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平城时代平城地区墓葬文化的来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墓葬论文,北魏论文,来源论文,地区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78.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1)06－0026－09
北魏平城时代(398—494年)的平城地区，是指都城平城的京畿所在，其范围可依《魏书·食货志》之记载：“天兴初，制定京邑，东至代郡，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为畿内之田。”[1](卷110食货志，p.2850)其时，代郡治所在今河北蔚县，善无在今山西右玉县东南，阴馆在今山西朔县东南，参合在今内蒙古凉城县西南，是一片不甚狭小的地区[2](p.525)。北魏建都平城后，逐步统一了北方，随着各地区移民的迁入，平城地区显示出多种文化因素集聚的现象。全面认识这些文化因素的来源及其组成、作用和相互影响，有助于深刻理解北魏平城时代晚期墓葬文化向“晋制”复归的历史现象和洛阳时代(494—534年)墓葬文化产生的动因。
目前所见平城时代平城地区的墓葬资料，包括大同市太和十四年(490年)启用的太皇太后冯氏永固陵、太和十五年(491年)规建的孝文帝虚宫“万年堂”[3]、太和八年(484年)司马金龙夫妇墓[4]、南郊电焊器材厂北魏墓群[5]、齐家坡北魏墓[6]、金属镁厂北魏墓群[7]、智家堡北魏石椁壁画墓[8]、智家堡北魏棺板画墓[9]、雁北师院北魏墓群[10](其中M5即是太和元年宋绍祖墓[11])、七里村北魏墓群[12]、迎宾大道北魏墓群[13]、太延元年(435年)沙岭北魏壁画墓[14]、和平二年(461年)梁拔胡墓[15](pp.106～111)、田村北魏墓[16]、大同县湖东北魏一号墓[17]、国营粮食原种场北魏墓群[18]、怀仁县七里寨村丹扬王墓[19]、阳高县下深井北魏墓[20]等。以下从墓葬形制、随葬器物、墓葬图像三个方面，具体分析平城地区墓葬文化的来源情况。
一、墓葬形制的文化来源
平城时代平城地区墓葬的形制可分为四型(参见图一)。
图一 平城地区墓葬形制
A型 竖穴土坑墓。依墓室平面形状不同，可分为二亚型。
Aa型 墓室平面呈长梯形。如电焊器材厂M235(图一：1)[5](pp.25～26)。
Ab型 墓室平面呈长方形。如电焊器材厂M149(图一：2)[5](pp.18～22)。
B型 竖井墓道土洞墓。依墓室平面形状不同，可分为四亚型。
Ba型 墓室平面呈纵长梯形，墓道基本居中。如电焊器材厂M46(图一：3)[5](pp.41～43)。
Bb型 墓室平面呈纵长方形，墓道基本居中。如电焊器材厂M230(图一：4)[5](pp.122～124)。
Bc型 横穴墓室，墓室平面呈长方形。如电焊器材厂M157(图一：5)[5](pp.128～131)。
Bd型 刀形墓，墓室平面呈纵长梯形。如电焊器材厂M7(图一：6)[5](pp.29～30)。
C型 长斜坡墓道土洞墓。依墓室平面形状不同，可分为五亚型。
Ca型 墓室平面呈纵长梯形，墓道基本居中。如智家堡北魏棺板画墓(图一：7)。
Cb型 墓室平面呈纵长方形，墓道基本居中。如电焊器材厂M77(图一：8)[5](pp.342～344)。
Cc型 墓室平面呈横长方形，墓道基本居中。如迎宾大道天安元年(466年)叱干渴侯墓(图一：9)。
Cd型 墓室平面呈方形或近方形，墓道基本居中。如电焊器材厂M128(图一：10)[5](pp.351～355)。
Ce型 刀形墓，墓室平面呈纵长梯形。如雁北师院北魏墓M18(图一：11)[10](pp.14～16)。
D型 长斜坡墓道砖室墓。依墓室个数和平面形状不同，可分为三式。
Ⅰ式 弧长方形单室墓。如太延元年(435年)沙岭北魏壁画墓(图一：12)。
Ⅱ式 弧方形单室墓。依有无侧室，可分为两亚式。
Ⅱa式 无侧室。如下深井北魏墓M1(图一：13)、宋绍祖墓(图一：14)。
Ⅱb式 有侧室。如雁北师院北魏墓M52(图一：15)[10](pp.27～39)。
Ⅲ式 前后双室墓。依有无侧室，可分为两亚式。
Ⅲa式 无侧室。如湖东北魏一号墓(图一：16)、永固陵(图一：17)。
Ⅲb式 有侧室。如司马金龙夫妇墓(图一：18)，前室有一侧室；怀仁丹扬王墓，前室有两侧室。
以上四型墓葬俱是汉晋时期已经出现的墓葬类型。拓跋鲜卑传统使用的墓葬是A型，两亚型均见于扎赉诺尔墓地[21](pp.369～383)。B、C、D型墓葬，则是拓跋鲜卑进展到长城沿线地带后，逐渐吸纳进来的。它们与A型相比，有两处关键性的变化：一是墓道做法的引入，即增设竖井墓道或长斜坡墓道；二是砖砌墓室的引入。墓道和砖室墓都是中原汉式墓葬的特点，但对于拓跋鲜卑主导下的平城地区墓葬文化来说，它们的引入是有其特定的契机和来源地区的。
B型竖井墓道土洞墓和C型长斜坡墓道土洞墓在平城地区是相当流行的。根据对大同电焊器材厂北魏墓群的统计，总计167座墓葬中，B型有51座，C型有98座，分别占30.5％和58.7％。B型墓葬中，Bc型是很少见的，主要是Ba、Bb、Bd这三个亚型；而这三个亚型从墓室形状来说，是与C型墓葬中的Ca、Cb、Ce三个亚型相互对应的，C型的另外两亚型Cc、Cd型数量都不多。这使得我们认为，墓室平面呈纵长梯形、墓室平面呈纵长方形、刀形墓三种形制在B型、C型这两种流行的墓型中，是一种比较稳定的组合。如果平城地区之外，其他地区也存在着具有并存或前后继承关系的相同组合，那么两者之间似应有渊源关系。而河西魏晋十六国墓葬中，恰可以看到这样的组合，如敦煌祁家湾墓地中，M309的墓室平面呈纵长梯形，M213的墓室平面呈纵长方形，M350、M206为刀形墓等[22](pp.48～50)。
斜坡墓道砖室墓在汉代大同附近地区已经出现①，但在魏晋时期中断，在北魏早期再次出现，不是简单地对本地旧传统的恢复，而是有着新的诱因。D型长斜坡墓道砖室墓中，目前年代明确的较早墓葬是太延元年(435年)沙岭北魏壁画墓。这个时期正是在道武帝、太武帝东征西伐之下，北方接近完成统一的阶段。397年，北魏道武帝灭后燕，平定关东地区。424年，太武帝拓跋焘即位后，戎车屡动，频频征讨；431年尽灭大夏国，占领关陇地区；436年灭北燕，占领辽西地区；439年灭北凉，占领河西地区。这些被征服地区都有大批官民被迁徙到平城附近居住，平城地区恰在此时再现长斜坡墓道砖室墓，或是受到这些移民的影响。从墓葬材质看，后燕占领的关东地区没有发现可识别的该时期墓葬，还无法做出判断；辽西地区的三燕文化墓葬，以梯形土坑竖穴木棺墓为代表的属慕容鲜卑固有的文化因素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尽管前燕时期出现了代表中原汉文化因素的长方形砖室墓、代表辽东汉魏时期文化因素的石板搭盖石室墓、代表夫余文化因素的长方形土坑竖穴木椁墓，但到后燕、北燕时期都不见或少见，而代表辽西传统文化因素的石椁墓成为主要形制[23](pp.205～226)；辽东至朝鲜北部的高句丽墓葬，无论是积石墓还是封土墓，其内部构造都是石质墓[24](pp.45～66)。关中地区已发现的30多座十六国墓葬均为带斜坡墓道的土洞墓[25](pp.134～146)，宁夏固原一带的十六国墓也是如此②；唯河西魏晋十六国墓葬，砖室墓是其传统，连绵不绝，酒泉丁家闸M5就是一座魏晋[26]或十六国时期的长斜坡墓道、前后双砖室的大型壁画墓[27](pp.1～4、p.11)。这样看来，平城地区砖室墓的出现与河西移民的到来更有直接关系。沙岭北魏壁画墓的墓主人是破多罗太夫人，他们一家虽出自赫连夏，但迁到平城后，就借鉴了河西传来的砖室墓文化因素。
二、随葬器物的文化来源
随葬器物主要包括陶器、陶俑与模型明器、外来文化物品等(参见图二)。
图二 平城地区陶器类型与相关比较
1.陶器
根据《大同南郊北魏墓群》总结的陶器型式演变图[5](图一六三，pp.472～473)，可看到平城地区出土陶器至少可分为平沿壶、盘口壶、平沿罐、盘口罐、矮领罐、侈口罐等。
平沿罐 如电焊器材厂M181：3(图二：1)[5](pp.281～282)、M22：8(图二：2)[5](pp.154～155)。
盘口罐 依腹部差异，可分为两型。
A型 纵长腹。如电焊器材厂M191：1(图二：3)[5](pp.285～286)、M56：1(图二：4)[5](pp.54～56)。
B型 横长腹。如电焊器材厂M136：3(图二：5)[5](pp.263～265)、M13：3(图二：6)[5](p.136)。
侈口罐 如电焊器材厂M212：3(图二：7)[5](p.111)、M185：8(图二：8)[5](p.87)。
矮领罐 如电焊器材厂M108：3(图二：9)[5](pp.234～236)、M92：3(图二：10)[5](pp.202～204)、M134：3(图二：11)[5](pp.260～261)。
平沿壶 如电焊器材厂M45：1(图二：12)[5](pp.172～173)、M134：4(图二：13)、M134：10(图二：14)[5](pp.259～262)。
盘口壶 如电焊器材厂M73：1(图二：15)[5](pp.66～68)、M6：3(图二：16)[5](p.28)。
这些罐、壶的器形大多可追溯到东汉魏晋时期长城沿线的有关墓葬。平沿罐的平沿、粗颈特征与早期慕容鲜卑墓葬中流行的壶近同，如内蒙古科左中旗六家子墓地：98和100(图二：17～18)[28]等。盘口罐的雏形可见于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墓地M15：4(图二：19)、M16：3(图二：21)[29]、山西原平市北贾铺墓地M1：12(图二：20)[30](pp.262～285)等。侈口罐也可在山西右玉县善家堡墓地M2：1、M3：1(图二：22～23)[31]寻见前身。矮领罐的器型是汉代陶器中比较常见的。平沿壶、盘口壶则似器身在像吉林大安渔场墓地：M206：6、M207：1(图二：24～25)出土的那种高领、束颈、溜肩、鼓腹壶[32]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其他器物平沿或盘口的特征而发展出来的面貌比较新颖的器物。
从器表装饰看，主要的纹样有弦纹、戳点纹、水波纹、暗纹和忍冬纹等。弦纹是使用最为普及、文化标记最不明显的纹饰。戳点纹是早期拓跋鲜卑常用的。水波纹和暗纹则是匈奴陶器上的代表性装饰。这几种纹饰在拓跋代国兴起的过程中，逐渐被统一到以拓跋鲜卑为首领的政治体中，进而为平城时代所继承。忍冬纹是一种外来纹样，随着佛教东传于东汉末年进入西域地区，东晋十六国时期开始在汉人居住地区流行，河西、江南都有发现[33]。《大同南郊北魏墓群》墓葬分期的第三段，即约太武帝统一黄河流域(439年)之后至太和初年左右，墓葬陶器上开始个别出现忍冬纹[5](p.472、p.474)，正是在北魏占领河西之后。因此，平城地区的忍冬纹多半也来自河西。
2.陶俑与模型明器
平城地区墓葬陶俑与模型明器的来源是关陇十六国墓。从陕西西安草厂坡十六国墓[34]、咸阳平陵十六国墓M1[25](pp.87～102)、宁夏彭阳新集十六国墓M1[35]的情况看，陶人物俑的组合是甲骑具装俑、步兵俑、文吏俑、男侍俑、女侍俑、鼓吹俑、乐舞俑，陶动物俑的组合是拉车牛、马、猪、狗、鸡，模型明器的组合是碓、井、灶、磨、仓。这三个组合的种类在北魏太和元年的宋绍祖墓，以及年代相近的雁北师院北魏墓M2、M52[10](pp.27～70)中几乎全部得到继承和表现。出现的变化主要是三种情况：一是恢复了西晋墓葬中镇墓兽和镇墓武士那样的组合，较早的例子如西安顶益制面厂XDYM217[36]。该墓出土的鼓吹俑和乐舞俑与平陵十六国墓M1的同类俑十分相似，只不过前者骑马人物俑的服饰已变换为鲜卑装，因而该墓应当是426年北魏从大夏国手中夺取关中后不太久的北魏墓，而平陵十六国墓M1则应是大夏国墓葬。二是在太和年间的平城地区墓葬中新出现了羊、驼、驴俑。羊俑的出现可能与草原放牧习俗有关；驼、驴大概是西域商队最常使用的运输畜力，驮载的多是平城贵族喜爱的外来奢侈品，具有别样的身份象征意义，因而被吸收进俑群组合。三是平城地区太和年间的墓葬中，鼓吹俑、陶仓基本消失。
3.金银器、玻璃器等外来物品
北魏太武帝占领凉州、打通河西走廊后，北魏与西域各国的交往日益扩大。各国朝贡的使节和商团为平城带来了不少西亚、中亚的器物，其中金银器、玻璃器是当时国际贸易中的高档商品。《魏书》记载北魏时期萨珊波斯的使者先后10次来华，其中5次是在定都平城时期。大同南郊电焊器材厂北魏墓群M107、M109中出土的4件萨珊银器和1件萨珊玻璃器正是这种外来文明进入平城的反映③。这些珍宝是从西域进入河西走廊，然后经过秦州路和鄂尔多斯沙漠东南缘边地区流入平城的[37](pp.286～291)。
三、墓葬图像的文化来源
平城地区墓葬图像依其载体可分为四组：第一组墓室壁画或雕刻，见于沙岭北魏壁画墓、梁拔胡墓、怀仁丹扬王墓、永固陵、孝文帝万年堂[38]、迎宾大道M16[39]等墓葬；第二组石葬具壁画或雕刻，见于智家堡石椁壁画墓、宋绍祖墓、司马金龙墓[40]、电焊器材厂M112[5](pp.350～351)、七里村M14、智家堡北砂场石棺床墓[38]、田村北魏墓等墓葬；第三组漆棺画或棺板彩绘，见于智家堡棺板画墓、沙岭北魏壁画墓[41](pp.10～19)、湖东北魏一号墓、电焊器材厂M185[5](pp.84～86)、M229[5](pp.316～318)、M238[5](pp.323～325)和M253[5](pp.332～334)、迎宾大道M90[39]、二电厂M37[39]、大准铁路安留庄M8[39]等墓葬；第四组随葬器物漆画，仅见于司马金龙墓。
归纳起来，平城地区墓葬图像的题材包括家居生活图、出行图、山林狩猎图、武士门吏图、祥瑞图、教化图、装饰纹样等七类，现就其文化来源略做分析。
(1)家居生活图
沙岭壁画墓东壁壁画、漆棺和智家堡石椁壁画墓中的墓主夫妇正身并坐于帐榻图，见于东北地区的三燕墓葬和高句丽墓葬，如辽宁朝阳北庙村1号北燕墓北壁壁画④、409年朝鲜德兴里壁画墓后室北壁壁画[42](p.131)等。尤其是沙岭壁画墓东壁壁画在墓主人周围配备男女侍从、牛车鞍马的构图方式，与德兴里壁画墓如出一辙。三燕和高句丽早期壁画墓的渊源是辽东地区汉魏晋壁画墓[43](p.46)，它们是反映十六国时期东北地区墓葬文化的典型例证。
沙岭壁画墓南壁壁画和智家堡棺板画墓所见室外宴饮图，在帏屋、伎乐舞蹈、食桌、车马等要素上与酒泉丁家闸M5前室西壁壁画相似[27](p.14)；沙岭壁画墓南壁壁画西部所见粮仓、毡帐、室外杀羊和该墓漆棺画上的打场等场景，也来自河西魏晋十六国墓，如敦煌佛爷庙湾西晋M39的粮仓图[44](p.86，图版八～九)，嘉峪关新城西晋M3的毡帐图、M6的宰羊图[45](图版七六：1、六八：2)，酒泉丁家闸M5前室南壁壁画中层的打场图[27](p.13)等。除河西因素外，还有东北三燕文化因素，如沙岭壁画墓南壁的东、西两部分以步障隔断，智家堡棺板画墓的侍扶人物分多排侍立在墓主帏屋旁，这两种构图方式分别见于德兴里壁画墓前室顶部南坡和西壁[42](p.117、p.102)。
湖东北魏一号墓木棺后挡板上的启门图，结合了敦煌佛爷庙湾西晋M133照墙顶部的二门吏[44](p.37)和酒泉丁家闸M5前室北壁壁画下层的坞壁妇人启门(线图中未绘出妇人，彩版中可见)[27](p.15)的因素。宋绍祖墓石椁壁画北壁两位分别抚琴、弹阮的人物，有研究者认为可能受到南朝影响[46](p.213)，与南朝墓葬中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拼镶砖画中的弹琴人物相似，应是当时南朝流行的高士形象[47]。然而这组图像并非孤立存在，在石椁西壁上还绘有三位手持响铃手舞足蹈和两位腾跃舞蹈的男性人物，这两组奏乐、舞蹈人物图像的性质应是相同的，但石椁西壁的图像似难与高士题材相结合。而且，抚琴、弹阮人物图此前已见于北方，如357年朝鲜安岳三号墓后室的东壁壁画[42](p.96)和酒泉丁家闸M5前室西壁壁画中层[27](p.14)；不仅如此，后两墓壁画中，也同时见到了奏乐人物与舞蹈人物的搭配。因此，宋绍祖墓石椁壁画的图像仍然是北方艺术影响的结果。智家堡北砂场石棺床墓，在兽面上方浮雕一对角抵人物，从装束和动作看，与4世纪末5世纪初的吉林集安高句丽舞踊冢后室顶部后坡上的角斗者[42](p.274)相似。
(2)出行图
沙岭壁画墓北壁壁画和智家堡棺板画墓A板左侧画面中的出行图，其构图方式是以墓主人的车驾为中心，外围环绕甲骑具装、轻骑兵和兵士等，近身处是随行侍从、军乐百戏等。出行图在河西和东北壁画墓均有发现，但从构图方式上看，应出自东北，如安岳三号墓后室东侧的回廊东壁壁画[42](p.87)、德兴里壁画墓前室东壁壁画[42](p.122)等。
(3)山林狩猎图
智家堡棺板画墓A板右侧画面和电焊器材厂M229棺板彩绘上的狩猎图，其构图方式是众人骑射，在山林中追逐猎物。这与河西魏晋十六国墓壁画中往往是一人骑射⑤的画面不同，而与朝阳袁台子前燕墓东壁壁画[48]、德兴里壁画墓前室顶部东坡壁画[42](p.122)、舞踊冢后室左侧壁壁画[42](p.275)的群猎相一致。
(4)武士门吏图
沙岭壁画墓有两种武士门吏图：一种是甬道两侧壁上的鱼鳞甲、持盾执刀武士和人面龙身兽的组合，有研究者认为表现的是镇墓武士和镇墓兽[41](pp.33～34)；这种把镇墓武士和镇墓兽画在墓壁上的做法，见于内蒙古乌审旗翁滚梁大夏时期的M6⑥。另一种是墓室西壁入口两侧对称绘制两武士，四周是仿木构建筑的边框，这种构图与安岳三号墓前室西侧室入口的壁画[42](p.79)、5世纪初期[49]集安长川1号墓前室东壁壁画[50]相似。
(5)祥瑞图
沙岭壁画墓甬道顶部绘有伏羲女娲图，这种题材在魏晋十六国时期基本上只在河西地区常见，如嘉峪关新城曹魏甘露二年(257年)M1、西晋M6[45](图一九，p.23)、嘉峪关毛庄子魏晋墓[51]、高台县魏晋墓2003GNM10[52]的棺板上所绘。宋绍祖墓石椁外壁的铺首衔环题材，也来自河西[45](图版一五：1)。智家堡石椁壁画墓中羽人图，做屈腿、腾飞、扬幡状，与德兴里壁画墓前室顶部西坡壁画中部左侧的羽人相同[42](p.111)，不同于敦煌佛爷庙湾西晋M133[44](图一○○：1，p.92)、酒泉丁家闸M5墓前室顶部南坡壁画[27](p.13)中的羽人样式。司马金龙墓石棺床上的人首鸟、迎宾大道M90棺盖上的天河星云图等，也都在德兴里壁画墓前室顶部壁画中见到[42](p.111、p.106、p.117)。兽面、托举力士、云气纹、以四神为代表的奇禽异兽等题材，在河西、东北地区也均有发现。
(6)教化图
列女图所在的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有研究者指出它是东晋文化影响的产物[53]；也有人推断是根据南朝漆画资料，在南朝逃亡贵族指导下，在北朝忠实体现南朝风格的作品[54]；还有人认为是司马金龙之父楚之流亡时随身带的传家物[55](p.575)；或认为可能是原属南朝刘宋的平齐民到平城之后制作的[56](pp.83～90)。总之，该列女图与东晋南朝文化密切相关。
(7)装饰纹样
水波纹虽来自匈奴文化，但到平城时代已经成为拓跋鲜卑的一种传统纹饰。外来纹样除忍冬纹外，还有联珠纹、莲花纹。联珠纹尤其是联珠圈纹是萨珊波斯人喜爱的图案装饰，南北朝时期沿着丝绸之路传入我国[57](p.333)。莲花纹随着佛教的传播，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成为装饰纹样的主流。河西魏晋十六国墓葬中的莲花纹是设置在墓顶的藻井莲花[44](图版一一)，是一种正视态的图案；平城地区的莲花纹，除了正视态的如同宋绍祖墓石椁南壁上那样的仿莲花纹瓦当式样[10](p.93、p.109)外，还有智家堡石椁墓壁画上侧视态的莲蕾和莲花；而侧视态的莲花、莲蕾在舞踊冢[42](p.277)、集安长川1号墓[42](p.285)等墓葬中大量使用。
经过上述爬梳和比较，平城地区墓葬图像的来源趋于明了，来自东北和河西地区的文化因素影响最大。这两个地区在西晋灭亡之后，东西相隔，各表一枝，在继承汉晋文化脉络的基础上，区域性的文化特征得到较好发展。当它们在平城重新汇聚时，呈现出多系统并存、内容纷繁复杂的文化面貌，并以一种缩影形式十分有趣地出现在沙岭北魏壁画墓中。该墓墓主人破多罗太夫人，既不是河西人，又不是东北人，却极大地吸收了两地文化的精髓，令人浮想太武帝时期平城统治者与百姓正以开放的心态面对各地文化的翔集。
四、结语
总结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可知平城地区墓葬文化来源有四：一是早期拓跋文化因素，二是十六国文化因素，三是东晋南朝文化因素，四是西域外来文明。拓跋鲜卑抵达匈奴故地后，来自其他部族或民族的新因素不断增加，影响不断增强，其文化不再是单纯的，从平城时代平城地区墓葬文化中，可以看到早期拓跋文化因素只成为其文化继续发展的很小一部分。东晋南朝文化因素、西域外来文明两个来源，多看到的是舶来品，对平城墓葬文化的发展只能是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最重要的来源显然是十六国文化因素，主要来自河西、东北和关陇地区。
在北魏统一北方的过程中，十六国文化因素大量汇入平城，起初必然导致北魏对十六国传承系统的认同。但当北方统一完成后，北魏就要独立面对东晋南朝，亟待建立起可与南方文化相抗衡、能够争夺正朔的文化系统。而十六国文化集聚所表现出的未经融合的状态，是不能满足这种需求的。汰选、取舍、合并十六国文化因素，使其成为一个统一的架构，便成为平城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重新整合的过程，也是揭示根源的过程。十六国文化的根源是晋制，部分可上溯到汉制，因此，复归晋制成为平城文化的演进方向，以至于太和十五年(491年)孝文帝最终抛弃了自魏初以来对十六国法统的遵从，改为“承晋为水德”[1](卷108《礼志一》，pp.2746～2747)。相应的变化是，在平城地区墓葬中，西晋墓葬文化的特点日益明显起来。在墓葬形制方面，弧方形土洞墓或砖室墓，尤其是单室墓，逐渐成为墓葬的主流；在俑群及相关模型明器方面，继承了西晋中晚期墓葬的三大组合(镇墓兽和武士俑的镇墓组合、牛车鞍马和侍从俑的出行组合、模型明器组合)；在墓葬图像方面，延续着中原魏晋墓葬不做墓壁装饰的做法，墓葬壁画的发展受到限制，太和年间的高等级墓葬基本上都没有壁画。以晋制为重组骨架的同时，部分新的因素也得到发展，如反映拓跋传统因素的平沿壶、盘口壶、平沿罐、盘口罐在生活陶器中占据主流；俑群中，镇墓兽和镇墓武士变为成对出现，新增军事色彩浓厚的武装俑和反映商贸活动的驼俑、驴俑，并成组出现乐舞俑；墓葬图像以葬具为主要载体，等等。总之，在西晋灭亡约一个半世纪后，北魏平城地区墓葬文化又重续“晋制”的基本模式和框架，进而决定了北魏晚期洛阳地区墓葬文化的发展轨迹。
收稿日期：2010-11-16
注释：
①参见平朔考古队“山西朔县秦汉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87年第6期；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广灵北关汉墓发掘简报”，载《文物》2001年第7期。
②彭阳新集北魏墓的年代应属于十六国时期，相关论证见倪润安“北周墓葬俑群研究”，载《考古学报》2005年第1期；韦正“关中十六国墓葬研究的几个问题”，载《考古》2007年第10期。
③参见王银田“萨珊波斯与北魏平城”，载《敦煌研究》2005年第2期；张庆捷、赵曙光、曾昭东“从西域到平城——北魏平城的外来文明艺术”，载《2005年云冈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研究卷》，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143－152页。
④参见朝阳地区博物馆、朝阳县文化馆“辽宁朝阳发现北燕、北魏墓”，载《考古》1985年第10期；陈大为“朝阳县沟门子晋壁画墓”，载《辽海文物学刊》1990年第2期。
⑤参见甘肃省文物队、省博物馆、嘉峪关市文物研究所《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图版七八：3，七九：1－2；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图版四六—五二。
⑥参见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鄂尔多斯博物馆“乌审旗翁滚梁北朝墓葬发掘简报”，载《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480页；张景明“乌审旗翁滚梁墓葬年代问题”，载《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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