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世纪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几个问题论文,学者论文,世纪论文,经济学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20世纪这百年间马克思经济学的历史回顾，对于理解马克思经济学的当代意义极其重要。显然，这一历史回顾不能只限于中国学者的理论成就和学术成果，也要关注国外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的学术探索和理论建树。在我国学术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视阈的“盲区”之一，就在于对西方学者关于马克思经济学所做的多方面、多视野研究的缺乏和偏见。在经济思想史和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的教学中，缺乏对西方学者研究的了解和理解，就难以对20世纪经济思想史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做出整体的理解，也难以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做出整体的把握。近年来，我在主编《百年论争——20世纪西方学者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述要》(三卷本)的过程中，一直注重于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课题的探索和思考，形成了一些初步心得。 一、理解20世纪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视点 对20世纪西方学者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探索，要确立两个基本的视点：一是关于“马克思经济学”(Marxian Economics)限界的视点；二是“西方学者”范围的视点。 1.对“马克思经济学”限界的理解问题 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立者，“马克思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Marxist Economics)的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是“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流域。 “马克思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就是马克思创立的经济学基本理论。这些基本理论构成马克思经济学体系主要的和基本的概念、范畴和原理，是马克思实现的经济学科学革命的最显著的标识，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构件和主要支柱。显然，全面把握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全面理解19世纪40年代及之后40年间马克思实现的经济学科学革命意义的基点，是认识一个半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现的科学理论和科学精神的基础，也是现时代发展和拓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对马克思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理解和研究的主要思路和方法之一，就是综合分析国内外学者有关马克思及马克思之后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研究成果，以及据此而形成的各种理论流派和思潮，特别是20世纪发生的重要理论的论争和新提理论的探索，重要理论争论各方的主要观点、分析方法和学术背景、争论结果及其影响的评价，等等。 与“马克思经济学”相对应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是指“把其方法论和研究建立在卡尔·马克思基础上的那些较为近期的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其中心论题首先在于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本质上的矛盾，这种矛盾指的是由资本主义制度结构产生的根本上的失灵，而不是某些和谐机制上表现出来的‘不完善性’”。其次，在于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结构的核心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剥削关系。这种在其结构上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关键性影响的冲突，在各方面都得到了发展，在技术形式方面已发展到采取国家政策的形式”。再次，在于认为，“对作为这一制度动力的资本积累，不能只从量上加以分析，它所引起的经济结构上的变化受到阶级关系的影响，反过来促进阶级关系尖锐化”。最后，在于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尽管会发生一些变化，但“资本主义的根本逻辑仍然没有改变，它的历史可以区分为以一系列的特殊的阶级关系、技术、国家政策和国际结构为特征的不同阶段”。①这一解说表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指建立在“马克思经济学”基础上的、由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发展起来的经济学，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的基本理论取向的统称。 2.对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探讨中“西方学者”范围的理解 这里的“西方学者”，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不仅包括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赞成者，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反对者，还包括那些热心于“沟通”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者，以及那些自称“价值无涉”的所谓“纯学术性”的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者。由不同学术流派构成的这些“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经济思想做出的不同方面、不同倾向、不同观点的解说和理解，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起着不同的作用。特别是这些“西方学者”之间在不同方面进行的不同倾向和不同观点的交流、交锋和交融，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更是起着重要的影响。 即使在自诩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西方学者”中，学术倾向也色彩斑斓、学术观点莫衷一是。如果从他们的政治立场、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差异来看，大体可以区分出三种主要的理论倾向或者说主要的理论流派。一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这些学者在政治上大多参加本国的或国际的工人运动组织或类似性质的组织、团体，有的甚至是这些组织、团体的主要理论家。这些学者自视能坚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在一些重要的理论结论及主要的研究方法上，则从属于他们所在的组织、团体的理论上的需要。如莫里斯·多布自20世纪20年代末之后的半个世纪，一直是英国共产党的重要理论家；埃内斯特·曼德尔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也长时期是第四国际的重要理论家之一。二是“激进的”社会主义者或“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们自认为能够坚持和运用马克思经济学原理，但在政治上同西方国家的工人运动和政党组织只在理论研究论题上有着某种联系。他们强调对马克思经济学的“重新研究”(restudying)和“重新塑造”(reshaping)。在这一类型的学者中，最有影响的有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三是“教授的”或“校园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们是以“纯粹”的学者、教授来看待和研究马克思经济学的，主张“赞成”(for)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成就，“反对”(against)马克思经济学自身的缺损和对马克思经济学非科学的理解，包括剔除他们认为的马克思经济学中已经“过时”或者“被扭曲”的成分。持这种倾向的较有影响的学者有M·C·霍华德、J·E·金等。② 对“西方学者”的马克思经济学倾向或流派的理解可能是多维度的。皮特·贝尔认为，在“西方学者”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上的差异往往来源于一些最基本的问题，特别是奠定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基础的一些历史悠久的哲学问题，对这些哲学意蕴的不同理解，可能成为政治上和理论上分歧的深刻基础。贝尔从马克思主义运动整体中区分出“西方学者”的不同理论倾向的“谱系”。这些“谱”系体现了赞成马克思经济学倾向的不同群体：“(1)那些有着激进的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人，他们把资本主义看做是不道德的、无法无天的、爱搞阴谋的，或导致人们异化的体制；(2)旧的‘左派’群体，在‘辩证唯物主义’中找到了共同的思想基础，他们参与到一种与‘资本主义生产规律’能够被用做‘实践’的指南相联系的马克思学(Marxology)的论争中；(3)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Hegelian Marxists)，受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激励，被吸引到黑格尔体系的整体性上来，并通过完善资产阶级社会理论把马克思置于黑格尔的计划之中，马克思成了理念实现的一部分；(4)根据资产阶级经济理论阅读《资本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解为一系列需要借助数理工具加以阐明的技术问题，从而去完成一系列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更好的理论”。③贝尔提出的这四个“群体”的区分，对于理解“西方学者”中马克思经济学不同学派是有一定意义的。 对“西方学者”中那些马克思经济学的反对者或质疑者，从其理论倾向上，也可以做出相似的理解和区分。卡尔·屈内把西方“学术圈”内马克思经济学反对者或质疑者的理论倾向划分为四类。第一类是那些讨论马克思的著述是为了驳斥马克思并指责马克思“固有的错误”的经济学家，其中重要的有庞巴维克、萨缪尔森等。第二类是那些追随琼·罗宾逊的“著名评论”的经济学家。这里所讲的琼·罗宾逊的“著名评论”就是：“向一个被认为是科学家的经济学家学习，必须把他对经济体系进行的描述中有效的内容和他服务于自己的意识形态而进行的公开的或无意识的宣传区分开来。”④这一经济学家群体在贬斥马克思经济学在社会和政治领域阐述的重要原则的同时，也力求使用马克思经济学思想内涵和结构中蕴含的启发性的建议。第三类是接受马克思经济学提出的基本问题，从而也在很大程度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点的经济学家，但他们并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这类经济学家中较为著名的有卡莱茨基、里昂惕夫等。第四类是那些最初的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济学家，随后开始朝着其他的方向发展，有的越来越疏远了马克思经济学，这类经济学家中包括马丁·布朗芬布伦纳和罗·林·米克等。 这里所说的“西方学者”在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倾向上的这些复杂组合，同20世纪马克思经济学命运的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屈内指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后的专业经济学家，试图忽视马克思已经不再是“荣耀的标志”，因为“试图忽视马克思的并不是由那些真正伟大的经济学家做出的。比如，熊彼特、里昂惕夫和马歇尔等都对马克思的成就表示了极大的钦佩。”屈内特别强调：“必须注意到，马克思的思想曾在保守主义思想界引起过一定的反响。作为重要的保守分子，哈耶克就曾鼓足勇气承认，通过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和施皮特霍夫，他受到过马克思的影响。”⑤屈内还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一部分就是资本过剩理论，而真正继承了这一理论的，却是一位铁杆保守主义者冯·哈耶克，他略有反常地但却是坦率地承认自己受到过马克思的影响……重要的不只是注意哈耶克的保守主义的结论，而要看到他对繁荣和萧条的原因的分析，这种分析和马克思的分析非常接近。”⑥即使是庞巴维克，他在对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激烈攻击的同时，仍然承认“在马克思体系的中间部分，逻辑的发展和连结呈现出一种令人赞叹的严密性和内在一致性……以其异乎寻常的逻辑连贯性，永远地确立了马克思作为第一流思想家的声誉。”⑦ 以上论及的两个视点，是对20世纪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理解的基本视点，也是对20世纪马克思经济学在西方命运理解的基本前提。 二、理解20世纪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经济学历史地位的多层面研究 对20世纪马克思经济学在西方发展的理解，难以依照西方学者所在的不同国家和地区，或者依照西方学者的不同理论观点、理论流派来展示他们的研究状况，较为适宜的是依照马克思经济学基本理论来展示西方学者研究和论争的主线和内容。按照马克思经济学基本理论，特别是按照《资本论》体系的主要理论，可以将20世纪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分为九个方面的基本理论，即关于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历史地位，关于马克思经济学对象和方法，关于劳动价值理论，关于货币理论，关于剩余价值理论，关于转形问题研究，关于利润、利润率和利润率趋于下降理论，关于资本积累和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关于危机理论等。 在这些基本理论中，关于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历史地位的评价，应该是居于首位的问题。在20世纪，几乎所有的西方经济学流派都对马克思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中的地位做过评价。各种评价上的差异，实际上是各经济学流派具有的不同理论趋向的集中体现。对西方学者在这一方面研究，我国学术界比较注重西方部分学者所做的正面的、积极的评价，目的是为了印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的理论影响；同时，也比较关注贬损马克思经济学的某些西方学者的观点，这是为了批判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潮的需要。在我国学术界，多有忽视的是对一些标榜“公正的”、“学术的”或“分析的”西方学者观点的关注，而这些由西方一些显赫的主流经济学家或有声望的“学院经济学派”提出的观点，反映了马克思经济学在西方面临的复杂的、多变的境遇。 自20世纪40年代初以来，琼·罗宾逊就对马克思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中的地位多有论述。她曾认为，马克思经济学和传统的正统派经济学之间的根本区别，“首先在于正统派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永恒的自然秩序的一部分，而马克思则认为它是从过去的封建经济过渡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转瞬即逝的阶段。其次，正统派经济学家主张社会各部分之间利益的调和，而马克思则以为在经济生活中，不从事劳动的财产所有人和不占有财产的劳动者之间的利益是冲突的。”⑧她认为，在危机、垄断和失业理论等方面，现代学院派经济学要向马克思“学习很多东西”；同时，现代学院派经济学也能向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一些有用的东西，如“用现代分析的更为准确和细致的方法来重新考虑马克思的论点”，可以澄清马克思学说中“许多费解之处，并且有助于显示它的优点和弱点”。⑨1973年，琼·罗宾逊在宣布西方主流经济学面临“第二次危机”⑩后又提到：“有学者谴责我把马克思看做‘博学的政治经济学家’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家’。我认为，任何人只要稍加浏览《资本论》或《剩余价值理论》后，都不会否认马克思是一位政治经济学家。”(11)琼·罗宾逊认为，马克思从哲学的立场出发研究政治经济学是非常必要的，在这样的研究中，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做出了“巨大的原创性贡献。”(12)如果现代马克思主义者不再对政治经济学感兴趣，并且不想去努力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那么几乎就没有任何领域可以讨论政治经济学了。基于上述判断，琼·罗宾逊对马克思经济学做了自己的解释，提出了她所认为的马克思经济学的价值。她在与约翰·伊特韦尔合著的《现代经济学导论》一书中认为：“马克思依据他自己的历史哲学，重新表述了李嘉图的分析。马克思的广阔思路使他的著作超出了古典学派经济学的狭隘界限，不过他的分析的重要因素仍是来自古典学派的观念。”(13)她对归为“古典学派”的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解主要在于：“从李嘉图以后，一直到19世纪最后25年，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支配了古典学派政治经济学的自由传统。穆勒的分析适合于中产阶级日益昌盛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资本家和地主的冲突已经缓和，而一种把社会描绘为趋向美好将来的分析，却没有强调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日益加剧的对抗。”就在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写作期间，穆勒的观点受到了一种“强调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基本矛盾”的“全新解释”的挑战，“这个新体系是卡尔·马克思建立的，他把李嘉图的许多思想同一般的社会和历史理论结合起来了”。琼·罗宾逊还提出：“马克思接受了李嘉图关于收入分配的许多思想的要旨，但是他断定李嘉图分析的问题不对头。要分析剩余产品的来源才能理解资本主义的性质，而剩余产品的来源不能单从技术关系方面进行探索。”(14)琼·罗宾逊的这些评价不仅影响了学院经济学派，也影响了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也是我们现在理解这一时期马克思经济学在西方发展的重要视界。 约瑟夫·熊彼特是20世纪上半期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的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对马克思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中的地位做出过独特的评价。熊彼特一方面承袭近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庞巴维克、瓦尔拉斯、马歇尔等人的理论；另一方面又与早期社会党人有过密切的关系。多布认为，这是理解“熊彼特的哲学观点、政治见解和经济学说渊源的重要依据。”(15)正因为如此，在对20世纪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探索中，需要认真地理解熊彼特对马克思经济学的评价。熊彼特曾指出：“关于批评马克思与拥护马克思的文献非常丰富。但是只有很少数的批评者深入到他的思想结构的最深处。”(16)熊彼特自己想成为一个深入到马克思的“思想结构的最深处”的批判者。在马克·帕尔曼看来，熊彼特在《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一书中，对马克思评价的目标就是试图分辨和甄别出马克思体系中有价值的内容，或者说试图对马克思体系进行“去芜存菁”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去芜存菁”的研究中，熊彼特批判的指向更多的可能是对一些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观点的不满。帕尔曼认为，真正让人感到惊讶的是两件事情：“第一，熊彼特的确在马克思体系中发现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内容；第二，尽管他发现了较无价值的东西，但熊彼特(和他的读者)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认为他们是马克思的学生。”在帕尔曼看来，熊彼特虽然“一般性地批判了马克思思想中的不完善之处，但事实他批判的几乎都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熊彼特可能第一个强调了“称为马克思的学生并不必然意味着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17) 英国学者博托莫尔认为，对于熊彼特来说，他“不仅对马克思本人的著作有渊博的知识，而且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的最重要的著作也有渊博的知识，在经济学领域更是如此”。(18)多布则认为，尽管20世纪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对马克思经济理论有着“强烈的反感”，但熊彼特却不乏“清醒的评价”。(19)多布认为，“约瑟夫·熊彼特在他的不朽的《经济分析史》中讲到马克思，‘作为一个整体，他的见解的完整性在每一个细节上都表现其正确，并明显地成为所有从事研究他的朋友和敌人领受智慧魔力的源泉’；另一处又说，‘在他的《资本论》第一卷问世时，在德国没有人在思想魅力或理论知识上衡量自己能够与他匹敌’。”(20)可以认为，熊彼特同其他主流经济学家不同的是，他不是在“反感”的驱使下对马克思经济学进行研究和评价，而是在力求周详了解的基础上对马克思经济学做出分析和评述的，这些分析和评述对我们全面地理解马克思经济学的当代价值和意义是有启迪的。 三、理解20世纪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经济学主要理论的研究 在以上提到的九个方面基本理论中，后八个方面构成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理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资本积累理论等，构成了马克思经济学的精髓和理论支柱，这些主题同马克思经济学在20世纪的几度“复兴”密切相关，是几次“复兴”的内在的理论动因。卡尔·屈内在对20世纪60年代中期马克思经济学在西方“复兴”原因的分析时认为，马克思经济学中存在着三个对现代经济学发展可能产生影响的因素，可能成为马克思经济学“复兴”的动因。这些因素，一是“马克思为现代宏观经济理论创建了基础”；二是“马克思不只是经济学研究中许多理论的先驱者，而且为继续发展这些理论奠定了基础”；三是“尽管马克思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问题上保持了沉默，但是马克思至少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对远至自动化时代的社会制度变革进行了概略的叙述”。(21)这三个因素涉及的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就包含在这八个基本理论之中。 这些基本理论呈现了20世纪西方经济学界对马克思经济学研究和争论的主要论题和延承脉络。如转形问题，就是20世纪西方各经济学流派，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之间多次探讨和激烈论争的理论主题。甚至可以说，转形问题争论的起伏跌宕，就是20世纪马克思经济学在西方命运多舛的写照，也是我们理解20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发展的主要线索。 西方学者所谓的“转形问题”(The Transformation Problem)，指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中论及的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理论问题。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理论是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发展的综合成果。一方面，生产价格作为价值的转化形式，对其形成机制和形成过程的理解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不理解价值实体、价值实现及其转化机制，就不可能搞清抽象层次上的价值向具体层次上的生产价格转化的逻辑过程。另一方面，生产价格中的平均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离开了剩余价值理论就不可能搞清剩余价值到利润、利润到平均利润的内在的转化关系。据此可以认为，转形问题论争实质上就是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地位及其意义的论争。 冯·博特凯维茨在1906年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体系中价值计算和价格计算问题》和1907年发表的《对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基本理论结构的修正》的文章中，(22)试图用一个联立方程组来完善马克思对价值到生产价格的量的转化关系的论述，特别是希望能找到一个数学模型，解决成本价格在按生产价格计算时的这种量的转化关系。博特凯维茨的论文在当时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直到1942年保罗·斯威齐在《资本主义发展论》一书中重提博特凯维茨这两篇文章时，(23)才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关注。同时，斯威齐也提出一个新的联立方程组，对博特凯维茨的论述做出补充。1948年，J·温特尼茨发表的《价值和价格：所谓转形问题的解决》一文，是英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者对博特凯维茨的第一次批判；莫里斯·多布1955年发表的《关于价值问题的探讨》一文、米克1956年出版的《劳动价值学说史的研究》一书和同年发表的《关于“转形”的若干问题的探讨》一文，以及塞顿1957年发表《关于“转形问题”》一文，都对转形问题做出了新的论述。这一时期对转形问题的探讨，大多是以“补充”或“完善”马克思既有理论为基本导向的，因而更多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圈子内”的有着显著的学术取向的论争。 1960年，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的出版，使得转形问题“开始从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构建的技术性批判，转向试图证明对经济分析而言劳动价值论是不必要的，而且应当被抛弃”的争论。(24)西方主流经济学营垒内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和新李嘉图学派，对转形问题提出了各自富有挑战性的争论。20世纪70年代初，转形问题争论开始围绕价值理论的“可行性和重要性”展开，“参与争论的学者的数目和多样性，以及所考察的理论问题涉及的范围，都使得这次争论成为漫长的经济理论历史上最为显著的争论之一”。(25) 新古典综合学派的代表人物保罗·萨缪尔逊，在1971年发表的《理解马克思的剥削概念：马克思的价值与竞争价格间所谓转化问题概述》等文，提出了他的“橡皮擦算法”，认为“马克思对工业再生产的模式的分析确实是原创性的”，但是，“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劳动价值论似乎是一种迂回，对于理解竞争条件下的资本主义是不必要的。而剩余价值理论对于不完全竞争和垄断竞争的这两个重要问题的分析，也几乎或完全没有帮助”。(26)他在一定程度打破了从庞巴维克开始沿袭下来的认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错误的观点，转而认为劳动价值论是对于理解生产价格和一般利润率完全是“不必要的、多余的”。萨缪尔森的研究同时受到赞成和反对劳动价值论的学者的质疑。1973年，森岛通夫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一书中，主要利用冯·诺依曼的线性规划技术，强调马克思的生产价格概念只有在产业是“线性相关”的情况下才是有效的，他以异质劳动和联合生产或固定资本时存在的理论上的困难为由，建议放弃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用冯·诺依曼的理论模型替代它。1974年，鲍莫尔《价值转形：马克思的“真实”含义》一文用一种新的形式考察了转形问题，认为马克思转形问题的真实意图是用一个数学模型说明通过竞争实现剩余在不同形式的资本之间收入分配的问题。(27)这样，转形问题似乎成了纯粹的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 在新李嘉图学派中，伊恩·斯蒂德曼在《依照斯拉法研究马克思》一书中，试图根据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中提出的基本理论和方法附和萨缪尔森的观点，认为均衡价格能够按照斯拉法的方法，直接从实物量体系和实际工资的计算中得出，利润率和生产价格的确定，完全不必求助于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劳动价值论是“多余的”和“不必要的”。当时对转形问题争论的这些变化，“在年轻的西方学者中产生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后果，这些学者现在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同新古典和新李嘉图主义经济学一样，可能值得进行数学分析。与此同时，他们被沿着斯拉法相同的思路进行的批判所感染”。(28) 这一时期的争论转变为新古典主义、新李嘉图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对抗，呈现出“三足鼎立”的局面。(29)对这三种基本方法、主要观点和根本立场的理解和把握，成为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探索转形问题的新的争论的关键。 应该看到，类似于转型问题(也包括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这样的争论，在西方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氛围中才能出现。在这种氛围下，对马克思经济学基本理论的质疑、反对乃至攻击才可能完全地暴露出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娴熟的数理经济方法也能得到广泛运用。这种氛围在当时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学界是不存在的。当马克思经济学受到过多的非学术性的“保护”时，就难以在直面各种理论和学派的交流、交融和交锋中推进自身的发展。当马克思经济学缺乏现代分析手段时，就难以在理论经济学质态研究向量化分析的转变中实现自身的时代化。在西方经济学学术氛围的复杂背景中，展示马克思经济学主要论题争论的思想史过程，是有利于澄清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历史发展的深层意义。 这八个方面的基本理论，突出体现了20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出的新课题，如利润率下降理论、经济危机理论等研究，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中“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经济学”的趋向。 四、理解20世纪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经济学“比较”问题的研究 20世纪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往往是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或各种流行的经济学派的“比较”为重要特征的。在这一“比较”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马克思和凯恩斯、斯拉法的“比较”。因此，在对20世纪西方学者关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理解中，需要把马克思和凯恩斯、斯拉法的比较研究作为专门的问题加以探讨。对马克思与凯恩斯、斯拉法的“比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20世纪中叶开始的“沟通”马克思经济学主张的显著标识。因此，对这一“比较”研究的理解，对于洞悉20世纪西方学者“沟通”马克思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的过程、观点、理论倾向等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的关系问题，在1936年《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问世后不久就有探讨。1938年，J·D·威尔逊就发表文章，强调马克思和凯恩斯之间存在“某种相似之处”，认为凯恩斯的资本边际效率同马克思的利润率密切相关，不同的只是凯恩斯是以长期因素作为分析的中心论据。(30)1939年，沃德发表的《马克思与凯恩斯的〈通论〉》(31)一文，强调了研究马克思对凯恩斯乃至现代经济学理论分析和叙述分析的重要性，阐明了两者在消费不足观点上的“相似性”，也指出了较之马克思的方法，《通论》在方法论上存在的相对肤浅及其主观主义倾向。更重要的是，沃德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日益增加的失业、垄断增强、危机、国际扩张)的成功预言，同凯恩斯缺乏这些预言相对照，说明凯恩斯的理论缺乏这些预见，势必使他不能将制度变迁因素融入到研究视野中。沃德还对凯恩斯和马克思的总体分析方法和部分理论内容的异同做了比较。20世纪40年代以后，马克思和凯恩斯的比较研究，成为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论题。 在对“凯恩斯是如何看待马克思”问题的阐述中，霍华德与金曾经认为，凯恩斯在《通论》中三处提到过马克思，其中一处只是简单地承认马克思是“古典经济学”这一术语的首创者；(32)另一处凯恩斯描写了1820年以后，李嘉图经济学是如何成功地排除了总需求不足这一观点：“它只能偷偷摸摸地存在于下层，生活在卡尔·马克思、西尔维·奥·格塞尔和道格拉斯少校这些不入流社会中。”这显然是对马克思的不敬重、深有偏见的说法。在最后一处，凯恩斯断言，与马克思不同，格塞尔已经明确地否定了“古典假设”(即萨伊定律)。格塞尔这样做就使得马克思本人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变成多余的了；格塞尔的论著中包含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凯恩斯以游移不定的口气得出结论：“后世从格塞尔那里得到的，将比从马克思那里得到的多。”(33) 在霍华德和金看来，凯恩斯对马克思并非一无所知，也不总是对马克思持蔑视态度。在1920年和1921年间或者1921年和1922年间，莫里斯·多布在当研究生时，曾在凯恩斯的房间里读到一篇论述马克思与剑桥政治经济学俱乐部的论文。多布回忆道，凯恩斯很赞许这篇论文，因为“他年轻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喜欢非正统思想”。(34)凯恩斯在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文章中，对马克思多有诋毁，提出过诸如“一个如此不合逻辑，如此空洞的教条怎么能对人的思想从而对历史事件有如此强烈和持久的影响”的质疑，等等。(35)但是，到1933年，大概在斯拉法的影响下，凯恩斯开始对马克思采取比较赞许的态度，在他关于古典货币理论的演讲中，婉转地提到马克思对实现问题的阐述，而且发现马克思和马尔萨斯在有效需求问题上的密切相似之处。特别是在写于1933年的《通论》第一稿中，凯恩斯对马克思做过近乎正确的理解。他认为：“合伙经济和企业家经济之间的区别，同卡尔·马克思所做的大量观察有某种关系，——尽管其后他对这一观察的利用是相当不合逻辑的。他指出，在现实世界中，生产的本质并不像经济学家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如W-G-W′的情形，即把商品(或劳务)换成货币是为了获得另外的商品(或劳务)。这也许是私人消费者的观点，但不是商家的看法，后者认为是G-W-G′的情形，即抛出货币换取商品(或劳务)，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货币。”凯恩斯接着指出，这一观点的意义在于：企业家对劳动力的需求依赖于生产预期的可获利性，而不取决于对人类需求的直接满足。在一个长脚注中，凯恩斯做了进一步阐述，G′超过G的余额，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的源泉。令人不解的是，在经济理论史上，那些数百年来以这种或那种形式用古典公式W-G-W′反对G-W-G′公式的异教徒们，或者倾向于相信G′总是并且必然超过G，或者倾向于相信G总是并且必然超过G′，这要取决于他们生活的时期哪一种思想在实践中占支配地位。马克思与那些相信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具有剥削性的人断言，G′余额是不可避免的；然而，相信资本主义内在地具有通货紧缩和就业不足发展趋势的霍布森、福斯特、卡钦斯或道格拉斯少校则断言，G余额是不可避免的。但当马克思补充说G′持续增加的余额将不可避免地被一系列日益猛烈的危机或者企业倒闭和未充分就业所打断时，马克思正在逐渐接近不偏不倚的真理。可以推测，在这种情况下，G一定会有余额。如果能够得到承认，我自己的观点至少可以有助于使马克思的追随者们和道格拉斯少校的追随者这两派达成和解，而不去理会那些不切实际空洞地相信G与G′总是相等的古典经济学家们(按照凯恩斯对这一术语的独特用法，古典经济学家就是指萨伊定律的支持者)。(36) 但是，凯恩斯对马克思经济学的赞许并没有持续下去。霍华德和金认为，1934年，凯恩斯又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历史命运的描述是不适合当时资本主义现实的。当年11月，他在一次广播讲话中指出：“如果李嘉图经济学说破产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基的一个主要后盾也将随之瘫塌。”在同乔治·肖伯纳的通信中，他还坚持认为，马克思理论是建立在李嘉图学说(即萨伊定律起作用)基础之上的。他不屑一顾地把《资本论》比作《古兰经》，认为它们都是无用的教条，并抱怨说人们对于《资本论》的争议是“乏味的、过时的和学究气的”。凯恩斯的结论是：“《资本论》在当代的经济价值(排除一些偶然的但却非建设性的和不连贯的思想火花以后)是零。”(37) 1969年，美国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马蒂克在《马克思和凯恩斯》一书中，试图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来评价凯恩斯的理论。马蒂克认为，“凯恩斯发展了马克思的理论，这种理论表明货币和财政政策能够保证停滞的资本主义经济实现充分就业。政府采用了凯恩斯主义的建议，在他们的国家实施了一些社会和经济稳定措施。因为这些努力被证明是成功的，一个古老的口号被修改为‘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马蒂克指出，“我的论点是，凯恩斯主义对困扰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法只具有暂时的有效性，而且使这些解决方法有效的条件正处在逐渐消解的过程中。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远没有丧失它的相关性，而且具有了新的重要性，因为它既有能力理解和超越‘旧的’经济学，也有能力理解和超越‘新的’经济学”，因此，“我将使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除此之外，我还将在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帮助下详细说明政治和经济事件及其趋势”。(38) 对马克思和凯恩斯的比较研究在20世纪一直得到持续。1983年，正值马克思逝世和凯恩斯诞生一百周年，凯恩斯主义者达德利·迪拉德还在《马克思与凯恩斯：百年评价》(39)一文中，对马克思和凯恩斯将货币理论整合进的经济分析整体框架上的理论成就做出“比较”。他的这一研究之后多次受到来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而非凯恩斯主义同伙的挑战。(40) 20世纪60年代初，皮埃罗·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出版以后，关于马克思经济学和斯拉法经济学的“比较”一时风行。霍华德和金认为，“《通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分水岭，但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水岭。对传统经济学的‘凯恩斯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流产了，凯恩斯结论中的任何激进主义都首先被同新古典理论的综合所窒息，并接着被新古典主义的反革命所击溃。凯恩斯本人对传统微观经济学的不懈坚持及其短期分析的局限，为上述两个过程助了一臂之力。……然而，只有当凯恩斯的理论被修订为长期分析，并在斯拉法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复兴的情况下，凯恩斯的观点对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真正的重要性才变得明显起来。”(41) 有的西方学者认为，斯拉法在《用商品生产商品》中通过提出“标准合成商品”概念，企图恢复以劳动价值论为核心理论的古典经济学知识体系。斯拉法经济学不仅解决了古典价值理论中的遗留问题，更对边际主义的新古典资本及分配理论的批判奠定了理论基础。在这种学术氛围下，甚至像多布这样的“老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开始对斯拉法的新李嘉图主义的价值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认为斯拉法经济学追随李嘉图的思路，重点研究的问题是：能否“发现一个不变的标准或价值尺度，使它在利润与工资的比例发生变化时不改变，李嘉图认为这个不变的价值标准是他那用‘劳动’来计量的‘绝对价值’；但又发现，当部门之间的资本比例(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不同时，运用这个单一尺度会发生困难。斯拉法的杰出贡献在于凭借他的标准商品，解决了这个问题”。(42)多布认为，有必要“沟通”斯拉法的价值论和马克思的价值论，从而在一种“牢固的逻辑基础上”，用“非教条式”的研究方法，恢复一种“李嘉图—马克思经济学的传统”，进而重新探讨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的逻辑结构。 斯蒂德曼1977年出版的《按照斯拉法思想研究马克思》一书提出的观点，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一些学者欣然接受了该书的一些具体论断，另一些学者则尝试对斯蒂德曼的具体观点做出实质性的反批判。伊藤诚在《联合生产：斯蒂德曼的遗留问题》(43)一文中批判了斯蒂德曼的观点，并对围绕斯蒂德曼的一些观点展开的争论进行了评价。他认为，“斯蒂德曼的《按照斯拉法思想研究马克思》一书公开抨击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支持斯拉法的价格理论。它发动了新的一轮有关价值问题的争论，并且在某种程度上难住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者”。(44)尽管做出了这样的评价，伊藤诚还是从积极的角度看待这种论争的。他认为，“就像过去的价值争论常常表明的那样，这一场争论也为加深对马克思价值论的理解提供了大好机会”。(45) 在对马克思和斯拉法“比较”中提出的经济思想史的一个论题就是，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以来“经济剩余”的理论传统和范式的问题。霍华德和金对此所做的概括就是：“对马克思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家而言，政治经济学面临的基本问题就是——对有关经济剩余的起源、数量大小和增长问题的研究”。(46)他们认为，“对剩余的分析不仅是理解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它可以真实地理解资本主义所有的经济结构，包括整个资本主义历史的、动态的发展脉络。”(47)古典经济学派的价值分配理论，在考察国民财富或社会产品在各个阶级中进行分配问题时，采用的是以“社会剩余”概念为中心的分析方法。该方法为从斯密到李嘉图以来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以及到后来的马克思所遵循，并由新剑桥学派的斯拉法所恢复和推崇。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那里，作为对象的经济体系首先是一个整体，其中存在着生产、交换、分配和积累等各种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的关系，因此古典的剩余经济的分析方法也被称为“整体分析法”。正是由于这一经济体系的整体性的基本格局，才使得人们能够在古典经济学的一系列分析中清楚地看到其对价值、分配和增长的分析之间的联系。正如米克所指出的：“对斯密和李嘉图而言，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这一宏观经济问题，看来是议程上的主要问题；整个经济分析——包括价值和分配的基本理论——有必要审慎地以此问题的解决为导向。”(48)斯拉法经济学同马克思经济学一样，都属于同一“剩余范式”，具有相同的视角和方法论，进而斯拉法经济学似乎为马克思经济学提供了一个牢固的基础，使“剩余范式”得以发展，并使马克思经济学的真正洞察力得以建立。对“斯拉法主义者来说，马克思本人的价值理论的重要性纯粹是历史方面的：它是李嘉图经济学衰微之后‘剩余范式’得以保留、扩张，成为其主要媒介”。(49) 在马克思和斯拉法的“比较”中，无论是从经济体系中的成本概念是客观的(即在生产中使用物品的数量)的角度看，还是从净产品或剩余产品是产出和消费之间差额的角度看，马克思都被看做是剩余方法和“剩余范式”的奠基人。波尔塔认为：“在发展自己的剩余方法，并从以前的经济学家那里寻找发展这一方法的种子时，马克思对经济学的历史，特别是对重农主义和英国学派以及许多其他经济学家做出了强有力的解释。斯拉法说明了剩余概念可以推广得多远，以及在‘不引入价格的扰动因素’的情况下也能够加以应用。斯拉法是通过纯粹是李嘉图式的语言(尽管他并没有分析李嘉图的分配问题……)而达到这一点的。斯拉法的研究有双重优点：(1)重新复活了马克思把古典经济学家视为剩余方法的先驱者的方式；(2)置身于有关价值的形而上学和剥削概念的教条式的争论之外”。(50)波尔塔认为，斯拉法以这一研究方式“成功地将马克思的经济学概念变得更加精确，而且有力地抬高了马克思经济学的身价”。(51)同时，波尔塔也强调：“认为斯拉法拒绝并认真地修正了马克思的概念体系是毫无根据的。斯拉法服务于马克思的分析目标，但是他不是穿着现代外衣的马克思。在斯拉法那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新科学，也不存在对马克思的实质性批判。”(52)波尔塔等人的这些观点自然受到不同观点的批评和反驳，但也对“沟通”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思潮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其实，对斯拉法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是否同属于“剩余范式”的探索，多布和米克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提出过。他们这种“沟通”马克思和斯拉法的观点在当时就被看做是对马克思经济学的贬低。斯威齐就提出：“马克思的理论确实是建立在李嘉图理论基础之上的，并且在多个方面发展了李嘉图的理论。但与李嘉图完全不同，马克思认为他的任务是建立对整个资本主义秩序全面的、不妥协的批判，包括对整个资本主义秩序的运动方式竭尽全力的全面的、不妥协的批判。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他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建立了一种既反对古典经济学又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就我看来，使用李嘉图—马克思传统这种说法，既会误导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会误导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多布看来，斯拉法就是他所说的传统在当代的化身，斯拉法著作书名本身就与马克思的方法截然不同。马克思没有着重考虑‘用商品生产商品’，他的主题是用人类劳动生产商品。”(53) 20世纪是马克思经济学自诞生以来经历的第一个完整的世纪。回眸百年历史，经济思想史的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作为一种指导思想，马克思经济学拓展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既历经凯歌行进的辉煌岁月，也度过如磐风雨的艰难时辰，但却始终保持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作为一种受过科学革命洗礼的经济思想，马克思经济学的影响范围更加广泛，既有过几度辉煌而展示其思想光彩，也受过多方“责难”并被宣布为“过时”，但却一再“复兴”，保持其思想活力和学术魅力。 本文部分的观点，作者在《百年论争-20世纪西方学者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述要》(三卷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的《前言》中已有一些论述。 ①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420页。 ②顾海良：《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主要趋向及基本特点》，《教学与研究》1997年第12期。 ③Peter F.Bell,"Marxist Theory,Class Struggle,and Crisis of Capitalism",in Jesse Schwartz ed,:The Subtle Anatomy of Capitalism,Goodyear Publishing Company,Inc,1977,p.171. ④琼·罗宾逊：《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2页。 ⑤Karl Kühne,Economics and Marxism,vol.1,English Translation Edition,translated by Robert Shaw,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 1979,pp.43-44. ⑥Karl Kühne,Economics and Marxism,vol.2,English Translation Edition,translated by Robert Shaw,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 1979,pp.222-223. ⑦Eugen von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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