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日本的援助理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理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援助理念是塑造日本援助国际形象以及争取国内支持的重要途径，反映了日本对政府开发援助的自我定位。然而，在对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研究中，大部分学者关心的是探寻援助背后的各种利益动机，而较少关注日本政府对援助理念的阐释，为数不多的关于日本援助理念的论述又经常对理念与动机不加区分。笔者以为，援助理念并不完全等同于援助动机，它是援助国为了证明援助行为的合理性、必要性和正当性，以国际舆论和国内民众为主要受众进行的解释和说明，是援助国对本国援助应然状态的阐释和宣传；而援助动机则是援助国在整体援助实践中体现出来的多元化利益诉求，是对援助现实的原因解释。虽然援助理念经常模糊了援助的主要动机，却反映了援助国对自我援助角色的定位，对于理解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是否树立明确的援助理念，反映了援助国在国际援助舆论面前是否采取明确的立场，只有采取明确的立场才能真正发挥大国作用；第二，援助理念体现了一国在援助问题上的软权力。通过在各种国际援助场合影响国际援助潮流的发展方向、国际援助议程设置，援助理念所体现出的软权力可以上升为对国际援助的领导权。
日本在连续十年蝉联经济合作组织(OECD)第一大援助国之后，2001年终于再次让位于美国，①到2007年，以当年纯支出额计算，日本已经落后于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屈居第五，②出现了曾经困扰欧美的“援助疲劳”。由于国内经济的长期低迷，再加之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政府开发援助预算成为日本财政削减的主要对象，③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日本在援助数量上已经难以有所作为。同援助额减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步入90年代以来，日本加强了对援助理念的构建和宣传，通过1992年政府开发援助大纲。（ODA大纲）的制定以及2003年大纲的修订，极力改变和塑造日本援助的国际形象。日本ODA政策的这一转变，使得研究日本援助理念具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把握日本援助理念的发展与变化成为把握日本新时期对外援助政策转向的重要切入点。本文将在辨明基本概念的基础上，基于不同时期的官方文献梳理日本援助理念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脉络，揭示日本援助理念与其外交和经济发展战略之间的密切联系，以期对理解日本对外援助政策的发展方向有所帮助。
一、日本的援助理念：概念辨析
无论是在学者还是在官方的讨论中，“援助理念”都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早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和西方的学者就开始研究日本的对外援助理念，从90年代开始，国内学者也就日本的援助理念展开了探讨。不过关于援助理念一直没有统一的定义。一方面，用词不尽相同，有“经济协力理念”、“援助理念”、“援助政策理念”等多种提法；另一方面，由于对概念的界定不同，所探讨的内容虽然相似，但是范畴、角度和侧重点都有所区别。
国内学者一般把援助理念定义为一种“价值观念”。多赞同“所谓援助理念，就是用以论证对外援助的必要性、正当性的核心价值观念”，援助理念包括“战略援助理念”、“开发援助理念”、“人道主义援助理念”和“南北共存的理念”，四种理念的不同组合则构成了具体国家的“援助理念体系”。④这一定义中的援助理念指的并不是某个国家的具体援助理念，而是从各国政府的相关表述与实践中抽象综合出来的具有普遍性的援助“核心价值观念”，而论及具体国家时，则是由多个核心价值观即“援助理念”组成的“理念体系”。⑤这一定义从宏观层面对援助理念进行了抽象性概括，为理解各国的援助理论与实践提供了基本的分析视角，但是对于理解具体国家如日本的援助理念本身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一发展过程又体现出怎样的延续性和内在逻辑等问题却略显宏观，而这些正是本文力图阐释和回答的问题。
比较而言，日本学者和欧美学者则没有就“援助理念”提出较为系统、明确的定义。日本学者小野五郎认为，“经济协力理念”指的是经济协力的基础性根本观点。⑥20世纪70年代，鹿岛和平研究所在其编著的《经济协力大系：经济协力的理念与发展》中提出，经济协力的理念就是对“为什么要实施经济协力、为什么不实施不行？”的回答。⑦鹫见一夫认为，援助理念就是对“为什么要进行援助”以及“为谁提供援助”两个问题的明确阐述。⑧稻田十一认为，“构成了决定向什么国家提供、提供多少援助的基本标准的各原则便是所谓的‘援助理念’”。⑨日本学者虽然对何谓“经济协力理念”或“援助理念”的表述各有不同，但观点是基本一致的，即指对“经济协力”或“援助”的原因、目的、重要性、实施原则等基本问题的看法。日语“理念”所对应的恰当英译为“idea”，不过英文文献中多用“aid philosophy”一词来指援助理念，不过西方学者大多没有就援助理念进行明确的定义。从其论述的内容判断，多认为援助理念主要阐述的是援助的目的、原则和基本方法，即回答“为什么援助”和“如何援助”两个基本问题。⑩
本文拟从一手资料入手（主要为日本官方文献），具体分析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理念的历史发展过程，把握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及背后的逻辑动因。鉴于“援助理念”事实上已经成为日本政策文件中具有日本特色的固定表达，也有较为固定的几个方面的内涵，因此本文更倾向于日本和西方学者的定义，不过考察的对象仅限于官方的政策主张，即仅从政策层面进行考察，把“援助理念”看成是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一项具有连续性的政策内容，考察其发展的历史以及演变的特点。
二、日本援助理念的历史发展
日本援助理念的历史发展可以从其表现形式以及具体内涵两个方面把握。表现形式主要指政府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阐述和确立援助理念，一般包括法律、议会决议、内阁决议、政府文件等形式。例如美国1961年制定了《对外援助法》，通过立法的形式确立了其援助理念，加拿大议会1987年通过了《政府开发援助宪章》，以议会决议的形式确立了其援助理念。(11)从约束效力来看，立法是最高级别的表现形式，其次是议会决议和内阁决议，政府文件则多为部门性文件，约束效力较低。内涵指日本援助理念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在国际国内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不同时期日本援助理念的内涵体现出不同的特点。据此，可以把日本援助理念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20世纪50-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之后。
（一）日本援助理念表现形式的发展与演变
1992年日本《政府开发援助大纲》制定之前，日本的援助理念主要体现在通产省、外务省和经济企划厅的官方文献中。通产省1956年的第一本经济协力白皮书，以及外务省1957年的第一本外交蓝皮书，就对经济协力的目的、意义等基本问题有所论述，不过直到1969年，官方文献中才出现“经济协力理念”的措辞以及相关论述。(12)70年代后，官方文献中“经济协力理念”作为专门用语出现的频率明显提高，论述也日趋系统化，形成了“基本理念”加“日本立场”的论述框架。80年代，政府对援助理念的关注度明显提升，并就此展开了广泛的政策讨论。尽管如此，欧美国家政府和学者仍然批评日本没有明确的援助理念，日本学者也持有不同看法，鹫见一夫在1992年ODA大纲制定前曾撰文指出日本长期以来缺乏明确的援助理念，提议通过立法确定援助的基本原则，明确日本的援助理念，(13)小野五郎则认为日本从70年代开始就已经树立起比其他任何发达国家都更具“理念”特征的援助理念。(14)其实西方学者并不否认日本关于援助理念的政策探讨，只是日本援助受制于以四省厅(15)协议制为主要特征的分散化多元决策体系，各个关键省厅往往基于自己的立场就经济协力理念发表各自见解，长时间都未能形成在形式上统领日本政府开发援助实践的法律性或政策性文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其“理念缺失”也不为过。1987年通产省日本经济调查协议会在《经济合作的理念与方法：寻求建立高效的实施体制》的报告中也坦言，“日本的援助理念实际上并不明确，为了应对新的国际发展形势，需要进行新的思考和转变。”(16)
1992年6月30日，日本政府以内阁决议的形式通过了《ODA大纲》，大纲阐述了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理念与原则，并首次以内阁决议的形式赋予其统一指导日本援助实践的效力，至此日本才正式确立了政策层面的“援助理念”，也首次明确表达了政府在开发援助上的基本立场。2003年，历经10年日本第一次对《ODA大纲》进行了修订，日本的援助理念展现出新的内容和时代特点。
从政府部门文件到政府内阁决议，日本援助理念的表现形式经历了由模糊到明确的发展过程，反映了日本政府对援助理念建设重视程度的提高。
（二）日本援助理念内涵的发展与演变
1.1950-1960年代日本的援助理念
1950-1960年代，日本的官方文献中鲜有“经济协力理念”的提法，只是对“经济协力”的目的、意义等有过零散的论述，此时日本的“经济协力理念”还处于萌芽阶段。这一时期的理念一方面强调二战后“国际协调”的精神，以及日本对亚洲的责任，另一方面则着重强调了经济协力对于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非常直接地表达了日本经济协力促进日本出口以及确保原材料供应的目的。
所谓“国际协调”，即“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低发展国家(17)经济的发展，对低发展国家的经济协力是世界工业国的使命”的思想。(18)在日本看来，“工业国同低发展国家间经济协力的方向是尊重双方的立场，相互促进经济发展”(19)，这一时期日本对国际协调精神主要是从世界经济平衡发展的角度理解，并且强调经济协力的互惠性，淡化由人道主义理念衍生出来的发达国家有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之义务的思想。对于日本经济协力所负有的国际责任则主要限定在对亚洲的责任，并由初期对亚洲“赔偿义务”上升到对促进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以及地区稳定、和平与繁荣的义务。
这一时期日本援助理念的突出特点是直接强调日本的短期经济利益，以促进出口以及原材料供应为目的。1958年，通产省开始出版经济协力白皮书，即《经济协力的现状与问题》。在时任通产大臣尾繁三郎所撰写的序中，明确提到“帮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南亚诸国发展经济有助于我国贸易振兴，因此要努力推进对外经济合作”，(20)前言中则进一步指出“为了振兴资本输出、确保重要资源的供给，要努力充实和强化海外投资、技术协力等经济协力。”(21)此后历年的白皮书在论及日本“经济协力”的目的时，都以促进贸易以及确保资源为核心观点，并且还通过论述日本贸易结构的特点来论证追求出口和原材料供应目的的合理性。1960年通产省的经济协力白皮书在论述“我国经济协力的意义”时，特别指出日本贸易结构的特点在于对发展中国家的高度依存，以此来论证为什么日本“必须施经济协力”。一方面，为了实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必须促进出口，而从产业构造上看，日本的工业发展必须以化学和重工业为中心，“从现状来看，（日本）化学和重工业市场的重点只能以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为中心”。另一方面，日本“工业材料以及燃料的进口依存度高”，为了“确保今后原材料长期稳定的供给”，需要同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积极进行经济合作。(22)也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日本发展出了对相互依存的认识。
2.1970年代日本的援助理念
70年代，官方文献中开始频繁使用“经济协力理念”的表述，并逐渐形成了“基本理念”加“日本立场”的二元论述框架。“基本理念”或“一般理念”，是日本对战后国际援助基本思想的理解和接受，其包含了人道主义、援助补充论、经济和平论等二战后为各援助国所接受和宣扬、但却为学者们所质疑的国际援助思想。在通产省的经济协力白皮书中，援助的基本理念被阐述为：“以任何国家都相互联系、无法脱离其他国家而独立存在的认识为基础，追求通过提高贫困人群的福祉、实现发展中国家发展来确保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通过所有国家共享经济的繁荣来巩固世界和平等目标的理念”，此外在论述为什么要实施经济协力的时候补充了人道主义的观点，认为“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改善贫困人口的福祉是发达国家的义务”。(23)
对“日本立场”的阐述是日本“经济协力理念”的实质性内容，最能反映这一时期日本经济协力理念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淡化了追求直接经济利益的商业主义色彩，强调从日本长期经济利益出发，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1972年的经济协力白皮书写道，“今后我国的经济协力，不应局限于直接的经济利益，而是要站在对象国立场上真正以帮助其发展的形式来推进经济协力，这比什么都重要”。(24)1978年的白皮书指出，70年代，在“经济整体国际化的进程中，经济协力也开始侧重于帮助世界经济的协调与发展的方面”。(25)第二，基于日本自身的发展经验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自主性的尊重，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自助努力才是经济发展的关键。1972年的经济协力白皮书便论述到，“（经济协力）是对为实现发展中国家经济自主发展而应当进行的自助努力的补充，发展的主体性与责任当然在于发展中国家自身。”(26)第三，受到石油危机的影响，开始强调政治因素对日本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重要性，把确保能源供应上升到确保“经济安全”的高度。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日本认识到“与资源所有国的经济关系不单是资源关系，也要十分注意政治侧面。在经济交流中要形成广泛的友好关系，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确保资源供给的稳定化”。(27)在1975年的经济协力白皮书中，首次明确提出经济协力“对确保我国经济安全负有重要责任”。(28)第四，强调日本的国际援助义务。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1968年日本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挥与经济规模相称的援助义务”(29)成为最常见的表述。到70年则开始强调“援助义务一直是日本承担作为西方一员相应责任的重要方式”，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提升，70年代这一“义务”开始突破亚洲中心的限制，具有全球化色彩。
3.1980年代日本的援助理念
80年代日本政府开始对援助理念展开广泛和深入的探讨，政府开发援助决策的两个关键省厅——通产省和外务省——都发表了专门讨论和阐述日本“经济协力理念”的报告书，首次就日本的“经济协力理念”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阐述。
这一时期，在援助理念的基本表述上，仍然延续了70年代“基本理念”加“日本立场”的模式。1981年4月，外务省公开发表了《经济协力的理念——为何实施政府开发援助》的报告书。报告书首先论述了“国际援助的一般理念”，将其归纳为人道主义、道义考虑和相互依存认识两个要点，与上两个时期对一般“经济协力理念”的讨论相比并无新意。不过报告书明确阐述了一般援助理念与各国独自立场之间的关系，认为开发援助的一般国际理念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却“无法痛切地体会开发援助对日本切身利益的影响”，从而不能很好地向国民解释为何把本可运用于提高国民福利的大笔资金抛向国外。英美等西方国家由于人民生活富足感强、具有基于基督教的慈善主义传统，并且不同于日本单一民族，具有与不同人种共同生活的经验，从而具有把开发援助的一般国际理念广为传播并为民众所认可的根基，而日本缺少这样的根基。因此，需要从日本的实际国情出发，解释为什么要实施和加强政府开发援助。(30)
对“日本立场”的阐述体现了这一时期援助理念的主要特点，即把经济协力同日本“综合安全保障”结合起来，从确保日本综合安全的角度来理解援助的目的和意义，援助理念的战略性加强，大国化倾向更加明显。为此，上述报告书指出，对外援助是日本作为和平国家而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日本保持经济大国地位必须付出的代价，是弥补日本高度对外依存的弱点的有效手段，也是日本作为非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成功典范，构筑合理南北秩序的“世界历史使命”。(31)这一时期日本对所谓的“纷争周边国家”增加了大量的援助，其中包括中东地区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土耳其、埃及和巴基斯坦，以及亚洲的泰国。(32)
4.日本援助理念步入“ODA大纲”时代
1992年6月30日，日本内阁通过了《政府开发援助大纲》，要求各个省厅共同遵守，这是日本对外援助史上第一次有关援助理念的内阁决议，从真正意义上确立了作为一项政策的援助理念。大纲对日本援助理念进行了重大调整，政治化、战略化以及国际化成为其突出的特点。
在ODA大纲中，对理念的阐述不再分为“国际援助的一般理念”和“日本立场”两个部分，而是把两者糅合在一起，反映了日本援助理念的国际化倾向。对理念的阐释也不再从日本特殊论出发，囿于“狭隘的国家利益”。基于人道主义考虑、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认识、环境保护、和平国家的使命以及发展中国家的自助努力等五个方面的考虑，大纲对政府开发援助的目的进行了新的归纳：“我国实施政府开发援助的目的，是以支援发展中国家为经济起飞而进行的自助努力为基本点，通过广泛培养人才和建设包括国内各项制度在内的经济社会基础设施以及提供基本生活条件，以谋求确保发展中国家资源配置的效率与公正以及‘良好的统治’，在此基础上实现经济的健康发展。与此同时，以实现环境保护为目标，为推进全球规模的可持续发展而努力”。(33)大纲对日本基本援助理念的阐述，一方面继承了以往对人道主义、相互依存、自助努力以及和平国家使命的强调，另一方面首次融入了具有时代特点的新内容，如环境保护、“良治”以及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大纲首次论述了日本ODA的四个基本原则，即：(1)兼顾环境和开发；(2)避免用于军事用途以及助长国际争端；(3)对发展中国家的军事支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导弹的开发、制造及武器进出口等动向予以充分注意；(4)对发展中国家在促进民主化、引入市场导向型经济方面的努力以及基本人权和自由保障的状况予以充分注意。(34)这些原则将政治和安全、民主化与人权等非经济因素作为是否给予援助的标准，在日本的援助理念中首次把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凌驾于经济利益之上，使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染上了强烈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其维护的不仅是日本自身的经济、安全利益，也要维护自由、民主等价值观以及基于这些价值观的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
尽管大纲能否付诸实践备受质疑，(35)但不可否认其体现出日本援助理念政治化、价值观化的转变趋势，反映出日本在后冷战时期树立援助大国形象、积极主导国际援助舆论的意图。从1993年开始，外务省出版的ODA白皮书《我国的政府开发援助》每年都辟出专门的章节论述ODA大纲及其实施情况，柬埔寨重建援助、苏联解体后对中亚五国的援助、为激励市场化改革而给予蒙古的援助、联合国环境开发会议上高达1万亿日元的援助承诺，以及1992年以来对中国援助的逐渐减少直至终止、对危地马拉和尼日利亚的援助制裁等，都被看成是对ODA大纲的具体实践。(36)
2003年，历经十年，日本首次对ODA大纲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大纲延续和强化了1992年大纲体现出来的政治化、战略化以及国际化的倾向，并着力突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适应国际援助潮流的发展，新大纲在理念中加入了诸如消除贫困、构筑和平、解决多元化全球性问题（包括民族宗教纷争、恐怖主义、难民问题、环境问题、男女平等问题、疾病问题等）的新内容。第二，重点强调了地区纷争和恐怖主义袭击之后的和平重建问题，认为“在构筑和平的同时，促进民主化与保障人权，尊重个人尊严，已经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安定与发展的重要课题”。(37)第三，突破了传统的人权观，提出援助以“人的安全保障”（人間の安全保障）(38)为出发点，针对造成直接人身威胁的纷争、灾害、疾病等威胁“人的安全”的问题进行援助，在进行复兴开发援助时尽可能尊重个人尊严，保护个人利益。
三、援助理念与日本的国家发展战略
在回顾日本援助理念发展历程的基础上，结合国际援助的发展趋势以及日本外交和经济发展战略的变化，可以看出，历经半个世纪日本援助理念的发展体现出三个主要特点。
第一，从表述形式上看，日本的援助理念由模糊到明确，由部门文件上升到内阁决议，其对日本援助政策的指导效用和约束力都呈加强的趋势。这一趋势直接反映出日本对援助理念建设重视程度的提高。客观上，随着国际援助的迅速发展，日本政府一方面面临更加严厉的国际援助审查，另一方面也急需向国民解释为何把大笔的资金抛向国外，而不是直接用于提高国内福利。主观上，则反映了日本援助大国意识的增强。以前日本曾刻意模糊自己的援助理念，以免为国际舆论留下批评的口实，便于根据不同的情况为自己的援助实践辩解，寻找合适的理由。援助理念表述形式的升级，内涵的明确化，表明日本改变了上述策略，援助理念也从被动的辩解转化为积极的政治主张。
第二，援助理念的国际化特性日趋显著。这一特性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援助理念中“日本特殊论”逐渐淡化，跳出了囿于日本“狭隘的国家利益”的框架，而具备更广阔的国际视野；其二，对国际援助潮流的态度，从消极接受向积极倡导和创新转变。战后的国际援助潮流，大致经过了由50-60年代“大推进”理论，到70年代的贫困削减和“人类基本需求”主张，再到80年代的“结构调整援助”，以及90年代强调“良治”、民主、市场价值等观点的发展历程。(39)1990年代以前，日本的援助理念对国际援助理念的强调，一直停留于对援助的早期国际共识，而没有随着援助潮流的发展更新理念的内涵。ODA大纲的制定，标志着日本对国际援助理念态度的根本性转变，大纲中融入了90年代国际援助潮流的最新理念，2003年首次修订后的大纲及时加入了国际援助潮流的新内容。可以预见，日本ODA大纲将延续这一紧随国际援助潮流发展不断更新的趋势。
第三，援助理念内涵发展和变化的逻辑，在于寻找外交战略和经济战略的最佳利益结合点。一方面，援助理念的内涵随着日本外交和经济战略的调整而变化，直接或间接反映了不同时期日本的外交和经济战略；另一方面，随着日本援助的发展，援助理念的外交特性在增强，而经济特性有所减弱。
50-60年代，在“重经济、轻军事”的整体国家发展战略下，日本把安全保障托付给美国，外交上选择追随美国，埋头经济发展，最大限度地分享同盟的经济、政治、安全利益，同时又采取“政经分离”的实用主义立场，尽量扩展外交空间，在世界范围内追求实际经济利益。在经济战略上，战后的日本确立了“贸易立国”和“非均衡发展”的赶超型经济发展模式。(40)50-60年代日本以重化工业为重点产业，极力开拓海外市场。因此，这一时期日本的援助理念对国际协调精神的强调，主要是出于日美同盟利益的需要，日本需要明确作为西方一员的立场；而对促进出口和确保原材料进口的强调，则是这一时期日本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
70年代，在尼克松访华、两次石油危机以及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冲击之下，日本深刻意识到美国的霸权并不能彻底保障日本的安全利益，而不得不认真考虑国际政治因素对日本经济的深刻影响，日本外交的自主性和政治色彩加强。石油危机也带动了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从60年代以资本密集和高耗能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为中心，转为重点发展技术密集型的低耗能、低污染、高附加值产业。这一时期的贸易战略也逐渐从贸易保护主义转向自由贸易政策，在促进出口的同时重视加强对外投资。因此，这一时期的援助理念配合日本经济战略的转向，淡化商业利益色彩，而注重长期经济利益，政府开发援助在帮助受援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也着眼于为自身创造良好的海外投资环境。对“经济安全保障”和“承担与经济规模相称的援助义务”的强调，则体现了外交政策自主化和政治化的转变。
80年代，日本外交的主要任务是在经济实力和自信心大大增强的情况下，积极探索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转变的道路。大平首相提出的“国家综合安全战略”，便是在不完全抛弃“轻军备、重经济”的吉田路线的前提下朝政治大国转变的一种尝试。大平的主张为其继任者铃木继承，并为中曾根发扬光大，日本整体外交政治大国化的格局业已成熟。援助战略化和政治化的倾向同“国家综合安全战略”紧密结合在一起，使这一时期的援助理念体现出维护“国家安全保障”的特点。在经济战略方面，由于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以及欧美国家兴起贸易保护主义，促使日本调整了过去贸易立国、出口主导型的发展战略，由“出口推销型”向“当地生产型”转变，增加对海外的直接投资。这一时期，日本政府还提出向国际协调型产业结构发展，把对外实现“国际水平分工”、对内实现“知识融合化”作为产业结构的新发展方向。(41)为了配合经济战略的调整，政府提出了极具日本特色的“援助、投资、出口三位一体”的经济协力模式，虽然这一思想未能直接体现在援助理念之中，但这一时期日本对自我援助政策的基本定位很明确，那就是使国际援助成为国家综合安全保障战略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90年代以后，随着美苏冷战的终结，世界进入了国际格局新旧交替、“国际新秩序”有待形成的过渡时期。在外交战略上，日本在强化日美同盟、积极支持美国全球战略的同时，谋求亚太政治、经济和安全事务的主导权，并通过各种多边和双边国际平台谋求在全球性问题上的领导权，全面推进政治大国目标。后冷战时代日本援助理念对国际援助潮流的倡导，对多元化全球性问题的关注，以及对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等基本价值观念的强调，都积极契合日本外交战略的调整。另一方面，后冷战时期日本产业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建立“富于竞争力的广泛参与型社会”，并且把发展循环经济体系作为改善日本经济结构、提高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内容。(42)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环境产业已经成为日本极富竞争实力的新经济增长点。日本的援助理念也适时地反映了日本经济发展战略的最新调整，强调和大力推进环境援助无疑有助于日本打开极富潜力的发展中国家环境市场。
四、结语
日本从援助国起步，历经几次ODA倍增，终于发展成OECD头号援助国，并在整个90年代长期保持了这一称号。不过正如日本学者所指出，“日本提供的资金份额不断增加，似乎不断增强了日本在国际发展舞台的发言权。但现实是，有关国际援助和发展的舆论导向是在世界银行和IMF或联合国及七国集团等国际场合所形成的，日本援助的方向则受到这些国际性讨论的制约。”(43)国际援助领导权不仅体现在量上，更体现在对国际援助舆论、议题设置的影响力上。新世纪伊始日本的ODA似乎走向了衰落，不过却以更积极主动的姿态明确树立起自己的援助理念，不仅具有强烈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还超越了一贯的“日本特殊论”和“狭隘的国家利益”，对国际援助潮流的态度由消极接受转变为积极倡导和创新。这一转变实质上体现了日本争取国际援助舆论主导权的企图。步入新世纪，日本的援助量虽然减少了，但其正朝着发挥真正领导权的援助大国的目标前进。
注释：
①以当年纯支出额计算，1989年日本首次超过美国成为OECD第一大援助国，1990年美国夺回头号援助国称号，此后从1991年到2000年长达十年间日本一直保持了头号援助国的称号。
②具体数据参见日本外务省主页“政府開発援助ODA白書2008”，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hiryo/hakusyo/08_hakusho_pdf/pdfs/08_hakusho_0300.pdf。
③同上。
④金熙德：《日本政府开发援助》，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8-37页。另见林晓光：《日本政府开发援助与中日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33-45页。
⑤这一分类和论述同西方学者在讨论援助动机(motivation)的时候十分类似，例如美国学者Alan Rix归纳了四种援助动机：人道主义、经济利益、安全利益以及塑造良好国际形象。
⑥小野五郎“経済協力の‘理念’の評価”、“アジア経済”第29巻、第6号、1988年6月、4頁。
⑦鹿島平和研究所編“経済協力大系 第1巻経済協力の理念と発展”、1975年、4頁。
⑧鷲見一夫“ODA援助の現実”岩波書店、1989年、215頁。
⑨稻田十一“発展途上国と日本——対外援助政策の変容過程”、渡辺昭夫編“戦後日本の対外政策——国際関係野変容と日本の役割”有斐閣、1995年、287頁。
⑩参见Dennis T.Yasutomo,The Manner of Giving:Strategic Aid and Japanese Foreign Policy,Lexington,Massachusetts:Lexington Books,1986.Alan Rix,Japan's Foreign Aid Challenge-Policy Reform and Aid Leadership,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3.
(11)日本財政法学会編“政府開発援助問題の検討”学陽書房、1992年、49-50頁。
(12)日本学者小野五郎认为，最早使用“经济协力理念”表述的官方文献是1971年对外经济合作审议会就当时首相佐藤荣作提出的关于“70年代我国在推进对外经济合作上应该注意的基本事项”的答复。见小野五郎“経済協力の‘理念’の評価”、“アジア経済”第9巻、第6号、1988年6月、4頁。不过笔者找到的最早使用“经济协力理念”的措辞并进行相应论述的文献，是1969年企划厅的一份题为“关于‘经济协力理念’”的内部文件，见経済企画庁調整局経済協力課“‘経済協力’の理念について”昭和44年5月26日。
(13)鷲見一夫“政府開発援助(ODA)の法的諸問題”、日本財政法学会編“政府開発援助問題の検討”学陽書房、1992年、45-70頁。
(14)小野五郎“経済協力の‘理念’の評価”、“アジア経済”第29巻、第6号、1988年6月、2-26頁。
(15)即通商产业省（2001年改为经济产业省）、外务省、大藏省（2001年改为财务省）、经济企划厅（2001年取消，其主要业务并入内阁府）。
(16)通產省経済調查協議会“経済協力の理念と方法：効果的実施体制の確立を求めて”1987年、15-21頁。
(17)英文为Low Development Countries，现在多改称发展中国家(developing countries)。
(18)通產省“経済協力の問題点1950”、49頁。
(19)通產省“経済協力の現状と問題点1958”、7頁。
(20)通產省“経済協力の現状と問題点1958”、序。
(21)通產省“経済協力の現状と問題点1958”、1頁、はしがき。
(22)通產省“経済協力の現状と問題点1960”、49-50頁。
(23)“経済協力の現状と問題点1973”144頁。
(24)“経済協力の現状と問題点1972”、134頁。
(25)“経済協力の現状と問題点1978”、183頁。
(26)“経済協力の現状と問題点1972”、134頁。
(27)“経済協力の現状と問題点1973”、136頁。
(28)“経済協力の現状と問題点1975”、165頁。
(29)“経済協力の現状と問題点1971”、116頁。
(30)外務省国際協力推進会“経済協力の理念——政府開発援助はなぜ行ぅのか”1981年、75頁。
(31)“経済協力の理念——政府開発援助はなぜ行ぅのか”、76-83頁。
(32)Dennis T.Yasutomo,The Manner of Giving-Strategic Aid and Japanese Foreign Policy,Lexington,Massachusetts:Lexington Books,p.43.
(33)金熙德：《日本政府开发援助》，“附录一政府开发援助大纲”，第262-263页。
(34)同上，第263页。
(35)例如，Steven W.Hook和Guang Zhang便引用了大量数据，来论证1992年ODA大纲制定后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仍然以商业利益为主，而非维护民主和人权。Steven W.Hook,Guang Zhang，“Japan's Aid Policy Since the Cold War:Rhetoric and Reality”，Asian Survey,Vol.38，NO.11,November 1998.
(36)外務省経済協力局編“我が国の政府開発援助上巻”、1993-2001年版。
(37)外務省“政府開発援助(ODA)大綱”、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eisaku／taikou.html。
(38)“人的安全”(human security)概念的提出，始于199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报告书，是与人权、人道主义相关的一种新安全概念，它强调以人为中心的安全，包括人类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两大方面。
(39)参见彭云：《战后国际援助潮流评析——特点及其发展轨迹》，《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5期。
(40)具体论述参见李寒梅等：《21世纪日本的国家战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07-241页。
(41)周锐：《日本产业政策演变过程、特征及对中国的启示》，《生产力研究》，2008年第6期，第102页。
(42)產業構造審議会“21世紀経済產業政策の課題と展望——競争力めゐ多参画社会の形成に向けて”、平成12年3月。http://www.meti.go.jp/kohosys/press/0000450/0/fintousin.Pdf。
(43)稻田十一著，金熙德译：《冷战后国际发展援助潮流与日本官方发展援助》，载周弘主编：《对外援助与国际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