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开放经济条件下公债效应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债论文,条件下论文,效应论文,现实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公债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活动，其规模变动反映了财政政策的运用轨迹，这对一国对外经常性收支与资本收支都有所影响。这种影响反对过来又会导致一国总储蓄、总消费与总投资的变动，从而使得分析开放经济条件下公债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和影响成为必要。
一、开放经济条件下公债对储蓄、资本积累与消费影响的理论分析
1.公债与储蓄及净出口。从以下凯恩斯充分就业均衡等式可以看出，充分就业时的初始公债规模取决于净出口和国内私人储蓄大于投资的储蓄剩余，当储蓄剩余一定时，公债规模取决于净出口的多少，或者说，此时公债规模越大，净出口额也越大，那么，充分就业时的均衡经济增长也将随之得到提升。
M-X=B-(S-I)(1)
但根据有关公债中性的李嘉图等价定理，政府储蓄减少的同时，私人储蓄增加，公债规模越大，私人储蓄也就越大，私人投资如若不发生多大变化，净出口就不见得随公债规模的增大而增大。
2.公债与国际资本流动。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的双赤字理论认为，进出口贸易赤字恒等于资本净流入，高额的财政赤字将导致一国政府借款增加，利率随之上升，本国货币汇率升值，由此使得进口增加，出口减少，贸易赤字进一步增加，即财政赤字增强了贸易赤字的增加趋势。由于“贸易赤字和外国资本流入实际上是同一件事情的两种说法”，外国资本流入也由此进一步增加。假设财政赤字完全是通过发行公债弥补的，财政赤字的增加则必然伴随着公债规模的增加，亦即随着公债发行规模的增加，外国资本流入将是不断增加的。如果此时，我们将凯恩斯充分就业恒等式改写为：
私人储蓄(S)+政府储蓄(T-G)+外国资本流入(X-M)=投资(I)
(2)
由公式(2)可知，公债的增加，一方面表明政府储蓄的减少，另一方面表明外国资本流入的增加，投资并不因公债发行量的增加而减少多少，如果由此导致的外国资本流入量大于政府储蓄减少量，投资反而会增加，因而公债至少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斯蒂格利茨的“贸易恒等式”（贸易赤字＝进口－出口＝资本流入量）连同恒等式(2)所内含的公债效应至少意味着：(1)公债并不一定“挤出”国内私人储蓄和投资。即便公债增加有挤出效应，但如果公债是被外国机构与个人认购并持有，或者即使由本国个人与机构持有，由于开放经济中有海外储蓄流入本国以支持私人投资，因而无论这两种情况的哪一种，都可以确保本国私人投资水平不至于因公债增加而下降，无非前一种是公债的海外认购防止了本国私人储蓄的被挤出，后一种是外来资本填补了私人储蓄被减少的效应。当然，由此产生的最终结果是一国对外公债总量的增加，偿债义务对本国国民未来生活水平的影响，这在斯蒂格利茨看来是一种降低效应。然而也应当看到，这种外来资本对本国经济增长的支持效应，在创造就业和财富、扩大税基的同时，并不一定降低人们的未来生活水平。这也是为什么过去几十年间美国政府债务日益膨胀，而其投资占GDP比率仍由过去的13%提高到18%，1982～1992年的年均实际GDP增长率仍达2.7%的一个原因所在。(2)伴随预算赤字长期累积而日益扩大的举债需求，导致了贸易赤字的出现。斯蒂格利茨以美国1980年代以来的情况为例分析认为，美国公债发行量的增加，导致了实际利率的上升（美国联邦基金利率随着1987年美国由债权国变为债务国而急剧上升，从1986年的不到6%上升到1991年的10%左右），高利率不断吸引外国投资，从而使美元升值、汇率提高，必然的结果是出口减少、进口增加，贸易赤字便从1980年代初开始急剧上升，这又使美国政府和私人部门的对外负债持续增加，使人们基于对未来偿债负担的考虑而对收入和生活水平的预期下降。因此，他认为，要减少贸易赤字，一条重要的可行途径是减少预算赤字进而压缩公债发行量。当然，对斯蒂格利茨的这种观点，并非是所有学者都予以赞同的，尤其是日本学者得出的结论正好相反的。(3)开放条件下公债对通胀的影响非常小甚至没有影响。由于开放经济中相当部分公债可由外国人购买，或者因公债增发而“挤入外来资本”支撑私人投资，以及高利率使进口商品量增加的同时又比较廉价，从而不同于供给学派观点的现象是，公债增加并没有冲击供给能力和水平，因而就不会引发通胀。斯蒂格利茨认为，美国1980年代以来，通胀率随公债余额增加而不断下降的事实就验证了这一点。
可见，开放条件下上述三点的必然结果，使政府公债“是我们欠自己的债从而无关紧要”的观点，伴随外国机构与个人持有本国公债份额的上升而不攻自破，至少这一论点失去了其应有的历史真实性而不再正确。
3.公债与汇率。至于公债量增加会带来多大的外国资本流入量，则取决于公债对利率进而对汇率的影响程度。但对此，学者们的意见并不一致。其中，埃米尔·玛丽亚和克劳斯证明，如果一国通过发行公债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本国货币将贬值，汇率也随之贬值。施罗德也认为，如果一国公债支持的财政赤字是为了应付政府消费性开支，即使国内名义利率因公债增加而上升，但因这种财政政策对私人经济活动是一种挤出，因此公债的增加必然导致预期汇率的贬值，在促使对外经常性账户出现顺差的同时，也导致资本的外流。然而，如果预算赤字是由于政府对所得税的削减而产生的，此时为弥补赤字的公债发行，对私人经济活动是一种促进，预期汇率将升值，对外经常性账户出现逆差的同时，增加了资本流入，对增加国内储蓄和投资是有益的。
林双林在其“小型开放经济中世代交叠模型”（所谓小型开放经济，主要指该经济面对的世界利率是给定的，即它无力影响世界利率）中，认为公债对消费、资本积累尤其是实际汇率、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取决于实际利率与劳动力增长率的对比。如果实际利率等于劳动力增长率，公债增加对经济没有影响，否则，公债就有实际的影响，这种影响的方向尚取决于公债是对哪类税收的替代：在一次总付税情况下，当实际利率大于劳动力增长率时，公债增加，消费减少，但贸易顺差将会增加；当实际利率小于劳动力增长率时，公债增加引起消费增加，贸易顺差减少，这种隋况下，公债对实际汇率没有影响。在公债是对资本收益税的替代情况下，当实际利率大于劳动力增长率时，私人消费和实际汇率都会减少，贸易顺差增加；当实际利率小于劳动力增长率时，私人消费和实际汇率均会增加，但贸易顺差减少。笔者认为，林双林在这里的分析是模糊的，因为实际利率仍然还会受到公债的影响，所以将其与劳动力增加率对比的结果作为一个前提，是不稳定的。当林将生产函数结合进其世代交叠模型时，他论证了公债通过生产渠道对实际汇率确有影响，但这种影响的方向与程度取决于不同国家间生产技术的差异，如果一国的资本产出弹性较大亦即生产技术水平相对较高，公债增加对该国汇率有贬值的影响；如果资本产出弹性相对较低，公债增加对该国汇率有升值的影响。
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稳态或充分就业，表明是一种国内国外部门的均衡。如果将经济仅仅划分为国内部门与国外部门，将政府债务仅仅看作是一国对外净债务的组成部分，或者此时一国债务为该国的对外净债务，那么经常项目的赤字就表现为对一国债务的变化：
db/dt=人均经常项目赤字=rb-(x-m)(3)
其中，b为人均债务量，rb为债务利息支付额，(x-m)为人均贸易出超额。可见，债务的变化将直接表现为对外经常项目余额的变化。此时稳态水平上的国民产出理应涵盖储蓄、消费与对外债务利息支付：
f(k[,t])=s[,t]+c[,t]+rb[,t](4)
也就是说，一国债务增加将要求着相应更高水平的产出。产出不变时，一国债务量如果超过稳态水平，将会导致产出量的不足，破坏已有的均衡。因为rb=db/dt+(x-m)，所以如果要达到新的均衡，或者增加产出，或者减少新借债务量，或者压缩贸易出超。
当然，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汇率变动也会影响一国的财政货币政策，这其中包含着对公债支撑的财政扩张政策效应的影响。对此，罗伯特·芒德尔和马库斯·弗莱明在1960年代初将传统的IS-LM模型扩展到开放经济环境中，建立了芒德尔一费莱明模型（简称MF模型）。他们假设实际货币余额在由产出与利率决定的同时保持不变，本国与外国资产是完全替代的，本国公债与他国公债的预期收益率相同，那么，决定IS与LM曲线的方程将呈现不同于希克斯方程的形式，两国利率间的关系式也可构勒出来：
M/P=L(Y,i)
(5)
Y=A(i-π[*],Y,eP[,]/P,F)(6)
i=i[,]+(de/dt)/e(7)
其中，i、i[,]分别表示本国与外国利率，e表示名义汇率，P[,]与P分别表示外国与本国价格水平，π[*]表示预期通胀率，F表示财政政策变动的指数（用来衡量财政政策扩张或收缩的程度）。
在此，我们感兴趣的是公式(7)所揭示的公债与汇率间的关系机制。如果本国利率因为公债发行量增加而上升，使其大于外国利率，那么，要继续使公式(7)成立，(de/dt)/e就得变化，亦即本国货币对外汇率升值，但根据本国与外国资产是完全替代的假设，亦即国际资本市场的完全流通性，大量的国际资本会迅速利用这种利差套利。同时本国中央银行因外国资本流入的增加而占用更多的本国货币，本国货币余额必然增加，在这种两种力量的同时作用下，本国货币的对外汇率将会趋于贬值，也就是，在这一过程中，本国货币对外汇率先升值然后很快再贬值，但新均衡汇率值仍大于初始均衡状态值。其中的原因还在于由方程式(5)和(6)决定的LM与IS曲线形状，已不同于封闭经济条件下的传统LM与IS曲线，图1展示了这一变化。
图1 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芒德尔—弗莱明模型
可看出，以公债支撑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在货币供应量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仅是促进了对外汇率的升值，却没有改变产出，亦即此时通过财政扩张导致的总需求增加抵消净出口额的下降，也预示着资本流入的增加，又进一步导致本国货币升值，这一变动直到净出口额的下降与由财政扩张引起的总需求增加额相等为止；当只有货币政策同时放松，货币供应量增加，抵消一部分货币升值的压力时，才可能使产出增加。芒德尔一弗莱明模型所揭示的情形对现实有一定的解释力，然而很难与现实有较大的吻合，原因是这一模型所依赖的国际间资产完全替代性假设很难得到满足，至于得到满足的程度，则取决于经济全球化特别是资本市场一体化的进展，而且这一模型也没有考虑物价与工资变动对政府政策效果的影响，排除了市场预期对汇率的影响，致使其与现实还有一定差异。
4.从李嘉图等价定理看公债与汇率。李嘉图等价定理成立的最根本决定因素在于，经济主体利益的一致性或同质性。如果经济主体是同质的，进而经济利益具有一致性，人们的遗产保留额或储蓄额将等于公债发行额或由此引起的减少额，私人储蓄的增加将刚好抵补政府储蓄的减少，经济将不受公债活动的影响，李嘉图等价定理成立。否则，如果有异质的经济主体，或者有“不受益的纳税者”或“不具有参政权的纳税者”，就会产生异质经济主体间的收入转移，公债融资的减税效应及其引起的可支配收入增加会用于消费开支，就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李嘉图等价定理就不再成立。
对此，星川顺一建立的两期间模型予以了很好的说明。假设国民经济中存在两种利益集团：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阶层，时间上只存在第一期与第二期，政府财政在第一期内通过公债融资予以转移性支出（比如对低收入阶层的转移支出为TR1，对高收入阶层的转移支出为TR2），那么，第二期内则通过增税（两个收入阶层的税负分别为TA1与TA2）偿付公债，第二期税收的折现值（用T1与T2分别代表TA1与TA2的贴现值）根据李嘉图等价定理应该等于第一期的转移支出：
TR1+TR2=(TA1+TA2)/(1+r)=T1+T2(8)
其中r表示贴现率或时间偏好率，由此也可看出这里隐含着两个收入阶层具有相同时间偏好率的假设。如果政府通过财政收支机制对收入重新再分配，即将一部分收入从高收入阶层转向低收入阶层时，则：TR1一T1=T2——TR2＞0，即低收入阶层获得的净收入额是高收入阶层的综合净负担额；如果TR1-T1＞T2一TR2，则或许因为人们对增税的反对，而使低收入者的净收入大于高收入者的综合净负担，那么，此时的民间部门从政府部门获得的总转移收入额大于其储蓄额，国民总储蓄将下降，消费支出增加。即使不是因为人们对增税的反对，如果存在第一期未获得任何财政转收入却在第二期承担着部分偿债税收负担者（第三个阶层），假设T3为该阶层未来税收负担的折现值，便会有高、低收入阶层均从第三阶层获取利益的现象：
(TR1-T1)+(TR2-T2)=T3(9)
第三阶层就是典型的“异质经济主体”或“不同的消费者”，当这个阶层为他国居民时，这种异质性就更加突出。
由此表明，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是可以通过对外收支，使他国居民成为本国公债的未来偿付者，特别是当该国货币为国际贸易与资本流转的主要结算货币时，其财政赤字一般会伴随着对外经常收支账户的赤字，使得资本账户呈现资本净流入（这种净流入可以是他国对以本国货币发行公债的认购形式），以弥补国内储蓄的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伴随着债务国公债量的增加，并不一定有本国私人储蓄的增加，人们完全可以因为有异质经济主体对未来税收的支付而减少遗产或储蓄，这就更加重了国内储蓄的下降，促进了消费支出的增加，因而就出现了与内生增长理论所强调的储蓄率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相反的倾向，也就可能会出现国内储蓄率很低，但经济增长率却很高的现象，原因就是开放经济使得一国有可能利用公债吸引他国储蓄以支持本国经济增长。当然，这种情况的出现也是有条件的，至少该国货币是国际主要结算货币，对外债务也是以本币标示与结算的。而且，在具备这些条件的前提下，债务国还可利用本币贬值的渠道降低未来偿债负担，相对应地，债权国的居民就要承担由此引起的汇率损失。很显然，这种情况下根本没有李嘉图等价定理成立的任何迹象。
恐怕美国与日本的经济摩擦问题最能佐证这一点。1975～1992年间，美国政府的储蓄率一直是负的，且伴随财政赤字的扩大而处于不断下降之中，由1976年的-3.17%下降到1992年的-5.57%，这说明美国政府是资金不足部门。但这种下降并没有像李嘉图等价定理所展示的那样带来私人部门储蓄率的上升，比如家庭与个人企业储蓄率由1975年的6.16%下降到1992年的3.66%，个人平均储蓄率（个人储蓄额与GDP之比）由1974年的8.99%下降到1992年的4.8%，由此使得美国国内总储蓄率是下降的。就1980年代的国际比较看，美国国内总储蓄率仅为16.3%，而同期日本、德国、英国、加拿大的这一指标分别为31.6%、22.5%、16.6%、20.7%，扣除折旧后的净储蓄率，美国仅为3.7%，而同期日本、德国、英国、加拿大的这一指标分别为20.8%、11.6%、5.4%、9.4%。储蓄率的下降表明消费支出率的上升，美国个人平均消费倾向（个人消费支出与GDP的比率）由1974年的88.52%上升到1992年92.4%。美国经济增长率也并不低，1960～1990年美国平均增长率为3.2%，人均增长率为2%，1984～1992年的产出增长率（环比）分别为6.2%、3.2%、2.9%、3.1%、3.9%、2.5%、0.8%、一1.2%、1.9%。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美国利用财政赤字刺激经济的过程中，通过对外经常收支赤字引起的资本流入来弥补财政赤字，美国1980年代的财政赤字率与对外经常收支赤字率呈同一趋势变动就是明证，与此同时，美元实际汇率是贬值的（如表1所示）。
表1
美国1980年代财政赤字与对外经常收支赤字变化情况
单位：%、10亿美元
弥补美国财政赤字的外来资本流入主要是通过购买美国公债形式进入的，而日本是美国公债的最主要购买国家。因此，当我们将日本与美国作为一个“两国模型”的现实对照物予以分析时，会明显验证开放经济条件下公债效应的理论概括。根据日本银行公布的统计数据，日元对美元的名义汇率由1980年的226.75日元上升到1994年底的99.83日元，升值幅度为56%，1995年后甚至曾到过80日元左右，升值幅度更大。如果用美国商品价格与日本商品价格相比率计算得出的实际汇率，则由1980年的1一直上升到1994年底的1.42，几乎每年都在上升。这说明1980年后美国物价一直高于日本的水平，而且高出的幅度在不断增大，也就是，相对于日元而言，美元一直在贬值，而且一直在实行通胀。为此，对于购买美国美元公债的日本居民来说，也就一直在承受着美元通胀税，或者通胀税使得购买美国公债的日本居民向美国居民转移收入，这样作为一个整体，日本国民经济就会产生一部分汇率损失。星川顺一的计算表明，日本的汇率损失由1980年的15332亿日元增加到1993年的272176亿日元。同时，从日美两国的长期国债利率差额也可看出，1980年后美国利率一直高于日本利率，其中高出幅度由1980年1季度的1.36个百分点上升到1994年第四季度的3.38个百分点，1980-1994年期间的最大差额为6.19个百分点，这说明美国伴随公债发行量的增加而有促使其利率上升的趋势。与日本利率的正差额本应促使美元相对日元升值，但现实中的美元相对于日元却在贬值，这主要是由于当美国为了利用公债发行吸收他国（日本）的储蓄以支持国内经济增长而成为债务国时，政府不但不会阻止美元贬值的趋势反而还有主动利用美元贬值的政策。正因如此，才能通过公债无偿转移一部分他国收入，阻止李嘉图等价定理的成立，使得国内消费支出能够在财政赤字与对外经常收支赤字的政策下得到增加，牵引国内经济的增长。这也证明了以上理论分析与现实的适应性。
5.理论分析的结论。以上的理论模型与经验分析表明，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公债效应更加复杂，因为它涉及到了不同国家居民的收入转移与再分配问题，在世界仍存在主要结算货币与非主要货币、国际资本市场还没有完全统一的情况下，不同国家居民可以看作是异质的经济主体，这就足以使李嘉图等价定理失去成立的起码前提。作为世界主要货币（或核心通货）的国家，就可以利用以本币标示的公债发行而广为吸收他国储蓄，并无偿获取他国居民的一部分收入转移，促使国内消费需求增加，支撑一定的经济增长。这种情况显然是作为政治决策或公共选择结果的财政政策介入下出现的，因而也就必然涉及到国际间为此而进行的政治摩擦，就像1980年代以来美日摩擦所展示的那样。然而不管怎样，这里至少说明，公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如同封闭经济环境一样仍会对储蓄、利率、汇率进而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只不过这影响相比封闭经济条件下更加复杂，或者影响的方向与力度产生了差异，因为这种影响还牵涉到国际间的政治较量。
二、中国公债与国际收支关系的实证分析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扩大，对外贸易与资本在国内外的流动规模增大，但由于对利率与汇率的官方管制，利率机制尚未市场化，人民币尚不能完全自由兑换。因此，在中国不存在斯蒂格利茨双赤字理论所讲的，那种由财政赤字增加，进而公债累积增大所导致的贸易顺差减少或贸易赤字增加的现象，因为公债增加不能对名义利率产生助长效应，也不会通过利率对人民币汇率产生升值影响，对进出口贸易也就难以产生影响。当然，如果公债融资转化的财政支出引起对进口品需求上升，或因用于抵顶出口退税，甚至直接用于出口补贴，也可能对进出口产生影响，但这已不是本文分析的公债一利率一汇率一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机制链条。
实际上，中国在公债发行量持续大规模增加过程中，进出口顺差也大幅度增加，比如公债发行量由1993年的739亿元人民币上升到1998年的3311亿元人民币，进出口也由1993年的122亿美元逆差转为次年的顺差且顺差持续增加到1998年的436亿美元，有的年份进出口顺差减少也不是因为公债增加（如1999年），两者间没有多少相关性。
从1989年末开始，尽管中国政府陆续在国际资本市场上举借少量外币公债而存在着对海外储蓄的利用，但由于1990年国内存在储蓄剩余，且有资本外流，因而公债增加发行未能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对外举债与外资的流入。当然，在1980年代国内储蓄存在缺口的年份，海外资本的流入抵消着国内公债发行对私人储蓄与投资的挤出程度，但由于人民币公债市场尚未对外开放，外资尚不能直接购买并持有人民币公债，从而有缩小了抵消挤出效应的应有程度。在中国外币存款不断增加和外汇储蓄增长的同时，由于存在着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至少有着较大不稳定性的预期，以及1990年代中期后人民币名义利率低于美元名义利率差额的加大，中国未能通过发行境内外币公债的形式充分利用日益增加的外汇，这使得非中央政府部门举借的外债量与外汇储备增加的同时，产生了斯蒂格利茨所讲的那种得不偿失的“怪圈”，即“把所有借债国的资产负债表合在一起看，就好像是新兴市场以较高的利率从发达国家借钱，然后以国库券和其他低率证券的形式把大部分钱再借给发达国家”。这在中国的具体表现是，以巨额出口退税补贴外国消费者换回大量美元后，再通过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借给发达国家，这也是导致我国资本外流的一个原因（崔之元，1999）。
因此，在国内存在储蓄剩余、外汇储备已较大以及名义利率高于国际市场时，既没有必要也缺乏条件通过扩大对外举债来增加外币资本流入，而且由于人民币还不是国际结算货币以及人民币国债市场未开放等情况，决定着我国当前尚不存在星川顺一所讲的，那种通过举借外债或海外居民认购本币公债，即“异常质经济实体”的引入所产生的财富流入效应，更不用说还存在着人民币贬值预期时过多的外债将会造成更多的未来偿债负担与更多的财富外流的情况，但在条件具备时，通过发生境内外币公债却是阻止日渐明显的资本外流的一条可供选择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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