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在当代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市场经济论文,当代论文,作用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中国有悠久的灿烂的传统文化，其中包括古代的丰富的经济思想。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对中国先秦以来两千多年的历史，有重要影响。这一点往往不为人所知，以致有的西方学者，甚至有的中国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是贫乏的。比如美国《经济评论》杂志1956年5 月号刊登的一篇文章说：“没有一个东方国家有任何东西可以与西方国家中世纪僧侣们所作出的良好开端的经济分析相比拟。”他讲的是一切东方国家，当然包括中国在内。日本的一些学者和某些西方学者贬低东方和中国的经济思想不同，他们认真地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就不断有日本学者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出版了有关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专著，并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给以相当高的评价。1924年出版了田崎仁义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及制度》，1936年由中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王学文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35年又出版了京都帝国大学田岛锦治教授的《东洋经济学史——中国上古的经济思想》，并提出“以余卑见，中国上古之道德政治及经济的思想，与希腊罗马相比，不仅不逊色而且卓越之处亦不少”。他还认为西洋人重视希腊罗马的研究还情有可原，倘若日本人也如此，则“不免有颠倒本末轻重之讥了”。1971年上野直明出版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并认为“从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来说，中国对欧洲思想界的影响极其重大。……对欧洲的经济思想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一般人都知道中国近代受到西方的影响，受到西方经济思想的影响，很少有人知道中国经济思想也曾影响西方。日本学者能够提出这个问题是很难得的。到了八九十年代日本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者桑田幸三教授（日本爱知学泉大学教授、滋贺大学名誉教授）与中国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好几位学者有着良好的学术交流。他的著作《中国经济思想史论》也被译为中文，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桑田幸三教授1990年曾访问北京大学，并作了关于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演讲。
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是丰富的，对中国当代经济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其中有的曾起过消极的作用，但是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也有不少精华，在中国当代经济发展中也可发挥积极作用。
由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形成于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所以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有相当多的内容是适应于自然经济的。这些思想在过去曾经影响了中国经济的现代化。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先进人物主张学习西方，使中国富强起来。但是，受到不少人的反对，反对者的思想武器，就是中国的传统思想，包括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1949年以后，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上，在我看来都带有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包括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影响。比如贵义贱利、重本抑末、黜奢崇俭，这些传统思想都发生过作用。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不重视经济效益，这就是贵义贱利的现代版。重视农业，实际上只重视粮食，以粮为纲，农民如果生产蛋、肉、奶、蔬菜、水果等等都被看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割资本主义尾巴，急于消灭商品货币等等，这就是当代的重本抑末。对人口问题的忽视，也和中国古代的传统有关。在自然经济下，有土地，有劳动力，就能生产，尽管劳动生产率低，但劳动力多，土地多，剩余产品总量就多。所以，中国古代把人口多和财富多一起看作国家的兴盛的标志，叫做“富庶”。50年代末兴起的人民公社，更集中了中国古代的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乌托邦。工、农、商、学、兵合一，吃饭不要钱，以至取消商品货币，等等，都可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找到类似的思想。
但是，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是一个复杂的思想体系，不只以自然经济为背景，也有商品经济的背景。这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同时，商品货币经济也有一定的发展。中国封建社会自战国以来土地就可以买卖。土地买卖是以一定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前提的，只有相当多的产品成为商品，土地才有买卖的可能。同时，土地的买卖，又推动了商品交换的发展。所以，在中国古代有相当繁荣的商品经济，有散布在全国各地的都会和大大小小的市场。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不仅要面对自然经济，而且也要面对商品经济，面对货币和市场。这就使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不仅有适应自然经济的一面，也有适应商品货币经济的一面。这就使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在当代市场经济中也会起到某些作用，并且可以起到积极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的一段话，有助于我们理解古代经济思想和当代社会的关系。他们认为“如商品生产、贸易、货币、生息资本等等”现象，是古代希腊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两个社会共有的”，“由于希腊人有时也涉猎于这一领域”，所以“与此有关的原则和定理”，能在“古代希腊社会的著作家那里见到”。他们还认为古希腊的著作家在这一领域“也和在其他一切领域一样，表现出同样的天才和创见。所以他们的见解就历史地成为现代科学的理论出发点”。（《反杜林论》第二篇十《批判史》）中国古代虽然有相当繁荣的商品货币经济，有相当丰富的经济思想，由于中国未能及时走上资本主义社会，现代经济科学也就没有在中国产生，中国古人的见解也就没有能够“历史地成为现代科学理论的出发点”。但是，在当代中国，中国古人的智慧会给我们以这样那样的启发。
二
指导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是邓小平理论，但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在中国当代经济建设和发展中，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建设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具有规范市场经济的作用
在市场经济中大大小小的企业，以及参与经营的个人，都以获取最大利润为目的，如无约束，经济活动将难以正常进行。所以需要法制的约束，也需要道德的规范。中国古代经济思想非常重视伦理道德，在商业经营中重视商业道德。早在春秋末叶孔子在鲁国当政时，就注意到对市场的规范。《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价”，就是讲鲁国的市场经过孔子的整顿，价格公平了，讲究商业道德了。《孟子》中也记载了战国时的陈相说，如果按照他的老师许行的主张行事，“则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五尺童子适市，莫之或欺”（《孟子·滕文公上》），也是讲商业道德。中国传统的道德，特别是长期形成的商业道德，对规范市场有着重要作用。“言不二价，童叟无欺”，“秤平斗满尺码足”，等等，已成为深入人心的商业道德。“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成为一些商人、企业家的座右铭。中国古代的商人包括明清以来的徽商、晋商等商帮，都把诚实信义作为自己的经营指导思想。徽商中不少人以儒商自诩，在经营中按照儒家的伦理道德行事，而把那些唯利是图、见利忘义之辈斥之为“徽狗”，把他们看成徽商中的败类。中国古代的义利之辨，就是讲的正义、公利、道德和私利的关系。孔子讲的“见利思义”，就是讲人们在追求利的时候要考虑是否合乎公利和道德。中国当前的改革开放，人们从过去的经济体制中解放出来，成千万成亿的人一下子涌入“商海”，各方面都缺乏准备，包括道德准备。有的人不知道经商也需要讲道德，有的则极度贪婪，急于发财，不择手段，不顾道德。一些人经商、办企业，没有长远打算，先捞一把再说。有人以违法、不道德的手段经营，采取“打一枪换个地方”的办法。于是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等等沉渣泛起。这需要法制、行政手段严格管理、严厉惩治，也需要大力宣传道德，使相当多的人受到道德的约束。中国传统文化和古代经济思想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是有一定作用的。
（二）具有国家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的启发借鉴作用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属于管理国家财政经济的思想十分丰富。由于中国古代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在管理国家财政经济中，也面临对市场的管理和调控。早在春秋末范蠡就提出了调控粮食价格的主张。范蠡和稍后的李悝都提出由政府采取收购和抛售粮食的办法使粮价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使出卖粮食农民和购买商品粮的商人及其他人都不吃亏，避免谷贱伤农，谷贵伤民。之后形成了一系列调节粮食丰歉余缺，调节粮价的措施，如平籴、平粜、常平仓等，成为古代中国历史悠久、行之有效的措施。战国秦汉时，出现了一种理论，认为商品的流向是“重则至，轻则去”，为了吸引某种商品，就提高其价格，并认为最后买这些商品时，价格并不一定高。“有以重至而轻处者”（《管子·轻重·揆度》），即因为价格高而运至，但可以低价卖出（这是因为“物多则贱，寡则贵”。由于价格高货物纷纷运至，从而使这种货物多起来了，价格下降，又由于货物长途运来，再运走损失太大，只好就地低价出售）。这种理论在后来的救灾中被运用。北宋范仲淹在杭州任太守时，因灾米价上涨。范仲淹将米价提至市价之上，并“多出榜文，具述杭饥及米价所增之数，于是商贾闻之，晨夕争先恐后，且虞后者继至。于是米石辐集，价值遂平”。（林希元：《荒政丛言疏》， 《明经世文编卷162》宋神宗时赵忭知越州（治所在绍兴），两浙旱蝗，米价上涨。诸州皆榜道路，禁人增米价，人多饿死。忭独榜通衢，令有米者昂价粜，于是米商辐辏，米价顿减，而民无饿死者。（《宋史·食货志上六》）中国古代也有通过货币投放来调节物价的主张。汉代的贾谊就说：“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钱轻则以术敛之，重则以术散之，货物必平。”（《汉书·食货志下》）
中国古代还出现了通过扩大消费以增加就业的主张。《管子·轻重篇》就提出，在水旱灾荒之年，百姓不能种田了，官府就修建宫室台榭，招收那些养不起猪狗的贫苦百姓来做工。并说修建宫室台榭并非为了观赏玩乐，而是一种政策。《管子·侈靡篇》甚至说：为了百姓有工作，“富者靡之，贫者为之”，可以“雕卵然后瀹之，雕橑然后爨之”。就是说煮蛋，先在蛋上画上花，再煮了吃；烧木材，先在木材上雕花，然后再烧。富人奢侈，是为了贫苦者有工作。这种主张，在以后的救灾中运用过，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北宋仁宗时，范仲淹在杭州，于灾荒之年，“纵民竞渡”，自己也“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号召寺院大兴土木，“又新敖仓吏舍，日役千夫”。有人告他的状：“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及公私兴造，伤耗民力。”范仲淹反驳说：“所以宴游及兴造，皆欲以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当时“贸易饮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无虑数万人”。“是岁，两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后来，这种办法成为政府政策。沈括说：“岁饥发司农之粟，募民兴利，近岁遂著为令。”沈括还评论说：这种办法“既已恤饥，因之以成就民利”。（沈括：《梦溪笔谈》卷11）中国历代，包括新中国曾经采用的“以工代赈”，就是上述主张的运用。
中国古代还出现了放任主义的经济思想，著名的是司马迁的“善因论”。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对人们的求利活动采取放任政策。这种放任主义在中国古代也多次形成政策，付诸实践，特别是在一个封建王朝建立初期，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社会经济时，多被采用，也多有成效。
（三）具有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启发借鉴作用
中国古代有较为发达的商业，所以早在先秦就出现了研究商业经营的学问。这种学问称为“治生之学”。“治生”就是治理家庭生计，也即经营家业。中国先秦学术繁荣，百家争鸣，研究“治生之学”的学者，也是其中的一家，可以称为“商家”。他们有丰富的经营管理思想。他们是中国古代最早研究市场上商品供求和价格变化的人。既是政治家、军事家，又是著名商人的范蠡认为物价变化是有规律的，可以预测的。他认为可以根据商品供求情况来预测商品价格的趋势：“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践。”也可以根据商品的价格状况来预测价格变化的趋势：“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正因为“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所以他提出的经营对策是：“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中国古代的商人非常注意抓住经营的时机，白圭就“乐观时变”，善于观察掌握经营时机的变化。他还提出：“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中国古代的商人，不仅重视天时和市场变化的时机，而且还善于抓住政治变动的时机。比如，秦汉之际的宣曲（在陕西）任氏，当秦败之时，“豪杰皆争金玉，而任氏独窖仓粟。楚汉相距荥阳也，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又如，无盐氏也是利用了政治时机。西汉“吴楚七国起兵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封地）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司马迁：《史纪·货殖列传》）要抓住政治时机，首先要对政治事件的发展、结果和影响有正确的判断。宣曲任氏正确地估计了秦败之后，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及对经济的影响。他预计到战争影响耕种，从而影响粮价。无盐氏则正确估计了吴楚七国起兵后的结局。当然这是有风险的。正因为有风险，所以能获大利。
白圭还认为从事商业经营的人要具备一定的素质。这个素质就是：智、勇、仁、强。智，就是要具有随机应变的智慧；勇，就是要有不失时机、当机立断的勇气；仁，就是在钱财的取予上以仁为标准，当取则取，当予则予；强，就是要坚强，有耐心，沉得住气。如果“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史记·货殖列传》），那是经营不好的。他认为不具备上述条件，要向他学习经营之道，他是不教的。
先秦至西汉中叶的治生之学还很重视经营行业的选择、经营地点的选择、经营商品的选择（包括商品质量）和任用人员的选择，调动部下积极性，加速资金周转，以及勤劳俭朴等等。（参见拙作《中国古代治生之学的黄金时代》，《经济科学》，1986年第6期）
继承了传统的治生之学明清商帮，特别是徽商对治生之学有所发展。他们突出的特点就是把儒学和经商联系起来。第一，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要求自己，在经商中讲求商业道德。第二，学习经史百家著作，从中吸取智慧，用于商业经营。第三，亦商亦儒，经商的同时，读书学习，乐与文人学者交往。第四，热心文化教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如创办书院，资助贫困学子读书学习，资助学者文人刻印学术专著和诗文集，赈济灾民，施舍医药等等。
当然，除了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经营管理思想之外，传统文化中的哲学和军事思想，以及小说、笔记等等，其中的某些思想，也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有某些启发借鉴作用。《孙子兵法》、《论语》早就被用于企业经营。日本的涩泽荣一就提出“论语加算盘”的经营之道。中国和外国的学者研究《孙子兵法》的就更多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等也被用于经营。日本学者安冈正笃等著的《三国人物新论——从经营学观点重估三国人物》（台湾学者林寄雯翻译，台湾创意力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就是要将三国人物的睿智、思维和作法，引进现代的企业经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