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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69(2004)03-0029-05
作为一种历史的过程，文化全球化是从西方基督文明和资本主义殖民文化向全球扩张而开始的，这种开端决定了文化全球化的实质是西方文化的全球化，是西方文化对其他文化的持久侵入与同化。今天，随着文化和政治逐步走向多元化和多极化，多个文化中心正在崛起，新的文化全球化模式——多元文化模式正在取代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单极化模式。但是，由西方文化和西方话语宰制全球文化的历史还远未走向终结，相反，它们正以世界精神、趋同论、全球主义等改头换面的形式，力图继续把他者(the others)的文化纳入由自己所主导的全球化进程，由此所带来的文明之间的冲突及其对进步的危害正与日俱增。面对文化全球化所引发的诸多冲突和矛盾，迫切需要发挥大学，尤其是那些引领大学发展方向的世界一流大学的交往功能，以消解文化全球化所带来的危机。
一、文化全球化及其对世界一流大学的影响
（一）文化全球化的涵义和本质
文化全球化是一个充满无限悖论的概念，一般指寻求全球文化的过程。然而，世界上并不存在某种全球文化，又何以达至文化全球化呢？对此，英国学者迈克·费瑟斯通断然予以否决，他说“全球文化存在吗？如果全球文化意味着某种扩大了的民族国家文化，那么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为此，费瑟斯通提出了“第三种文化”，他认为这种文化是一切不同文化流通的渠道，不能只被理解为民族国家之间双边交往的产物[1]。那么，费瑟斯通所指的那种能够全球共享的“第三种文化”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费瑟斯通并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然而，仔细分析却不难发现，这种文化是经济文化。因为，只有在贸易、技术等经济领域，才有全球一致的价值取向，而在民族传统、意识形态、思想观念、生活模式、政治体制等文化层面却永远难以达至同一，正如德国著名学者卡西尔所言：“‘真实的普遍’不应到人的思想中寻找，而是要到决定其命运的这些物质力量里去寻找”[2]。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大师马克思·韦伯同样认为，任何社会行为总是以经济为取向或者说带有“经济精神”的行为[3]。因此，如果脱离了物质文化基础，精神文化的全球化仅仅是一种应然的心理诉求。然而，人们恰恰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并埋下苦果，西方的普世文化和霸权文化即是全球文化矛盾与冲突的始作俑者，他们总是企图把自己的意识形态、道德规范、伦理准则、生活方式等作为全球文化普世化的推广，却竭力防止经济文化和技术文化的扩散。对此，卡西尔早就提出了善意的告诫，他说：“人类种族道德和理智多样化的事实是显而易见的，没有人会否认或忽视这个事实，但这个事实的意义和极端重要性则完全未为人所知”[2]。
那么，文化全球化还有倡导的意义吗？如何演绎文化全球化？其实，真正的全球文化只能合理地表述为多元文化，恰如马丁·阿尔布劳所说的那样：“全球性恢复了文化的无边界性并且促进了文化表达方式的无限可更新性和无限多样性，而不是促进了同质化和杂交化”。他认为，如果各种观念能够超越国界，人与人之间能够务实的相互迁就，能够相互交流和传播新思维和新话语，并且以多元文化主义来看待此类问题，那么就可以实现一体化的文化[4]。从这种意义上讲，文化全球化就不再是一种虚构的神话，也不再是普世主义温情面具掩盖下的霸权文化，相反，它是西方霸权文化走向消解，各个民族寻求文化自觉，共同塑造全球形象的过程。同时，全球化也并非洪水猛兽，文化全球化也远非遥不可及。迈克尔·波特认为，全球化不会像某些人担心的那样消灭文化，而是带来文化的趋同和趋异，适应生产范式的那些文化将成为共同性的，而显然不利于生产率的文化因素将会在全球经济的压力之下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的机会促进之下逐渐消亡，同时，文化上的差别不再成为使人们受隔绝而限于经济劣势的力量，相反，它们将能够促进专业化优势，从而使各国在经济中增长繁荣[5]。显然，波特在这里为文化全球化指明了一条切实可行之路，那就是：在保持文化多样性的同时，促进文化对经济和生产范式的依附性。如果能够这样，应然的文化全球化也就找到了实然的合理化道路。
（二）文化全球化对世界一流大学的影响
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文化全球化经历了“普世主义”、“民族主义’、“世界主义”以及“全球主义”等诸多模式，这些模式又对应于不同的全球化阶段，美国学者罗兰·罗伯逊认为，全球化经历了播种、萌芽、起步、争夺霸权、不确定5个阶段[6]。在每一个全球化阶段，西方世界的一流大学都被席卷其中，它们的交往功能也逐渐显现出来：在播种和萌芽阶段，大学作为学术文化中心，通过把世界各地学者们汇聚到一起，推动了学术的传播，加深了文化之间的理解，促进了各文明、种族之间的融合；在起步阶段，大学通过民族文化之间的交往，唤起了民族文化的自觉，推动了民族文化的全球化和本土化，并促进了世界体系的形成；在争夺霸权阶段，大学在推行西方殖民文化和霸权文化的过程中，客观上也把某些人类共同的知识和文化传播到了欠发达地区。然而，没有哪一个全球化阶段像不确定阶段那样对大学的交往功能有着如此急迫的要求。不确定阶段的全球化展现给我们的是一幅什么样的世界图景呢？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曾经预言：人类社会的未来不太可能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但却会发生文明之间的冲突，“911”事件似乎恰好对亨氏的预言提供了佐证，它表明了弱势文明对强势文明的失望和报复，这或许是一种巧合，然而，文明与文化之间的冲突，确乎随着全球化的进程愈演愈烈，环顾宇内，种族仇杀、宗教冲突、恐怖主义活动、反恐战争等此起彼伏，至于掩盖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邪恶轴心”、“恐怖主义”、“核危机”等流行语汇后面的霸权主义文化也正显露无遗。面对全球化所引发的诸多困境和矛盾，迫切需要发挥大学的沟通和交往的功能。尤其是那些历史悠久、引领大学发展方向的世界一流大学，其古老的交往功能正重新进入人们的视域。
文化全球化一方面带来危机和困惑，需要大学发挥交往功能予以调和；另一方面，它同时也在重塑一流大学的世界主义精神。众所周知，世界一流大学在长期的全球化演进过程中，通过聚敛不同大学的性格，形成了某些举世公认的精神气质和运作模式。其中的一种特质即一流大学所拥有的世界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知识是不可分割的，具有同质性；追寻某种超越民族、国界、意识形态的全球伦理；全人类都应该遵守某些基本的价值规范和道德准则等。但是，这种复杂的全球意识本身充满诸多悖论，恰如卡西尔所指出的那样，寻求一种普遍的道德和价值标准是荒谬的。问题在于，如此荒谬的事情却一直是这种世界精神所演绎的方向。从历史来看，西方社会的世界一流大学作为西方文化中心，一直是推动文化全球化的主体，它们控制着全球话语体系，其文化、思维模式、价值观念等深深地影响着其他文化。其世界主义精神的实质，也不外乎是要建立起以西方伦理和价值标准为核心的全球文化。实际上，借用卡西尔的话来说，西方社会创造了一种现代的政治神话，它们通过这种神话控制了全球化。然而，卡西尔认为，人类文化世界的建立，只有在优秀的、理智的、伦理的和艺术的力量足够强壮的时候，才能建立起人类文化世界，否则，神秘的思想又将重新高涨，从而造成人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混乱[2]。所幸的是，随着不同文明的普遍进步以及各民族文化的自觉，更多的主体正从梦寐中觉醒，正以主动的姿态自主重构世界形象。这种新的全球化模式，必将赋予一流大学的世界精神以新的内容和要素，从而为世界一流大学调整其交往策略并寻求新的时代使命提供理性的制约和道德的制衡。
二、交往：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功能
如同其他功能一样，大学的交往功能也经历了发生、发展与成型的过程，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大学的这一功能。目前，人们对大学功能的探讨也还见仁见智，如鲍温认为，大学的基本功能是“教学、研究和公共服务”；托普深认为大学的功能是“教学、研究、公共服务、批判社会”；希勒认为是“知识和文化的传递、培养专门人才、研究、促进人格发展、国民教育”[7]。在所有关于大学功能的论述中，似乎都较少论及大学的交往功能。那么，交往功能是大学的基本功能吗？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爱弥尔·涂尔干通过对以巴黎大学为首的欧洲中世纪大学的起源进行研究后认为，人的聚合是大学首要的事实，先有了这一点，才进一步导致了各种科目和学术的聚合。这种聚合，体现了人的连带关系和交往关系。涂尔干在这里实际上已经暗示了这样一点：大学产生于交往。涂尔干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早期的大学仅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松散的联合体，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聚合到教堂里、桥梁下、广场上进行交流，这样的一个社团远非一个特定的学术建制，甚至缺乏必要的物质外壳。那么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为什么要聚合到一起？惟一的解释就是交往和沟通的需要。对此，涂尔干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佐证，他说：“如果说大学起初只是一个机构，在这个机构里，制度性的学术生活在跨国的基础上取得了繁荣，那么，我们也可以说，甚至在今天，如果不背叛它自身的根本属性，它也不可能养成狭隘的民族性。其实，欧洲各大学几乎都保留了这种古老属性的痕迹……要向外界开放自己，要吸引外国的学生和教师，要大力拓展机会，从不同于我们自己的概念视角去看世界，同时努力将他们的影响力扩散到国界之外”[8]。可见，涂尔干在这里较为明显地表明，拥有深厚历史根源的世界一流大学有着永恒的世界主义精神，而交往功能则是它们的基本功能之一。
当然，大学的交往功能也已经唤起了许多有识之士的注意，曾经担任过加州伯克利大学校长的美国著名高等教育家克拉克·克尔认为，大学的功能呈同心圆的形式向外发展，大学不仅承担着教学、科研、服务等功能，而且还有许多其他复杂的功能。克尔虽然没有直接提到大学的交往功能，但他在相关的论述中却揭示了大学的交往功能。克尔首先认为应该加强大学的内部交往。他明确指出：“学者们不喜欢孤陋寡闻，离群索居，优秀的学者们往往喜欢聚集在一起。”显然，克尔认为学者们的交往有助于促进大学学术的繁荣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同时，克尔更加强调大学的外部交往功能，他认为，在一个冲突不断的世界里，应该发挥大学作为智力城的潜力去调和各种矛盾和斗争，可以在各种大学智力城之间建立机会的桥梁。正如他所言：“智力，及其最幸福的家园——大学，有巨大的潜力去调和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冲突，用一种或另一种方式调停冲突者们——那些因他们的斗争割裂世界的意识形态的巨人。”为此，“我们需要在两种、三种、许多种文化之间建立联系；需要开辟渠道进行跨学科、跨部门的明智对话……需要用普遍原理和感受去回答分裂”[9]。英国牛津大学校长科林·卢卡斯同样强调大学在全球化时代的交往功能，他反对把大学在社会中的目标仅仅局限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它强调了大学探讨普遍的知识，加强国际交往，建设一个美好世界的重要性，他说：“一所伟大的大学的特征是，他们探索人类知识的全部领域和多样性；大学有必要保持对各自国家的认同，在那里它们同时理解他国合乎情理的差异；在人类事物及自然现象中，它们认同普遍性（把我们连接到一起的东西）及表明了个人身份或经验的特征的变量。”[10]此外，拓展大学的交往功能已经引起了普遍的关注。2002年，在北京举办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与会的世界各著名大学的校长普遍意识到，全球化时代的大学，必须把知识和技术更好地应用到为全球人类谋求福利上来，必须加强文化的交流和沟通。大学的交往功能，在全球化背景下焕发出新的生机。
三、应对文化全球化：拓展大学的交往功能
如同前面所述，世界一流大学介入全球化交往有着悠久的历史，基督的、民族国家的、或者是某种意识形态的力量一直左右着大学的交往方向，造成其交往功能的单向度发展，但是，随着经济的一体化，文化和政治却走向多元化和多极化，多个文化中心正在崛起，新的文化全球化模式——多元文化模式正在形成。这样的时代变革既为世界一流大学拓展交往功能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由于多个文化中心的出现，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而且，按照克拉克·克尔的看法：“大学按他们促进普遍知识的承诺的性质而论，本质上是国际性的机构，但是他们越来越多地生活在一个对它们抱有企图的民族国家的世界”。他形象地把这种两难比喻成“神秘的学术天堂”与“现实的人间地狱”之间的鲜明对比[11]，因此，如何在一个冲突更加隐蔽、更加剧烈的多元化时代协调好各种文化之间的冲突，是世界一流大学面临的严峻挑战。当前，世界一流大学拓展交往功能的方式主要有：
1.建立独立的国际研究机构，通过对其他国家、民族及其文化开展广泛的跨国研究和比较研究，为社会、政府及公众提供信息咨询和决策参考
从当前的情况看，世界一流大学一般都设有若干国际研究中心／所／系／院等。著名的如哈佛大学的俄罗斯研究所、耶鲁大学的东南亚研究中心、普林斯顿大学的近东研究中心、斯坦福大学的胡佛国际研究院、剑桥大学的非洲研究中心等。这些国际研究机构一般都对其他国家、地区和民族进行系统、全面、及时和深入的研究。以牛津大学的巴西研究中心为例，这个研究中心的工作包括：开展跨国学术研究、举办讲座和论坛、互派访问学者、发表年度报告等。自去年巴西工人领袖卢拉在总统大选中获胜以后，巴西的改革和走向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因此，从2003年1月起，该中心就相继举办了系列讲座，几乎每天都有一场关于巴西的讲座，如该中心主任Leslie Bethell教授举办了第一场讲座，讲座的名称叫做《对巴西左派的沉思：过去与现在》，此后相继举办了《巴西教育面临的挑战》、《巴西的对外贸易》、《当代巴西的统治、民主及社会参与》、《巴西的民族与区域：高卓传统的复兴》、《巴西的公立和私立高等教育》等[12]。这些讲座对巴西的政治、贸易、文化传统、教育、外交政策等进行了及时、全面和深度的探讨，从而为英国政府、民众甚至国际社会预测和掌握巴西的发展动态提供决策或参考依据。
2.实施多元文化教育和跨文化教育，促进不同文明、文化和种族之间的相互了解，从而对别的种族和文化形成认同、宽容和理解的心态
多元文化教育和跨文化教育不仅是一种教育思潮，而且是一种课程改革模式。为了实施这样的教育，许多世界一流大学对自己的课程体系进行改革，如哈佛、耶鲁等大学开设的“核心课程”，斯坦福大学的“文化、思想、价值”(CIV)课程、哥伦比亚大学的“现代文明课程”等都直接服务于多元文化教育和跨文化教育。此外，更多的世界一流大学则是直接把多元文化思想渗透到整个学校的教育思想中，或者把多元文化和跨文化课程散布到多数院系或学科部，如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即是如此。以牛津大学为例，《东方研究》、《中国研究》、《英语语言文学》等分布在人文学科部(Humanities Division)；而社会科学学部(Social Science Division)则开设了《非洲研究》、《拉美研究》、《日本研究》等课程[13]，这些课程为学生了解本国和他国的文化、历史、种族、经济等打开了一扇窗口，从而促进了对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的了解。为了真正让学生理解其他文化、种族和国家，世界一流大学还非常重视改进教育教学方式。他们为学生开设了大量的“习明纳尔”(Seminar)课，通过讨论来加深对其他文明的了解并发表自己的见解，比如普林斯顿大学2003年春季在研究生中广泛开设“习明纳尔”讨论课，并准备在秋季继续开设这样的课程，其中计划开设的一门讨论课叫做《媒体在揭示国内外恐怖主义活动中的作用》，这门课程主要将讨论媒体对恐怖主义的反应及过去10年里媒体所报道过的恐怖事件，尤其要集中讨论“911”事件，并就媒体的这些报道如何影响美国政府及国际社会的内外政策发表评论。另外，世界一流大学还为学生们提供机会和条件去实际体验和感受这些课程，如哥伦比亚大学的“现代文明”课程就提供机会让学生在法国巴黎、德国柏林、日本京都、英国牛津作短暂学习；普林斯顿大学德国语言文化系提供机会让其研究生去实际的文化社区参加学者们的研究，并实际体验当地情况。
3.促进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的融合，提升人文素养，形成普遍认同的道德伦理和价值标准
近年来，由于人文素质的缺失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广泛重视，积极推进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的融合，已经成为大学的共识和普遍行动，2002年在中国举办的《国际高等教育论坛》的主要议题即是如何促进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来自全球各著名大学的200多位校长和专家对此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在此方面，世界一流大学一般都有着深厚的人文教育传统，但是，随着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的发展，其人文传统和人文精神也遭受不同程度的冲击，造成了人文传统渐趋衰微，但是这种状况已经引起了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视，哈佛大学前校长鲁登廷提出，大学要重视人文学问的传授，牛津大学校长科林·卢卡斯认为，全球化时代的大学要探索一切有助于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的所有方面，要培养一个成功社会所需要的普遍的社会美德和个人美德，如独立思考、心境澄明、想象力、领导能力、决策能力、个人责任感、社会良知、同情心等，与此相应，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开始反弹，为世界一流大学推进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的融合提供了可能。
世界一流大学在加强人文教育方面主要采取了这样一些措施：1)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继承和发扬自身的人文传统优势，复兴人文精神。面对人文传统的衰微，世界一流大学主要通过在课程中增加传统文化课程来增加对西方传统文化的学习和了解。以牛津大学为例，在本科生课程中，盎格鲁—撒克逊历史、英格兰的历史文化、基督教历史、欧洲中世纪哲学、古希腊哲学等占有较大比例。而普林斯顿大学则专门实施了人文主义研究计划，这项计划需要学习以下课程：《圣经与西方传统文化》、《从远古到中世纪：文学与艺术》、《从远古到中世纪：历史、哲学与宗教》、《从文艺复兴到当代：文学与艺术》、《从文艺复兴到当代：历史、哲学与宗教》、《西方视野中的伊斯兰世界》等。另外，世界一流大学还通过课堂教学、校园文化、庆典仪式等多种途径保存和传播西方文化传统；2)重构大学理念，倡导认识论高等教育哲学的指导作用。如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绅士教育，耶鲁大学强调培养有教养的人等；3)强调普通教育的基础作用，增加通识教育课程，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有的世界一流大学通识教育课程已经占到本科生课程总数的25%以上，如哈佛大学学士学习需要学完32门课程，其中通识课8门，占课程总量的25%，斯坦福大学占总学分的22%；哥伦比亚大学占26%，芝加哥大学则高达50%。
此外，世界一流大学还通过举办海外教育、开展国际合作教育或者开设网上教育等多种形式拓展其交往功能。
总之，全球化时代是一个交往的时代，大学的第四大基本功能——交往功能正日益凸显，但是，由于大学不可能是一种价值中立的文化机构，因此在参与全球化交往中它也就不可能扮演“绝对正义者”的角色，当然，由于知识的普遍性以及大学组织的独有特性，大学，尤其是世界一流大学，无疑是推动文化全球化的最佳主体，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重视发挥大学的交往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