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丝绸之路上的民族迁徙、文化交流和节庆共享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一个典型案例
王万平
[摘要] 南方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民族流动的通道，而且是一条文化交流的通道。作为许多古老民族生活和迁徙的通道，沿线不同民族在移动的过程中，文化交流交融不断深入和加强，形成了虽然各具特色但又多民族共享的节庆文化。本文主要介绍南方丝绸之路上民族的流动和文化的互动、交融的历史，以及由此所生成的文化共享，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提供一个典型案例，为理解“一带一路”倡议、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乃至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思考。
[关键词] 南方丝绸之路；民族迁徙；文化流动；文化共享
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简称为“一带一路”倡议)。这使得发端于先秦、形成于秦汉、发展于魏晋南北朝，鼎盛于唐宋的“丝绸之路”再次被世界瞩目。作为东西方间经济、政治、文化交流通道，“丝绸之路”最初指的是由长安出发，向西北经过河西走廊、西域到中亚，然后继续西行抵达罗马帝国的“沙漠丝绸之路”。但学者研究发现，除了“沙漠丝绸之路”外，历史上还存在绵延于欧亚草原的“草原丝绸之路”，从四川成都出发经云南至缅甸、印度和中亚、西亚的“南方丝绸之路”和由东海至南海经印度洋航行至红海的“海上丝绸之路”。
施工技术使用不当，会引发安全事故。针对工程技术风险，桥梁工程施工单位要重视工程技术管理工作。在施工前，对施工方案进行全面研究，科学地规划施工的具体方案，研究哪一种施工技术具符合桥梁工程的施工要求，最具有科学性。重视工程施工期间的物资管理工作，定期对施工所用机械设备进行检查。在施工之前，要确定所用的物力、人力是否按照之前的计划进行安排，施工现场的环境是否达到施工标准。另外，要重视施工期间的材料质量管理工作。对施工所用物质的质量进行严格检查，特别重视各类材料，像半成品材料与成品材料的质量监测。
本文讨论的南方丝绸之路以成都平原为起点，经“灵关道”“五尺道”进入云南，再经“永昌道”进入缅甸、印度，进而远达中亚、西亚及欧洲。这条道路古代称为“蜀身毒道”①，现代学者称之为“南方丝绸之路”[1]或者“西南丝绸之路”②等。通过方国瑜、任乃强、段渝、陆韧③等学者的深入而且富有洞见的研究，南方丝绸之路的历史和走向已经清晰地呈现在世人的视野之中。
南方丝绸之路经过的地区，就是费孝通提出的“藏彝走廊”“南岭走廊”等“民族走廊”地区。费孝通先生用“民族走廊”这一概念来描述族群或族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沿着自然形成的线路如河流、山谷等，向另一个地区进行的群体性的流动和迁徙的历史文化现象[2]，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解释了“中华民族成为一个多民族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多语言、多文化复合体”[3]的历史过程和现实图景，为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近年来，学者还发现，“从藏彝走廊、西北走廊和南岭走廊相继延伸出去的道路分别成为南方丝绸之路、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这些道路构成连接中国与整个亚欧大陆的网络”，“成为中国与域外和海外开展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国际通道。”[4]南方丝绸之路作为人员、物资和文化交流的通道，除了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之外，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历史经验和实践思路。
本文以南方丝绸之路上的民族流动为背景，试图描绘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不同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和现实图景，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一些西南地区的突出事例及相关理论思考。
一、南方丝绸之路上的民族迁徙
南方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起始于古道上人群的移动。目前南方丝绸之路经过的地区主要分布着汉藏语系中的藏缅语族、壮侗语族和苗瑶语族三大族群和南亚语系的孟高棉语族的众多民族，他们的祖先是中国古代文献提到的“氐羌”“百越”“三苗”和“百濮”[5]11。这些民族并不是一开始就生活在这里，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迁徙过程。这个过程大约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一直持续到秦汉以后，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基本完成，东晋常璩撰写的《华阳国志》可以作为明证，其《南中志》就明确记载：“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南中即指今天的西南地区。
《华阳国志》提的“夷”主要是指“西南夷”，也就是后来学者所说的“氐羌系民族”，是现在“藏缅语民族”的先民。自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开始，这一民族集团便“不断由我国西北地区通过横断山脉的河谷通道，向西南地区迁徙，带来了氐羌文化，与当地土著居民的固有文化不断交流、融合，产生了云南滇西北、洱海、金沙江中游地区这三种类型的新石器文化。”[6]此后这种民族大迁移络绎不绝，到战国时期“因畏秦之威”又一次达到高潮。这些迁移的民族不单到达西南夷地区，一部分甚至进入了东南亚及南亚的东部地区。氐羌系族群迁徙的通道，被费孝通先生称为“藏彝走廊”，其中南方丝绸之路的“灵关道”“五尺道”与藏彝走廊所指的区域基本重叠。
采用全站仪放出桩孔中心，埋设标记，中心偏差群桩不大于100mm。之后埋设十字护桩，并在锁口施工时采用钢筋头将护桩点转移埋设在锁口混凝土上，确保护桩点稳固。
中国古代的《史记》《汉书》《后汉书》和《华阳国志》等史籍中有大量的氐羌系民族迁徙的记载，现今藏缅语民族如藏、羌、彝、白、纳西、傈僳、普米、独龙、怒等大多具有迁徙文献记载和神话传说。如羌族的史诗《羌戈大战》讲述了古代羌人由北向南的迁徙的过程[7]。彝族是许多氐羌部落和别的部落经过长时期的融合而形成的，是在西南地区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人们共同体[8]，彝语文献《罗鬼夷书》说一世祖“孟柝自旄牛徼外，人居邛之卤”④，所谓“旄牛徼外”指今凉山西部直至甘孜州一带，而“邛之卤”即今凉山州及滇东北一带[9]；口传史诗《勒俄特依》也有彝族先民迁徙路线是从安宁河流域逐渐向金沙江两岸移动的说法。汉文史籍中称为“摩沙夷”的纳西族也是从氐羌中分化出来的一部分[10]，与旄牛羌有亲属关系[11]，其文献记载：摩娑人居定筰即今盐源县，世为昆明总军官，传至唐武德时叶古年凡17世[12]；指引亡灵回归北方祖地的《指路经》说其祖先生活过的一座大黑山“斯布阿纳瓦”，在青海、甘肃、四川的交界处[13]。傈僳族传说其远祖原居澜沧江以东的“诺矣比”地方，到十六七世纪时才迁到怒江两岸，唐代文献也记载：“栗粟两姓蛮，雷蛮、梦蛮，皆在邛部、台登城东西散居，皆乌蛮、白蛮之种族。”⑤唐代“邛部、台登城”在今越西、冕宁一带，他们后来逐渐南移，迁至金沙江两岸，此后又逐渐西迁，大部分定居于怒江两岸。景颇族口碑显示，其先民自青藏高原沿横断山脉南下，唐代时期已经迁徙至今德宏州以北、怒江以西地区，现在景颇族为亡人送魂的路线，也是先从现住地送至片马，然后程程相送，最终送至西北的昆仑山。[14]哈尼族也是藏缅语民族的一员，其传统史诗《哈尼阿培聪坡坡》(意为“哈尼族先祖的迁徙”)以哈尼族酒歌“哈八惹”的形式，系统地吟唱了哈尼族先祖历尽艰辛，从巴颜喀拉山附近的“虎尼虎那”来到红河南岸定居的社会记忆。[15]
《华阳国志》提到的“越”是指古代的“百越系民族”，也就是现在“壮侗语民族”的先民。在公元前几个世纪，百越系民族已分布在长江流域以及中国南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今浙江、福建，经广东、广西至境外一些地区，“百粤杂处，各有种姓”，其中在今浙江有大越、于越、东瓯越，在福建有闽越，广东和广西有西甄越、杨越、南越、骆(雒)越，在云南则有滇越。汉文史籍将其统称为“百越”⑥。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胡乱华”，黄河地区的汉族南渡长江来到岭南，百越系民族不断向西南地区迁徙，其基本走向是由东向西的，与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南岭走廊”走向基本吻合。现在分布在中国广西、云南、贵州、广东、海南、湖南南部的壮族、布依族、傣族、侗族、水族、仫佬族、毛南族、仡佬族和黎族，不论是语言或者习俗，都与古代百越系民族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早在辛亥革命前后，作为戏曲新类型的戏曲现代戏已经在河南出现，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已基本成熟，出现了《小二黑结婚》《朝阳沟》《人欢马叫》《社长的女儿》《游乡》《掩护》等影响广泛的作品。文化大革命期间，它的前进和探索出现停顿。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整个戏曲事业随改革开放大潮砥砺前行，河南戏曲现代戏也开始了长足发展。至今已过40个春秋。
百越系民族除了自东向西迁移外，其中一些部落北上到达巴蜀乃至更北的地区⑦。其北上是从江汉平原沿长江及其支流进入蜀地的，但“五尺道”及其南下支线“牂牁道”是他们迁徙的主要通道。据文献记载，秦汉时期从“僰道”向西南有“五尺道”通滇，向东南有“牂牁道”通南越，“南越”就是越人主要居住的地区。壮侗语族民族也有一些通过“灵关道”进入藏彝走廊，如壮族、布依族，现已北上至凉山州南部会东及木里诸地。
除了《华阳国志》提到的上述两大民族集团之外，西南地区还有“百濮系民族”。文献记载百濮系民族最早的活动于长江以南地区。西周末年以后，随着楚在江汉地区的崛起，濮的活动范围逐渐缩小[16]，不断南向、西向、西南向迁徙，大量进入了今川滇黔地区。到了唐代，《通典》中记濮人有“尾濮、木棉濮、文面濮、折腰濮、赤口濮、黑僰濮”等不同支系。现在大多数学者认为，生活在云南南部的佤、布朗和德昂是历史上“百濮”的后裔，如尤今先生认为：“属于百濮即孟高棉的部落群体，便主要活动在西南地区。”[5]11郭净等学者也认为：“濮人又称‘百濮’，他们中的一部分应为孟高棉语族的祖先，其分布区大体在云南南部与中南半岛相接的地带。”[17]申旭、刘稚也说：“从语言系属来看……孟高棉民族源于百濮。”[18]最近有学者认为江汉之南的濮人及南迁之百濮与云南西南部之濮人是名同实异的两个不同的民族群体，前两种濮人大部分与百越相融合发展成为今天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民族[19]，后者在历史上被称为“苞满”和“闽濮”，是云南孟高棉语族佤、布朗、德昂等三个民族的先民[20]。但是孟高棉语族与濮人有关是不争的事实。百濮系民族的迁徙是通过南方丝绸之路“永昌道”来进行的。
“三苗系民族”是现在“苗瑶语民族”的先民，主要生活在长江以南的洞庭湖和鄱阳湖之间，秦汉时期其先民“长沙武陵蛮”大量向西南迁徙，成为西南的世居民族。其中有部分沿着“五尺道”北上，现在川南、滇西北的苗族就是他们的后裔。据调查，四川苗族的《指路经》送亡魂回“那里谷能熟，那里稗能生，那里粮能吃，那里粮能吞”[21]的“祖居之地”，可能指的就是他们曾经生活过的洞庭湖和鄱阳湖地区。
南方丝绸之路“永昌道”经过地区生活的民族就更加复杂，除了氐羌系民族中的阿昌族、景颇族、拉祜族和基诺族等是通过这条古道迁居到现居地滇西南，百越系民族傣族也从这条道路北上，生活在保山地区与怒江州毗邻的地带，在金沙江河谷滇川交界的地区也有分布，在雅砻江的支流安宁河谷则已北上到西昌以及昭觉一带。[22]
上述民族除了在中国境内有大量分布外，汉藏语系的三个语族一直迁徙到中南半岛，成为跨境民族。藏缅语民族在东南亚国家都有分布，如越南的倮倮族、阿卡族，缅甸和泰国的傈僳族，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的拉祜族，缅甸的克钦族、曼达族、怒族、日旺人等，同我国的彝族、哈尼族、傈僳族、拉祜族、景颇族、阿昌族、怒族、独龙族是同宗同源的民族；门巴族和珞巴族在尼泊尔、印度等南亚国家也有分布。壮侗语民族在中南半岛多称泰语族或泰—卡岱语族，越南的岱依族、侬族与中国的壮族有着密切关系；缅甸的掸族、老挝的佬族和泰国的泰族与中国的傣族为同一民族，我国的布依族、仡佬族在越南也有分布。苗瑶语民族的苗族和瑶族在越南有广泛分布。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重要生活在东南亚，其中佤族主要生活在缅甸佤邦，布朗族主要分布在缅甸、老挝等国，德昂族在缅甸称崩龙族，有大约60万人。这些生活在东南亚和南亚的跨境民族也有迁徙的历史记忆，而迁徙的通道也是南方丝绸之路经过的地区。
从自身出发，做一位爱阅读的家长。读书并不是孩子一个人的事，家长只需要给孩子推荐书、买书，然后让孩子自己读就万事大吉的思想是不可取的。认为孩子的书是小儿科，大人读孩子的书太低级，这种思想也是片面的。
在举行节庆期间，不同国家民众也相互参与，如老挝勐新那罕、诺混和塔抛等寨子的傣泐人经常前往西双版纳参加那里举行的各种节庆活动[61]；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河口县桥头乡老街子、老卡两个村委会与越南老街省孟康县花龙乡山水相连，边界两侧的苗族共同举行的最隆重的节日花山节，国界一侧的苗族前往另一侧与本民族同胞进行庆祝活动。[62]德宏州景颇族目瑙纵歌节和傣族泼水节提升为国际性节日后，每年均有缅甸的克钦族同胞入境欢度佳节。如2012中国·德宏景颇族国际目瑙纵歌节，除了国内嘉宾以外，还邀请了来自缅甸、泰国、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316位嘉宾。2015弄岛等嘎伍陆央国际目瑙纵歌节，入境共度佳节的缅甸克钦族同胞有2500多人。
二、南方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
南方丝绸之路上的民族迁徙，不仅形成了现在西南地区多民族、多族群交错而居，多文化、多语言相互交融的分布格局，而且带来了文化的交流。南方丝绸之路经过的地区不仅是上述民族集团(同源民族)内部和不同民族集团(异源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重要空间，而且是中国文化与东南亚文化、南亚文化交流的广阔舞台。
沈侯尝了一口，“不错！你们女生可真能折腾，我们男生就用开水泡一泡。”因为锅很小，一次只够煮一包面，颜晓晨开始给自己下面，沈侯一直等着。颜晓晨说：“你怎么不吃？方便面凉了就不好吃了！”
在民族迁徙的过程中，上述古代民族集团的文化开始互动。如氐羌系民族南迁的过程中，不断吸收土著民族文化元素，形成了南北文化交融的现象[23]。近年来考古发现证实了这种交融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开始，如汶川姜维城和理县建山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夹砂陶次之，也有泥质红陶和部分橙胎彩陶，其纹制与制作方法与甘青马家窑文化极为相似，显系受西北古文化影响所致[24]；在岷江上游的汶川、理县、茂县、黑水、马尔康诸县，大渡河及其支流青衣江流域的汉源、宝兴等县，雅砻江和金沙江流域的炉霍、雅江、木里、盐边以及巴塘等县，乃至滇西北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区发现的石棺葬，与青海民和县发现的一批属于西周晚期至春秋前期的辛店文化甲组遗存石棺葬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25]。卡约、寺洼及辛店文化是以羌人为主体的西戎部落的遗存[26]，古代氐羌系民族在南迁中沿藏彝走廊将这种葬式传播到西南地区。还有很多氐羌文化南移的例证，如在雅砻江支流安宁河流域发现的西昌礼州遗址，出土了一种双联罐，与甘肃临夏齐家文化的一种双联罐极为近似[25]。最典型的例证是位于西藏昌都的卡若遗址，距今约3800-4500年，是西藏高原上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典型。从该遗址出土的打制石器、磨制石器以及陶器看，与甘肃、青海黄河上游的古代文化如马家窑、半山、马厂系统等时代相近的文化有密切的关系。童恩正先生据此推断，“卡若文化中有土著文化与北来文化两种因素融合的现象，表明澜沧江在古代曾是民族迁徙的途径。”[27]分布于龙陵县怒江流域、昌宁、保山、澜沧江西岸福贡等地的忙怀型文化中所出土的石铲，则见于兰州、昌都、雅安等地，故推断此种文化应是当地土著濮人与南下的羌人所共同创造的。[28]对氐羌南迁及其与藏缅语族各民族的关系问题，格勒先生在其著作《藏族早期历史与文化》中有深入分析[29]，在此不再赘述。
展示时让学生说一说每一步所表示的意义。在肯定三种方法都可以的前提下，让学生进一步观察三种解答方法，哪一种计算比较简便，理解起来更容易，通过讨论后，归纳出第一种是把比转化成份数解决起来容易理解和第三种把比转化成分率也容易理解。这样的教学，当学生探寻了优化思维的过程之后，当学生明白了解题的道理之后，毫无疑问，学生的思维得到了进一步的优化和升华。
这些材料说明，氐羌系民族在迁徙的过程中，不仅将自己的文化传播到了移居的地区，而且还吸收了当地土著文化的文化因子，形成了藏缅语族民族文化内核相同但文化表征有异的“同源异流”现象。
在民族迁徙的过程中，上述民族集团开始了族际的文化交流。在西南地区，除了发现北方文化通过藏彝走廊南下外，南方文化也通过藏彝走廊不断北上。如雅砻江支流安宁河流域考古发现一种大石墓，其分布北至大渡河流域的石棉、汉源，南至云南的姚安等地。据研究这种大石墓为战国至汉代濮人系统的居民所创[30]，根据前引学者“江汉之南的濮人及南迁之百濮大部分与百越相融合发展成为今天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民族”的观点，大石墓在安宁河、大渡河、金沙江流域的出现，证明了壮侗语族的先民由南向北迁徙的事实[31]。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百越文化”的西移，在滇西南的梁河、潞西、瑞丽一线都有磨光双肩斧、和夹砂印纹陶出土，出土陶器有鼎豆、罐、钵等，这一地区生活的是滇越先民，与华南其他百越地区的考古文化非常相似[33]，说明了百越文化随着族群的迁徙一直影响到了中国西南极边地区。
由于族群迁移而形成的族际文化互动，在西南地区表现非常突出，在壮侗语民族的文化中，能发现氐羌文化的影子；同样在藏缅语民族中，也能发现百越文化的因素；甚至孟高棉语民族中，也能发现氐羌文化、百越文化的影响[34]。
更为重要的是，历史上的“蜀身毒道”东路“五尺道”和西路“灵关道”在大理会合后西行，从保山的腾冲或德宏的瑞丽进入缅甸克钦邦(Kachin)，古称“永昌道”。然后经印度阿萨姆邦(Assam)进入恒河流域，经过巴基斯坦，在阿富汗与北方丝绸之路会合⑧；“五尺道”的延伸段“进桑道”和“步头道”，沿红河至越南河内，可从北部湾入海[35]；“五尺道”(“僰道”)向东至夜郎的“牂牁江道”(夜郎道)继续向东沿北盘江与南岭走廊贯通，最后到达广州，与后来的海上丝绸之路会合[36]。这样南方丝绸之路就成为中国西南地区与南亚、东南亚文化交流的通道。
这种跨境的文化交流早在汉武开边之前就已经发生。如郭开云、江章华、霍巍、王黎锐、肖明华、李学勤、颜信、邱登成⑨等学者的研究都指出，早在青铜器时代中国境内尤其是西南地区，出现了大量的具有南亚、西亚风格的器具、物品，证明了南方丝绸之路在中外文化交流中起到了桥梁作用。段渝先生经过长期的研究发现：“商代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雕像群和金杖、金面罩，由于上源既不在巴蜀本土，也不在中国其他地区，但却同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等世界古代文明类似文化形式的发展方向符合，风格一致，功能相同，在年代序列上也处于比较晚的位置，因而就有可能是吸收了上述西方文明区域的有关文化因素进行再创作而制成。”[37]还有学者认为：“三星堆文化应是在本地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中原商文化和西亚古老文明因素而形成的一种复合型文化。”[38]另外，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还出土了海贝，这些海贝和西昌境内瓦打洛遗址出土的商代海贝、大理沙溪鳌凤山出土的春秋战国海贝、盐源出土西汉海贝、西昌出土宋元海贝都来自“出齿贝”的大婆罗门(迦摩缕波国)和小婆罗门(南部印度地区的曼尼坡伊姆法尔)和骠国[39]。童恩正认为：“中印古代交通的研究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它关系到关于两大文明中心之间早期文化交流的研究。这两大文明不是传统上的印度文明和中国北方文明，而是印度文明和中国西南文明。”[40]
汉武帝开拓西南夷之后，这种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后汉书·西南夷传》所载永昌郡盛产蚌珠，其实主要产自今缅甸丹老海岸。到了魏晋时代，从大秦东南通交趾，有水路通益州，“永昌郡多出异物”⑩，而这些异物，就是通过南方丝绸之路运送到中原地区。汉代以降，成都、雅安、西昌、大理、永昌、腾冲等地方不仅是商品贸易的中心，而且是文化交流的中心。往来于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商贾，既有来自蜀滇的马帮，也有来自异国的商队。他们除了携带着大量的物资，翻山越岭，涉水渡江，把商品运送到其他地区，还将自己的文化传播到异国他乡。
当然，这种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李昆声先生发现，新石器时代云南的有段石锛、有肩石斧、有肩有段石锛对越南下龙文化(Ha Long Culture)有较多影响；春秋时期铜鼓在云南滇西至滇中起源后迅速传播到越南和泰国、印尼等东南亚国家；战国秦汉时期，已有南亚侨民居住在云南，并有来自印度的蚀花肉红石髓珠和“林伽”在滇池地区[41]。饶宗颐先生也认为，印度地区所发现的有肩石斧和有段石锛，是沿陆路从中国进入东印度阿萨姆地区和沿海路进入盘福加的。印度河文明哈拉巴发现的束丝符号，与理塘和四川汉墓所见相同，据此可确认丝织品传至域外。[42]
三苗系民族的民间传说中，都说自己是盘瓠的后裔，“历史上的盘瓤信仰其实可以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以‘由民族图腾崇拜到族源祖先崇拜’为主；另一种则以‘由民族图腾崇拜到部族英雄崇拜’为主。两种盘瓤信仰都发源于远古时期比较常见的一种动物图腾崇拜，而且一般认为盘瓠图腾的原型就是犬。”[55]也就是说盘瓠信仰既是图腾崇拜的遗存，又是祖先崇拜的表现，在苗族的“花山节”、瑶族的“盘王节”中，都有关于盘瓠的祭辞和仪式，可以说是苗瑶语族的文化，但是与其共生的壮侗语族的壮族、黎族等也有类似于苗瑶语族的“盘瓠”信仰，如壮族《龙王宝》、黎族《五指山传》等都是同类型神话。“这些神话的母题虽然与退敌立功的盘瓠神话类同，但主角却不是盘瓠，通常以狗和蛙等为主，可被称为盘瓠神话的‘非典型’叙事形态。”[56]这是异源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结果。
佛教文化的传入，只是南方丝绸之路上中外文化跨境互动交流的一个缩影。通过这条古道，中国西南地区和东南亚地区、南亚地区、西亚地区，建立了广泛的经济、政治联系，展开了广泛的文化交流，学界普遍认为，“南方丝绸之路”促成了巴蜀文化、中原文化、滇南文化、印度文化、西亚文化等多种文化的交流，实现了中西方最早的相互了解。[48]
三、南方丝绸之路上的节庆共享
伴随着南方丝绸之路的人员和物资的流动，大量外来文化和土著文化在这里碰撞融合，和谐共生，形成“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是世界文化交流史上最为丰富多彩的一个文明区域。在文化的碰撞和融合、排斥和吸收中，新的文化不断被生产出来，这种再生产既不是对其他文化照搬、移植或简单的改头换面，而是多种本土文化之间、本土文化与多种外来文化之间互相借鉴吸收，互相适应涵化，最后形成的一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共享文化，西南地区多民族共享同一节庆就是典型例证。
“传统节日是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它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是民众精神信仰、审美情趣、伦理关系与消费习惯的集中展示日。”[49]南方丝绸之路上民族的节庆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不同民族的节庆从内容到形式都打上了鲜明的历史烙印，表现出民族历史文化不断积淀过程，与民族的宗教信仰、思维方式、认知观念有着内在的联系，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色彩。但同时，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各民族的节庆文化也互相渗透、影响、吸收和融合，从而使得许多节庆活动都有跨地区、跨民族、跨国境的特征，形成了同源民族、异源民族甚至跨国民族的文化共享。
EPIC (erosion-productivity impact calculator)模型可以在多种气候情景、环境状况和管理制度下模拟上百种作物生长过程和产量。该模型由美国农业部自20世纪80年代提出以来,经过发展和完善,已经得到很好的应用。Cavero等使用EPIC模型成功模拟了大田加工番茄的生长和氮素吸收动态[11]。本研究以设施番茄为研究对象,尝试利用EPIC模型的作物模块,构建寡日照天气条件下的设施番茄生长模型,基于模型模拟的结果明确设施番茄生长对寡日照天气的响应过程,为设施番茄环境调控策略的优化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持。
整体来看,淮海经济区城镇化和旅游经济协调度较高,大部分地区均处于高或中度协调阶段．2005～2015年,淮海经济区城镇化和旅游经济的协调度基本保持着逐年增长的态势,且在总体趋势上的增长率较高,说明淮海经济区整体上城镇化和旅游经济的发展协调性向极度、高度协调发展．
百越系民族后裔普遍有对水、花、蛙等自然物的崇拜，如壮侗语民族壮族、布依族、侗族、水族、仫佬族、毛南族等有“花崇拜”“蛙崇拜”和“祖先崇拜”的观念和祭祀仪式，都有过“三月三”的习俗；都存在着以布洛陀神话、信仰和崇拜为核心，以布洛陀祭祀习俗为表现形式的文化活动。
其次，表现为异源民族的节庆共享。由于不同语族民族在迁徙之后与其他语族的民族杂居共生，所以不同文化互相影响、互相借鉴、互相吸收，成为共生民族共享的节日。如“上刀杆”原本是傈僳族、彝族、白族祭祀鬼神、祈求平安的祭祀活动，但由于文化的相互影响，在怒江州泸水县由傈僳族与彝族共享，在保山市腾冲县由傈僳族与汉族共同共享。其中腾冲的汉族是明清时期戍边将士受到当地傈僳族的影响，也参与和组织上刀杆活动，并且将这一仪式的祭祀对象转化为明代“三征麓川”兵部尚书王骥[54]。当下举行的刀杆节，是一个同一区域内多民族共享的节庆。
再如藏缅语民族的“火把节”文化影响到其生活地区的孟高棉语民族，佤族每年农历6月24日的“便克”节，虽然有自己的特点，但是当夜幕降临时，家家户户要点燃火把，竖在屋檐下，整个寨子亮如白昼，和其他民族的“火把节”非常相似。另外云南施甸、昌宁、永德等地的布朗族也在每年农历六月二十三至二十四日举行火把节。
除了这些物质文化的交流，精神文化的交流也日益深入。佛教传入中国，是南方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的重大事件。在佛教北传(通过北方丝绸之路)、藏传(尼泊尔北上进入青藏高原)、南传(从南亚传到东南亚地区，再北上传入我国西南地区)的三条路径中，南传的时间约为公元前3世纪初叶，比由北方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时间早了3个世纪[43]。大理是东西向南方丝绸之路和南北向茶马古道的交汇点，这一地区南诏国时期就开始信仰佛教密宗(当地叫做“阿吒力教”)。虽然大理佛教密宗的传入路线尚有争议，有中原传入说[44-45]、印度传入说[46]和西藏传入说[47]等不同的观点。但不管从哪里传入，其起源地是在古代的印度，传入的路线都是经过古代丝绸之路。西双版纳、德宏等地傣族、布朗族、德昂族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也是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传入云南南部地区的。
日间手术在国内医院早已不是新鲜词汇，尤其是妇儿日间手术，2001年武汉市儿童医院于国内率先开展时，就是从小儿外科手术做起的。
虽然子宫内膜异位症被认为是一种良性疾病，但它与恶性肿瘤有共同的特征，如组织侵袭和损伤、新生血管生成或向远处器官扩散。子宫内膜异位症与恶性组织相连，是判断子宫内膜异位症恶性程度的先决条件。组织病理学研究认为非典型子宫内膜异位症是良性子宫内膜异位症与癌症之间的过渡，因此子宫内膜异位症实际上是EAOC的癌前状态，而EAOC常见组织学类型为子宫内膜样癌和透明细胞癌。现从EAOC的流行病学、发病高危因素及发病机制等方面进行综述。
再次，表现为跨国民族的节庆共享。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南方丝绸之路都是联结中国和东南亚、南亚的通道，不同国家的民族文化有共同的象征符号，共享的精神内涵，共有的表现形式。在这条道路经过的地区生活的藏、壮、傣、布依、彝、哈尼、门巴族、拉祜、傈僳、景颇、阿昌、怒、佤、独龙、德昂、布朗、苗、瑶等18个跨国民族，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国家中，但是他们有着共庆的节日。如彝族火把节，景颇族目瑙纵歌节，哈尼族矻扎扎节、傣族泼水节、壮族“三月三”、苗族花山节、傈僳族刀杆节、拉祜族葫芦节、佤族木鼓节、瑶族盘王节、阿昌族阿露窝罗节，都是这些跨境民族具有深厚群众基础和国际影响力的代表性节日。
“泼水节”是傣泰语民族的传统节日，最早是在“旱季/雨季”转换过渡的节点上举行，它在岁时节令的自然周期中是一个以求雨为核心功能的“换季仪式”，有去旧迎新之意[57]，后受到佛教的影响，又成为一个以“浴佛”为主要内容宗教节日，所以这个节日又被称为“浴佛节”[58]。但是与其共生的藏缅语民族阿昌族和孟高棉语民族布朗、佤、德昂都过这个节日。居住在泰国北部的兰那泰人有800余万人，他们称泼水节为“宋干节”，也是在公历的4月中旬举行。主要节期有3天，节日活动跟我国的傣族基本相同，包括节前清洁打扫室内外卫生，焚烧旧衣服，节日中到寺庙中堆沙塔，插彩旗，供献花。晚辈要在长辈的手臂上、背上洒浸有花瓣的水，表示对长辈的美好祝福；长辈再将水淋在晚辈的头上，表示来自长辈的赐福[59]。缅甸景栋与中国云南的云南景洪地域相接、遥遥相望，有深厚的历史与文化渊源，这个地区每年也举行泼水节，并且保留了传统的仪式和内容，包括首日的巨大庆典和主会场的全天泼鼓、击鼓，第二天的送鼓和祭蛙，第三天的取沙、堆沙和第四天的佛寺祭祀仪式[60]。在不信仰佛教的傣泰民族文化圈里，虽然没有泼水节，却有着类似的祈雨祭仪。
综上，南方丝绸之路是一条民族迁徙的通道。这些道路的主道及其支线，织成了一张密密麻麻的交通网，自古以来就是藏缅语族诸民族南下和苗瑶、壮侗、孟高棉语族诸民族西进、北上的交通要道。西南地区是我国古代民族流动最频繁的地区，为这一地区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可能性。
南方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互动交流，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到近代以后，基本上形成了民族交错杂居、文化多元融合的局面。这种文化互动到今天还在继续，尤其在当下南方丝绸之路上的民族节庆中表现最为明显。
首先，表现为同源民族的节庆共享。例如，氐羌系民族(藏缅语族各民族)从中国西北河湟一带沿着藏彝走廊自北而南迁徙，由于他们的生活的地区多在高原的崇山峻岭之中，所以他们形成了对山岳的崇拜，其后裔藏族、羌族、纳西族、傈僳族都有与“山神”相关的信仰和祭祀仪式。虽然祭祀时间、祭山仪式有所差异，但都是地域社会非常重视的大事。在藏族社会中神山崇拜是最普遍的信仰[50]，几乎每个藏族村子都有自己的山神，不同村子组成的部落也有部落共同的山神，每个地域又有更大的山神。羌族每个村寨也有自己的神山，每年两次的“祭山会”也是典型的祭祀山神活动[51]。纳西族的“三朵节”所祭祀的“三朵”，就是玉龙雪山的山神。傈僳族也信仰山神，如维西县巴迪乡的傈僳族每年都要举行传统春节祭山祈福活动。怒族也有祭祀山神的活动，兰坪县菟峨区的怒族举行的“祭山林节”，一般六、七月间在山上的“神林”前举行。甚至已经迁徙到滇南勐海县的拉祜族，每年伐林垦荒，必先祭山。彝族的山神信仰非常普遍，如楚雄州永仁县迤帕拉村有村寨山神、家族山神、祖坟山神[52]，云南昙华山彝族认为山神不仅是当地彝族最早的神灵，而且是彝族先民心目中最大的神[53]。
除了山神信仰之外，氐羌系民族因为生活在高山深谷间，天气寒冷，他们也崇拜火，有各种与“火有关”的各种祭祀仪式，火把节就是其中的代表。其后裔彝族、白族、纳西族、拉祜族、僳僳族、哈尼族、基诺族、普米族、阿昌族等，都有举行火把节的传统，虽然起源传说、仪式过程有细微的区别，但时间都在农历6月24-25日，可以说是所有藏缅语族彝语支和部分羌语支民族共同的节日。
由小团队构成大组织是一场打破传统企业模式的变革，西方企业有稻盛和夫的“京瓷”，国内有海尔作为赋能实践的领先者，张瑞敏主张从内打破，将原来的自主经营体变为独立核算的“小微企业”，目前海尔已有3000多个小微，相互独立，构成了共创共赢的生态圈，是海尔一场向死而生的管理范式颠覆。另外还有快时尚服装品牌——韩都衣舍，采用“大平台+小组”的做法，由服务平台为小组提供服务支持和保障等赋能工作。集研发、采购及销售为一体的产品小组(又称蚂蚁军团)作为品牌的创客主体，回归组织的中心，使得传统组织对于员工的外在激励变为员工的自激励、自驱动。
四、结语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南方丝绸之路”是氐羌、百越、三苗、百濮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迁徙的通道和杂居的地方。由于迁徙带来了不同地域的民族共生，其后裔藏缅语民族、壮侗语民族、苗瑶语民族、孟高棉语民族的文化在这条古道上不断交流、互动、涵化、融合，使得中国西南地区成为一个多元文化交汇之地。生活在这里的民族，因为文化的共享而跨越了民族的边界，在历史上形成了各民族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状态，建设了经济互补、语言互通、文化互动的共生社会，形成了跨族的“地域认同”。这种“地域认同”不断扩大，形成更为广泛“国家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其发展也是在国家认同的基础上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今天，冲破民族主义的藩篱，鼓励民族之间、文化之间更加深入、广泛的交流交融，是南方丝绸之路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同时，作为沟通古代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南亚乃至西亚的通道，历史上沿线不同的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在借助南方丝路网络进行各中物资交换和贸易活动中，实现了各种文化交流汇聚，使中国文化与东南亚文化、南亚文化甚至西亚的互动与交流，为当下不同国家的民族文化共享提供了历史基础，正如学者王铭铭所说：“南方丝绸之路沿线处于中央版图边缘地带，一方面跨境而居，与当地土著在物品上互通有无，语言上交流通畅；一方面受到中央王朝管控，遥远的王权管控远达于此，在政令上畅通有效，儒学传统文化远播于此，通过人员交流、物品交换，在上下一体的秩序中，核心、中间、海外三圈间文化出现了上下纵横勾连。”[63]这种文化共享消弭了国界的区隔，增强了跨境民族的认同和信任，是“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典型案例，不仅可为当下的“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历史经验，而且为当下世界由民族共同体到地域共同体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转变提供实践策略。
注释：
①“蜀身毒道”这一名称可见于《史记》《汉书》《华阳国志》等史籍。
②较早以“西南丝绸之路”称这条道路的学者是陈炎先生，见其《汉唐时缅甸在西南丝道中的地位》一文,载《东方研究》1980年第1期。
③参见方国瑜《方国瑜文集(第4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38-369页；任乃强《中西陆上古商道——蜀布之路》，《文史杂志》1987第1期；段渝《古代中印交通与中国丝绸西传》，《天府新论》2014年第1期；陆韧《云南对外交通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
④《安顺府志·普里本末》。
⑤《蛮书》卷四《名类第四》。
在本次的设计工作开展过程中，充分地将城市的建筑开发与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进行了有效融合。从设计区域至外部交通以及空间层面都十分符合生态建筑理念，湿地公园水岸与周边城市居民之间相互呼应的效果十分贴合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目标[1]。具体而言，在进行景观设计时，使用的是一种几何抽象的折线形湖水纹样斑块，然后在其中融入了工程当地的文化符号以及生态环境形象。另外一方面，在进行生态湿地设计时，需充分与城市的发展理念相融合，为城市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休闲与绿化空间，同时也为当地的旅游、绿化生态带以及经济活力提供了有效的发展活力。
⑥关于越人的记载，大量出现于汉文史籍。如《越绝书·外传记越地传》卷八：“大越故界浙江”，“滨海之民，独以鸟田”。《汉书·货殖列传》：“辟犹戎翟之与于越，不相入矣。”《史记·东越列传》：“孝惠三年(前192年)，举高帝时越功曰：‘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甄，世俗号为东甄王。”今浙江温州一带。《史记·东越列传》：“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山海经》郭璞注：“既在闽海中，郁林郡为西瓯。”；《淮南子·人间训》说：“(秦师)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宗。”“西呕”当即“西瓯”，今广东西部及广西等地。《战国策·秦策三》蔡泽说应侯：“吴起为楚悼王南攻杨越。”；《史记·南越尉佗传》：“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史记·南越尉佗传》：“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旧唐书·地理志》载郁江流域的贵州、播州为“古西瓯、骆越所居”。《史记·大宛列传》：“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掠汉使，终莫得通。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百越”一词始见于战国后期吕不韦(?—公元前235年)命宾客写成的《吕氏春秋·恃君览》。
⑦这种观点最早见于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史》，中华书局，1939年版。建国后童恩正的《古代巴蜀》和董其祥的《巴史新考》等著作对此有详细的考述。
⑧参见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梁启超《中国印度之交通》、方国瑜《云南与印度缅甸之古代交通》等著作。
⑨参见郭开云《姚安地区的青铜文化》，载《南方丝绸之路文化论》，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204-211页；江章华《对盐源盆地青铜文化的几点认识》，载《三星堆研究(第二辑)》，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45-157页；霍巍《盐源青铜器中的“一人双兽纹”青铜枝形器及其相关问题初探》，载《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集》，巴蜀书社,2008年，第332-342页；王黎锐《保山青铜器述略》，载《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集》，巴蜀书社,2008年，第362-373页；肖明华《南丝路上的云南青铜文化》，载《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集》，巴蜀书社，2008年，第356-361页；李学勤《论繁蜀巢与西周早期的南方经营》，载《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集》，巴蜀书社,2008年，第3-5页；颜信《南方丝绸之路与古蜀对外关系探研——以古蜀和古印度间经贸关系为例》，载《中华文化论坛》2012年第1期，64-69页；邱登成《从三星堆遗址考古发现看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载《中华文化论坛》，2013年第4期。
研究组70例患者，15例患者尿蛋白呈阳性，阳性率为21.4%；12例尿胆红素呈阳性，阳性率为17.1%；9例患者尿糖呈阳性，阳性率为12.9%；14例患者尿酮体呈阳性，阳性率为20%。对照组70例健康者，1例患者尿蛋白呈阳性，阳性率为1.4%；0例患者尿胆红素呈阳性，阳性率为0；0例患者尿糖呈阳性，阳性率为0；0例患者尿酮体呈阳性，阳性率为0。两组尿常规检测的阳性率比较，研究组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⑩《魏书·西域传》。
参考文献：
[1]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M].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1955.
[2]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1980(1).
[3]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4]马成俊,王含章.中国民族走廊与国际民族通道:另一种视角看丝绸之路[J].中国民族，2017(4).
[5]尤中.云南民族史[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11.
[6]李昆声.论云南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关系[J].史前研究.1985(1).
[7]罗世泽.木姐珠与斗安珠[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
[8]方国瑜.彝族简史[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6.
[9]余若瑔.且兰考[M].台北:台湾联合报文献基金会国学文献报,1992.
[10]尤中.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49.
[11]方国瑜,和绍武.纳西族的渊源、迁徙和分布[J].民族研究.1979(1).
[12]丽江木氏宦谱[G].丽江县图书馆整理翻印,1958.
[13]张泽洪,廖玲.西南民族走廊的族群迁徙与祖先崇拜——以《指路经》为例的考察[J].世界宗教研究,2014(4).
[14]编写组.景颇族简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3:8-27.
[15]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哈尼阿培聪坡坡[M].昆明:民族出版社,1986.
[16]舒向今.试探考古学上的濮文化[J].民族研究,1993(1).
[17]郭净,段玉明,杨福泉.云南少数民族概览[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6.
[18]申旭,刘稚.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跨境民族[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6.
[19]段丽波.濮、越民族考[J].学术探索,2007(3).
[20]段丽波,龙晓燕.云南百濮考——一个需要重新思考的民族源流问题[J].思想战线,2009(4).
[21]古玉林.四川苗族古歌[M].成都:巴蜀书社，1999:188.
[22]李绍明.傣族北上入川实例[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3).
[23]李绍明.论西南丝绸之路与民族走廊[C]//江玉祥.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第二辑)[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89-102.
[24]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四川理县汶川县考古调查简报[J].考古,1965(12).
[25]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C]//南方文明.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362-393.
[26]俞伟超.关于卡约文化与辛店文化的新认识[J].中亚学刊(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
[27]童恩正,冷健.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及其相关问题[J].民族研究,1983(1).
[28]耿德铭.怒江中游考古综说[C]//南方丝绸之路文化论.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
[29]格勒.藏族早期历史与文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200-248.
[30]江应樑.傣族史[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
[31]李绍明.邛都夷与大石墓族属问题[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1(2).
[32]李绍明.凉山渡口瓮棺葬及其族属问题[J].四川文物,1984(4).
[33]耿德铭.怒江中游考古综说[C]//南方丝绸之路文化论.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
[34]李晓斌,龙晓燕,段丽波.以濮人、孟高棉民族为中心的云南古代族际关系考释——结合少数民族遗传基因的多学科研究[J].学术探索,2007(4).
[35]严耕望.汉晋时代滇越道[J].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85(1).
[36]纪宗安.试论南方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C]//中外关系史论丛(第四辑).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
[37]段渝.南方丝绸之路与中西文化交流[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8-13.
[38]施劲松.三星堆文化的再思考[J].四川文物,2017(4).
[39]张弘.试从南丝路沿线出土海贝情况来探求古蜀海贝的由来[J].兰台世界,2009(6).
[40]童恩正.古代中国南方与印度交通的考古学研究[J].考古,1999(4).
[41]李昆声.中国云南与东南亚南亚的经济文化交流——自远古至战国秦汉时期[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1).
[42]饶宗颐.梵学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353-355.
[43]郭来喜.连结中原与南亚的西南古道[J].大地地理杂志,1990(10).
[44]李霖灿.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M].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67:31.
[45]蓝吉富.阿吒力教与密教——依现存之大理古代文物所作的考察[C]//云南大理佛教论文集.台北:台湾佛光出版社,1991:168.
[46]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2.
[47]周泳先.凤仪北汤天南诏大理国以来古本经卷整理记[C]//李家瑞.大理白族自治州历史文物调查资料.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58:7-21.
[48]李远国.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宗教文化交流[J].中华文化论坛,2008(S2)．
[49]萧放.传统节日：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5).
[50]英加布.域拉奚达与隆雪措哇：藏传山神信仰与地域社会研究[D].兰州大学学位论文,2013.
[51]钱安靖.羌族的祭山会[J].宗教学研究,1983,(4).
[52]高金和,李小梅.永仁彝族的山神信仰——以永仁县迤帕拉村为例[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5(8).
[53]李开春,杨甫旺.神性与世俗:彝族山神崇拜与生态保护——以云南昙华彝族山神崇拜为例[J].西昌学院学报, 2018(2).
[54]李光信.腾越文化研究[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155.
[55]李方.建构与嬗变：历史变迁视野中的盘瓠信仰[J].民族研究,2017(3).
[56]李斯颖.盘瓠神话与其多元化仪典演述探析[J].民间文化论坛,2018(3).
[57]安琪.傣族泼水节的神话与仪式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12(4).
[58]褚建芳.制造传统——关于傣族泼水节及其相关新年话语的研究[J].开放时代,2010(2).
[59]张亚席.民俗比较视野下的泰国宋干节和中国泼水节[D].赣南师范学院学位论文，2013.
[60]杨民康.云南景洪与缅甸景栋泼水节仪式音乐比较研究[J].民族艺术,2014(6).
[61]Laos ：Culture and Society [M].edited by Grant Evens, Thailand:Silkworm Books, 1999:158～159.
[62]唐雪琼,钱俊希,杨茜好.跨境流动视阈下的节庆文化与民族认同研究——中越边境苗族花山节案例[J].地理科学进展,2017 (9).
[63]王铭铭.经验与心态——历史、世界想象与社会[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303.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391(2019)04-0017-10
DOI: 10.3969/j.issn.1674-9391.2019.04.002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白马藏人古歌搜集、整理与研究”(18BMZ04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王万平， 大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民族理论与政策、民族历史与文化、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云南 大理 671003
收稿日期： 2019-04-16
责任编辑：许瑶丽
标签：南方丝绸之路论文; 民族迁徙论文; 文化流动论文; 文化共享论文; 大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