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外交战略何时由反帝变为反霸，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外交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世纪60年代，世界格局经历了从两极对峙向多级化的过渡，呈现着“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特点。与此相对应，我国的外交战略也进行着重大转变，即由50年代的联苏抗美、建立广泛的国际反美统一战线，转变为60年代的反帝（美）反修（苏）、“两个拳头打人”，再到70年代的联美抗苏、建立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外交战略的重点由反美逐步转变为反苏。
这一转变究竟何时开始？目前学术界意见不尽相同。有人认为，在“国内阶级斗争的重点从防止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转向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的重演”的同时，毛泽东“把对外战略的重点逐渐从反对美帝国主义转向反对苏联修正主义”。即认为这一转变发生在60年代中期，至迟不超过“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时期。（注：李丹慧《中苏分裂与“文革”时期中国外交》，《党史研究资料》1997年第1期。） 也有人认为，“自新中国诞生，我国对外一直是以反对美帝为主。直至1970年毛泽东发表的“5·20”声明，主要矛头还是对着美帝”。直到1973年初毛泽东提出“一条线”思想，矛头才“主要是指向苏联霸权主义。”（注：迟爱萍《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演变》，《党的文献》1994年3期。）
“反帝（美）反修（苏）”这一外交战略的提出和实施，始于中苏两党大论战之后。1965年6月，《人民日报》、 《红旗》杂志联合发表题为《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的文章，在外交上“第一次正式公开提出了‘反帝必反修’的主张。”（注：石志夫《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一九四九、十——一九八九、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止于中美关系开始解冻的1969年。 在这期间，前期是中美矛盾为主要矛盾，“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两对矛盾的主次位置迅速接近于平衡；到1969年，两对矛盾发生突变，中苏矛盾成为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主要矛盾，中美关系开始解冻。中国外交反苏重于反美之日，就是中国提出“联美抗苏”战略并逐步取代“反帝反修”战略之时。1972年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联美抗苏”战略初见成效，毛泽东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的中国外交战略构想，从而完成了中国外交战略的又一次大转变。
一、60 年代的中美关系和中苏关系及“反帝（美）反修（苏）”外交战略的演变。
60年代初，美国对中国的侵略威胁、内政干涉、外交敌视、经济封锁、贸易禁运和和平演变的企图有增无减。特别是美国以中国为潜在敌手，介入越南战争并使之不断升级，频繁侵犯中国的领海领空，直接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中国除了加强战备，随时准备抗击美国可能的入侵，并从物质到人力毫无保留地支持越南的抗美救国战争外，还频繁地发表声明和社论激烈地抨击美国，号召建立世界范围的反美统一战线。中国的严正立场和表现，被美国视为“好战”。美国“当时许多人都认为，在中苏之间中国更不负责任，更顽固敌对。”（注：资中筠《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上册第421页，第499页。）中美关系处于200年来的最低点。
与此同时，中苏关系也在恶化。1964年中苏两党论战后，中国得出苏联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和敌人的结论，在外交战略上提出了“反帝反修”的口号。中苏两党的关系在1966年初完全破裂，中苏国家关系也每况愈下。1960年，苏军在我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挑起了中苏边界第一次冲突。此后，边界纠纷愈演愈烈。特别是1966年1月， 苏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后，苏联不但在中苏边界，而且在蒙古境内驻扎针对中国的重兵，进一步加剧了中苏之间的敌视。这时中国又发动了以“反修防修”为目的的“文化大革命”，使两国关系急剧恶化。
不过，“反修防修”并没有立即导致中国外交战略的重点由反美变为反苏。直到1966年以后的一段时间，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仍未达到美国那样直接和危险的程度。1966年1月， 周恩来在外交部召开的驻外使节会议上说，我国国际统一战线，主要矛头还是打击美帝。因为发动侵略战争，要独霸世界，是美帝为主。苏联实际是美帝的帮凶、别动队。尽管反帝必须反修，两者同等重要，但二个中总要一个是主，一个是从。（注：王永钦《1996—1976年中美苏关系纪事》（连载一），《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
但是毫无疑问，60年代中期，中美、中苏矛盾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主次位置尽管尚未发生质的变化，差距却在不断地缩小。1966年初，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主席富布赖特举行了对华政策听证会，不久，美国副总统汉弗莱公开提出了“遏制而不孤立”的对华政策。在1966 年的第129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美方首次用“中国政府”来称呼谈判对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68年7月， 图谋摆脱越南战争困境的美国又表示要“谋求同大陆（中国）建立正常关系。”虽然美国摇动的橄榄枝并没有引来中国多少回应，但整个60年代，中国对美国没做任何过火之事。作为两国唯一的对话渠道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一直持续到1968年初才告暂停。这时的鸭绿江积雪，虽因主客观条件的缺乏而尚无解冻的迹象，却再未增厚。
而苏联自勃列日涅夫当政后，逐步缩小了和美国的军备差距。就在美国实行战略收缩，寻求从印度支那等地脱身之时，苏联趁机到处扩张，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与此同时，苏联进一步恶化中苏关系，从1968年起，多次挑起边境流血冲突。苏联霸权主义对国际社会特别是对中国的威胁，使中国感到，苏联和美国对自身安全已具有相同的危险性。1968年10月发表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指出：“中国共产党认为，一切被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所压迫的人民，应当结成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彻底粉碎美帝、苏修妄图霸占世界的阴谋。”如果说，毛泽东在1964年提出反帝反修的“两条战线”和“两条统一战线”时，包含了对反美、反苏要有所区别、有所侧重的意思的话，那么，这时提出的这条合二而一的统一战线，说明中国认为，对二者已经不必作什么区别了。
二、1969年的中美、 中苏关系和“联美抗苏”外交战略的提出。
1969年，是中美关系和中苏关系发生突变的一年，也是中美矛盾和中苏矛盾在中国外交关系中的主次地位发生互换的一年，因而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的一个转折年。
到1969年，苏联已具有了可与美国抗衡的军事实力。这一年，苏军先后在中国的珍宝岛等地多次制造大规模的边境武装冲突，在中国周围拼凑旨在包围和封锁中国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甚至暗示要对中国实施核打击，并寻求与美国联手对付中国的可能性。5月9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在纪念战胜德国法西斯24周年的集会上，把中国、美国和西德并列为苏联的主要敌人。（注：王永钦《1996—1976年中美苏关系纪事》（连载一），《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这一年9月，中苏两国首脑在北京机场的会晤，把两国关系从战争的边缘拉了回来，但造成两国关系紧张的根本问题一个也没有得到解决，苏联继续在中苏中蒙边界陈兵百万，中国则掀起“深挖洞、广积粮”的备战热潮。
美国为了尽早结束越南战争，稳定国内局势，集中力量抗衡苏联，在来临的多极世界中占据战略主动，1969年，新总统尼克松入主白宫后就立即开始调整全球战略，把改善中美关系作为美国国家利益的当务之急。这一年夏，尼克松出访亚欧6国，向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一再表示，并要罗马尼亚和巴基斯坦的总统给中国捎口信，希望与中国来往。中苏会谈后，他深恐落在人后，逼迫美驻波兰大使不顾身份和场合、急切地向中国外交官转达他愿与中国举行重大的、具体的会谈的信息。
1969年的中国，内政不稳又逢强敌压境，中国国家安全形势自建国以来前所未有地严峻，急需调整内外政策。毛泽东、周恩来等深为国家安危而忧虑，密切地注视着国际风云的变幻。2月到4月间，毛泽东先后3次要陈毅、徐向前、聂荣臻、 叶剑英“这几位老总研究一下国际问题。”（注：王永钦《1996—1976年中美苏关系纪事》（连载一），《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当时， 中共九大报告已就国际问题作了长篇论述（值得注意的是，报告中用于谴责苏联的篇幅要几倍于抨击美国的篇幅）。
陈毅等四位老帅经过多次讨论，于7月到9月间先后向党中央提出，目前是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中苏战争一时不会发生。建议我国利用美苏矛盾，举行中美高级会谈，打开中美关系。（注：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1969年四位老帅对国际形势的研究和建议》，《中共党史资料》第42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上述意见实际上是认定，中国外交关系中的主要矛盾已由中美矛盾转变为中苏矛盾。毛泽东采纳了这一意见，作出了在全面缓和中国对外关系的同时实行“联美抗苏”战略的决策，标志着中国开始了外交战略的重大调整。8月13日， 苏军在我新疆境内制造了又一起大规模流血冲突后，8月15日， 新华社播发了一篇题为《苏修美帝紧锣密鼓大搞反革命全球勾结》的报道，题中由以往的“美帝苏修”，改称“苏修美帝”，似乎在给国人某种暗示。年底，当周恩来接到中国驻波兰使馆关于美国驻波兰大使追告中国外交官之事的电文后，立即报告毛泽东：“找着门道了，可以敲门了，拿到敲门砖了。”（注：耿飚《周恩来是新中国外交的创始人和奠基者》，《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他和毛泽东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稍纵即逝的机会，决定在1970年1 月恢复已中断了两年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美关系从此开始走向缓和，“联美抗苏”战略迈出了第一步。
正当中美关系出现解冻迹象之时，1970年3月， 美国竟然策动柬埔寨朗诺集团发动政变，然后又公然出兵柬埔寨。中国立即予以坚决的谴责，并决定取消原定5月20日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 毛泽东专为此发表了题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实际上主要是重申了中国一贯的反对美国侵略政策的严正态度，表明中国的这一立场决不会因中国寻求中美关系和解而改变。除此之外，不能否认，其中多少也有些中国多年来对美国惯用的“放大炮”的成份。中美两国在“隔着一条敌视和猜疑的鸿沟彼此冷眼相看”（注：尼克松总统致送国会的报告《七十年代美国对外政策——缔造持久和平》（1973.5.3），冬梅《中美关系资料选编》（1971.7—1981.7），时事出版社1982年版，第98页。）近20年之久后刚刚迈上和解之途，相互之间某些惯用的思维和语言还不可能挥之即去。联系到此前已开始实施“联美抗苏”战略，我们可以认为，这篇声明与其说是实质性的，不如说是宣传性的。不仅中国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1969年7月， 尼克松在关岛那次提出“尼克松主义”的谈话中，仍旧称中国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注：资中筠《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下册第628页。） 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这时仍以中国为最危险的敌人。
三、“联美抗苏”战略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 中国完成外交战略的调整。
中美关系上的鸭绿江积雪开始解冻后，在世界上引起巨大的连锁反应。1971年10月，中国重返联合国；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 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访问未建交国家的总统。中美签署《上海公报》，两国关系的正常化由此开始。此后，中日迅速实现邦交正常化，世界上掀起与中国建交热。1971年，与我国建交的国家和地区有15个，1972年达到18个，另有6个国家与我复交或关系正常化。 中国的外交局面得到极大改观，也极大地推动了世界格局的改观。中美苏战略大三角由此形成，中国成为世界上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
根据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毛泽东把“联美抗苏”战略加以延伸和完备，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的国际战略思想。其实质就是以第三世界国家为主体，联合第二世界国家，建立包括美国在内的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
至此，自1969年开始的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也告完成。这一调整经历的从反美重于反苏，到反美反苏并重，再到反苏重于反美的过程，反映了这个时期世界形势的星移斗转，更反映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对国际战略把握的准确和慎重。从此中国外交走出“世界革命”的误区，向远见和务实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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