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淮河在中国古代南北方的分界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淮河论文,分界论文,中国古代论文,地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般而言，在我国古代疆域上，具有明显而特殊的南北界限特征的河流不是黄河，也不是长江，而是淮河。淮河介于中国两大河流之间，因为它“不仅包括可以表现出来的自然的影响，还包括一个有助于形成地理环境，即整个环境的人类自身的影响”，所以能够成为界于南北的河流。①淮河作为中国古代南北方的分界线，是建立在自然和人文地理差异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历史过程形成的，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地缘关系的一大特色。本文试从气候、农作类型、九州四渎和分裂时期的南北对峙等4个方面来探讨这一问题。②
一、“橘逾淮而北为枳”
从气候上看，淮河是我国古代南北方分界的重要自然地理标识。中国古代南北方界限的形成，或者说南北方不同区域的划分，首先应当注意到气候的因素，气候的差异又直接体现为纬度的不同。中国河流多为西源而东流，这种河流的纬度流向，为气候的差异提供了自然地理标识，而淮河正体现了这一点。除了现代地理学常识告诉我们淮河和秦岭是我国南北气候的分界线之外，在中国古代就有关于淮河南北气候不同的记载：“天有时，地有气……橘逾淮而北为枳，鸜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此地气然也……天有时以生，有时以杀，草木有时以生，有时以死，石有时以泐，水有时以凝，有时以泽，此天时也。”③这里的“天时”和“地气”之不同，很好地说明了淮河南北气候和地理环境的差异，成为中国古代南北方地区差异的自然地理基础。实际上，气候的差别对形成南北方不同自然景观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从历史上看，划分气候带的界线不是恒定的和直线的。④但这丝毫不影响淮河作为南北方分界的自然地理标识。《晏子春秋》卷6有晏婴使楚时的一段对白：“婴闻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这段对白表明淮河南北“水土”的不同已成为春秋时期人们的常识。屈原在其《桔颂》中也有“后皇嘉树，桔来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之词句。⑤这里的“南国”，汉王逸注为，“南国，谓江南也。”⑥而“受命不迁”，王逸注为：“言橘受天命，生于江南，不可移徙，种于别地，则化为枳也。”⑦宋代朱熹认为就是“所谓橘逾淮而北为枳也”。⑧唐诗中有李绅的《橘园》赞美的就是橘子的这种特性：“江城雾敛轻霜早，园橘千株欲变金。朱实摘时天路近，素英飘处海云深。惧同枳棘愁迁徙，每抱馨香委照临。怜尔结根能自保，不随寒暑换贞心。”⑨唐代可频瑜的《洞庭献新橘赋》中有“斯橘也，栽则隔乎淮浦，生则主乎云梦”。⑩姑且不论“橘逾淮而北为枳”这一判断正确与否，仅以上建立在“橘逾淮而北为枳”基础上的晏子之辨、屈原之贞和李绅之惧，足以表明，在春秋战国时期，淮河就已成为南北“天时”、“地气”、“水土”不同的自然地理标识，并得到历代的承认。
考察淮河作为南北方分界地位的形成，不能不上溯到三代时期。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三代时期中国的疆域尚未形成。“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朔方。”(11)这种用“不过”标识疆域的四至，表明疆域边界的模糊性。 《左传》昭公九年，“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歧、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其中“南土”，据《诗经》中“南有樛木”，(12)传：“南，南土也。”笺：“南土，谓荆、扬之域。”由此可见， “南土”是以《尚书·禹贡》中的荆、扬二州来笺注的，显然淮河在周代已成为南土北边的界限标识。
然而，在分封制的背景下，淮河作为南北方的界限尚不明显。从《诗经》上看，“南国”、“北国”和“中国”等地域名称，反映了分封的图景。如，《小旻》：“滔滔江汉，南国之纪。尽瘁以仕，宁莫我有。”《韩奕》：“溥彼韩城，燕师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实墉实壑，实亩实籍。献其貔皮，赤豹黄罴。”《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无纵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远能迩，以定我王。”以上是《诗经》所记“南国”、“北国”和“中国”的部分篇章，而问题是“南国”和“北国”的界限何在？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解释了“周南”和“召南”的地域范围：“盖周公、召公分陕而治，各以其治登其国风。则周南者，周公所治之南国。召南者，召公所治之南国也。北界河、洛，南逾楚塞，以陕州为中线而南分之。《史记》谓洛阳为周召，从可知已。陕东所统之南国，为周南，则今南阳、襄、邓、承天、德安、光黄、汝颖是已；陕西所统之南国，为召南，则今汉中、商洛、兴安、郧、夔、顺庆、保宁是已。”(13)他认为“南国”的北界在河、洛，这大致是周召分陕而治的情况。朱熹认为：“南，南方诸侯之国也。”他对“周南”和“召南”进一步解释：“盖其得之国中者，杂以南国之诗，而谓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国而被于诸侯，不但国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国者，则直谓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国被于南方，而不敢以系于天子也……南方之国，即今兴元府、京西、湖北等路诸州。”(14)可见，西周分封制下的“南国”和“北国”，应当以“中国”为参照而别南北。 《诗经》中的“中国”一词，汉人毛亨传曰：“中国，京师也。四方，诸夏也。”(15)汉郑玄笺谓：“京师者，诸夏之根本也。”(16)可见，“中国”主要是指京师，而四方主要是指诸夏， “南国”和“北国”既为诸夏所处之地，又分别为南夷和北狄所居之所。从《诗经》中所见“中国”、“南国”和“北国”等区域地理概念带有明显方位性，但这种界限是以中国为参照，反映了西周封建的背景。
南北方自然地理差异所反映的人文地理之不同，不仅有封建背景，而且涉及“夷夏”问题。周初“封建亲戚，以蕃屏周”，(17)“昔周公营洛邑，以为在于土中，诸侯蕃屏四方。”(18)分封除了“屏周”，还有以夏制夷的政治意图。宋人王应麟在《通鉴地理通释》卷6中引“黄氏曰”：“大抵周人幽据全燕，齐据海岱，兖冀翼蔽洛阳，并荆控扼咸雍，此天下全势也。观九州山川险要之处，与其建牧规模，而经略大体可见矣。”王应麟认为“周人幽据全燕”“制狄”，“齐据海岱”“制徐淮”，(19)显然有夷夏之防。夷夏之防不仅是西周分封措置的主要目的，也是《春秋》微言大义的体现。从周初分封制的抑制，到春秋时周王室对诸侯国失驭后“尊王攘夷”时代的不断融合，“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20)汉何休注谓：“南夷谓楚灭邓、谷，伐蔡、郑。北狄谓狄灭邢、卫，至于温，交乱中国。”(21)这里的中国显然是指诸夏所处之地。这种夷夏之防已变为夷夏之交，而夷夏之交所形成的民族融合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22)尤其南国由分封制下的诸侯国出现了以楚国为代表的领土国家，并成为交乱中国的一个“南夷”，楚国疆域的主体就在当时的南方。《孟子·滕文公上》：“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而楚国作为南国一个大国，其文化浸染周边诸侯国的不同色彩，故司马迁在《史记》中详述了三楚的情况：
越、楚则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徐、僮、取虑，则清刻，矜己诺。
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其俗类徐、僮。朐、缯以北，俗则齐。浙江南则越。夫吴自阖闾、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与闽中、于越杂俗，故南楚好辞，巧说少信。江南卑湿，丈夫早夭。(23)
司马迁把楚地划分三楚，是以淮河和彭城作为参照的。其中以淮河为限，其北为西楚，其南为南楚；以彭城为界，其东，“朐、缯以北，俗则齐。浙江南则越。”体现了楚文化南北融会的特点。司马迁析楚地为三，其中淮河具有明显的人文界限特征；“而合肥受南北潮”，正义曰：“合肥，县，庐州治也。言江淮之潮，南北俱至庐州也。”(24)这表明了淮河在南北方自然界限的地位。从三楚划分中，可以看到秦代郡县制的背景，而分封制下的“中国”、“南国”和“北国”，也变为以郡县为背景的南方和北方。童书业认为：“自春秋迄战国，生产和商业发展，人们开始有了统一的要求，各大国开疆辟土的结果，把‘中国’越推越远，把‘天下’越放越大，于是中国人的世界观念便换了个样子。”(25)秦代大一统之后，分封制下的诸侯国所演变成的战国七雄格局，被纳入到统一疆域的版图之内。在西周分封制瓦解的过程中，中国古代南北方的地域差异也发生了变化：一是因分封制的瓦解，形成于分封制下的南国、北国和中国作为区域界定已无实际意义，而中国作为地域概念的变化，从介于南国和北国之间，逐渐扩展到南国和北国，为淮河成为南北方的分界提供了条件，这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很明显。二是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扩大了南北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特别是夷夏之交，促使民族融合，这不仅改变了夷夏关系，也使诸夏和四夷的地理空间格局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南北差异中的气候因素得以提升，并作为地区差异的突出要素，成为南北方地域差异的重要标识。
同时也应当看到，除淮河外，秦岭也是中国自然地理分界线。冀朝鼎曾引克雷西教授的观点，“这些山脉把中国划分成在气候、农业以及人类活动方面都有显著不同特点的两大主要地理区。”(26)进而认为，“南北之间，或者说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之间的差异，就成了中国主要的地区差异。”(27)中国古代南北方的分界正是结合山岳分界和水文分界两种界识，(28)用中国古代行政区划的一个重要准则来说，就是“山水形便”。就水文分界而言，淮河接近平行于纬线，淮河南北气候的差异必然会成为其作为水文分界的一个主要内容。
二、农作经济类型
从自然地理的角度来说，气候的差异作为中国古代南北方界限划分的重要因素是毋庸置疑的，但也不应忽略建立在自然地理差异基础上的南北方人文地理方面的差异，尤其是农作类型的不同，成为南北方人文地理差异的物质基础。大体上，淮河为界的南北方农作经济类型具有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是由气候为主导因素而形成的北方旱作农业和南方水作农业的不同。以旱作农业为主的北方和以水作农业为主的南方，在中国古代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是不同的，而后者随着南方的开发和水作农业耕作技术的成熟，在中国经济格局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因此出现了中国古代经济重心转移这样的历史现象，而这种现象反映的是中国古代农作经济类型的演进。《尚书·禹贡》中九州记载了各州土壤的不同以及由此而产生田地等级和赋贡的差别：
《禹贡》中所见九州的区域情况表上图中田地等级判定的标准，卫聚贤认为：“它当系以田的生产力大小而定。但各州的面积很大，生产力当不平均，它当是以各州的天分为等级而决定的。”(29)而这种天分实际上是相对于当时旱作农业和水作农业各自发展的水平而言的。淮河以南扬州和荆州的土壤特点为“涂泥”，顾颉刚在《禹贡》注释中谓：“涂泥，马融解作‘渐洳’，说文：‘洳，渐湿也’，盖谓湿润。蔡沈说：‘水是湿也，下地多水，其土淖’。淖是泥淖，土与水分不开的意思。”而对扬州的田等和赋税的“厥田惟下下，厥赋下上上错。”顾氏认为：“下下，田第九等。扬州地势低洼，土地潮湿，所以田的等第最次，不是就出产而言。”“下上上错，赋第七等，杂出第六。扬州自唐以后出产最为丰富，但禹贡时代则不算好，或说古代多种黍稷，田杂五种，潮湿多水的土地只宜种稻，不利其他作物，又往往有水潦，所以赋税不高。”(30)顾注解释了扬州、荆州的土地状况的“涂泥”与田等、杂出的关系。由于这种土壤适合水作农业要求，受南方开发程度和水田耕作技术水平的限制，在田地等级中位置很低，分别是“下下”和“下中”，而在赋贡中的地位分别是“下上”和“上下”，这是由南方土地的赋税和物产决定的。以土壤的特点作为判定田地等级的基础，体现了旱作和水作农业的不同，这种不同主要是这两种农业在生产技术层次上的不同，从而使农作经济类型的不同在中国古代国家财政上占有不同地位。特别是唐代以后，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转移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农作类型的演进，北方旱作农业的衰落，而南方水作农业的发展，使南方水作农业开始在全国经济和财政中占据主要地位。
中国农业的成熟是北方旱作农业先于南方水作农业。淮河作为南北气候的分界线，在农作经济类型的形成中占有重要地位。以黄河流域和淮北为主的旱作农业与以长江流域和淮南为主的水作农业，体现了以气候为主导因素作用下而产生的土壤及其农作类型的差异。尤其在南北两种不同的耕作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长江和黄河，它们的水系对各自流域内的农业发展和民生至关重要。由于旱作农业在我国古代成熟比较早，随着旱作生产工具的改进，农业技术的提高，出现了专门总结旱作农业耕作技术的农书。如汉成帝时
胜之著的《汜胜之书》，对陕西关中地区的旱作农业经验进行总结，归纳出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经验。北魏末年成书的《齐民要术》，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北方的农业生产及其科学技术。尽管这两本书所涉及的地域有所不同，但都是北方的旱作农业区，而对这一地区的农业技术进行由经验上升到知识的科学总结，标志了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的成熟。
但是，旱作农业的成熟也从消极的层面体现出来，这就是作为旱作农业成熟标志的精耕细作，不可避免地对植被等自然地理环境的破坏，造成水土流失。史念海以《周原的变迁》一文分析了陕西关中平原的西部，旱作农业促使水土流失，导致周原地貌的变迁。(31)他从特例的角度，探讨了北方旱作农业对植被等自然地貌的破坏，造成水土流失，削弱了黄河的导水功能，加剧了黄河的泛滥，最终导致以黄河流域为主的北方旱作农业的衰落，使北方旱作农业的成熟与黄河的治理都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也是从这个层面，谭其骧在《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中指出，黄河在东汉以后出现长期安流的原因在于山陕峡谷流域和泾渭北洛河上游生产方式的变化，并对王景高超的治黄技术提出质疑，从历史的角度提出黄河治理的标与本的关系。(32)北方旱作农业衰落过程中，正是历代加强对江南开发的过程，隋代大运河的开凿，提升了江南在中国古代经济中的地位。降及唐朝， “天下以江淮为国命”，(33)“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34)
在具有明显气候差异的南北方，农作类型的不同，奠定了南北方社会不同的物质基础。冀朝鼎在《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基本经济区的位置图》上明确地标出秦汉时期基本经济区和唐宋元明清时期基本经济区。(35)前者大致以黄河流域为主，后者大致以长江流域为主。这两种基本经济区的划分，事实上，指出了中国古代农作类型的不同和发展的先后。淮河作为这两种基本经济区划分的大致界限，处于两种农作类型之间的位置。在不同农作类型基础上的南北方，其社会生活、风俗习惯体现了明显的差异性。正如司马迁所言，“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灾，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36)建立在以气候差异为主的南北方，其农作类型的不同及其成熟的先后，为淮河成为中国古代南北方分界提供了物质基础。
三、九州和四渎
中国古代有“九州”和“四渎”之说，前者讲的是中国古代版图模型，其中蕴含了大一统的精神，对后世行政区划产生深远影响；后者说的是中国古代的主要水系，反映了当时人们地理知识的程度。(37)如果把淮河放在中国特殊的版图模型和水系中考察，它的南北分界特征是不言而喻的。
从九州上看，淮河为九州政区模型的南北方分界线。虽然学术见解对《尚书》和《周礼》的成书时间尚有不同的观点，《尚书·禹贡》和《周礼·夏官·职方氏》对九州的描述也不尽相同，(38)但从战国成书这种比较公认的观点看，二书对九州的构想蕴涵的大一统精神，是战国诸侯割据现实的一种体现。《尚书·禹贡》的九州没有标明方位，但《周礼·夏官·职方氏》所记的九州具有明显的方位意识。其方位主要有东、西、南、北、东北、西北、东南，显然参照坐标是河内、河南、河东。“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39)这种方位包含着南北方的概念，南方包括扬州和荆州，北方拥有并州和幽州。据《吕氏春秋》载：“何谓九州？河、汉之间为豫州，周也。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东方为青州，齐也。泗上为徐州，鲁也。东南为扬州，越也。南方为荆州，楚也。西方为雍州，秦也。北方为幽州，燕也。”(40)这里的九州也是有方位的，且以豫州、冀州和兖州为参照，与《尚书》里九州的参照是一致的。但问题是，南北分界线应当以什么为界？从当时区划技术上看，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山水形便。“所以《禹贡》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41)九州政区模型蕴含了这个原则。河流作为勾勒九州模型的一个重要条件，从整体上看虽不十分清晰，但淮河作为徐州和扬州的界限是明确的。因此，以河内、河南、河东为参照而别南北的九州模型，南北分界线的确定，则决定于河内、河南、河东、雍州、青州中河流的自然特征。黄河本身的弯曲，不具备作为南北方这种带有纬度取向的分界线，而青州有淮水和泗水，泗水作为淮河的一个支流，显然无法挑战淮河的分界地位。因此，在九州的版图模型中，淮河不仅是扬州和徐州的分界线，而且也是南北方的分界线。淮河在九州中的分界特征，对秦以后的行政区划影响深远，“淮河和长江都是历史上行政区划的重要分界线，宋代以前跨淮或越江的政区都是罕见的现象。”(42)这种地理环境对历代行政区划的制约，赋予了淮河作为中国古代南北方分界更为丰富的内容。
从四渎上看，淮河具有别南北的特征。作为四渎之一的淮河，在中国水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尔雅·释水》：“江、淮、河、济为四渎。四渎者，发源注海者也。”《汉书·沟洫志》：“中国川原以百数，莫著于四渎，而河为宗。”(43)淮河能成为四渎之一，首先是导水，体现了中国河流西源而东流的特点。唐代许敬宗认为，“渎之言独也。不因余水，独能赴海者也。”(44)其次，在中国古代水系中，淮河有界南北的特点。由于淮河接近于平行于纬线，这除了在九州模型中作为区域地理划分的重要界限所蕴涵了南北方的分界线之外，在中国古代水系上也具有明显的分界性。明人谢肇淛认为：“以中国之水论之，淮以北之水，河为大……淮以南，江为大……至其支流小派，北以河名而南以江名者，尚不可胜计也。而淮届其中，导南北之流而会之以入于海，故谓之淮。淮者汇也，四渎之尊，淮居一焉。淮之视江、河、汉，大小悬绝而与之并列者，以其界南北而别江、河也。”(45)他从水文特征的角度认为淮河具有南北分界的特征。这表明，四渎作为大禹治水后形成的水系是很明确的，它具有导水和独流两个基本特征。但随着黄河流域的农业开发和历代人为的破坏，人文因素不断地影响四渎的水系，黄河决口和迁徙，特别是夺淮入海，使四渎失去了独流的特征， “自汉王莽末济水入河，元时河水入淮，则三渎并为一渎以入海矣，而江则依然如故也。”(46)清咸丰元年，淮水在洪泽湖大堤南端溃决入江，四渎中三渎混流到四渎混流，表明四渎水系紊乱。这不仅使四渎丧失独流的特点，同时也使导水的功能削弱，其中以济、河和淮为著，而这3条河流命运关乎旱作农业的发展，因此以上三渎水系特征的变迁，最终促使旱作农业区在中国古代经济和财政中的重心地位丧失。
古代九州和四渎二词，反映了农耕世界的背景。在农耕世界里，河流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而农业是人类对自然地理可以产生巨大影响的一种生产方式。农业等人文活动不可避免地对四渎水系的破坏，尤以黄河和淮河为突出，其结果必然促使旱作农业的衰落。通过对九州、四渎的探讨，淮河不仅在九州行政区划的模型中具有重要的界限地位，而且还在水系上体现了南北分界的特征。这种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的差异性，显然是不能离开淮河水系的特殊性，尤其是它在南北方的处于气候界限的特征来考察。淮河作为南北方的分界线，得到历代行政区划的确认和加强，而宋代以前淮河水系的稳定，在四渎中自然标识特征十分突出，使其更有资格成为南北方的分界线。但也应当看到，淮河在宋代以后因黄河夺淮而水系紊乱，此后也出现了行政区划的跨淮现象，淮河人文界限和自然地理界限都面临着淮河本身的挑战，如果淮河作为四渎之一的基本特征消失的话，淮河何以“纪地”？(47)
四、分裂时期的南北对峙
中国历史和文明的连续性，体现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其中，大一统精神对于中国疆域的奠定，以及统一作为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势，都是至关重要的。尽管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但分裂又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从中国古代史分裂时期各政权的割据形势来看，一般都形成了南北对峙这样一种局面，如三国魏与蜀吴、东晋与前秦、北朝魏与南朝宋、北朝魏与南朝齐、北朝东魏、西魏与南朝梁、北朝周齐与南朝陈、五代与十国的吴和南唐、南宋与金。在以上八次南北对峙现象中，淮河为其分界线或准分界线。从以淮为分界线或准分界线的南北政权对峙时期上来看，主要有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和宋金对峙3个时期，下面就从不同的历史时期入手具体分析一下：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淮河流域是四战之地，在军事上举足轻重。(48)“自五胡乱华，天下分裂二境，尤被伤残。彭城要害，藩捍南国，必争之地，常置重兵。”(49)三国魏与蜀吴成鼎足之势，据淮河则有半分天下之意。“及三国鼎跱，吴得扬、荆、交三州，蜀得益州，魏氏犹得九焉。”(50)因此，魏为打破均势对淮河流域进行激烈争夺，“三国时，江淮为战争之地，其间不居者各数百里。”(51)到东晋和前秦对峙时期，“自淮以北，化成虏庭。”(52)“天子陵江御物，分据地险，回首中原，力不能救。划长淮以北，大抵弃之，胡人利我艰虞，分镳起乱；晋臣或阻兵遐远，接武効尤。”(53)东晋和前秦的对峙，最后导致了著名的淝水之战。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北方人口向南方的大规模流动。“其后中原乱，胡寇屡南侵，淮南民多南渡。成帝初，苏峻、祖约为乱于江淮，胡寇又大至，民南渡江者转多。”(54)北朝魏与南朝宋对峙，“明帝时，后魏又南侵淮北、青、冀、徐、兖四州及荆河州，西境悉陷没，则长淮为北境。”(55)南朝齐与北朝魏对峙，“齐氏淮北之地所以全少，青州治朐山，冀治涡口，荆河治寿春……”(56)南朝梁与北朝东西魏对峙， “自侯景逆乱，建康倾陷，坟籍散逸，不可得而详焉。初武帝受禅数年，即失汉川及淮西之地，其后诸将频年与魏军交战于淮南、淮北，互有胜负……及景平后，江北之地悉陷高齐，汉川、蜀川没于西魏。”(57)南朝陈与北朝周齐并立，以长江为界。“陈氏比于梁代土宇弥蹙，西不得蜀汉，北失淮肥，以长江为境。”(58)淮河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军事地位非常重要，“每王纲解纽，宇内分崩，江淮滨海，地非形势，得之与失未必轻重，故不暇先争，然长淮大江皆可拒守。”(59)吴、东晋、宋、齐、梁、陈皆以江淮为要害之地，置兵据守。可见，淮河在魏晋南北朝南北对峙中的重要地位。
五代十国时期，淮河具有特殊意义，成为五代和南方诸国的重要界限。在淮南，相继有杨吴政权和李唐政权的建立，杨吴政权自“杨行密称吴王，尽有淮南之地。”(60)后梁对淮南的争夺，最终对峙于淮河。继杨吴政权的李唐政权，也力保淮南，后周对淮南争夺改变了南北的均势，“而世宗区区五六年间，取秦陇，平淮右，复三关，威武之声震慑华夷。”(61)明代于慎行分析过五代六朝的不同：“五代六朝，形势相似。六朝正统在南，而北方割裂，五代正统在北，而南方瓜分，其形一也。然有可异者，正统在南，而衣冠相随，北之伧父，有杂夷之俗；正统在北，而兵革扰攘不已，南之士族，有故国之风焉。正统在南，而北益空虚，正统在北，而南反生殖。”(62)于慎行以五代六朝来谈南北，显然是以淮河作为南北分界线的，但他又进一步认为，“三代以来，江南日实，而江北日空，由此故也。以为北方刑煞之区，而南方生育之府，三代以往，有胡不然？岂非政化哉。”(63)这种把江南和江北等同于六朝、五代时的南北方，显然是不符合六朝、五代时的实际状况。
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时期，大都以淮河作为南北割据政权的界限，到了宋金对峙时期， “高宗苍黄渡江，驻跸吴会，中原、陕右尽入于金。东画长淮，西割商、秦之半，以散关为界。”(64)南宋与金对峙于淮河，故南宋时人们对淮河的议论也颇多。其中林駉认为：“自古立国于东南，其攻守之势有三：曰淮甸，曰陇蜀，曰荆襄。然设险之地不同，而守险之术亦异。盖难守莫如淮，易守莫如蜀，守蜀当以守为守，守淮当以战为守，守襄阳如守淮，守荆湖如守蜀，此谋国者不可不熟究也。夫淮之东根本在广陵，而以山阳、盱眙为门户，淮之西重镇在合肥，而以钟离、寿春为捍蔽，两淮之地大抵然也。”(65)可见，淮河作为四战之地，平衡着攻守之势，而“守淮当以战为守”，表明战争是淮河在一定时期内相持军事力量的特殊方式，因此淮河在分裂时期的在攻守之间地位非常重要。宋人叶梦得有《论防江利害札子》： “……则诸帅分屯淮上，徐观其衅，我既未敢直前，彼亦未敢遽下者，必且戍淮，若昏迷不悟，尚怀冲突，竭国远来，无所忌惮，我师未可遽与争锋，则退而阻险以待其师老力疲，然后为之所者必且保江。过河不可，必而戍淮，戍淮不可，必而守江，此势所不得已，在我未为失策也。至于保江则尽矣，江若不必守，则后何以继乎？天生巨险所以限南北，非河与淮之比。”(66)
淮河作为长江的屏蔽，对于历史上南方割据政权具有重要意义。南宋初，金乌珠自合肥率骑兵至长江，张俊主张分军驻守南岸，将领王德提出不同意见，“(绍兴)十一年，金人自合肥入侵，游骑及江，俊议分军守南岸，德曰：‘淮者，江之蔽也。弃淮不守，是谓唇亡齿寒也。”(67)可见，淮河对于固守长江的军事意义。但历史上，长江也有“限南北”之说：“(魏黄初)六年，文帝以舟师自谯循涡入淮，尚书蒋济表言水道难通。文帝不从，如广陵故城，临江观兵，戎卒十余万，旌旗数百里，有渡江之志。吴人严兵固守。时大寒冰，舟不得入江。文帝见波涛汹涌，叹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归。”(68)
历史上南北割据政权大多以淮河而不是以长江为界限，这种现象表明淮河在分裂时期对割据政权的军事力量对峙、平衡具有特殊作用。一旦以淮为界这种军事上的均势被打破，统一即成大势。如南朝陈和北朝周、齐对峙于长江，表明南北均势的打破，随后就出现了隋的统一。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引“真氏曰”：“两淮，江南根本。广陵、合肥又两淮之根本，陈失淮南，亡也忽焉。”(69)而在五代十国时期，后周对淮南地的攻取，也最终导致了北宋结束五代十国的局面。到了南宋与金则以长淮为界，相持了100多年。从历史上分裂时期的这种现象考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淮河在南北方割据政权的对峙中起到了平衡军事力量的作用，这种均势是以战争这种特殊方式来维持的，而一旦淮河这种均势被打破，或者说分南北的界限不是淮河，而是长江的话，那么南北对峙的分裂局面就将为统一所取代。 “今以东南为根本，当先料理淮甸、荆襄，以为东南屏蔽。夫六朝所以保有江左者，以强兵巨镇尽在淮南、荆襄间，故以魏武之雄，苻坚、石勒之众，拓跋、宇文之盛，卒不能窥江表。后唐李氏有淮南则可都金陵，及淮南失而国以削弱矣。”(70)由此可见，分裂时期的南北对峙多以淮河为界限，并不是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偶然现象，而是一定的自然、人文地理文化背景的必然。
以上围绕淮河作为中国古代南北方分界的现象，从自然和人文地理的角度探讨了淮河在中国疆域中的独特地位。淮河作为中国古代南北方气候的界线，对于形成南北农作类型有决定意义，而南北农作类型的不同以及开发的早晚，促使北南两个不同的基本经济区先后形成。同时南北两个基本经济区为南北割据政权的可能存在提供了物质基础，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 “贯穿于中国历史的大部分决战，都是在介于中国本土内两大主要地区之间的淮河流域这一狭长地带之中进行的。”(71)中国自秦以后的3次大的分裂时期，淮河都是具有重要军事意义的河流，在这一点上黄河和长江都为之逊色。淮河作为南北方的分界线，在军事上又有以战为守和最为难守之说，表明以淮河作为割据政权依托并不可能使分裂长期延续。在大一统思想影响下，一旦南北对峙均势被打破，统一趋势就成定局。从九州和四渎上看，九州行政区划模型对中国行政区划影响深远，淮河在九州中的南北分界特征不断地在秦以后的行政区划上得以强化，直到宋代以后才出现跨淮的行政区划；就四渎而言，德国阿尔夫雷德·赫特纳认为，“河流很少成为不同自然形体的界线，除非他们在大段流程上沿着重要的构造线，如阿尔卑斯山脉中的那些纵向河流，或者莱茵河从库尔到博登湖之间的那一段；即使国家境界或者民族境界也只在少数情况下才是不同自然形体的分界。”(72)仅就河流本身而言，淮河位于长江和黄河之间，在地势上淮河低于二者，淮河虽然不长，但有丰满的水系，其北直逼黄河南岸，其南接近长江。而长江和黄河之间，秦岭之东，没有任何山川可以和淮河媲美，更何况这条河流被赋予自然和人文的诸多分界特征。美国学者哈特向认为， “地理学的唯一目的是通过共同组成地区变异性质的所有相关现象，来理解地区的变异性质。”(73)从历史上考察淮河，其作为中国古代南北方分界线的特征，是多种因素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这对中国古代大一统疆域的形成和行政区划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也应当进一步看到，淮河曾作为中国古代南北的分界线，但从宋代以后，淮河本身不断地被人文的因素破坏，黄河夺淮乃至淮河入江，使淮河越来越远离它的界限地位，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段值得深思的变迁。
注释：
①［法］阿·德芒戎著，葛以德译：《人文地理学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7页。
②关于淮河在中国古代分界地位的探讨，以往的成果主要有蒋寿康的《秦岭——淮河线与古代政治分野述论》，载《浙江学刊》，1997年第1期。文中认为秦岭——淮河线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并分析了淮河南北地理环境及其对军队构成的影响，强调了地理环境在政治分野中的地位。
③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39，《十三经注疏》本，上海：国学整理社，1935年，第268页。
④参见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载《中国科学》，1973年，第2期，第168—189页。
⑤王逸：《楚辞章句》，卷4《惜往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6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4页。
⑥王逸：《楚辞章句》，卷4《惜往日》，第44页。
⑦王逸：《楚辞章句》，卷4《惜往日》，第44页。
⑧朱熹：《楚辞集注》，卷4《惜往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62册，第345页。
⑨李绅：《橘园》，见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卷481，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5514页。
⑩可频瑜：《洞庭献新橘赋》，见李昉等：《文苑英华》卷145，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673页。
(11)班固：《汉书》，卷64下《贾捐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831页。
(12)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1《樛木》，《十三经注疏》本，上海：国学整理社，1935年，第10页。
(13)王夫之：《诗经稗疏》卷1，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4册，第771页。
(14)朱熹：《诗经集传》卷1，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2册，第749页。
(15)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17《民劳》，第280页。
(16)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17《民劳》，第280页。
(17)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15，《十三经注疏》本，上海：国学整理社，1935年，第115页。
(18)班固：《汉书》，卷28下《地理志》，第1650页。
(19)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卷6，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12册，第89页。
(20)何休：《春秋公羊传注疏》，卷10，《十三经注疏》本，上海：国学整理社，1935年，第55页。
(21)何休：《春秋公羊传注疏》，卷10，第55页。
(22)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32，第253页。
(23)司马迁：《史记》卷129《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67—3268页。
(24)司马迁：《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68页。
(25)童书业：《汉代以前中国人的世界观念与域外交通的故事》，载童教英编：《童书业历史地理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33页。
(26)冀朝鼎著，朱诗鳌译：《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30页。
(27)冀朝鼎著，朱诗鳌译：《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第31页。
(28)阿尔夫雷德·赫特纳认为：“如果人们用山脉代替分水岭，并把山脉的不同山坡和它围成的不同盆地作为自然区域分开，就很容易从水文分界这种形式转变到山岳分界。”同时他认为在水文分界中，“分水岭起分界作用的稍多一些，因为河流流域不只是表现为水文单位，对于某些别的情况也间接地具有决定作用。”见阿尔夫雷德·赫特纳著，王兰生译：《地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26页。
(29)蒋大椿主编：《史学探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论文编》，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739页。
(30)以上均见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19页。
(31)史念海：《河山集》(二集)，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第214—231页。
(32)谭其骧：《长水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32页。
(33)杜牧《上宰相求杭州启》，载李昉等：《文苑英华》卷660，第3391页。
(34)欧阳修：《新唐书》卷165《权德舆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076页。
(35)冀朝鼎著，朱诗鳌译：《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第3页。
(36)司马迁：《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70页。
(37)参见顾颉刚、史念海著：《中国疆域沿革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内第1页云：“自《禹贡》以下，九州、十二州、大九州之说，各盛于一时，皆可代表先民对于疆域制度之理想。”
(38)钱穆认为《禹贡》“其实也绝不是夏禹时代的书，而应是战国时代的书。”见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8页。有关九州的记载，还有《尔雅》和《吕氏春秋》各自的九州系统，周振鹤认为，“其实《禹贡》也是战国时人的伪托，九州说不过是当时流行的一种乌托邦式的设想。”见周振鹤：《中国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1页。
(39)司马迁：《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62页。
(40)《吕氏春秋》卷13《有始览》，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第124—125页。
(41)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引“郑氏曰”，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4页。
(42)周振鹤：《中国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第132页。
(43)班固：《汉书》卷29《沟洫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98页。
(44)欧阳修：《新唐书》，卷223上《许敬宗传》，第6337页。
(45)谢肇淛：《五杂俎》卷3《地部一》，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46页。
(46)傅泽洪：《行水金鉴·略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80册，第4页。
(47)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34《帝王部·崇祭祀第三》，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73页有“五岳承天，四渎纪地”。
(48)参见胡阿祥：《六朝疆域与政区研究》增订本，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年。
(49)欧阳忞：《舆地广记》卷1，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71册，第236页。
(50)沈约：《宋书》卷35《州郡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027页。
(51)沈约：《宋书》卷35《州郡志》，第1033页。
(52)沈约：《宋书》卷35《州郡志》，第1038页。
(53)房玄龄：《晋书》卷101《载记序》，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644页。
(54)沈约：《宋书》卷35《州郡志》，第1033—1034页。
(55)杜佑：《通典》卷171《州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908—909页。
(56)杜佑：《通典》卷171《州郡》，第909页。
(57)杜佑：《通典》卷171《州郡》，第909页。
(58)杜佑：《通典》卷171《州郡》，第909页。
(59)欧阳忞：《舆地广记》卷1，第237页。
(60)章如愚：《群书考索》卷60《地理门》，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36册，第810页。
(61)欧阳修：《新五代史》卷12《周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25页。
(62)于慎行：《读史漫录》卷10《五季》，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371页。
(63)于慎行：《读史漫录》卷10《五季》，第371—372页。
(64)脱脱等：《宋史》卷85《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096页。
(65)林駉：《古今源流至论续集》卷1，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42册，第340—341页。
(66)叶梦得：《御边》，见杨士奇等：《历代名臣奏议》卷334，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42册，第356页。
(67)脱脱等：《宋史》卷368，《王德传》，第11450页。
(68)司马光：《资治通鉴》卷70，魏文帝黄初六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15页。
(69)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4，第196页。
(70)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8引“李纲言”，第332—333页。
(71)冀朝鼎著，朱诗鳌译：《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第33页。
(72)［德］阿尔夫雷德·赫特纳著，王兰生译，张翼翼校：《地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26页。
(73)［美］R.哈特向著，黎樵译：《地理学性质的透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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