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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政权一朝倾覆，西方许多人以为社会主义已彻底失败，就在这一片喧嚣声中，邓小平这位20世纪资历最长的共产党人以坚定不移的信念宣告：“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1〕“只要中国不垮， 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
邓小平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来自于他的正确的人生奋斗目标和价值观念体系。
一、信念、信仰、理想：邓小平的价值目标
价值观念是世界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以评价和态度为内容的主体性意识，确立与描绘价值目标则是价值观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而信念、信仰、理想，作为最普遍的价值观念形式，是人的价值取向、价值目标赖以确立的意识基础。其中信念是一种人对某种现实或理想抱有深刻信任感的精神状态；信仰则是一种被强化了的信念；理想，则既产生于信念又取决于信仰，是价值观念的最高境界。信念、信仰、理想三者之间内在关联的关系，是我们认识和理解邓小平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追寻共产主义目标的重要途径。
在邓小平的价值观念体系中，对共产主义价值目标的追求，是建筑在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坚信不移的信念基础之上的，科学的信念奠定了崇高理想境界的坚实基础。
1984年6月，邓小平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2〕1985年9月在全国党代会上，邓小平又说：“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3〕
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邓小平所讲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建立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他说：“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他认为，“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4〕在这里， 邓小平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这就是在当今时代谈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必须把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继承和发展放进去，要看到独立自主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是真正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不移，他从读《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开始，就树立了这种坚定的信仰。在长期革命战争、 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更是认定“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他说，“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5〕80年代末，90年代初， 面对苏联东欧剧变和社会主义发展出现低潮，我们有些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命运感到忧虑。就在这一时刻，邓小平用极其坚定的信念告诉大家：“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6〕在他看来， 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象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纷繁复杂的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关系中，为我们指明了一条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道路。我们能否继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事业，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后两步发展战略，关键在于我们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是否坚定。只有理论上的坚定清醒，才能有政治上的坚定清醒。否则，是不可能完成我们肩上的历史重任的。
邓小平在指导我们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为我们树立了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榜样。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7〕
共同富裕的理想目标是我们的真正优势，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重要本质之一，也是确保社会政治稳定的基本前提。邓小平明确指出：“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绝望。”〔8〕而“有了共同的理想， 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9〕有人以为共同富裕是我们今天才提出来的一个口号，其实不然。 在我国，共同富裕的大同理想，是我们各族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价值取向和共同的理想目标。社会主义是向着未来共同富裕的理想目标不断前进的，从先富到共富的这个进程，并不能依靠物质财富的增长而自然达到，还必须依靠人们共同富裕的理想信念的不断增强，以及为之实现的不懈奋斗。
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市场的作用往往使生产要素向短期利益最高的地区流动，而资金回报率较高的地区多数是经济基础比较雄厚、生产组合条件好、市场较为发育的经济发达地区。这就为短时期内缩小地区间的经济差距带来一定困难。共同富裕理想目标的实现，必须具备以下两大条件才有可能：一是加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宏观调控的力度，花大力气促进交通运输和通讯等产业的优先发展，尽快建立全国范围内具备同一规范、同一运行机制的统一市场，在国家指导下，使产业政策与地区发展战略相结合，为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地区合理分工提供有效的实施机制。二是大力提倡共同富裕的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在经济发达地区，必须有力倡导共同富裕的理想目标和“全国一盘棋”的思想观念，切实开展理想教育和道德教育，反对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真正发扬助人为乐的社会主义精神，把帮助落后地区人民脱贫致富看作是自己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共同富裕是反腐倡廉、保持社会稳定的精神动力和社会凝聚力。从我国存在的腐败行为的思想根源来看，主要是社会主义信念在一部分干部群众的头脑中动摇了，共同富裕的理想信念淡薄了。因此，倡导共同富裕的精神文明建设是反腐倡廉的强大精神动力。邓小平倡导共同富裕的更为深刻的内涵是，共同富裕的理想信念是导致社会公正、正义和平等的根本保证。社会公正是与以权谋私势不两立的，坚持社会公正正是抵制、抗拒、消除腐败的重要武器。确立社会公正必须从社会经济建设、法制建设、道德建设、思想作风建设诸方向同时入手。舍弃共同富裕的理想和信念，社会公正无以实施，社会公正的口号也只能变成一个空洞的或者任人解释利用的口号。
二、为人民利益而奋斗：邓小平的价值基础
透过邓小平的价值目标体系，从价值目标的根本基础来看，我们不难发现贯穿邓小平的信念、信仰和理想的一个价值原则就是：为人民利益而奋斗。
1986年11月9日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时， 邓小平说：“根据我长期从事政治和军事活动的经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我们过去几十年里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10〕在邓小平看来，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坚定信念，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的具体体现和本质实现。其实，邓小平突出强调人民利益的满足与幸福的实现，这一思想是与他的价值主体定位密切相关的。
一般说来，主体的需要是判定价值意义的基本因素，是价值标准确立的根本出发点和基本依据。然而，主体的需要在一般的价值关系中只具有抽象的意义。在现实的社会价值评价、价值关系中，主体的需要必须转化为具体的主体的需要，这就涉及到价值观念体系中的主体指向和定位问题。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的价值观是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立足点的，即价值主体的定位自觉地设定在人民主体身上。所谓人民主体，是指在社会评价过程中，自觉地以人民为最高的价值主体和评价主体，以人民群众的利益、实践和要求为最高的价值标准和评价标准。
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这是共产党人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我们党的宗旨。邓小平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现在，我们党和国家正处在一个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只有紧紧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他们的历史主动精神，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其实，改革开放是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所在，是千百万人的共同事业。每一项改革开放措施政策的出台，都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实践表明，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和积极参与，任何改革开放都是难以进行下去的。因此，邓小平以人民利益为基本的价值评价标准，就是要以人民的利益、人民的态度为根本依据，来衡量我们党的一切工作的实际成效，来判定改革开放中的各项探索和实践成果。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工作自始至终都必须坚持这一终极标准和尺度。
为了纠正长期以来存在脱离生产力标准抽象谈论姓“社”姓“资”的倾向，邓小平明确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本质上是与人民利益主体的价值基础和价值评价标准完全一致的。邓小平再三强调，人民是看实际的。我们党一定要取信于民，让人民信得过，要得到人民对我们领导集体的信任。在经历了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之后，邓小平再三考虑的是取信于民的问题。他指出，组成具有改革开放形象的中央领导班子，使人民放心，这是取信于民的第一条。第二条是真正干出几个实绩，要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惩治腐败，扎扎实实做几件事，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的，来取信于民。甚至，邓小平还把这段关于取信于民的讲话，作为他的政治交代郑重地交托给第三代党的领导集体，可见在邓小平的心目中，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
邓小平以人民利益为价值基础的主体定位，具体体现在振兴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中。
邓小平的爱国主义精神内涵非常丰富，主要蕴涵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1.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邓小平指出：“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11〕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爱憎分明的荣辱观，是中华民族的历史积淀和精神升华。邓小平将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视作为民族独立和建立自己国家的精神支柱，邓小平再三强调，象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他一贯主张，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
2.不容讨论的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自主。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独立自主的国家主权，是人民所赋予的神圣权利，是中华民族利益和尊严的象征，在原则问题上是不容讨价还价的。邓小平指出：如果1997年不收回香港，“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12〕这里，生动鲜明的比喻，表明了邓小平的原则立场，洋溢着极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出于一种凝重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他认为，如果1997年还不收回香港，我们就无法向人民交代，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
3.实现祖国统一的信念坚定不移。1984年6月， 邓小平正式提出“一国两制”的设想时就重申：“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13〕他以生动的语言表达了对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信念，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政治心愿。
1986年9月， 当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台湾有什么必要同大陆统一时，邓小平毫不含糊地回答：“这首先是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感情问题。凡是中华民族子孙，都希望中国能统一，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14〕他认为，只要台湾不同大陆统一，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地位是没有保障的，不知道哪一天又被别人拿去了。邓小平总结了历史经验，阐明了台湾回归祖国的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并且指出单就台湾国民平均收入比大陆现在高一些这一点来比较，是不全面的。因为就整体力量而言，现在大陆比台湾强得多。从长远来说，他相信大陆在若干年内至少不会低于台湾的发展速度。这样，邓小平把发展战略、发展速度同祖国统一大业相联系，从而把爱国主义精神提升到振兴中华民族、实现祖国统一的高度。
4.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内在统一性。当有人说：“爱祖国不等于爱社会主义”时，邓小平反驳道：难道爱祖国是抽象的吗？他强调，中国今天的形象，不是晚清政府、不是北洋军阀，也不是蒋氏父子创造出来的。中国的形象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改变的。爱祖国就是与爱社会主义内在统一的。他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对中国来说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会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因此，爱祖国就是要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讲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凝聚中华民族、推动中国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5.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统一。1981年2月14 日在为英国培格曼出版社编辑出版的《邓小平文集》英文版写序言时，邓小平写道：“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邓小平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在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中，包含着一个“世界公民”所具有的宽广的国际主义胸怀和中华民族为世界多作贡献的崇高境界。在他看来，中华民族创造了古代灿烂的文明，然而近百年来中华民族未能作出应有的贡献，这主要是因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历代反动政府的腐败无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中国从此结束了受屈辱的历史。改革开放17年后的中国，应当更加自信地走向世界，同时承诺对于世界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中国的发展对于世界的贡献将是无可估量的。
邓小平的爱国主义精神之所以成为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根本原因就在于，以人民为价值主体的这一基础所焕发出来的精神力量和实践威力是无限的。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实现的途径
邓小平理想价值目标的设定，不仅以中国现实国情为依据，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根本方向，而且还非常重视探索走向和实现理想目标的基本途径和具体方法。在这一方面，邓小平作了一系列的论述，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一）承认物质利益，同时强调对利益行为负责任。
作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的深层价值取向，显然有一个承认不承认个人利益的问题。“按照马克思说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必须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才能调动积极性，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生产力高度发达，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将更多地承认个人利益、满足个人利益。”〔15〕从承认社会主义就是要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承认物质利益是社会发展动力，一直到承认共产主义将更多地承认个人利益、满足个人利益，这就与“四人帮”提倡的“穷社会主义”、“穷过渡”的谬论划清了界限。
就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报告中，邓小平在肯定人们追求物质利益行为的同时，紧接着又进一步强调指出：“同样，要切实保障工人农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不但应该使每个车间主任、生产队长对生产负责任、想办法，而且一定要使每个工人农民都对生产负责任、想办法。”〔16〕邓小平的这一段话包含着深刻的理论和思想。第一，人们追求各自的物质利益的行为，是工人农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应当予以肯定和保护，其中包括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第二，人们在追求各自的物质利益的同时，还必须对自己选择的利益行为负责任。这就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命题，即利益与责任、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
邓小平在肯定个人物质利益的同时，进而提出了“责任”的观念，并以此为基础建立法治社会，既保障了民主权利又维护了社会整体有序的秩序和利益。正是在“责任”原则的基础上，邓小平再三重申“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的思想。〔17〕同时，邓小平在肯定社会主义承认物质利益、个人利益的同时，又提醒我们要注意克服“一切向钱看”的错误倾向，尤其不能让“以权谋私，化公为私”的不正之风滋长。
（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之所以优于它所摒弃的旧的社会制度，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比旧制度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能够创造出更高的劳动生产效率。
经济效率，主要是指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由此给社会生活所带来的物质效益。公平、平等，主要是指社会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受到社会利益格局调整的种种制约。在现实生活中，经济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往往表现为人们的一种价值选择，“重义轻利”、“重理轻欲”的传统价值取向是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要有效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这种重公平轻效率的传统观念必须更新。从突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入手，推行社会主义改革，这是促进和解放生产力的一个大政策。这样，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改变了过去那种完全由纯粹精神驱动，转变为经济效率和物质利益驱动，从价值取向上来讲，无疑是前进了一大步。就是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鼓励下，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经济效率很快提高，人民得到了更多的实惠，社会物质生活发生了空前的巨变。
就在经济效率得到很快提高的同时，邓小平依然强调：“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允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18〕这就是说，我们在注重发展社会生产力、注重经济效率的同时，还必须兼顾公平，反对两极分化。我们应当相信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避免两极分化，具体办法可以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来创造和发展，目前也已经有所实践和创新，但问题的难度在于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邓小平曾经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随着国民经济指标“翻两番”任务的提前完成，这一任务已经比预想提前地来到我们面前。
（三）发扬共产主义精神，反对极端个人主义。
既要追求经济效率，发展社会生产力，又要兼顾公平，不至于贫富两极分化，这就在价值实现的途径上提出了一个要求、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就是邓小平所提倡的发扬共产主义精神，反对极端个人主义。这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经济效率与平等公平的矛盾，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的价值导向。
邓小平明确指出，“党和政府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视、愈要身体力行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否则，我们自己在精神上解除了武装，还怎么能教育青年，还怎么能领导国家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他特别强调，“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19〕
搞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样要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大力发扬共产主义精神，发扬共产主义道德，我们的事业才有可靠的保障。如果一个共产党员没有这些精神，就决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邓小平还强调指出：“不但如此，我们还要大声疾呼和以身作则地把这些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20〕
在这些精神中，邓小平特别指出，我们对于艰苦创业，要有清醒的认识。中国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这就是说，我国人均拥有自然资源率低，加上历史上所遗留的社会问题多，所以要缩短和消除两三个世纪至少一个多世纪所造成的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只能长期艰苦奋斗才能赶上。从一个更为深刻的意义上看，倡导艰苦创业精神，还在于它是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腐朽生活方式的有效思想武器。
（四）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与经济效益相统一。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实现的途径还需要正确处理好精神产品生产中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在这方面邓小平有一系列重要的论述。他在1985年9月全国党代会上指出，“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思想文化界要多出好的精神产品，要坚决制止坏产品的生产、进口和流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宣传，也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宣传，一定要坚决反对。”〔21〕
江泽民在1994年1月24 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精神产品的生产流通同市场运行一般规律的联系愈益紧密，确实也有经济效益问题。经济效益好，有助于宣传文化事业的发展。同时也要看到，精神产品又具有不同于物质产品的特殊属性，它的价值实现形式更重要地表现在社会效益上。有些精神产品，直接经济效益可能不大，但对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作用很大。”〔22〕所以，他认为，我们在宣传文化工作中要始终把社会效益作为最高准则，当经济效益同社会效益发生矛盾时，自觉服从社会效益。这就是说，在精神产品的生产上，我们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在这个基本前提下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应该说，这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实现的一条基本原则。
注释：
〔1〕〔2〕〔3〕〔4〕〔5〕〔6〕〔7〕〔9〕〔10〕〔11〕〔12〕〔13〕〔14〕〔18〕〔2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6、63、144、191、382、382、364、144、190、3、12、59、170、172、145页。
〔8〕〔15〕〔16〕〔17〕〔19〕〔20〕《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7、310～311、146、146、326、327页。
〔22〕转引自《解放日报》1994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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