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冲突与调整：减轻中小学生负担的困难与突破_教育论文

理性冲突与调适：中小学生课业负担难减困境及其突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小学生论文,困境论文,理性论文,冲突论文,课业负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33X(2016)11-0019-03

       一、问题的提出

       中小学生课业负担依旧的现实突显了减负难减的窘境。中小学生减负问题作为一个教育问题，其产生与发展必然依存于一定的教育和社会环境。学界在解释减负问题时基本把教育环境可能涉及学生学习的诸多因素作为减负问题的成因。然而，系统抑或全面但简单的解释往往会偏离问题产生的根本动因，从而使问题的学理分析和建议对策显得乏力。总的来说，“课业负担”成因说主要有以下六种：一是教师素质成因说，认为教师素质低以致无法在正常教学时间内完成规定的教学任务，只能用课上加班和课后布置作业的方式加以弥补[1]；或者教师教学观念落后，以传授满堂灌的教学为主，注重以量取胜，导致学生学习任务重[2,3,4]。二是学习内容成因说，认为课程内容难度系数大、要求高，以致学生需要花费超出正常学习时间去学习。三是教育评价成因说，认为教育评价标准“过于狭窄”，通过成绩来区分学生、教师和学校，从而引发成绩竞争，导致教育目的的偏向[5]。学生负担过重根本上是“应试教育”结出的恶果[6]。四是文化传统成因说，认为我国文化传统提倡苦读，强调“学而优则仕”的社会运行逻辑，而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家庭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文化心理，在综合影响下，学生被迫加大学习强度。五是市场利益成因说，认为受利益驱动，相关利益者开办补习班、家教和出版教辅材料加重了学生课后学习负担。六是综合因素成因说，认为课业负担是教师、家庭、学生、评价体系和文化传统等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此种分析是把问题置于宏大的叙述结构而忽略了问题本身，难求真解。

       针对中小学生课业负担成因的这些问题，已有诸多有价值的成果，总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内因解释，即通过寻求教育系统内部的诸如教师素质、学习内容和教育评价体制等因素的解释；一类是外因解释，即通过寻求外在于教育的社会系统的诸如市场利益驱动、文化传统影响等的解释。这两大类分析彰显了课业负担成因的复杂性，也说明课业负担是一个涉及教育和社会层面的系统性问题。但既有研究多数是基于教育理论视角评述课业负担实际，鲜有正面回应如下两个问题：一是为何课业负担能够得到学校、家庭以及学生的支持；二是为何政府、学校、家庭和社会都说要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但在实践中无法达成减负。

       二、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终难减：评价体制的鼓励与理性共识的缺乏

       就表象而言，“课业负担”造成学生学习时间过长、课业任务过重，从而影响其身心健康。但无论政策规定的出台，还是人们自知减负符合教育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教育实践都表明，中小学课业负担难减。究其原因有如下两点。

       (一)在既定教育评价体制下，一定的课业负担为学生获得较好教育机会提供了可能

       目前，我国教育仍发挥着促进教育流动和社会流动的作用，而这种作用的发挥在于以考试成绩为核心依据来筛选学生去接受更高层级、更高质量的教育。因此，虽课业负担对于学生发展不利，但没有课业负担对于学生升学考试存在不利。对于教师、家庭和学生而言，较好的教育机会是有限的，要获得好机会就得有好成绩，而何种课业学习有利于学生成人成才或构成负担则难以断定。因此在此前提下，对外在的短期利益的重视，超过对内在的学生身心发展的重视。为了让在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处于先天性弱势的子女将来在快速发展、竞争激烈和阶层明晰的社会中处于有利地位，家庭以及学生自己愿意承担课业学习“负重”。尽管如此的负担又苦又累，但于未来可能面临的社会挑战而言，这些均是低成本的且是家庭和自己能够承受得起的。而诸多事例也已表明，很多先赋性条件不占优势的学生通过较为繁重的学习获得了更高层级和更高质量的教育机会，为以后的更好发展创造了可能。

       (二)政府、学校、家庭和社会缺乏关于减负的理性共识①

       我国的课业学习是一种工具性存在，承担着内部教育竞争和外部社会竞争的双重作用。所谓内部教育竞争，是指以课业学习水平为准线竞争教育机会；所谓社会竞争，是指以资本禀赋为依据竞争社会资源。学生通过较高的课业学习水平可以获得更高层级教育机会，进而为以后竞争社会资源准备条件。既然是竞争，就必然存在排斥性。显然，每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学校、家庭和学生自己都会希望能通过承受课业负担以避免被教育和社会系统所排斥。这体现的是一种基于教育和社会发展实际而生成的教育生存理性。而基于课业负担的认识，人们期望课业学习回归到符合教育规律的理想轨迹上，旨在促进学生心智发展和个体的社会化。这体现的是一种基于教育发展规律而生成的教育理性。虽然教育生存理性和教育理性目的都在于促进学生成长成才，但在教育实践中二者却始终难以统一(见图1)。究其原因，一方面，教育行政部门、教师和家庭都具有教育理性，但是彼此之间不能确信各自是否具有教育理性，也就未能就此形成合力达成共识。由此，在不确定状态下，大家会基于务实的考虑践行教育生存理性，承受课业负担。另一方面，教育和社会系统还未架构起符合教育理性的评价制度，还是以教育生存理性为主要的运行逻辑。因此，无论是教育行政部门出台减负规定、媒体舆论呼吁减负，还是教师和家庭主动给学生减负，最终又都回归到教育生存理性。

      

       图1 教育理性与教育生存理性的目的一致性与实践冲突

       三、中小学生课业负担难减困境的突破路径

       中小学生课业负担难减困境处于减负的应然诉求与课业负担的实然价值之间的错位关系中，这种错位关系导致政府、学校、家庭和社会无法形成减负合力，以致减负理念和政策无法落实。要有效破解中小学生课业负担难减难题，就必须基于我国教育实际而非教育理念，对既定的教育评价体制进行反思和重构，并以政府主导体制调适以此来凝聚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减负共识，逐步实现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

       (一)完善落实学生发展性评价体系，弱化机械性课业学习在升学中的作用

       长期以来，我国教育评价体系注重对知识的记忆性掌握，强调反复复习考试，鼓励考试竞争，淘汰体系的不适者，以致我国教育系统总体上是一种“适者生存，能者出头”的局面。在这种境况下，机械重复性学习必然促成课业负担。因此，要从根本上转变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的局面，就应改进目前的教育评价体系，完善和落实学生发展性评价体系，从而实现既保证教育育人和人才选拔功能，又弱化机械重复性的课业学习在升学中的作用。时至今日，在科技发展和经济全球化及经济的国际性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现行学校教育的实用性和准确性都受到了怀疑。提高学生的知识能力水平和劳动者的素质，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国际性及挑战精神等成为重要的教育课题[7]。同时，随着近十年的不断教育改革，人们的教育思想日趋开明和理性，社会也愈发重视学生身心健康成长和心智发展。因此，作为教育改革推动主体，政府和学校应再次主动地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学生发展性教育评价，以最终实现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的目标。

       但要确切落实学生发展性评价体系，还需要满足三大保障性条件：一是要建立学生发展性评价立体体系并严苛地遵从之。首先，通过制度把学生发展性评价体系确定下来，从制度层面确保评价体系的统一性和可行性。其次，要形成立体的体系，就是在横向上确保各地方中小学校都应遵从该体系，在纵向上确保从学前到高中各层级中小学都应依据该体系考核和选拔学生。二是基于学生发展性评价体系的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的贯彻。学生发展性评价体系是工具，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才是核心。只有与学生发展性评价体系相匹配的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得到贯彻实施，学校、家庭和学生才有减轻课业负担的方向。三是建立以考核学生发展性为主的考试和升学制度。这项制度的建立是整个评价体系的核心，同时也是难点。学生发展性考核应以一种积极欣赏的教育理念，在评价学生对知识掌握程度的同时评价学生的进步，并且还需通过一系列精细化制度的设立保障这种评价的公正性和教育功能的发挥。总之，只有行之有效的以考核学生发展性为主的考试和升学制度的建立，学校、家庭和学生才有自主减轻课业负担的动力。

       (二)优化设计多轨教育升学体系，提供学生成长成才的多元途径

       我国长期以来以学术为取向的教育升学体系，一方面保证了国民教育观念和行为的统一，另一方面却加剧了升学的竞争性和人力资源的浪费。无论学校、家庭和学生是否适合学术性发展，都会卷入到“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教育升学大战中。另外，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高等教育层级愈发往后延伸，以致当下社会在人才招聘时不是以岗位实际所需而是唯高学历人才是举，这就导致学校、家庭和社会很难以学生个人兴趣发展为诉求，而是以学术性学习和升学考级为主线。鉴于此，基于化解学生升学竞争压力和降低学生成长成才成本的考虑，教育系统应适应这些新的要求，对教育的不同阶段重新进行思考，在它们之间重新建立联系，按照不同于原来的方式对它们重新作出安排，确保它们之间有可能相互转换，并使学习途径多样化[8]。这在教育系统中的具体体现即是建立多轨教育升学体系。所谓多轨教育升学体系，就是依据学生多元兴趣发展为诉求，以社会分工就业需要为导向，以学生成人成才规律为准线而建立的升学体系。

       目前，我国虽已初步建立起学术教育和职业教育双轨升学体系，但职业教育体系功能未能得到发挥，学生的成长成才道路依然窄化在学术教育升学体系中。优化设计当前的多轨教育升学体系显得尤为迫切。具体来说，需要做到：首先，增强职业教育系统与企事业单位的合作，以保障职业教育后的社会出路，提高职业教育教育育人功能和促进社会流动功能的发挥。其次，优化设计职业教育升学体系。职业教育是一种专门性教育，可以建立关于学校资质和学生筛选的标准，以促进职业教育质量和社会竞争力。最后，设计职业教育和学术教育并轨机制，保证学生能够依照兴趣发展和社会需要而双向自主选择。《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了“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协调发展，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相互沟通”。通过并轨机制的设立，学生成长成才的途径多元且灵活，学校办学和家庭选择也能够更为自主。如此，为追求升学竞争力提升的课业负担就会逐步内化为追求个性发展和能力提升的驱动力。

       注释：

       ①理性共识包含零阶、一阶、二阶，直至无限阶次的理性共识。零阶理性共识是指每个人都是理性的，但不知道其他人是否理性；一阶理性共识是指除了要求每个人都是理性的，还要求每个人都知道其他人是否理性；二阶理性共识是指首先每个人都是理性的，同时每个人知道其他人都是理性的，并且每个人知道其他人知道自己是理性的；依此类推，直至无穷阶次的理性共识。参见张维迎.博弈与社会[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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