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二战后中国国民政府的朝鲜半岛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朝鲜半岛论文,国民政府论文,战后论文,中国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3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0289（2006）03—0113—008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美、苏冷战的开始，使中国国民政府实施朝鲜半岛
政策的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二战后，国民政府出自支持亚洲周边兄弟民族争取独立地位的一贯立场、提升自身在亚洲事务中的发言权和政治地位，以及争取安定的周边环境，以利解决国内问题的战略考虑，对于周边新独立国家采取了支持和扶助的政策，并尽力与这些国家建立友好合作关系。
然而，战后中国政府的朝鲜半岛政策却受到内外两大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国内矛盾随之上升到主要地位，国民政府与执行联蒋反共政策的美国政府联合，采取各种手段，导致国共内战的爆发和升级。国民政府始终将主要精力用以对付中国共产党，不能以全力处理包括朝鲜半岛问题在内的周边外交问题。随着国民党军队在内战中节节败退，中国国民政府在国际社会处理朝鲜半岛事务中的影响力也随之而趋江河日下之势。到了该政府迁台初期，则完全从国内斗争和寻求自身出路的角度来考虑朝鲜半岛政策问题。
中国国民政府的朝鲜半岛政策在外部则受到远东雅尔塔体系和美苏冷战格局的制约和影响。随着美苏冷战格局的形成和发展，美苏对峙成为支配远东战略格局的主要因素，中国徒有“四强”名号，却被摒弃在美、苏、英决策远东问题之外。国民政府曾经试图制订独立的朝鲜半岛政策，对美、苏争执采取某种“超然”态度，以确保自身的安全和在朝鲜半岛的政治利益，但随着冷战局势的升级，特别是在内战中日益依赖美国的军事、经济援助，其朝鲜半岛政策被越来越深地打上了美国远东战略的印记，成为美国推行远东政策的工具。
自抗日战争胜利至朝鲜半岛战争爆发，中国国民政府及其随后台湾当局的朝鲜半岛政策在内外各种因素影响下，呈现出4个阶段的变化。
一
中国是援助韩国独立复国运动的主要国家。中国朝野不仅采用各种手段和办法支援韩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英勇斗争，而且在开罗会议上促成同盟国确定韩国战后独立的法律地位。支持韩国早日实现复国，不仅是中国安全和战略利益的需要，也是稳定远东局势的必要措施。早在中日战争结束前，国民政府就对盟军占领朝鲜半岛期间如何扶助韩国独立问题进行了研究和准备，并由最高国防委员会拟定了《扶助韩国独立方案》，内分方案和最后让步办法，后者的主要内容是：
1.在军事占领期间，应尽量给予韩国一切协商，所有民政事项概由韩人自行处理，同时承认一韩国“临时政府”以树立韩国独立之基础。中、美、英三国对于上述“临时政府”之承认，应互相协商，并采取一致步骤，如苏联愿参加，应欢迎其参加；
2.对日军事结束后，为维持韩国治安起见，对韩国境内若干重要据点必须加以占领，直至正式承认韩国政府之时为止；
3.正式承认韩国政府以后，应由中美英三国同时实行临时国际协助制度，中美英三国对于上项之正式承认，应互相协商，并采取一致步骤，如苏联愿意参加，应欢迎其参加；
4.正式承认韩国独立以后，应使韩国立即加入国际和平组织，韩国取得会员资格，其独立地位亦可获得一种国际保障；
5.关于国际协助制度之具体办法应由中美英诸国商议负责执行（俟远东顾问委员会成立后，我国可将其提交该委员会共同研讨）；
6.此项国际协助制度，经参加诸国多数同意，可随时予以废除，但其有效期应以不超过3年为度。①
这个文件反映了中国官方尽力使韩国早日独立的意愿和中国加入对韩事务的政策构架。显然，在中国看来，无论是从中国与朝鲜的历史联系，还是从中国对朝鲜独立运动数十年如一日的支持来看，中国都应该拥有对于朝鲜半岛问题的发言权和主导权。中国虽然强调美、英、中三国（也可包括苏联）对于朝鲜半岛的联合行动，但侧重点却是坚持中国在朝鲜半岛事务中应有的权利，包括军事占领、建立临时政府、韩国加入国际和平组织以及国际协助制度等，特别强调国际协助制度的有效期不能超过3年， 其基本的主张是让长期在中国活动并得到中国国民政府支持的韩国临时政府得到国际社会承认②，并使其整体归国成为新政府的主体，尽快使朝鲜半岛实现独立，并成为一个对中国友好的新国家。
但远东时局的发展却不尽如人意。1945年8月24日，韩国临时政府主席、 韩国独立党党魁金九将一份包括7项要求的备忘录亲自送交蒋介石，请求中国向同盟国建议承认韩国临时政府。③ 同日，蒋介石发表演讲，表示中国之反抗日本，“不仅为中国自身自由平等而奋斗，也且为高丽的解放独立而奋斗，今日以后，我们更须本同样的宗旨，与一切有关的盟邦，共同尊重民族独立平等的原则，永远保障他们应该获得的地位”[1]。公开表明中国援助韩国独立政策的坚定性。 国民政府明明知道要让国际社会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已是困难重重，仍命令外交部与美国驻华大使馆正面洽商，表明中国认为此时已是同盟国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适当时机”。但是这个意见遭到美方拒绝，美国政府正式通知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美国已和英国、苏联达成协议，原则上准备将韩国交由四强先行托管，俟详细办法拟定后，再与中国会商，至于在韩国成立临时政府一事，当在国际托管组织商订后再行考虑[2—p209]。至此，争取国际社会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希望全部破灭。与此同时，在日本投降后，美、苏在中国未参加意见的情况下，迅速决定以三八线为界军事占领朝鲜南北方，初步形成南北两大军事占领区。美国方面在实际上已不给中国政府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发言权，当然也将中国排除在军事占领朝鲜半岛以外。这对中国国民政府是一个重大打击。如果中国能如同在越南一样，派兵入朝接受日军投降，在中日甲午战争退出朝鲜半岛50年后，以胜利者的姿态重返朝鲜半岛，将大振中国的军威和民气，也将有利于朝鲜半岛早日恢复独立地位。
中国国民政府当局只得退而在美国政策许可的范围内，设法尽早将在中国的韩国临时政府人员送回国内，以便发挥他们自身在国内民众中的号召力，为战后韩国独立地位的实现而努力，也由此增大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发言权。9月， 国民政府外交部趁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返美述职的机会，向美国政府提出3点要求：1，澄清美国对朝鲜建国的态度；2，希望美军迅速派出飞机， 将在华之韩国独立运动领袖们接回其祖国；3，希望朝鲜南部的美国军政府尽量吸收韩国临时政府人员担任行政工作[3]。但是，美国政府坚持韩国临时政府成员必须在解散该政府之后，以个人身份归国。
中国国民党当局于万般无奈之中，只能在经济上给予韩国反日独立运动诸领袖一些帮助，以利于他们归国后的政治活动。9月， 蒋介石批准借给韩国临时政府金九等领导人10亿法币和20万美元，并由中方出面代他们向美国军方借用飞机。11月下旬，在金九主席答应解散韩国临时政府后，美国军方派遣2架飞机，运送金九一行返回朝鲜，从而结束了韩国临时政府在中国流亡27年的历史。中国国民政府未能通过对美交涉使韩国临时政府以为国际社会所承认的“流亡政府”身份归国，是其实施朝鲜半岛外交的重大失败，对于日后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将产生负面的影响。
1945年12月，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通过了朝鲜半岛问题决议，主要内容是：美苏军司令部组成美苏联合委员会，协同临时朝鲜民主政府及朝鲜各民主政党制定各种方案，交美、英、苏、中四国政府联合考虑；实现四强在朝鲜为期5年之托治制；美苏联合委员会在两周内开会等[4]。由四强托治韩国5年的决定，在南北朝鲜出现绝然不同的反应。北方舆论支持三国外长会议决议，而在南方则出现强烈的反对风潮。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抗议示威活动，反对美苏将韩国分为南北两区，反对四强托治，呼吁中国帮助韩国立即实现独立。韩国临时政府驻华代表团④ 在中国新闻媒体上发表致中、美、英、苏、法备忘录，声明“韩国在国际社会中有宣告独立的权利”；“驻韩美苏军队应立即撤退”；“莫斯科会议通过韩国应被四强托治5年之决议最不合法”；强调“韩国既非战败国，不应受国际共管”，“托治之结果必使韩国国内政治陷于紊乱”，“亦必甚易使四强间发生误解而陷世界于不安也”。主张解决韩国问题的正当途径是：“1，请任韩国人民自己组织临时政府；2，立刻撤退美苏占领军；3，废除托治；4，组织四强技术顾问团以促进韩国之善后建设工作”等[5]。
国民政府发言人就此表示：“中国始终希望韩国成为一个自由独立之国家，我人相信固定之托管时期，可助韩国完全独立。”[6] 重申了对于韩国独立问题的原则立场，又含糊表示托管有助于韩国独立，表明中国政府与同盟国对于朝鲜半岛政策的“一致”。同时，中国媒体则报道国民政府“主张朝鲜独立，但不赞成在5 年托管期内划分朝鲜为美苏两个管领区”，只是不便公开反对三国外长的决定罢了[7]。中国的新闻媒体大量报道了韩国人民反对四强托管的抗议示威活动，表示出极大的关注和同情。由此可见，自战争结束至1945年底，中国国民政府让韩国临时政府回国执政和实现独立的外交努力已以失败而告终。
二
由于美、苏冷战的逐步形成，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的决定实际上无法实行。美苏联合委员会延至1946年3月正式运行，但一开会即成僵局。双方围绕着韩国临时政府组成人员问题历经一年多的谈判，不能形成一致意见。争论的焦点是：美方不允许共产党控制政府，苏方也不接受亲美集团把持政府，美苏联合委员会时开时停，陷入了困境。朝鲜半岛的混乱局面日趋严重，美、苏已将在朝鲜半岛争夺势力范围放置在援助韩国独立统一事业之上，美军在南方扶植日本残余势力，培植大量的武装警察、部队、宪兵，苏军则在北方武装朝鲜人民军，南北双方的政治力量在美、苏的默许和支持下，分别在美苏占领区建立政权机构，1946年2月， 南朝鲜成立了“民主议院”；同月，北朝鲜也出现“临时人民委员会”，增加了朝鲜半岛问题的复杂性。
面对风云变幻的朝鲜半岛局势， 国民政府的朝鲜半岛政策经历了种种变化。1945年11月3日，国民政府应在中国的韩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之请， 曾委派邵毓麟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韩联络员。12月5日，改称“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韩代表”。次年3月21日，又改称“外交部驻韩代表”。国民政府外交部给予邵氏的政策指令是：
在目前美苏两军分占朝鲜南北现状下，国际上我方除应与美方密切合作外，对于驻韩美苏军事当局，自应同等联系，俾我在外交上可保持超越立场，作为美苏桥梁，乃至运用两者关系。一方面逐渐培养亲华份子，团结韩方各派，对韩国方面，除尽量援助韩国临时政府外，须确实掌握现在我东北、华中、台湾之300万韩侨， 以为今后对韩之外交资本。故我对韩政策，必须在内政外交统一运用下，始克速步推进。
由此可见，国民政府曾经试图在美苏间实行“超越”立场，“运用两者关系”，“作为美苏桥梁”，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与强化长期以来与中国关系密切的韩国政治势力以及在中国的300万韩侨间的关系，积累今后开展朝鲜半岛外交的资本。
然而，由于内外诸种因素，这个设想未能变为现实，邵毓麟根本未能如期赴韩履任。当时，美国政府派驻韩国的外交代表是驻汉城总领事。1946年11月4日， 国民政府也派遣刘驭万为中国驻汉城总领事，以与美国政府保持同步[9—p82]。实际上中国外交代表只能在美军控制的朝鲜半岛南部地区开展若干外交活动。
随着美苏冷战的升级，朝鲜半岛分裂局面的加剧，以及中国国民政府在对中国共产党内战中的失利，对于美国军援和经援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国民政府逐渐改变在美苏间的“超越立场”，在外交上紧随美国，逐步成为其附庸。1947年初，美苏联合委员会的谈判迟迟不能取得进展。2月，北朝鲜成立“临时人民政府”。 韩国南部的右翼势力领袖力主迅速单独成立“临时政府”，南朝鲜“民主议院”议长李承晚为此赴美国、中国活动，争取两国对其政治主张的支持。1947年4月， 国民政府邀请李承晚访问中国，就日后中韩关系进行秘密磋商。4月13日， 蒋介石会见李承晚，称“中韩两国向为兄弟之邦，当互相合作，中国决尽最大努力，协助韩国成立政府”，明确表示了对李承晚派的支持[10]。16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致函美、英、苏三国外长，指出：“朝鲜之前途与中国有重大利害关系，为中国所异常关切之事。中国人民及其政府一向认为尽可能迅速给予韩国人民以独立”；对于“自日本投降以迄今兹，历时已久，但韩国境内迄未成立一韩国人民之政府”，深表遗憾；认为“韩国政府之成立与其工作之开展，不容再令延宕”，如美、苏两国无法及早达成协议，则应同美、英、苏、中四国“迅速从事全面之协商”等，表明国民政府对朝鲜半岛事务的强烈关切，并主张由四国代替美苏联合委员会讨论韩国问题[10]，这实际上也是美国的主张，国民政府起了代言人的作用。
5月21日，一度闭会的美苏联合委员会恢复建立韩国统一政府的谈判，但很快再次陷入僵局。朝鲜半岛的危机日益加重，美、苏都在各自占领区内装备军队和警察，局面越来越动荡不安。8月底，美国提议9月8 日在华盛顿举行四强会议讨论朝鲜半岛问题，中国政府立即表示同意。《中央日报》为此发表社论《朝鲜独立不容再缓》，指出：“朝鲜今日是处于美苏两国的分别控制之下。由于两国政策的迥不相侔，两国的控制区成了两个隔离的世界，独立不可得，同时统一亦不可能。这种现状显然是违反了朝鲜人民的意志的。朝鲜是侵略的牺牲者，在侵略国被击败了的今日，仍然受到这种不合理的宰割，世界上不平之事，宁有甚于此者！”对未来的华盛顿会议提出了朝鲜立国至低限度的3项条件：1，独立自主必须是无条件的，一切管制、一切外国的干涉，不论是用什么藉口、什么名义，都不容存在；2， 朝鲜必须有真正代表人民的政府，这个未来的政府无论由何种方式组成，必须经由朝鲜人民的自由意志选择出来；3，朝鲜的领土不容腰斩为二，必须有实质的统一， 不容以任何方式来行变相的分治[11]，中国官方与美国采取了同步的立场。然而，苏联方面拒绝了美国关于举行四强会议的建议，称“美苏混合委员会之努力并未绝望，且尚大有作为”，并指责“混合委员会不获致协议，其责先应由美代表团负之”[12]。
这一阶段，国民政府的朝鲜半岛政策已从在美、苏间采取“超然”态度过渡到对美国亦步亦趋。
三
1947年5月，美国总统派遣魏德迈代表团赴远东考察调查，9月，魏德迈向杜鲁门总统提交报告书。以此为转折，美国的远东政策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对苏联的态度转向强硬，并采取了政治分裂朝鲜半岛的行动。同月，美国不顾苏联的反对，单方面向第二届联合国大会提出讨论朝鲜半岛问题，并促使大会在苏联等国代表拒绝参加表决的情况下通过决议，决定由联合国建立“朝鲜委员会”，派驻韩国观察和监督全国的选举，然后成立全国政府[13—p66]。9月21日，中国代表顾维钧在联大宣布：中国同意美国之建议，将韩国独立问题列入联大议程。同时声明：“韩国之将来对中国之关系至大至深，故吾人虔诚希望，各国应尽努力以加速韩国之取得自由及独立，并在联合国中占应有之一席地。”[14] 10月19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发表声明，再次强调“韩国前途对于中国关系重大”，指出美苏混合委员会谈判现已属于僵局，“必须加以打开”，“两占领国或莫斯科协定签字国如无法成立协议，则惟有将此问题移交联合国大会讨论”等[15]。国民政府代表在联合国投票支持美国的提案。
随后，中国国民政府支持联合国建立“朝鲜委员会”，并被指定为该委员会的9个成员国之一⑤，刘驭万兼任该委员会中国代表。1948年5月，在该委员会干预下，南韩进行“大选”，并于8月15日建立大韩民国政府。同月，北朝鲜也进行了最高人民议会选举，并于9月9日成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朝鲜半岛正式形成了分裂的局面。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发表声明承认韩国新政府，内称：“韩国政府在联合国帮助之下，经由人民选举，已告成立，韩国之独立乃中国之传统愿望”，并宣布“在联合国大会讨论上述韩国临时委员会报告以前，基于中韩两民族间传统的友好精神，对于韩国政府予以临时承认，并派刘驭万博士为中国政府驻韩国之大使衔外交代表。”[16] 其承认韩国新政府的速度之快甚至超过了美国的主要盟国英国。
9月12日，韩国总统特使赵炳玉率团访问中国， 中国官方的《中央日报》发表社论，祝贺韩国新政府成立，指出：“此番李承晚氏所领导的政府，其成立的经过是完全遵照民主合法手续的；选举是在联合国委员会周密注视之下进行，迥非一般偷天换日，假借民意的选举可比”，相信这个政府“必能给联合国代表以极佳的印象”，“不久将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会议，也必能对韩国今后的建国工作，给予重要的协助。”[17] 同样是《中央日报》，对于北朝鲜新成立的政府却是极尽攻击之能事，指责朝鲜政府是“共党控制下的平壤政权”，“不仅胁持北部人民，不令参加选举，且进而以种种卑劣横暴的手段，企图破坏南部的选举，从而破坏整个韩国的独立自主”；是一个“在外国操纵下的‘中央政府’，以与民选的、合法的韩国政府相对抗，甚至还企图挟其优势的武装力量，吞噬全韩。”[18] 对于朝鲜半岛南北两个政府采取的态度绝然不同。
12月，国民政府代表又与美国、澳大利亚共同提案，推动联合国第三届大会通过决议：“承认在联合国代表团监督下选出的韩国政府为合法政府”等[19]。国民政府代表蒋廷黻在联合国大会辩论时指出：“1，今年5月10日在联合国驻韩代表团监督下所进行之选举，确为具有民主作风之选举；2，由该次选举所选取出之韩国国会，确为一民主集团；3， 由李承晚总统所领导之韩国政府确为一代表民意之政府”等，强调“除非民主乃过时之政府形式而应抛入时代之垃圾堆中”，否则就应承认韩国新政府为合法政府，对于联合国通过相关决议起了推动的作用[20]。
在这个阶段，国民政府自始至终参与了美国操纵联合国，在南韩举行单独选举、分裂朝鲜半岛的全过程，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四
1949年1月，国民政府紧随美国政府，宣布正式承认大韩民国， 并与南韩政府结成了反共联盟。其时，国民政府在中国大陆已呈兵败如山倒之势。中国人民解放军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结束，使得国民政府赖以进行内战的主要军队已被消灭。蒋介石被迫下野，国民政府在大陆的统治行将结束。在这样的形势下，国民政府以及随后台湾当局的朝鲜半岛政策再次进行了调整，策划“远东反共联盟”和诱使美国政府陷身朝鲜半岛成为其政策的两大主要内容。
筹划“远东反共同盟”，是当时在美国影响下的国民党中国、韩国、菲律宾3个反共国家的共同意愿，也是中国国民政府朝鲜半岛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7月11日，蒋介石首先访问菲律宾，在碧瑶与季里诺总统研讨组织太平洋反共联盟，并决定邀请韩国参加。同月，中国首任驻韩大使邵毓麟赴韩就任，即以此为首要任务开展一系列活动。他曾拟具《战时反共外交政略纲领及其实施步骤》，主张“策动太平洋亚洲与我利害密切之各国与我成立多边的个别谅解或协定（不论其为物质的或精神的），进而促进太平洋亚洲反共国家之团结或共同配合我剿匪军事之进行”[21]。并与韩国总统李承晚就蒋介石访问韩国事进行磋商。8月3日，蒋介石以中国国民党总裁身份访问韩国，与李承晚在镇海举行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指出：“太平洋各国尤其远东各国，今日由于共产主义威胁所遭遇之危机，较世界任何其他部分均为严重”；“如果亚洲沉沦，则世界决不能自由，而且整个人类决不能听其一半获得自由，一半则为奴隶”，主张以中、韩、菲等国为核心，建立亚洲反共联盟，并敦促菲律宾季里诺总统“于最短期间在碧瑶召集预备会议，以拟定关于联盟之各项办法”[9—p121]。
中国《中央日报》为此专门发表社论，指出：组织太平洋联盟，菲律宾在发起之列，菲总统季里诺并因此决定访问美国，而中韩两国领袖则把晤于汉城，这一联盟的核心国家是中、菲、韩3国，“由于这三国的号召，我们可以预卜凡是已受赤色帝国主义侵略或受到侵略的威胁的国家，必将陆续加入组织，共同抵抗赤色帝国主义而击败赤化亚洲及太平洋各国的企图。”[22] 支持李承晚的韩国各报刊、 各政党也纷纷发表评论和声明，称颂蒋介石是“亚洲唯一伟人，反共先锋”，是“韩国的恩人”，支持蒋、李联合声明。《东亚日报》说：“共产国际对于欧洲仅为思想侵略，而在亚洲则已诉诸军事行动，形式上虽为各国内战，事实上乃系国际共产党集体行动，故必须以集体防卫，始克应付。”韩国民主国民党声明说：“蒋总裁此次来韩之结果，实已筑成太平洋联盟之缔结及奠定远东各国集体防共之基础矣。”大韩青年团则称颂蒋、李联合声明“实为驱逐共产恶魔在远东之一座灿烂的反共金字塔，切望太平洋联盟早日实现，藉获集体安全保障”等等[23]。
显然，台湾国民党当局面对国内一败涂地的军事形势，试图利用与韩国、菲律宾反共领导人之间的历史联系，构筑远东地域性的反共联盟，并将美国也拉入其中，形成远东集体防卫共产主义的体系。然而，所谓的“亚洲反共联盟”，由于美国认为不适时宜，菲律宾的中途改变主意，特别是由于中国国民政府在大陆的迅速垮台而未能成为现实。
由于当时美国正执行从中国和朝鲜半岛脱身的政策，诱使美国重新陷身亚洲战场，以挽救其自身的败亡，成为败退中的国民党当局朝鲜半岛政策的又一重要内容。早在邵毓麟赴韩就任大使前，就曾赴溪口向已下野的蒋介石请训，并与蒋达成共识：中共如先攻台湾，台湾必不堪设想，南韩亦必遭殃；中共如先攻南韩，则美国不会坐视不救，南韩可以得救，台湾亦可能转危为安，为此，他们谋划在建立台、韩、菲远东反共联盟的同时，“以非常手段，配合运用策略”，争取在驻韩美军未撤走之前，策动南北韩的战争冲突，拖美下水[9—p105—107]。有史料证明国民政府驻韩大使邵毓麟除领取外交部的正常经费外，还从蒋介石处得到一笔机密费，曾积极参与了该项阴谋活动。
1949年12月20日，邵毓麟呈报蒋介石：“李承晚总统恐北韩进攻，亟需增强空军及武器弹药”，请求以红参交换军火，以韩国海空基地供中方使用，“刺激美方增加援韩”，邵氏指出，中国对韩提供军火援助，既可“利用朝方岛屿作我海空补给基地”，“伸展对华北封锁”，“使北韩及我东北敌后情报及行动工作”，“获得韩方合作谅解”，建立“对苏及我东北战时之桥头堡”，更重要的是可以此举“刺激”美国改变其“消极”的远东政策[24]。
1950年3月2日，邵毓麟向蒋介石提议的国民党当局的“世界策略”是：“在南北韩此种情势，尤其是美政府及民主党对远东消极政策下”，中国“应设法策动南北韩冲突，引起北太平洋方面情势紧张，以促进美政策转变，乃至整个美苏关系之剧变”，并称他已与时任台湾当局行政院长阎锡山、参谋总长顾祝同交换过意见，均认为“此事关系我反共抗苏前途至大”，“应设法策动”[24]。3月17日， 邵毓麟再次致电蒋介石，明确提出：“最高方针是否应设法秘密策动南北韩冲突，促使情势紧张，改变美国政策，以至提前美苏关系之整个转变。”[24] 表明邵毓麟极力主张将策动南北韩冲突以加剧远东紧张局势，促使美国改变远东政策，作为台湾当局的“世界策略”和“最高方针”。
1950年4月，朝鲜半岛局势日益紧张，国民党元老、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援韩工作负责人吴铁城和台湾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明非正式访问韩国，国际舆论立即传出惊人消息：“中韩业已秘密缔结军事互助协定，韩政府允借济州岛作为空军基地，以为轰炸华北、东北甚至俄国滨海省之用”。虽然邵毓麟应韩方要求，与李承晚共同发表声明予以否认，但此种消息却是越传越烈。此种传闻究竟是外国新闻社之误传，还是台湾当局有意散布，当时和事后都有人提出疑问。邵毓麟在其回忆录中承认：此等“新闻谣言遍传各国，是否因此竟使全靠外电判断之史魔与毛匪，由于判断错误，而提前攻韩，未能确言。”颇有些得意之流露[9—p142—143]。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台湾当局闻之大喜过望， 蒋介石曾三度向美国和韩国政府要求派兵援韩，拟派陆军3个师，飞机20架，入韩作战； 同时鼓吹实施所谓“围魏救赵”的谋略，宣传联合国如以海空军援助台湾反攻大陆，则联合国军可在韩国反败为胜[25]。由于美国政府担心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应，拒绝了蒋介石的出兵请求。尽管台湾当局到底有没有、以及如何具体策动朝鲜南北冲突，或者说是如何加速了朝鲜战争爆发的进程，尚有待进一步挖掘史料予以证实，但台湾当局希望通过策动朝鲜半岛南北冲突和战争，来寻找自身的政治出路，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战略意图。由于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在客观上阻止和破坏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攻和解放台湾的历史进程。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台湾当局实现了依靠拖美下水、求取自身生存的战略目标，而台湾问题也成为中国实现统一大业过程中一个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
自抗日战争胜利至朝鲜战争爆发，是美苏冷战在远东地区形成和逐步升级的时期，也是中国国共内战从发生、发展到基本结束的时期，中国国民政府以及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朝鲜半岛政策的阶段性变化确切地反映了远东冷战局势变化和国共力量消长的历史进程。其结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当局分别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大韩民国建立了战略同盟关系，这种状况直到1992年中韩建交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收稿日期：2005—09—06
注释：
① 国民政府档案，原件无时间，应为1945年初，台北“国史馆”藏。
② 韩国临时政府于1919年4月在上海法租界成立，长期在中国活动，并得到中国官方的全力支持和帮助。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国民政府曾确立了“先他国承认”的原则，并积极与美英交涉，希望国际社会正式承认该政府。
③ 主要内容是：1.向同盟各国再予提议承认敝临时政府，于最短时间内俾见实现；2.转商美军当局，于最短时间内特预拨借飞机，将敝政府主要人员一次或分次运送回国，俾急速进行初步工作；3.在中国沿海各地设置必要机构，抚慰中国沦陷区多数韩侨及与国内同志互助联系；4.优待敌军之韩籍士兵，移交光复国编为临时政府之基干队伍；5.通令各收复区军政长官保护韩侨；6.优待侨居重庆的韩胞，先行拨给船只，俾一次全部回国；7.拨借华币3亿元等。
④ 1945年11月，韩国临时政府虽在美国的压力下，在归国前宣布解散，但该政府留驻中国处理善后事务的代表机构却依然以韩国临时政府驻华代表团的身份长期在中国活动，直至大韩民国正式建立为止。
⑤ 该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为：印度、叙利亚、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菲律宾、萨尔瓦多、乌克兰（拒绝参加）。
标签：国民政府论文; 李承晚论文; 军事论文; 军事历史论文; 美国军事论文; 韩国军事论文; 中国朝鲜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朝鲜现状论文; 苏联军事论文; 朝鲜历史论文; 美国选举论文; 远东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论文; 远东集团论文; 中国军情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