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学的视角审视管理的本质——对《再问管理学——“管理学在中国”质疑》的回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管理学论文,再问论文,中国论文,视角论文,本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管理学报》自2004年创刊起就开辟了“中国管理论坛”栏目,随后又首倡了2008年始的“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以及2010年始的“中国·实践·管理”论坛,其中涉及的文章对管理学在中国的相关问题做了很多有价值的思考与讨论。在《管理学报》的2013年4月刊上,本刊特约评论员撰写发表的近3万字的《再问管理学——“管理学在中国”质疑》(简称《再问》)一文,从管理学的学科合法性或学科严谨性与实践相关性为出发点,对管理学的场域、属性、路径3个视角,以及管理研究者的使命、品格两个视角进行反思,勾勒了我国管理理论研究的现状及问题[1]。评论员对“管理学在中国”的关注所体现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着实让学界同仁感慨良多。 冯友兰[2]曾说,“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反思的关键活动就是批判,但是“批判并不必然意味着——就像在日常生活中那样——对某人某事持反对意见;批判意味着对某条陈述进行认真地查验,看看对它的论证是否确是好的论证”[3]。由此,从哲学的反思批判精神入手,探讨当下中国管理学的基本问题应大有裨益。鉴于此,齐善鸿从哲学的视角提出管理的基本问题,包括管理是什么、为什么管理、怎么管理,而现在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如何管理上面,却忽略了对前面两个问题的研究[4]9。管理是什么,探讨的是管理的本质、根源、管理学的定位,为什么管理谈论的是管理的目的论、价值论,怎么管理则讨论管理的方法论问题。基于此,为响应评论员对管理学界的呼吁,本研究拟对管理学进一步做哲学式的发问,从管理的起源出发,从管理学的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3个着眼点进行回应,以激发继续思考、讨论相关问题。 1 管理起源、对象与管理的真相 管理的本体论是回答“管理是什么”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涉及认识的结构,《瑜伽师地论》在“本地分”中解说到“云何五识身相应地?谓五识身自性、彼所依、彼所缘、彼助伴、彼作业,如是总名五识身相应地。何等名为五识身耶?所谓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即一个认识的结构应包括主体(阿赖耶识、可触及的和不可触及的个人历史经验)、客体(客体自身特性及特定的呈现方式)、触发因素、方式(行为模式、工具手段)、境遇(身体和意识状态、环境)等。显然,要回答管理是什么,就要从人形成的组织以及组织中的人开始,将管理主体、管理对象和管理活动统筹起来。由此,本研究拟从管理的起源、管理的基本要素(主体)、组织结构(主体秩序)和管理过程(主体活动)的角度进行分析,回到管理的本来面目中去寻找答案。 1.1 管理的根源 在谈论管理这一类主观问题之前,必须找到这个主观背后的客观,这就是中国文化中关于主观的客观制约性问题。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明,实际上都是在了解、认识和遵从自然规律的基础上诞生的。换言之,人类文明不是孤立的,更不是凭空捏造的,而是顺应自然和规律的结果。在讨论任何问题时,如果离开了人的主观的外部依从性和客观制约性,就无法找到文明的真正来源和旨归。这一点,也是本研究讨论管理文明的重要哲学与文化依据。 1.2 管理的起源 从辩证的发生学角度来看,在自然状态下,原始的“自由人”为应对恶劣的自然环境或者狩猎等需要合作的生存活动,个体只有自觉自愿地联合成为一个群体,通过群体的协调、配合、分工等来达到个体无法达到的目标。为此,个体还需要遵守自己承诺的约束。这就是最原始的管理的起源。由此,管理首先要在一定的目的下由人聚集成一个组织,不管是长期的组织还是临时性组织。当然,这个目的首先是发端于生存的需要,一切的过程与结果要服务于这一目的,否则就走上了异化的道路。 从组织类型学上看,人类历史上出现了以下几种典型的组织类型:①家庭、宗族或者以此为基础的部落,主要以血缘和祖先崇拜为纽带以完成种族的繁衍和基本的生活;②城邦或国家,主要以权力为基础以维护城邦或者国家的稳定和人民的生活;③宗教,主要以信仰为基础来满足人的精神生活与归宿的需求;④企业组织,主要以经济活动为基础为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并最终满足自己物质生活的提升和精神生活的需要;⑤军事组织,主要以命令服从为基本特征以保护国家和社会公众的安全;⑥非盈利性组织,主要是以慈善为基础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提供帮助,维持一个社会的平衡局面和人们的精神与人格的尊严。由此,各种类型的组织必须为实现一定的目的并以此目的为准选择适当的手段以维持组织的秩序,倘若背离了目的,这个组织的活动与价值就会受到质疑。 1.3 管理的精神本质 管理活动自古有之,人们只是在经验的基础上以非正式的、以自己认为最佳的方式进行管理,真正反思管理活动而形成较为系统的知识的是从泰勒的科学管理开始的。从人性假设上看,从斯密的“经济人”假设、梅奥的“社会人”假设、马斯洛的“自我实现人”假设、沙因的“复杂人”假设以及大内的“文化人”假设等,这些基于部分现实现象的归纳或者理性演绎推导的人性假设构成了相应理论的基础,也相应推动了管理学思想的发展。现象学提供了另外一种视角,舍勒认为人的本质是身心合一的精神性;精神具有超越性,“人是在自身中超越于一切生命及其价值,即整个自然之上的生物。人是这样一种生物,其心理已从生命的依从升华和解放为‘精神”[5]1382。“精神本质的基本规定便是它的存在的无限制、自由——或者说它的存在中心的——与魔力、压力,与对有机物的依赖性的分离,与生命乃至一切属于生命的东西,即也与它自己的冲动理智的可分离性”[5]1330~1331。人格是行为的统一体,舍勒指出,“人格”既不是对象性的存在,也不是事物性存在,而是一种始终自行实行的(本质上被规定的)行为秩序结构,人格只在其行为中并通过行为而存在。海德格尔认为“终有一死的人通过栖居而在四重整体(“在大地上”又意味着“在天空下”。这二者还意味着“面向诸神的驻留”以及“属于人的彼此共在”[6])中存在”[7]。海德格尔的天地人神结构与儒家传统讲求的天人合一(天时地利人和)是相应的,老子也在《道德经》中做了相应的表述:“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由此可见,哲学家们提供的分析逻辑也就十分清晰了,主体人具有精神性,但不仅仅是知情意的主观,还要跟主观所依存的客观完成一个结合,是立于天地之间、背负历史、面向未来、对环境具有创造性适应的意志生命体。 1.4 管理主客体组成的复杂互动系统 管理是人在自然和人群中的一种复杂的互动过程。组织中有意志的个体的创造性适应的过程,就是主客体之间的互动过程,这种互动过程的性质是由主客体的关系决定的,从而也决定了管理活动所依据管理主体和活动对象而自身具有的性质。根据主客关系的属性与对组织功能的不同,可以分为五种主体类型(可称为管理的“五主体论”),分述如下: (1)第一管理主体 在人类层面上,第一管理主体是客观自然规律和人伦规律,也是人的思考与行动必须接受和遵从的那种力量。以往,讨论管理主体问题只在人和人之间的小系统中进行,将人与环境自然的关系割裂开来,管理的纵向系统被肢解了。由此,一方面管理的法力性变得十分薄弱;另一方面,管理也失去了对自己的管理。被儒家尊为五经之首的《易经》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卦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古代先圣循天理以正人伦的基本精髓,老子将此浓缩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于此而言,管理的第一本质也就变得很清楚了:人在这样一个天地自然和人群的复杂系统中是不可能为所欲为的,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如何管理他人,而是如何接受管理,即管理的智慧必然来自于对人自身的“被管理”的角色定位。用中国文化的语言表述,就是一定要合于道,因为在人这个主体之上还有一个客观意志制约着人类的一切,这个在人之上的第一主体就是自然和规律。在这个绝对的客观面前,人类首先要明白的就是:自己是规律中的一部分,也是规律制约的对象,是规律的永恒的客体。众人所熟知的修行界的静心、静极生慧、无我生智等,都是这一思想的体现。 明确了上述认识(可称其为人类第一理性)之后,管理者顺延出来的第二理性就是:你所面对的自然有自身的规律,你所面对的人群也有他们的自身规律。换言之,组织是由一群具有独立意志的主体所组成的,管理者要明白的是,你所面对的人群不是玩偶,他们的自主意志是不能越过或者忽略的,只有尊重了人群生命意志的规律,管理者才可以进行管理的职业思维与行动。换句话说,管理的职能设定必须考虑管理的对象也是鲜活的生命(无论是自己企业的员工还是外在的客户或者其他利益相关者),他们也有自主的意志,不是可以随着管理者的意志而随意摆弄的纯粹的物质形态(况且,即使是纯粹的物质形态,也有其自身规律)。由此,民意民心是从古至今政治统治者的最高精神指令,企业的管理也不可能是例外,更是管理的目的所在。 (2)第二管理主体 每一个人自己——客体也是自己,即第二管理主体。“主我”(有机体对其他人的态度做出的反应)和“客我”(一个人自己采取的一组有组织的其他人的态度)[8]相互对话的过程,是自我心灵秩序得以建立和演化的基本机制。由此,管理的出发点就是管理者和管理对象心灵秩序的和谐,这种心灵秩序的和谐基础就是“自我管理”。管理者的自我管理体系是管理者的核心任务,员工的自我管理也是组织管理的基础,更是落脚点,即员工的自我成长。可以说,管理者与员工的自我管理是组织管理展开的基础。若是脱离了这个基础,管理就只能成为具有强烈封建色彩的行政管制与控制。这种管制或者控制,必然与人的自主意志形成一对无法化解的矛盾,从而形成管理中无休无止的恶性博弈。 (3)第三管理主体 第三管理主体是管理者,客体是部下,管理者的基本职能就是服务部下。管理者,是在众人信任基础上接受众人委托的一种角色,因此,管理者也理应为部下的正当需求提供支持和服务,以使部下顺利完成工作、实现自我。作为客体的部下服从上级就是服从自己的信任委托和由此生出的自我承诺,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都要为自己做出的承诺负责。这是工作秩序顺利进行的基础。 (4)第四管理主体 就是一般意义上所说的部下,客体自然就是他的上级。这一点是顺延第三主体之后形成的“回向”管理,也就是管理的封闭循环圈。此时,作为管理客体的“上级”应接受此时的管理主体(传统意义上的部下)的管理:接受合理性建议并接受员工的民主监督。 (5)第五管理主体 就是外部专业组织对企业管理的定期专业诊断,如很多人都定期进行生命体检,因为每个个体并不能对自我状态做到完全的始终如一的清醒的、专业的觉知,于是就需要外部专业机构如医院来对生命进行定期的监控,以弥补自身觉知能力的不足。企业也是如此,聘请外部专业机构的介入(如管理咨询机构)或者将组织外与组织有深层往来的人与本组织进行固定的职能捆绑(如客户咨询委员会整合专家顾问)来对企业进行定期的“体检”,是保障企业管理保持清醒清晰的一个重要的外部条件。 1.5 组织结构与效能 由于在交易费用不为零的情况下,不同的权利配置界定会带来不同的资源配置。管理成本小于市场交易成本是企业存在的合法性理由,管理成本低的原因在于企业形成了一个秩序结构。这个秩序结构即组织结构,德鲁克将组织的类型总结为集权的职能性结构、分权的联邦式结构、模拟性分权结构、矩阵结构和系统结构5种类型。企业的行业分析模型包括:现有企业间的竞争、供应商的力量、购买者的力量、替代品、潜在进入者;利益相关者这个概念将股东、债权人、雇员、供应商、顾客、甚至社区、环境、媒体等对企业活动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都纳入组织的考虑中。随着信息技术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又出现了网络组织[9,10]、虚拟组织[11]甚至无边界组织[12]。或许,正如有学者所认为的,把企业看作是一个互相交缠的合约类别或组合……人们习以为常的企业与市场之间的清晰分界,对分析问题或许并不重要。有意义的问题是“究竟采用了哪种合约”和“为什么采用这种合约”[13]。不同的合约类型就是不同信任程度的组合,因而多样化的组织结构形式与其说是为了效率和风险,或者如钱德勒所说的“结构服从战略”,不如说是因为自为自觉的主体之间根据各自的偏好、自愿达成的联合方式。由此可以推论出来的是:组织的组织形式与其说是基于企业职能的区别不如说是基于组织成员之间角色的互动,即以服务为核心的无层级的、人人为人人服务的角色组织。网络经济导致人类交往成本迅速降低,因而互联网时代的组织建设方式,应是主动接受挑战并迎合不确定的方式,基于自由意志。临时组织团队,在一个共生的生态之中,达成基本的情感和信任连接,用交易的方式来完成协作以及完成财富和未来的创造,最终达到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的自由联合”。 1.6 管理过程与准则 人在组织中的活动并不都是管理活动,如泰勒就主张将计划职能与执行职能分开;法约尔认为管理是一门特殊的研究,它与技术事项是分开的[14]245,并将管理要素分为计划、组织、命令、协调、控制。可以看出,管理活动是一个过程,从范围上来界定就是对组织中基础工作(即各职能部门的日常工作)的协调、优化和提升的一种过程。协调作为管理的本质,将管理职能分为计划、组织、人事、领导和控制。管理过程不是针对组织中单一要素或单一部门进行的,要对各种职能的过程综合考虑,所以,可以将组织看作是一种社会系统,是一种人的相互关系的协作体系。管理过程中每一个行动即决策都是有限制的,最基本的限制就是人的理性制约,以有限理性的人为基础,可以认为管理过程就是决策的过程,用“满意原则”代替“最优原则”。组织作为一个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系统,不同过程之间需要协调,企业应以工作流程为中心,重新设计企业的经营、管理及运作方式,进行所谓的“再造工程”。管理过程系统可以借鉴系统论和控制论的理论和方法,考察组织结构和管理职能,提出整体优化、合理组合、规划库存等管理新概念和新方法。然而,管理系统是不同于自然系统的,自然系统主要通过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要素通过一定的结构和功能来维持系统的动态平衡以适应环境,而管理系统是一个由人根据个人的意愿、同意并以契约等形式形成的意志系统。由此,对人的因素的考虑一直是管理学中的基本问题,如泰勒倡导以互利原则为基础的“心理革命”、社会福音派的威廉姆斯的工业社会学[14]223~226、霍桑实验所显示的非正式组织的情感逻辑以及行为学派(如麦格雷戈提倡将合作和相互理解作为有价值的目标)所做的研究工作。由此,如果把组织看作一个由人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有意志的开放管理系统的话,那么整个管理思想史上的各种经典理论都是分析了这个系统的某一个方面或层次,或者是从某个侧面和角度来看管理的。 综上所述,管理的基本分析单位是以人为核心的一个综合系统,由人构成了一个秩序结构——组织——一个开放的系统。通过组织内外之结构和要素的配置与运动过程(过程是要素在结构中的过程,结构是要素的配置模式)来实现管理的目标。到此,可以给管理做一个哲学的、简略的界定:管理是以组织为载体而进行的生命体在主观与自然客观两种意志、每个人自我意志与自然、人群意志、管理者意志与部下意志之间的连续不断的互动过程,通过不断地领悟、实践和行为调适,并通过这一过程完成对外界的认知深入和自身的不断界定,进一步通过这一过程来实现组织中每个成员的最优目标,同时将世俗目标与精神价值追求合二为一的一个系统工程。 2 管理价值的内在性、价值的秩序性与组织道德层次 “为什么管理”即管理的目的体现着管理自身价值的内在需求,即管理价值的内在性本身指向管理的目的:以主体人的合作与协调而产生的秩序与效率为手段,实现人的生存与发展。管理活动所具有的价值属性源于人的价值内在性并具有一定的秩序性。据此,由内在价值属性决定的行为道德也具有一定的层次性,所以本研究从管理活动的内涵界定、管理价值的内在性和秩序性以及组织道德层次来论述管理的价值论问题。 (1)管理活动的界定 组织中存在两种类型的活动,一种是对物的活动;另一种是处理人与人之间交流合作和协调的活动,两种类型的活动具有本质的区别,简略比较见表1: 由表1可知,对物的活动属于认知的范畴,在工具理性的基础上符合手段—目的的逻辑,要符合事物的特征和规律,其标准就是基于认知知识基础上的效率,因而该类活动形成的知识具有普适性;而人的协调活动,首先要理解别人的行为的意义,才能基于价值理性进行相应的协调活动,这种价值判断具有一定的文化的地域性的特点,行为要符合合目的性的要求,因而具有相对性的道德意义。显然,管理活动属于对人的合作协调活动。若没有分清楚两类活动,从理论上就会产生管理研究的科学性以及研究方法等诸多争论;从实践上就会产生“管理异化”等管理问题。 (2)管理价值的内在性 管理活动既然是一种合目的性的价值活动,那么毋宁说要从价值判断角度来分析管理活动,不如说管理活动本身就具有价值属性。人是管理的基本单位,由人构成的组织是一个形成某种合作协调机制来满足人的需求的秩序结构。人都具有人格,“有价值的人格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人格,而仅仅是那个原初与神相连而知晓着的、朝向爱中的世界并与精神世界和人类整体凝聚一致地感受着的人格”[15]9~10,因此,舍勒说“人格价值要高于一切实事——组织——共同体的价值”[15]10。由此,在管理活动中,追求效率以实现组织生存的终极意义是为人的价值服务的。“人是管理学永恒的主题,管理实践必须致力于创造和维系健康的组织,使人能够在其中找到存在的意义。由此,管理者必须不仅能够解决有关效率和利润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能够解决道德、精神、情感健康和尊严之类更宏大、更具哲学意味的问题。”[16]正如齐善鸿所说:现实的管理是为了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与协调问题而自然产生的,因此,管理的本质目的就是解决组织中人群冲突和建构目标效率秩序,管理是解放人的而不是增加人的痛苦的[4]31。由此,关注人的目的价值的管理才是符合人性规律的管理[4]193。 (3)价值的秩序性 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不是外界所有刺激的简单响应,尽管每个个体都会有自觉、不自觉的反应。人类一切行为都具有一定的意向性,正是这种由意向性驱动的响应决定着人类基本情感体验构成的伦理价值意义系统。心之秩序相当于价值的意义系统,儒家将这种心之秩序叫“和”,如《中庸》里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道德经》第三十八章所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即以是否“合于道”为基础确立了道德仁义礼的等级秩序。舍勒认为价值的直觉是先于概念化和认知活动的,与感受的深度相应形成一个价值等级:从感性价值(舒适-不舒适)到生命价值(高尚-庸俗),再由此而上升到精神价值(善-恶、美-丑、真-假),直至神圣之物和世俗之物的价值[15]909。 (4)组织道德层次 具有价值秩序的行为主体在社会化过程中,通过内化的“客我”与内在的建基于价值秩序的道德秩序的互动中形成不同的人格。人格的存在本身原初地与善恶价值相关,具有人格性的组织也同样是具有道德性的。主体内在的道德意识在组织中的交互作用会形成一种伦理气氛,戴木才[17]认为,管理伦理的发生是由管理活动和管理系统的内在要求决定的——管理本身内在地具有道德性;管理的道德性表现为管理的内在道德和外在道德,管理伦理就是这样两个方面双向互动的有机统一;管理的外在道德是指管理活动的合伦理性或合理性;管理的内在道德是指管理本身的结构和内涵所应有的道德要求,是管理最根本的活动准则。 如何实践道德要求,康德[18]给出了纯粹实践理性的基本法则:要这样行动,使得你的意志的准则任何时候都能同时被看作一个普遍立法的原则。形式主义理性的每一次推演,都必须把其结果纳入到人格或实践中,所以舍勒在批判康德形式主义道德观的基础上建立了质料伦理学。观念域反映着心灵的广度和深度,所以笔者根据观念对象的阈值范围构建了组织道德的5个层次:①功利性道德,以组织的效率目标为基础进行价值评判,认为没有效率的组织是没有效能的,效率是组织生存的基本条件。此类单一目标的道德类型从组织生存论的角度来看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在管理实践中容易带有工具理性的思维。②利他性道德,将道德观念的对象域扩展到组织内的人,使得管理具有人性化和人际关系和谐的特点,互助合作、共赢是组织的组织原则,参与式管理是主要的管理手段,是价值理性管理的典型特征。③义务性道德,将道德对象域扩展到社区、社会,认为组织是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组织行为要符合社会伦理规范。④生态伦理性道德,组织道德观念的观念域延伸至生态环境领域,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如程宏伟等[19]认为“自然契约是人与自然关于和谐共生的默契合意。企业以社会契约集合嵌入自然契约,企业是自然契约与社会契约的复合体。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以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共生为基础。工业文明主导下利润计量目标的本末倒置和前提假设的逻辑悖论要求企业的获利导向由经济利润向生态利润转变”。⑤神圣性道德,道德观念对象域由有限到无限。人无时不在现世的矛盾之中,超越死亡、超越一切束缚人的约束,是人最终解脱的终极价值,道家的“道”、佛家的“涅槃”、基督教的“上帝”、康德的“理性上帝”等都是这类道德的体现,神圣性道德的最主要的事实是永远不可能是状态性的、始终都是“在路上”的感受。神圣性道德是管理的最高价值法则,如成中英等所说:中国的管理最后的根源是对宇宙的认识,以及在宇宙中人的地位的认识[20]。 3 管理的方法论、原则与管理艺术 “怎样管理”是方法论范畴的问题,方法必然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管理者针对对象——一个体现着目的的协作系统(具有主体人格之间的结构及其相应的协作过程)——的有效性方法,即方法与主体具有相应性。由于管理学是一门经世致用之学,管理又是针对具有人格与尊严的人的协作系统,所以管理的方法或手段若指向道德并完美地体现具有人格的价值序列,那么管理就具有“美”的属性。借鉴“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管理艺术就可以表达为:道德理念的有效地创造性适应的表现。由此,本研究通过价值理性的方法论、主体协作的方法论原则以及方法论的美学境界即管理艺术来简略分析“怎样管理”的问题。 (1)管理的方法论 理性主义研究问题的方法论步骤包括:普遍怀疑—复杂的东西简单化—易处着手—综合检验;而针对组织这样一个具有伦理价值的协作系统,分析-综合的方法未必有效,即对行为的认知与对物质的认知显然不同,如舍勒所说“伦常认识的整个领域都完全独立于判断领域和定律领域(也独立于这样一个领域,即我们其中以‘评判’或价值认定来把握价值状态的那个领域)”[21]。现象学开创人胡塞尔用“主体间性”来理解群体内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每一个自我——主体和我们所有的人都相互一起地生活在一个共同的世界上,这个世界是我们的世界,它对我们的意识来说是有效存在的,并且是通过这种‘共同生活’而明晰地给定着。”[22]舍勒用“伦常明察”的方法,“伦常明察是一种对先天价值的本质直观,是在与世界(无论它是心理的世界,还是物理的世界或其他世界)的感受着的、活的交往中,在偏好和偏恶中,在爱与恨本身中,即在那些意向作用和行为的进行线索中闪现出来!”[21]老子在《道德经》中主张“绝学”、“弃智”,用“静观”(致虚极,守静笃,……,吾以观复)、“玄鉴”的神秘直觉方法去体验“无形”、“无名”的“道”。由此,管理的方法论应超越通过观察到的行为进行管理的传统方法,而用洞悉的方法透过表象的行为深入到行为所表征的主体内在价值系统和道德层次。 (2)方法论原则 如何使得具有人格和尊严的行为主体的协作系统形成良好的互动机制?罗尔斯[23]为回答在一个其自由平等的公民被合理的宗教、哲学与道德理论深深分裂的社会中,正义与稳定如何可能?罗尔斯提出正义的两个原则:第一原则,每个人都应享有与人人享有的一种类似的自由权相一致的最广泛的、全面的、平等的基本自由权的平等权利;第二原则,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这样安排,使它们:①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差别原则);②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第一原则优于第二原则,其规则是自由权优先、正义优先于效率和福利。并论证了政治自由主义的3个主要理念:重叠共识理念(是政治正义的构成性条件)、权利优先和善理念(政治正义的基本价值观表达)以及公共理性理念(政治正义的社会普遍基础)。 借鉴上述政治领域的国家建构原则,并结合前文的论述,本研究拟提出以下管理方法论的原则:①管理中首要的问题是尊重自然与客观规律,对于管理者来说,自然规律与组织中人的尊严都是要尊重的对象,这是管理方法论的总原则,是管理学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管理学转向的关键环节;②建构以人为中心的涵盖家庭、组织、社会、国家、生态环境为一体的管理对象体系,完善组织作为和睦协作系统的枢纽作用,是人-组织作为生命意志体的创造性适应活动的基本界域;③以公平正义为基础,以帮扶弱者为美德(善)倡导,在共同同意的基础上完善管理活动程序,实现组织活动的意动有效性;④以效率为基础(组织生存条件),以组织内在价值体系和道德层次为向导,建构组织目标体系,实现从主体心灵秩序、组织秩序、系统秩序的优化提升;⑤从有限到无限、从世俗到神圣,引领组织朝向管理的最高境界,是管理学价值秩序内在的道德诉求,是真善美的和谐统一。 (3)管理艺术 管理艺术属于实用艺术,其要表现的是组织的道德(组织人格的价值序列),审美所体验的是道德美感而不仅仅是为了实现组织经济目标的功利性聪明感受。由此,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的管理艺术性就表现在既要考虑到组织效率(手段或方法的有效性),又要指向体现人格价值的道德层次(目的和意义的有效性),有效性要求必须还有要适应协作系统的内外环境并具有超出常规的惯例方法,所以是一种创造性适应的表达。更要有超越理性的洞悉力,要对组织内外环境以及势态的可能状况以及相应方法的适宜性等有明晰的直觉判断力。 管理艺术是有境界的,在《道德经》中,老子把统治者分为4个层次:“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故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而百姓皆谓我自然。”可以看出“不知有之”的管理艺术表现是境界最高的领导艺术,这种境界的管理与神圣性道德层次和神圣性价值感受也是相应的,具有管理真善美的统一的和谐之美。 4 分析与回应 首先衷心感谢《管理学报》特约评论员在《再问》一文中对中国管理基本问题的思辨,触发了本研究重新反思中国的管理学问题,通过以上所述,总结以下问题,希望能引起有识之士的关注,以共同研究。 (1)关于管理理论与方法 如果把已有的管理理论作为伽达默尔意义上的文本,那么它就会脱离当时的作者随着实践和理论研究而自行生长,其生长的路径可以按照研究手段、对象域的增加和应用范围的扩大,也会随研究共同体共同态度的演化(即科恩意义上的范式革命)而发生变化。无疑,具有创造性适应的实践活动是理论研究生命力的体现和其合法性的源泉,同时通过理论创新以指导实践。由此,对理论的判断和评价若以性质不同的对象的标准为依据,可能对双方都有危害。同样,方法的使用也只有依据所针对的对象和所要达到的目的才有意义。一个完整的行为是行为主体在一定的情境中采用相应的方法来进行研究,方法的适应性要根据主体和对象的特征来判断和评价。 (2)关于管理对象 实践中的管理活动所面对的是由人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有意志的开放协作系统,因此,管理理论所研究的对象——管理活动(在《再问》中似乎没有异议)——的内涵也是不断变化的,这种变化随不同的组织类型和研究视角的不同而不同,这从管理思想史可以看出,也说明了以活动为研究对象和以物质实体为研究对象的不同。同时,管理活动必然是组织的管理活动,组织必然是管理活动所针对的对象,因此,组织活动所建构的管理活动必然反映组织的特性,组织既然是由人构成的人格主体,具有一定的价值判断(属于应然领域),由此产生的管理活动的理论和方法必然和以物质实体为研究对象的、对经验进行研究的自然科学(属于实然领域)所产生的理论和方法在性质上迥然不同。混淆这种不同,是管理理论和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困惑的根本原因。管理活动的主体即管理者(其内涵和范围也随研究者的价值观有所不同)是具有一定价值判断的主体,所以管理者——管理活动——管理对象的一体性决定了管理活动是一种意动活动(其根源是自我意识的超越性),价值判断是管理活动的本质属性。也可以说形式的管理活动具有普遍性,内容的管理活动具有文化地域性。 (3)关于管理理论普适性 一般来说,如果从分析的角度将管理活动分成形式的知识和内容的知识的话,那么对管理活动研究所形成的理论就可以说,形式性的理论知识具有普适性,而内容性的理论知识需要包含文化地域性。管理活动的主体是内化了社会规范并具有自己价值理念的“道德人”,在自己有限理性的判断下,其所实施的管理活动方式、管理活动内容等必然具有“本土化”特色。 (4)关于“中国管理学” 现实中的组织都是作为经济系统甚至是政治—经济—环境大系统的子系统而存在的,其创造性适应的活动必然受到大环境的影响。管理学的“本土化”或“中国管理学”问题源于具有形式特征的西方管理理论用于具有具体情境内容的中国文化地域环境所产生的有效性问题。同时,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所孕育的珍贵的传统管理思想有待进一步挖掘,“中国管理学”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是必然的,结合当前中国经济体的态势,为产生具有地域文化的“中国式管理”以及具有普适性、形式主义的管理理论的可能性奠定了基础。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组织人格现实地也需要“中国式”管理,“道本管理”实践在企业界产生良好的响应即为明证。 (5)关于管理的艺术性 管理的艺术性属于实用艺术,如建筑、园林、工业设计等一样,是“用”与“美”的结合,区别于诗歌、绘画、雕塑、戏剧等具有形式主义特点的艺术,若后者是“理念的感性显现”,那么前者就是“功能和理念的感性显现”(如建筑、园林、工业设计等)和“道德的洞察体验显现”(如管理艺术);后者具有浪漫主义风格(按照黑格尔的分类,艺术分象征艺术、古典艺术和浪漫艺术),则管理艺术具有道德愉悦的特征。 (6)关于面向实践的问题 任何科学研究都必然从实践出发,从对实践中获得经验的观察、总结、归纳开始,形式主义逻辑的任何一步推理也都要回到实践中,管理学研究面向实践的问题不言自明。 (7)关于研究者的问题 学术的自由须以学术的独立为前提,学者的尊严来自于学者的自律。当前学术界的问题源于:①未形成有效的学术共同体,这也是中国始终缺乏社会中层组织建设这样一个普遍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的一个反映;②学校、利益集团等社会制度制约着或者侵蚀着真正的学术研究,整个学术生态需要净化,需要以使命为指引,脱离现实功利的掣肘;③学者的自律,有良知的学者会对自己的言行负责,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学者才能做出真正有社会贡献的、有质量的作品。学术界的问题不单单是学术界本身的原因,还需要全社会共建纯净的学术氛围。标签:人格结构理论论文; 社会管理论文; 过程管理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本质与现象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生命本质论文; 管理者角色论文; 社会企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