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变法语境下的学术纷争与辞赋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辞赋论文,语境论文,纷争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北宋中期的政治革新是儒学实用主义在政治生活中的具体反映。短暂的庆历新政之后，变革思潮已成不可阻挡之势，终于引发了更为深入、规模更大的熙宁变法。庆历以后，学统四起，是这场变革乃至后来的元祐更化等政治事件的重要理论支撑。从熙宁到元祐年间，因政治革新导致的结党纷争，其背后是儒学各派之间的斗争。如果说庆历新政期间士人尚气节重操守，使得党争与学术之争还保持着君子风度的话，那么，熙宁以后的政治与学术斗争则意气相争的倾向越来越浓厚。这除了在专制皇权社会里政治斗争缺乏必要的法律约束以及政治道德的严重缺失之外，还与儒学本身的学术排他性密切相关。这一时期的辞赋创作，较为深入地展示了与党争扭结在一起的儒学纷争的状况。 熙宁变法的指导思想是王安石等编纂的《三经新义》，王亲自撰写的《周礼新义》尤为重要。变法时期的王安石思想与之前他的思想既有所区别又有连贯性。前期的王安石着意于心性本体的建立，是当时儒学发展的先锋力量。变法期间，他的学术思想倾向于为变法寻找理论支持，对心性本体的思考也贯穿其中。他与司马光、苏轼等的学术争论，是基于政见之争基础之上的。 司马光及其周围的人物，其儒学思想偏于保守，对当时如王安石等的援佛道入儒的做法不能苟同。他在作于熙宁二年(1069)的《论风俗札子》中对当时的学风这样评论道： 窃见近岁公卿大夫好为高奇之论，喜诵老庄之言，流及科场，亦相习尚。新进后生，未知臧否，口传耳剽，翕然成风。……今之举人，发言秉笔，先论性命，乃至流荡忘返，遂入老庄。纵虚无之谈，骋荒唐之辞，以此欺惑考官，猎取名第。禄利所在，众心所趋，如水赴壑，不可禁遏。彼老庄弃仁义而绝礼学，非尧舜而薄周孔，死生不以为忧，存亡不以为患，乃匹夫独行之私言，非国家教人之正术也。魏之何晏、晋之王衍，相与祖述其道，宅心事外。选举者以此为贤，仕宦者以此为业，遂使纪纲大坏，胡夷并兴，生民涂炭，神州陆沉。今若于选士之际用此为术，臣惧向去任官之士，皆何晏、王衍之徒，则政事安得不隳？风俗安得不坏？正始、永嘉之弊，将复见于今矣。①这篇没有奏上的奏章字面上针对的是科举文风，其实是直指王安石学术的，王氏学术杂用释老等众学的特征在当时非常具有影响，且个性鲜明。庆历年间，王安石撰成《淮南杂说》，其中明显地就圣贤本身提出一些独特的思想，时人以《孟子》比之。晃公武《郡斋读书志·后志》卷二引蔡卞曰：“(王安石)初著《杂说》数万言，世谓其言与孟轲相上下，于是天下之士，始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云。”② 可见，王安石学术是开创心性本体之学的先锋力量。司马光所指责的科场学风，正是以王安石学术为鹄的的。在司马光看来，王安石等的对心性本体的探索，容易把士人引向玄虚之境，与六朝时期的王衍之流相类，国家衡才看重这样的人，那后果将是相当严重的。他不仅在奏议当中忧心忡忡，而且也通过辞赋表达了他的不安。在《稷下赋》中，他描绘了齐王重金厚遇邹衍那样夸夸其谈的人物：“齐王乐五帝之遐风，嘉三王之茂烈，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于是筑钜馆，临康衢，盛处士之游，壮学者之居。美矣哉!高门横閌，夏屋长檐，罇罍明洁，几杖清严”③。这让人联想到王朝对文臣的优渥和宽容。然而，这些人除了不着边际地侃侃而谈外，全无用处：“尔乃杂佩华缨，净冠素履，端居危坐，规行矩止。相与奋髯横议，投袂高谈，下论孔、墨，上述羲、炎。树同拔异，辨是分非。荣誉樵株，为之蓊蔚；訾毁珵美，化为瑕疵。譬若兰芷蒿莎，布濩于云梦之洳；鸿鹄鸺鸧，鼓舞于渤澥之涯。于是齐王沛然来游，欣然自喜，谓稷下之富，尽海内之美。”这些人衣冠楚楚、奋髯横议、投袂高谈，其实良莠不齐，如鸟雀般聒噪不已。这种“济济多士”的场面，实在是太具有讽刺性了。司马光对这种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不以为然，认为于世无补。他是以过于务实的甚至是恪守传统儒家思想的眼光来看待宋代的学术大发展的。因此，赋中接着写到：“祭酒苟卿进而称曰：‘吾王辟仁义之涂，殖诗书之林，安人之虑广，致治之意深。然而诸侯未服，四邻交侵，士有行役之怨，民有愁痛之音。意者，臣等道术之浅薄，未足以称王之用心故也。’”这是说一味高谈阔论，对国计民生毫无用处。司马光的理想是建立一个稳定的风俗醇厚的治世，但是，他以为通过拯救世道人心就可以万事大吉，对儒学在学理发展方面面临的挑战没有充分的认识，采取一种保守的置之不理的态度，这和欧阳修等过分主张务实的为政策略是一致的。司马光等对儒学内部向形而上发展的趋势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赋中写到： 王曰：“先生之责寡人深矣，愿卒闻之。”对曰：“臣闻之，碔砆乱玉，鱼目间珠，泥沙涨者其泉慁，莨秀茂者其穀芜。网者弃纲而失叙，行者多岐而丧涂。今是非一
，邪正同区，异端角进，大道羇孤。何以齐踪于夏商，继轸于唐虞？诚能拨去浮末，敦明本初，修先王之典礼，践大圣之规模。德被品物，威加海隅，忠正修列，谗邪放疎。行其言不必饱其腹，用其道不必暖其肤。使臣饭梁啮肥而餐骄君之禄，不若荷鉏秉耒而为尧舜之徒。惜夫!美食华衣，高堂闲室，凤藻鸱义，豹文麋质。诵无用之言，费难得之日。民未治不与其忧，国将危不知其失。臣窃以大王为徒慕养贤之名，而未覩用贤之实也已。”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他的为政思想，那就是杜绝异端思想，淳风俗、厚人伦，庶几国家可以长治久安，对学术发展的新趋势，他采取一种保守的抵触的态度。他的政治思想具有浓厚的守成、因循的因素，对大举更张持谨慎的态度。也正因为此，当王安石张扬孟子思想时，他对此表现出深重的忧虑。王安石对孟子的肯定，一方面是由于孟子对性命问题的探讨有助于他对儒学本体性的思考，如在《对难》、《扬孟》中对性命问题所作的探讨，就是依孟子所论而申发之。同时，孟子讲权变，主张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体殉道的担当意识，这是欲大有为于天下的王安石所需要的。其仁政的思想也为变法提供了思想资源。王安石是当时推崇孟子最积极的人物，熙宁四年(1071)，《孟子》由子部上升到经部，成为科举的必考科目，这也是其变法的一项内容。司马光对孟子思想的忧虑主要体现在他对汤武革命的赞同上，担心这是为有不臣之心的人提供理论依据。他在元丰五年(1082)所作的《疑孟》主要是辩说孟子思想中潜藏的不稳定因素。至于苏轼等人对孟子的非难，则更多地是出于对王安石和新法的不满。 当然，司马光也不是那种木讷冬烘的陋儒，他对儒学形而上的趋势还是有所体会的，他的《灵物赋》这样描绘对道心惟微的体会：“有物于此，制之则留，纵之则去；卷之则小，舒之则钜；守之有主，用之有度；习之有常，养之有素；誉之不喜，毁之不怒；诱之不迁，胁之不惧；吾不知其为何物，聊志之于兹赋。”这篇赋模仿苟卿五赋，是一篇隐语式的格言赋。此赋作于元丰元年(1078)。赋中的“灵物”是指“道心”。当然，司马光不是从本体论的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的，而是展示一种精诚专一的人格。他的理想是人人应该向着道心迈进，这是致太平的基础。他的着眼点在立德方面，不希望大有为于天下。有意思的是，王安石也有一篇模仿荀卿赋的作品《龙赋》，赋中对龙性的概括和司马光对道心的体认如出一辙，都具有极强的伸缩性和弹性的品格，亦即具有无限的能动性。但王安石借此要指出的是龙具有大有为于天下的潜能，这是仁的品格，为普天下带来福祉。相对于司马光的立德，王安石更倾向于立功的情怀。这其实反映了儒学治道观念的分歧，透露出激进的思想家和稳健的历史家政治倾向的差异。 北宋中期围绕着变法产生的结党纷争，既是政见之争，也是学术之争。王安石在政策以及用人方面大刀阔斧地改弦更张，促使朝野上下形成两大对立的政治与学术营垒。在用人上，他没有选择包容，尽可能地团结各种势力，以期在变法上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或者谅解，而是力排众议，压制异议，甚至把大批重臣逐出朝廷，启用一批附和自己主张的新人；学术上，他通过科举更张，把《三经新义》指定为科考范围，希望对其他学术形成压抑钳制态势。毕竟王安石和神宗都不具备成为一个强大的独裁者的能力，而且宋廷自开国以来宽松的文化环境也没有给他们提供这种可能。因此，他的这种具有独裁倾向的举措并不能彻底解决异论纷扰，反而促成了反对势力的成长和其内部向心力的加强。旧党并没有因为王安石等的排斥而变得弱小，反而在政见与学术方面与新党以及新学展开了持久而深入的争论。王安石等表现出的大举更张、力排异议，以及近乎独断专行的为政风格，营造出一种偏于法术的为政之道的话语空间，这就使得熙宁新政似是而非地被罩上了法家用事的阴影④。 为了推行新法，王安石从儒典的诠释中寻找依据，比如对《尚书·君陈》“尔无忿疾于顽，无求备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这句的解说，《东坡书传》苏轼曰： 有残忍之忍，有容忍之忍，《春秋传》曰“州吁阻兵而安忍”，此残忍之忍。孔子曰：“小不忍则乱大谋”，此容忍之忍也。古今语皆然。不可乱也。成王指言三细不宥，则其余皆当宥之。曰“必有忍其乃有济”者，正孔子所戒“小不忍则乱大谋”者也。而近世学者，乃谓“当断不可以不忍，忍所以为义”，是成王教君陈果于刑杀，以残忍为义也夫。不忍人之心，人之本心也，故古者以不忍劝人，以容忍劝人也，则有之矣。未有以残忍劝人者也。不仁之祸至六经而止，今乃析言诬经以助发之，予不可以不论。⑤苏轼所谓“近世学者”，就是针对王安石在《尚书新义》中析言诬经，以残忍释“忍”，申说“此刚柔相继，仁义并行之道。忍，所以为义，故能济；容，所以为仁，故能大”⑥的思想，苏轼则与之针锋相对。王安石对这段文字的曲解，意在暗示法术之道在治理国家当中的重要意义，为钳制异论推行新法寻找理论依据。王安石的果敢独断的为政风格和变法思想具有比较浓厚的法家用事的味道。旧党人物及其同情者，多秉持儒家的仁政治国理念，他们抨击法术之道，甚至借讨论商鞅来对王安石和新法含沙射影。苏轼还在《商君功罪》中影射王安石不以淳风俗厚人伦为务而专任法术之道。文中的“后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无商君之功，餐商君之福，而未受其祸”⑦这几句，影射王安石和新法的用意极其明显。当时借商鞅来暗讽新法和王安石似乎是反对新法的一种风尚。 在这样的语境中，人们对法术之道用事作了深入的反思。刘跂的《宣防宫赋》写汉武帝于瓠子口采取壅堵之法治河之事。这篇赋很像是一篇寓言赋，明写黄河水势，暗喻天下人心。而壅堵与疏导之法，则暗示了法家和儒家的治国策略。赋中极写黄河水势之盛，暗示以壅堵之法治国立竿见影，成效显著，但只是权宜之计，这就像雷厉风行地变法以解决国家积弊一样，若不从根本上着眼，那只能是饮鸩止渴，遗患无穷。这篇赋气势凌厉，暗寓规讽，令人深思。此赋选择汉武帝瓠子口治河事颇用了心思，在北宋时期，汉武帝是作为违背儒家治国之道的多欲之治的殷鉴出现在人们的话语中的，因而，其规讽的深意更为明显。 法家讲究法、术、势，崇尚舞智御人，纵横捭阖，运天下黎庶于股掌。这与儒家的内圣外王以德治国是冲突的。王安石的变法之举，的确重视权变，奋其心智，以兴利除弊，因此，“智”与“德”的争论便显现出来。黄裳的《不以智治国论》是对这个问题反思比较深入的文章，他说： 道之末为万物之散殊，为万物之成理。而君人者，法天而体道者也。以道之至虚，可以受天下之群实；以道之至无，可以御天下之群有；以道之至静，可以驭天下之群动。盖夫万物之变，尝在道之末，而体道者则寓乎万物之上焉。总一其成理而治之，非敢作也，故物之有生也，因之以致其成；物之有作也，顺之以致其复。而天下之民知有常性之可乐，不知物之能乱我焉，于是德生矣。民之德生，则君人者何为哉？时不劳其事，事不劳其形，形不劳其生，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此以道治国，而为国之福者也。彼间间之小智，方制乎名教之中耳。夫制乎名教之中，有足以蔽之者，虽欲见其成理而辅之，亦何可得哉？其势乃至于作聪明，奋机巧，滋法令，以制其众。而天下之众不出诚之所向，亦必以机巧待之，故上以数乘下，下以数计上。故虽探筹不足以致其公，敦概不足以致其平，别契不足以致其信，道德始下衰，而万物之真理丧矣，于是贼生焉。此以智治国，而为国之祸者也。⑧这实在是在发挥老子绝圣弃智、以一无御万有的思想，虽然法家也讲究君王遁迹于无形，执一御万，行法术以驾驭群臣，但它更强调“智”的运用。与黄老之术还是有区别的。当时的旧党人物的确是佐黄老之术来反对新法之扰攘天下。在这样的语境中，对“智”的思考便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秦观的《浮山堰赋》写的是梁武帝决淮灌城以破敌的史实，这个貌似高明的灌城举措结果使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哀死者之数万兮，孤魂逝其焉游？背自然以司凿兮，固神禹之所恶。世苟近以昧远兮，或不改其此度。螳螂怒臂以当车兮，精卫衔石而填海。僭梁人之不思兮，卒取非于异代。岂方迫于寻引兮，不遑议夫无穷？将奸臣取容以幸入兮，公相援而欺蒙？抑五材囚壮之有数兮，特假手于憧憧？系曰：敦阜寇冥大川屯，精气扶舆变乾文。运徒力顿漂无根，潮波复故弥亿年。”梁武帝刚愎自用、奋其私智，而一二大臣希风承旨，助纣为虐，终于酿成滔天巨祸。这篇赋虽然够不上指桑骂槐，但是对为政者一意孤行的讥刺入木三分。而王安石正是给人刚愎自用的印象，他的许多新措使得天下苍生扰攘不安，这实在引人联想。苏轼的《黠鼠赋》以灵动之笔刻画老鼠的智慧，读之令人发噱，其对“智”的思索也是基于这样的语境。 熙宁变法被似是而非地与法家用事联系起来，不完全是出于旧党人物的意气用事，它还有着更深层的文化背景，那就是中唐以来的文化保守主义已经成为当时知识和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建立一个统一的王朝已成共识。人们早已厌倦了秦皇汉武等君王的多欲之举，民本思想在当时的政治哲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从宋初以来的辞赋创作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士大夫们对以民为本的仁政的呼唤。当新法扰民的担忧变成现实时，很容易唤起人们潜在的对儒家王道能否得到贯彻的焦虑。宋初以来在梁周翰的《五凤楼赋》、赵湘的《姑苏台赋》、张咏的《声赋》等作品中蕴含的对不顾恤民力、独乐误国的忧虑，在熙宁变法期间表现得更为突出。 我们注意到，新法的基本目的是富国强兵，说到底，就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以解决“三冗”问题造成的国库空虚。民生问题则在其次。因此，推行者虽然一度努力抑制土地兼并，并幻想恢复井田制度以彻底解决土地高度集中的趋势，但由于其出发点是加强皇权对财富的控制，这就偏离了民本思想的宗旨。⑨而且，倘若打破土地的自由买卖，会触及各个阶层的利益，可能导致高度集权，重蹈王莽的覆辙；况且，一旦土地被强力控制，人的自由迁徙的权利等也将随之丧失，整个国家有变成一个个禁锢人身自由的劳动营的可能。这将是历史的大倒退。苏辙在《诗病五事》⑩认为新法非但没有达到均富的目的，而且在加强政府对天下财富控制的同时还加重了黎民百姓的负担。这与法家主张的加强皇权对社会生活的控制相一致。因此，人们对法家用事危害的强调其实是反映了他们对偏离民本思想的不安。如陈襄在《论青苗钱第四状》劈头就说：“商君之术，非陛下之所宜行。臣愿陛下为尧舜之君，以仁义治天下，不愿其为霸主也。”(11)他认为变法的首务不是控制天下财富，而是要轻徭薄赋，不扰民，休养生息，藏富于民，走由富民到教化之路，则天下大治。 陈襄的《咸阳宫赋》生动地反映了变法使得笼罩在士大夫心头的秦王朝梦魇是何等浓重。虽然这篇赋是沿袭着杜牧《阿房宫赋》的套路，但是其忧虑更具体而强烈： 藻井灿兮群葩竞芳，觚稜耸兮金爵交翔。罗玉阶兮彤庭，俨峻宇兮雕墙。朱紫炳焕，下以被其土；金璧峥嵘，上以饰其珰。其高也，侔列宿于紫宫；其大也，出冠山之朱堂。颙颙昂昂，复道还相。上截乎渭川，直走于阿房。是何蠖濩相经，连绵不止!映朱阙之双立，压金城之百雉。被卿霭以上覆，馥天香而特起。巍巍乎，若高浪之奔，架蓬莱而直上；盘盘乎，若巨鳌之出，戴灵山而遐峙。则有千庐传呼，洞门方轨。披广路之三条，列金人之十二。上下端直，左右环卫。执玉帛者来朝，绾银黄者近侍。如云台之上，缥组而摩肩；临淄之间，成帷而举袂。闻之者倏尔而叹，望之者俨然而畏。其间祲威盛容，殊形诡制。钟鼓喤喤，有二四之列；衣裳楚楚，有三千之丽。珠金玉翠衒其珍，组织文章逞其贵。而又植苑囿，开沼址。草木繁芜，蔽朱实之离离；鱼鸟遨翔，漾清流之亹亹。朝夕之所娱乐，而不知其晦明；寒暑之所隔阂，而不知其启闭。这段比《阿房宫赋》详尽得多而且更为写实的描写充分彰显了辞赋铺张扬厉的特点，作者之所以如此泼墨如云般的大肆铺排，是要更直观地展示竭天下之物力以奉一人的穷奢极欲的丑恶行径，是要展示法家用事的秦王朝是以一种什么样的面目昭示世人的。法家用事意味着帝王独断，士大夫失去真理的解释权，皇权失去必要的约束，帝王的欲望不受节制地膨胀，他们穷奢极欲，追求不朽，东封西祀，贪天之功，君王欲望的无限膨胀既是天下苍生的不幸，也是他个人的不幸和王朝的不幸，欲望膨胀的灾难性后果近则及诸身，远则殃及子孙，引发天下大乱，生灵倒悬。秦王朝的殷鉴昭示了任法家、轻民心的下场，只有回到儒家的正道上来，以民为本，节用爱民，藏富于民，淳厚风俗，历史的悲剧才不会重演。和杜牧的赋相比，这篇赋更为重视对历史的回顾与反思，重视对多欲之治的种种表现的铺排描写，虽然较之杜牧赋，此赋较为质实一些，缺乏那种灵动流转的美韵，然而，作者的目的就在于此，他不追求文笔的灵动美丽，而是想通过反映真实的历史来警醒当道者。旧党对变法的理解是把国家政治经济拉回到仁政的道路上来，轻徭薄赋，藏富于民，淳风俗，厚人伦。他们只希望对现有行政做一番调试，而不是推倒重来另起炉灶。或许他们对王安石的魄力和变法引发的社会震荡过于夸大其词了。不过，以后的历史不断地证明，疾风暴雨般的变革，可能会给社会发展造成巨大损失，引发灾难性的后果，甚至是社会的大倒退。人类历史的发展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其自我调适的功能是不可忽视的，人为地扭转历史的正常进程，结果极可能适得其反。陈襄等忧虑的正是过于刚猛的新法将使国家向着法家的路子靠拢，那将是天下苍生的大灾难。 虽然传统中国的帝王们大多内多欲而外饰儒术，奉行内法而外儒，但是由于法家在历史上背负恶名，一般帝王不肯轻易承认其指导意义。当时的新法推行者对粘贴在他们身上的法家标签并没有激争强辩。况且，熙宁变法之所谓“法”，其实是变更祖宗法度，而非行苛政，逞私欲，旧党人物的确有深文周纳之嫌。王安石及其后继者在更张法度富国强兵上殚精竭虑，但是对于旧党的借题发挥置之不理，任由评说，甚至有的人还直接以法术之道游说君王。 蔡京在绍圣四年八月奏上的《论尧舜之政疏》就开宗明义道： 人主操生杀与夺之柄，而以道揆天下之事，审之以仁义，济之以威权。慢令凌政者必诛，妨功害能者必放，反覆颇僻者必窜，谗说殄行者必罚，则小大内外孰敢先后，孰敢拂违，四方将徯志而应，不劳而成矣。……臣愚窃谓陛下退托谦抑，未以尧舜道术加天下故也。夫生杀与夺之柄，惟人主所独制，非人臣所可共，传曰‘惟名与器不可假人’是也。陛下诚加意乎此，励劝禁于上，作威福于下，使贤者在位，而不贤者不能间，能者在职，而不才者不能夺，其以陛下之圣，尧舜不足方矣。(12) 蔡京的意思无非是要哲宗乾纲独断，表现出一定的魄力来推行新法，而非真的要恢复秦王朝那样的严刑峻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新法在推行的过程中，打压异论，排斥异党，皇权专制得到了大力加强，为歌颂文学的发展开拓了空间。因为专制的强弱与歌颂文学的消长是相呼应的，诚如司马光在熙宁七年(1073)奏上的《应诏言朝政阙失事状》所言：“今执政主新法，群下同声贤之，有以异于卫国之政乎？是以士大夫愤懑郁结，视屋窃叹，而口不敢言。庶人饥寒憔悴，怨叹号泣，而无所控告。此则陛下所谓忠谋谠言郁于上闻，而阿谀壅蔽以成其私者也。苟忠谠退伏，阿谀满侧，而望百度之正，四民之乐，颂声之洽，嘉瑞之臻，固亦难矣。”(13)认为推行新法者打压异论造成了万马齐喑、士人人格矮化的局面。 从神宗时期两篇《汴都赋》的遭际我们可以窥见当道者对歌颂文学的提倡。关景晖的《汴都赋》今已逸，据晁补之说关景晖的赋没有引起有司的兴趣或许与此赋对熙宁变法的讽谏有关系，因为天子方奋然有意大事更张，而却“谏上爱民力、固基本”(14)，这与旧党人物的论调何以相似乃尔。相比之下，另一篇《汴都赋》命运就不同了。元丰六年(1084)周邦彦献《汴都赋》，长七千字，神宗见而异之，召他到政事堂，命李清臣在迩英阁朗诵。神宗何以对周邦彦赋如此感兴趣呢。这篇赋和多数都邑赋一样，描写城市的历史、布局和宫观的形制等，所不同者，突出了仓廪的充实、国家的富裕和营中将士的善战，这和新法的富国强兵暗合。赋的近一半篇幅是在描写宫殿的庄严壮丽和帝王受朝万方的场面，以彰显国力的壮大和帝王的神圣的权力。 刘弇的《元符南郊大礼赋》一味以虚声颂美，他在《进元符南郊大礼赋表》中说： 如《三都》、《二京》，客卿乌有之比者，窃尝谓词人文士之作，虽取经不纯，去道时远，至于变化飞动，神开笔端，得不因人，自我作古，新一代耳目，起太平极功，有如比曹，殆不多得，屈宋已还，贾生、相如、向褒、雄固，最号高手，能使往汉光华至今，数子力也。自时厥后，苟作之徒，弊毫殚楮，或文不足以起意，或趣不足以会真，而其时君至有持一时赫赫盛烈，甘心低回，委之斯人之手，磨灭就尽，岂不痛哉。(15)这样的议论在宋代十分少见，它充分肯定了汉大赋润色鸿业、传上国声威气势的功能，自扬雄中年悔作大赋，斥为童子篆刻，壮夫不为，以为不勉于劝，于世无补，他的这种论调影响甚远。班固援《诗》以曲意回护，以为辞赋乃古诗之流，义归于讽谏。扬雄、班固虽对汉大赋褒贬不一，但立足点都是儒家的诗教说，都没有注意到汉大赋扬上国声威的功能。在当时，歌颂国势的论调得到了回应。据罗良弼《跋龙云先生集后》云：“元符改元，(刘弇)进《南郊大礼赋》，君相动色，以为相如、子云复出，即除秘书省正字，稍迁著作佐郎，骎骎向用矣。高丽传诵其文。”(16)可见，刘弇的观点不是孤立的，而是当时的一种风气，此赋受到的追捧正与周邦彦赋受到神宗青睐一样，是搔到了当道者的痒处。刘弇在赋表中还说：“弇不避潜(或作僭)易，颇复采掇西汉气质，课成《元符南部大礼赋》一通，使万世之下知有吾宋，如白日之丽庆霄，兹臣志也。夫余力逸劲，饮羽于石梁，上方宋人之弓则不足然，臣之精力自以为尽于此矣。”(17)“西汉气质”就是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里表现的武帝时期多欲之治的图景，这就明白道出渲染、粉饰当代的强国气势以声施后世的初衷。如果和宋初的歌颂赋如杨侃的《皇畿赋》等比较就会发现，新党用事时期的颂美王朝声威的辞赋多喜堆砌辞藻，缺乏生动传神的描写，并且大量运用生僻词汇，以至于连同时代的博学人士都难以卒读，这就使得文章庄重典雅、古色古香，甚至故意追求文章的凝重和呆板，以突出帝王的神圣气质。而宋初辞赋中常见的和乐融融、万众欢腾的场面描写却消失了。 可见，对盛世观念这个时期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藏富于民和与民同乐，而是君王权威的毋容置疑和国库的充实。这些赋描写的其实就是新法所勾勒的富国强兵和帝王独断的图景。 反对新法者在反思法家用事的同时，他们在儒学框架之内的治国理想又是怎样的呢？虽然他们的政治思想因人、因时而不同，但是总的趋向是一致的，即他们多推崇孟子的仁政思想，希望朝廷能举贤任能，以民为本，简静牧民，对王朝的痼疾“三冗”问题，他们也希望按此思路治国，以为这样便可迎刃而解。苏轼等对待新法态度变化比较大，他对强兵、青苗法等起初是赞同的，只是因为王安石等推行得纷扰狼狈，才逐渐改变了态度，但是，其以人治为中心的民本思想则是一以贯之的。旧党人物这些理想化的主张，对于着意于充实仓廪的当道者来说，无异于与虎谋皮或者虎口夺食。宽厚爱民、轻徭薄赋，这是在宋初以来就不断被呼吁的问题了，但是要让为政者切实地实行，则显得过于天真。旧党人物对此问题显得迂腐拘泥，不识时务。诚然，这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但是，世易时移，这种政治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或者从来就没有存在过，这只是古圣先贤昭示后人的一个幻梦而已。因此，他们的治国之论简直近似于大而无当的聒噪。时代已经变了，在集权制度下，要想回到小国寡民状态下的朴素之政，走历史的回头路，这是相当学究气的想法。其实，即使讲究权变的新党人物，也犯这样的毛病，他们对恢复井田制的考虑，就有些异想天开，倒是北宋初期的田锡对此有比较理智的看法。 从朴素的仁政理想出发，旧党人物多主张藏富于民，对于理财持保留态度，他们认为这是与民争利，司马光在嘉祐七年(1062)奏上的《论财利疏》就说：“古之王者，藏之于民，降而不能，乃藏于仓廪府库。故上不足则取之于下，下不足则资之于上。此上下所以相保也。”(18)认为理财之事其实是在算计齐民百姓，非宽厚爱民之道。苏轼对此认识深刻，他屡次上奏皇帝，提醒朝廷不可一意孤行，弃民于苦痛而不顾。秦观在《财用下》中也说：“臣尝以为君子理财之术，莫若尽地力、节浮费二者而已，……横赋强市，取之于百姓，非治财之善也。是以善治水者，以四海为壑；善理财者，以天地为资。”(19)这就是说，理财应该是为天下百姓开财路，而非为政府开税源。 米芾的《参赋》虚设东方朔向武帝进言治道，赋由参星主民引出话头，陈说主民之道：“自周衰道丧，百里一王。嗜欲加僭，民财用伤。贪如硕鼠，堕号鹈梁。匪鸢匪鲔，或潜或翔。”周道既丧，私欲横流，诸侯们的理财就是如何盘剥百姓，这就是许多旧党人物对待新法理财的看法，而且这种私欲膨胀的结果就是暴秦荼毒生灵。理财的本质是控制天下财富，以逞帝王之私欲，这就是反对新法者所忧心忡忡的，他们担心这样会导致君王行多欲之治。他们认为，只要行尧舜之道，天下就能大治：“古有治君，曰尧与禹。敬时命官，以民为主。民知乐生，鼓腹歌舞。次逮成汤，视民如伤。一夫不获，如己纳隍。周之文武，迄于成康。道德浃洽，礼义兴行。刑措不用，至于百龄，则是星亦尝炜烨而晶荧。”兴礼乐文教，推己及人，宽厚爱民，仁化于无形，乃是致太平的康庄之途。君王纵然不能行尧舜之道，但行与民休息的休养生息之道，也可民富国强。儒家那里除了淳风俗、厚人伦的仁政之道外，具体的治国之策实在是少之又少，不得已，旧党人物几乎都倾向于向道家学习，他们把无为而治的思想和仁政思想结合起来，以对抗新党的欲大有为于天下。他们忧虑的在变法过程中被加强的皇权会走向武帝那样的滥用民力，扰攘天下：“今陛下承累世之休光，翕五福于仰戴。坐明堂神明之会，据建章珍陆之海。臣万国，朝四裔；名王系于祈连，宛马来于天外。致赤雁
麃之异物，获宝鼎芝房之珍怪。名在百王之上游，德并五帝之左界。而乃晻晻而无光，臣皋所以堙郁而未快，逡巡而不对也。古训有言曰：民犹水也，可以载舟，可以覆舟。”(20)指出君王一定要克制自己的私欲，不然，覆舟之大患随时降临。这篇赋由尧舜之道、休养生息到克制私欲，对当道者层层退让，希望不要越过治国的底线。 在德治与任法术的关系上，旧党人物主张先道德而后政刑。视法制之道为薄仁义，峻刑罚，重督责，厚敛以毒民，肆威以强国。秦观在《法律上》中说：“臣窃观唐虞以后有天下者，安危荣辱之所从，长久亟绝之所自，无不出于其所任之术，而所任之术大抵不过诗书、法律二端而已。盖纯用诗书者，三代也；纯用法律者，秦也。诗书法律，杂举而并用，迭相本末，递为名实者，汉唐也。”(21)认为治国应该道德与法制并用，德治为主，法制为辅。王安石变法被理解为与民争利，抛弃德治，其大肆更张、排斥异己、加强皇权被解释为任法制。 晁补之的《医言》是一篇赋体杂文，它通过中医之理来发挥治国之道：“上医医国。或曰不然。医曰：譬国于身，天地乃所寓之形，元气乃所恃而生。坚骨脆肉，山石壤坟也；中列五藏，五材是营也；风云其卫，百川其荣也；阖辟运转，有神欲行也。”国家就像身体，任自然而行，才可安康。对待百姓，也应该像对待自己的身体一样，重在养，严而少恩，只能激起民众的义愤。以德治国，就是固本之举，任用法术，就是戕害身体。赋中写道：“国有常治，治不以智，若烹小鲜，时治之理。生有常经，亦不可扰，损石益谷，时医近效。滋彰法令，盗贼乃多，疾焉勿扰，气复则和。何以休之？惟勿益生。筑垣为室，蚤作晦息，平康有道，医于何力？民有圣言，有病不治，起居惟常，常得中医。”治理国家，如同烹鱼一样，不能随便搅动，就像治病一样，要培养元气。纯任法术，法愈重，压迫越大，反抗越大，盗贼愈多。这篇赋比较全面地揭示了当时反对新法者的主要思路，他们的思路中，以民本思想为基础而倾向于黄老之术。这篇赋的思想可以用张耒的一段话很好地诠释之：“今夫世之善养生者，和其血气，平其心志，安养而徐用之，导引屈伸，以宣其滞而导其和，故药石饮食，平易而舒缓。惟其然，故其效也，得其所欲而无后害。有贱丈夫焉，不知其为如此，不能忍岁月之勤，而急其效于耳目之前，于是服毒石、饵恶草以激之。”(22)张耒的这段话是讽刺王安石的，其中的“贱丈夫”就是欲大有为于当世的王安石等变法人士。他以医术比喻治国，和晁补之辞赋完全一致，其中的思想又如此地相近，这两篇作品存在一定的呼应或者互文关系。 基于此，他们认为治道的关键是淳风俗厚人伦，以德治国，简静牧民。苏轼的《韩非论》中说：“仁义之道，起于夫妇、父子、兄弟相爱之间；而礼法刑政之原，出于君臣上下相忌之际。相爱则有所不忍，相忌则有所不敢。夫不敢与不忍之心合，而后圣人之道得存乎其中”(23)。他从人的本性出发来理解德治的合理性。张耒在《敦俗论》(24)从导民的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李复的《论治道奏》(25)则把仁政思想和老子无为而治的君人之术结合起来了。 黄庭坚的《江西道院赋》就描绘了一幅以德治理、简静牧民的图景： 若乃高安之城，豫章之别，虽风气之未遂，亦媺俗之可悦。故柳侯下车，解牛而不割；未尝发硎，初不折缺。则喟然叹曰：“江西道院，名不虚生。”爰作新堂，合陈鼓笙。有斐翰墨，宾赞令丞。作为诗歌，接民颂声。昔也忧民之忧，今则乐民之乐。怀仙伯之蜕蝉，有勿翦之乔木。制剑池之菡萏以为裳，酿丹井之清泠以为酌。醉而起舞，父老仟足，恐使君之仙去，而鰥寡之长失职也。吾闻风行于上而水波，此天下之至文；仁形于心而民服，此天下之善化。岂可多为令而病民慢，自设险而病民诈邪？九转丹砂，铸铁成金；两汉循吏，铸顽成仁。我简静则民肃，我平易则民亲。今使高安之农，养生于桁杨之外。珥笔教讼者传问孝之章，剺耳锁亢者深春耕之耒。卖私斗之刀剑以为牛，羞淫祠之樽俎以养亲。虽承平百年，雨露渗漉，非二千石所以牧人者乎!在这幅图景中，太守与民同乐，以仁风感化百姓，就像邵伯甘棠听讼一样，民敬之重之，民之向化如风行水上，以人伦大义教化百姓，政治清明自然水到渠成。如果以为扰民，严刑峻法，与设险病民何异？这就是旧党人物的为政图景，无为而无不为也。 熙宁变法引发的新旧党争，在学术层面，被似是而非地演化为儒法之争，被阐释为行苛政与行仁政之争，旧党人物对革新政治的理解，是以藏富于民、休养生息、简静牧民、人伦教化为出发点的。他们对新法的不满，不仅是因为新法扰民的现实，而更是因为他们注意到推行新法过程中得到加强的皇权以及士大夫论政权利的丧失所隐含的可怕后果。历史的记忆就是在这种忧虑中浮现出来了。文化保守主义的焦虑，此时已经不是针对大一统王朝的渴求，而是针对如何限制皇权背后的私欲，如何把皇权限制在内圣外王的轨道上。和学术探讨相比，辞赋因其表意的文学性抑或含混性，更能反映士大夫内心的这种隐忧。 注释： ①《全宋文》第55册，第190-19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②《郡斋读书志·后志二》，《王氏杂说十卷》，《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4册，第394页。 ③本文所引辞赋，均引自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全宋文》并参校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为了行文方便，除特殊情况外不再胪列出处。 ④关于王安石学术与法家的关系，由于受1970年代政治语境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当时学术界普遍倾向于认同王安石的法家身份，比如邓广铭的《王安石——北宋时期杰出的法家》(《北京大学学报》1974年第3期)，就是最具代表性的看法。这种看法在失去意识形态语境后，人们此作了反思，如季平的《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政治思想》(《四川师院学报》1985年第3期)。当今一些学人由于没有仔细清理法家与法制的概念区别，片面地认为法家代表着法制思维，依然执着于王安石的法家身份，这颇有牵强附会之嫌。在儒家学术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皇权专制时期，法家的名声并不好，但是在上世纪70年代的评法批儒运动中，法家的旗帜被高扬，认为它代表着社会进步的方向，吴江的《法家学说的历史演变》(《历史研究》1976年第6期)，力辩其非，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 ⑤曾枣庄、舒大刚主编：《三苏全书》第2册，《东坡书传》卷十六，第195页，语文出版社2001年版。在该书这则传后附录有林之奇的《全解》的解释：“此盖指王氏以为言，如以忍为义，此申、韩之言，岂六经之训哉”。指出王安石在此的曲解，实在是在申说申不害、韩非等法家的思想。 ⑥程元敏整理：《三经新义辑考汇评——尚书》，第212页，台湾“国立”编译馆1986年版。 ⑦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五册，卷六十五，第2004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⑧黄裳：《演山集》第3册卷四十二，第3页，商务印书馆景印《故宫博物院藏四库全书珍本初集》。 ⑨虽然熙宁新法的一个重要宗旨是损有余补不足，但是在具体推行过程中，增加财政收入成了主要目的，民生问题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新法扰民的现实加重了有识之士对当道者偏离民本思想的忧虑。 ⑩《峦城集·三集》卷八，见《全宋文》第96册，第57-58页。 (11)《全宋文》第49册，第358-359页。 (1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9册卷四百九十“绍圣四年八月壬午”条，第11619-11620页，中华书局2004年版。这段话发挥的是《韩非子·二柄》、《扬权》中的思想。 (13)《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0册“熙宁七年四月十八日”条，第6164页。 (14)晁补之：《汴都赋序》，《鸡肋集》卷三十四，四部丛刊景明本，第181页。 (15)刘弇：《龙云集》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龙云集》卷末附，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龙云集》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8册卷一九六，第4751-4752页，中华书局2004年版。 (19)秦观撰，徐培均笺：《淮海集笺注》上册，第60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20)米芾：《宝晋英光集》卷一，第1-2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21)《淮海集笺注》上册，第557-558页。 (22)张耒：《商君论》，《柯山集》，第5册附拾遗卷三十六，第434-435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23)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四，第1册，第102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24)张耒：《柯山集》，第4册附拾遗卷三十四，第405-406页。 (25)《潏水集》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1册，第1页。
标签：王安石论文; 司马光论文; 熙宁论文; 法家思想论文; 宋朝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国学论文; 儒家思想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