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关于执政党建设思想述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执政党论文,思想论文,刘少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刘少奇是中国共产党著名的领导人和理论家之一。他在理论上的突出建树，就是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其中关于执政党建设的理论是核心内容之一。今天我们重温刘少奇这一重要理论，对于理解和研究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要问题的决定》有着现实意义。
一、执政党必须“在主观上加强限制”
新中国诞生不到两年，党员队伍由310万猛增到580万。这一方面表明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另一方面也难免造成党员队伍不纯的现象。为了解决和防止这一问题，党中央于1951年3 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刘少奇在会议的总结报告中，首次提出了执政党的组织发展必须“在主观上加强限制”的重要思想〔1〕。
共产党在执政的条件下，为什么必须“在主观上加强限制”？刘少奇主要是依据党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事实，来分析和认识这一问题的。
在民主革命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处于在野地位，没有执掌全国政权，斗争环境险恶、艰苦，那时参加党随时有遭受反动派迫害的危险。“在这种情形下，落后分子、投机分子、反动分子自然就不来或很少来加入共产党”，这就形成了“我们发展党员的一种自然的客观的限制”〔2〕。但是，党在全国执政以后，情况就根本不同了。 “在有些人看来，现在加入共产党，不独不要担负什么艰险，而且可以获得个人的许多保障以及荣誉、地位等”。这就可能使某些形形色色的人钻到党内来。而在客观的自然限制已经消失的情况下，党如果不能自觉地“在主观上加强限制”，则会对党的建设构成“一种严重的危险”〔3〕。
刘少奇的这些分析是很正确的，并在党的建设的实践中得到了印证。纵观党的历史，曾出现过三次大的挫折。第一次是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当时党员数量从近6万人急剧下降到1万左右；第二次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党员数量从30万降到4万左右； 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一时期党员数量虽增加了1700万人，但党的队伍严重不纯。这三次大的挫折都给党的事业造成很大损失。而在党执政后发生的这次挫折，原因正是由于当时的“客观限制”没有了，“主观限制”又不正确，因此造成了党员队伍的组织、思想、作风的严重不纯。由此也证明了加强“主观限制”的特殊意义。
尽管“在主观上加强限制”这个重要思想，是从党员队伍建设这个角度提出来的，但它对整个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并在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现在我们所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党中央作出的《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要问题的决定》，实际上也是从“主观上加强限制”的继续。
二、执政党“应该更加提高党员的条件”
加强共产党员的修养，不断提高党员的条件，是刘少奇的一贯思想。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有不同的要求，过低或过高都会妨碍党的事业。在民主革命时期，刘少奇曾指出，在秘密环境下的入党条件，可以放宽一点。而党成为执政党后，党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刘少奇又始终强调，“应该更加提高党员的条件”〔4〕，并从以下几个变化加以论证：
首先，党的任务变化了。刘少奇指出，由于中国革命已经取得胜利，新的、更伟大、更艰苦的革命任务摆在党的面前。因此，作为共产党员必须比过去具有更高的条件，才能承担和完成这些任务。
其次，党员队伍变化了。这是由于党的地位和任务的变化所造成的。从数量上看，党员队伍急剧扩大；从质量上看，“有许多党员不够标准”。具体又可分为两种情况：“大部分是由于在过去接收党员时降低了条件，同时，党内对于党员的教育不够”所造成的。“小部分则是由于目前的形势改变了，有些党员赶不上形势的发展，不愿和或者不能在新的形势下担负新的革命任务，他们落后了， 丧失了党员的条件”〔5〕。
再次，人民群众也发生了变化。由于中国革命已经胜利，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已经当家作主，并且能够接触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种情形下，“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员的条件，则必须更加提高”〔6〕。
正是根据上述分析，刘少奇向全党发出了要“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的号召，并亲自起草了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此后，他又在党的八大、八届二中全会、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和同年11月中组部召开的组织工作会议上，多次论述了这个问题。
关于共产党员的标准和条件，1929年底，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作了五项规定。抗日战争时期，陈云曾提出过共产党员的六条标准。相比之下，刘少奇所提出的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刘少奇提出的凡是有条件的党员，“都应当努力使自己成为‘又红又专’的红色专家”〔7〕；为了切实保证提高党员条件， 在入党前要严格把握质量、严格入党手续，在入党后要不断加强对党员的共产主义教育，以不断提高党员质量，对于那些腐败分子要清除出党以纯洁党的组织等，这些都是以前没有强调或强调不够的。刘少奇的上述思想对保持党员队伍在思想上、组织上的纯洁性，是很有见地的。
三、执政党“更加需要加强党的思想领导”
从一般意义上讲，无产阶级政党始终应该重视思想理论建设。这不论在马列主义创始人的著述中，还是在毛泽东的著作中均有论述。但如何把它与中国共产党的实际结合起来，并根据执政党的特点来看待这一问题？对此，刘少奇有着独到之处。
刘少奇认为，从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来看，思想理论工作是一个薄弱环节。早在1941年他在《答宋亮同志》的信中说：“中国党有一个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8〕并认为党的理论薄弱， 会导致党在革命运动指导上的失误。他还从主客观两方面，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我党理论不足的原因，同时多次提醒全党注意这一问题。
新中国建立后，刘少奇于1950年9 月在马列学院第二三班学员开学典礼上再次重申：“总的说来，我们各项工作做得很好，但理论工作却是很薄弱的一环”，“这是我们党的一个弱点”，进而提出：“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提高干部的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9〕
当时在党内，“有的同志对于理论的重要性认识不够，不愿意做研究理论的工作”〔10〕；有的人信心不足，认为“做理论研究工作自己能力不够”。为了澄清人们在学习理论问题上的糊涂观念，刘少奇着重阐述了下列几个问题：第一，经验与理论的关系。他针对党的广大干部斗争经验丰富而理论水平不高这一特点指出：“有经验是一个长处，但受文化和理论水平的限制，就不能有大的发展……我们很多干部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再有了文化和理论，就可以担负更多的工作，解决更多的问题。”〔11〕第二，学习理论与文化的关系。刘少奇针对党内大多数人文化水平不高这一现象，指出：“首先要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然后再提高理论水平。”据统计，1950年有大学程度的党员仅占全党总数的0.3%，而文盲比例则高达55%。党员队伍文化水平普遍较低， 必定给理论学习带来很大的困难。刘少奇摆正了两者的关系，在当时有特殊的意义。第三，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刘少奇指出：只有理论没有实践当然有犯教条主义的危险，但是理论是实际工作的指针，没有理论，工作就是盲目的，没有前途的。”“没有理论的人容易被‘俘虏’，被人家天花乱坠的话所迷惑。掌握了理论才能正确地指导工作。”〔12〕第四，刘少奇针对有些人只知道翻书本，碰到实际问题却束手无策的现象，阐明了学习理论的方法：“我们学习马列主义，要学习它的立场、观点、方法，不要把马列主义变成教条。”“学习了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还必须对客观材料和实际情况加以分析、整理，才能形成正确的思想。”〔13〕此外，他还提出学习的理论的意义在于：“中国党如果没有很多的理论干部，就不可能领导这样大的国家达到社会主义。”〔14〕
根据执政党的特点，刘少奇强调执政党“更加需要加强党的思想领导”，如果忽视这一点，只是埋头到实际工作中去，不加强政治学习，不加强马列主义理论学习，那就有危险性，就会脱离政治。
四、执政党必须注意对自身的“监督”
执政党的最大特点就是执掌国家政权，拥有极大的权力。但是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容易导致腐败。因此，对于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要搞好自身的建设就必须十分注意这个监督问题。对此，刘少奇有着清醒的认识，并阐述了党内外监督的必要性。他提出，尽管我们党是一个不为私利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但是，我们现在还有缺点，将来也一定还有缺点，并且不可能没有错误。因此，我们要加强党内监督，依靠人民群众的监督和民主党派的监督。对于刘少奇的这一思想，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关于党内监督问题。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召开。 会议揭发批判了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错误。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全会作了报告。他的报告针对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党内一部分干部滋长着的骄傲情绪，即被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冲昏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应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等倾向，论述了批评监督问题。刘少奇说，如果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刚才开始，就已经出现了不能接受批评监督的人，那么将会造成“可悲的结果”〔15〕。
如何进行党内监督？刘少奇认为，首先，应加强党的监察机构的监督。早在建国初期，刘少奇就看到“由于环境的影响，党员违反纪律的现象是加多了”。因此，“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机构及其工作也应该加强”〔16〕。在1962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又针对当时有些地方、部门和单位存在着下级组织不服从上级党组织、各自为政、各行其事的问题，指出：“为了健全党内生活，严格党的纪律，必须切实加强党的监察工作。”并规定：“各级党的监察委员会，有权不经过同级党委，向上级党委和上级监察委员会，直到党的中央，直接反映情况和检举违法乱纪行为。”〔17〕1962年11月，刘少奇在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上再次强调要“加强监察委员会”。其次，党内生活会是党内监督的重要形式。在七千人大会上，当邓小平发表讲话谈到党的监督问题时，刘少奇表示赞赏并插话说：“可以有这么个建议，各级党的委员会一个月之内要有一次党内生活会。委员会开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18〕
第二，关于党外监督问题。共产党要在广大群众的监督下进行建设，这是刘少奇提出的党外监督的一个重要思想。早在全国解放前夕，他就向中央建议，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必须在群众中公开党的组织。他还主张，对犯有严重错误的党员的处理，应该在群众中公开。丑媳妇总是要见公婆的。只有在群众的监督下，才能使他们较快较好地改正错误。
新中国建立不久，刘少奇及时总结党的建设的经验教训，尖锐地指出：党内伴着伟大成绩而来的是命令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错误作法。这不仅使党群关系变得紧张，而且也使党的自身建设遭到破坏。对此，他在党的八大上指出：要巩固我们党同人民群众的亲密联系，必须继续加强我们在各方面群众中的工作，必须在全体干部和党员中反复地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特别是他把“能够接受人民的批评监督”作为判断“一个好党员、一个好领导者的重要标志”〔19〕。
除了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外，刘少奇还注重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的监督作用。他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说：“应当采取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而且“在各党派之间也能够起互相监督的作用”。因此，我们“应当善于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和批评中得到帮助”〔20〕。
五、执政党不应“包办代替行政系统的日常工作”
党政关系问题是所有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所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中国共产党既有深刻的教训，也有成功的经验。刘少奇在《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和1962年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此有专门论述。
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刘少奇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的关系问题。他说：“在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中不可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是经过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它们各有各的职能。刘少奇反对那种党“把一切都包办起来，对一切都进行干涉”的做法。但他又着重强调了党的领导，批评了有极少数人企图削弱党的领导的错误倾向，明确指出：“党应当而且可以在思想上、政治上、方针政策上对于一切工作起领导作用”〔21〕。
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针对当时存在的主要问题，把论述党政关系的侧重点，放在注重发挥政府和群众团体作用方面。他指出：在我们的国家里，有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各级政协，有工会、青年团和妇联等群众团体，在工业企业中有职工大会和职工代表大会，在农村有社员大会和社员代表大会，在科学、文化方面有各种协会和学会；此外，还有民主党派、工商联等组织形式，它们在不同的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党应该认真地而不是形式地发挥这些组织的作用。 ”〔22〕应该尊重这些组织的成员充分发表意见的民主权力， 经常地向他们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加以研究，吸取他们有益的意见，来改进我们的工作。党的政策和决定，只能用说服的方法，而不能用强制的方法，使这些组织接受。然而“有些党组织的负责人，因为当了权，就把这些组织看成可有可无，这是完全不对的”〔23〕。要知道“我们党是国家的领导党，但是，不论何时何地，都不应该用党的组织代替人民代表大会和群众组织，使它们徒有其名，而无其实”〔24〕，并认为如果这样做“是很危险的”。
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还指出了党政不分的弊端。他说：“有些党委，也发生了包办代替行政系统的日常工作的缺点。”这样就造成了机构臃肿；影响国家机关和群众团体作用的发挥，“党委包揽的事务越来越多，使行政系统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25〕；党不管党，严重影响了党的自身建设等种种危害。
综上所述，刘少奇关于执政党建设的思想，内容丰富深邃，是他为中国共产党留下的宝贵遗产，我们应该很好地继承和学习，以便更好地把党建设好。
注释：
〔1〕〔2〕〔3〕《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8 页。
〔4〕〔5〕〔6〕《刘少奇选集》下卷，第67页，第66—67页，第69 页。
〔7〕刘少奇：《在北京各界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8〕《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0页。
〔9〕〔10〕〔11〕〔12〕《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8—49页。
〔13〕〔14〕同上，第49—50页，第52页。
〔15〕《刘少奇选集》下卷，第126页。
〔16〕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17〕《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14页。
〔18〕《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0页。
〔19〕《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75页。
〔20〕《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46—247页。
〔21〕《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64页。
〔22〕〔23〕〔24〕同上，第402—403页。
〔25〕同上，第408—4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