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主政治建设中经济因素的地位——兼评两种错误的民主政治治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政治论文,两种论文,地位论文,因素论文,错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期以来，人们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认识存在着两种极端的倾向：一种是沉浸于社会主义在制度上取得胜利的喜悦，强调“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忽视了社会主义脱胎的经济前身和现实发展状况，应然的民主理想掩盖了对经济现实的理性思考，我们把这种片面理解称为应然性民主政治观。另一种是五、六十年代特别是七十年代以来，随着改革的兴起、普及和深入，人们用经济的眼光对民主政治建设的条件进行审视，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本质的应然要求之间巨大的反差，刺激出一种悲观的民主政治建设论调，我们称这种观点为期待型民主政治观。本文试图从分析的民主政治观入手，探究经济因素在民主政治建设中到底处于何种地位，以便更好地处理经济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之间的关系。
—、两种错误的民主政治观评析
对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解应从两方面进行：一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二是为保证本质充分实现的条件。割裂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与实现条件，是导致出现两种错误民主观的根本原因。
（一）应然性民主政治观
应然性民主政治观的最大特点是把现实的社会主义民主幻化为马克思恩格斯论著中描述的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具备的民主，或者把不完全发育的社会主义民主看作是已经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它产生的根源是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民主政治思想，以及割裂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思想中实现目标与实现途径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主义民主论述为“人民当家作主”，即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权利，有权参与、监督和制约国家的一切活动，有权规定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方向。总之，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是“从人出发，把国家变成客体化的人”；社会主义社会是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而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社会，社会主义民主最终将使国家权力不与社会有冲突，实现国家回归社会，即国家消亡。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了民主政治理想的同时，也论述了达到理想彼岸的经济条件，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容纳不了的生产力基础之上的，抛开这一基础去抽象地谈论高度的民主政治只会产生虚幻的梦想。恩格斯曾指出，首先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但由于生产力发展程度所决定的经济水平及无产阶级的状况不同，“在英国可以直接建立这种统治，在法国和德国可以间接建立这种统治。”可见，革命导师不仅论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宏伟目标，而且提出了 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必需的经济前提。从现时代角度看，这种经济前提既不是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水平，也不是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水平。
十月革命时期，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民主政治思想的继承是有层次性的。首先他继承了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理想；然后，他变通地继承了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的条件。从当时俄国实际情况出发，列宁认为，虽然俄国在经济上不具备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想得以实现的物质保障，但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与主观条件都已经成熟，不能错过革命的机会。社会主义革命后无产阶级可以利用政权迅速从事建设，补上欠缺的经济课程，为民主政治理想向现实的转变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政治理想是建立在其实现条件基础之上的，理想与条件是个统一体，但在这里被分割开了。列宁的这种二元性继承在俄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必然性，但可悲的是这种分割在俄国以后的发展中没能被统一起来。
“现实是什么”、“应该是什么”，这是本身程度不同的两个层次，不加分辨地用后者掩盖或者替代前者，使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现状的认识蒙上了一层面纱，极富幻觉性。随着改革、尤其是触及政治体制的改革深入展开，理性的重锤击醒了沉睡的幻觉，“公理”开始受到怀疑。苏醒是一个痛苦和能量释放过程，痛苦来自于以前当作神圣的、根深蒂固的绝对真理将被推翻，来自于无法名状的欺骗感；而能量的释放则是痛苦转化成愤慨的表达。愤慨发泄的对象往往是现行的政治体系，这种发泄或有组织性或无组织性，如同山洪爆发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冲击着现政府，当现行的政治体系无法吸收消散它时，产生的将是政治动荡、社会失序，控制不力酿成的后果是政府倒台。1956年匈牙利事件，在政治上的根本原因就是理想的民主政治与现实拉克西——格罗独裁政治冲突的显现。1989年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政府终于抵挡不住这种冲突而下台。
（二）期待型民主政治观
期待型民主政治观的基本主张，是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政治；而当前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它需要具有权威的精英来决断和实施社会动员，迅速实现经济的现代化。所以，经济的现代化在先，民主政治建设在后，等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再发展民主政治.这种观点在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著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书中有所表述，在国内的代表理论是80年代末期出现的新权威主义。
期待型民主政治观是在改革开放中引发出来的一种理论，它与应然性民主政治观对经济因素思考的角度相反，不是对我国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视而不见，而是在仔细推研并与发达国家横向比较之后得出的。它带着一种忧伤情绪认为，我国落后的经济基础不能与民主政治相融合，如果强行地将两者嫁接在一起，造成的结果不仅是落后的经济面貌得不到改善，而且健全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更无法实现；相反在“精英”统治的社会，至少为民主政治建设提供条件的社会经济仍可快速发展。
期待型民主政治观也有其严格的理论依据。第一，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是不可分离的，较民主的国家往往是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第二，民主政治只有在财富、工业化、都市化、通讯技术、统计工具等经济指标达到一定程度时才能存在和维持，否则，即使引植了民主政治的鲜花，它也不能在贫瘠的经济土壤中长久持续地开放。根据上述两条理由，期待型民主政治观认为，经济落后国家不宜采用民主政治的原因是：（1）民主政治要求政府必须全面考虑社会各利益集团和阶层提出的种种要求，并设法满足其利益，这样就难以形成决断的统一计划，也不利于全面动员社会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进行经济建设，实现资源的快速优化配置。（2）民主政治的决策程序复杂，决策过程缓慢，这往往会因决策而失去经济发展的机遇，继续扩大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
我们知道，民主政治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它的实现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必然的联系，但并没有一个绝对统一的限度，只有在经济发展水平达到此限度时才能采用民主政治体制。在历史上，15世纪西欧一些国家采用民主政治体制时，其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比我们现在高，但其以资产阶级民主为特征的政治制度仍然维持了下来。当今世界各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纷纷实行民主政治，但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也不都在一条水平线上；现实中不胜枚举的例子也可以说明并非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其民主政治就越完善和真实。我们承认，民主政治在动员社会力量进行经济建设时确实不比集权政治迅速果断，但它比集权政治下进行决策要少出现失误，这也是事实。因为在集权政治下决策的形成全靠权威的圣明，而圣明的权威人物的出现，不是群众选择的产物，而是偶然性出现的。况且再圣明的人也会出现失误，比不上群策群力、集思广益。所以，集权政治下权威的经常性失误要比民主政治下决策的缓慢更浪费人力、财力、物力，延缓经济的发展。
事实上，民主政治既是一个理想目标，也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在实践的过程中逐渐向理想的目标接近。期待型民主政治观依据的理论和得出的结论，始终缺乏这一全面的认识。我们不能只是把民主政治当作理想而应在不断的实践中实现它、体验它，美国政治学家加尔布雷思在其著作《权力的分析》中精辟地指出：民主政治永远处于尚待改进的状态，而改进的过程是永远不会完结的，所以，用经济是否发展到一定程度作为衡量民主政治能否采用的标准，难免偏颇。
二、经济因素在民主政治中的功能
忽视或一味地强调经济因素在民主政治建设中的功能，都将招致民主政治建设的搁浅，只有恰如其分地把经济因素对民主政治建设的功能具体化到民主政治的各个方面，才能把握分寸，对民主政治建设起到推动作用。
（一）经济类型决定着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
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都可以溯源到经济类型中，因为现实生活着的人们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为保障生存和发展所不可缺少的衣、食、住、行等经济问题，围绕这些经济问题的解决才衍生出政治原则。自然经济和小农经济最鲜明的特点是自给自足，交换市场和在市场中发生的以商品为媒介的交换关系根本不存在或者不发达，这就造成“彼此隔离的人们形成不了一种政治组织”，“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阶级的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由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它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3页）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政治特征必然是等级、门第、血缘、专制、特权、独断等，是行政权力支配社会。
商品经济确立了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首先，商品的独立性内在地要求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必须冲破人身依附关系，成为自主的人，在满足市场需要的基础上，能根据自己的意志进行经营和生产，这就产生了有以经济为保证的独立的政治人格；其次，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商品经济的基本原则是自由竞争，在竞争中商品生产者追求着最大化的利润，商品经济下的竞争严格遵循价值规律，任何人在它面前没有特权，这就是平等。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上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97页）再次，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市场关系扩大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范围，促使人们之间的经济往来，在追逐最大利润的实现过程中，为避免受他人排挤的危险，利益相同的人们组成了团体，这些团体之间要求权力制衡，团体内部要求权力平等，政治上与之相适应就是自由、平等、权力制衡、两党制和多党制等现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
（二）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决定着政治权力的分配
生产资料的多寡决定着政治权力的大小。拥有多少生产资料就相应地拥有同样的政治权力，并且可以通过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来占有和干预他人的政治权力，使他人的政治人格屈从于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另外，生产资料的拥有量表明着人们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拥有生产资料占全社会生产资料的比例，就是在政治上的权力份量比例。当生产资料全部或大部分归某个集团所拥有时，该集团必然是社会的统治阶级，它的权力也至高无上。在封建土地所有制下。丧失土地的农民不仅把政治权力交付于封建主，而且连最基本的生命权也受封建主支配；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其政治权力只能在资本家之间依照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寡进行分配;社会主义社会是公有制占主体的社会，人民的权力高于一切：但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形式普遍采用国家所有形式，国家代表人民行使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国家是至高无上的权力拥有者，这种权力的产生程序和权力的运用如果得当，就可以充分反映人民的意志，体现“主权在民”的社会主义民主原则，但是若国家权力与特定的人格联姻，将会导致权力过分集中的个人崇拜神话。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都曾有过这样的悲剧。
马克思恩格斯论述的所有制是“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里”，每个人都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但又不能因拥有生产资料去剥夺他人。每个人都有其稳定的经济资源作为民主权力的基础，权力是自由与平等的保障。所以，只有在这样的所有制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目标才能真正实现，这也是现实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
（三）财富的拥有量决定着民主政治实现的真实程度
拥有不足或者仅仅维持生计水平的财富只是生命权的经济保障，疲于为生计而奔波的人不可能享有真实的民主政治权力，即使宪法赋予了他与别人同样的政治权力，他也不会因此而百倍珍惜; 即使没有“人人平等”的条文规定。他也不会因此懊悔。如古希腊时期的雅典城邦，虽然规定除了妇女和外来人外,凡年满30岁的公民都是公民大会的天然成员，然而并非所有有资格的公民都真正参加“五百人会议”，因为贫困驱使他们不得不放弃国家所赋予的政治权力。同样剥夺或限制政治权力的有效手段莫过于对财产的剥夺或限制，在资本主义社会有些国家选举法中规定竞选人需要缴纳一定数额的“竞选保证金”，如果在竞选结果公布后，候选人所得的票数不足全部票数的一定比例，则保证金被没收。这样，宪法赋予的被选举权实际上就由选举法的规定所限制了，因为并非所有具备选民资格的人都能缴得起“竞选保证金”。超过维持生计水平的财富是一种自由，它可以保证人们有充分的时间和经济保证去行使民主权力，而不是去为生活而担忧；它也可以减少选民被候选人用金钱收买的可能。财产的平等是政治上平等的基础，有等量的财产可以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无论是选举权还是被选举权都能正常地行使，在政治体系中也不会因财产的不等而受排挤。国民财富是民主政治实现的一个前提，是民主政治实现的硬件保证，从民主政治施行时必要的会议设施、计票工具等，到施行政治权力的公民的基本经济需求，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的是国家的财政支出，公民的民主素质培养，参与决策和管理事务的基本技能教育，都需要国家在经济上予以保证.因此国民财富的问题又是民主政治实现真实程度的一个参数，当国民财富的总量连公民的基本生活需要都无法保障时，民主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失真的。同样，当我们把分析的目光由结构转向个体时会发现，个体财富的拥有量是衡量选民是否认真选择和思考把选票投给哪位候选人的一个指标。财富拥有量达到或超过社会平均数以上的选民在投票时个人意志表达的真实程度，将会高于个体财富量低于社会平均数以下的选民；因为后者往往把投票当作一种民主游戏，无论投谁的票对自己的未来都无所谓。西方国家学者的一项研究还表明：在民主选举中，富裕阶层的投票率要比贫困阶层高出许多，也就是说自动放弃民主权力的大多数是穷人，这是一条一般规律。
以上的探讨说明经济因素是民主政治建设特别是民主程序、民主措施、民主手段、民主方法等非国家形态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前提，没有高度发达的经济作为基础，就没有广泛的、高度的、真实的民主政治现实，即使这个国家的国体是民主的。但经济建设同民主政治建设是一个同步发展相互促进的过程，在实践中不能因经济是前提就先发展经济，然后再进行民主政治建设。只有恰当而具体地阐述经济因素在民主政治建设中的功能，才能迈出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建设的步伐，既能避免盲目地跨大步跌人幻觉型民主，也不至于行而不前放弃民主政治建设的努力，被期待型民主政治观所羁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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