代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不同的，因此需要政治发挥作用的侧重点、着力点就会有所不同，从而人们对政治进行解释时所强调的内容就不同，于是就形成了对什么是政治的各种各样的回答。……如果我们注意考察就会发现，资产阶级政治学家给政治下的各种定义都是与资产阶级国家自身发展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的客观要求及其在当时所面临的主要政治问题相适应的。”在他看来，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家也是这样，随时代的发展、变化，对政治的理解和解释也发生变化，“新的实践迫切要求我们的研究工作有所前进，对于政治现象的涵义和本质有新的概括”〔17〕。
面对这种种政治界说，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观来看待政治的广义性与狭义性的辩证关系，就不难理解，古今政治学中流行的各种不统一的、有关政治的定义，大都是指某种狭义上的政治，是社会中政治现象历史的具体性、结构的复杂性、发展的多变性和形态的多样性的反映。因此，只有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从人类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研究政治现象，才有可能把广义政治和狭义政治的这种复杂而辩证的关系阐述清楚。
四、研究“广义政治”理论的重大意义
我们提出广义政治论，主要是为理解整个人类社会政治现象提供一种分析方法。我们主张将政治的整体性与非整体性、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的统一起来进行研究，以扩大人们对各个社会形态中复杂的政治现象认识的眼界。广义政治理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一，帮助人们在政治学科领域将唯物辩证法与历史唯物论贯彻到底。我们从上面关于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整体性与历史发展的特殊性的分析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整个人类社会及其政治的基本类型是，两种类型的无阶级社会（低级阶段的原始社会和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社会），存在两种类型的非阶级性的政治；三种类型的阶级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三种类型的阶级性为主的政治；两种过渡性社会（原始氏族制末期至奴隶制社会的形成，从资本主义向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最高阶段发展），出现了阶级与非阶级交叉并存的政治。这样历史地、具体地、全面地看人类社会政治生活，就能把关于经济基础最终决定着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贯穿于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始终。
第二，加强广义政治论的研究，为发展政治学的新兴分支学科、交叉学科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我们知道，作为人类社会的整体，其社会生活各要素（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之间是不断地进行整合与渗透的，因而政治生活形态也就必然会产生多样性。这些政治形态大致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即公共权力形态的政治，经济形态的政治，文化形态的政治；并由之产生了政治学的许多分支学科，如权力政治学、国家政治学、文化政治学（目前人们一般称之为“政治文化论”）以及我们新近所倡导的“经济政治学”〔18〕等。现代西方出现的许多政治学的新学科，实际上就是社会生活中的诸种要素同政治生活相互整合与渗透的结果。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政治的普遍性必然要通过政治的特殊性质和特殊形态表现出来，对某种特殊形态的政治特征与规律性开展研究，就形成了某门新兴的政治学分支学科。广义政治理论的研究，从多视野、多角度、多层次上来考察和分析政治生活的多样性特征，对于发展狭义性的政治理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三，广义政治论向人们科学地阐述了人类社会存在的非阶级性政治现象的事实及其与阶级政治的关系。阶级性的政治是以对抗性的阶级存在为前提的，但即使是在阶级社会里，也存在着公共利益、公民政治、民族政治等，它们虽然都直接或间接地同阶级发生联系，但同完全的阶级政治在性质和特点上又有所不同。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性胜利和中国坚持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事实上已经表明，人类社会的历史开始了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新的历程。特别是在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变革中，非阶级性的人民内部社会、经济、政治矛盾是大量的和主要的。社会中政治利益和政治关系尽管也常常发生阶级性与非阶级性的交叉，但政治的基本内涵已经完全不同于革命年代的政治。因此，我们坚持彻底的唯物史观，研究现实生活已经发生了或正在发生着变化的新的政治现象，揭示其规律性，指导人们正确处理这种大量的非阶级性的政治问题，不能不说是我国政治学科中需要急待研究和解决的现实性课题。
最后，有人担心我们研究广义政治理论会使政治泛化，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所谓政治泛化，按王子今同志在《权力的黑光》一书中的说法，中国传统文化的泛政治主义的特色，在于“政治地位高于一切，政治权力高于一切，政治力量可以向一切社会生活领域扩张，对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都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冲击力和渗透力”〔19〕。如果我们暂把他所说的这种现象叫“政治泛化”的话，那么，我们研究的广义政治论的实质，与之是根本不同的：我们所说的广义政治论，其一，是指人类社会政治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政治生活的基本要素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的统一关系；其二，是指政治生活的复杂性和政治形态的多样性与政治本质的统一；其三，社会生活要素之间（如政治与经济）的整合、互相渗透与转化是有条件的。因此，研究广义政治理论，是不会导致政治泛化的。
注释：
〔1〕〔9〕〔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16、174—175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5、481页。
〔4〕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编：《历史唯物主义问题探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32页。
〔5〕〔17〕李景鹏：《权力政治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 年版，第14—20、3—4页。
〔6〕参见〔日〕石川荣吉《现代文化人类学》（中译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
〔7〕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卷（A）一，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8〕霍布斯：《利维坦》＜第一部分 论人类＞、＜第二部分
论国家＞，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10〕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 人民出版社1965年单行本；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11〕《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9卷，第399—408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
〔14〕《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03 —804页。
〔15〕参见格伦蒂德《政治思维：永恒的困惑》（中译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6〕阿兰·艾萨克：《政治学的视野与方法》（中译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0—22页。
〔18〕“经济政治学”是一门正在中国形成的新兴学科。详见本文作者拙作：《“经济政治”范畴分析》，《经济评论》1994年第2期； 《论经济的政治功能及其结构体系问题》，《求索》1995年第1期。
〔19〕王子今：《权力的黑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4年版，第6—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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