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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金，是活跃于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坛的诗人、作家和评论家。他生于1915年1月3日，原籍江苏省宜兴县。本名蒋锡金；锡金，是他的常用笔名，此外还用过霍亭、束胥、长庚、蒋镛、蒋策、S·K等十余个笔名。
锡金从1932年开始为地方报纸撰稿。1934年春，当他19岁的时候，即在上海《申报》等报刊上发表诗歌作品。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由一个业余作者成为专业作家，全力投入抗日文艺运动。1938年至1945年间，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锡金由武汉到广州，又由广州到香港，再由香港到上海“孤岛”，一直在文艺战线上从事创作和编辑工作。这期间，他创作了一批宣传和歌颂抗战的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作品，同时积极从事文艺理论和批评工作，并参加多种抗战文艺刊物的创办、编辑、出版、发行工作，对抗战文艺事业作出了许多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形势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锡金由南方来到东北。1947年冬被分配到佳木斯东北大学（即今东北师范大学）任教授至今。进入学校后，由于工作性质的改变和教学任务的繁重，锡金的文艺作品就不再多见。这样，他的创作生活也就基本上限于三十年代中期到四十年代中期这一段时间之内。由于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未曾收集出版，至今仍散见于当时的各种报刊中，所以有关评论也极为少见。
一
在锡金的文学创作中，诗歌占有突出的地位。他的诗作大都写于三十年代中期至四十年代初期。除1941年由上海泽上社出版的诗集《黄昏星》收入他的一部分抒情诗外，其余大部分诗作均未入集。同当时的许多革命进步诗人一样，锡金的诗作积极配合了当时的现实斗争，发挥着打击敌人、鼓舞人民斗争的积极作用。
揭露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现实，控诉白色恐怖的罪行、坚信光明未来的到来，是锡金三十年代诗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暮》、《雾》、《西河桥》、《火车》、《挑水的》、《抢米》等诗篇从不同角度描写了社会现实的黑暗和广大人民的痛苦生活，暴露着统治者的罪恶。
诗中反映了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残酷屠杀革命人民，甚至滥杀无辜。江河中经常可以看到漂浮的流尸；“那流尸全让硫酸给烂去了脸皮/顺流而下，满江全蒸发着尸气。”（《流尸》）这是对敌人的强烈控诉！在另外的地方，还有“无数的被害的尸体”，他们“已经被射得鲜血淋淋”（《笑容》），这是集体屠杀！有的人被杀害后，虽然“他的尸身也被搬走了”，“但血渍滴在地上，染在每一个人的心上”（《一个人的死》）。诗歌告诉人们，屠杀者的罪恶是抹不掉、擦不净的。对于帝国主义屠杀者，锡金更在诗歌中让中国人民牢记他们欠下的血债：“记念着吧，伙伴！五月的/炎毒的太阳炙干了我们的血/也在这当儿我们惊醒了/那给恶者出乎意外，大吃一吓。”（《五月》）
锡金的诗歌，一面控诉着敌人的凶残和暴虐，另方面也歌颂着革命人民的英勇不屈和对光明未来的坚信。在敌人的屠杀面前，人们“要去死线上夺取一条生路”，他们绝不屈服；所以尽管今后“更会有千万流尸接连往海上飘”，但是，“不做奴隶！流尸也要张着嘴叫。”（《流尸》）那些为革命牺牲的战士，更是视死如归；他们被惨杀了，“却还是自若地笑着/象无关心于自己的命运。”（《笑容》）诗歌揭示， 尽管牺牲者往往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但没有关系，因为在新的革命潮流中，在复仇的火焰中，进军的号角吹响了：“是我们的号角响了/ 那在远方和近处呼应着的/风给带向全世界播扬/将从黑夜直吹到天明。”（《号角》）
现实是黑暗的，敌人是凶残的，但前途是光明的，胜利是必然的，这就是锡金早期诗歌所要昭示给读者的。
抗战爆发后，1937年至1940年间，是锡金创作的旺盛期。这期间他创作了多样作品，尤其是诗歌作品，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宣传抗战必胜，表现了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无畏的牺牲精神，极富鼓舞力量。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面前，诗人满腔怒火，强烈控诉了敌人的侵略罪行，热情歌颂了人民的反抗斗争。1937年9 月发表的朗诵诗《胡阿毛》，就在揭露日寇侵略罪恶的同时，热烈赞颂了“一二八”战争中为消灭敌人而英勇献身的汽车司机胡阿毛。日军抓到了胡阿毛，强迫他开车运送炮弹和兵士到火线增援，胡阿毛却伺机把车开进了黄浦江，与敌人同归于尽。在新的反侵略战争中，诗人号召：“让我们无数的胡阿毛结成一条铁鍊”。“看，我们都是胡阿毛/侵略者怎么把我们征服得了。”
在现实生活和实际斗争中，诗人看到了中国人民高涨的抗日热情，看到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坚信最后胜利一定会属于中国人民。在武汉、在广州、在上海，随时随地都可以感受到这种热情和力量。在武汉，“江岸的清晨/一抹淡雾吹散开了/成群结队的人走过/ 唱着义勇军进行曲。”（《江岸》）在广州，“孩子们唱过了引人的齐唱/ 年青的宣传员嘶哑着高嚷/看啊，随着手舞脚顿/热泪先挂下自己的脸上/ 不识字的汉子也走上台来/
，请你替我写封信到前方”（《广州即景三章》）。在上海，“啊，哭泣的眼睛/抖动着的手；我知道/从你们献出的这一份份/虽然艰难和容易全不相等/可是相同的却是一颗颗/ 沉浸在创痛里的民族的心。”（《义卖运动》）诗人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全民抗战的决心和力量。
在实际斗争中，诗人更看到了中国人民赶走侵略者的坚定信念。他坚信在抗日的风暴中，家乡一定会有改变面貌之日。诗人呼唤：“北风啊，吹吧/西风啊，兴起/在古老的岳堤上我们要赶走新的敌人/ 不用惋惜敌人的破坏/我要看见，我的新的家乡。”（《我的家乡——宜兴》）
诗人的必胜信念，既建立在对人民力量的坚信上，也建立在对敌人虚弱本质的认识上。尽管敌人极尽凶残暴虐之能事，到处轰炸、残杀中国人民，可是诗人于1938年11月的一首诗中就预见：这只是一种“懦怯的轰炸/懦怯的残杀”，“当我们最坚实的致命的拳头/还没有捶击上你的胸口时/我已经看见了/你可怜的悲惨的末日。”（《晴空》）
在上海“孤岛”，诗人继续从事着抗日文艺工作，也继续创作着抗日诗歌。但由于特殊的现实境遇，也使诗人时有凄清、苦闷之感，从而写了一些抒愤排闷的诗篇。如《春日多雨》、《释放》、《群鸟》等，在挣扎、追求、期待中表现了疲倦、烦忧、彷徨的情绪，但始终怀着对光明的信念和追求。在《黄昏星》中，就通过对“黄昏星”的描写和歌颂，强烈地表现了这一信念。他向“招引”自己前进的“黄昏星”宣誓：“我放开大步，向着你/当天空越是暗下来/而你越是明亮的/黄昏星。”
除上述主题外，锡金还写过揭露黑暗、批评时弊、抨击邪恶、申张正义的较长诗篇。如《千人针》、《冻死骨》、《给戏剧家》、《阴谋的败北——为高尔基复仇》、《普式庚的死》、《向着普式庚的铜像》、《愁城》等。这些诗篇都写得很有特色，富于感人的力量。
二
抗战时期，锡金除诗作外，还写了一批散文、小说和戏剧作品。这些作品紧密联系抗日斗争，反映抗战生活，歌颂为民族解放献身的精神，展示人们在斗争中的成长进步；同时也描写了特定时期和地域的风俗民情。他的这些作品，形式多样，生动活泼。
《那六个走掉的》真实地描写了从江南各地来的六位有志的知识青年经武汉北上革命圣地延安的感人事例。那时汉口车站已车无定次，他们只好在寒风中坐地苦等，而且上车之后也不知前途会有怎样的险阻。但他们毫不动摇，决意前往。作品在描写了他们的决心和意志后，预示和祝福他们一定会找到光明，实现报效祖国的愿望。这六个人在行进中，还未到达郑州，就失散了一位女友，而且始终不知下落。那五个都到达了目的地，经过学习训练后都到了前线。后来“三个死了，两个在战斗着”。作者感慨地写道：“这留存的两个战斗着的，不是带着死去的战士历经的惨痛而成长的么？祝福他们……”
锡金的大部分散文、小说都是反映江南游击队的战斗生活的。这些作品在思想内容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着重描写游击队员的精神面貌和亲密无间的军民关系。《乖得很的唐炳金》写一个农民出身的游击队员的纯朴和机警，特别是他在抗日斗争中提高的思想觉悟。抗战开始后，他舍家撇业，放下了妻子和田地参加了游击队。他说的几句朴实真诚的话，足以表示他的心胸和意志。他说在艰苦的斗争中，“我们要守纪律，守了纪律才能抗日”；他说游击队中，“有的人想家了，想家还能抗日么？”他说游击队员要坚持抗战。唐炳金的信念和行为代表了抗日游击队的精神面貌，从中看到了中国人民的觉悟。《没有能力的人》写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游击队员，从无事可做到积极工作的过程。北平某大学学经济的一名大学生，来到江南某游击队。最初大家对他期望很高，以为大学生什么都懂、什么都会，于是希望他做这做那。可是他连唱歌都不会。大家以为他谦虚，然而事实证明他真的什么都不会。人们希望他做的事情一样也做不来，他又不懂江南话。这使他十分苦恼，大家也很失望。于是他要求让他回到北方去。但后来组织上让他去管理总务收支帐目和收集报纸上的有关材料，他却干得非常出色。从此他感到有事可做，大家也很高兴。他成了一个有益集体、关心集体的同志，成为一个抗日的战士。文章告诉我们，革命集体是可以人尽其才的，但要做切实的工作，关心人、发现人；而不要要求过多或强人所难，更不要轻视能力较低或有缺点的同志。文章用真实的事例和非常含蓄的笔法，说明了团结帮助各种人共同工作的方法和道理。《苏民的死》批评了由于缺乏组织纪律观念造成的无谓牺牲。苏民是一个多才多艺的音乐家。为了抗战，他辞掉了洋行中的优裕工作，离开了母亲和爱人，参加了游击队。可是他在一次私自出去游泳时被淹死了。作品对他的爱国热情表示了赞佩，对他的死也表示了十分惋惜和悲痛，同时也借一位老伯伯的话批评了他的无组织行为。
锡金还有一些散文是批评、讽刺国民党当局的腐败、虚伪和蝇营狗苟行为的。《第一名》生动具体地描写了国民党政府官僚机构的人浮于事、办事拖拉、形式主义和裙带关系等腐败现象。令人一看就感到这种机构同抗日救国极不相称。但文章的重点还是在揭露抗战初期国民党当局在惩办汉奸上的虚伪行为。他们为了掩人耳目，放着大汉奸不抓，却抓了一个仅有一点间接通敌行为的小汉奸来大做文章，而真正的汉奸却逍遥法外，继续干着卖国投敌的罪恶勾当。《鸡犬》一文通过对鸡犬的贬斥，揭露了国民党政权中的一些人物在抗日中的恶德恶行。作品在描写了战争中狗的各种遭遇和癖性后，又加上一笔：“据说，它们还有特别的一种能力，会分辨出异国人的气味，因之，它们也成了非常过敏的恐日病者，只要一见到穿黄衣服的人，便一声不响夹着尾巴逃得无影无踪。”这显然是借狗骂某一种人。作品也详尽形象地描写了鸡的特点，而且表示了对鸡的反感：“我讨厌鸡，正因为它是贪吃，愚蠢，也特别显得自私，而这些，大抵都是由于它们是象猪一样，被人豢养的食用动物，它们的盲昧的生活是走向被屠宰的刀口上去的。”这种杂文笔法无疑也是有特定的含义的。
其他散文也都各具特色和意义。《镇市风景》写了江南七个镇市的不同风貌，显示了地域、时代、风俗、民情等特点，是一幅幅生动、朴实的风俗画。《蛇》通过一个打蛇的场面，描写一群儿童和几个农民的神态、心理和动作，有鲜明的地方特点，写得曲折、生动、传神，在散文笔法的运用上细致入微、曲尽其妙。《常熟农民第一次反对敌伪收租的斗争》，是一篇优秀的报告文学，写了一支游击队的“产生和发展史”，写得真实、具体、生动，具有历史意义和文献价值。
锡金的小说有时很难与散文作严格的区别，有的散文就近似小说；而可称为小说的作品，也有明显的散文特点。只是被界定为小说的作品，在故事情节和人物描写上更为完整、集中一些。据作者自述，这些作品都是根据生活中的真人真事写出来的。同他的散文一样，他的小说也全都具有积极的主题和纯熟的笔法。
在戏剧创作上，锡金也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其中两幕剧《横山镇》可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这是一部以抗日反汉奸为主题的剧作。作品一方面突出展示了日寇、汉奸的狼狈为奸和无恶不作，另方面也鲜明表现了游击队员的坚贞不屈和机智勇敢。在被俘的情况下，游击队员见机行事，边应付敌人，边与外面取得联系，然后里应外合，一举歼灭敌人。剧作情节生动，关系复杂，有良好的戏剧效果。另两篇属于独幕剧性质的“对话”，也写得很有特色。《你要怎样》痛斥了汉奸的卖国罪行，暴露了他们的无耻嘴脸。《春郊》揭示了在日寇铁蹄下，即使到了春天，也没有自由和欢乐。五幕剧《赌徒别传》是根据F ·道斯退夫斯基的小说改编的，但用上了中国姓名，改成了中国式的生活，有很大的创作成分，是一部颇有特色的改编剧作。
锡金是一位有多种才能的作家，各种文体都能驾驭，而且都取得了较好的成就。但相比之下他的诗才更为突出，诗歌成就也更大。所以锡金基本上是一位诗人，是一位明爱憎、有热情、无拘束、多创造的诗人。只是由于主客观上的原因，使他的创作生活仅限于三、四十年代的短短几年之内。但这正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十分尖锐复杂的年代，而且主要是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所以他的各种作品基本上都是以抗战为题材、反映抗日斗争的，表现了他鲜明的民族立场和强烈的爱国思想。在文学史上，锡金是一位有影响的抗战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