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中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关系论文,国家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前言
目前欧洲大学的衰败状况令人感到惊讶。人们普遍认为，欧洲大学的教育和研究质量远不及美国大学的教育和研究质量。近千年来，欧洲大学一直是全世界教育和研究质量的楷模，但从20世纪初开始，其地位出现了显著的变化，在自然科学（物理、化学和生理学/医学）领域获得的诺贝尔奖数就是最直接的例证。在1921—1930年间，欧洲人获得了23个诺贝尔奖，而美国人只获得了4个；但在1989—1998年间，欧洲人获得了13个诺贝尔奖，美国人却获得了26个——局势完全颠倒了。（注：The World Almanac and Book of Facts 67,1999:666-668.）学生也通过“以脚投票”的方式表现出了对美国大学的青睐：在美国大学就读的欧洲人数量是在欧洲大学就读的美国人数量的2.5倍。（注：Unesco Statistical Yearbook.1996:3-388 to 3-414（Table 3.14）.）此外，美国在高等教育质量方面的优势并不以数量为代价，其适龄人口入学率要远远高于欧洲领先国家适龄人口的入学率。（注：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7:The State in a Changing World 1997:226-7；也可见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World（3d ed.，1997）对各国中学后教育的数学统计。）
美国在高等教育领域处于优势地位的原因之一是，它向高等教育投入了更多的资源。美国高等教育公共支出——不管是占GDP的百分比、绝对支出总数，还是生均经费支出均高于除英国以外的其他所有欧洲国家。[1]此外，在美国高等教育总支出中，私人支出占了很大的比例，这部分支出是欧洲国家私人支出的数倍。将公共支出和私人支出加起来，美国高等教育的总支出在各个方面都高于任何欧洲国家高等教育的总支出。[2]
但是似乎不宜根据投入多寡来解释美国大学和欧洲大学在质量上的差异。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欧洲大学的组织形式。事实上，欧洲大学支出水平低也是由于其组织形式造成的。
国家对大学的垄断是大部分欧洲国家存在的组织问题的核心。意大利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国家教育部单独控制着多数大学。与其他国有工厂、农场、零售店一样，政府直接管理大学会导致科层化、低生产率、不易变动的特权、不必要的标准化以及过度等级化等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出现在欧洲大学中，在意大利的大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奇怪的是，对这个问题很少进行讨论，相应的改革措施就更少了。虽然私有化运动在过去的十年中已经席卷了整个世界，但并没有对欧洲高等教育系统产生什么影响。即使欧洲在高等教育地方分权方面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高等教育应该主要由国家所有、由国家管理并免受竞争压力的观点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大规模的结构调整能够极大地提高大学教育和研究质量。而且，这一提高不会以社会公平为代价，反而能够大幅度地提高公平和效率。
结构调整涉及三个问题：政府对大学的掌控程度、政府对大学的资助程度和大学之间的竞争程度。这三个问题既是相互关联的，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彼此独立的。可能会存在有公共资助但非公共所有的情况，反之亦然；也可能存在有公共资助和公共产权同时还保持了高度竞争的情况。因此在分析大学教育时，清楚地说明这三个问题是很重要的。此外，承认高等教育不同于其他产品和服务也很重要，原因在于高等教育具有“连带性”特征，这使得大学竞争与效率和公平问题之间存在着紧密和复杂的关系。
本文从经济学角度对上述问题加以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改革建议。
二、对大学提供公共资助的根本原因
有人指出，由于大学教育是公共产品，所以应该获得公共资助。但是这个说法缺乏说服力。当然在民主社会中，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能够选举更有能力的领导者、制定更有效的政策，所以其他人能够从发展教育中获益。不过其他人获益的大小是值得怀疑的，事实上大学教育所产生的公共收益远远小于个人收益。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受过更好的教育，有更高的生产率，那么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也会变得更加繁荣，因为个人通常无法完全占有自己所创造的财富。但是投资于实物资本和其他生产资本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因此这不能构成国家资助人力资本开发的特殊原因。此外，即使大学教育普遍存在正外部性，但潜在的雇主为了获得学生的工作能力而展开竞争，使得绝大部分回报事实上被学生个人所占有。综上所述，高等教育主要是一种私人产品。
也经常有人认为，由于高等教育是社会再分配的有效形式，所以应该获得公共资助。但是因为这个论点将再分配限制在特殊产品和服务的消费上，因此也常常遭到反驳。首先，这种资助是无效率的。如果想让一个穷人致富，在他生产力最高的那几年把他送进大学学习并不一定是最好的办法。在很多情况下，给他买辆卡车或开家饮食店，对他的前途来说可能会更好。（注：一般来说，适用于青年的社会再分配方案应该是向他们提供资金，这部分资金既可以用于接受教育，也可以用于受助者选择的其他方面。见Bruce Ackerman and Anne Alstott,The Stakeholder Society（Yale University Press,1999）.）第二，在通常情况下，资助高等教育会加剧两极分化。尤其是在对富人和穷人都实行无差别的学费减免时更是如此，原因在于能够进入大学学习的学生通常来自富有人家，这就使得富人从学费减免中获益更多。目前欧洲绝大多数国家就是这样做的。即使只给那些相对较穷的学生提供受教育资助，从长远来看对再分配也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申请资助的学生通常是那些将来一定会成功的人。而那些由于缺乏学习背景、天赋而无法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将仍然留在原来所处的社会底层，资助高等教育并不能给他们提供任何帮助。
不过，还有一些支持公共资助的论点，其中最有力的论点是市场不完善使得私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难以达到充足水平。用目前的价值术语来说，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年轻人可能会获得远远超过教育成本的长期收益。但是他可能仍然无法接受教育，因为他和他的家庭没有足够的资金，也因为——由于很难以人力资本作抵押获得贷款——没有人会给他足够多的贷款，并给他足够长的还款期限，这就使得他无法获得足够的资源来接受高等教育。
一个相关论点是风险分担。对大学教育的投资不但是非常昂贵的（包括现期投资和机会成本），也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在特殊培训领域尤为如此。在学生的一生中，特殊培训可能会得到很好的补偿，但是也可能根本得不到补偿——例如，由于技术变革使得对特殊技能的最终需求低于预期需求。总的来说，社会从各种学生和各个专业领域中获得平均经济回报，但学生承担的风险却高于社会承担的风险。由此产生了激励问题，使得学生不愿意承担这种风险。因此，缺乏资助可能会导致学生教育消费不足——尤其是在专业化程度很高的教育领域。
三、公共资助与公共供给
即使说政府资助高等教育是适当的，但并不意味着政府拥有和直接管理大学是适当的。政府可以大力支持那些由非政府组织提供的高等教育服务，实际上政府也常常这么做。
在美国，医疗保健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虽然在过去的35年中美国政府负担了越来越多的医疗保健成本，但政府所有和直接管理的医院和其他医疗机构却在大幅度地减少。[3]此外，即使是最大力提倡政府增加医疗保健投入的人，也绝不会建议政府更多地成为医疗保健机构的所有者和管理者。不管政府向私立机构提供资助的体制有什么缺点，总的来说它要优于政府对机构实行直接管理的体制。
政府向非政府机构提供公共资助通常可以采取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供给导向的资助，政府直接给供给机构提供资助——例如提供特殊投入，包括购置设备或只是提供大致的预算资助。但是，如果要使供给导向型资助发挥效用，供给机构就应该是非营利组织，而不是营利性组织。否则，大部分公共资助就可能落在公司所有人的手里，作为原定受益人的消费者反而受益有限。
另一种形式是需求导向的资助，政府向消费者提供资助，并限定消费者只能用来购买相关服务。在高等教育领域，需求导向型资助是很容易实施的，只要提供奖学金或助学贷款即可，学生可以在自己选择的学校里使用消费。不管提供服务的是营利机构还是非营利机构或是政府机构，需求导向型资助都能顺利实施，原因在于机构间为了争取消费者会展开竞争，这就确保了主要的资助收益人是消费者而非供给者。回到前面的例子，美国政府对于医疗保健的资助方式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供给导向（通过直接资助医院）转向了需求导向（通过政府提供的医疗保险），这使得市民不管是从公立医院还是从私立非营利性医院、或是从私立营利性医院都能获得医疗保健资助。受这一因素影响，在目前美国综合性医院中，公立医院所占比例不到25％，大约有60％的医院是私立非营利性医院，其余的为营利性医院。（注：American Hospital Association,Hospital Statistics.）
虽然政府资助和政府供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目前在许多发达国家，公立大学仍然是高等教育的主要供给者。即使在美国，公立大学也承担了四分之三以上的大学教育（注：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详细资料）.）。日本是唯一的例外：虽然日本的精英型大学是公立的，但有80％的日本大学生是在私立（大部分是非营利的）大学学习。
四、公共所有制的根本原因
给定公共资助与公共供给的模式，有一个问题自然会浮现出来，即在高等教育领域实行政府资助或政府供给是否有特殊原因。
资助管理 对私立大学提供公共资助无法进行有效管理，可能是公立大学存在的基本原因。在供给导向型资助中这确实是可能的。即使获得资助的大学是非营利性的，学校仍然很可能会想尽各种办法把资助用在一些政府并不鼓励的活动上面（如忽略学生兴趣，只是为迎合教师兴趣而进行的尖深研究和教学）。如果政府为了防止资助被转移而制定详细的、有严格限制的规章，那么很可能就会造成资助体制缺少灵活性，导致该资助体系的净收益不超过政府直接供给体系的净收益。
需求导向型资助使得资助机构无需再制定严密的服务规章。但是仍然需要精细、有效、诚实的管理机制，以发放资助、追踪学生（及其活动）和（当资助形式是助学贷款时）在一定年限内收回贷款。直到最近，对大多数国家来说要建立这样一套机制都是很困难的——或者说至少比由政府直接控制为数不多的巨型大学更加困难。从另一方面看，目前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管理工作都做得很好，事实上很多国家都建立了教育资助体系，将部分资助以奖学金的形式发放给学生个人。因此，即使管理学校资助和学生奖学金的困难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大学在过去通常由政府直接管理，但这不能成为今天大学应该由政府继续直接管理的合理理由。
供给反应 支持公共产权的一个更深刻的原因是，即使能够有效管理需求导向型资助，但供给体系很可能无法获得足够的“供给反应能力”——即为了满足需求变化要有足够的扩张（或收缩）能力。这个问题在以非营利方式组建的非政府大学中表现得尤其严重。
一般来说，对非营利性组织所提供的服务需求增加时，非营利性组织进入一个行业或扩张其生产能力的速度都非常缓慢，在非营利性大学中尤其如此。一个原因是缺乏扩张的必备资金。从定义上来说，非营利性组织是不能发行股票的，甚至通过银行贷款或债券借贷资金的行为也受到很大的限制。虽然政府提供信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但这又会带来供给导向型资助体系存在的问题，同时也丧失了资本市场监管体系本身的优势。
非营利组织缺乏供给反应能力的另一个原因是激励问题。非营利组织的主办人和管理者无法通过行业进入或扩张来获得经济收益，这就挫伤了他们增加产出的经济动机。在经济动机缺乏的情况下，非营利组织的管理者通常就会追求高质量的服务。因为——尤其是在高等教育中——在校生人数的增加通常会以平均办学质量的降低为代价，所以管理者就更不愿意进行规模扩张。
因此，如果政府认为迅速扩大高等教育的供给非常重要，那么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自己兴办大学，而不是利用资助来鼓励非营利性大学的开办和扩张。这似乎能够最好地解释公立大学为什么在大多数现代化国家中都占据了很大的市场份额。
例如，如表1所示，美国1951年有51％的大学生在公立大学就读，剩下的49％在私立非营利性大学就读。这一比例至少保持了30年。然而，在接下来的25年中，公立的比例从51％飞速提高到76％。这与高等教育入学人数的大幅度增加——超过400％——相一致。此外，1960～1965年是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加最多的时期，同时也是公立高等教育在高等教育中所占份额增长最快的时期。这似乎表明了一个事实，即让美国非营利大学在短短25年内增加四倍、实现充分的进入和扩张是不可能的。
表1 1920～1975年美国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在校生人数
年份 公立大学 百分比（％）私立大学 百分比（％）
1920
315382 53 282498 47
1930
532647 48 568090 52
1940
796531 53 697672 47
1950 1354902 511304119 49
1955 1484000 561177000 44
1960 1832000 571384000 43
1965 3624000 661902000 34
1970 5112000 722024000 28
1975 6838000 762185000 24
Source:Henry Hansmann.The Changing Roles of Public,Private,and Nonprofit Enterprise in Education,Health Care,and Other Human Services.in Victor R.Fuchs,ed..Individual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Child Care,Education,Medical Care,and Long-term Care in America（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245,267 Table 9.2）.
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政府直接兴办大学。如此一来，私立大学的供给反应问题就很好地解释了美国公立大学为何在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同样的解释也适用于欧洲庞大的公立大学系统。最早的欧洲大学——牛津、剑桥、巴黎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好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私立非营利性大学。国家在欧洲高等教育领域展现出巨大作用主要出现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而这正是接受高等教育人口数急剧增加的时期。此外，由于欧洲非营利部门的发展水平更低，所以与美国相比，非营利大学的供给反应问题更为严重。
不过如果兴建公立大学主要是为了满足迅速扩张高等教育的需要，那么一旦公立大学已经建立，就完全没有必要继续由公共部门来控制。私有化应该是一个可行的替代方式，具体方式是通过需求导向型资助体系来支持独立的非营利性大学。
垄断 大家知道很多公立大学的规模都很庞大，因此人们可能会认为规模经济造成了高等教育自然垄断的状况，所以市场力量也能为大学的公共所有制提供一些合理解释。然而事实上，我们有理由相信高等教育领域的规模经济作用是非常有限的。由于每一所大学几乎都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专业化，因此对许多大学来说，几千在校生人数反映了最佳的规模经济。比如说，在美国大约有3300所大学，绝大多数学校的规模比较小，没有证据说明这是过度分化的表现。我们可以来比较一下，根据意大利的人口数推算，它应该有将近800所大学，但实际上意大利目前只有几十所大学。很明显，高等教育并不是自然垄断行业。
按照高等教育规模经济作用不明显的原理，可以预测竞争机制将发挥作用，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原因在于，当市场力量自由发挥作用时，高等教育市场可能会出现高度的质量分割。分割的原因和结果是很复杂的，我们将在下面对此进行仔细探讨。在这里我要说的是，质量分割问题以及由此对有效竞争的阻碍，可能会成为支持大学公共所有制的合理理由。
五、公共所有制和公共垄断
目前，欧洲大学的公共所有制通常意味着公共垄断。这在意大利是非常明显的，其大学系统采取了高度集权的管理方式。但实际上，大学公共所有制与高度竞争并非不相容。实现两者相容最直接的办法是将大学交给地方政府管理，如省政府或市政府，而不是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
美国公立大学就采取了这种分权管理形式，在众多公立大学之中，没有一所是由联邦政府直接控制的。大多数公立大学都由州政府管理，其余的由地方政府管理。美国有50个州，每个州都拥有独立的教育自主权，这使充分竞争成为可能，并且这种可能性已经变成了现实。在学生和教师两个方面，美国公立学校之间、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之间的竞争程度非常高。这一直是美国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保持良好运转的压力。正因为如此，使得在质量顶尖的大学中既有公立大学也有私立大学。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综合排名全美第一——可能也是世界第一——的大学，不是私立的哈佛大学就是公立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上面的论述表明，在高等教育中最重要的因素不是所有制，而是竞争。主要依靠公立大学也能够建立具有高生产率的高等教育体系，只要这些大学之间互相展开竞争（如果再有几个私立大学与之竞争可能会更好）。
这一结论可以在美国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系统中找到进一步的证据。与高等教育不同，美国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质量在世界上不算特别高。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是什么呢？两个系统基本上都是公立的。在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中，公立所占的份额大约是90％；而在高等教育中，公立所占的份额大约是80％。此外，按国际标准来说，两个系统获得的财政资助都是相当高的；两个系统都由州政府或地方政府管理。但是，由于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面对的只是地方小市场，而高等教育却面对全国大市场，因此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阶段的竞争程度低于高等教育阶段的竞争程度。因此可以肯定地说，缺乏竞争是造成美国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水平低的关键因素。
六、私立大学：非营利性与营利性
过去，公立大学的主要替代者是非营利性的私立大学，事实上这种替代形式目前也是非常普遍的。然而，还存在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即营利性大学是否也是公立大学的一种有效替代形式呢？营利性大学对需求导向的资助系统有更好的反应性，可以避免上面提到的非营利大学出现的供给反应性问题。我们是否能从营利性大学较少这一事实中推断出，由于存在着市场失灵，所以使得营利性大学不受消费者欢迎呢？
事实上，私立大学主要以非营利性组织形式出现，这似乎也是由于我们前面讨论过的市场失灵原因造成的——更确切地说，经济困难的学生无力获得私人贷款以支付其教育经费；对于专门化程度高的教育形式来说，没有其他渠道为学生分担较高的投资风险。非营利性大学可以吸引社会捐赠收入，为学生提供经费补贴，从而抵消市场失灵的影响。捐赠来源主要是个人、宗教团体或政府资助。有趣的是，在美国私立大学中最主要的捐赠来自校友。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私立大学对它们的学生实行了隐含的贷款项目或保险计划，允许学生以较低的成本入校学习，如果他们毕业后获得成功，会以捐赠的方式给母校提供物质补偿。[4]
但是，如果非营利性大学仅仅是作为向学生提供资助的手段而存在，那么只要政府采取需求资助方式提供足够的经费资助，建立出资者所有的大学也是可行的，甚至这种大学形式可以取代公立大学形式。
实际上，美国存在着大量的营利性高等教育。在多个学科领域——包括法律，都有很多营利性的中等专业学校，此外还有一批有名的私立初级学院，它们提供了更为普通的教育内容。最近，很多营利性公司开始提供丰富的课程内容，公司可以向学生颁发获得社会认证的学位。其中两个最大的营利性大学——凤凰大学（University of Phoenix）和狄沃里学院（the DeVry Institute）已经开始公开发行股票，两个学校目前的在校生人数分别为60000和48000。[5]营利性大学的一个特征是在数量和规模上急速扩张，从这一点可以推测，营利性大学可能最终会在美国高等教育市场上占据相当大的份额。
营利性大学的发展经验并非只限于美国。例如，菲律宾——30年前就与当时的比利时、法国一样，有相同比例的学生能够进入大学学习——长期以来一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营利性大学。此外，澳大利亚近几年也一直在试行投资者出资的大学。[6]
营利性大学的发展经验表明，采取投资者所有制的大学至少符合高等教育的基本形式。但是仍然存在一个疑问，即营利性大学是否有能力像更好的公立大学或非营利性大学一样提供完备的通识教育。在其他服务领域，非营利性机构显然扮演着一种保护消费者的角色，它们没有动机在某些对消费者来说难以鉴别但却非常重要的细节上降低服务质量。[7]高等教育也可以算作是这样的一种服务，理性的消费者不会信任营利性机构所提供的产品质量。一种可能的担心是营利性大学会过多地吸引未成熟的年轻学生，而且相对于教育他们而言，取悦于他们更有利可图。
采用推理方式给这个问题下一个结论是困难的，只有从营利性大学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才能找到答案。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营利性大学的教育质量与许多公立大学或非营利性大学的教育质量有很大的可比性。教育机构在发展过程中建立起一定的声誉，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真正的质量水平会变得尽人皆知。因此，任何学校想要在教育质量方面长期欺骗愚弄客户都似乎是不可能的。形成这种结果的其中一个原因在于认证组织作用的发挥——例如遍布全美各地的地方性协会，能够对学校的质量作出独立的判断。更为重要的是，商业出版物所提供的详细比较。在美国，商业出版物通过各种形式的入学指南手册和杂志（例如著名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对于美国大学在各个不同学科中的排名）对大学进行详细的比较。
此外，医疗保健也提供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直到25年前，全美几乎所有的大型私立医院都是非营利性的——虽然也一直存在着一些医生所有的小型营利性医院和诊所。然而，随着1965年联邦政府以需求为导向的大型资助项目的开展，很快出现了一批全国连锁的综合医院，这些医院都为公开上市的商业机构所有。这些医院在建立初始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是今天有关营利性医院的争论已经大大减少了，这些医院被广泛地接受，尚没有证据表明它们提供的医疗服务的质量低于非营利性医院的服务质量。营利性连锁医院甚至开始开办一些附属于著名大学的教学医院。对消费者来说，判断医疗服务质量可能比判断大学教育质量更为困难，因此营利性医院的成功经验表明，消费者信息不足不可能成为营利性大学成功的严重障碍。
然而仍然存在其他形式的市场失灵，给私立大学尤其是营利性大学的发展带来困难。而造成这种困难的原因就在于，高等教育具有一个区别于其他绝大多数产品的重要特征：连带性。
七、作为连带产品的教育
连带产品的本质特征是当消费者考虑选择哪个生产者时，他关心的不仅仅是公司产品的质量和价格，还有该公司其他消费者的个人身份特征。在教育领域也是如此。当一个学生在挑选大学时，他关心的不仅仅是——或主要不是——大学的师资、课程、设备，还包括大学的学术倾向、以前所取得的成绩、社会影响力、运动能力、富裕程度以及自己的家庭背景同该校其他学生家庭背景之间的相似性。原因很明显：周围同学的特征会在很多方面给某一个学生带来巨大的影响，包括他的教育质量、社会经验的积累、在以后的生活中可能建立的各种关系（包括婚姻）以及个人和职业声誉。简而言之，在很大程度上，一所大学向它的学生销售的就是他的同学。如果哈佛大学的师资、课程、设备保持不变，但它的学生——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全都是平庸者的话，那么哈佛大学对申请者恐怕就没有很大的吸引力了。
分层 连带产品的市场运作方式不同于其他产品和服务，最重要的是当非营利性机构生产连带产品时，在消费者中会产生一种强烈趋势，即他们根据个人特征在不同的机构之间进行分层。那些最适合成为伙伴的消费者会在一个机构中结成一个群体，另一批适合成为伙伴的消费者会在另外一个机构中结成另外一个群体，依次类推。
层级分化原因在于，一个消费者特有的个性特征——可称之为消费者的“质量”（quality）——是某种连带产品价格的重要组成部分。举例来说，如果有两个消费者想要购买某一公司的产品，他们向公司支付相同的价格，那么公司将会愿意为更高质量的顾客提供服务，因为这将使公司对其他消费者来说更有吸引力。因此，连带产品的生产者倾向于在顾客中精挑细选，仅仅为那些最高质量的客人提供服务。
对非营利性机构来说，这种倾向表现得尤为明显，它们的收费水平受到有效的限制，平均来说，收费标准不超过所提供服务的成本价。为高质量消费者提供服务的成本，通常无异于为低质量消费者提供服务的成本，教育就是如此。假定不同机构收取的费用是相同的，那么消费者将选择加入拥有最高质量消费群的机构。由于消费者不能通过支付更高的价钱来获得优势，那么唯一能向机构提供的就只有自己的能力。这样就出现了聚类：每个人都想进入拥有最高质量消费群的机构，但只有最高质量的消费者才能作为顾客被接受，原因在于他们的加入提高了机构对于其他顾客的吸引力。事实上，最高质量的消费者用他们自身的能力作为支付货币彼此结合在一起。一旦最高质量的消费者在某一机构中群集起来，那么次优质量的消费者将会在第二个机构中群集起来，如此下去，直到所有的消费者都被吸纳入不同等级的机构中为止。（注：对连带产品在一般意义上或在教育领域中的更详细分析、更广泛讨论，见Henry Hansmann,A Theory of Status Organizations,2 Journal of law,Economics,and Organization,1986:119;Henry Hansmann,The Ownership of Enterprise Ch.10（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
这种分层在美国高等教育中表现得非常明显。最高质量的学生往往聚集在少数精英型大学中，次最高质量的学生聚集在次一档次的大学中，依此类推。甚至在精英型大学中，各个学校之间都存在相当明显的分层现象。如果随机抽取一群受过教育的美国人，让他们以自己希望进入哪一所学校接受本科教育为依据，给常春藤盟校（哈佛、普林斯顿、耶鲁等）的8所大学进行排名，那么这些回答之间毫无疑问会存在很高程度的相关性。在研究生教育阶段，分层现象表现得更为突出，尽管对各个大学来说，不同学科获得的排名存在很大的差异。（注：从学生的角度来说，分层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僵化。确实，目前美国的教育体制为学生从一个层次上升到另一个层次提供了相当大的灵活性和弹性，从而使得精英型大学的学生在层次上没有必然的连贯性，即在某个层次上就读于精英型大学的学生在更高一级层次上并不一定仍就读于该精英型大学。我所在的耶鲁大学法学院便是一个例子。在过去十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对美国法学院所进行的排名中，耶鲁一直居于首位，这使得它每年在基本项目方面招收的学生数控制在185人，入学竞争非常激烈。然而耶鲁法学院的学生——所有学生都必须已经完成了4年的大学教育——并不是来自少数精英型本科院校。在过去五年中，耶鲁还从178所不同的大学（164所美国国内大学，14所国外大学）中招收法学专业学生。）
竞争 分层的一个重要结果是抑制了教育机构之间的竞争程度。虽然美国有3000多所大学，但是比起其他拥有相同数量机构的产业来说，高等教育比较缺乏竞争性。对哈佛、耶鲁和斯坦福来说，3000多所大学中几乎没有它们潜在的竞争者，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只要降低收取学费的水平，就能吸引其他大学的人前来就读。
妨碍竞争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很难迅速改变学校学生群体的特征。因为学生通常会在大学中学习几年的时间，所以在任何一年中最多只能改变部分学生的特征。此外，某个大学的吸引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校友的质量，校友对学校（对所有未来学生）声誉有相当大的影响。但是，由于大学实际上根本无法改变过去几十年或者几百年中毕业生的特征，所以任何一所大学学生群体的一般特征都存在相当大的惯性，从而导致大学对考生的吸引力也存在相当大的惯性。正是由于这种惯性的存在，使得在过去的三个世纪中，尽管美国教育行业有了巨大的发展，出现了数千所新的大学，但本科类大学的排名一直都保持着相当的稳定性。其他任何一个行业也没有如此的稳定性。
大学教师的教学工作也是一种连带产品。物理学家和历史学家通常希望进入这样一种学校，即他们的物理学和历史学同事的水平尽可能地强，此外，在选择进入哪一所大学任教的过程中，教师对于教学和科研方面的考虑，往往比工资或其他经济补偿更为重要。因此，在具有办学自主权的竞争体系中，大学显示出强烈的分层倾向，而分层的标准不仅仅是学生的质量，还包括教师的质量。此外，因为教师喜欢教优秀的学生，学生喜欢有优秀的教师，所以在学生和教师之间也有密切的联系，这使得优秀的教师和优秀的学生聚集在同一所大学中。同时，由于学术任期制的存在，使得在短期内很难改变大学教师的质量。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学教师的这种连带特征进一步削弱了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竞争力。
非营利性 在前面我曾经提过，教育机构的非营利性强化了它们的分层趋势。营利性大学有更强的动机以收取学费而非学生自身的个人品质作为录取标准，原因在于低质量学生为了得到与其他较高质量学生结交的机会，愿意支付高昂的学费，而学校通过接受这部分学生可以提高它的利润水平。
然而，即使在营利性大学中仍然存在着很强的分层动机。[8]分层所产生的市场力量具有特殊性，使得大学更易于采取非营利性组织或政府机构而非营利性组织的形式。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大家想像一下，如果哈佛大学突然变成一所营利性大学而其学生特征仍然保持不变，那么哈佛大学将既有动机又有能力大幅度地提高它的学费水平，这不会对它的招生人数造成任何影响，因为很多学生都愿意付更多的钱到哈佛大学就读。实际上，哈佛大学是一个垄断者：它（几乎）垄断了美国最好的本科生，因此同其他与之竞争的学校相比，哈佛大学就能给它的新生提供更高质量的同学。如果哈佛大学是营利性的，那么它将会收取垄断价格。这种垄断价格将会使哈佛的学生陷入相当难堪的境地，因为学生付出高额垄断价格所获得的东西，居然是他们自身所拥有的优秀品质。
此外，分层不但给顶尖层级的大学带来了市场支配力，也给各个较低层级的大学带来了市场支配力。原因在于，在这样一个地位层级中，一个大学不会面临来自于更高层级大学的竞争威胁。假定排名第一的大学已经录取了所有最好的学生，并且向他们收取垄断学费，那么排名第二的大学就可以自由向其学生——从质量上说，他们是次优的学生——收取尽可能高的学费而不必担心这部分学生会流向排名第一的大学，因为排名第一的大学根本没有兴趣接收他们。更确切地说，真正能影响排名第二大学收费水平的是排名第三大学的收费水平。此外，即使大学将其收费控制在成本范围内，对排名第二的大学来说，仍然存在收取高于成本学费的空间，原因在于它给学生提供了一批更高质量的同学。其他层级的大学可以如此类推下去。因此，在这样一个地位层级中，所有大学都有某种程度的市场支配力。
建立非营利性大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消除大学利用市场支配力提高学费价格的机会和动机。这为私立大学（尤其是精英型大学）通常是非营利性的提供了另外一种解释。
分层是否适当 撇开大学的垄断程度不谈，在大学中高度的学生分层本身可能就是不适当的。例如，假定所有的学生都认为进入一所学生很优秀的大学学习对他们来说是有利的，对那些相对弱的学生来说，他们的获益程度要高于那些非常优秀的学生。也就是说，一所大学中教育背景、学习动机甚至智力等方面都较弱的学生在良好的环境中学习，比优秀的学生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原因在于优秀的学生在任何环境下通常都能迅速地掌握知识。因此，在单个大学中，如果将能力各异的学生组合起来，能够实现教育总效力的最大化。但是，对像教育这样的连带产品来说，动态的竞争往往会导致严格按照学生的资格条件来对学生进行分类，这在供给者是非营利性的时候尤为明显，这样一来会妨碍最优组合的实现。当然，如果存在其他办法——如果优秀学生跟其他优秀学生在一起能获得最大收益——那么由非规则竞争导致的分类就是好的。在这里存在的问题是，我们既无法轻易知道什么是最优的组合，也无法知道在高等教育中存在太多的层级分化。
分层所产生的另一个潜在问题是两极分化。即使大学生的高度层级分化可以最大化高等教育的平均效率，但是它却可能大大加剧社会不平等。对那些智力出众、有很强的成就动机、组织纪律性好的学生来说，不管他们在哪个大学接受教育，都可能会进入现代社会的上层领域。如果这些方面最强的学生都聚集在相同的大学里，那么不但可以增加他们在未来获得成功的可能性，而且会形成一个拥有很强社会联系的精英集团。无论效果是好是坏，这些精英大学将会在社会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高度分层——以及由分层带来的效率和两极分化问题——在非营利性大学体系出现的可能性和在营利性大学体系中出现的可能性是一样的（确切地说，在非营利性大学体系中出现的可能性更大），加上高等教育的连带特征以及分层所带来的社会后果，都为支持公立大学而不是私立大学提供了潜在的论据。当然，从原则上讲，过度的分层也可能同样会出现在公立大学中。但是，民主政治强烈地偏向于提供相同的服务，这种偏向也明显出现在教育领域。因此，公立大学——尤其是国家直属大学——通常不会出现过度分层，但法国教育系统是个例外。
消除过度分层是一个国家中央机构控制管理公立大学的合理原因吗？答案是否定的。虽然在过去，大学生分层往往主要是根据他们的社会地位进行的，但是在现代社会中，精英化日益成为分层的标准，从而导致学生主要根据他们的智力、兴趣、志向聚集在一起。形成这种状况的一个原因是现代科技的出现，它使掌握现代技术能力的学生有可能胜过那些有社会联系的学生。另一个原因是，公共或私人奖学金以及学生助学贷款等需求资助体系的建立，大大降低了家庭经济财富在接受高等教育过程中的重要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社会分层可能是相对有益的。当然正如前面所说，即使是纯粹的精英化分层也可能会出现某些无效率和不公平的分化。但是，与目前欧洲实行的国家管理大学体系带来的无效率和不公平相比，这种由竞争带来的无效率和不公平仍然要好一些。
八、研究
到目前为止，我们主要是从大学提供的教育展开讨论的。但是现代大学也是重要的从事研究的主体。私有化和竞争能否像在教育方面一样，也给研究带来同样的前景，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如前所述，教育主要是私人产品，而研究主要是公共产品。因此期望公立大学比私立大学进行更多的研究似乎是合理的。但是，事实却刚好相反。美国大学的研究能力处于世界前列，而私立大学的表现尤其突出。
与教育相同，适应性和竞争性似乎也是促进研究有效实施的关键因素。假定研究是公共产品，那么公共资助就应该是重要的。但是跟教育一样，公共资助实际上是为了奖励优异成绩、鼓励竞争。在美国，大多数基础科学的研究基金都是联邦政府以竞争性研究资助的方式提供给研究者个人或研究团队的，决定受资助人选的不是政府官员，而是由现今有名的研究者组成的评审委员会。在这种体系之下，参与竞争的独立大学和个体研究者越多，这个体系就运转得越好。反之，参与竞争的大学数量越少，它们之间的联系就越紧密，也就越有可能根据某些人的偏好而不是根据申请者的实际水平来发放研究资助。
九、改革的可能性
下面我们来谈谈在像意大利这样的国家，应该采取什么实际措施来提高高等教育系统的效率和公平。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得知，改革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建立一个大学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所有的大学都是彼此独立的，可以自由地进行创新和竞争。
权力下放到大学 实现这个目标最直接的手段是实现权力下放，让大学从国家管理中解脱出来。目前，意大利正在实施在国家控制范围内给予单个大学更多办学自主权的改革，这是权力下放的第一步，虽然是相当有限的一步。只要中央部门对多数大学拥有最终决定权，就可能会严重抑制这些大学之间的竞争。赋予现有大学真正的独立性，情况会变得好起来。
一个办法是让地方政府在它们的权限内全权管理现有大学，这样可以用多个分权的地方大学系统代替统一的全国大学系统。另一个办法——与第一个办法是一致的——是把现有的一些大学改组成具有非政府特征的非营利性大学，学校的最终决定权属于独立的董事会。虽然董事会成员可以由各级政府指派，但政府无权撤消董事会，董事会也不受政府的直接控制（虽然各系教师——例如物理、历史或法律——在决定本系人员雇用或晋升中可能有比较重要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应该给大学教师控制学校的权力）。
鼓励新大学的进入 另一个关键措施是鼓励新大学的产生和发展。实现这个目的的一个办法是消除现存的进入壁垒，包括获得办学特许状、资格认证、进行投资等各方面的障碍。另一个办法是对进入新办大学私人经费的税收减免和对新办大学的税收减免。
建立需求导向的资助体系 不管大学的所有制结构如何——即使目前的中央集权大学体系仍然存在——通过将公共基金从供给导向型资助转变成需求导向型资助，就可以获得很大的收益。资助主要采取奖学金形式，颁发给在大学学习的学生个人，不论他是选择在公立大学学习还是选择在私立大学学习。为了实现效率和公平，奖学金也应该根据学生个人及其家庭的财产状况进行调节，因此那些支付能力最低的学生应该优先获得资助。为了鼓励学生好好利用受教育机会，防止不努力学习，虚度时光，应该要求所有的学生及其家庭至少承担部分教育成本，或者是现在支付或者是将来支付（例如给他们提供助学贷款而不是助学金）。
在欧盟成员国间鼓励竞争 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壁垒不断减少，这使得高等教育有可能像其他产品和服务一样，拥有一个更广阔、更有竞争性的市场。为了实现这个可能性，必须允许学生和教师在对本国大学提供的教育机会感到不满时，可以自由流向另一个国家的大学，同时每一个国家的大学都可以从邻近国家自由招收学生和教师。这意味着学生可以把奖学金和助学贷款带到其他国家的大学中。这也意味着大学可以向对待本国学生一样，向外国学生收取一定的学费（因此它们有动机招收外国学生），向本国教师和外国教师支付报酬。为了实现有效竞争，欧盟应该避免过分管制大学，例如制订课程或其他标准，同时也要避免直接管理大学（这将涉及到教育行业在更高水平上的社会化问题）。
消除不必要的规章 更一般地讲，在国家和欧盟两个层面上，应该基本消除有关高等教育内容、组织、财政方面的规章。虽然很难突破教育标准化的倾向，但是也难以找到原则性很强的例子来对高等教育的形式和内容实现标准化管理。美国的经验表明，学生的需求和兴趣是多样的，而且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满足这些需求和兴趣的有效途径同样也是多样和变化的。因此，科层化标准的设置不但不会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反而会起到严重的阻碍作用。如果一般标准真能在协调和沟通上起作用，那么这些标准很可能是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自发地发展起来的。（注：在这一点上目前有所发展，比如效仿《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等美国出版物，德国的《明镜周刊》也已经开始对欧洲大学加以排名。Uni-Test Europa,Der Spiecel 95（# 19,May 4,1998）.）
十、结论
如果要让欧洲经济在科技飞速进步的时代仍然具有活力，如果欧洲人民要参与这个智力开发的时代并且从中获益，那么就必须认真对欧洲大学加以改革。仅仅在现有体系中注入资金是远远不够的，以增强竞争为重点的结构调整似乎是唯一可行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