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培养高素质的创新人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素质论文,努力论文,人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如何培养高素质的创新人才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今天我谈一些看法,供大家参考。
(一)
第一个问题,知识经济时代对高质量人才的要求。一般的道理就不多讲了,因为一般道理就是:到了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增长要靠技术力量的加强,加强技术力量要靠人才,人才要靠学校培养出来。我现在主要讲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从管理科学的角度来讲,在一个新的时代——知识经济时代来临的时候,我们特别要重视非程序性决策人才的培养。
管理科学中决策是分两类的,一类叫程序性决策,另一类叫非程序性决策。假定你在一个地方工作,那里是有规章制度的,你完全按规章制度来办事,做出决策并不难,因为这种决策叫程序性的决策。规章怎么定的,你就严格执行这个规章,你可以对规章提出修改意见,但仍然属于程序性决策范围。然而,有时你遇到的很多情况是原来没有预计到的,情况在不断变化,很复杂,你必须在这种情况下做出决策,它没有过去的规章制度可沿用,这叫非程序性决策。知识经济时代来临以后,非程序性决策的比重可能要加大,因为世界是变化的,国际环境竞争是不断加剧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培养出有非程序性决策能力的学生。举例来说,无论是工科、理科,还是文科的毕业生,他将来都有可能当厂长。要衡量一个人够不够资格当厂长,要看他对非程序性决策的贡献。国外作过这种实验,有6个候选人进来考试,一人一个小屋子, 电脑显示:第几分厂由于停电,生产中断了;或者告诉你,由于铁路工人罢工或铁路被大水冲断,材料不能按时运到。你要马上下达你的命令,如何做紧急处理,这个决策就是非程序性的决策。类似的情况还有:告诉你,第几分厂的工人由于劳资谈判破裂,工人不干活了,你该怎么办?客户欠债到期不能还,你该怎么办?所有的千头万绪的变化随时可能出现,都需要你当时作出决定,没有前例可援。假定那6个人去考试, 聘方会根据这6个人对情况的处理作出判断, 究竟哪个人的回答是最符合本公司利益的。这种能力不是从学校的教科书里就能得到的,这靠什么呢?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在知识经济时代,每一个工程技术人员,都有可能要独当一面,成为管理方面的人才。管理本身既是科学,又是一门艺术。是科学,它的确有许多规律可循;是一门艺术,很多地方要靠自己的创造性。创造性通过什么方式获得呢?这不是书本就能告诉你的,也不是单靠你的实践经验就能得出的。更重要的是,要有清晰的思路,要深刻了解现实,再加上分析、判断能力的培养。这是知识经济时代对我们的要求。
知识经济时代对我们另一个很重要的要求就是,一个人在具备创造能力之前还应先具备一个能力,这个能力就叫生存能力。要先有生存的能力,然后才能去竞争,你连生存能力都没有,还谈什么竞争?怎么才能生存?要创造一个能锻炼自己,不断提高生存能力的环境。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一般用在经济学方面,但是现在我用在教育方面。过去日本的渔民出海捕鳗鱼,很多船回来后鱼都是死的,但有一个渔民,他回来以后,他仓里的鳗鱼都是活的。人们就奇怪了:水的温度是一样的,船的装备是一样的,什么条件都一样,为什么别人捕的鳗鱼都是死的,就他捕的鳗鱼是活的呢?百思不得其解。后来,这个老渔民快死了,临终前把他儿子叫过来说: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们家的鳗鱼为什么都是活的。当你捕了鳗鱼之后,不要急于回来,你绕一个圈儿回,到另外一个地方打它一网乱七八糟种类的鱼,倒进鳗鱼仓。因为这些鱼跟鳗鱼不是同类的,进了鳗鱼仓会乱钻、乱咬,鳗鱼就也都动起来防它,这样鳗鱼都是活的。所以说,“水至清则无鱼”,仓里的鱼种类太纯就会死。一般是经济学里用这样的故事。为什么?比如,现在国有企业的重组,不要老在国有经济的大框框里转,拉郎配也好,行政命令也好,结果弄来弄去全是国有的,重组了半天还是一样,都会死,不能活。要让外商、集体、私营、中外合资进去,自己去组合,自己去竞争,这样,国有企业也活了,别的企业也活了。这就是说,生存环境很重要,所以国有经济重组一定要是市场行为,不能是政府行为。这是用在经济方面的例。我们再把它用在教育方面:一个人从小学出来进中学,中学出来进大学,大学出来读硕士,然后读博士,一直在学校里,周围接触的总是同样一些人。这种情况下,他的生存能力是很弱的,一定要有机会将他放出去,而且周围的人要杂,组成的环境不要太纯,这种环境培养出来的人,知道怎样才能生存,知道怎样去竞争。国际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所以,我经常讲,学校里要有各种社团,因为参加社团的人也是杂的。一个学经济的学生,如果他整天接触的都是经济系的人,他对本系以外的情况能了解多少?到社团去就不一样了,法律的、中文的、物理的等等,全校各个系的人都有,各有特点,各种想法的人在一起,环境不同了。在社团、在学生会当个干部,一锻炼出来,那就比其他同学强多了,生存能力也就增强了。所以要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在知识经济时代,这个问题会越来越突出。
另外,还有教育本身的问题。知识经济时代,教育是个产业。教育怎么是个产业呢?顶多说是一个部门。不。我们应把教育作为一个产业来看待。任何一个产业,都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投入和产出的关系,有多少投入,会有多少产出。如果把教育作为一个产业来看待的话,必然要考虑以尽可能少的投入有更多的产出。抱着这样的观点办教育,教育就能办好。有人会提出问题:你把教育作为一个产业,产业经营有盈余,这跟教育的非营利性会不会就冲突了呢?我最近为广东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张铁明同志所著《教育产业论》一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写了篇序,我就讲了这是不矛盾的。企业是营利性的,企业的营利性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不是表现在企业赚钱,而是表现在企业赚的钱要分给企业的投资者。这表示投资于企业,是有回报的。但是,教育作为产业来经营,有盈余的话,并不分给投资者。比如国家投资办教育,赚了钱,国家抽利润多少?没有。私人捐一笔钱给学校,比如捐给北京大学,北大有盈余了,他来分成?他没有这个观念。这些盈余,用于积累,继续办教育。所以说一个教学单位经营有方,有了盈余,这同它的非营利的教育目标是不矛盾的。对一些民办学校怎么考虑呢?我在《转型发展理论》这本书里讲,私立学校就是公立学校。很多人会奇怪,怎么得出这么一个命题?公立学校分两类:用传统的、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种叫全民所有制的公立的;一种叫集体所有制的公立的。可以这么讲,凡是政府投资办的学校是公立学校,由社会力量来办学,民办学校,也是公立学校。它们为什么是公立学校?因为这相当于集体所有制办的。从国际上看,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都是私立大学,它们是私人的吗?说不上。这两个大学都是由董事会办的,也就是集体所有制形式的学校。所以,把这个概念弄清楚以后,就可以说现在很多私立学校实际上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公立学校,因为它是社会力量办学,是社会所有的学校。再说,这种学校能不能赚钱?它赚了钱能不能给投资者?比如说一个乡、一个镇好多人凑钱办学,赚了钱以后,除了做积累,可不可以也分给每个人呢?分的钱,人们不要,这没问题。如果他要的话,可以不可以?可以的。这就相当于发教育债券来办学,可以给高于银行利率的一点儿利息,这不叫营利。把上述情况了解了以后,就可以知道,知识经济时代需要高质量的管理人才。现在各个学校最缺的是什么人呢?是教育经营人才。过去我们只知道教育管理人才,而不知道教育经营人才。教育经营人才就是把教育作为一个产业来经营,其目的是让教育越办越大,越办越好。现在的研究生中,有些将来要到学校当领导,要是适应知识经济的话,那么不但要有非程序决策的能力,要有生存竞争能力,还要懂得教育是个产业,要善于经营,这样才能把学校越办越好。这是我谈的第一个问题。
(二)
第二个问题,如何培养学生自身的创造能力。我们培养研究生,要着重培养研究生的创造能力。那么,学校的责任在什么地方?学校的责任不是把你放在很窄很窄的专业上面。我认为,适应21世纪,学校应该培养“宽口径、厚基础”的人才,一个人重在他的后劲、他的发展潜力。一个好学校跟一个差学校相比,当年毕业生如果说有差别,差别并不太大,因为国家教育部规定的课程同样都修了,该修的学分同样修满了。过20年以后再去看,就不一样了。这个学校是重视“厚基础、宽口径”的,它的学生是有发展潜力的。这个发展潜力使一个人的成长不是在当前,也可能不在5年以后,而在10年以后,20年以后。 再以一个班级来说,比如说考分上了520分就可以录取,一个班的同学, 最高分和最低分最多差三四十分,所以进校时差别不是很大,但是到大学毕业的时候,差别就大了。有的人只晓得书本知识,而另外一些人,他们在学校这个环境中,从多方面吸取知识,他们从第二课堂取得知识,他们有多种接触、多种实践等等,他们毕业以后就大不一样了。所以这就表明,学校应该看得更远,着重培养学生的后劲。有后劲,将来就可能有大的发展前途,创造力就反映在这里。所以我经常跟学生讲,你进北大来学习,我们教员是给你三个层次的东西:一个是最低层次的,给你知识。因为教员比你年纪大一点,书读得比你多一点,你的知识少,教员给你知识。但知识的层次是最低的层次,因为教员本身的知识同样是有限的。第二个层次,给你方法。给你方法比给你知识更重要,给你方法等于给你一把钥匙,你有了这把钥匙就可以打开知识宝库的大门了,你以后就可以自己去发展了。所以过去讲,要“授人以渔”,而不是“授人以鱼”。你把一条“鱼”给人家好呢,还是授人家“渔”,使人家懂得捕鱼的技术更好?重要的应是给方法,教你怎么去逮鱼,这样你可以逮更多的鱼,而不是单纯给你一条鱼。这方面教员有多年的经验,他经过教学,经过科研,他有各种方法,你可以从教员那儿学到方法。虽然学到方法比学到知识更重要,但还不够,还有第三个层次,应该给你一个广阔的视野。因为站得高,就看得远。既然学生的发展在后劲,视野就必须开阔。一个好的大学,给学生的是一个广阔的视野。我们平常看东西需要有一个显微镜,还需要有一个望远镜。有显微镜,虽然可以看得很细,但是不够的;光有望远镜也是不够的;而且有的时候不但要有显微镜、望远镜,甚至还需要肉眼的观察,可能会更好。比如你坐飞机,在飞得很高的时候,你不一定需要用望远镜看,因为望远镜把你的视野限制住了,你需要凭肉眼看,你可以看到田野的起伏,山峦的走势,河流的流向,大地的整个轮廓都在你的心中了,你就跟别人不一样了,困为你站得高。所以,好的教员教学生时,不仅给知识,给方法,更要给他一个广阔的视野。
此外,对研究生来说,今后的发展方向肯定是文理兼通的。因为知识经济时代到来以后,不可能把一个人限制在一个很窄很窄的范围以内。你是搞理科的,要懂文科的很多东西。你是学文科的,要了解理科的许多东西。一些新的学科是怎么出现的呢?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利用了交叉学科的优势、边缘学科的优势。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在将来可能是一个个新的学科、新的领域的生长点,所以教员应该在这方面给学生以帮助。我们知道教员的知识结构是有限的,今天象我这个年纪的教员,也就是50年代培养出来的教员,知识结构是有限的,但不要紧,尽管教员的知识结构有限,但是教员完全可以培养出合格的学生。你知识结构有限,为什么能培养出合格的学生?因为学生不是从我一个人这里学,学生是向所有的教员学习。这个教员的知识结构有这个特点,那个教员的知识结构有那个特点,所有的教员一起培养学生,使他具有符合当前的、跨世纪需要的知识结构。等他年纪大了,当了多年的教员,他的知识结构又落后了,除非他自己不断学习,学习也可能落后,但不要紧,他还是可以教出好学生,因为到那个时候又是所有的教员,各个有不同的知识结构的教员,共同教出新一代的、有完整的知识结构的学生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而来的。对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有充分的认识。我经常跟人家讲,我是光华管理学院的,北大的MBA 不只是光华管理学院培养的,光华管理学院只是承担了这个任务,进北大读MBA,是全校在培养他,因为晚上他可以上第二课堂, 到哪他都可以听课,他听社会学系的课,心理学系的课,哲学系的课,理科的课,都可以。 虽然MBA 挂光华管理学院的名字, 实际上是全校的力量在培养MBA。一个大学也是这样的,为什么大学科目要齐全呢?它培养学生, 让学生充分利用这样的环境形成当前最需要的知识结构。因此,学生创造能力的培养要靠学生自己,看你向老师学什么,要学知识、学方法、学广阔的视野;要靠老师来引导学生,使学生自己从第二课堂获取知识,走边缘学科的道路,走交叉学科的道路,将来重大的突破很可能是在这方面。学科的发展,具有同步性。以经济学为例,传统的经济学为什么会变呢?这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数学的发展是有关系的。数学本身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经济学马上跟着就发展了,没有数学的发展,经济学不可能进入现在这个状态的。今天,很多经济学中的概念也不是从经济学中来的。经济学中讲“弹性”,这是物理学的概念,是把物理学中的概念用到经济学中来了。“宏观”、“微观”经济,这也是从物理学中来的。所以,很多新东西是各个学科交叉的结果。在学校里真正培养研究生的能力,应该让他们了解各门学科的发展背景和前沿。经常请人来做学科发展的报告,即使学生不能全听进去,但是他知道这个学科的发展方向在什么地方,这样,他对这个学科就有了新的领悟了,这对学生的培养肯定是有好处的。
(三)
第三个问题,要让学生具有一种时代感。时代感就是,在哪个时代,必须跟上哪个时代,把握时代的脉搏,要知道科学是往哪个方向发展,社会是朝哪个方向前进。把这些问题了解了以后,短期内可能用不上,但对整个一生,可能都会有用的。
人们的观念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举一个例子,前些天晚上,河南电视台播一个实况,是河南省安阳市法院在审判一个案子。有一个农民,家里的小孩子丢了,他自己贴了个悬赏广告,说孩子丢了,是什么模样的,有谁知道这个孩子的下落给我报信,使我能找到孩子的,悬赏2万元人民币。广告贴出去以后,真的有人在走过一个村子时, 看到有个小孩跟广告上的有点儿像,就把消息报告给丢孩子的人。孩子果真找回来了。丢孩子的人给报信的人1000元钱。一般的人讲,他只通个风报个信,给1000元钱也就行了吧。报信的人不依,说你不是讲好给2 万元的吗?怎么只给了1000元呢?于是上法院告。这一告,社会上的议论就多了。 有人说, 你瞧这个家伙, 做好事还要人家的钱, 人家给你1000元钱了,你还要那么多,要2万元钱,干什么? 法院是怎么判的呢?法院叫丢孩子的人再给他1.9万元。不但给他1.9万元,诉讼费也主要由这个人负责。人家就问了,为什么?有学生就问我,我讲法院判得对, 人们的观念得改变。 为了讲明这个问题, 我们不妨先从《读书》1996年7月号登的一篇文章谈起,是讲孔子的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当时在春秋时代,鲁国有个规定,凡是到国外旅行去,看到有鲁国人在外国被卖为奴隶的,可以花钱把他赎出来,回到鲁国后,到国库去报帐,国库照付。孔子有一个学生,真的在国外看到有鲁国人被卖为奴隶了,他就把他赎出来。赎出来以后,他没到国库去报帐,别人都说这个人品格高尚。孔子知道后,大骂这个学生,说这个学生做错了。别人奇怪了,做好事嘛,又赎了人,又不去报帐,这不是好事吗?不是品格高尚吗?孔子说看问题不能这样看,他这个做法,实际上妨碍了更多的当奴隶的鲁国人被赎出来。这个人回来后没有去报帐,将来别人看见做奴隶的鲁国人,本想赎他出来,又想,我赎了以后,如果去报帐,别人就要议论:以前某某人不报帐,你去报帐,你的品格不如他。这样,这个人就可能装作没看见,不去赎人了。所以,这个做法就妨碍了更多的鲁国奴隶被人家赎买出来,是有害的。还有一个故事:一个人掉到水里去了,孔子的一个学生跳下水去,把人救起来了,家属感谢他,给他一头牛,他就收了。别人就议论了:下水救人还要钱?孔子知道了,表扬这个学生,说这个学生做得对,这会使更多的落水人被救。因为救了人之后,人家给钱,是可以收的,于是再有人落水,就有人愿意去救。所以要看客观的效果。观念要改变。那么联系到河南电视台播出的那个案子,判的对不对?是对的。因为出布告悬赏2万元找小孩, 找到了就应该兑现。因为假如法院判决可以不兑现,给1000元钱就行了,今后再出悬赏布告,没有人相信了,就妨碍更多的被拐骗的小孩被救。否则,人们会想:费那脑筋干吗?你出悬赏广告,等找到了,给我一点钱,别人还笑:那个家伙还要钱!所以,凡事要看效果,旧观念需要转变。有一些人的确有奉献精神,要表扬。但社会上大多数人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必须照顾到大多数。
目前,中国需要大批的企业家。中国的企业家是哪儿培养出来的呢?应该说,今后,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是从学校培养出来的,但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怎样才能成为企业家呢? 学生和企业家并不是一回事呀! MBA教育就是培养企业家的,不仅MBA,在座的许多学生将来也可能到企业去工作。现在社会上对企业家的概念有错误认识,好象厂长就是企业家,这个观点是错的。因为企业家是个经济学的概念,代表一种素质,而不是一种职务。不是说企业家非得是厂长、经理,只要是从事经济工作,有这种素质,就可以成为企业家。什么叫企业家?经济学教科书是从三个方面来讲的:第一个条件是有眼光,就是能发现别人不容易发现的赚钱的机会。很多机会一般人是不能发现的,比如现在大家晚上看电视,经常可以看到远大中央空调的广告。搞远大中央空调的这个人多大呢?才30多岁。大学是学工科的,后来自己下海经商办企业,是从搞专利起家的。在很多投资环境中,他发现了中央空调节省能源,很方便,将来肯定是有发展前途的,他看准这个投资领域并付诸努力。为什么别人就看不见,他就能呢?这就表明他是有眼光的。这是大的眼光。小的眼光,我们再举几个看看:大家都知道,笔现在不是太好销,圆珠笔呀,钢笔呀,都不太好销。有一个工厂动了一下脑筋,推出两种笔,马上销路大增。一种叫急救笔,它顶部有一个小开关,一摁,盖子就打开了,防止心肌梗塞的硝酸甘油就在里面。你写字,胸闷了,闻一闻,或吞下去,就行了。这一来,过年、过节,给离退休老干部送礼,非常受欢迎,销路一下子就打开了。这很普通,但别人不能发现,你能发现,这就说明你有眼光。还发明一种笔,叫考试笔,顶部开关打开以后,清香剂在里面,闻一闻,头脑清醒清醒,做数学题就快了。小孩从小到大,经历好几百战,小孩自己也愿意买,销路当然好。这也是动了脑筋的。所以企业家的眼光,大到发现一个投资领域,小到把小的发明创造制成产品。第二个条件是有胆量,要敢于拍板。因为你说得再好,不敢拍板,不敢冒风险,好的想法也没法实现。任何投资都要冒一定的风险。第三个条件是有组织能力,就是能把各种生产要素组合在一起,产生高效率。比如说,有人不善于组合,有人组合以后效率很低,但他组合以后效率高。符合这三个条件的就叫企业家。我在北大讲课时讲,咱们社会主义国家还得增加第四个条件,就是有社会责任感。根据这些,不管是学什么学科的,将来都可能成为企业家。学经济的不一定都能当好企业家。但无论怎么说,企业家总是学校培养出来的,以后越来越会是这个情况。学校给学生许多东西,其中很重要的是给学生团队意识、知识基础和广阔的视野,这样就有条件当企业家了。
企业家好比是个植物。植物分两种,一种是正常环境中生长的植物,另一种是特殊环境中生长的植物。什么叫正常环境中生长的植物呢?外国企业家是正常环境中生长的植物,因为那里的宏观秩序正常,法律、法规健全。中国的企业家是特殊环境中生长的植物,他能耐寒、耐涝、耐高温、耐霜冻等等。为什么他能这样呢?因为中国的环境太复杂,外国的企业家哪里经历过这些?举个例子来说,欠债就要还钱,中国现阶段有这样一种情况:债权人急得要死,还得请欠债人吃饭,请你吃饭快还我钱吧,你不还我钱,我没办法了。这种情况外国哪有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过去的承包制。中国的承包制太复杂。这是因为,政府作为一方,企业作为一方,照理说,承包是一种经济合同关系,双方该是平等的。但政府作为发包方,就不可能跟企业处在平等的位置上,它就一身而三重身份:第一重身份是运动员。甲乙双方打球。第二重身份是兼裁判员。你犯规由我说了算,我说你犯规你就犯规。我不但可以说你犯规,我还可以举黄牌给运动员警告,举红牌撤换运动员,这你没办法。还有第三重身份,就是还兼比赛规则的修改者。裁判员不能修改比赛规则,但政府能修改比赛规则。比如乒乓球打一盘是21个球,可这盘打到13比10,哎,行了,咱们改打下一盘。发球不准擦网,他发球擦网了,哎,发球可以擦网了。等你发球擦网了,他说发球不可以擦网。外国企业家哪会遇上这种事?所以,中国的企业家是特殊环境中生长的。但不要紧,不妨把这一切不平凡的经历看作是磨练。一个人走过了天山风雪路,世界上什么路不敢走?学校里能培养出一种韧性,那就行了。这就是,要能够忍受一切灾难,承受各种压力,并且把它们看作是磨练,泰然处之。
(四)
再谈第四个问题:第三种调节。大家可能说,过去只知道有两种调节:一种调节是市场调节,市场调节是无形的手;还有一种调节是政府调节,政府调节是有形的手,怎么还有第三种调节呢?现在我们把问题扯远点看。市场的出现不过是几千年前的事情,原始公社解体的时候出现商品交换,才有市场,才有市场调节。政府的出现就更晚了,政府在市场出现以后很久才有。那么人类社会存在多久了,少则几万年,多则十几万年,甚至更长。在市场和政府出现以前,在那漫长的岁月中,人类是怎么生存下来的?肯定有个力量在调节。什么力量在调节?是道德力量在调节。再说,市场、政府出现以后,在那些边远的小村子里,在荒岛上,市场和政府力量都是鞭长莫及的,但是当地仍有人类还在生存,在繁衍,是什么力量在调节呢?也是靠道德力量在调节。再说,市场出现以后,政府出现以后,人类社会中经历了许多次大动乱:农民大起义、外族入侵、诸侯割据、军阀混战等等。民间有两句话,叫作“小乱居城,大乱居乡”。小乱时,乡下人为什么往城里跑呢?因为城里有兵把守,有城墙,比较安全,所以小乱居城。“大乱居乡”,发生大动乱的时候,城里的人往乡下跑,跑的越远越好,因为城里是兵家必争之地,一包围,断水、断粮、火攻、水攻,你不饿死、冻死,也可能被打死,所以跑得越远越好。在大动乱时期,市场失灵了,政府瘫痪了。市场失灵,就没有市场调节了,政府瘫痪,就没有政府调节了。但人类社会还存在着,还继续运行着。什么力量在调节?道德力量在调节。再说,社会生活是个大领域,交易活动是其中的一块,另一大块是非交易领域。非交易领域情况就复杂了:家庭关系、家族关系、街坊关系、同乡关系、同学关系、师生关系、学术活动、社交活动、公益活动等等,都是非交易领域的。既然是非交易领域,市场规则是进不去的。政府调节呢?政府规定了大框架,所有这些活动,都不能越过法律的界限、政策的界限,内部怎样运行,它不管。内部靠道德力量在调节。由此可见,社会中肯定存在着第三种调节,第三种调节就是道德力量的调节。要自律。研究生要自律;导师要自律;国家工作人员要自律;企业工作人员要自律;所有的人要自律。自律是什么意思?自律是道德力量在调节。我们谈企业文化建设,谈校园文化建设,谈社区文化建设,这些文化建设是什么?也是道德力量调节。所以说,市场调节是一只无形的手,政府调节是一只有形的手,道德力量的调节是介于二者之间的,“道是无形却有形,道是有形又无形”。第三种调节时时刻刻存在着,就看我们注意不注意。我们要把研究生培养成高素质的人才,一定要让他们知道道德力量调节的作用。我们谈效率,其实,效率有双重基础:第一个基础是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学工的人都知道:有多少设备,设备先进程度如何?有多少劳动者,劳动者的文化技术水平如何?这构成了产生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有多少投入,就有多少产出。效率还有道德基础。可以这么说:有了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只能产生常规效率,有了效率的道德基础,就能提供超常规效率。从历史上来看:为什么在反侵略战争时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有那么大的凝聚力?那么大的精神力量?靠的是什么?是道德力量在调节,它产生了超常规效率。历史上有许多次大的移民,比如当初西欧向北美的移民,还有中国古代战乱时期,中原人到广东、福建一带移民。福建龙岩市永定县的土楼就是客家人居住的,一个土楼里好几百户,聚族而居。为什么有强大的凝聚力?不畏困难,战胜恶劣的自然环境。这表现出超常规的效率。我这次去福建龙岩市参观土楼,他们给我讲了一些情况:当初移民下来的时候,怎么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建这个土楼。土楼的墙都是土打成的,庭院中有水井,门一关,里面养鸡、养猪,什么都有。一族人在这里居住,外边打也打不进来,火攻,墙越烧越结实。下面一层养猪养鸡,第二层是堆粮食的,第三层是住人的,一家一栋。他们请我题词,想了想,写了7 个字:“人情道德一楼中”。就是说,这个土楼里面体现了人情关系,道德关系。所以说,超常规的效率来自于道德的力量。这次抗洪所表现出来的高效率来自什么力量?仍是效率的道德基础在起作用。没有效率的道德基础,不能产生全世界都震惊的超常规的效率。由此可见,我们对人的培养,包括对研究生的培养,一定要讲清楚效率有双重基础。物质技术基础固然重要,效率的道德基础同样重要,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更重要,因为它能提供超常规效率。
把所讲的问题归连在一起:怎么样培养高素质的跨世纪的人才?首先,得有一个广阔的视野;然后有多种知识的交叉;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要自觉学习,要懂得未来的环境是个竞争的环境,要有生存能力,竞争能力;要有时代感、责任感;同时不要忽视道德调节的作用。这样,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才能够成为真正担负起21世纪现代化建设重大任务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