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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刘向《说苑·善说》所云，“无譬，则不能言矣”，汉人说理言事极重视引譬连类，引用古人之书表达己志。《盐铁论》一书即可谓引用古人之书表达己志的典范之作。此书真实记录了汉昭帝始元六年召开的盐铁会议中贤良、文学与御史大夫桑弘羊等对国事的论辩。在论辩过程中，朝野双方动辄引经据典，把这种引譬连类的说理方式发挥到极致。惟其如此，由盐铁会议论辩双方引书用书所涉典籍，我们不仅可以窥见汉武帝之后学术文化思想的发展状况，而且还可以窥见一些重要文学典籍在这一时期的传播及其对当时文学的影响情况。
一、《盐铁论》引书用书考述
经逐篇梳理，笔者发现，《盐铁论》中引书用书材料极其丰富，可以考见涉及汉昭帝之前的典籍近六十种。
其中，引书者较易辨识，这方面涉及先秦典籍约十四种，分别为：《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公羊传》、《战国策》、《论语》、《孟子》、《太公阴符》、《老子》、《文子》、《郑长者》、《管子》、《孙子》。涉及汉代典籍约四种，分别为：《史记》、汉武帝《轮台诏》、东方朔《非有先生论》、孔仅与东郭咸阳《上言盐铁》。又引古诗1处，俗语3处，民谣1处，未知具体出自何书。此外，尚有五处引书未能遽定出处。即：
1.疑引《春秋》传二处，即：《错币》载文学语：“《春秋》曰：‘算不及蛮、夷则不行。’”①又，《崇礼》载贤良语：“故《春秋》曰：‘山有虎豹，葵藿为之不采；国有贤士，边境为之不害’也。”这两处引文皆未见今本《春秋》。其实，正如王利器先生所云“汉人引传，往往冠以本经的名称，这是当时的通例”②，《盐铁论》凡明言引《春秋》者，皆指《公羊传》、《穀梁传》等对《春秋》的阐释。如《非鞅》载大夫言：“《春秋》曰：‘末言尔，祭仲亡也。’”即引自《公羊传》桓公十五年：“末言尔。曷为末言尔？祭仲亡矣。”故此二处引文当出自《公羊传》或《穀梁传》之类阐释《春秋》的著作，然由于未能考见出处，只能存疑。
2.疑引《孝经》传一处，即《刑德》载文学语：“《传》曰：‘凡生之物，莫贵于人；人主之所贵，莫重于人。’故天之生万物以奉人也，主爱人以顺天也。”王利器先生注引《后汉书·光武纪》云：“建武十一年诏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并说：“语本《孝经·圣治》章。”按今本《孝经·圣治章》引孔子之言虽有“天地之性人为贵”的话，但此语与文学所引出入较大，而董仲舒《举贤良对策》中有一段对《孝经》的阐释却与文学所引意思接近：“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此人之所以贵也。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养之，服牛乘马，圈豹槛虎，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③据此推测，此处文学引的很可能是汉儒对《孝经》的阐释。
3.疑引孔子弟子公孙龙著述一处，即《箴石》载丞相田千秋语：“公孙龙有言：‘论之为道辩，故不可以不属意，属意相宽，相宽其归争，争而不让，则入于鄙。’”《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名家类著录：“《公孙龙子》十四篇。”班固以其作者为战国时赵人，颜师古又注云：“即为坚白之辩者。”但此处引书未见今本《公孙龙子》。王先谦在此下按云：“孔子弟子公孙龙，字子石，七国时著书者又一人。”④以其引自孔子弟子公孙龙著述。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公孙龙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岁”，知孔子弟子中有公孙龙，字子石，可证王先谦之说。王先谦还指出，本篇末贤良云“君子之路，行止之道固狭耳。此子石所以叹息也”所提到的“子石”，“则平原君之客，非圣门弟子也。后又一举其字为子石，则二人俱字子石。”⑤这就令人疑惑了。因为，既然贤良是就丞相评论而应答，必然有针对性，不当亦不必绕开丞相话题而举另一“子石”为自己辩护。况且，贤良用子石的道狭之叹，指责当朝者用人不公，此亦未见于今本《公孙龙子》。王利器先生注引《说苑·杂言》：“子石登吴山而四望，喟然而叹息曰：……‘昔者，吴王夫差不听伍子胥，尽忠极谏，抉目而辜。太宰嚭、公孙雒偷合苟容，以顺夫差之志而伐吴，二子沉身江湖，头悬越旗。昔者，费仲、恶来革，长鼻决耳，崇侯虎顺纣之心，欲以合于意。武王伐纣，四子身死牧之野，头足异所。比干尽忠，剖心而死。今欲明事情，恐有抉目削心之祸；欲合人心，恐有头足异所之患；由是观之，君子道狭耳。诚不逢其明主，狭道之中，又将险危闭塞，无可从出者。’”并案云：“此文不见于今本《公孙龙子》，当在所亡八篇中。”然应注意的是，《说苑》这段话所涉史事最晚至越灭吴，无论是孔子弟子子石还是持坚白之论的赵国平原君门客子石，皆有机会获知其事，所以，未可据此断定贤良所指叹道狭者就是持坚白之论的今本《公孙龙子》的作者。从《盐铁论》论辩双方常就对方责难作针锋相对应答的特点看，笔者认为，《箴石》中提及的公孙龙、子石当是同一人，是孔子弟子。本篇的引文、用书，也当出自孔子弟子公孙龙的著述。
4.引贾谊言一处，即《箴石》载贤良语：“贾生有言：‘恳言则辞浅而不入，深言则逆耳而失指。’”此引文未知所出。按“贾生”一词在《史记》中出现31次，在《汉书》中出现9次，皆指贾谊，可见汉人乃以“贾生”特指贾谊。据此推论，文学所引当出自贾谊著述之佚文。
5.合引汉武帝《议不举孝廉者罪诏》与《劝学诏》一处，即《利议》载大夫语：“诏策曰：‘朕嘉宇内之士，故详延四方豪俊文学博习之士，超迁官禄。’”据《汉书·武帝纪》载汉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年）《议不举孝廉者罪诏》云：“朕夙兴夜寐，嘉与宇内之士臻于斯路。”同篇又载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劝学诏》云：“今礼坏乐崩，朕甚愍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两相对照，《利议》中大夫所引，当合引自汉武帝的这两条诏令。
《盐铁论》的用书，化用先秦典籍者较易辨识，而化用汉人典籍，尤其是化用汉武帝时期的典籍，辨识难度较大。经审慎甄别，笔者认为，《盐铁论》化用先秦典籍近三十种，分别为：《周易》、《尚书》、《尚书大传》、《诗经》、《周礼》、《礼记》、《公羊传》、《穀梁传》、《左传》、《国语》、《战国策》、《论语》、《孝经》、《晏子春秋》、公孙龙著述、《孟子》、《荀子》、《管子》、《老子》、《庄子》、《文子》、《商君书》、《慎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李斯《谏逐客书》、《楚辞》、《六韬》。化用汉代典籍约二十种，分别为：《韩诗外传》、《大戴礼记》、《史记》、《孔子家语》、陆贾《新语》、汉文帝诏令、贾山《至言》、贾谊《新书》、董仲舒《春秋繁露》、董仲舒《举贤良对策》、晁错《守边劝农疏》、《淮南子》、汉武帝诏令、刘安《上书谏伐南越》、主父偃《论伐匈奴书》、贾谊《
鸟赋》、司马相如《上林赋》、司马相如《难蜀父老》、东方朔《非有先生论》、东方朔《答客难》。此外，尚有二处用书出处待辨析，即：
1.用《严氏春秋》。《执务》载贤良语：“齐桓公以诸侯思王政，忧周室，匡诸夏之难，平夷、狄之乱，存亡接绝，信义大行，著于天下。邵陵之会，予之为主。《传》曰：‘予积也。’”王利器先生注云：“王引之《经义述闻》谓：‘本于《严氏春秋》。’”据《汉书·儒林传》：“严彭祖字公子，东海下邳人也。与颜安乐俱事眭孟。……由是《公羊春秋》有颜、严之学。”知《严氏春秋》实属传习《公羊传》之一家。
2.用《邹子》。《盐铁论》专有《论邹》一篇就邹阳“大九州”之说进行论辩，其中当引用到《邹子》。本篇载大夫语：“邹子疾晚世之儒墨，不知天地之弘，昭旷之道，将一曲而欲道九折，守一隅而欲知万方，犹无准平而欲知高下，无规矩而欲知方圆也。”《汉书·艺文志》著录有“《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其书今佚，而《汉书·严安传》引《邹子》云：“政教文质者，所以云救也，当时则用，过则舍之，有易则易之，故守一而不变者，未睹治之至也。”文义与大夫语相近。据此可推，《盐铁论》化用了《邹子》之书。
由上所述，《盐铁论》引书用书可考见者约六十种。若以四部分类，涉及经部典籍有《周易》、《尚书》、《尚书大传》、《诗经》、《韩诗外传》、《周礼》、《礼记》、《大戴礼记》、《公羊传》、《穀梁传》、《左传》、《论语》、《孝经》、《孟子》等十四种；史部典籍有《国语》、《晏子春秋》、《战国策》、《史记》等四种；子部典籍有《老子》、《管子》、《文子》、《庄子》、公孙龙著述、《荀子》、《邹子》、《商君书》、《慎子》、《韩非子》、陆贾《新语》、贾谊《新书》、董仲舒《春秋繁露》、《淮南子》等十四种；集部典籍有《楚辞》、贾谊赋、司马相如赋等三种。但值得注意的是，《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儒家类著录有“《孝文传》十一篇”，班固注云：“文帝所称及诏策。”“《贾山》八篇”，当包括贾山《至言》。“董仲舒百二十三篇”，据《汉书·董仲舒传》“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可推知当包括董仲舒《举贤良对策》。法家类著录有“《晁错》三十一篇”，当包括晁错《守边劝农疏》。纵横家类著录有“主父偃二十八篇”，当包括主父偃《论伐匈奴书》。杂家类著录有“东方朔二十篇”，当包括东方朔《非有先生论》、东方朔《答客难》。因此，加上这些，《盐铁论》引、用书材料涉及子部典籍至少有二十种。
由《盐铁论》引书用书的归类，可见其经、史、子、集均有涉猎，足见参加盐铁会议的论辩双方阅读书籍范围颇广。在他们的论辩中，还出现了合用几种典籍以明理的情况，如合用《论语》、《礼记》一处（《执务》），合用《荀子》、《韩非子》一处（《诏圣》），合用《荀子》、《新语》一处（《论菑》），合用《战国策》、《新书》、《礼记》一处（《禁耕》）。这一现象足见他们对典籍的熟悉。尽管如此，经逐条清理这些引书用书材料，再参以《汉书·艺文志》的著录，不难发现，《盐铁论》中的御史大夫等在朝官员与贤良、文学等在野人士引书用书并未遍及当时存世的所有典籍，而是有选择有侧重的。而这，又为我们探究汉武帝之后的学术文化思想发展的基本状况提供了一个重要窗口。
二、《盐铁论》引书用书呈现的学术文化思想状况
根据以上统计归类，《盐铁论》引书用书所涉典籍中，儒家经典占据了主要地位。这首先表现在《盐铁论》引用儒家典籍最多，涉及二十多种。其中有《周易》、《尚书》、《尚书大传》、《诗经》、《周礼》、《礼记》、《大戴礼记》、《公羊传》、《穀梁传》、《左传》、《论语》、《孔子家语》、《孝经》、《孟子》、《荀子》、公孙龙著述、《新语》、文帝诏、《至言》、《新书》、《春秋繁露》、董仲舒《举贤良对策》等。其次表现在《盐铁论》引用儒家典籍频率最高。据笔者粗略统计，书中引用《周易》12次，引用《尚书》15次，用《尚书大传》1次，引用《诗经》74次，用《周礼》1次（贤良）；引用《礼记》39次，引用《公羊传》58次（含用《严氏春秋》1次），用《穀梁传》7次，用《左传》9次，引用《论语》145次，用《孟子》72次，用《荀子》17次，引公孙龙著述1次，引用《孝经》4次，用《新语》7次，用文帝诏2次，用贾山《至言》1次，用贾谊《新书》4次，用《春秋繁露》7次，用董仲舒《举贤良对策》4次，用《孔子家语》1次，用《大戴礼记》1次。由这一统计不难发现，《论语》引用频率最高，超过了一百次；然后是《诗经》、《孟子》，皆超过七十次；《公羊传》引用也较多，有近六十次。
《盐铁论》引用儒家典籍的书目和数据，至少可以说明五个问题：
第一，经汉武帝独尊儒术，到汉昭帝时期，儒家典籍已成为朝野士人耳熟能详并能娴熟运用的主要典籍。当时受关注的儒家典籍中，不仅有儒家尊奉的《五经》及其阐释著作、先秦儒家的代表著作，而且有不少汉代儒生著述，足见当时儒家典籍普遍受到了重视。
第二，在儒家《五经》中，《诗经》的引用频率最高，这充分说明，在汉昭帝时期，《诗经》为《六经》之首的地位已经确立。对《诗经》的遵奉与解读，往往会对当时的文学观念造成深刻影响。由于这涉及到《盐铁论》引书用书对当时文学观念的影响问题，容后论。
第三，在《春秋》三传中，《公羊传》被引用的频率最高，分别是《穀梁传》的八倍多，《左传》的六倍多，说明自汉景帝以《公羊》学者胡母生、董仲舒为博士以来⑥，经汉武帝对《公羊》学的奖掖扶持，至汉昭帝时期，《公羊传》在《春秋》三传中的经学地位已远胜其他二家。在此还值得注意的是，《盐铁论》约有九处用《左传》，其中大夫四次，文学三次，贤良一次，客（实为桓宽本人）一次。如《论功》载大夫语：“凡伯囚执，而使不通，晋取郊、沛，王师败于茅戎。”其中所言“王师败”一事惟见载于《左传》成公元年：“秋，王师败绩于茅戎。”同篇又载文学语：“外无敌国之忧，而内自纵恣也。自非圣人，得志而不骄佚者，未之有也。”这明显化用了《左传》成公十六年：“唯圣人能外内无患。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由《盐铁论》对《左传》的化用，可以说明一个基本事实：《左传》为先秦典籍，此书在汉哀帝前虽主要在民间流传，未被列于学官，但亦为官方收藏，故参加盐铁会议的朝野士人都有机会见到并援用此书。而曾经一度引起学术界关注的“《左传》为西汉末年刘歆伪造”的观点⑦，再次被证明是错误的。
第四，在儒家诸子著述中，《论语》的引用频率最高，且在所有被引用的典籍中高居榜首，足证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孔子及记载其思想言行的《论语》在人们心目中已享有崇高地位。颇有意思的是，汉昭帝始元五年六月《举贤良文学诏》中自称：“朕……修古帝王之事，通《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⑧汉昭帝元平元年驾崩后，霍光上奏请立刘病己（即后来的汉宣帝）为汉嗣，其理由是：“孝武皇帝曾孙病已……师受《诗》、《论语》、《孝经》，操行节俭，慈仁爱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后，奉承祖宗，子万姓。”⑨由此可见，汉武帝之后，是否通《论语》等儒家典籍，已成为衡量皇帝是否通帝王之事、是否具统万民之德的一个重要标准。既然皇帝需要通《论语》，那么，普通士人亦应熟悉《论语》。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论语》在盐铁会议中被如此频繁地引用了。从中也不难发现，尽管《论语》在西汉未立博士官，但其地位已与《诗》、《尚书》等《五经》并列，甚至比《五经》更受重视。较《论语》引用频率稍低的是《孟子》，此书被引用的次数是《荀子》的四倍多，由此也可见出，汉武帝之后，强调仁政思想的《孟子》在人们（尤其是在野文人）心目中的地位已超过了强调礼治的《荀子》。
第五，在汉代儒生著述中，董仲舒的著述被引用频率最高，总计超过十次，而对武帝朝中位列丞相、为当时学者趋向儒学起着榜样作用的另一《公羊传》学者公孙弘，《盐铁论》虽7次提到他，对其著述却未予引用。说明汉武帝之后，董仲舒的学说已在文人中得到了较广泛的接受与传播，其文化思想地位已高于公孙弘。查《史记》、《汉书》不难发现，《史记》专设《平津侯主父列传》，以与主父偃合传的形式为公孙弘立传，而把董仲舒的传记附在《儒林列传》中；《汉书》则专设《董仲舒传》，把公孙弘与卜式、儿宽合传。由此可见，汉武帝之后，董仲舒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地位有一个不断得到提升的过程，而昭帝时代可谓是其文化思想史地位得到提升的一个重要关节点，并为后来班固在《汉书》中给董仲舒单独立传打下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除儒家典籍外，被引用频率较高的是道家和法家著述。其中引用道家著述约六种，分别为：引《太公阴符》1次，引用《管子》23次，引用《老子》14次，引用《文子》4次，用《庄子》4次，引《郑长者》1次。引用法家著述约四种，分别为：用《商君书》2次，用《慎子》1次，用《韩非子》26次，晁错《守边劝农疏》1次。由《盐铁论》对道、法两家著述的引用，至少可以说明三个问题：
第一，尽管汉昭帝时期儒学已成为官方钦定的统治思想，但汉初黄老刑名思想仍在文化思想界占有重要一席，汉武帝独尊儒术而“悉延百端之学”⑩的文化政策在汉昭帝时期仍得到延续。
第二，《管子》和《韩非子》的引用频率最高，并且朝野双方都引用到，其中引用《管子》为：御史大夫等14次，贤良、文学9次；用《韩非子》为：御史大夫等17次，文学9次。这一现象说明，当时不仅朝中官吏重视刑名法术之学，那些修习儒家经典的在野文人也从经世致用的角度关注道家与法家著作，并以之为论理的依据。而这样的学术文化状况，正符合了自汉武帝以来的西汉统治者主张外儒内法、“霸王道杂之”(11)的治国方略的要求。当然，儒生而兼通刑名法术，亦有利于他们步入仕途后顺利开展工作，瞿同祖先生曾就此有论：“读书人应试做官后，便不能不懂法律，不应用法律，地方政府自牧令至封疆大吏，都有司法的责任，中央政府也不止三法司与司法有关，九卿常参与司法的讨论，会审制度之下，还得参加审判。听讼成为做官人不可回避的责任，成为考核成绩之一以后，读书人自不会再反对听讼，反对法治，而高唱德治、人治迂论。”(12)在“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指导下，贤良、文学们关注刑名法术，乃情理中事。
第三，《盐铁论》四次引用《文子》，如《本议》载文学语：“古者之赋税于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此本于《文子·自然篇》：“昔尧之治天下也……民得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刺议》载丞相史语：“君子不辞负薪之言，以广其名。”亦本于《文子·自然篇》：“圣人不辞其负薪之言，以广其名。”由此可见，《文子》中的一些言论在汉昭帝时已为朝野士人所共知。这些材料，实与1973年河北定州中山怀王刘修墓出土的《文子》一样，对证明《文子》为先秦典籍、呼唤学术界关注这部典籍有重要意义。
在《盐铁论》引书用书中，还有两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一个是对《淮南子》的引用，另一个就是对《史记》的引用。据笔者统计，本书引用《淮南子》共七十多次，其中大夫21次，御史6次，丞相史2次，文学37次，贤良6次，客（即桓宽）1次。引用《史记》的材料虽难以确切统计，但至少不下百次。这些数据足以说明《淮南子》与《史记》在当时的受重视程度。
《淮南子》即《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杂家类载录的“《淮南内》二十一篇”，班固自注为淮南王刘安作，今一般认为此书为刘安组织门客所作。应该说，此书在汉武帝在位期间流传并不广泛。据《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淮南王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而刘安在武帝时期初次入朝的时间，据笔者考证，是在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13)，也就是说，《淮南子》是在建元二年方完成并由刘安入朝献给汉武帝的。而武帝得此书即“爱秘之”，可见当时他并未将此书交给天禄阁、石室等官方藏书处让群臣自由阅读。况且，在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十一月，刘安因谋反诛，国除为九江郡，武帝为此作《遣谒者巡行天下诏》云：“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流货赂，两国接壤，怵于邪说，而造篡弑。”武帝诏中斥刘安“怵于邪说”，思想偏邪，而刘安思想的文本载体就包括了他献给武帝的《内篇》！不难想见，在此情况下，武帝更不可能允许代表刘安思想的《淮南子》得到广泛传播。然而，至盐铁会议召开时，无论是御史大夫桑弘羊等在朝官吏还是贤良、文学等在野儒生，都能援用《淮南子》，而此时距武帝驾崩仅7年！可见在武帝驾崩之后，此书即得到迅速传播。究其原因，乃缘于时代的需要。《淮南子》虽被《汉书·艺文志》列为杂家，思想驳杂，但以道家思想为主导。在《淮南子·要略》中，刘安还提出了“权事立制”、守静应变的治国思想，并将这一思想贯穿全书(14)。在经历汉武帝征伐四夷、改革经济以补国库空虚、任用酷吏以保经济措施之施行等过度有为政治后，至汉昭帝即位，天下疲弊，“宜修孝文时政，示以俭约宽和，顺天心，说民意”(15)已不仅仅是个别官吏的私人建议，更是整个时代的紧急呼唤，这时，主张“权事立制”、守静应变的《淮南子》得到当时朝野士人的共同关注，可谓恰逢其时。
《盐铁论》中所涉大量史实在《史记》中也有记载，由于桑弘羊等朝廷官员、贤良文学与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多有重合，所以，他们对一些史实很可能都了解。但《史记》毕竟在司马迁身后就已开始流传，盐铁会议论辩双方在讨论时，已有机会见到此书。因此，《盐铁论》中所述与《史记》记载有重复时，有可能是论辩者援用《史记》，也有可能是从其他典籍中获得认识，甚至是其亲身经历。有鉴于此，惟有《盐铁论》中所举材料与《史记》相合、最早见于《史记》、且行文与《史记》一致时，本文方认定其为援用《史记》，否则或追寻出自《史记》之前的典籍，或不认定其为用书。依此标准统计，《盐铁论》引用《史记》凡113处，含大夫41次，丞相史2次，御史10次，文学54次，贤良5次，客（即桓宽）1次。可以说，《盐铁论》引用《史记》的次数仅次于《论语》，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由《盐铁论》引用《史记》的情况可以看出，参加盐铁会议的朝野士人都读过史记，并且，《毁学》还载桑弘羊语：“司马子言：‘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此引文出自《史记·货殖列传》。在此，桑弘羊尊与其同时的司马迁为“司马子”，突出表现了他对司马迁的敬慕。其实，在《盐铁论》中还多次提及汉武帝时的其他名臣儒士，然被尊为“子”的，只有司马迁一人。既然尊重其人，那么熟读并援用其书也是自然而然之事。由《盐铁论》对《史记》的引用也不难看出，在昭帝时期，《史记》的传播范围并不狭窄，这似乎可以纠正以前对《汉书》记载认识的一个偏差。《汉书·司马迁传》云：“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据此，《史记》获得较广泛传播应在杨恽祖述其书之后。然而，早在司马迁修史之初，朝中就有官员关注其书了，这由《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自述太初元年（前104）与上大夫壶遂辩论孔子著《春秋》及其本人著《史记》之目的，就足以证明。而《盐铁论》大量引用《史记》也说明，司马迁死后，其书虽是“稍出”，却获得了朝野士人的较大关注。在此不妨将《盐铁论》引用其他史书的数据稍作比较：引用《左传》9次，用《国语》1处，引用《战国策》20处。相比之下，《盐铁论》引用《史记》的次数大大超出其他史书。这也足证《史记》在当时的受重视程度。究其原因，大概与当时西汉王朝正处于危机四伏的阶段、亟需反思武帝朝得失、吸取经验教训有关。《史记》一书对武帝朝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事件均有详细记载，正为盐铁会议论辩双方援引这段历史或作为批判的靶子、或证明其观点提供了可资参照的文本依据，因此，他们在论辩中屡引此书，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盐铁论》的引书用书所涉文学问题
《盐铁论》虽重在讨论经济问题，但其引书用书也涉及到一些值得文学史研究者关注的文学问题。
第一，关于《文选·古诗十九首》产生年代的问题。现学术界一般认为这组五言古诗产生于东汉末年，也有学者认为成于两汉之际(16)，然应者寥寥。
在《盐铁论》中，有两条材料值得重视。一是《未通》中文学说：“树木数徙则矮，虫兽徙居则坏。故‘代马依北风，飞鸟翔故巢’，莫不哀其生。”文学在此引古诗，意在用禽兽尚怀念出生之地来类比论证恋土重迁乃人之常情，其所引诗句，恰与《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中的“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句式一致，表达的情感也相似。《文选》卷二九李善注引《韩诗外传》云：“诗曰‘代马依北风，飞鸟栖故巢’，皆不忘本之谓也。”惜此句未见于今本《韩诗外传》，当为《韩诗外传》之佚文。由李善注引的这则逸诗，参以《盐铁论》的引诗，可以推测，在汉昭帝时期，“代马依北风，飞鸟翔故巢”这样感情深沉、颇富兴寄的五言古诗已经产生并为人熟知了。二是桓宽在《杂论》中借客语“然蔽于云雾，终废而不行”，认为文学、贤良的建议未能施行是因受桑弘羊等邪臣阻拦，这是化用了陆贾《新语·辨惑》“故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月”(17)之意。而《行行重行行》中就有“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之句，李善注云“浮云之蔽白日，以喻邪佞之毁忠良。故游子之行，不顾返也”，并援引陆贾《新语》证明之。其实，以浮云蔽日喻奸邪蔽贤，在西汉还有东方朔《七谏》“浮云陈而蔽晦兮，使日月乎无光。忠臣贞而欲谏兮，谗谀毁而在旁”、《史记·龟策列传》“日月之明，而时蔽于浮云”等等，这些都为《行行重行行》中“浮云蔽白日”一句的产生提供了艺术与思想的借鉴。由在《盐铁论》中出现的两处与《行行重行行》诗句相似、诗意相同的句子，说明汉昭帝时已对此诗中的个别诗句、诗中使用的意象颇熟悉了。
第二，关于《诗经》的解读、传授及传本的问题。就《盐铁论》对《诗经》的解读情况看，盐铁会议论辩双方往往着眼于现实政治，运用比兴类推的解读方式，以《诗》来证明引、用者观点的正确性。如《力耕》：
文学曰：“……故衣食者民之本，稼穑者民之务也。二者修，则国富而民安也。《诗》云：‘百室盈止，妇子宁止’也。”大夫曰：“……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矣。《诗》曰：‘百室盈止，妇子宁止。’”
文学与御史大夫桑弘羊引诗出自《周颂·良耜》。就是对同样的二句诗，文学是用来证明治国务本方能达到国富民安的道理，而桑弘羊则是用来证明其以末易其本、重视商业流通的经济政策的正确性。其实，无论文学还是桑弘羊在引《诗》时，都未依据《良耜》本义进行阐发。据《毛诗序》，《良耜》是一首“秋报社稷”的祭祀诗。就全诗看，“百室盈止，妇子宁止”实际是描述农业生产获得丰收而百姓安宁的情景，体现了周人对上天赐予农业丰收的诚挚感恩。文学的引用，显然是依据此诗为农业祭祀诗，与他们的重农务本主张相关，就由此联想类推，认为此正证明了治国当务本的观点的正确性。桑弘羊的征引，则纯属“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只因“百室盈止，妇子宁止”所描述的国富民安情景与其所述的以本易末所要达到的治国效果相似，就引之为据，完全不顾全诗本义。这样的引诗例子，在《盐铁论》中俯首可拾，足见西汉人运用《诗经》的灵活。然而，无论他们怎样运用，都是将《诗经》与当时的政治现实联结起来，以《诗》作为其经世致用的理论依据。这样的引诗方式，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在经历了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之后，到战国时期“著述引诗”，再到《盐铁论》的针锋相对论辩用诗，“诗言志”(18)、“宗经征圣”的文学观念已更加深入人心。二是至汉昭帝时期，人们对《诗》的运用与现实政治联系紧密，始终贯穿着一种政教实用思维，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稍后会出现王式以三百五篇当谏书的文化现象了(19)。而这样的政教实用思维影响到文学上，势必促使这一时期及之后的文学更关注政治、更崇尚文学的政教实用功能。以司马相如和扬雄赋比较，这种文学观念的影响就显得特别突出。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尽管是“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20)，但充满着浪漫情调，而到扬雄《甘泉》四赋，赋的浪漫情调明显减弱，讽谏征实意味则明显增强，即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就《盐铁论》呈现的《诗经》传授情况看，《盐铁论》中引、用《诗经》达七十多次，但其引用基本是今文三家诗。如《错币》载文学语：“古者，市朝而无刀币，各以其所有易所无，抱布贸丝而已。”这里化用了《卫风·氓》“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在此，贤良认为“布”乃布匹，“抱布贸丝”，乃是以物易物。《毛传》则认为：“布，币也。”训“布”为钱币，这显然与文学的阐释不同，文学所用当为今文三家诗义(21)。又《刺复》中文学与御史均以《鹿鸣》为乐贤诗，这与《毛诗序》所说的“《鹿鸣》，燕群臣嘉宾”也不一样，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即认为此用齐、韩二家诗义(22)。即使引诗，也透露出《盐铁论》所引非《毛诗》。如《备胡》载贤良语：“老母垂泣，室妇悲恨，推其饥渴，念其寒苦。《诗》云：‘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之我哀。’”引《诗》出自《小雅·采薇》。其中，“莫之我哀”，《毛诗》作“莫知我哀”，陈奂《诗毛氏传疏》以此“或本三家异字”。又《周秦》载文学语：“诗云：‘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踌。哀今之人，胡为虺蜥！’方此之时，岂特冒蹈刃哉？”此引诗出自《小雅·正月》。今本《毛诗》“蜥”作“蜴”。由这些引诗与用诗皆出自今文三家诗，可见参加盐铁会议的朝中官员与在野文人所习的主要是今文三家诗。也就是说，汉昭帝时期，古文《毛诗》的传授与汉武帝时期一样仍相对冷寂，其经学地位仍然远逊今文三家诗。
再就《盐铁论》透露出的《诗经》传本情况看，《盐铁论》中引用诗所涉篇章诗句都见于今本《诗经》，没有逸诗。这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因在汉武帝时代还有引逸诗的情况，如汉武帝元朔元年《赦诏》中就引“九变复贯，知言之选”这句逸诗来证明其通变、“与民更始”思想的合理性。(23)由《盐铁论》引、用无逸诗这个事实，至少可以推知，至汉昭帝时期，文学、贤良和桑弘羊等看到的《诗经》篇目、诗句，已经和我们今天所见基本一致了，《诗经》这部重要典籍，在汉昭帝时期已经有了与今本基本一致的传本。
第三，对屈原与楚辞的理解及其引发的文学主题的问题。《盐铁论》4次提到屈原，5次引、用《楚辞》，足见当时朝野士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熟悉。在提到屈原时，无论朝廷官员还是贤良、文学，都认为屈原是因被小人诬陷而遭遇不幸，如《非鞅》载大夫语“淑好之人，戚施之所妒也；贤知之士，阘茸之所恶也。是以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讼贤》载文学语“屈原之沉渊，遭子椒之谗也”，都表明了这样的认识。并且，文学还对屈原被楚王疏远、放逐的遭遇深表同情，并借屈原遭遇以讽今。如《相刺》载文学语：“扁鹊不能治不受针药之疾，贤圣不能正不食谏诤之君……是以孔子东西无所遇，屈原放逐于楚国也。”这些材料，无疑对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中的屈原生平记载起到了辅助与支撑的作用。其中，文学提到屈原遭子椒之谗，未见载于《史记》，因此可视为对《史记》记载的补充。而这一记载，对后世颇有影响，如扬雄《反离骚》云：“灵修既信椒、兰之唼佞兮，吾累忽焉而不蚤睹？”(24)曹操《激厉融书》云：“屈平悼楚，受谗于椒、兰。”(25)都认为子椒曾诬陷屈原，就是证明。
《盐铁论》援用屈原作品时，有两处援用《离骚》，即《地广》载文学语：“必将以貌举人，以才进士，则太公终身鼓刀，宁戚不离饭牛矣。”其中，“才”通“财”。这里是化用《离骚》“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之语，批评了当时以貌取人、以资财进士的不合理的用人制度。又《大论》载文学语：“君暗，大夫妒，孰合有媒？”这是借《离骚》求媒以通君路之意，对桑弘羊等朝廷官员妒贤嫉能、遮蔽君路给予了猛烈批判。另外，《相刺》中，文学还说：“屈原行吟泽畔，曰：‘安得皋陶而察之！’夫人君莫不欲求贤以自辅，任能以治国，然牵于流说，惑于道谀，是以贤圣蔽掩，而谗佞用事，以此亡国破家，而贤士饥于岩穴也。”这是合用了《楚辞·渔父》“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与《九章·惜诵》“俾山川以备御兮，命咎繇使听直”，借屈原遭遇批判“贤圣蔽掩，而谗佞用事”的社会现实，为自己未得进用鸣不平。
由《盐铁论》对屈原与楚辞作品的解读不难看出，无论是桑弘羊还是文学，他们关注的主要是屈原遭谗不遇的不幸身世。在他们看来，屈原之所以不遇，主要源于三大因素：一是邪臣用世妒贤，诬陷屈原；二是君暗，不听忠言而惑于道谀；三是以貌举人，以资财进士的不合理的用人制度。并且，他们感叹屈原不遇的同时，也寄托着自己内心的不遇感受。这种借解读屈原与楚辞作品而引发不遇的思考，实际与贾谊《吊屈原赋》、董仲舒《士不遇赋》、司马迁《悲士不遇赋》和东方朔《答客难》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而《盐铁论》中把士人不遇较清晰地归结于三大因素：邪臣、庸君、不合理用人制度，则较以往显得更全面更深刻。之所以如此，可能与当时亟需对以往政策的各个方面进行反思有关。这种对士人不遇的深刻思考，对汉武帝之后的文学创作有深远影响。限于本文探讨的目的，拟对此另撰文讨论。
总之，《盐铁论》的引书与用书提供的信息是相当丰富的，这里讨论到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一些重要问题，如盐铁会议论辩双方引、用书各有侧重的问题、《盐铁论》引、用书涉及的经济问题，尚待今后作进一步探讨。
注释：
①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58页。下引《盐铁论》文未注明者皆出此书。
②王利器《盐铁论校注》，444页。
③班固《汉书·董仲舒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2516页。下同。
④⑤《盐铁论》卷六，王先谦思贤讲舍刊本。
⑥《史记·儒林列传》：“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3127页。《汉书·儒林传》：“胡母生字子都，齐人也。治《公羊春秋》，为景帝博士。与董仲舒同业，仲舒著书称其德。”3615页。
⑦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以《左传》为刘歆割裂《国语》伪造，其后廖平、崔适、徐仁甫等从之。
⑧《汉书·昭帝纪》，223页。
⑨《汉书·宣帝纪》，238页。
⑩《史记·龟策列传》，3224页。
(11)《汉书·元帝纪》载汉宣帝语：“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277页。
(12)瞿同祖《中国法律和中国社会》，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306页。
(13)参见拙作《汉武帝与楚辞的解读与传播》，《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第1期。
(14)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要略》：“若刘氏之书，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权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风，以储与扈冶，玄眇之中，精摇靡览，弃其畛挈，斟其淑静，以统天下，理万物，应变化，通殊类。”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711页。
(15)《汉书·杜周传（附杜延年）传》载杜延年语，2664页。
(16)隋树森《古诗十九首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1-10页认为《古诗十九首》“出于两汉无名氏之手”，其中有西汉武帝太初元年之前的作品，也有东汉桓、灵帝之际的作品。
(17)王利器《新语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84页。
(18)鲁洪生《诗经学概论》指出“诗言志”这一诗学纲领适用于三种情况：一是“写诗言志”；二是“赋诗言志、言语著述引诗为据之类的用诗”；三是“‘以意逆志’的解诗评诗。”沈阳：辽海出版社，1998年，13页。《盐铁论》的引诗用诗显然属鲁先生所指的第二种情况。
(19)《汉书·儒林传》3610页载王式语：“臣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尝不流涕为王深陈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谏，是以亡谏书。”
(20)《史记·司马相如列传》，2533页。
(21)［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桓习《齐诗》，此盖齐家异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292页。
(22)［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556页。
(23)《汉书·武帝纪》，169页。
(24)《汉书·扬雄传》，3517页。
(25)《后汉书·孔融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2272-2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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