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都市文化研究潜存的三种模式及其理论构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种论文,理论论文,模式论文,国内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09)06-0179-08
近年来大众文化研究逐渐向纵深发展，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视觉文化、媒体研究等已经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而这些问题的肇始点无疑是在都市，费勒斯通认为“独具一格的大都市(如纽约、巴黎、洛杉矾、伦敦)，从它们作为文化生产中心来看，也许拥有很强大的文化资本，它们不仅拥有一直在不断扩大的艺术部分，而且还拥有时尚、电视、电影、流行音乐、旅游，与闲暇等大众文化产业”①。事实证明，现代的文化走向已经不同于农村影响城市的传统模式，变成了城市对农村的文化入侵，而作为“城市历史空间发展的高级形态”的都市无疑会在(后)现代的社会中成为文化发展的领头羊，这其实就是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所说的人类所有的伟大文化都是由城市产生的②。
都市文化已经成为近几年文艺学界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就都市文化研究的现状来说，2005年以来研究者普遍认为在当今中国的现实土壤中，都市文化研究将是人文学科一次具有现实意义的突破，认为“都市文化研究是一门世界性的前沿学科”③，正因为如此，学界对都市文化的理论界定、研究对象、学科归属等问题展开了一系列讨论，试图从学理角度对其进行归纳和总结，但这种建设本身便存在很大的难度，学者们往往沿用西方学者的比喻，将其视为一口“煮开的大锅”来预示这种研究在内容和逻辑上的困境④。这一描述真实地反映了当下研究的现状，目前学界较为公认的看法是将都市文化界定为“人类城市文化发展的高级精神形态与当代世界精神生产与消费的话语中心”，强调要以“西方的城市社会学与中国文艺学美学为双重资源进行都市文化学科与理论建设”⑤，因此，都市文化研究就具有了一种天然的跨学科性质。这样，进一步完善都市文化研究理论使其在学理上更为完善，从而更具有现实指导性，无疑就成为了当前学术界的首要任务。
然而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对于都市文化这一同时兼具西方社会学与中国文艺学、美学特点的新兴学科，如何将两种异质性理论融合在一起，使具有西方特色的理论资源与中国本土现实达到完满的统一，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有论者认为当下的都市文化研究有重西方轻中国的现象，就当下的论文和研究实际来讲，研究者往往集中在对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现象层面的归纳、考察，采取对基础理论进行“悬置”的方式进行“口号式研究”，所以大多停留在倡导、宣扬的层面上。对西方理论的引介停留在浅尝辄止，几乎没有系统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我们过分地重视西方理论而是对其引用和消化根本不够。然而从当下学界对西方理论只言片语的引用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定的研究倾向的，可能这一倾向将成为未来都市文化研究理论的潜流，笔者将这种潜在的理论运用归纳为三种模式：传统马克思主义模式、西方城市社会学模式、后现代空间模式。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我国从20世纪初就与马克思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形式对国人的精神内核产生了重要影响，纵观整个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理论史，几乎没有哪一种异质性理论可以在中国本土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力，除了政治因素的影响之外，马克思主义自身关注现实问题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是其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受到欢迎的重要原因。无论人们承认与否，它的一系列理论、范畴、方法与中国现实结合的紧密程度是80年代以前其他理论无法比拟的，尤其它特有的社会学研究方法更是为很多现实问题提供了参考的空间。有鉴于此，它在当下也自然地成了大多数都市文化研究者青睐的对象，就当前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际借鉴情况来说，可分为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在马恩著作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中选取一段语录充当某一问题的理论论据。这种研究往往不是专门的理论建构式的研究，而主要是谈现象性问题，或从都市文化的角度研究城市人群、城市特点、城市建设，如李友梅《社会结构中的“白领”及其社会功能——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上海为例》⑥、邱国盛《20世纪北京、上海发展比较研究》⑦等。另外，都市文化作为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方便，论者试图还原真实的城市文化背景、文化状况、审美风尚从而更为本真地考察文学作品的面貌和风格特色，这种研究一方面具备传统社会学的特点，更重要的是它更具体地考察了一些文学样式、文学流派、文学风格的产生环境，从而使人们在更为鲜活的背景下看到文学作品或作家真实的一面，正是由于这种研究方法与社会学方法比较接近，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然成为一些研究者引用的对象，如赵炎秋《试论都市与都市文学》⑧、艾尤《都市文明与女性文学关系论析》⑨等。
第二种对马恩理论的运用则是一种系统性的方式，这与第一种多少带有片段性的引用是不同的。这种方式也是都市文化研究中最主要的模式，具体来讲，就是试图以马恩理论中关于社会、城市、人等方面的观点作为理论的原点，在此基础上加以中国化的改造，从而形成一种具有理论生产能力的新理论。这种改造有点像牟宗三对康德哲学的运用和改造，牟宗三哲学的鲜明特点是将康德哲学的理论框架(也包括一些概念如道德、知性等)进行消化吸收，并在此框架中构筑自己的理论，所以牟先生以《心体与性体》为代表的一系列哲学著作都带着鲜明的康德哲学的影子。与此类似，当下以刘士林为代表的研究者就是采取这种方法。经过几年的研究讨论，认为马克思主义可以充当都市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并对其加以系统性论证，认为当代都市社会在深层结构上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的共通点是马克思理论可以运用于当下社会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念加以系统展开，具体来讲马克思的“社会生产”理论、“消费即生产”理论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都可以成为都市文化研究的理论来源和研究框架。同时在方法论层面，刘士林等人信奉马克思所说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的观点，实质上就是以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作为研究的起点和模本，从而逐渐将理论和方法衍射到其他中小型城市⑩。目前，相当一部分学者对于这种主张是赞同的，在2005年12月初上海召开的“都市文化学科建设论坛”上，国内外首次对都市文化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与范围、理论框架与范畴体系、价值理念等基本问题进行学术探讨，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得到了较为普遍的承认。
对于上述两种运用马恩模式的方式，第二种更具实际的理论建设意义，同时对现在的都市文化研究也更具启发性，尤其马克思理论中的“异化”概念是对当下都市人生存状态的最好诠释，都市生活的高科技化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感觉和情感上的危机，正如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在其High Tech High Touch中所表达的一样，人们在面临“高科技(high tech)”的现实境况时需要有一种“高情感(high touch)”与之达到情感上的平衡，人们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相互理解和交流(11)。就当下都市人的生存现状来看，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曾提到的社会、自然、他者与主体之间的异化现象普遍存在，如何在都市文化中较好地克服这种异化现象，实现“技术”与“情感”的良性运行将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目前，国内都市文化研究的对象较多是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为主的个案研究，这些研究中又往往集中在城市人文景观、城市发展、城市历史等方面，往往忽视城市中最核心的因素——人。因此笔者认为虽然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关注人的异化存在，但时过境迁人的存在状态已经与19世纪根本不同，这就使得都市文化研究的这种模式显得力不从心，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仅仅局限于开掘传统马克思理论而忽视后马克思主义(如卢卡奇、马尔库塞等人的理论)的理论资源而故步自封，将会使这种理论构建成为一种空中楼阁，进而也会使以都市文化为依托的各门艺术研究(包括都市文学研究)走入死胡同。
除了马克思理论在都市文化研究中被广泛征引，西方特别是德国和美国的城市社会学理论也在国内研究者的论文中出现了，其中德国的西美尔、美国的芝加哥学派是学者引用最多的对象。但是这种理论的借用却没有形成自觉的系统性，仍然是片段性引用，缺乏理论的连贯性。目前可以见到的论文中征引西美尔理论的如梁振华《从“盲点”到“盲从”——当代文学书写中的都市文化经验》(12)、徐敏《都市中的人群：从文学到影像的城市空间与现代性呈现》(13)、李洪华《都市的“风景线”与“狐步舞”——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公共空间与现代派的文学想象》(14)、华霄颖《市民文化与都市想像——王安忆上海书写研究》(15)、王宏图《新感觉派的都市叙事：感性欲望的盛宴》(16)等，这些论文主要集中运用西美尔关于城市与心理关系的社会学理论来解释都市人的生存状态，进而对文学形态进行关照。
另一种对社会学理论的征引集中在美国芝加哥学派上，如李道新《都市功能的转换与电影生态的变迁——以北京影业为中心的历史、文化研究》(17)、孙逊《都市文化研究：世界视野与当代意义》、《在中国，为什么要研究都市文化》(18)，张鸿声《都市大众文化与海派文学》(19)，李宁、龚世俊《论都市文明建构中的文化冲突与整合》(20)，等等。其中孙逊的引用是较具代表性的，只是谈到了“芝加哥学派”作为一个重要的城市社会学研究流派，至于“芝加哥学派”为何重要及其理论的特点则很少论及。但通过研究者对其中个别理论家以及个别语句的青睐，似乎可以窥知这一学派对国内研究者的重要性，只不过当下的国内研究者过于偏重现象层面的形而下研究，而忽视了形而上的理论建构而已。事实上，如果研究者能对这些理论加以适当的整合，这些理论在现象层面解决问题的能力将会大大加强。
那么，下面就来考察一下为什么乔治·西美尔(Georg Simmel又译作齐美尔)、芝加哥学派(the Chicago School)的理论会成为国内都市文化理论建构可资借鉴的资源。其实表面看来这是两种城市理论，但熟悉西美尔或芝加哥学派理论家的人会知道，他们是在一个一脉相承的谱系中的。西美尔是19、20世纪之交的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而芝加哥学派的最具代表人物是帕克(R.Park)、路易斯·沃思(Louis Wirth)，帕克在柏林时曾师从西美尔，而沃斯又是帕克的学生，因此在学统上三者是一致的。具体来讲，西美尔的主要思想中，国内都市文化研究可以运用的是他对城市文化心理的分析，以及在此基础上构建的理想化城市社会。他对城市文化心理的分析集中在对“货币”这一范畴上，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已经打破了前现代社会田园牧歌式的生存状态，代之而来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其巨著《货币哲学》的整个目的就是，通过分析货币这一(后)现代社会最普遍的交往媒介，“以表现最表层的、最实际的、最偶然的现象与存在最理想的潜力之间的关联，表现个体生命与历史的最深刻的潮流之间的关联”(21)，在《货币哲学》中，西美尔具体分析了货币经济中分工、交换、生产、消费机制如何影响现代“拜金”人格的形成，正是因为城市已经被这种非人化的关系所统治，所以现代都市人便产生消极逃避的心理状态，顺应、倦怠和逃避成了都市人生活的主要方式，进而他又对“主观文化”和“客观文化”加以区分，主观文化是存在于个体身上固有的美好品德和良好的习性，就其实质来说是每个人最本真的东西，“我把文化理解成一种对灵魂的改进”(22)，而称之为客观文化的东西，则是超越了个体的，主要表现为两类：一类是人创造的物质产品即物质文化；一类是人创造的精神产品，表现为艺术、科学、法律、宗教、习俗等“客观化精神”或“物化精神”，它们是“已有的文化活动及其未来规范的客观化结果”(23)，货币带来的外在世界的极大繁荣与个体灵魂的空虚形成了极大的对比，这就导致了主观文化大大落后于客观文化的结果，使得人的生存变得索然无味，所以西美尔对都市文化心理的分析基本上是悲观的，但是这并非他理论的最终指向，正是“货币”充斥了整个社会领域，这就要求人应该与这种现实保持一种“距离”，其具体方式是“分隔”和“对象化”。所谓“分隔”就是人们把自己的生活划分为若干离散的部分；所谓“对象化”就是通过把个人作为一个集体概念(例如职业)来对待而对事件和人们做出反应，这样城市以及城市学便自然形成了，可以说这是一种理想化的选择，但这里面仍然存在一种危险即“由‘对象化’和‘分隔’所带来的一个问题是个人不再成为一个完整的人”(24)。
受其影响，芝加哥学派这一20世纪20年代诞生的理论流派在理论上也相当关注人的生存状态问题，广泛运用实证主义方法，同时以一种整体性的眼光来看待城市。以帕克和沃斯这对师徒为代表，基本上都主张“城市是一个有机体，它是生态、经济和文化三种基本过程的综合产物，是文明人类的自然生息地”(25)，从这种整体角度出发，帕克努力构建一种城市生态学，旨在使现代社会的结构失衡性、涣散性得到弥合，重新恢复由于社会不断运动而造成的结构性失调，进而达到一种新的平衡以便维持人与自然、社会的正常关系，而其理论视角又是集中在城市中的具体现象上，比如移民集居区和隔绝地区、职业阶级与职业类型、新闻和社会团体的流动性、股票交易与暴民，等等。总之，帕克是一种整体性的眼光来看待城市问题的，而这种整体性的最高灵魂则是对人的关注，在这一点上他是同西美尔相似的，他对城市的看法也是从人性的角度出发的，认为城市本质上是一种心理状态的产物，这一点在《魔力·心理与城市生活》中表现尤为突出，帕克以一种近似于人类学实证的方式通过对原始部落和现代城市的考察，总结出魔力(即原始人的心理)与心理是构成一个城市的关键，这仿佛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中关于国家、民族形成论述的初级版本。正是由于帕克对城市本质有如此看法，导致了他对城市中人的现存状态多少是带有批判性的，甚至认为传统的家族关系已经被赤裸裸的物质关系所代替，人与人之间较多地体现为一种相互竞争关系。在这一点上从西美尔到帕克再到沃斯几乎是一脉相承的，对于帕克的学生沃斯来说，则更大程度上表现出与西美尔理论的联系，其代表性论文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性》(26)。叶中强在《从现象到现场：都市文化的社会生态研究》中对沃斯的介绍是较为充分的，他认为与西美尔以规模、分工与货币经济为核心的城市社会学理论相似，沃斯的社会学理论核心是规模、密度与异质性，其中城市是以这三个要素为外在标志的，但这些要素又是双刃剑，城市规模的增大、人口密度的增长同时带来了人们生存空间的压抑、交流的困境，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关系进一步加强，另外由于异质性的存在使得人们的群体认同产生了危机，从而导致个性被瓦解、心理疾病相应增加(27)。所以沃斯与西美尔一样都想剔除现代城市中的反面因素，从纯粹没有压抑的城市概念出发来建构他们的城市生态学。
通过以上介绍可以看出，从西美尔到沃斯对城市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对城市作为整体性存在的看法；二是对现实城市中人的压抑性状态的认识。其实这两点分别吸收了涂尔干和马克思·韦伯的相关理论，两人对社会学的研究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和《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采取的是一种实证主义方法对“社会事实”进行考察，这在一定程度影响了芝加哥学派对社会分工的认识和考察社会问题的方法。至于韦伯的影响则更明显一些，他与涂尔干不同，采用个体理解的方式来考察城市问题，认为现实世界是一种“铁笼”式的存在，是目的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全面压制，现代人(当然包括都市人)处在一种不健全的生存模式中。韦伯与西美尔作为同时代人，他们的理论相互影响，对人处境的理解也如出一辙，这是不足为奇的，但明眼人都会看出其实这些仍然属于马克思的“异化”范围，只不过在韦伯、西美尔以及芝加哥学派理论家这里得以具体化的展开而已。
那么，现在回到本节开始的问题，正是因为西美尔及芝加哥学派的融生态、经济、文化为一体的整体化城市观以及对城市人生存状态(尤其是心理状态)的关注才使得国内学者广泛征引之，其实如果将他们的理论加以系统化的整理和改造，从而建立以此为基础的都市文化学是很有意义的理论创造。
相比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模式和西方城市学理论模式的系统性，都市文化研究的后现代模式则显得缺乏条理，它被运用的机会更少而且较为隐蔽。但细究起来还是可以发现某些规律性的，在众多的后现代理论家之中，福柯、列斐伏尔、本雅明、詹姆逊等人的理论为研究者提供了洞悉都市现象的钥匙(28)。尽管研究者关注的问题各异，所征引的理论家也有所不同，但是他们运用理论的侧重点都可以概括为一点，就是对上述理论家空间理论的运用。进而可以说西方空间理论是当下都市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但是仍然存在一个悖论，相比于马克思以及芝加哥学派，后现代理论家的理论是与当下现实结合最紧密也是最深刻的，但在实际的理论借鉴过程中人们却很少从都市文化和都市现象角度来切入，所以这种模式在当下的研究中还是十分尴尬的。
对于空间问题的探讨，早在马克思、涂尔干等人的理论中就曾出现过，但直到福柯和列斐伏尔才将空间问题与现代都市联系在一起，而两人都是从空间的政治性这一角度切入的。福柯对于空间问题的直接论述主要出现在下述讲稿和访谈录中：《不同空间的正文和上下文》(1967)、《关于地理学的若干问题》(1976)和《空间、知识、权力》(1982)。福柯的空间概念是与知识、权利概念相联系的，通过监狱、精神病院这些独特的空间形式，考察权利与空间的同构关系，在他这里现代社会一种隐藏的权利管理和统治形式被彰显出来。比如他对监狱的看法，“一个宏大的监狱体系设计出来了，它的各种级别将严格地与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的各种级别相吻合。……被一种庞大的、封闭的、复杂的等级结构所取代，而这种结构则被整合进国家机器之中。一种全然不同的实体，一种全然不同的权力物理学，一种全然不同的干预人体的方式出现了”(29)。在这里监狱只不过是福柯所谈问题的一个极端性例证，在他看来空间的边界就是规范的边界，就是权利的边界。同时，福柯也认为知识本身也具有空间属性，知识的领域性、科层性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空间模式，不同文化的碰撞其实就是不断重构知识空间进而重塑权利话语的过程。这一点对当下国内大都市中城乡、古今、中外文化的异质性共存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我们可以通过福柯的空间、知识、权利三者关系的论述，透析当下都市空间建构的实际，在塑造城市空间的过程中尽量减少等级性权利话语的过分干预，使城市空间建设更为开放，从而使城市文化更加健康和多元。
可以说福柯侧重于研究空间与身体、空间与权力、空间与知识的关系，把身体看成是空间的“约束与规训”的产物，偏重于个体层面，而列斐伏尔由于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则更侧重社会、历史层面的分析，并将福柯对空间与权利关系研究进一步加以深化，列斐伏尔在1974年《空间的生产》中赋予了空间一种非物质化含义，空间取代了原来的阶级、等级、贫富的划分，成为现代都市新的划分工具，在这个意义上空间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和工具性，但是却以一种相对隐蔽的形式偷换了人们熟知的阶级概念。空间再也不是纯物理学的概念，而成了一种社会学概念，这样空间就与资本、自由等概念联系在了一起，其实，空间的根本性质就是资本性。进一步，城市本身就是一种空间形式，是被生产物同时又不断产生着新的生产力，成为新的空间形式(阶级形式)的生产者，并且这种生产是与日常生活紧紧相连而潜在存在的。“对列斐伏尔来说，城市问题作为意识形态和制度、作为全球趋势的城市主义是世界性的事实。城市革命是全球性的现象。”(30)正是基于列斐伏尔对城市空间政治性的分析，决定了他会以一种“乌托邦”的态度来看待理想的城市空间，所以他其实是反对盲目的城市建设和空间划分而带来的人性异化的，“应当牢记，城市没有比城市规划和‘城市性’更坏的敌人，它们是资本主义和国家操纵支离的城市现实和控制空间的战略工具”(31)。
这种空间政治的不断扩展带来的是一种全球化的趋势，随着交流的频繁和交流方式的多样化，空间的性质逐渐表现为趋同化，在这种背景下纽约、东京、巴黎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势必会成为模板都市，这也预示了未来世界的城市会失去个性，因此，如何在高度趋同化的都市文化进程中保持城市空间的独立性，以使真正的都市文化甚至是民族国家得以确立，也许这是列斐伏尔理论对中国当下的都市空间建设的借鉴意义之所在。
如果说福柯和列斐伏尔关注的是都市空间本性的活，那么本雅明和詹姆逊则更关注现代性空间场域下人的处境问题。他认为后现代都市生活已经消失了传统社会的光辉，本雅明的理论起点是古代艺术与现代艺术的对比，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他认为现代艺术已经失去了传统艺术之“光晕”。然而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源是什么呢？本雅明说是技术以及由之引起的工具理性，但是这些都可以用空间性质的变化来加以解释，越来越趋同化的城市空间中，温柔闲适已经被现代空间高度复制性的“震惊”所取代，在《发达资本主义的抒情诗人》(1973年)中本雅明以巴黎为蓝本谈得很具体，“爱伦·坡写道：‘住在大城市中心的居民已经退化到野蛮状态中去了——就是说，他们都是孤零零的。那种由于生存需要而保存着的依赖他人的感觉逐渐被社会机器主义磨平了’。这种机器主义的每一点进展都排除掉某种行为和‘情感的方式’。安逸把人们隔离开来，而在另一方面，它又使醉心于这种安逸的人们进一步机器化”(32)，这样人们只能以都市漫游者(或译为游手好闲者)的身份来回忆都市曾经的美好，都市漫游者与都市始终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相比于大众他们是有清醒认识的人，但他们自身也参与了都市空间的生产，也是都市危机的缔造者，他们与大众的不同是始终能以一种漫游的姿态脱离都市空间的限制，从而感知一定的真理。相比处在异化状态的大众来说，他们是人群中的少数，其实在本雅明那里他们就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本雅明自己就是其中之一。这就决定了本雅明的理论指向其实是对都市空间不合理性的批判以及对“人的解放”的深深关切。
相比于本雅明对空间与人处境关系的论述，詹姆逊则看得更为深入，在他那里与人相关的一切都被空间化了。作为一个彻底的后现代主义者，詹姆逊首先将历史分为古典或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跨国或晚期资本主义，并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主导空间模式是后现代式空间，这种空间观最大限度地颠覆了传统的空间意识和空间概念，甚至在他这里时间已经空间化了，“后现代主义现象的最终的、最一般的特征，那就是，仿佛把一切都彻底空间化了，把思维、存在的经验和文化的产品都空间化了”(33)，在这种空间普遍化彰显的过程中，现代社会的异化感已不复存在，因为异化感觉的形成源于主体的理性认识，而在后现代背景下现实成了偶然性、碎片性存在，人的感受也成了麻木的，时间概念对主体开始不重要了，历史感被平面化的共时感所代替，因此整个社会变成了空间性的，与历史、过去断绝了联系，人们能够感知的只有现在。高速建设的城市越来越趋同化，城市的历史、文化等一切属于时间性的东西都被取消了，这样，人与环境的和谐没有了，人曾有的诗意存在没有了。但是，詹姆逊的空间还有另一层含义，就是说虽然从纵向来看后现代空间是取消时间性的，但从横向来看，这种空间有时具有包容性，是各种空间或文化的结合体，举例来说在上海即可以看到中西合璧的海派建筑(如上海新天地)，也可看到英式建筑(如泰晤士小镇)，还可以看到德国式建筑(如嘉定安亭新镇)。对此，詹姆逊是通过对洛杉矶市的鸿运大饭店(Bonavanture)的系统分析来达成的，在这个饭店中新与旧、内与外等各种类型的设施同时并存，给人带来一种全新的空间感受。因此，詹姆逊的空间理论带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我们如何在当下的都市建设中避免高度空间化的问题，是詹姆逊空间理论带给我们的启示。
综上所述，也许是因为这些理论各自为政，带有后现代特有的独立性和碎片化特点，即使同一位理论家也自相矛盾，这是同前两种模式截然不同的。其实，这种引介理论的众声喧哗是正常现象，因为现代都市并非是人们理想的乌托邦，当然存在各种异质文化、异质居民、异质现象的矛盾，正如高小康所说“都市美学不是要制作美化的都市乌托邦，而是要正视和研究都市文化的内在矛盾和非整合性。这种想法听上去似乎是在给都市建设理念出难题找别扭。其实这恰恰是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重要途径”(34)。就现状而言，国内学界运用这些理论还显得不那么得心应手，相信随着都市文化研究的深入，这些理论将会逐渐地被系统研究并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
本文将当下都市文化研究中理论运用情况归纳为上述三种模式，当然它们相互之间可能有所交叉，比如马克思理论模式其实代表了一种最早的西方社会学模式，只不过它关注的中心并非城市本身而已，西方城市社会学的一些理论家如西美尔也可归入后现代模式中等等，但这种交叉可能是任何分类方式都无法避免的。在上述三种模式中，传统马克思主义模式尽管处于当下理论界的主导地位，但这主要是由我国对马克思理论一直以来的接受惯性导致的，并不意味着该模式在学理上具有先进性，事实上与其他两种模式相比，它的理论资源显得相对匮乏(仅限于经典马恩文本)，并且与现实接轨的难度也较大。相比之下，城市社会学和空间理论则显得更有活力，因为这两种资源不但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一贯对人生存状态关注的优点，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与后现代的文化/物质现状具有天然的亲缘关系。然而这并不是说两者就可以不加打磨地运用于当下国内的理论构建，笔者认为，都市文化理论的核心始终是“文化”，因此不妨削减城市社会学理论和空间理论中不适当的社会学因素，以文艺学、美学为基点对它们进行穿越和整合，这样就可避免各自为政的理论建构中出现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状态，当然理论的核心必须是“人”。
注释：
①[英]迈克·费勒斯通：《消费主义与后现代文化》，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②参见[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
③孙逊：《都市文化研究：一门世界性的前沿学科》，《光明日报》2005年9月27日。
④孙逊：《都市文化研究：世界视野与当代意义》，《文学评论》2007年第8期。
⑤刘士林：《都市框架下的社会思潮与学术生产——2007中国城市发展模式转型与都市文化理论创新》，《学术界》2008年第1期。
⑥李友梅：《社会结构中的“白领”及其社会功能——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上海为例》，《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⑦邱国盛：《20世纪北京、上海发展比较研究》，四川大学2003年博士论文。
⑧赵炎秋：《试论都市与都市文学》，《社会科学辑刊》2005年第2期。
⑨艾尤：《都市文明与女性文学关系论析》，《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7期。
⑩刘士林：《都市文化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
(11)John Naisbitt,High Tech High Touch,Nicholas:Brealey Limited,2001.
(12)梁振华：《从“盲点”到“盲从”——当代文学书写中的都市文化书写经验》，《南方论坛》2008年第1期。
(13)徐敏：《都市中的人群：从文学到影像的城市空间与现代性呈现》，《文艺研究》2008年第3期。
(14)李洪华：《都市的“风景线”与“狐步舞”——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公共空间与现代派的文学想象》，《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15)华霄颖：《市民文化与都市想象——王安忆上海书写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
(16)王宏图：《新感觉派的都市叙事：感性欲望的盛宴》，《社会科学》2003年第7期。
(17)李道新：《都市功能的转换与电影生态的变迁——以北京影业为中心的历史、文化研究》，《文艺研究》2008年第3期。
(18)孙逊：《都市文化研究：世界视野与当代意义》，《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在中国，为什么要研究都市文化》，《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19)张鸿声：《都市大众文化与海派文学》，《郑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20)李宁、龚世俊：《论都市文明建构中的文化冲突与整合》，《宁夏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21)[德]西美尔：《货币哲学》，陈戎女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22)[德]西美尔：《时尚的哲学》，费勇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页。
(23)[德]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顾仁明译，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0页。
(24)陈立旭：《都市文化与都市精神》，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38页。
(25)[美]帕克等：《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文集》，宋俊岭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
(26)[美]沃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性》，《美国社会学杂志》1938年第44期。
(27)叶中强：《从现象到现场：都市文化的社会生态研究》，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33-36页。
(28)征引福柯理论进行研究的有张一玮《异质空间与乌托邦——一种都市文化批评的视角》、焦雨虹《消费文化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都市小说》(博士论文)、冒建华《从城市欲望到精神救赎—当代城市小说欲望与审美关系之研究》(博士论文)、曹巧兰《城市审美形象研究》(博士论文)等；征引列斐伏尔理论的如矫伶、孙萍《上海城市空间重构的文化初探》、华霄颖《市民文化与都市想像——王安忆上海书写研究》等；征引本雅明理论的如徐敏《都市中的人群：从文学到影像的城市空间与现代性呈现》、鲍昌宝《复活的城：革命语境下的中国新诗都市话语分析》、曾军《市民化进程与城市文化传承》等；征引詹姆逊理论的如汪民安《大都市与现代生活》、张园《京派小说都市叙事的“他者化”》、吴兴明《浮的空间：20世纪90年代后的中国都市茶楼》、邓玉环《物质性别·城市·精神——当代文学中关于“屋”与“人”的四重文学话语》等。
(29)[法]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30页。
(30)Stuart Elden,Understanding Henri Lefebrve,London and New York:Continuum,2004,p.131.
(31)Michael Peter Smith,Cities in Transformation:Class,Capital and the State,Beverly Hills,California:Sage Publications Inc,1984,pp.204-207.
(32)Walter Benjamin,Charles Baudelaire:ALyric Poet in the Era of High Capitalism,Norfolk:The Thetford Press Ltd.,1983,p.131
(33)[美]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侨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93页。
(34)高小康：《文化冲突时代的都市美学》，《人文杂志》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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