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理论家们的阿基里斯之踵——以对拉克劳思想的剖析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里斯论文,左翼论文,为例论文,以对论文,家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法国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在《阅读〈资本论〉》(1965)一书中提出了“根据症候阅读”(lecture symptomale)的著名的阅读方法。那么，阿尔都塞希望读者关注的“症候”究竟是指什么呢？也就是指文本中的空白、省略、跳跃、盲点、语焉不详或模棱两可的地方。其实，正是这些地方隐藏着批判性地解开文本秘密的钥匙。这种阅读方法确实有令人鼓舞之处。我们注意到，当代左翼理论家们，如拉克劳、齐泽克、巴特勒等，都十分娴熟地运用这种阅读方式去理解并阐释当今时代的各种文本，当然，也包含着对传统文本，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文本的理解和阐释。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当人们去阅读、理解这些左翼理论家们的著作时，却发现他们专注于文本中明显地被主题化的那些内容，并纠缠在这些内容上①，几乎没有人运用“根据症候阅读”的方法，去揭示他们文本中存在的空白和盲点。本文试图通过对拉克劳这一新左翼领军人物的主要文本的解读，揭示出其文本中的空白和盲点，从而阐明新左翼理论家们是如何陷入迷思的。
自发性和自觉性
我们知道，列宁在《怎么办？》(1901-1902)这部重要的著作中提出了当时俄国革命斗争面对的五个重要的问题，其中第二个问题就是“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列宁十分明确地指出：“我们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俄国的情况也是一样，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1]在这段重要的论述中，列宁激烈地批评了当时由俄国社会民主党主办的《工人思想报》，用工人运动的自发性来压倒社会民主党工作的自觉性的种种错误观念，并斩钉截铁地表示：“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对‘自觉因素’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任何轻视，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工人的影响。”[2]因而列宁坚决主张：“我们应当积极地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教育，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3]，同时也“需要同自发性进行殊死的斗争”[4]。毋庸置疑，列宁全面地阐述了自发性与自觉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然而，拉克劳却完全无视列宁在这方面留下的宝贵历史经验，在他与墨菲合作撰写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1985)一书中，他不但没有把“自发/自觉”这对概念作为未来社会主义策略中的重要问题提出来，只是附带地提到了自发性的问题，而且完全站在为自发性辩护的立场上。当拉克劳谈到卢森堡思想中的自发主义倾向时，明确表示：“然而自发性理论并没有在逻辑上支持她的结论，相反，正是自发性理论的逻辑意味着被统一起来的主体类型仍然会极大地处于不确定之中。在俄国专制国家的情形中，如果对抗点和多样化斗争的多元决定条件是压制性的政治环境，为什么阶级限制不能被超越并且导致以大众和民主为根本基础的、部分上被统一起来的主体？甚至在卢森堡的原文中——尽管作者教条僵化，对于她来说，每一个主体必须是阶级主体——还是在许多地方超出了阶级范畴。”[5]显然，在拉克劳看来，卢森堡的过失不在于她过度地赞扬并提倡工人阶级和其他群体的自发性的活动，而是她对这种自发性活动的丰富性和重要性还缺乏足够的认识。此外，她还以“教条僵化”的方式把群众性的自发性运动与阶级主体关联起来。而拉克劳则认为，像“阶级主体”这样的概念，尤其是视“工人阶级”为特权性的本体的传统观念，都应该列入被解构的范围之内。一方面，拉克劳无限地扩大了工人阶级内部利益诉求的差异；另一方面，他又不恰当地夸大了二战后兴起的新社会运动，如女性主义、生态主义、反种族歧视、后殖民主义等运动的重要性。
事实上，如果左翼理论家们全都像拉克劳那样停留在对多元的新社会运动的自发性的肯定和崇拜中，同时又解构了工人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基础的、核心的地位和作用，那么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社会民主党，尤其是共产党也就完全被解构了。由此，其知识分子代表把革命思想自觉地灌输到工人阶级队伍中去的方式也就完全失去了它的意义。不难看出，左翼理论家们对自发性的肯定和对政党工作中的自觉性的回避，在思想上只可能导致取消主义的结果。
合法性和非法性
如果说，传统的、患有幼稚病的“左派”理论家们总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排斥一切合法斗争的话，那么，以拉克劳为代表的当代左翼理论家们则完全迷恋于合法性范围内的斗争，即使在话语上也很少涉及非法性的领域。换言之，在他们的著作和演说中，非法斗争永远处于空白的、缺失的状态中。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决不是偶然的，它启示我们，当代左翼理论家们实际上早已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革命精神篡改为咖啡馆里的清谈或大学报告厅里的高头讲章。
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中，列宁高度肯定了把合法性斗争与非法性斗争结合起来的革命策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资产阶级君主制度正在维新的整个历史环境，使我们必须把合法的工作同不合法的工作配合起来。现在如果回顾一下这个十分完整的历史时期(它同以后各时期的联系也已经完全显示出来)，就会特别清楚地看出，假使布尔什维克当时没有在最严酷的斗争中坚持一定要把合法的斗争形式同不合法的斗争结合起来，坚持一定要参加最反动的议会以及其他一些受反动法律限制的机构(如保险基金会等)，那么他们就决不可能在1908-1914年间保住(更不用说巩固、发展和加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坚强核心。”[6]列宁尖锐地批评了欧洲其他国家，尤其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左翼理论家们：“人们过分习惯于合法状态，习惯于由正常定期举行的代表大会自由地正常地‘选举领袖’，习惯于通过议会选举、群众大会、报章杂志，通过工会和其他团体的情绪变化等方便办法来检验各正常的阶级成分。”[7]然而，在列宁看来，当革命形势急剧发展到引发内战的情况下，不得不交替地使用合法的和不合法的方式进行斗争时，他们便变得惊惶失措了。显而易见，按照列宁的看法，1918-1920年间欧洲部分国家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国家社会民主党的左翼在策略上并不懂得如何把合法的斗争与非法的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
我们发现，列宁总结的经验教训在今天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众所周知，拉克劳之所以提出激进的多元民主政治作为社会主义的新策略，完全基于他对形形色色的新社会运动的认同。正如他告诉我们的：“‘新社会运动’一词是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术语，它把一系列极端不同的斗争汇集在一起，这些斗争包括都市的、生态主义的、反权力主义的、反制度化的、女性主义的、反种族歧视的、少数民族权力的、地区的或少数性的斗争。它们的共同点就是它们与被当成‘阶级’斗争的工人斗争有所区别。”[8]在这里，拉克劳列举了各种新的社会运动，并把它们与工人运动分离开来、对立起来。其实，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里谈到的所有种类的“新社会运动”，其性质都属于合法斗争，即在统治阶级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展开的斗争，而这类斗争的共同目标——实现激进的多元民主，正如凯尔纳和贝斯特在分析拉克劳笔下的“民主”概念时所指出的那样：“和所有其他词汇一样，民主也是一个‘漂浮不定的能指’，可以在无数的方向上得到阐发。”[9]也就是说，所有这类新社会运动都不可能对统治阶级的利益造成根本性的威胁。
毋庸置疑，既然在以拉克劳为代表的当代左翼理论家们的著作中，“非法斗争”已经完全从社会主义策略中被排除了，这就表明，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不过是一个虚假的社会主义概念，归根到底，这种激进的多元民主政治是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
组织状态和非组织状态
在总结俄国“十月革命”取得成功的历史经验时，列宁反复强调了工人阶级的先进政党及其铁的纪律的重要性，而这一重要问题在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中则被表达为“组织问题”。卢卡奇指出：“随着世界大战的爆发，随着国内战争的发生，这个过去的‘理论’问题变成了非常迫切的实际问题。组织问题变成了政治策略之一。”[10]然而，卢卡奇又不无担忧地指出：“组织问题虽然有时处于论争的中心地位(例如在讨论合并的条件时)，然而是理论家们最不关心的问题。”[11]一方面，各国共产党的理论兴趣过多地被世界经济和政治形势的变化所吸引，因而忽视了对组织问题的深入探讨；另一方面，许多错误的策略观点也是从对组织问题的错误理解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在卢卡奇看来，在组织问题上存在的这种“无意识的”状态，正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运动不成熟的象征。卢卡奇之所以把组织问题视为当时各国共产党和工人运动不得不面对的重大课题之一，“因为组织是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中介形式。正像在每一种辩证的关系中一样，这一辩证关系的两项只有在这一中介中和通过这一中介才能获得具体性和现实性”[12]。显而易见，如果把组织问题与理论分离开来，就会看不到它在理论上的重要意义；同样地，如果把组织问题与运动的策略分离开来，运动就有可能陷入机会主义或启动主义。总之，必须高度重视组织问题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中介作用。
无独有偶，作为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葛兰西也十分重视组织问题，这充分体现在他创制出来而又频繁地加以使用的“organic intellectual”这个概念上。有趣的是，在葛兰西著作的中文译本中，这个英语短语几乎无例外地被译为“有机知识分子”。我们认为，这种译法显然是错误的，因为知识分子作为生命体，本身就是有机的，它应该被译为“组织起来的知识分子”或“有组织的知识分子”。[13]正是我们的译法才充分体现出葛兰西对组织问题的高度重视。在《狱中札记》(1929-1935)中，葛兰西明确地表示：“某些社会集团的政党不过是它们直接在政治和哲学领域而非生产技术领域培养自己的有组织的知识分子(原译文为：有机知识分子——引者注)范畴的特定方式。考虑到该社会集团的总特征以及形成、生活和发展的条件，这些知识分子便只能以这种方式而不能以其他方式形成。”[14]显然，在葛兰西看来，共产党需要的正是这样的“有组织的知识分子”：一方面，他们已经被组织起来受到共产党的领导和指引；另一方面，他们又积极主动地去组织其他人，从而团结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不断地扩大有组织的知识分子的队伍，以完成革命事业。
然而，在拉克劳那里，尽管“社会主义的策略”是一个核心的话题，但由于他强调激进的多元民主政治是通过领导权对异质的新社会运动的“连接”(articulation)而形成的，而领导权作为“漂浮的能指”(floating signifier)并不关涉到确定的主体，因为这些主体(如意志集团、工人阶级、共产党等)都已经被拉克劳所解构，因而在卢卡奇和葛兰西看来是如此重要的组织问题，在拉克劳那里却完完全全地成了一个边缘性的话题，甚至严严实实地被遮蔽起来了。拉克劳这样写道：“对统一主体范畴的批判和对于每个主体立场赖以建立的话语分散性的认识，会包含比一般理论立场更多的东西：它们是思考多样性的必要条件。民主革命遭遇到某些障碍，而多样性则使对抗产生了出来。这给予我们一个理论空间，能够在激进的和多元的民主概念——这是我们从这一点出发论述的核心——的基础上，发现理解民主的首要条件。主体概念不能回到肯定的和统一的原则——只要接受这一点，多元主义就能被视为一个激进的概念。”[15]在这一长段阐明自己核心观念的论述中，拉克劳完全撇开了组织问题。
事实上，当他把社会主义革命理解为单纯话语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活动时，这种只依赖新的、碎片式的主体，而完全不依赖于任何组织(如工会，尤其是政党)的所谓“革命”不过是左翼理论家们的白日梦而已。
革命的条件和无条件的革命
在列宁看来，革命并不是随时随地都会爆发的，只有具备了一定的条件，革命才可能发生。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列宁告诉我们：“要举行革命，单是被剥削被压迫群众认识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还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只有‘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这个真理的另一个说法是：没有全国性的(既触动被剥削者又触动剥削者的)危机，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16这就是说，要举行革命，第一，必须要多数工人充分认识到革命的必要性，并有为革命牺牲的决心；第二，必须要统治阶级遭到政府危机，这种危机甚至把最落后的群众也卷入了政治活动，从而削弱了政府的力量，使革命者有可能很快地推翻它。然而，“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错误目前之所以特别危险，正是因为有些革命者对这两个条件都抱着一种不够认真、不够重视、不够自觉、不够慎重的态度。”[17]列宁这里说的“四个不够”充分反映出左翼理论家们的浮躁情绪和幼稚病症。
列宁的上述论断，尤其是他对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批判，对我们深刻认识以拉克劳为代表的当代左翼理论家们的思想局限性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一书中，拉克劳先把列宁的革命概念曲解为“按照雅各宾派模式铸造的经典的革命概念”，然后指出：“假如我们用这个概念来理解政治断裂点上的一系列斗争的多元决定作用，这个断裂会伴随着横贯整个社会结构的多样化作用，那么对于‘革命’概念不会有任何异议。如果这就是它所包含的一切，那么，毫无疑问，在许多情况下，用暴力推翻一个旧压迫制度正是民主发展的条件。但是，传统革命概念的含义远远超过这一点：它包含着革命行动的根本特征，即建立一种权力集中的制度，由此社会能够被‘合理地’组织起来。这个观点与激进民主所要求的多元性和开放性是矛盾的。”[18]显然，拉克劳在这里把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一革命后权力的集中与革命自身是否必要——混淆起来了，他试图用前一个问题否定后一个问题。我们认为：一方面，从现实情形看，在革命刚取得成功的情况下，如果权力完全分散而不集中，革命成果必定会很快地流失。例如，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曾经遭到了十四个国家的围攻。毋庸置疑，当时如果权力不集中，新政权很快会陷于瓦解；另一方面，从长远看，新政权在得到巩固之后，确实也应该逐步改变权力集中的现象。总之，应该用复杂性的眼光来看待革命与权力集中之间的关系问题，以便对历史经验做出合理的总结，而不是采取简单化的做法，干脆把传统意义上的革命概念加以贬损和否定。
事实上，拉克劳这样做已经从根本上否弃了传统的革命概念，代之以激进的多元民主的不断增殖，从而从根本上抹杀了革命和非革命状态的质的区别。换言之，从根本上取消了革命。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以拉克劳为代表的当代左翼理论家们坚持的是比列宁时代的左翼理论家们更幼稚的、更荒谬的立场。他们满足于“占领华尔街”这类自发的、从根本上未超越合法性观念的对抗，满足于非组织的、零星的、异质的新社会运动的此起彼落，满足于所谓的“领导权”对“漂浮的能指”的不确定的、不完全的缝合。概言之，他们坐在书斋里，用话语、清谈、解放的逻辑取代了一切。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讽刺短诗》中撰写的：
我给你揭示一切，
我献给你的仍是一无所有！[19]
①参阅巴特勒、拉克劳、齐泽克：《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关于左派的当代对话》的“导言”和“问题”部分。在“问题”部分中，巴特勒提出了十一个问题，拉克劳提出了六个问题，齐泽克提出了十个问题，均未涉及本文探讨的四个问题，而这四个问题正是第三国际的创立者——列宁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卢卡奇和葛兰西重点探索的问题。在当代左翼理论家们那里，为什么这些早期探索者积累的重要历史经验会被遗弃，甚至完完全全地被遮蔽起来？这正是我们通过“根据症候阅读”的方法所要弄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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