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科学时期的中西目录活动和目录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目录学论文,中西论文,时期论文,经验论文,目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本文以历时性学术文化积累与共时性目录信息交流为核心，以目录方法和思维方法为中介，把握着中西帐簿派、学术史派和列举、分析目录学在经验科学时期的发展，比较了各自不同学术文化心理与思维模式下的目录活动和目录学特点。
关键词 文化积累 目录信息交流 目录学 比较研究
中西目录学经历了萌芽、知识积累、经验科学到理论科学的发展进程。中国目录学以图书学术文化内容的辨考、图书构成材料形式的考证的学术史派为主流，而注重分类著录方法以交流学术文化信息的帐簿派则曲折地发展〔1〕。西方目录学则以注重学术文化信息的共时性交流的列举目录学为主体，在文艺复兴以后才发展为纯粹以研究考证图书构成材料形式、历时性积累学术文化信息的分析目录学，与此同时并行发展着高密度贮存积累学术文化信息的文摘、综述、述评。
1.经验科学时期的我国目录活动和目录学
1.1 学术史主流派目录活动与目录学
宋代官修书目《崇文总目》，每书皆有解题。清代《四库总目提要》则集学术史派目录之大成。《新唐书艺文志》增补唐人著述，成为清代补史志的开端。“宋人所修国史艺文志，皆有部类小序，与汉、隋志同，亦颇有所发明”〔2〕。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则完善了辑录体提要目录。主流派私家目录以宋代《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为代表。明代《四部正伪》开启，《古今伪书考》继之，《古今伪书考补正》集其大成，兴起辩伪目录活动。宋代《遂初堂书目》开端，明代《古今书刻》继之，清初发展的《述古堂宋版书目》、《读书敏求记》等，成为研究图书材料构成形式方法的善本、题跋、读书笔记的版本目录活动。版本目录学流派在清代康、雍、乾、嘉四朝称为显学。
由于儒家学术文化的独尊，佛教在发展过程中也逐渐儒学化。佛教讲“缘起”、讲宗派渊源授受，故佛经目录，以年代为著录次序，记译人传略，成为我国佛教发展史研究的珍贵文献。佛经目录撰写提要举要致用，其方法一是辑录成文，如《出三藏记集》之总经序。二是挈要提纲的叙录法，如《大藏经纲目指要录》。三是举要推荐法，如《大唐内典录》。四是严考证辨真伪，佛经目录都设立相应类目，详细考证辨别真伪。
自汉代目录活动开始，只有类序、叙录的目录成为我国目录活动和目录学主流。这种目录活动，以回溯性、积累学术文化为主，目录方法以讲求类例、类序、叙录辨考学术源流派别，以书目代替学术史。“刘歆作七略，王俭作七志，逾二纪而方就”〔3〕。陈振孙收书大约四十年，编目录《直斋书录解题》也有十五年到二十年〔4〕。这种高密度积累学术文化信息的目录之产生，确是学者兼目录学家穷多年之精力而撰成。
由于以编撰学术史目录为主流，故此，历代目录学家总结描述其经验和活动规律也多从此揭示。《遂初堂书目》提为：“剖析条流，整齐纲纪”。《经籍会通》总结为：“书目第记书名卷轴”，“列其指归，析类分门。”“千载简帙之废兴，百氏编摩之得失，一览可以尽其大概。”《校仇略》强调使学者究本末、知源流，类例分、学术明，百家九流各有条理。《校仇通义》归结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范文澜先生说：“《七略》综合了西周以来主要是战国的文化遗产”，“它不只是目录学、校勘学的开端，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一部极可珍贵的古代文化史。”〔5〕
1.2 宋明帐簿派目录活动与目录学
宋代，我国封建商品经济较发达，国内各民族学术文化翻译活动相当活跃，民族间学术文化交流频繁。由于学术文化交流对目录信息的需求，非主流派目录活动也相当活跃，详分类例以便寻检，以《通志·艺文志》分为“十二类百家四百三十二种”为代表。出现了以检索交流学术文化信息为主的索引，如《十九代史目》〔6〕，《文枢秘要目》、《群书备检》篇目索引，《中兴小登科》书后的人名索引《姓类》，《群史姓纂韵谱》人名索引〔7〕。随着出版发行事业的产生发展，宋代以书业目录通报新书出版发行信息，如《国子监书目》、《川本书籍录》等。
宋代《苏魏公谭》卷四云：“祖父谒王原叔，因论政事。仲至侍侧，原叔令检书史，指之曰，此儿有目录之学。”这就是说，目录学是寻检书、史的学问。也说明，目录检索交流学术文化信息的功能，北宋初就被人们所认识。郑樵《通志·校储略》，披陈其求书、校书、分类、编目的理论，多古人未发之见，而以分类学说为主体，阐述分类功用、分类体系、分类细则、立类根据、分类辨讹、详明类例以辨学术考源流、通录求全记亡的“集天下之书为一书”的目录控制思想。这是与北宋时出现以检索交流目录信息为目录学概念主要内涵的学术思想相统一的。
明代，士大夫夷夏之分淡薄、不与明皇朝合作、以反传统精神（如李贽等派别）大谈心性、以理学为禅学、学风空疏，以佛道的逻辑方法去建构儒学蜕变的“心学”，正统史学意识淡薄，市民文学戏剧发达，被称为“无根的一代”〔8〕。学术文化的影响及其广泛交流对目录信息的需求发展，使目录活动出现了又一个回旋，转向明代目录信息交流非主流派。明代官修《文渊阁书目》，不撰类序提要、反四部成法，而以方便检索的千字文为序编排。接续的官修书目皆仿其例。受官修书目的影响，明代书目分类体系，一是创立新法，打破传统四部分类法之樊篱创造众多的新分类法，或沿用旧目、或把旧有子目用作大类、或把旧子目作为一部与四部并列、或创造新类名详分类目；二是因循四部法而大量增加子目，史子集三部设置大量子目，详尽分类。官修《文渊阁书目》以千字文的顺序共编20号，以代表40种类目。受官修书目的影响，《脉望馆书目》以31号代表类目，《赖古堂书目》以40号代表类目；《道藏目录详注》分为七部，前三部又各分12类，12类下与另外4部则以千字文为序，以一字当一函，函各分卷数。一些私家目录还效法官修目录“按橱立号”的做法，如《李蒲汀书目》就依其藏书屋朝东朝西、每屋几柜、每柜几层而加登录，以便按柜取书。以千字文作为藏书和类目的标识符号，简短、易记、次序固定，进一步发展了南北朝开始的以甲乙丙丁代表四部藏书和以不同颜色标签表示类别的标识方法，使书目分类和藏书排列向科学化方向推进一大步。
明代书目著录较简明，但已具基本著录项目，少量书目还有注释，还有表格式著录，如《红雨楼书目》在集部宋诗类采用表格。《澹生堂书目》每半叶八行，每行分上下两栏，下栏又分两行，分别著录基本项目、注解等；还采用了互著和别裁的方法。祁承业并论述了互著别裁方法原理。这种方法，更深地揭示图书的内容，使之成为更有效的书目检索工具。明代的索引也在发展，如1575年《洪武正韵玉键》索引，1642年《两汉书姓名编》索引。明代书业目录较多，如《内府经厂书目》等等。
明代目录学家认为，书目是记录、检索图书信息的工具，陈第说：“粗为位置，以类相从，因成目录，得便查检〔9〕。”祁承业认为：“部有类，类有目，若网之就纲，井然有条，杂而不紊，”“架插七层，箱分四部，若卒旅漫野而什伍井然，如剑戟摩霄而旌旗不乱，此事之部勒法也。”“似经似子之间，亦史亦玄之语，类无可入，则不得不设一目以汇收。而书有独裁，又不可不列一端以务考〔10〕。”胡应麟认为：“第时代盛衰，制作繁简，分门建树，往往各殊。”他认为不同的目录功用不同：“第中秘尽笼天下之书，故匪一家之力；而故家上世之传，帐中之秘，亦往往内府所无。其目可以互稽，难于偏举，郑氏古今并载，本属大观。而读者眩于名实，代之有无，家之藏畜，反不可知。然亦各有长也〔11〕。”
明代这种详分类例之风延及清初，如《也是园藏书目录》簿录甲乙颇便稽检；《读书敏求记》分为44小类；《述古堂藏书目录》则分为78部；《孝慈堂书目》分为85目，《孙氏祠堂书目》分为12类47小类。
清代大兴文字狱，钳制学术思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撰成，皇家四库分类法占绝对地位，目录分类的讨论与发展也就被夭折。由于学者们研究乾嘉考据学对目录信息共时交流的需要，目录学在清代成为“显学”。故此，为适应乾嘉汉学目录信息交流需要，章学诚也初步描述了目录信息的共时交流检索职能，提出类例“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并总结初步索引理论方法以各种标目依韵编排注明出处“以便稽检”“因韵”“检书”。但他仍是尊崇学术史主流派目录活动，而菲薄帐簿式目录信息交流〔12〕。
2.经验科学时期的西方目录活动和目录学
2.1 西方列举目录活动
十四世纪末，开始出现人文主义、宗教改革和近代科学三大思潮的西方文艺复兴时代。自此以后，落后的欧洲变成了先进的欧洲，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13〕。“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4〕。”
从15世纪开始，随着印刷术的推广应用，廉价的印刷图书大量出版，图书馆的藏书以空前的速度增加，各种类型的图书馆也在发展，馆藏的膨胀使粗糙的分类表再也不能使用，出现了著者索引，并有了主要款目和附加款目的概念，出现了检索目录的功能。15世纪下半叶，一书索引开始编制。1494年，德国“目录学之父”约翰·特里泰姆编《教会稿本目录》，依年代集中作家作品，附作者教名索引。1548年英国约翰·贝尔撰《英国描述性手抄本目录》将作者姓名依年代排列，所附《教会索引》则是单位名称索引之始。1550年，意大利A.F.东尼著《东尼文库》（目录）按著者教名、书中篇名、内容主题等编制，出现了多种途径检索索引。1560年特里弗腊斯主张建立由著者字顺目录、分类排架目录、主题字顺索引、保存本目录等组成的目录体系；1595年蒙歇尔在其所编的《英文印本图书目录》序言中，讨论了著录标目的选取方法，认为对不能确定著者的著作取其书名作标目，同时提出并采用了以一个词集中同一种书但书名不同的图书，即提出最原始的统一书名的使用。1605年鲍德利编成《鲍德利图书馆目录》，明确提出基本著录的概念，提出以著者为标目的基本著录最初编目规则和图书分类“四分法”。
2.2 分析目录学与目录活动
M.布洛赫指出：“1881年《古文书学》的问世，标志着档案文献考据学的创立，这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历史考据学形成于十七世纪，真正的鼎盛时期是十一世纪下半叶〔15〕。”从此，作为对图书进行客观描述和考证的西方分析目录活动和目录学正式形成发展。
加里埃尔·诺代1633年出版《政论文献目录》论述政论著作的作者，是法国首部用bibliography代替bibliotheca的目录，标志着西方目录学进入一个新阶段。其后有A.里安巴耶1685—1686年出版《学者对作家们主要著作的评价》；D.西蒙1692—1695年出版《一些国家和省市的民法、教会法和专用法的主要作者和解释者的著述及年表——附著作评价》；B.德贝洛1697年出版《东方文库或认识东方人的万有内容之词典——他们的全部图书、论著、译著、评论的摘要》；1672年英国W.克劳出版《论述过圣经的希腊和拉丁语作家——他们教派、宗教职务及宗教著述》等。书商兼出版商A.保格保姆出版《古版书的印刷》则分类描述大约三千部15世纪出版的古书。
1704年，斯特尔把literary history（文献史）定义为：“与著述有关的知识——包括图书目录”。“1719年间出版的米歇尔·梅苔尔的《印刷编年史》可以被看作是迈向古版书研究成熟阶段的一种预备草案。”“1793年开始问世的G.W.F潘泽《印刷编年史》。法国目录学家纪尧姆·德布《指导目录》只为孤本善本而编，十八世纪后五十年问世。十九世纪开始出现分析性目录、评论性目录，以亨利·布雷德肖为主要转折点〔16〕。”其后有俄国索必科夫《俄国书目初编》，罗伯特·普罗克特《不列颠博物馆现藏十五世纪印刷书籍目录》第一卷等。1909年波拉德发表了《莎士比亚著作的对开本和四开本；莎士比亚戏剧目录研究，1594—1685》，被称为“莎士比亚著作评论发展的一个里程碑。”1934年，约翰·卡特和格雷尼姆·波拉德发表了《对某些十九世纪小册子性质的调查》的辨伪目录。在摇篮本总目录委员会支持下，1925年—1940年在莱比锡初步出版《摇篮本总目录》，1972年在斯图加特继续出版，该书是15世纪欧洲印本书总目和欧美4000个图书馆藏的联合目录，反映了欧美版本目录学的成就。正是在这些目录活动和目录著作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着分析目录学——西方称之为目录学的科学方面。
3.中西目录活动和目录学比较
目录学经验科学阶段，以目录学名词的出现为标志。在中、西目录学发展进程中，都形成和发展着高密度积累学术文化信息的目录活动。我国类例、类序及提要结合的考辩学术源流目录活动，西方的提要、书评、文摘乃至综述、述评以及版本目录活动；形成了经验积累的知识方法——我国的学术史主流派目录学和西方分析目录学。与此同时，中西目录学也形成和发展着注重分类、主题、著录、索引原理和方法的共时交流学术文化信息的目录信息、目录意识和目录工具载体，形成和发展着我国的帐簿派目录学和西方列举目录学。
中国政治、经济、学术、文化延续不断没有中断，目录活动和目录学也以学术史主流派和帐簿派非主流交叉发展。我国以图书的内容——学术源流演变，作为高密度学术文化信息积累的主流，以我国传统的整体混合思维模式所形成的类例、类序和提要目录方法去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成为一种以学术为研究起点的目录学主流派。在中国封建社会平稳发展的“太平盛世”和儒家学术文化正统较为稳固的时期，如宋、清诸代，以学术史主流派目录学占统治地位。这种学术史式的目录积累，要以大量的时间精力消耗（如二十年才编成《直斋书录解题》）并带有科研性质（如古籍考证）活动的特色，重视目录信息存贮功能。在中国封建社会动荡不安，国内外学术文化交流频繁，儒家学术文化产生变异（如心学）的时期，如明代，则以帐簿派目录活动的目录学为主体，以共时学术文化信息交流为其特征，以详设类目，讲求类例以明学术和索引的编制，重视目录活动的信息检索功能。我国传统学术文化——心理是“实用理性”，历史意识发达，体用不二，情理交溶，主客同构，重整体的模糊把握、领悟和体验，不重分析型的知性逻辑的清晰〔17〕。故此，我国古代目录学有其理论研究，但多是经验体会式描述，无系统推理和逻辑分析而不成理论系统；其重要概念和范畴，很少有严密的解释和定义，带有体悟性、模糊性；其方法、工具均缺乏深入细分的发展，多是粗线条式——如书目分类；目录学混合在经史校仇之中。由于我国学术界重经史轻科技，目录活动困于为经史考辩源流指引门径，科技目录活动非常少，多为官府或私人的综合目录、专科目录活动，官修的国家目录比西方要早，史志目录活动则是我国所特有。
西方文艺复兴以后，作为主体的列举目录活动和列举目录学发展迅速，并开始分化发展：索引活动、图书馆编目活动在分化发展；图书分类、主题、著录、索引方法也在分化发展。西方学术文化讲求主客体的区别，把客体作为研究对象，分别探讨自然与人的科学理论，重科学方法，重视对外在真理的探索和知识的追求，讲究理性认识、抽象思辩、逻辑分析、建立理论体系。故此，西方目录学很早就有目录学名词的词源研究和探讨。西方目录学是以图书的抄写——图书的描述作为其目录学研究的起点：目录学一词“字面意义是以图书的抄写书。”“自十八世纪以来，此词就用来表示系统地揭示图书和图书的历史。”“目录学是描述图书的技术和科学〔18〕。”“目录学是‘将书做为物质对象研究的学科。’〔19〕”“目录学就其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包括与书籍的物质方面和知识方面有着的一切研究”〔20〕。在造纸和印刷术传入以后，西方逐渐形成发展研究图书的构成材料与形式方法的分析目录。“分析目录学则主要是指对书籍的审查，从而发现实际图书与所希望的‘理想本’在哪些方面存在区别〔21〕。”与此同时，并行形成发展着书目提要——文摘、书评乃至综述、述评等高密度积累学术文化信息的目录方式方法。十八世纪以来，西方注意目录学重要概念、范畴的严密阐述和定义，注意各种目录学理论体系的建立，重视目录方法的深入研究和目录活动分科分类型发展，形成各种图书编目、分类、主题、文摘、索引理论方法体系，发展各种类型、各种载体的目录索引文摘。目录活动走向系统化，西方目录学开始出现目录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