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文”之风与周代社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代论文,之风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周人以蕞尔小邦，开创八百年基业，华夏国家与华夏族即在此一时期形成。研究表明，周代各项制度对华夏统一体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制度若没有风尚的配合，往往会缺乏有效的支点。事实上，制度有其脆弱的一面，相形之下，社会风气却具有更为持久、深厚的影响力。好的社会风尚落实于人的身体、心理、精神等层面，于无形之中予人以浸润熏陶，长此以往则整合社会力量形成共同的意识、情感，凝聚社会为有共同生活信念和精神理想的统一体。其对于制度的支撑与配合功用，不言而喻。考之周代，具有这种深远而巨大影响的是其浓厚的尚“文”之风。《论语·八佾》记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礼记·表记》云：“殷周之文，至矣。”秦、汉以降之人也每有“周道文”，（注：《史记·梁孝王世家》。）“周人尚文”，（注：《史记·梁孝王世家》索隐。）“周极文”、“周贵文”，（注：《礼记·王制》孔颖达疏。）“周末文胜”（注：《论语集注》卷6引程子语。）的说法。总之，周人尚“文”、崇“文”，“文”即周之“统体”，（注：吕祖谦说：“读史先看统体，合一代风俗消长治乱观之，如秦之暴虐，汉之宽大，皆其统体也。”见《吕东莱文集》卷14“读史纲目”，丛书集成本。）代表了周代社会的总体面貌。
有关周代尚“文”的特征，前辈学者早有注意，但往往论述简略，或集中于“有形”的制度层面进行论述，（注：如柳诒徵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周之勃兴”一章中，指出周代政治尚文，他说：“三教改易。盖文王、周公尚文德，故周之治以文为主。”史学大师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曾经提到“质家亲亲，文家尊尊”，以此说明殷商至西周继承制度的变化，牟宗三先生则发挥其说，认为“传子不传弟，尊尊多礼文”是周文的重要内容，并指出“尊尊”所体现的周文，“亦即客观精神之出现……此周文之所以称为吾华族历史发展之一大进步处也。”（《历史哲学》第32-33页，台北：学生书局，1984年）他对周文的解释，主要从政治制度层面展开。针对周代文风泛滥的特征，他还提出“周文疲敝”的概念，并认为儒、墨、道三家皆发源于此（《中国哲学之重点以及先秦诸子之起源问题》，见《中国哲学十九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阎步克先生在《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独尊儒术’下的汉政变迁”一章中也论述了周代的文政。上述诸家都注意到了周代“文”之特点，但尚未从社会风貌的角度解释周“文”。）尚未从“文”的角度对周代社会的整体风貌进行探讨。本文则试图从社会风尚方面，探讨周代“文”风的产生、发展及其对华夏统一体的形成所发挥的历史功效，以进一步揭示周代社会发展的若干特色。
一
“文”字早在商代就已出现，（注：甲骨文中，“文”字为胸前有刻画图案的人形。一期卜辞中有两例关于“文”的记载：“贞令冓氐（以）文取大壬、妣壬。亚”（《甲骨文合集》第4889片）、“惟马既□，令取文”（《甲骨文合集》第21229片）。这里的“文”是被用于祭祖的人牲名称，用文饰后的人牲祭祖可能与殷代崇尚威严、狰狞之美有关。）然而，殷人对“文”缺乏充分认识，“文”还不能代表殷商的整体社会风貌。大史学家司马迁曾敏锐地体会到这一点，《史记·高祖本纪》说：“夏之政忠……殷人承之以敬……周人承之以文”。夏、商、周三代文化虽然一脉相承，周人却在承继中开创出“文”的天地来。
周人尚“文”、崇“文”，与周文王、周公旦有直接关系。文王在德行、为政方面，堪为周人的典范，周人对文王十分崇敬，彝铭谓：“曰古文王，初戾和于政，上帝降懿德，大屏，匍有四方，会受万邦”。（注：《墙盘》铭文，见《文物》1978年第3期。铭文难字，为方便计，以通行文字写出。）《诗经》以及周代文献，述周史多以文王为中心而展开，新近面世的上博简《诗论》中也有不少对于称颂文王诗作的评析。（注：《上海博物馆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如第21号简谓“《文王》吾美之”，第22简谓“《文王》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吾美之”，这些都表明直到孔子之时，依然认为对于文王之德的称颂是《诗》的重要主题。）周文王以“文”为称，可以推测，文王之称，使“文”有了某种象征意义，周人对“文”字本身情有独钟，很可能源自文王。周人建国后，周公“作礼乐以文之”，（注：《汉书·董仲舒传》。周公制礼作乐说见《左传》文公十八年、《尚书大传》、《礼记·明堂位》等文献，学者们一般认为是可信的。）制礼作乐的目的，传统上认为是克商之后修文教，（注：《礼记·乐记》曾记载周初制礼作乐的情况，孔疏云“周公召公以文德治之，以文止武”，意谓周人打败商纣后，制礼作乐，从而使“文”的风气得以展开。）因此，周人在建国之初，即通过礼乐的形式，广泛地接受了精神方面的教育。在礼乐制度规范熏染下，周人从“自然人”的状态中摆脱出来，自觉地追求文明，成为“文”化之人，流露出君子之风。周代社会“文”风盛行，可以说由文王开其端绪，周公制礼作乐为其奠定基石。
周人所尚之“文”，含义极其广泛。“文”之本字作“彣”，表现着一种美。（注：彣，从“文”从“彡”，《说文》“彡”部：“毛饰画文也。”文的初义当指装饰之花纹。由花纹而起，“文”代表着美、和谐、精雅等美好事物。《礼记·乐记》谓：“（乐者）节奏以成文。”孔颖达疏：“以成文，五声八音克谐相应和。”《荀子·赋》亦谓：“五采备而成文。”意为有所周饰而美。可见，美以及由此而来的和谐是文的重要内涵。）“文”的基本概念与“武”相对，“文”的含义被引申之后，指诗、书、礼、乐等文化方面的内容，又与礼乐制度紧密相关。（注：《论语·述而》记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刘宝楠《论语正义》说：“文谓诗书礼乐。”《论语·子罕》载孔子语：“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朱熹《论语集注》卷5曰：“道之显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这里的“文”即指礼乐制度。）“文”虽渊于礼乐，但又与此相区别，礼乐文明多侧重于有形的制度、典礼以及由此衍生的具体的思想文化，而周人所尚之“文”的核心却在于，它是典礼制度之下所培育出的一种精神品质。换句话说，尚“文”就是从民众的精神性质这一角度体现出的周人的整体行为方式以及情感表达方式。“文”的内涵闳大深微，（注：关于“文”的内涵，朱熹曾有“经天纬地之文”与“文之小者”之分，说见《朱子语类》卷29。推朱子之意，传统文化之精髓及民族之精神气概堪为“经天纬地之文”，个人修养及日常间的从容应对可称“文之小者”。这样看来，本文所论述的周人日常中所追求的“文”以及“文”风的熏陶所孕育出的周人之精神气质、“文”风对中国文化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与朱熹所说的“文”的内涵是符合的。）综合起来看，以德行及知识修养为内涵，外现文雅、雍容、裕如的气度与风范，这就是周人所崇尚的“文”。
尚“文”的风气突出地体现于周人的政治运作当中，那就是“文德”政治。“文德”政治的核心是以文化（而不是以武力征服）来治理天下，以德操（而不是以专横霸道）来协调各种关系。史称周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注：《尚书·康诰》。）“文王质文，故天胙之以天下”，（注：《国语·周语下》。）“文王以文治”，（注：《礼记·祭法》。）“（文王）作物配天，制无用，行三明，亲亲尚贤，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来服”，（注：《大戴礼记·少闲》。）皆谓文王以德行、文略而使天下归心。新出上博简《容成氏》第48-49号简也记载，“文王时故时而教民时，高下肥毳之利尽知之。知天之道，知地之利，思民不疾”。（注：《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88-289页。）因此，至迟在周文王的时代，周人已开启了周政中重“文”的传统。周人在立国过程中，虽不乏武力征伐，但或出于宣传，或出于反省，已经意识到与“武”相对的“文”的重要性，遂以“觌文匿武”（注：《国语·周语》载仓葛语谓：“武不可觌，文不可匿。觌武无烈，匿文不昭。”）为大政方针，着眼于文教的推行。
周王朝建立后，对于“文德”的运用更进一步发扬。史载，周成王时“合诸侯，城东周，以为东都”，其目的旨在于“崇文德”。（注：《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周代后期，史所艳称的“宣王中兴”之所以出现，关键也在于周宣王能够“矢其文德，洽此四国”。（注：《诗经·江汉》。）周人认为先王能够“保世以滋大”，皆得益于“以文修之”而非赖武力以剿平天下，周卿祭公谋父说：“先王耀德不观兵。……先王之于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务利而避害，怀德而畏威。”（注：《国语·周语上》。）他所谓的“耀德”、修“文”、“怀德”等皆为西周时期“文德”政治的表现。
周人重“文德”的传统，在春秋时期各国的政治中仍有充分体现。春秋时期，尽管诸侯纷起，多以武力争胜，但在人们的头脑中，重视“文”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人们主张治国应当文、武并重，谓：“文足昭也，武可畏也。”（注：《左传》僖公三十年。）“兵之设久矣，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注：《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强调政治运作中，武以震慑，文以怀远。春秋时期有远见卓识者往往认为，就国家的长治久安来说，“文德”较武功更为重要。《左传》襄公八年记载，郑国大败蔡人，举国欢庆，子产却不喜，他说：“小国无文德而有武功，祸莫大焉。”认为单凭武力而没有“文德”，事终将不济。这一时期，人们总结政治经验，特别强调“文德”的重要性，提倡“有不享则修文”，（注：《国语·周语上》。）“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注：《论语·季氏》。）以为国家的稳定，政治影响力的扩大，其根本在于以文化戢天下人之心而不在依恃武力。
春秋时期的政治运作中，以“文事胜”而著称的代表人物是齐桓公。孔子曾赞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注：《论语·宪问》。）根据《国语·齐语》记载，当时齐国武备雄厚，但齐桓公并不耀武扬威，使诸侯怵惕畏服。相反，他予诸侯以利、结诸侯以信、待诸侯以忠，致使“大国惭愧，小国附协”，时人称之“文事胜矣”。就此可说，齐桓公得以称“文事胜”的根本原因，在于“德”的推行。齐桓公一领当时风气之先，使诸侯“附协”、“惭愧”，这中间便包含着“文德”政治中更为重要的内容，即“正其德而厚其性”。通过德政的推行，匡正风俗、规劝人心，使民众在“性”的方面得到根本教化，这当是周代“文德”政治的最终落脚点。周人在现实操作中极其推崇“文德”，在意识领域中周人总结为政经验，赋予“文德”以崇高地位，其言谓“经纬天地曰文”。（注：《左传》昭公二十八年；《逸周书·谥法》。）“经之以天，纬之以地，经纬不爽，文之象也”，“被文相德，非国何取？”“能文则得天地”。（注：《国语·周语下》。）认为具有“文德”即具有天地开阔气象，具此吉兆则能够“袭天禄，子孙赖之”，必定长治不衰、无往而不胜。周人对“文德”的崇敬和由此而来的堂堂气象于此可见一斑。
周人注重“文德”政治，在处理重大关系时，“文”更是被推崇有加。春秋时期，一面是诸侯的争霸斗争，另一方面，诸侯之间的盟会、朝聘等外交活动却很频繁。外交活动是擅长辞令者的天地，辞令中是否有“文采”至关重要。《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载，秦穆公享晋公子重耳，重耳欲令子犯随从，子犯却以“吾不如衰（赵衰）之文”而推让。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战前夕，楚少宰至晋师进行调和，谦称“寡君少遭闵凶，不能文”，意谓楚王不擅文辞而由少宰完成君命。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的外交活动旨在通过协调达到某种目的，在外交周旋中人们不是单刀直入、直奔主题，而是有所铺垫，赋诗言志、因诗达情，以知识与修养贯穿其间，多优雅裕如之风而少剑拔弩张之气，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外交斗争的紧张激烈。浓厚的尚“文”之风甚至在两军对阵的战场上仍然能够寻觅到踪迹。《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楚庄王赢得邲之战的辉煌胜利后，不仅反对收集战场上的尸体来筑“京观”以宣扬武威，而且大讲武功七德：“夫文，止戈为武。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他从文字构造的角度来解释“武”字，强调必须以“文德”统领武力。《左传》成公十六年载，晋楚鄢陵之战时，晋将每见楚王“必下，免胄而趋风”，彬彬有礼，很有风度。鲁成公二年，齐晋交战，齐军败绩，齐顷公之所以能够逃脱，正是利用了晋国军将因恪守礼仪而造成的机会。春秋时期许多将领在战场上表现出儒雅风度，“文”风深入人心的情况，于此亦可得见。春秋时人对“文德”的尊崇，必定上承西周传统而来。
总之，周人在立国之际就已确立了政治中崇尚“文德”的传统，并且长期运用于军事、外交等方方面面。“文德”政治在周人的治国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周本为小邦，立国时环境艰险，“文德”政治的运用，赋予周政大度与气魄。以其包容诸族的气度，周人有效地安抚天下人心，化解冲突矛盾，促成诸族在心理与情感方面与周相接洽、亲近，化而为周，形成统一的华夏有机体。此外，周人的“文德”政治与笼罩在浓厚鬼神观念下的商政不同，它是一种道德政治，德操成于上，黎民化于下，具有典范性和劝善功用。《诗·绵》毛传载文王以“文”治，虞芮质成、国俗丕变，“天下闻之而归者四十余国”，即为明证。因而，“文德”政治的运行，造成“文德”观念深入人心、周人上行下效的局面，这种状况的出现，意味着周人在立国之初就被纳于“文德”的轨道中，拥有共同的道德意识与信念。换言之，这岂非就是“纳上下于道德”、“以成一道德之团体”的完成？因此，周人所确立的华夏族有机体，如果说依靠一系列制度的规范、约束而创造了共同政治秩序下的族群，那么，依靠尚“文”传统的导引、化育则创立了共同文化秩序与道德秩序下的族群。周人一统之策，实存在于这两方面的建制之中，这也当是周代社会发展的基本模式。王国维曾说，周人“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其心术与规模，迥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注：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10。）洵为凿凿之论。
二
政教与风尚往往相联为用。周人在政治领域中注重“文德”，社会生活中，同样可见浓厚的尚“文”风气。不过，与“文德”政治所突出强调的道德、德行观念不同，周人生活中所尚之“文”有着更为丰富的内容。尚“文”的风气深刻地影响着周人的动容举止，对于周人文雅气质的形成、周人文明程度的提高起到根本促进作用。
周代贵族在服饰仪表方面讲究“文”，依《礼记·表记》的说法，便是“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君子服其服，则文以君子之容”。（注：周人对于服饰十分注意，其规格、色彩要合乎礼制并要有文采。如颜色要正常，《论语·乡党》谓：“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衣服的饰件要得当，如《礼记·玉藻》篇谓：“古之君子必佩玉。……趋以采齐，行以肆夏。周还中规，折还中矩。进则揖之，退则扬之，然后玉锵鸣也……是以非辟之心，无自人也。”周人不是单纯地欣赏佩玉，而是抵制“非辟之心”，从而将外在修饰与培养内在德操联系起来。）在言辞方面，要注重文采，“出言有章”，（注：《诗经·都人士》。）“（君子）有其容，则文以君子之辞”。（注：《札记·表记》。）其所以如此，是由于周人认为“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注：《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在举止方面，讲求“文”气，要求“动作有文”，（注：《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进退周旋中显现出翩翩风度。在日用中，追求精致华美，如贵族宴飨，“择其柔嘉，选其馨香，洁其酒醴……”（注：《国语·周语中》。）在诸多礼仪场合，钟磬齐鸣、工歌金奏，欢悦而肃穆。以今日之观点视之，则周人在那时起即已开始注重人的美化与艺术化，其日常生活中所蕴藏的文化含量已前所未有的高涨。值得注意的是，周人认为这种外在的优雅风度和雍容举止必须以内在的德行为依据，《国语·周语下》载周卿单襄公说：
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实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爱也；义，文之制也；智，文之舆也；勇，文之帅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让，文之材也。
他将敬、忠、信、仁等美好德操都作为“文”的内在依据，“文”成为所有美好德行的总括。直至战国时荀子仍然认为，“诚美其德也，故为之雕琢、刻镂、黼黻、文章以藩饰之，以养其德”，（注：《荀子·富国》。关于此语，注谓“有德者宜备藩卫文饰”（见王先谦《荀子集解》卷6）。）意为有德者宜外表华美、优雅。在周人看来，德实为“文”的内涵，脱离这一内涵，“文”即成为装饰品，容易流于轻浮。因此，周人所尚之“文”，是内外兼修的结果，它所强调的是外在之美必须建立在知识修养与德行心志的基础之上。
对“文”的崇尚，使得周人努力通过各种途径臻于“文”的境界。周人已经意识到学习知识是达于“文”的重要方法。《大戴礼记·保傅》篇谓：“居则习礼文，行则鸣佩玉。”所谓“礼文”，就是“经曲（典）之篇卷也”，（注：王聘珍《大戴札记解诂》卷3引卢辩注。按，此处的“曲”字疑因字形相近而为“典”之误字。）指修习礼乐知识。周人强调通过学习涤荡鄙陋粗俗之气，改变人的气质品格，谓：“君子不可以不学，见人不可以不饰。不饰无貌，无貌不敬，不敬无礼，无礼不立。夫远而有光者，饰也；近而逾明者，学也。”（注：《大戴礼记·劝学》。）将对“文”的追求落实于“学”之上。因此，周人崇尚之“文”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的智慧、理性、精神转化到外在身体上的表现。当知识充实、品德高尚时，即自然地体现出体态端庄、举止温厚、行为优雅的“文”气。
可以看到，出于对“文”的喜好，周人开始将修饰、道德、知识、才艺等多种因素融会起来，这就为人们将各种修养集于一身，发掘人的价值，培养完善人格，开辟了前景。当然，“文”在周代社会或许并未被民众整齐划一地所推崇、实践，但就整体而言，足以为日常生活世界提供一个理想的模式。周代“文”风的浸润，孕育出周人良好的精神气质：以“文”为尺度，内在德行显示出其“善”，修饰华丽显示出其“美”，从而综合地表现出通达、堂皇、典雅、庄重的气质，此即“文”气。具有“文”气之周人，不再是平面的、单一价值的，而是丰富的、多重价值的。
对“文”的极度推崇，溶化于周人的思想情感之中。周人往往将先祖称为“文人”或“前文人”。（注：如《诗经·韩奕》谓：“厘尔圭瓒。秬鬯一卣。告于文人。”《尚书·文侯之命》载周平王诰命晋文侯，谓：“汝克绍乃显祖，汝肇刑文武。用会绍乃辟，追孝于前文人。”）对于德行高尚、有功于世的先祖，更以“文”称之，（注：如“思文后稷”（《诗经·思文》），以后稷为“文”；“文武维后”（《诗经·雝》），“允文文王”（《诗经·武》），以文王受命而定周之基业称之为“文”。除了男性祖先之外，先妣也可以“文”来赞颂，如“文定厥祥”（《诗经·大明》），《毛传》：“言大姒之有文德也。”“亦右文母”（《诗经·雝》），《毛传》：“文母，大姒也。”）周人祭祖时的乐歌《诗经·烈文》谓“烈文辟公，锡兹祉福”，以“烈文”颂扬先祖，意指先祖具有最崇高、最丰富的文德。春秋时期，不仅以“文”赞颂祖先，且社会中开始流行以“文”称颂当时一些颇负时誉的人物。如谓晋公子重耳“广而俭，文而有礼”，（注：《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敏而有文”；（注：《国语·晋语四》。）谓晋卿赵衰“为文”，（注：《国语·晋语七》。）吴国公子光“甚文”，（注：《左传》昭公三十年。）郑国子大叔“美秀而文”（注：《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等等。春秋社会多温文尔雅之士，即使纠纠武夫也不乏文采，这与社会中浓厚的尚“文”之风是分不开的。在尚“文”的社会风气中，“文”的内涵不断丰富，但也逐渐具有了抽象含义，即“文”成为各种修养、素质的综合体现，单是“文”宇本身，即获得贵族喜爱。西周春秋时，周人盛行以“文”为谥，（注：《礼记·檀弓》载，献公之孙名“拔”者（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请谥于灵公，公曰：“昔者卫国凶饥，夫子为粥与国之饿者，是不亦惠乎！昔者卫国有难，夫子以其死卫寡人，不亦贞乎！夫子听卫国之政，修其班制，以与四邻交，卫国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谓夫子贞惠文子。”郑玄注：“后不言贞惠者，文足以兼之。”此即以“文”为谥的典型一例。）贵族当中谥为“文”者不胜枚举。诸侯一级的有晋文侯、晋文公、楚文王、鲁文公、卫文公、宋文公、郑文公、许文侯等；卿大夫一级的则有齐鲍文子（鲍国）、陈文子（陈无须），晋赵文子（赵武）、中行文子（荀寅）、荀文子（荀砾），鲁季文子（季孙行父）、叔孙文子（叔孙舒），卫公孙文子（公孙弥牟）、孔文子（孔圉）、孙文子（孙林父）等等，不一而足。贵族女子中也有以“文”为称者，如晋之文嬴，鲁之文姜等。喜好以“文”为称，足见周人对“文”的崇尚。
周代贵族于“文”推崇备至，可以推测，这一风气势必影响到平民阶层。周代的宗法与分封将贵族与平民纳入同一网络，在相互密切交织的关系中，贵族事实上无法避免将其举止行为、审美情趣等传布至社会下层。贵族优雅从容的气度，会令普通民众睹其斐然之文采而神往和仿效，社会上层和下层行为举止之间的差距会因之缩小。社会学家埃利亚斯指出，随着文明的发展，“城乡下层被纳入文明化行为的准则之中，也愈益适应于以长远眼光观察事物，愈益习惯于对情绪的适度克制，并对其进行更为精确的调节，在这些下层身上也逐步形成了自我强制的机制。在这些城乡下层身上，也按照一个国家的结构史，在文明化的框架内形成了情绪调节的不同的规范或种类”。埃利亚斯还强调，“这种随着社会结构变化而来的社会或个人间反差的减少，这种原先差别很大的行为方式的独特的相互渗透与混合，乃是西方社会不容忽视的特征，这也是文明进程中最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注：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第2卷，王佩莉、袁志英译，三联书店，1999年，第278、275页。）反观周代社会，厚重的尚“文”之风必定浸淫渐渍于下层人心。《诗经》中有不少对于贵族仪容、风采的颂美诗作，如《蓼萧》《都人士》等，其中不乏下层群众的声音。这些称颂当中，与其说是民众对于贵族的赞美，倒不如说是民众对于贵族所体现的“文”的风采的艳羡。普通民众喜好“文”，逐步被纳入到文明的行列中来，这是社会整体风气使然，也是周代社会整体文明高度发展的重要体现。
周人对“文”孜孜以求，归根结底，显示出周人个体文明程度的提高。我们知道就本质来说，文明人是在不断克服与否定野蛮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从甲骨卜辞及有关商代的文献看，殷人的精神生活还未完全脱离原始粗野状态，对于人格的完善、精神的升华等问题还很少考虑。周人则于传统生活中注入自觉的因素，以对“文”的追求来造就人性，塑造人格，开掘人自身的价值。周人从主观上意识到，没有“文”的气息，难于拔乎卑污庸俗之外，此即战国时人所说“好其实，不恤其文，是以终身不免埤污佣俗”。（注：《荀子·非相》。）所以，对“文”的崇尚，体现出周人对粗野、卑庸的摒弃，对高雅、文明的自觉追求。在尚“文”之风的陶冶下，周人比较严格而又细腻地协调生活、控制情感，使其向着愈益细致、均衡的方向发展。较之殷人，周人在“文明化”的道路上大大跃进。此外，周代的尚“文”之风长期而持久地延续，说明有周一代已形成比较稳定的精神氛围，且这一氛围就贯穿于日用之中。推其功效，它使人们能够将抽象的文化价值观念具象化，落实于日常的行为举止、外表仪态上，在潜移默化中完成对人的行为及其精神的塑造，使人之身心皆具有稳定不变之性格。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更加能够体会到尚“文”风气对周代社会及华夏统一体的凝聚与巩固所产生的重要历史功效。“文”风弥漫于周代社会，由上层影响到下层，由中央渗透于地方，由中心扩散至边缘，它包含、吸收、改造多种文化与传统，敦风化俗、统一风纪、坊民淑世，一方面推动周人整体“文明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不断地把多样的各种文化经过熔冶化为一个新的统一体，完成周代社会文化内部的整合与向外部的扩散。在整合与扩散中，华夏族日益成为紧密依存的共同体，华夏文化日趋向着统一而又多样、高度有力的方向发展。
通过上面的论述还应当注意到，统一的华夏国家在周代形成之时，华夏族经过礼乐制度的规范、尚“文”风气的熏陶，就整体方面来说已具有了新的精神面貌和深刻内涵，就以气质文雅、明于教化的风貌，作为比较发达的文明之族而挺立于世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华夏国家大一统之规模，正与华夏族的文明进程相互配合、相须而成。
三
尚“文”风气盛行于周代社会，然而，它在发展过程亦有变异与震荡。正如物极必反一样，周人尚“文”发展到了极至，也会出现某些偏差与弊端。应当说，这并不是“文”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由于一部分人抛弃了对“文”内在一面的追求、徒然讲求形式所造成的。“文”丧失内部依据便会流于空泛，导致“华而不实”，（注：春秋时已有人对华而不实进行批判，如谓：“华而不实，怨之所聚也。”（《左传》文公五年）“华而不实，耻也。”（《国语·晋语四》）“华而不实者，将焉用之？”（《国语·楚语下》））生弊成害。
《左传》昭公五年记载，春秋后期鲁昭公聘晋，“自郊劳至于赠贿，无失礼”，女叔齐却批评昭公只是善于表面的礼节仪式，并非真正知礼。鲁昭公重视仪节而不知其内涵，是春秋时期贵族尚“文”流弊的一个典型表现。周代社会“文”风兴盛，贵族中人对“文”趋之若鹜，竞相以“文”标榜，于是便不免出现名不副实的情况。《论语·公冶长》载：“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孔文子即卫国大夫孔圉，孔子以人性敏而好学，居高位又不耻下问来解释其以“文”为谥的原因。实际上据文献记载，孔圉曾经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注：见《左传》哀公十一、十五年。）孔圉为人德行不佳但却以“文”为谥，孔子的解释是为尊者讳。从子贡对孔文子谥为“文”的质疑看，透露出周代社会“文”风过盛产生弊端的情况。在“文”风兴盛的过程中，社会中存在不少这样附庸风雅、溺于“文”之名而不知返其实的情况。这种风气的泛滥，在成就人格方面必然产生严重危害，《礼记·表记》批评说：“其民（按，指周人）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不蔽。”清儒释其意谓：“拘于末而不返其本……不反（返）其本，故贼于其末。不求其实，故敝于虚文也。”（注：朱彬：《礼记训纂》卷32。）本末倒置、实虚颠倒，空文、虚文必然引起人们价值观念的错位，造成人心堕落。孔子曾经敏锐地觉察出这股社会潮流，指出其弊端，谓：“文胜质则史。”注释家谓：“或讥为浮夸者是也。”（注：孔于之语见《论语·雍也》篇，注释见刘宝楠《论语正义》卷7。关于“文质”的关系，宋儒认为文质不可偏废，但相对而言，“文胜质”的危害似乎更大。朱熹《论语集注》卷3引杨氏说谓：“质之胜文，犹之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胜而至于灭质，则其本亡矣。虽有文，将安施乎？然则与其史也，宁野”。）意即“文”风偏离，导致社会风气流于空疏、浮夸、轻慢。
大致来说，春秋时期人们对“文”敝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在政治运作中，人们已经意识到不应当过分追求形式，提出“多信而寡貌”，认为君主应有实际政绩而少饰文貌，“有成事，然后治其雕镂文章黻黼以嗣”，（注：《大戴礼记·主言》、《哀公问孔子》。）主张政治运行要落于实处，少摆花架子。在“文”敝泛滥之时，已有卓识者认识到“质”的重要性，提出由“文”返“质”的问题。“质”所强调的是原初、本原状态，（注：《说文》“质，以物相赘”，段玉裁注谓：“引申其义为朴也，地也”（《说文解字注》六篇下）。在与“文”相对成义时，“质”指本质、质地。）与经由人为润饰而形成的“文”在一定程度上相对应。（注：周人早已有对“文”与“质”进行区分的观念，《诗经·大雅·棫朴》：“追（雕）琢其章，金玉其相。”所谓“章”，即文华之意；相，《毛传》“质也”。“相”与“章”有别，“文”与“质”异类。）春秋时期，不少人主张以“质”抑“文”，要求人们返朴归本。如晋人胥臣主张“胡为文，益其质。”（注：《国语·晋语四》。）卫国大夫棘子成说：“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注：《论语·颜渊》。）强调人的本“质”才是重要的，并不需要“文”来特别装点。孔子除了发掘“文”的意义之外，也强调“质”的重要性。他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逊）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朱熹释此曰：“义者，制事之本，故以为质干。”（注：孔子之语见《论语·卫灵公》，朱熹注解见《论语集注》卷8。）人们提出由“文”返“质”，表明对“文”之弊端有切肤之感。不过，在春秋时期的尚“文”潮流中，孔子并不主张以“质”废“文”，他既顺遂众人求“文”之情，又对徒具形式的“文”之弊端予以纠正。孔子提倡文、质相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注：孔子之语见《论语·雍也》，朱注见《论语集注》卷3。所谓“彬彬”，郑注“杂半貌”，朱熹《集注》：“物相杂而适均之貌。”）孔子所提倡的“文质彬彬”，是“文”与“质”两者融会而均衡的理想状态。在“文”与“质”之间，孔子不取厚此薄彼的做法，而是无所偏废，倡导两者相得益彰、相辅相成。孔子对于“质”的提倡和文质关系的设定，正是对社会上所出现的“文”之弊端的纠正。
春秋时期，在“文”偏离其正常轨道之时，孔子及其后来的儒家补偏救弊，损过就中，力图使“文”表里相谐、内外一致。这些匡俗济时的理论，对于尚“文”之风的发展，对于人格的培养，起到了积极作用。一方面，它引导“文”沿着正常的轨道行进；另一方面，由于注入“质”的因素，“文”的内涵更为丰富，在人格培养上，它不仅注重文雅的气质，同时强调率直、笃实、质朴，应当说，这是对于人内在性格更为完善的标准。文雅而不失质朴，典雅而淳厚，由此成为华夏族特有审美观念下的典型气质特征。
四
进入战国时期，社会结构剧烈变动，西周春秋以来的尚“文”风气随之变化。当时，社会上旧的等级制度遭到破坏，新的社会秩序尚未完全确立。这一时期，当时的人称之为“大争之世”，（注：《韩非子·八说》。）谓：“利之所在，民归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不少人逐名嗜利，“德自此衰”。（注：《吕氏春秋·长利》。）在这种形势下，西周春秋以来的尚“文”之风受到巨大冲击。
战国时代，在政治方面，周之“文德”政治已是明日黄花。各诸侯国纷纷加快变革的步伐，以“农战”为当务之急，政治重心转向“耕战”、“富国强兵”，治国策略完全从现实出发围绕现实利益运行。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法术士、纵横捭阖之士适应社会现实的需要，重视实利与时效，对儒家所提倡的“文德”大加挞伐，认为“文德”政治迂远曲折，“非所以持国也”，断定“儒以文乱法”，（注：《韩非子·五蠹》。）必须坚决摒弃。《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赵国派人考察中山国可攻伐否，还报说可，其理由是中山国国君礼贤下士。依照传统观念，中山国君礼士，本为贤君，但在战国谋略家看来，礼贤下士则战士怠于行陈、农夫惰于田里，造成兵弱、国贫的局面，必须完全废止。苏秦在上秦王书中猛烈抨击“文德”政治，认为在“文德”政治下，“文士并饬，诸侯惑乱……兵甲愈起；辩言伟服，战攻不息；繁称文辞，天下不治；舌弊耳聋，不见成功；行义约信，天下不亲”，他主张“废文任武，厚养死士，缀甲厉兵，效胜于战场”。他甚至指出，古之先贤得天下，完全依靠武力，“尧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齐桓公任战而伯（霸）天下，由此观之，恶有不战者乎？”（注：《战国策·秦策一》。）彻底将“文德”排斥于政治之外。法家、纵横家认为，各国政治应当以利益、实用为标准，实施功利性政策，“文德”政治与时代主旨完全相悖，应予以打击。从战国时期的政治舞台上，可以明显地看到从尚“文德”到崇武力、重功效的历史转变。
在对待社会风气及人格培养方面，法家完全否定“文”的作用及其价值。法家特别强调与“文”相对的“质”的作用，认为“质”是根本。他们引《书》曰“既雕既琢，还归其朴”，（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指出只有务本才是世事之惟一要务，谓：“礼为情貌者也，文为质饰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质而恶饰。夫恃貌而论情者，其情恶也。须饰而论质者，其质衰也。何以论之？和氏之璧，不饰五采，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至美，不足以饰之。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注：《韩非子·解老》。）这里所提出的“须饰而论质者，其质衰也”之论，含有深刻的辩证因素，也足见社会中存在不少文过饰非、本衰而饰巧诈的情况。但法家一概否定“文”，极端倡导“质”的重要作用，却含有很大的片面性。
在轻“文”重利的社会氛围中，法家对社会中大量的文士以及文士擅长的文辞、文化知识予以猛烈批判。法家对文士的批评十分苛刻，说他们是社会的蠹虫，“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为政如此，“则国必乱”、“治强不可得也”。韩非说：“夫不谋治强之功，而艳乎辩说文丽之声，是却有术之士，而任坏屋折弓也。”他们对于文辞十分鄙视，以为“好辩说而不求其用，滥于文丽而不顾其功者，可亡也”，“今世之谈也，皆道辩说文辞之言，人主览其文而忘其有用……以文害用也”，“文言多，实行寡”。（注：本段引文见《韩非子》之《五蠹》、《外储说左上》等篇。）他们批判文士虚浮、取巧，不重功用，因此社会不但没有得到治理反而愈益混乱。由法家的观点出发，判断人之价值的标准仅仅在于有用、无用，完全忽视了人所拥有的更为深厚的价值，这在人性的发展、人格的培养以及治平天下的实际政治运作中都是偏激而有害的。法家的治国之策极力排斥知识文化，《商君书·去彊》篇断定“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辩，国有此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无此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以为诗、书、礼乐等为亡国之征。韩非子则认为学士是社会腐朽的寄生物，他强调应当“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息文学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劳”，认为这就是“公利”，（注：《韩非子》引文分别见《五蠢》、《八说》。）法家以为“文”是国家富强的重要障碍，因此愚民政策势在必行。
如前所述，春秋时期出现了“文”敝，造成华而不实的社会风气。法家对“文”之弊病、社会风气虚浮状况的批判，自有其合理因素。可是他们并非因势利导，而是将包含着诸多因素的“文”强置于功效、实利的层面上进行考察，将两者完全对立起来，并出于急功近利的缘由采取偏颇而决绝的态度，从政治中根本剔除“文德”因素，从日用中坚决摒除一切“文”的影响，片面地提倡功利，致使代表文明的尚“文”之风在战国时代受到很大冲击，粗野、浇薄之俗随之泛滥，（注：关于战国后期秦地的浇薄之俗，汉初政论家贾谊曾有说明，见《汉书·贾谊传》。《汉书·董仲舒传》也记载：“其（秦）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
顽。”）孔子所痛心疾首的“天之将丧斯文”的状况几乎成为现实。这不仅意味着人性的失落，也意味着夏商周三代以来积累了千余年的文化面临的危险境地。
然而还应当看到，战国社会尚“文”之风虽然深受冲击排斥，但是，天不丧“文”，“文”风依然不绝如缕。战国时期，一些智者依然认为理想的政治运作形式只能是文、武并用，其谓：“用武则以力胜，用文则以德胜，文武尽胜，何敌之不服？”“文者爱之征也，武者恶之表也。爱恶循义，文武有常，圣人之元也。”（注：见《吕氏春秋》之《不广》及《召类》。）认为文武兼备，是治国之法宝。在战国普遍尚武、重功利的社会背景下，“文德”政治的因素并未消失殆尽，充分说明“文”对于社会发展所起到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作用不容忽视。
就社会发展趋势而言，虽然法家强调愚民政策，但社会中人们对于“文”的追求仍然不可遏抑。战国时期，尚“文”突出地表现在普通民众对知识文化的追求上。人们认为“不疾学，而能为魁士名人者，未之尝有也”。（注：《吕氏春秋·尊师》。）因此，尽管法家提倡农战、“民朴”，禁止游学，但是社会上“世之所以多文学”、“游学者日众”（注：见《韩非子》之《问辩》及《五蠹》。）的情况却比比皆是，对“文”的崇尚已由贵族阶层向更广大的普通民众辐射。应当说，无论民众之学出于何种动机，“多文学”的社会现实以及民众对知识、文化的追求，却最终使三代以来积累的传统文化不至断绝，孔子所担忧的“天丧斯文”的状况不至成为现实。于个人而言，文化知识是涤荡内心粗鄙、培养良好气质的重要途径，民众追求知识文化，可以使其精神气质不至流于龌龊、卑俗，品格心性不至囿于狭隘、固陋，诚如荀子所说“通则文而明”，（注：《荀子·不苟》。）这也代表着整体的民族素质并没有随着社会的巨大震荡而堕落。因之，在“文”受到排斥的整体社会氛围中，“文”风并未烟消云散。这一方面在于文化知识仍为社会所必须，另一方面也在于周代社会已经有了强固的尚“文”传统，这种风尚一旦形成，便在不自觉中强有力地影响、塑造社会中人，很难从根本上摧毁它。个人通过社会风气与社会之间所形成的这种不可分的关系，正是现代社会学者所注目的重要问题。通过对周末“文”风的分析，同样也感觉到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这种密切的互动关系。
战国时期，儒家对“文”的倡导依然不遗余力，儒学大师荀子强调以“文”来安抚天下：“论礼乐，正身行，广教化，美风俗，兼覆而调一之，辟公之事也。全道德，致隆高，綦文理，一天下，振毫末，使天下莫不顺比从服，天王之事也”。（注：《荀子·王制》。）他所设计的理想人格仍然是“宽而不慢，廉而不刿，辩而不争，察而不傲，直立而不胜，坚强而不暴，柔从而不流，恭敬谨慎而容”的“至文”之人，是“雅文辩慧”（注：《荀子》之《不苟》、《富国》。）的君子。
所以，纵然有法家的排斥，有重利求用的社会风气的冲击，使得尚“文”之风在战国时期受到冲击，但在经历了险境之后，它并未踪灭迹绝，而是在纵深的方向上继续发展，使更多的人群步入到尚“文”的行列当中来。“文”风在战国时期的积蓄与发展，保证了华夏族整体文明的进一步提高和华夏文化的传承不绝。
五
有周一代，尚“文”风气浓厚，形成华夏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周代尚“文”之风从本质上说，植根于周代社会普遍存在的宗族与家族组织中。人们要保持宗族与家族内外的和平稳定，必须客观地认识人际关系，调整自己的伦理德操，尽量保持温文尔雅的气度。学者多曾指出，周代社会中个体人性的因素比较缺乏，而比较多的是强调集体的、社会的“人”。因此，人的气质雍容大度，不仅为宗族群体所欣赏，也为社会所必须。这当是周代尚“文”之风产生的社会基础。除了社会结构方面的原因外，文明与文化知识的长期积累也是重要的决定力量。同为氏族组织普遍存在的夏、商两代，虽然不能绝对断定其中无尚“文”因素，但较之周代却远不能同日而语。这种差异之所以出现，关键之一恐怕就在于文化知识积累程度的不同。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先秦时期人们认为，对于夏、商文化，“周人兼用之”，“周人修而兼用之”，（注：见《礼记》之《檀弓》及《王制》。）已经包括了这方面的含意。因此，周代尚“文”之风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夏代以来华夏文明长期积累的结果。
从另一个角度看，周人尚“文”亦是其精神觉醒的表现。与夏商两代的尊天事鬼不同，周人更为关注人自身的问题及其价值。在“文”的风气影响下，周人言辞力求文雅，衣着力求美观，气度力求雍容，举止力求得体，这些所体现的正是个人素质、修养之美。应当说，“文”风陶冶了周人的精神与性格，进一步开启了周人的智慧。
对于尚“文”之风的作用与价值，应当看到，周人所尚之“文”并不能迅速产生直接利益。甚至在人们看来，或许制度才是周代社会完成统合的根本依据。但事实表明，制度若缺乏风俗、道德的配合则很难展开，它需要道德风尚作为支点与制衡性力量。明清之际的大学问家顾炎武在其《日知录》（注：见《日知录》卷13。）中十分注重风俗对社会的影响作用，在他看来，国家和制度有其不确定性，社会秩序的真正基础应当在伦理与风俗之中。当然，我们并不是藉此否定制度对社会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保障、规范作用以此回到道德论当中去，只是通过对周代“文”风的探讨，说明单纯依赖制度并不可靠，不应当过分夸张制度的功能。可以看到，与周代制度相与为用的“文”风虽然不能带来实际利益，但正是这样的无用之“用”，在历史发展中促成推进了周代文明的高度发展。“郁郁乎文哉”的周，使夏商以来的传统文明发展到新的顶峰，又为以后华夏民族灿烂的文明奠定下坚实的基础。因此，社会风尚对古代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不应忽视。
尚“文”之风在发展过程中，偶有震荡，但从整体来看，它长期而又持续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尤其自西汉以后，儒家复兴，“文”风复振，西周以来绵延悠久的尚“文”传统得以进一步稳固，从而形成华夏民族的文化传统。（注：“文”的传统影响着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例如，两宋时代重文轻武，颇为人所诟病，认为“文”是造成宋王朝衰弱的重要原因。但《宋史·艺文志》曾为“文”辩护，谓“宋有天下，先后三百余年。考其治化之污隆，风气之离合，虽不足以拟伦三代，然其时君汲汲于道艺，辅治之臣莫不以经术为先务，学士缙绅先生，谈道德性命之学，不绝于口，岂不彬彬乎进于周之文哉！宋之不竞，或以为文胜之弊，遂归咎焉，此以功利为言，未必知道者之论也”。《宋史》所论宋之盛况，虽不免有夸大之处，但宋代文化繁盛，成就斐然，却为世所共见，《宋史·艺文志》将其与周代的尚“文”之风联系起来，可见周“文”之影响深远。）由周及汉，正是华夏文化成熟、汉民族形成的关键时期，“文”在其间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实不可低估。扩充至整个中国古代社会来说，尚“文”传统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一般而言，强有力的社会风尚在很大程度上是保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文化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依据。统一的华夏国家、华夏文明延续之久，人类历史上少有其俦，“文”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显而易见。故此，周代的尚“文”之风不仅铸就了有周一代的文明，而且更影响了整个中国古代统一国家的发展、进步。宋代大儒朱熹曾经以“经天纬地”来形容“文”的作用。他和弟子有如下的对话：
问：“文如何经天纬地？”曰：“如织布绢，经是直底，纬是横底。”或问：“文之大者，莫是唐虞成周之文？”曰：“‘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此便是经天纬地之文。”（注：《朱子语类》卷29。）
“文”虽不可见，但却能够经天纬地，它对于周代社会以及中国文明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可谓至大至重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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