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寄云女史小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史论文,小考论文,彭寄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97年12月6日，在上海的张氏味莼园（俗称“张园”）安垲第，举行了有中外妇女122人参加的盛大集会，目的是讨论中国女学堂（后更名为“中国女学会书塾”）的创办事宜。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件大事，笔者专门撰有，《中西合璧的上海“中国女学堂”》（注：《学人》14期，（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一文详细论考，此处不赘。当时上海多家报刊或抄载女学堂章程，或记述大会盛况，反应热烈。而一向留意洋场新事物的《申报》，这一次却表现迥异。
大会前，《申报》，于12月4、5两日，倒也接连在广告栏刊出《中国女学堂大会中西女客启》，声明：“本学堂邀请诸女客，专为讲求女学，师范西法，开风气之先，并非加优婆夷等设筵以图香积也。”不过，此启事属于学堂的自费广告，《申报》收了钱，没有理由不刊登。此外，12月5、6两日，该报也在正版的最末，刊登过女学堂有关大会事项的两则来稿。而由报社本身采写的中西女士大会的直接报道却只字皆无。能够代表《申报》观点的是一篇旁敲侧击的“社说”，题目虽很时髦，名为《男女平权说》，其实却专唱反调，且立论迂腐。
该文开篇即征引传统读书人奉为最高权威的“四书五经”之言，大谈男女有别：
《周易·家人之卦》曰：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古之圣王，制作礼乐以范围人伦，俾尊卑有等，长幼有序，贵贱有别，厘然秩然，不使稍有紊乱。而于男女之间，尤处处间之以礼。授受则不使相亲，饮食则不使与共，诚为之辨别嫌疑，整齐风俗，以立男女之大防者，其意固深且远也。
在“男女平权”呼声渐起的时代，作者却坚持“抑阴扶阳，亦天地自然之理”的成见，便自觉地站到了反对开办女学堂的立场上，以“女子之学”为“本非要务”。应该承认，本文作者颇有眼光，早已预料到女权思想传播、女子教育兴起将会带来的“严重”后果：“国家最为紧要之事”，如“公使之辑睦邦交，议员之品评国政，学校之培护人才”，均将有女性参与。这样一幅令《申报》主笔不寒而栗的前景，无疑会瓦解其如此看重的“厘然秩然”的传统社会秩序。为防患于未然，要求“重复古制，俾民间庶媛稍识礼义之大防，而仍不废酒食之议、桑麻之勤”，便被作者视为当务之急。
意在将女子固定在家务劳作中的《男女平权说》系于1897年12月14日见报，文中虽未道及中国女学堂之事，但锋芒所指，一目了然。学堂首倡者经元善因而立刻给予回应，在两天后（16日）撰写了《女学堂同仁致申报馆书》（注：《新闻报》，1897年12月29～30日。）。此信措辞颇为婉转，始则曰：“拜读贵报廿一日弁言男女平权一说，煌煌巨制，学贯中西，而暗寓启牖指教之婆心，三复回环，五体投地。”继则言，女学堂“开手办法章程”，与《申报》“赐教诸节，语语吻合”，疑心主笔们误听传言。不过，经氏兴办女学的决心在信函中还是表现得相当坚定：“知中国女学之当兴，既为中西人士异口同声，守此移山之愚，力小图大，勉为出而襄佐，亦难逆睹其事之果有益与否。”而其最后附答《沪报》的指责，“何舍此少学一百八十兆之丈夫不教，必孳孳然欲教此向来未学之二百兆女子”，也有一语双关之意。男学已有官府操心，“在吾侪草茅下士，只好与难养之女子、小人说说法而已”。与答《申报》馆一样，其言貌似谦恭，实是以退为进，自觉承担起民间自办女学堂的责任来。
不过，顾虑到《申报》在全国、特别是江南一带拥有巨大的影响力，经元善还是殷殷致意，希望其“中西主笔诸善长仍敦夙昔古道，不我遐弃”，如此，则“女学幸甚，同人幸甚”；“否则，贵报风行宇内，远者不察，见有此一说，必疑为办理者不妥，以阻其好善之城”，是“一言兴丧，关系匪浅”。然而，《申报》主事人却并未如经氏所期望，将其来函登出；亦未“憬然有悟”，“再挥彩毫”，更正前说。但如果因此而认为《申报》完全无视经元善的要求也欠准确，只是稍作弥缝的表示乃出自《申报》系统的另一名牌——《点石斋画报》而已。
1898年春，《点石斋画报》509号发表了《裙钗大会》（利五）一图，对前一年的安垲第盛会作了追写。安垲第本是张园中著名的西式建筑，图中描绘中外妇女杂坐一室，围桌聚谈，气氛融洽。画面上的文字简单回顾了大会的缘起：
上海女学堂之设，倡议于电报局总办经莲珊太守，而严筱舫观察、陈敬如军门、施子英太守等从而助之。既大会宾客、互相讨论、妥定章程矣，又以事关坤教，非大启巾帼之会，不足以广集益之思。爰于去冬十一月十三日，假座张氏味莼园之安垲第设筵畅叙。是日到者，华官以蔡和甫观察之夫人为主，而沪上各官绅瀛眷从之，西国各领事及各状师之夫人，并教会中各童贞女，亦罔不簪环毕集，杯酒联欢。共计到者一百二十有二人，而西女居其大半。
此中的“经莲珊”即为经元善，时任上海电报局总办。严筱舫本名信厚，施子英本名则敬，均在沪地经商。陈敬如则是被《孽海花》作者曾朴尊称为“陈季同将军”其人，当时的职务是南市马路善后局总办（注：见《集议章程》，1897年12月10日《申报》。）。早先，陈氏曾留学法国，并担任驻法、德使馆随员。所娶法国太太，中文名“赖妈懿”，受聘为中国女学堂“洋提调”。在此次大会上，赖氏率两女陈骞（槎仙）、陈超（班仙）出席，陈季同则在“局外照料”（注：《女学堂中西大会记》，《新闻报》，1897年12月12日。），一家人显得极为活跃。这次活动也可说是维新派家眷的一次盛大聚会，诸如康有为之女康同薇（文僩）、梁启超夫人李端蕙等均在座。而当日与会的外国女士有65位（赖妈懿不计在内），人数更超过了中方女性。依照发起人经元善的算法，此回的大宴宾客已属于第四次会议。第一次大会是1897年11月15日在一品香西菜馆举行，参加者有48人，随后在各报刊发了《女学堂试办略章》。
上述《点石斋画报》的说法可与当日的《新闻报》报道印证，堪称无误。但关于上海道台蔡钧（字和甫）的夫人亦曾到场的记载，却与事实有出入。先是蔡钧复张謇函，对于女学堂事颇表赞成，且声称“愿为骥尾之附”（注：《监督蔡榷使复女学堂张季直殿撰书》，《新闻报》，1897年12月2日。）；经元善因此在中西女士大会前三日，具函邀约，“敬请宪太太、小姐贲临”（注：《女学堂上蔡榷使书》，《新闻报》，1897年12月5日。），并在《中国女学堂大会中西女客启》中，以“敬请道宪与有司官太太亲莅，率诸命妇以陪外宾”相号召。但张园大会当日，蔡钧家人并未到场。《点石斋画报》所以致误的原因，应该是与《申报》曾刊载蔡复张书并中国女学堂启事有关。
这一次，《点石斋画报》对中西女士大会总算给予了正面肯定：“是诚我华二千年来绝无仅有之盛会也，何幸于今日见之！”只是，在表赞之前，却有出人意外的一笔：
最奇者，京都同德堂孙敬和之私妇彭氏寄云女史亦与焉。经德国海德堡大学叶凯蒂博士提示，我才对122人中唯一被画报主稿人点名道姓的彭氏发生了兴趣。
现在所能见到的中国女学堂创办初期的所有文字中，彭氏均以“寄云”之名出现。继男董事（称“外董事”）们两次聚会商议之后，12月1日（中历十一月初八日），女学堂的“内董事”及提调、教习们也举行了第三次筹备会议，会商12月6日宴请细节。彭氏出席了此次集会，由经元善写交《新闻报》的报道中，记其名为“归乐安、蜀东彭宜人寄云女史”（注：《名媛会议》，《新闻报》，1897年12月3日。）。
在12月6日的中西女士大聚会中，彭寄云的表现相当突出。按照经元善的叙述，其在席间“不假思索，拈毫抒论一首，合坐传观，中西翕然，其才之敏、学之富，已足概见”（注：《〈浣雪楼诗抄〉跋》，《新闻报》，1898年2月11日。）彭氏流传于世的诗文作品本来极少，这篇《叙女学堂记》因此值得全录（注：此据《女学堂中西大会记》，1897年12月12日《新闻报》；文字与经元善辑《中国女学集议初编》（1898年版）微有不同。）：
今上御极之二十三年，秉承尧母之德，以孝养治天下。天下之子妇，敦《内则》，饬《闺箴》，鼓钟之章宣于上，江汉之化应于下，洵极一时之盛欤！申江，五洲聚处，风气最先，而女学阙如，非所以维护坤教也。寓沪古虞经莲山太守贤伉丽，偕同仁创办中国女学堂，十一月初八日柬邀海上名媛，于沪南桂墅里为璇闺第一集，十三日假座张氏味莼园，为中西大会第二集。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香车宝马，联袂而来。清谈永昼，详考中西女学之利益，并拜读提调沈太太同侄媳章恭人规条，论议均尽美尽善。至议散后，已夕阳西下矣。众善交征，共襄旷举。开历朝未有之风，惠及巾帼；培他年勃兴之气，芽萌海上。
惟事属创办，经费浩繁。章程虽议妥叶，慎始方可图终。鄙见以筹经费为第一要义。自愧略知涂画，愿助微劳。拟仿各善堂劝捐成法，画图贴说，石印成册，随《申》、《新闻》各日报附送。由一县推及各县，一省推及各省，想普天下不乏贤媛，亦闻风兴起耳。集腋成裘，聚沙成塔，质诸同志，以为何如？异日佳话流传，书不胜书，容再拈毫濡墨记之。
十三日，凡与集共百二十二人。座中博学妙才，首推南海康文僩小姐，而侯官陈槎仙、班仙两闺秀亦堪媲美焉。是为记。
光绪丁酉仲冬，彭云[氏]蜀东寄云女史识于安垲第之南窗。
因此次大会的主旨是商讨中国女学堂的具体办理方法，所以，“华提调”沈瑛与其内侄媳章兰扮演了主角。二人向会议提交了校舍设计图样及事先草拟的《内办章程》七条，“遍呈中西女客传观”，博得了众人的肯定。由经元善执笔、《新闻报》1897年12月9日起连载四天的《女学堂中西大会记》，也用了一半以上的篇幅介绍此中心议题。这在彭寄云的《叙女学堂记》中当然不会遗漏。
但彭文毕章不同于客观的新闻报道，在纪实之外，还要自抒己见。与身世相关，她对学堂经济方面的考虑更多。所谓“鄙见以筹经费为第一要义”，在日后屡兴屡蹶的众多女学堂实践中，已被证明为有先见之明。
说到彭寄云的身世，又不可不提及其丈夫。尽管《女学堂试办略章》（注：《新闻报》，1897年11月18日。）第一条“立学大意”便规定，“堂中一切捐助创始及提调、教习，皆用妇女为之”；可局内局外人都明白，中国女学堂从提议创办到筹集经费，起决定作用的还是那班“外董事”。并且，在发起人中，出身商界者占了很大比重。虽然其人表面上具有亦官亦商的身份，而那些头衔多半是花钱买来，在当时也不是什么秘密。套用现在的说法，这批人可称为“开明绅商”。彭寄云的丈夫亦属此列。
按照《点石斋画报》上的称呼，彭夫之名为“孙敬和”；而《女学堂中西大会记》开列的出席者名单中，彭寄云被表述为“孙镜湖司马太太”。二说应该都不是孙氏当日的正式名称，因为在1897年12月12日，《申报》补登《中国女学堂乐助衔名捐数第二单》遗漏的三人中，排在第一位的正是“候选同知新安孙瑞之妻、诰封宜人蜀东彭氏寄云女史”，其捐款数额为“开办经费洋银二十元、常年经费洋银十元。”
幸好《裙钗大会》的配图文字中，于孙瑞名前尚冠以“京都同德堂”的确切所属，为查考其人及彭寄云女士的生平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线索。初见“京都同德堂”字样，以为是北京的某家商号。不料，翻检此时期的《新闻报》与《申报》广告，接连刊登的“京都同德堂远埠购药清单”，药局地址却写明为“上海英大马路五福弄”。延至1902年4月7日，《申报》上又可见到《上海京都同德堂的有限公司新迁广告》，声明：“本堂因五福弄口原处房屋窄小，今为扩充起见，特移至英大马路虹庙西首红砖大洋房。”也即是说，药店仍位于今上海南京东路北侧，不过略向西移，从五福弄口迁至石潭弄口而已。
有此一段误会，再读《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时，便很容易“对号入座”，发觉书中影射京都同德堂之处。一般说来，小说讲究虚构，故其言多不可信。引小说情节作为教证材料，难免会被有识者耻笑。不过，据小说界老前辈包天笑回忆，吴趼人写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时，曾给包“看一本簿子，其中贴满了报纸上所载的新闻故事，也有笔录友朋所说的，他说这都是材料，把它贯穿起来就成了”（注：《钏影楼回忆录》358页，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据此，《怪现状》里有本事者正不在少数。陈平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因而认为，“如果不限于以作家本人笔记对勘本人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索引将大有可为”（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17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只是我这里的程序是颠倒过来，并且，有言在先，鲁迅所批评谴责小说之“过甚其辞”、“伤于溢恶”（注：《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八篇《清末之谴责小说》，《鲁迅全集》第9卷282、28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在下引段落中亦不可免。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二十八回到二十九回（注：《新小说》19号，1905年8月。），以某人在妓院里偷了支银水烟袋，被捉进巡捕房，后经一报馆主笔保出，并未重办的话题做引子，讲了一段故事：
这个人姓沈，名瑞，此刻的号是经武。……以前号辑五，是四川人，从小就在一家当铺里学生意。这当铺的东家是姓山的，号叫仲彭。这仲彭的家眷，就住在当铺左近。因为这沈经武年纪小，时时叫到内宅去使唤，他就和一个丫头鬼混上了。后来他升了个小伙计，居然也一样的成家生子，却心中只忘不了那个丫头。有一天事情闹穿了，仲彭便把经武撵了，拿丫头嫁了。谁知她嫁到人家去，闹了个天翻地覆，后来竟当着众人，把衣服脱光了。人家说她是个疯子，退了回来。这沈经武便设法拐了出来，带了家眷，逃到了湖北，住在武昌，居然是一妻一妾，学起齐人来。
以下叙说沈瑞在武昌，由一个现任通判出钱，开了个当铺。不久倒闭，他还从通判那里讹诈来三千银子，“一齐交给那拐来的丫头。等到人家告了，他就在江夏县监里挺押起来。那丫头拿了他的三千银子，却往上海一跑。他的老婆，便天天代她往监里送饭。足足的挺了三年，实在逼他不出来，只得取保把他放了。他被放之后，撇下了一个老婆、两个儿子，也跑到上海来了”。
接下来写沈瑞到上海后，找到那个丫头，三千银子已花完。“于是两人又过起日子来，在胡家宅租了一间小小的门面，买了些茶叶，搀上些紫苏、防风之类，贴起一张纸，写的是‘出卖药茶’。”后被到上海游逛的山仲彭撞见：
他二人也是吃惊不小，只道捉拐子、逃婢的来了，所以一见了仲彭，就连忙双双跪下，叩头如捣蒜一般。仲彭是年高之人，那禁得他两个这种乞怜的模样，长叹一声道：“这是你们的孽缘，我也不来追究了。”二人方才放了心。仲彭问起经武的老婆，经武便诡说她死了；那丫头又千般巴结，引得仲彭欢喜，便认做了女儿。那丫头本来粗粗的识得几个字，仲彭自从认了她做女儿之后，不知怎样就和一个报馆主笔胡绘声说起。绘声本是个风雅人物，听说仲彭有个识字的女儿，就要见见。仲彭带去见了，又叫他拜绘声做先生。
作者说，这就是沈瑞“做贼得保”的来由。并且指认，沈“因为辑五两个字的号，已在公堂存了窃案，所以才改了个经武”。
下面的叙述便和“京都同德堂”挨得上边了：
从此之后，那经武便搬到大马路去，是个一楼一底房子，胡乱弄了几种丸药，挂上一个京都同仁堂的招牌，又在报上登了京都同仁堂的告白。谁知这告白一登，却被京里的真正同仁堂看见了，以为这是假冒招牌，即刻打发人到上海来告他。……京都大栅阑的同仁堂，本来是几百年的老铺，从来没有人敢影射他招牌的。此时看见报上的告白，明明说是京都同仁堂，分设上海大马路，这分明是影射招牌。
而这个专门派来打官司的“能干的伙计”，还是遭了沈瑞的暗算。沈将其灌醉后，“连夜把那招牌取下来，连涂带改的，把当中一个‘仁’字另外改了一个别的字”。最后还教训那个伙计一顿：“阁下这回到上海来打官司，必要认清楚了招牌方才可告。”此节末尾关于沈瑞的药铺营生也有交代：“混到此刻，听说生意还过得去呢。”吴趼人发表这段文字时，时间已到了1905年8月。
这一节小说的回目是“控影射遣伙出京师”，其中真真假假，不可不信，亦不可全信。如所说直接假冒京师同仁堂名号应是小说家言，当不得真；但1890年7月25日京都同德堂在《申报》做印有图标的广告，声称：“本堂药品极多，此后方单有此收付图章，方是真正老铺正阳门外分上洋英大马路西。”“上洋”乃是上海的别称；“分”者，分号也。同仁堂恰是位于北京正阳门外。这则广告故意含混不清，很容易使人误会此“京都同德堂”即是京师同仁堂的分店，不能不说是商家的狡狯。何况，冒牌射利，在昔日的上海滩正是屡见不鲜。以狭邪小说《海上繁华梦》闻名的孙玉声，在其《退醒庐笔记》中便专有《冒牌巧思》一则，记录晚清上海商界的种种鬼蜮伎俩。如述“祥芪肥皂之酷似祥茂，‘芪’、‘茂’二字其音大不相同，而将‘氏’字草写，其形恰似‘茂’字，以致涉讼公庭，原告为详茂洋行，而祥芪卒以并未冒牌获胜”（注：《退醒庐笔记》104～105页，（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据此，则《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描写仍属事出有因。而我正是读到“影射”情节，才联想其事或许与孙、彭夫妇有关。
另据1899年6月8日刊登在《申报》广告栏的《谢京都同德堂主人惠万应四时救急良茶序》，作者周福清正是因“老友京都同德堂主人孙镜湖司马”馈赠药茶，方才医好急症，则小说中写沈瑞以卖药茶起家也是有所本。
至此，小说中人名之利用谐音，已不难考知。“沈瑞”之为“孙瑞”，“辑五”、“经武”之对应“敬和”、“镜湖”，料想大致不错。孙瑞是否有正室，尚不知晓，但那所谓“拐来的丫头”，必为彭寄云无疑。彭之自署籍贯“蜀东”，有文才，都可与小说描述相印证。而且，即使孙瑞只有彭氏一人为妻，依据礼法，其婚配并非由主人媒定，而属于“私奔”，这也应该就是《点石斋画报》称彭为孙之“私妇”的缘由了。至于吴趼人以鄙薄的口吻写孙、彭之恋，则与其主张“恢复旧道德”注：《自由结婚》评语，《月月小说》14号，1908年3月。）的伦理观一致。在这一点上，投身商界的经元善便开通得多，其以“孙镜湖司马嘉耦”（注：《〈浣雪楼诗抄〉跋》。）称彭寄云，便相当得体。而以今日的尺度衡量，孙、彭二人直可谓为“自由恋爱”、“自主婚姻”的先驱，理应大力表彰。
因此，也可以想象，在爱情、婚姻方面有勇气打破旧礼法束缚的彭寄云，对于史无前例的女学堂的出现，该抱着何等兴奋的心情，寄予多么殷切的希望！与《叙女学堂记》所表达的“开历朝未有之风”、“培他年勃兴之气”一脉相通，其《步蒋畹芳女史女学堂中西大会原韵》（注：《新闻报》，1898年4月20日。）诗二首，更突出了女子教育乃文明之举的时代新意识：
诲人不倦力心殚，百兆裙钗另眼看。但愿中西同一志，风行海内更何难！
女学堂堂幸有基，申江风气挽回时。不将半教咄[嗤]邻境（他国以吾华妇女不学为半教之国），巾帼多才盛在斯。
覆按蒋兰原作：
转移风气苦心殚，巾帼须眉一例看。此日开基诚不易，他年踵起自何难？／
经营缔造辟新基，不栉英才吐气时。学贯中西臻美备，四方闺秀萃于斯。（注：《女学堂中西大会记》，1897年12月12日，《新闻报》。）
彭氏诗作虽显得稚嫩，但热情可嘉。
除上引一文二诗外，检索胡文楷所著《历代妇女著作考》（注：（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于卷十六有《四云享》八册，系根据胡士荃编《弹词宝卷书目》著录，署“（清）彭靓娟撰”，并称其“号寄云女史，四川人”。据读过该弹词的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的胡晓真博士记述，书目全称为《绘图绣像四云亭新书全传》，共24卷，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出版；有自序一篇，末署“蜀东浣雪楼主寄云女史彭靓娟”，其书室名“海上双砚斋”。据此，彭寄云之本名应为“彭靓娟”。书成之日，中国女学堂（中国女学会书塾）尚存在。弹词中并有《镜湖闲评十则》，则“妇唱夫随”，仍可谓佳话。关于《四云亭》的分析，有胡晓真的《海上富贵与乱世焦虑——从弹词小说〈四云亭〉论晚清上海妇女的时代意识》（注：《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即将出版。）一文在，读者尽可观览。另由孙瑞送交经元善、并由经作跋的彭著《浣雪楼诗抄》一卷，却不知是否幸存人间。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点石斋画报》的《裙钗大会》图，在由中国女学堂与中国女学会主办的《女学报》第2期（1898年8月3日）上，也曾经予以转载。感谢美国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的钱南秀教授，是她向我提到了这张图，并把该期《女学报》赠送给我。其间最引人注目处，是重刊之作上端的文字已非原样。经核对，《女学报》的《裙钗大会图》仅删去了“最奇者，京都同德堂孙敬和之私妇彭氏寄云女史亦与焉”之句，于是，通篇顿改旧观，纯粹变成了对女学堂的歌颂，这倒也符合原图文字押尾所用的“彤管流芳”四字义。此一改动在文章作法上可说是“点铁成金”，只是对于我的考证来说，原初的败笔却更有价值。而《女学报》的寄售处，也包括了“北市英大马路同德堂药铺”（注：《女学报告白》，《中外日报》，1898年10月6日。），则孙瑞、彭靓娟夫妇对中国女学堂各项活动之热心支持，在此已表露无遗。
2001年3月6日于东京弥生寓所
标签：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论文; 申报论文; 经元善论文; 新闻报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