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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12X(2010)-03-0152(05)
一、为什么房价不能进入通胀指标？
在房价暴涨的当下，有人主张把房价计入通胀指标。比如，时寒冰最近愤愤不平地说：“试问，难道房价上涨40%还不叫通货膨胀吗？CPI不反映房价的上涨，并不意味着通货膨胀没有发生，这些专家被拔掉了裤子还浑然不觉，因为他们把脑袋埋在了土壤里，或者，如‘竹林七贤’里的刘伶，有视屋室为裤子的潇洒”。[1]时寒冰的愤怒可以理解。但我们认为，这种愤怒是否可以为“房价计入通胀”提供充足理由，仍值得进一步讨论。
房价与股票价格一样，都属于“资产价格”的范畴。所谓资产价格，说白了，就是能够“炒作”的价格，比如股票价格的暴涨暴跌，就是典型的人为“炒作”结果。与一般商品的价格不同，资产价格可以脱离资产本身的使用价值，几十倍甚至几百倍地暴涨暴跌。也就是说，一般商品的价格涨落，通常总是意味着该种商品的供求出现了短缺或过剩；而资产价格的暴涨暴跌，却并不是由该资产本身的供求失衡造成的，而是人为炒作的结果。
通货膨胀大致有三种类型：需求拉动、成本推动、结构性通胀。在主流经济学看来，通货膨胀只是一种“货币现象”；但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来，通货膨胀是商品供求失衡通过货币在价格上的反映，所谓“货币现象”仅仅是通货膨胀的表皮而已。正因为通货膨胀的本质在于商品供求状况出现了失衡，所以，把资产价格的暴涨暴跌计入通货膨胀，就未必是一个明智的做法。因为，资产价格的暴涨暴跌并非资产本身的供求出现了缺口，而是人为炒作的结果。所以，用资产价格的变动来计算通货膨胀，很难客观反映商品的真实供求状况。
如果非要把资产价格计入通货膨胀中去，那么，其结果必然是这样的：当资产价格（比如股票）暴涨，股民们正在欢欣鼓舞的时候，宏观经济指标却告诉人们：恶性通货膨胀已经来临了！当资产价格（比如股票）暴跌，股民们一个个都灰头土脸的时候，宏观经济指标却告诉人们：通货膨胀已经远离我们而去了！这样计算出来的通胀率，比用实体经济的物价计算出来的通胀率，恐怕科学不到哪里去。
关于资产价格是否应进入通胀指标，学界早有争论。比如，有学者曾经主张，应当把各种资产价格与CPI结合起来构造一个新的指数，从而把资产价格纳入到央行的考虑对象中。在实际工作部门的人看来，这种主张几近空想，因为，这样的指数构造不仅在技术上很难做到，而且它要比物价的波动更为剧烈，甚至可能会完全由资产价格主导。如果调控当局以这样的指数马首是瞻，那么央行的货币政策会变得极不明确；而货币政策的频繁改变，必将失去对宏观经济的稳定作用。
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之后，鉴于泡沫膨胀时期稳定的物价指数干扰了当局提高利率的决心，有学者甚至建议：中央银行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不仅应当考虑通货膨胀，还应当考虑资产价格，因为资产价格代表了对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此外资产价格在高涨后发生的崩溃会导致金融体系的不稳定。
资产价格的上涨是否与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有关呢？从理论上来说，二者确实有关系。这种关系在于：当人们预期未来会发生通货膨胀时，投资者会产生资产保值和增值的需求，这种需求会促使投资者购入非货币的资产（比如股票、房产、债券等等），从而推动这些资产价格的上涨。但是，随着虚拟经济的发展壮大，资产价格的上涨已经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的制约，这时的资产价格暴涨与其说是“通胀预期”所致，不如说是实体经济已经无利可图，大量资金流向股市和楼市所致。显然，这种资产价格的暴涨，与通货膨胀的预期已经没有任何逻辑关联。
问题在于，作为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资产价格不仅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联系，而且还与更多的经济指标存在着“骨肉联系” （如经济增长、就业、消费等等）。正是这些“骨肉联系”的制约，中央银行在面对资产价格变动时，其反应就不会是“一触即跳”，而是“保持十分的谨慎”。中央银行对资产价格的变动并非不敏感，而是它不敢敏感。央行毕竟是市场流动性的提供者，它不可能置身于各种经济指标的“骨肉联系”之外。随着股票、楼市等资产价格的急速变动，如果央行的政策也忽起忽落一日三变，其结果必然是在资产价格坐上了过山车的同时，整个宏观经济最终将深陷黑洞的死寂之中——这样一个有悖于资本逻辑的选择，显然是现实经济关系和经济实践所完全不能接受的。
基于以上原因，目前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资产价格由于其波动性和随意性，不应被纳入中央银行的调控范围，也不应成为央行的调控目标。不过，由于资产价格中包含着一些经济变化的前瞻信息，中央银行在制定政策时，也不得不参考资产价格的变动情况。
毫无疑问，资产价格的暴涨暴跌所带来的灾难，是现代市场经济正在不断重复的故事，善良的人们总希望从中吸取教训，以期避免灾难的再次发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理解时寒冰的愤怒。遗憾的是，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这种愤怒只能是一厢情愿。即使把这种愤怒上升为政策诉求，在我们看来，也只能是论文中的模型、演习中的沙盘、茶杯里的风暴而已。
在现实中，我们看够了虚拟经济的“无组织、无纪律”，看够了房地产业的“自我表现，自我膨胀”，看够了资产价格的“暴涨暴跌”，可是面对这一切，有关方面调控的拳头总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在若干次调控之后，效果似乎很难如人意，以至于政府的诚意也备受人们的怀疑了。其实，不是当局不想作为，而是很难做到。不仅日本做不到，美国做不到，迪拜做不到，中国也同样做不到。这是一个事关资本逻辑的“根本问题”，而并不是一个把资产价格计入通胀指标，就能够摆平的“技术问题”。所以直到目前为止，除了周期性的危机的强制纠偏，我们还看不到当下的市场经济有从此告别泡沫暴涨暴跌的任何希望。
二、房地产崛起是政府所为吗？
尽管舆论都在声讨房地产，但房地产的主宰地位一经确立，就从来没有被舆论所撼动。道理很简单：在经济利益的博弈中，从来都不是用嘴巴说话，而是靠实力说话。房地产的实力在哪里？就在于它是中国经济的命脉所在，按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的说法就是：“房地产行业非常重要，它拉动50多个行业，上游拉动钢铁、建材，下游拉动家用电器，甚至可以一直拉到窗帘、纺织品，所以它的拉动力很强。”[2]所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余斌近日坦言：“目前房地产业占到GDP的6.6%和1/4投资，直接相关产业达60个，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直接命脉。一旦房地产市场出现大的波动，现阶段依靠房地产发展生产的几十个行业，如钢筋水泥生产商等，还有那些投资房地产业的大中型企业都将受到无法估量的损失，甚至可能因为大量资金的丧失，让失血严重的中国实体经济崩溃”。[3]
问题在于，为什么不是别的产业，而是房地产业掐住了中国经济的“命脉”？换句话说，为什么以房地产为核心的虚拟经济，能够成为中国经济的动力和支柱呢？难道这仅仅是我国的产业政策造成的吗？当然不是。一个商品之所以成为虚拟经济集中炒作的对象，并进而掐住经济的“命脉”，原因是多方面的，它既与自身使用价值的特点有关，也与供求状况有关，但是，其中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实体经济已经无利可图了！
看看当下的中国经济：“找不到项目”、“生意做穿了”、“微利时代”，已经成了投资者的口头禅。一个被主流经济学刻意抹杀的现实是：在实体经济产能严重过剩的情形下，[4]近几十年来，实体经济的平均利润率一直处于下降趋势（这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比如，从上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日本利润率大约下降了3/4；[5]60年代以来，美国的利润与净投资占GDP的比率表明，由于产能过剩导致实体经济的平均利润率下降，资本不得不依靠虚拟经济来提高利润率——即所谓“用钱生钱”。[6]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客观必然性，马克思有过相当经典的阐述（收入的两极分化与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此处不赘述。
要命的是，资本并不是“知足常乐”的庄子，市场经济再生产的特征不是简单再生产，而是扩大再生产。没有利润，资本的生命就会终结。怎么办？此处不赚钱，自有赚钱处；实体经济无利可图，就到虚拟经济去开疆拓土——不仅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已经如此（美、欧、日），中国也必然如此。因此，资本要生存、要发展、要有利可图，除了依赖房地产、股票证券等虚拟经济，毅然走上“金融化”的不归路外，几无可以选择的余地。
可见，在实体经济的产能严重过剩的大背景下，[7]以房地产为核心的虚拟经济之所以成为中国经济的动力和支柱，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也就是说，这种经济结构的问题是内生的，并不是产业政策、经济政策所能够改变的。
很多专家学者都把房地产的崛起归咎于政府，这看似有理，其实未必公允。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现代经济学，都已经清楚地证明，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既不是“计划”，也不是“政府”，而是“市场”，是“资本”。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这个阶段中，支配经济的基本逻辑仍然是资本。所以，在房地产崛起的背后，是市场的力量，是资本的逻辑，所谓政府的政策，即便是把它提升到“看得见的手”的高度，也不过是资本逻辑的必然结果罢了。
房地产的崛起是必然的，房地产的畸形膨胀也是必然的。在资本统治的世界，什么都可以容忍，唯独利润率的下降不能容忍。于是，实体经济的产能过剩必须转化为虚拟经济的泡沫过剩；实体经济平均利润率下降的问题，只能依靠做大虚拟经济的泡沫来弥补。虽然虚拟经济并不创造利润，只是在干“注水利润”、“稀释利润”、“分配利润”的事情，但泡沫毕竟给资本带来了“做大了”的利润——这也正是为什么资本会不顾一切打造“次级贷款”、“迪拜繁荣”的根源所在。
虚拟经济的泡沫破裂之后，主流经济学家们事后都在指责“缺乏监管”、“人性贪婪”、“摊子铺得太大”。这种认识之所以肤浅，就在于它仅仅局限于“应用经济学”的眼界，而没有站在“政治经济学”的高度。什么是政治经济学的高度？这个高度就是马克思主义。对“人性贪婪”之类的说辞，马克思从来不以为然。关于这个问题，陈先达先生有过精辟的分析，他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从对利润追求而得到长足进步的技术和科学的发展中，直接感受到的是人性‘恶’，即人的贪婪的力量。实际这种贪婪不能归为人性而是资本的本性，它是一种客观力量，而非主体的力量。”[8]马克思最深刻的地方就在于，他把贪婪看作是一种客观力量，而非主体与生俱来的力量。虽然资本的占有者是人，但不是人赋予资本力量，而是资本赋予资本占有者以力量。这就是资本逻辑的力量。
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政府的宏观政策将处于两难选择的境地：一方面，次贷危机、迪拜危机的教训明摆在那里，房地产吹胀的经济泡沫最终是一定会爆裂的，泡沫一旦爆炸，后果不堪设想；加之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预期，必须在泡沫爆炸之前释放压力。所以紧缩银根，自然成为宏观政策的必要选择。另一方面，如果提前释放泡沫压力，风险极大。因为紧缩银根将导致房地产的后续资金无法跟进，很容易触发以房地产为核心的虚拟经济的泡沫爆裂。由于目前中国经济的命脉基本上集中在以房地产为核心的“虚拟经济”上了，因此，为了给这个命脉的输血打气，放松银根也是宏观政策的必要选择。
这是一个两难选择。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泡沫该不该挤破，而在于中国对泡沫破裂的承受力究竟有多大？如果美国经济能够向好，中国的外需有回暖的希望，那么即使泡沫破裂了，虚拟经济萎缩了，中国也有希望重新依靠实体经济的繁荣走出目前困境。但是，在外需日趋萎缩的背景下，虚拟经济泡沫的破裂不仅不会将资金逼向实体经济，反而会进一步恶化实体经济的产能过剩问题，这显然是政府无法接受的结果。两害相权取其轻，政府的宏观政策必然继续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只要不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政府将竭力维持房地产的繁荣。
三、能否以一般商品价格来预测房地产价格？
许多人预期，房价不跌“天理难容”。这种预期的基本依据，就在于房价实在是高得离谱。如果从“收入与房价比”、“房价与房租比”、“房屋空置率”这三个重要指标来看，房价如此之高，实在是不可理喻。但是，为什么如此离谱的房价不仅降不下来，而且还一个劲地上涨呢？我们认为，原因就在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在价格决定上存在以下区别：实体经济的产品价格跟着“使用价值”走，虚拟经济的产品价格跟着“泡沫价值”走。在“使用价值”的意义上，一般商品的价格总是有限的；但在炒作的意义上，“泡沫价值”却可以极度膨胀（虽然泡沫终将破裂）。所以，以一般商品的价格来预言房地产价格，其结果很可能失真。’
说到虚拟经济，经历着股市实践的国人都不会陌生。但是，把房地产归入虚拟经济的范畴，大多数人恐怕会一头雾水：股票交易没有任何实体的成分，当然属于虚拟经济；但是，房地产价格就算跌到地板上了，也还有一堆钢筋水泥在哪儿戳着吧，怎么就“虚拟”了呢？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房地产属于虚拟经济，而不属于实体经济？
按专业理论解释，所谓虚拟经济，是相对于实体经济而言的“经济”，主要集中在金融证券行业和房地产业。所谓“虚拟”，是指这种经济以价值符号为交易对象，而不是仅仅以实物为交易对象。如果把上面的抽象概念转化成老百姓的语言，所谓虚拟经济，就是指“能够炒作的经济”——除了人们耳熟能详的股票，当年的郁金香、君子兰、哈巴狗，曾经都充当过炒作对象，用经济学的眼光来看，这些花草走兽，曾经都加入过虚拟经济的范畴。
常识认为，房地产不同于股票证券，即便泡沫爆了，毕竟还有一堆钢筋水泥蒸发不了，怎么也算是实体经济吧？这种常识的误区在于：(1)把实体经济完全等同于实物，事实上，第三产业中某些提供服务的行业也是实体经济；(2)把虚拟经济完全等同于股票和证券，从而把实体性的商品绝对排除在虚拟经济之外了。实际上，历史上有不少“实体性”的商品，曾经都成为过虚拟经济炒作的对象。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交易的目的不是“使用价值”，也不仅仅是“价值”，而是“泡沫价值”，那么，任何商品都可能成为虚拟经济的对象——哪怕你是钢筋水泥堆砌出来的，也可以“虚拟”一个大泡沫出来。最近大蒜成了炒作对象，就是一个眼前的例子。最近有人甚至预测，下一轮游资可能集中“炒菜”、“炒肉”——连“蔬菜”和“肉类”这么“实在”的东西，都有可能放进虚拟经济这口大锅里爆炒，还有什么东西不能被“虚拟”呢？
房地产之所以属于虚拟经济，就在于许多房产交易者并不是在买卖它的“使用价值”，而是在买卖它的“泡沫价值”。如果仅仅是为了“使用价值”，房价会如此之高吗？房价如此之高，不是因为它的使用价值真的值这么个价，而是因为它的泡沫值这个价。这样的房地产不是虚拟经济，又能是什么经济呢？
四、“想住大房子”何罪之有？
众所周知，美国次贷危机与房地产有着显著的相关性，至于这种相关性的内在机制如何，则见仁见智。在《中国不高兴》一书中，针对次贷危机的根源，著名学者王小东提出了一个很形象的说法：“金融危机的缘由：不干活想住大房子”，作者的逻辑是这样展开的：“这次金融危机体现了美国社会从上到下的全面腐朽。现在美国老百姓群情激奋，都说这次危机是华尔街那帮混蛋和小布什政府的错。但是我们平心而论，美国老百姓又怎么样？你活干得这么少，压根就没那份钱，你凭什么住大房子？”[9]
王小东先生是我们尊敬的学者之一，但他对危机根源的分析，我们是不能同意的。“你活干得这么少，压根就没那份钱，你凭什么住大房子？”这个反问乍一看，好像是那么回事，但它只触及到了问题的表面。为了便于讨论，我们把这个反问分解成三个问题：(1)“你活干得这么少”；(2)“压根就没那份钱”；(3)“你凭什么住大房子”。下面分别加以讨论：
第一个问题：“你活干得这么少”。
美国老百姓“活干少了”吗？非也。倘若老百姓真的“活干得这么少”，那么请问，这么多空置的大房子又是谁生产的呢？难道这么多过剩的大房子是自己从地里冒出来的？这么多过剩的大房子戳在那里只能说明，美国老百姓的活不是干少了，而是干多了。面对过剩的大房子，如果非要指认老百姓不干活，那么就只有像流行于高校的黑板经济学那样，严格地设计出若干“抽象”的假定： (1)有一伙美国老百姓“活干得很少”，而另一伙美国老百姓“活干得很多”；(2)“不干活”的美国老百姓“只住大房子”，“只干活”的美国老百姓却“不住大房子”。如果上述假定仍不能满足“活干少了”的指认，那就干脆假定：全体美国老百姓都不干活，活全部是别国老百姓干的。
问题是，这些假定有意义吗？姑且不说让美国老百姓排队“搞甄别”、“鉴好坏”有多荒谬，以全球化的视野观之，作出“全体美国老百姓都不干活”的假定，显然与事实已经相距甚远了。人们通常有这样的看法：只有从事实体经济才是在“干活”；而非实体经济（比如第三产业、虚拟经济）则是“只消费不干活”。其实，正如交换之于生产一样，非实体经济的存在也是社会分工的必然结果，它干了实体经济以前必须干的活。实体经济当然是价值的基础，但离开了非实体经济，价值的实现就无从谈起。不容否认，虚拟经济中确实存在“只消费不干活”甚至“只捣乱不干活”的现象，而且实体经济与非实体经济也必须保持合理比例，但是，不能因此否定非实体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对此笔者将另文讨论），更不能就此得出非实体经济“不干活”的结论。再说了，在大房子过剩的情况下，有意义的事情是怎样才能增加老百姓的收入；如果反过来，不给老百姓增加收入也就罢了，还要逼着老百姓多干活，这不是在制造更大的过剩吗？所以，指责美国老百姓不干活或少干活，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第二个问题：“压根就没那份钱”。
说美国老百姓“压根就没那份钱”，这个判断完全正确。因为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收入分配的两极化趋势正是美国社会的真实写照。问题在于，为什么美国老百姓没钱？这恰恰是最值得进一步追问的问题。仅仅承认老百姓没钱还不够，重要的是要搞清楚为什么老百姓没钱。可惜了呵，线索在这个地方戛然而止——断了。其实，在“有钱”还是“没钱”的问题上，现代经济学从来就只认一个死理：“不差钱”。自从200年前，庸俗经济学家萨伊提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以来，坚信“不差钱”就成了主流经济学的传统。打那以后，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徒面对“有效需求不足”的现实，打死也不承认老百姓的钱袋出了问题。在这次危机当中，有两个人的说法就很有代表性：一个是张维迎教授，他对各国政府刺激需求的做法很不以为然：“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经济学提供不了我们解决问题的答案。我们要知道，推动经济增长的是生产，是供给，而不是需求；是供给创造需求，而不是需求创造供给”，“我们应该像奥地利学派主张的那样，通过产权制度和激励制度的改进刺激生产，而不是刺激需求”。[10]另一个是著名经济评论家叶檀女士，对政府干预市场的做法，她一直耿耿于怀，指责美国政府的援助措施：“背离了契约精神、自由公正的市场经济的宗旨”；“导致美式资本主义丧失了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正确激励，正是这样的激励才是美国多年来长盛不衰的秘诀。”[11]
对于张维迎教授来说，要找危机根源，只能归咎于大房子造得太少了，大房子生产得越多，需求才会越旺盛，所以千万别跟他谈什么老百姓的钱袋子，忒俗。对于叶檀来说，走出危机的途径不能从分配着手去扩大需求，而是要继续刺激已经过剩的产能，想方设法生产更多的大房子；至于老百姓有没有钱买这些大房子，与她无关，只要建房的技术水平提高了、人均建房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美式资本主义就可以永葆“长盛不衰”。瞧瞧吧，“新古典”的教条到了这个地步，你还能指望他们会真心实意去关心内需不足吗？幸好这些人还左右不了政府的决策，否则的话，宏观调控政策就不会是扩大内需，而是在扩大供给、制造过剩的灾难中，一条道走到黑了。
第三个问题：“你凭什么住大房子”。
“凭什么”这个反问，很有些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一下子就把美国老百姓问得矮了三分：既然你没钱，你住大房子就是你的不对了，你配住大房子吗？可我们要说： “凭什么”？就凭大房子已经严重过剩。人们常说，“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对于资本来说，“大房子闲着就是极大的犯罪”。闲着也是闲着，你不让老百姓住，难道让比尔·盖茨一个人住？所以我们认为，“凭什么”这个反问有点武断。本来的问题应当是：为什么必须“把老百姓拽进大房子”？现在问题却变成了：老百姓“凭什么住大房子”？这一变，把问题的性质也搞颠倒了：本来是“开发商如何才能消除过剩”，末了却变成老百姓你“凭什么”帮开发商消除过剩，你够资格吗？
就算老百姓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没资格”住大房子，可是想不住大房子，恐怕也难。不是老百姓不自量力，而是开发商千方百计也得让老百姓住大房子。要不然，开发商手里攥着那么多过剩的大房子卖给谁呀？人的物质欲望总是有限的，用经济学的话语说叫边际效用递减。开发商可以住100套大房子，住1万套就神经不正常了。那么，剩下那么多的大房子怎么办？你总不能让它们戳在那里长草吧？果真这样，大房子一长草，开发商就得跳楼了。
所以，为了资本的利益，也是为了开发商的利益，不是老百姓非要住大房子，而是开发商非要把老百姓拽进大房子里面去住不可。老百姓没钱怎么办？当然不能白住，开发商又不是慈善家，没钱就给老百姓提供“按揭”，说白了就是“透支”。其实，“次贷”就是这样搞出来的。结论很清楚：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消费可是命根子啊，而对消费的呵护已经离不开信贷的支持了，所以才会面临类似于哈姆雷特式的困境：“透支，还是过剩？这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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