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游客与居民视角的遗产地遗产责任量表开发与检验
黎耀奇，王雄志，陈 朋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摘 要］ 保护遗产并使之真实完整地传承下去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但究竟由谁来承担责任，承担什么责任，尚缺乏深入研究。现有遗产责任研究，一方面割裂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联系，仅从单个利益相关者视角进行测量；另一方面注重“为己责任”，忽略了列维纳斯责任观中更为重要的“为他责任”。这些不足导致了现有研究难以解决遗产旅游地多元矛盾及遗产地责任不明晰等难题。因而，该研究开创性地在同一个尺度下对比游客和居民两个利益相关者，同时考虑为己责任和为他责任，编制并检验基于游客和居民视角的遗产地遗产责任量表。研究发现，基于游客和居民视角的遗产责任量表分别包含6个维度（29个指标）和4个维度（28个指标），在维度结构上有相似性，且均包含“为他责任”维度，但也存在差异，主要体现在对他人态度和经济支持维度上。该研究为后续遗产责任研究和多利益相关者遗产责任对比分析奠定了测量基础，也为解决遗产旅游地多元矛盾和管理困境提供一定的指引。
［关键词］ 遗产旅游地；遗产责任；量表开发与检验；列维纳斯责任观
引言
伴随着遗产旅游的发展，遗产旅游地的矛盾冲突日益多元化，“遗产责任”越来越多被学者和业界所关注[1]。保护遗产并使之真实完整地传承下去是遗产旅游赖以生存的前提，也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但究竟由谁来承担责任，承担什么责任，尚缺乏深入研究。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由于遗产化过程中产权主体不清晰[2]，相应的责任主体也不明确，导致各利益相关者不愿意承担相应的遗产保护责任，遗产管理者也面临着一系列遗产保护难题。这些问题需要各利益相关者明确各自的权责才能得以有效解决[1]。因而，从多利益相关者主体来探究“什么是遗产责任、承担什么样的遗产责任”成为遗产责任研究的核心议题[1]。
现有遗产地遗产责任研究主要存在两大不足。一方面，聚焦于单一利益相关者视角，如旅游企业[3-9]、游客[10-15]、当地居民[16-20]等视角的遗产责任，尚没有同时针对多利益相关者的研究。将不同利益相关者割裂开来，仅对单个利益相关者进行研究，难以解决遗产保护难题。另一方面，注重为己责任，忽视为他责任。犹太哲学家列维纳斯（Levinas）认为，责任是一个主体间性的事件，关涉我与他者的关系，不单是为己的，而且是为他的[21]。现有遗产责任的研究关注的重点是为己责任视角，即个人采取负责任行为是为了个人利益或者集体利益，而关于列维纳斯责任观中为他责任维度的研究却较少，谷慧敏等关于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22]的分类是为数不多的研究之一。事实上，在列维纳斯责任观中，为他责任比为己责任更为重要[23]。这两个研究不足导致了遗产旅游地多元矛盾和遗产责任权责不明晰等问题。
为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本研究首次将列维纳斯的“为己责任”和“为他责任”同时纳入研究范畴，对遗产地游客及居民两个利益相关者感知的遗产责任进行测量。通过定性访谈和定量分析，使用扎根理论、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本文开发出基于游客和基于居民视角的遗产地遗产责任量表。并通过对比研究，进一步明晰基于游客的遗产责任量表与基于居民的遗产责任量表的异同。本研究开创性地将游客和居民的遗产责任在同一个尺度下进行研究，并开发出相应的量表，为后续遗产责任的研究奠定了测量基础，也为解决遗产旅游地多元矛盾和管理困境提供一定的指引。
where Pin is the power density of the incident light from the halogen lamp, which was estimated to be 50, 100, 150, 200,and 250 mW/cm2, A is the device area, Jsc is the short-circuit current density, and Voc is the open-circuit voltage.
1 文献综述
1.1 遗产地遗产责任
国际宪章与法规关于遗产责任的主体与内容的表述日益明确，但遗产责任作为学术概念仍处于萌芽阶段[1]。张朝枝首次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对“遗产责任”概念进行界定，认为广义的遗产责任是“个体或组织社会责任的组成部分，是指个体或组织在遗产价值认知、解释与再现过程中承担的相应的法律、经济、道德与慈善等方面的责任”[1]；狭义的遗产责任指“个体或组织在遗产价值再现过程中承担的相应的法律与经济责任”[1]。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遗产责任的界定都是立足于主体-客体层面上的责任，强调主体对客体负责，即“我”对“他”（遗产）负责。然而，主体-客体层面的遗产责任研究往往遭遇困境。一方面，遗产责任主体和内容不清晰。权威遗产话语认为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应该对遗产负责[24]，但不同利益相关者在遗产发展中因权能不一而应承担不同的责任[25]。这种分歧导致各利益相关者不愿意承担相应的遗产保护责任，遗产管理也面临着一系列保护难题。另一方面，导致个体责任和集体责任之间存在争议。个体责任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承担责任，而集体责任则由社会角色所赋予而承担利他责任，以期在未来获得回报[26]。在遗产责任研究中，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等文献强调“为后代保护这些古迹，将它们真实地、完整地传下去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但旅游活动的短暂性使得利他行为难以在短期内获得回报[27]。因而，个体承担遗产责任往往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追求享乐主义目的[28]，这不利于遗产保护及目的地可持续发展。
“在影响翻译实践的诸多因素中，最活跃且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是翻译的主体因素。”[3]许钧总结了国内有关翻译的主体的讨论，得出翻译主体可以是:“译者，原作者与译者，译者与读者，原作者、译者与读者，”[4]虽然他没有具体的指出翻译主体的具体概念，但总的来看，由于译员在翻译活动中拥有独特地位、创造性和能动性，造成其在翻译主中的不可或缺性。许钧在《翻译的主体间性与视界融合》一文中提出：“翻译活动中作者、译者和读者之间关系的和谐是保证翻译成功的重要条件。”[5]
遗产责任不仅存在于主体对客体（遗产）层面，而且存在于主体间关系层面。遗产责任实质上涉及多元利益主体之间互动，因权力地位差异和价值取向差异而呈现出复杂的责任关系网络。遗产地发展过程中涉及多元利益主体[29]，包括国际组织、中央和地方政府、游客、社区居民及旅游企业等[1]。不同利益主体间的权力地位差异和遗产利用价值取向差异是导致遗产利用矛盾的根源[30]。因而，有必要从主体间关系层面探讨遗产责任，而列维纳斯责任观可以为遗产责任研究提供哲学反思[16]。
1.2 列维纳斯责任观与遗产地遗产责任界定
本研究在定性研究基础上生成遗产责任量表的原始题项。根据各类属的内涵和构成，结合对文献的归纳整理，笔者与遗产旅游研究领域的3 位专家反复讨论、修改原始题项的内容，对同一类型的题项进行提炼、合并，反复斟酌题项用语，最终形成35个原始题项。
列维纳斯责任观的为他责任维度有利于完善和深化遗产地遗产责任研究[16]。一方面，现有责任相关研究，如负责任旅游、企业社会责任等都是基于“个体责任”或者“集体责任”逻辑，即“个人采取负责任行为是为了个人利益或集体利益”。一旦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就会产生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两难选择困境[31]，这种困境在遗产保护中尤为明显。由于遗产价值的普世性和突出性，权威遗产话语强调保护遗产是每个人的责任，是一种集体责任。但是，不同利益主体间因权力地位和价值取向差异而造成集体责任和个体责任的矛盾。列维纳斯的为他责任超越自我责任与集体责任之间的困境，构成了自我责任与集体责任的前提，是原初的、本真的责任[31]。从主体间关系层面阐释遗产责任，可以解决主体-客体层面遗产责任的缺陷。另一方面，为他责任假设我与他者之间处于不平等的关系，他者启动（伦理）责任命令，我则被动地承受这个命令，进而承担为他责任[31]。遗产责任保护实践中，权威遗产话语（如国际组织、国际宪章与文献、国际政府等）启动遗产责任命令，涉及的利益相关者迫于道德舆论压力而被动地接受这个命令，进而承担遗产保护的为他责任。为明晰遗产责任的内涵和外延，本文结合已有的概念界定[1]，并基于列维纳斯责任观[21,23,31-33]，将遗产责任界定为“行动者在遗产价值认知、阐释与再现过程中对遗产承担的责任，包括为己责任和为他责任”。
如上所述，里奇认为数码照片是马赛克，以一种超文本的形式存在。即它克服了传统摄影的局限，借由网络超链接，跃入赛博格海洋，既是镜与窗、静态的矩形，也是潜在的互动的马赛克，是互联的、动态的更庞大序列的一部分。[1]69那么跃入赛博格海洋，究竟带来哪些改变呢？
1.3 遗产地遗产责任的测量
目前关于遗产地遗产责任的研究，大都是基于某一利益相关者的分析，集中于遗产地旅游开发过程中旅游企业的责任及旅游者责任，关于遗产地居民的遗产责任研究较少，而关于政府部门和非营利组织等其他组织主体的研究则更少。
2016年4月21—24日，笔者与两位调查员在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地武夷山景区周边社区（南源岭村、三姑度假区）及移民社区（角亭村）进行问卷调查。问卷采用Likert7 级量表，以入户调查的形式开展调研。针对年长或者不识字的调研对象，调研员口头表述然后由居民进行作答。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50 份，回收有效问卷185 份。问卷描述性分析显示：男性居民占53.5%；20～49 岁年龄段的居民为主，合计占78.4%；受教育层次偏低，大中专及以下的群体占94.1%。
游客视角的遗产地遗产责任研究主要聚焦于负责任旅游和环境责任行为[37]，相应的研究逐渐增多[11-12,41]。Stanford 对产业界代表进行访谈，研究发现，旅游者责任包括尊重、意识和教育、主客间互惠、互动和参与、全方面责任和经济责任等6 个维度[42]；Weeden强调负责任旅游者应尊重当地居民，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减轻负面环境影响等责任[43]；Grimwood 等对加拿大28 位旅游者进行批判话语分析，认为旅游者责任主要包括环境伦理责任和关心他人安危、福祉等[44]。在具体测量方面，Lee 等开发出包括公民行动、经济行动、身体行动、劝说行动、可持续行为、保护环境行为、环境友好行为等7维度24 个指标的环境责任行为量表[45]；Thapa 则以政治行动、回收、教育、绿色消费和社区积极主义5 维度15 指标的量表来测量负责任旅游者行为[14]；一些学者则在相互借鉴量表的基础上来测量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12-13,15,46-48]。
总的来说，现有关于遗产责任的测量量表，都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为他责任维度，并割裂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联系，造成了遗产责任概念不清晰及测量不统一的困境，不同量表之间难以对话[12-13,15,46-48]。因此，为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本研究首次将遗产地居民及游客两个利益相关者同时纳入研究范畴，并增加列维纳斯责任观中的为他责任维度，开发并检验基于居民和游客视角的遗产责任量表。本研究仅对比分析游客和居民两个利益主体，出于以下3方面考虑：（1）个体层面的研究较为成熟，为本研究提供了较好的前期文献支撑。如前文所述，目前关于遗产地遗产责任的研究，集中于旅游企业社会责任及旅游者责任，遗产地居民的遗产责任问题仅有极少部分研究，而政府、非营利组织等其他组织主体的遗产责任研究则更少。（2）相较于组织层面的利益主体，同属个体层面的游客与居民具有清晰的界限和较为明确的利益诉求点，更有利于在研究起步阶段得出较高解释力的研究成果，为后续组织层面利益主体的量表开发奠定基础。（3）遗产地居民和游客分别作为遗产旅游的生产方和消费方，两个群体在遗产价值取向、保护偏好、遗产阐释等方面存在着话语分歧与矛盾[19,30]。要解决两个群体间的分歧和矛盾，首先要厘清他们对遗产责任认知的异同。
1.4 研究述评
居民视角的遗产责任研究尚未得到学者的足够重视，相关研究成果较少[44]。尽管居民是遗产地极其重要的利益相关者，甚至被称作遗产的最终守护者[18-19]，但是关于居民遗产责任的量化研究并不多见[49]。已有研究主要是一些定性探究，如张玉玲等[50]、Grimwood和 Doubleday[16-17]等的相关研究。
参考前人的计分方法(Bering et al., 2005)，结果分为如下3类：功能继续(Capacity)即儿童承认老鼠宝宝已经死亡，却还认为某些功能依然存在，计分为0。功能停止(Cessation)指儿童认为老鼠宝宝死后，某些功能的丧失，计分为1。含糊不明(Unscoreable)指答案和原因不匹配，或儿童表示对此问题不清楚、不知道，计分为0。分数越高，表示儿童越倾向于做出死后功能停止的判断。
2 遗产地遗产责任量表的编制过程
本研究遵循严格的量表开发步骤[53-55]，在定性访谈及文献整理的基础上，使用扎根方法归纳出原始题项，通过专家咨询和成员检测来检验题项的外部效度及内容效度，最后通过问卷调研的方式进行量表的精简及信度效度的检验。
2.1 定性研究
资料收集采用半结构访谈法。遗产责任议题具有复杂性、多元性、差异性和一定的敏感性，因而，本研究以游客和居民为主要访谈对象，同时辅助访谈其他利益相关者对游客和居民遗产责任的认知，更为全面地挖掘游客和居民的遗产责任。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访谈：您认为该遗产地的遗产价值主要表现为什么？您认为该遗产地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保护/利用方式？您认为遗产责任是什么？您觉得您在遗产地应该承担哪些责任？您觉得哪些人应该对遗产负有责任，应承担什么责任？笔者分别于2015年2月9—11日在重庆大足石刻世界文化遗产地及2015年2月16—18日在武隆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进行调研。游客访谈采用方便抽样在景区内主要休息区进行，居民访谈采用随机入户访谈，其他辅助访谈对象采用方便抽样。在说明研究目的、征得访谈对象同意之后开展访谈，如果访谈对象不接受录音则由访谈员快速记录相关信息。分别访谈游客（TDZ1～10、TWL1～12）22 人、居民（RDZ1～4、RWL1～5）9人、企业经营者（BDZ1、BWL1）2 人、导游（GDZ1～2）2 人、员工（SDZ1～2、SWL1～2）4 人、遗产管理专家（EDZ1、EWL1）2 人，合计41人，单个访谈时间5～83分钟不等。
扎根理论通过系统地收集和分析资料，自下而上地衍生理论[56]，特别适合研究初步阶段的概念维度探讨[57-58]。因而，本研究运用扎根理论对文本内容进行开放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对各利益相关者的认知进行总结，归纳遗产地遗产责任的类属及其内涵。笔者分别对访谈文本进行独立编码，然后核对并讨论每个编码结果，针对分歧编码项引入第三方讨论[57]。在分析编码的过程中，笔者始终明确研究的主题（即提取遗产责任概念维度），不断搜集材料、提取概念，并与已经形成的概念核对或组合，保持开放性，并贴近原始资料。在概念之间反复进行，直到不再出现新的类别或属性范畴，达到理论饱和[58]。最终，通过逐级编码、分类以及对分析结果的信度检验，提取8个主范畴：分别为遗产保护、尊重遗产、遗产知识传递、经济支持、遗产认知、劝说、互惠、关心他人。进一步依据列维纳斯责任观，将劝说、互惠和关心他人归并为对他人态度，最终得到6 个主范畴（表1）：遗产保护（heritage conservation,HC）、尊重遗产（respect for heritage,RH）、遗产知识传递（heritage knowledge transfer,HKT）、经济支持（economic support for heritage,ESH）、遗产认知（heritage awareness,HA）、对他人态度（attitude towards others,AO）。
表1 扎根分析编码的分类结果
Tab.1 Categorized results of grounded analysis
2.2 原始题项生成及修正
列维纳斯认为，人的主体性不是由自我意志构筑，而是由他者的伦理命令和在为他负责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31-32]，他者的他性（alterity）构成了主体性概念的前提[33]。列维纳斯批判“自巴门尼德至海德格尔”的“同一哲学”[34]，认为“同一哲学”中的他者是我的一种变异，是可以转化为“同一”的“他我”（alter ego），可以被占有[35]。列维纳斯“他者哲学”中的他者是“我所不是”，不能被还原为我，是彻底的他者，具有不可占有性和不可奴役性，且在伦理地位上高于我[35]。我不是出于自由意志选择，而是被动地承担为他责任[34]，并且这种为他责任具有被动性（passivity）、无 限 性（infinity）、非 对 称 性（dissymmetry）、不可替代性（irreplaceability）和原初性（pre-originary）[34]。列维纳斯认为，责任是一个主体间性的事件，是一种关系责任，缘起于我与他者面对面际遇[16,33]，不单是为己的，而且是为他的[23.34]。责任（responsibility）是对他者伦理命令的回应（response）[34]，作为一种不对称的回应，会受到其他他者即“第三方”[35]的影响。换言之，主体承担责任不是出于利己或利他目的，而是由于社会道德舆论的规制而承担为他责任。
为进一步修正原始题项，提升原始量表的外部有效性及内容效度，笔者于2016年4月15—16日在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地福建武夷山进行专家咨询和成员检测（member check）[65]。专家咨询方面，笔者与武夷学院旅游学院的L 老师及武夷山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的Z经理反复讨论原始题项的内容和用语。此外，为更好地反映研究对象的主位声音，笔者进一步进行成员检测，分别与6 位游客和4位居民讨论原始题项的内容和用语。最终将原始量表中4 条与遗产地遗产责任不相关的题项删掉，形成31个测量题项（表2）。
3 基于游客的量表开发与检验
3.1 数据收集与样本情况
2016年4月18—20日，笔者与两位调查人员在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地武夷山的天游峰、大红袍、武夷宫等景点及游客中心进行问卷调查。问卷采用Likert 7级量表，以游客自填式进行现场发放及回收。本研究采取方便抽样的方式，调研对象为已经游玩结束并在休息区休息的游客。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50 份，回收有效问卷192 份。问卷描述性分析显示：男性游客占49.5%，女性游客占50.5%；20～49 岁年龄段的游客占74%；受教育层次方面，大学本科及以上的游客占据66.7%；职业方面，学生、公司职员、政府及事业单位职员和自营业主分别占据15.6%、20.8%、26.6%和18.8%。
表2 遗产责任量表原始题项
Tab.2 Initial items of heritage responsibility scale
3.2 探索性因子分析
本文首先使用SPSS 19.0 软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基于游客的遗产责任量表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因子分析的KMO 值为0.925，Bartlett的球形检验的方差近似值为4939.483，自由度df 值为406，显著性水平达0.000，表明分析数据总体呈正态分布，适合使用因子分析。根据碎石图和特征值标准（大于1）确定主成分数量。采用最大方差转轴法，提取了6 个特征值在1.0 以上的主成分，累计解释74.93%的方差。根据Straub[66]的建议，应剔除在所有因素上负载值均低于0.5 或在多个因素上存在交叉负载（cross loading）的计量项目。因此，删除“经济支持”中的1个题项、“对他人态度”1个题项，对剩余29个计量项目进行主成分分析。分析结果（表3）显示，基于游客的遗产责任概念仍然包括6 个特征值在1.0以上的主成分，累计解释74.66%的方差。
3.3 确认性因子分析
对比分析发现（表9），游客视角的遗产责任量表与居民视角的测量指标大致相同，但在维度结构上差异较大。相对于游客视角量表的6个维度，居民视角量表只有4 个维度。其中，遗产保护维度中游客量表多1个指标，尊重遗产维度中居民量表多1个指标，遗产知识转移维度则完全一致。游客量表的遗产认知因子依附在居民量表的对他人态度因子上，形成广义的对他人态度。居民量表中的经济支持因子消失，其中两个指标被删除，另一个指标归属在尊重遗产因子上。因此，总的来说，游客视角和居民视角的遗产责任的测量量表有相似性但并不完全一致，游客对自己的经济支持认知较高，居民认为对他人态度更重要。总体来说，本文较好地实现了研究目标，开发了基于游客和居民视角的遗产责任量表，并且证实了对他人态度这个为他责任维度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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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测量题项的主成分分析结果
Tab.3 Results of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3.4 信度与效度分析
基于游客的遗产责任计量指标与变量的相关系数和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检验结果见表5。遗产责任所有计量项目与各自计量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都较高（在0.662 与0.970 之间）；各个维度的计量指标具有很高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值大于0.6），表明所设计的基于游客的遗产责任量表具有较高的可靠性[68]。学术界普遍认为，概念的复合可靠性（composite reliability，CR）大于0.7[69]，个别项目可靠性（individual item reliability）大于0.5[70]。可靠性检验结果表明，基于游客的遗产责任六维结构测量模型的各个概念都具有很高的复合可靠性（大于0.9）；除了遗产保护的平均提取方差值（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以外，所有变量的AVE 值和组合信度也基本达到了0.5 和0.7 的最低标准，数据的结构效度和区分效度都得到验证，通过严格的个别项目可靠性检验[55]。综上所述，由29个项目组成的基于游客的遗产责任测量模型通过潜变量和计量项目的信度和效度检验，表明本研究的测量量表是可靠的。
（2） 随活化基质中碳源含量的升高（15～30 g/L），酵母菌的产气能力，对低pH值、高SO2、低温的耐受性，以及有氧条件下絮凝性和厌氧条件下的乙醇耐受性升高；生物量、有氧条件下乙醇耐受性则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蔗糖质量浓度为22 g/L时最大。
表4 确认性因子分析结果
Tab.4 Results of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表5 基于游客的遗产责任量表可靠性分析
Tab.5 Reliability analysis of tourist-based heritage responsibility scale
4 基于居民的量表开发与检验
4.1 数据收集与样本情况
企业视角的遗产地遗产责任主要聚焦于旅游企业社会责任研究，部分研究以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的 3 种代表性定义[36-37]为基础，借鉴相应的责任维度进行实证检验[5-7]。然而，旅游业和传统制造业在CSR 问题上有着本质区别[38]，因而一些研究对旅游企业社会责任维度进行修正以适应旅游业的实际情况。定性探究方面，如谷慧敏等将中国饭店企业社会责任划分为两种类型：基于“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型社会责任和基于“利益共同体”的升华型社会责任[22]；彭雪蓉等聚焦酒店管理公司的CSR 信息披露内容，研究发现，CSR 实践的主要内容包括慈善捐助、志愿者活动、绿色旅游饭店、节能降耗[8]。定量探究方面，如王彩萍等开发包括产品、环境、员工、社区和遗产等5 维度的遗产地旅游小企业社会责任量表[9]；Inoue和Lee 将旅游企业社会责任划分为5 个维度，分别为员工关系、产品质量、社会关系、环境责任和多元化责任[4]；沈鹏熠将旅游企业社会责任划分为6个维度，分别为经济、环境、游客、员工、法律和慈善责任[39]；李武武和王晶构建包括股东、债权人、供应商、政府、消费者和员工的六维社会责任评价体系[40]。
4.2 探索性因子分析
与基于游客的量表开发相似，同样使用SPSS 19.0软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基于居民的遗产责任量表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因子分析的KMO 值为0.938，Bartlett 的球形检验的方差近似值为5095.483，自由度df 值为465，显著性水平达0.000，表明分析数据适合使用因子分析。采用最大方差转轴法，根据碎石图和特征值标准（大于1）确定主成分数量，提取了5 个特征值在1.0 以上的主成分，累计解释71.449%的方差。根据Straub 关于因子负载截断值和交叉负载的建议[66]，删除“尊重遗产”中的 1 个题项、“经济支持”2 个题项，对剩余 28 个计量项目进行主成分分析。分析结果（表6）显示，基于居民的遗产责任概念包括4 个特征值在1.0 以上的主成分，累计解释70.488%的方差。其中，在基于游客的遗产责任中经济支持维度对于居民并不存在，原始量表中经济支持的3 个题项，有2 个被删除，1个负载在尊重遗产维度。在基于游客的遗产责任中，遗产认知维度和对他人态度维度合并为新的维度，包括15个指标。
③Guba，E．G．，＆ Lincoln，Y．S．，Effective evaluation，JOSSEYBASS，1982．
4.3 确认性因子分析
在因子分析基础上，笔者使用Mplus7.0 软件最大似然估计程序，对4 维度居民遗产责任的测量模型进行确认性因子分析，进一步检验该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根据模型的修正指数修订模型（修正指数大于20 的指标误差协方差设定为自由参数），确认性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表7），计量模型与样本数据的拟合程度较好（χ 2/df =727/322=2.26，CFI=0.912、TLI=0.897、SRMR=0.052、RMSEA=0.075）。在所有的指标中，所有指标的因子负载都大于0.40，满足于传统的因子负载截断值（0.40）。
4.4 信度与效度分析
基于居民的遗产责任计量指标与变量的相关系数和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检验结果见表8。遗产责任所有计量项目与各自计量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都较高（在0.683 与0.889 之间）；各个维度的计量指标具有很高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值大于0.7），表明基于居民的遗产责任量表具有很高的可靠性[68]。可靠性检验结果表明，基于居民的遗产责任4维结构测量模型的各个概念都具有很高的复合可靠性（大于0.749）；除了“尊重遗产”的AVE值以外，所有变量的AVE 值和组合信度也基本达到了0.5 和0.7 的最低标准，数据的结构效度和区分效度都得到验证。综上所述，由28个项目组成的基于居民的遗产责任测量模型通过潜变量和计量项目的全面信度检验，表明本研究的测量量表是可靠的。
5 结论与讨论
表6 测量题项的主成份分析结果
Tab.6 Results of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5.1 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定性研究和文献整理的基础上，通过扎根理论编码分析，归纳出35个原始题项。经过专家访谈和成员检查，删除无关的4 个指标，得到31 个指标。通过大规模问卷调研，使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确认性因子分析、信度分析、效度分析等方法精简量表，最终得到基于游客视角的6 维度遗产责任量表以及基于居民视角的4维度遗产责任量表。具体而言，基于游客视角的遗产责任量表包含6 个维度共计29 个指标，分别为遗产保护4 个指标，尊重遗产4 个指标，遗产知识传递5 个指标，经济支持2个指标，遗产认知4 个指标，对他人态度10 个指标；基于居民视角的遗产责任量表包含4个维度共计28个指标，分别为遗产保护3 个指标，尊重遗产5 个指标，遗产知识转移5 个指标，居民的对他人态度15个指标。
当活动挑战性与活动技巧性的需求比接近1∶1时，高水准的挑战水平和技能水平的运动会把人们引入到流畅状态中，挑战-技能平衡比赛更能助运动员达到其最佳唤醒水平。如此项指标得分高，运动员自信心也就更强大，运动员对迎接的挑战充满信心时，把赛场当成了自我才能展示的大舞台，在完成动作时不断进行正能量的心理暗示，才能进行自我能量的调动，自我潜能的发挥。
在因子分析基础上，笔者使用Mplus7.0 软件最大似然估计程序，对6 维度游客遗产责任的测量模型进行确认性因子分析，进一步检验该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根据模型的修正指数修订模型（修正指数大于20 的指标误差协方差设定为自由参数），确认性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表4），计量模型与样本数据的拟合程度较好（χ 2/df =751/358=2.12，CFI=0.919、TLI=0.908、SRMR=0.048、RMSEA=0.068）。在所有的指标中，除了HC2 之外，其他所有指标的因子负载都大于0.40，满足于传统的因子负载截断值（0.40）。指标HC2 的标准化因子负载值较低，为0.379，说明它是潜变量HC 的弱指标。但是HC2 的因子负载统计显著，因此在模型中保留该指标[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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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确认性因子分析结果
Tab.7 Results of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表8 基于居民的遗产责任量表可靠性分析
Tab.8 Reliability analysis of resident-based heritage responsibility scale
基于游客和基于居民视角的遗产责任量表主要有两大差异。一是，对他人态度维度，游客量表的遗产认知归属到居民量表的对他人态度维度上。这种差异是居民和游客的不同责任逻辑造成的，即游客的遗产认识属于为己责任，而居民的遗产认知属于为他责任。游客进行遗产旅游时，具有较强的遗产认知欲望和动机[18,51]，是主动的学习，属于为己责任逻辑。而依据列维纳斯的为他责任观，居民对遗产认知并不是主动进行的，而是在遗产旅游开发过程中，由于他者（政府、旅游者、旅游组织等）的压力而被动学习，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居民在遗产话语中的相对失语[71]。二是，经济支持在居民视角的消失。游客认识到旅游消费会提升旅游目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因而经济责任是重要的。然而，居民是遗产的最终守护者和利益相关者[18-19]，也是遗产旅游积极、消极影响的承受者[72]，并不认为自己需要承担提升当地经济的责任，因此该维度消失。
5.2 理论贡献与实践启示
本研究旨在开发与检验遗产地遗产责任量表，首次使用多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分别基于游客和居民视角编制遗产责任量表，并对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进行反复检验。本研究推进了遗产责任概念测量研究，为后续遗产责任的影响因素和作用研究奠定实证研究基础。
无论是自建、共建、公建还是商建，都必然涉及住房用地制度、住房金融制度、住房产权制度(住房产权结构、住房产权的覆盖面：全覆盖、半覆盖和零覆盖)以及相关政策等。因此，城镇住房供给制度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遗产对于游客和居民表征不同的内容。在游客感知中，经济支持和遗产认知均为遗产责任的重要维度，而这两个维度均在居民量表中消失，这表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遗产责任的认知不尽相同。居民对遗产地有着活生生的经历，是遗产的最终守护者和利益相关者[18-19]，也是遗产旅游相关影响的承受者[72]。游客是遗产的消费者，在消费他者遗产的过程中寻求自我与遗产的联结[51-52]。遗产地居民和游客分别作为遗产旅游的生产方和消费方，两个群体在遗产价值取向、保护偏好、遗产阐释等方面存在着话语分歧与矛盾[19,30]。要解决两个群体间的分歧和矛盾，首先要厘清他们对遗产责任认知的差异。本研究明确了游客和居民两个不同利益相关者各自的遗产责任，对促使他们承担相应的遗产责任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表9 基于游客和基于居民视角的遗产地遗产责任量表对比
Tab.9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ourist-based and resident-based heritage responsibility scale
对他人态度维度的区别，是两个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遗产责任量表的最核心差异。居民将遗产认知当作对待他人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居民将遗产认知作为他者发出的伦理命令，受到社会道德舆论压力的规制，这一结果印证了居民在遗产话语中的失语状态，亟须自下而上的批判遗产研究[71]。列维纳斯责任观中的为他责任[16,21,23,31-33]启示，对于不同的主体，为他责任的内容和范畴不一致。对于当地居民而言，他们将遗产知识学习和遗产保护行为视为一种对待他人的态度，因而遗产认知属于为他责任的范畴。实证结果也显示，基于居民视角的遗产责任量中遗产认知依附在对他人态度因子上，形成广义的对他人态度。因而，本研究从实证的角度表明，遗产旅游地的遗产责任应该包括为己责任和为他责任，开拓了已有遗产责任的研究视野，具有较高的理论意义。
实践启示主要体现在3方面：第一，本文的研究成果为遗产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基础的测量工具。目前尚没有针对遗产地遗产责任的测量工具，导致了具体的管理实施遭遇瓶颈。本研究开发的量表有助于遗产地相关管理部门对居民和游客的遗产责任进行测量，并根据测量结果制定相应的措施，进而更有针对性地提升遗产地利益主体的遗产责任认知，从而实现遗产地可持续发展。第二，本文确认了居民和游客对遗产责任的认知差异。居民将遗产认知纳入对他者态度维度，即居民认为遗产认知是一种为他责任，是在他者的伦理要求和社会道德舆论规制下的一种被动的行为。因而，政府相关部门需要扭转居民的这种认知，提升居民关于遗产认知的主动性，进而促进遗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第三，本文还发现，游客认识到旅游消费行为是遗产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乐于通过自身的消费提升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并为遗产地保护提供经济支持。因此，遗产地相关政府部门可适当增加遗产旅游者的二次消费环节，提升对旅游地的经济支持和增加遗产保护的资金来源。
5.3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遵循严格的量表开发步骤，从列维纳斯责任观视角探讨遗产责任概念维度，但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第一，遗产责任的量表开发与检验，外部有效性需要进一步确定。在定性访谈部分，虽然在两个不同的遗产地进行，但两个遗产地均为重庆市所辖。而在问卷调研部分，仅在武夷山进行。因此，为了提高研究结论的外部有效性，在后续研究中，应该在更多的遗产地收集收据，对量表进行重复检验。第二，本研究在样本选择的过程中，主要采用方便抽样方法收集数据，样本可能缺乏代表性。后续研究应对本研究编制的遗产责任量表的普适性进行更深入、广泛的实证检验，并对遗产责任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进行更全面、系统的研究和实证检验。第三，由于研究的阶段性，本研究只对游客和居民两个利益相关者进行了对比分析，尚未对遗产地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遗产责任进行研究，后续研究宜进一步扩大利益相关者的种类，如遗产地企业、当地政府、非营利组织等，进行更为充分完善的对比分析。第四，在为他责任的界定中，本文未将“他者”进一步细分，导致操作上尚存不足。后续研究应对为他责任进行进一步系统全面的细分，以提升量表的外推性和适用性① 十分感谢匿名评审专家提出了该宝贵意见，笔者将会在后续的研究中，对该问题进行进一步深化。 。
致谢： 诚挚感谢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张朝枝教授团队为本研究提供的支持与指导，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提出的宝贵建议，同时还感谢骆金箭、刘玲和黄琦彧同学的数据收集与整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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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Testing of Heritage Responsibility Scale:Based on Perspectives of Tourists and Residents
LI Yaoqi,WANG Xiongzhi,CHEN Peng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275,China )
Abstract: Heritage tourism involves complex interactions among multiple stakeholders,and can be conceived as a‘game process’between responsibility and other competing interests.This game process is explicit in the process of heritage production,transmission and consumption.As a result,conflicts within heritage sites are increasingly intensified and diversified in this process.“Heritage responsibility”,therefore,is receiving increasing attention from both tourism scholars and practitioners.We frequently received the call that it’s our common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the heritage and make it authentic and complete for future generations.But questions like who exactly should bear the responsibility,and what kind of responsibility to take are still lack of scrutiny.
Previous research has two main gaps.On one hand,existing literature measures heritage responsibility based on individual perspective,for example,from the lens of tourism enterprises,tourists,or residents.This bias consequently severs the link among multi-stakeholders.On the other hand,the academia fails to address the responsibility-for-the-other,which is more pivotal than the responsibility-for-the-self in Emmanuel Levinas’ethic philosophy of responsibility.These two drawbacks restrict heritage research academia to solve problems emerged during heritage management practices,like multi-conflicts and vaguely defined responsibility within heritage sites.To address these two research gaps,this paper takes the responsibility-for-the-self and the responsibility-for-the-other simultaneously into account,seeking insights from Emmanuel Levinas.Besides,this paper includes two stakeholders (i.e.tourists and residents) at the same level to compare their perceived heritage responsibility.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construct and validate a scale to measure heritage responsibility in World Heritage Sites.In the meantime,it compares the dimensions of heritage responsibility scale among multi-stakeholders,i.e.tourists and residents.
This paper consists of six parts.The first part introduces the research background.In the second part,a literature review explores existing definitions and measurement of heritage responsibility.As a conclusion,the research literature predominantly focuses on heritage responsibility from single perspective and the responsibility-for-the-self,showing less concern about the comparison among multistakeholders and the responsibility-for-the-other.The third part comprises the research design.Qualitative interviews were performed,and scripts were analyzed based on grounded method to develop initial items of the scale.After that,expert consultation and member check were sought to improve its external validity and content validity before the formal investigation.The fourth and fifth parts construct and validate a scale to measure heritage responsibility in World Heritage Sites from tourists’and residents’perspective respectively.And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ourist-based heritage responsibility scale contains 6 dimensions with a total of 29 items,while resident-based heritage responsibility scale contains 4 dimensions with a total of 28 items.Note that the two scales share much in common and all contains the dimension of the responsibility-for-the-other,but still,some differences exist.The final part makes a summary of the results,and explains the reason why residents take heritage awareness as a broader form of attitude towards others is that their heritage awareness are passive behavior called by the authorized heritage discourse,thus certify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responsibility-for-the-other.This study paves the way for future research by providing a scale for measurement and comparison among multi-stakeholders,thus having certain theoretical values and providing managerial guidance for heritage management dilemma.
Keywords: heritage sites; heritage responsibility; scale development and testing; Levinas’ethic philosophy of responsibility
［中图分类号］ F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006(2019)10-0060-16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19.10.010
引用格式： 黎耀奇,王雄志,陈朋.基于游客与居民视角的遗产地遗产责任量表开发与检验[J].旅游学刊,2019,34(10):60-75.[LI Yaoqi,WANG Xiongzhi,CHEN Peng.Development and testing of heritage responsibility scale:Based on perspectives of tourists and residents[J].Tourism Tribune, 2019,34(10):60-75.]
［基金项目］ 本研究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遗产地权力、认同与责任的互动机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41471122）资助。[This study was supported by a grant from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to ZHANG Chaozhi)(No.41471122).]
［收稿日期］ 2017-03-19；
［修订日期］ 2017-05-18
［作者简介］ 黎耀奇（1985—），男，广东广州人，博士，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旅游目的地营销、企业社会责任，E-mail:maloseyou@163.com；王雄志（1993—），男，江西玉山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遗产旅游，E-mail:xiongzhiwangtm@126.com；陈朋（1985—），女，河南许昌人，博士后，研究方向为目的地旅游、老年旅游、国家公园，E-mail:cqpflysky@126.com。
[责任编辑：宋志伟；责任校对：王玉洁]
标签：遗产旅游地论文; 遗产责任论文; 量表开发与检验论文; 列维纳斯责任观论文;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