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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20世纪，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双方经历激烈抗争，大起大落的10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 几乎使资本主义命归黄泉。后来，资本主义依赖于50、60年代的新科技革命和自身的调整、改革，才又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在世纪之初，社会主义由理想变为现实，其优越性首先在前苏联获得证明：在短短20多年时间里，走完了资本主义花费一二百年才实现的工业化过程，并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战后形成了一个有15个国家、世界1/3人口组成 ，足以同资本主义世界相抗衡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另外，还先后有近60个民族独立国家宣布奉行社会主义。然而，到了70、80年代，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实践倏忽转入低潮，进而跌落谷底。
世纪更替在即，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21世纪历史命运的预测和展望，自然成为当今世界性热门话题。在这方面，有分析地读些西方重要的政界要人或思想家的著作，或许可以从另一种角度增进我们对问题的认识。
一
当代资本主义以在美国的发展为典型和代表，因而为资本主义的辩护与对社会主义的攻击也以美国为甚。例如在1989年前后，就有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1999不战而胜》、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司副司长、原兰德公司分析家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类》、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际问题专家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等著作攻击社会主义，认为人类只有普遍实行资本主义，尤其是美国的资本主义，才能“使下一世纪成为一个和平、自由和进步的世纪。”〔1〕不过，臆测终归是臆测。 就在一些人因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而弹冠相庆的余音尚在回响之际，另一些人已认识到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因为“苏联共产党政权在欧洲的垮台宣告了冷战的结束，但这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挑战也随之结束”。〔2〕曾经声嘶力竭地叫喊共产主义“大失败”的布热津斯基在1993年推出了一部新作：《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中译本名为《大失控与大混乱》）。在这部著作中，布热津斯基一改写作《大失败》时的兴奋和自信，依据大量事实和对世界政治格局比较深刻的分析，给世人描绘了一幅混乱不堪、失去控制和理智、没有任何美好前途和明确目标的21世纪图景。布热津斯基的忧虑和沮丧首先源自对美国的失望。
布热津斯基认为，当代美国受20大难题的严重困扰。这20大难题可以归为三类：
第一，经济类。这方面比较突出的：一是工业严重缺乏竞争力、生产增长速度呈现下降趋势；二是贸易赤字和债务问题严峻。以《大国的兴衰》著称的保罗·肯尼迪，最近在《为21世纪做准备》中为我们勾勒出美国在20世纪后半期的经济增长情况：40年代4.47%、50年代3.92%、60年代4.05%、70年代2.79%、80年代2.64%、1990年0.9%、 1991年－0.5%。〔3〕至于人所共知的债务及由此造成的预算赤字，早已“使美国的未来背上了越来越沉重的——甚至可能是灾难性的——负担”。〔4〕
第二，社会类。这主要表现为高度的贫富两极分化以及日益加深的种族问题、广泛的犯罪和大规模的吸毒现象等等。在当今美国，普通经理比工业工人的收入高出90倍（1980年是40倍）；80年代末期，6 岁以下的黑人儿童中有半数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由于广泛的贫困，以援助发展中国家而著称的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美国分会已于1991年宣布，将注意力集中到美国自身。另据统计，仅占世界总人口4%至5%的美国却消费了世界50%的可卡因；美国的犯罪率居发达国家首位，每年约有1.9 万人死于相互残杀，监禁犯人的比例为全国人口的10万分之426。〔5〕
第三，文化、价值类。诸如绝望情绪的滋生、过度的性自由、视觉媒体大规模地传播道德败坏的世风、公民意识下降、日益弥漫的精神空虚感，等等。
作为美国比较清醒的政治家，布热津斯基对当代美国的各种矛盾、危机的认识是比较准确的。但是，根源何在？为什么在21世纪的美国，第二、第三类问题“不大可能得到决定性矫正”？一旦触及基本制度方面，作为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布热津斯基自然讳莫如深。相比之下，身为学者的保罗·肯尼迪则显得稍为坦率一些。他认为：“美国的社会和政治的性质”决定了它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难题；若用“传统办法”治理，21世纪美国的最好处境只能是“得过且过”，“除非它变成一个截然不同的国家”（着重号为引者所加）。〔6〕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泓在其新著《冷战以后》中以“旁观者”的身份指出：国内各种矛盾使“美国经济在10年、20年以后将会陷入极其深重的困境”，因为“在其背后潜伏着涉及世界秩序应有状态的价值和制度的重大的变化”。〔7〕
所谓的“美国世纪”已经破产，那么在美国之外有没有其他西方发达国家能够替代美国，有效地行使全球资本主义权威呢？布热津斯基认为一个也没有。因此，只能任凭世界“像是一架用自动驾驶仪操纵的飞机”那样，漫无目标地横冲直撞。“无可奈何花落去”。在这里，布热津斯基实际上已经将资本主义在21世纪大势将去、岌岌可危的不妙前景展示在世人面前。
二
任何一种社会经济制度都有其萌芽、确立、发展及衰亡的过程。资本主义也不例外。资本主义诞生几百年来，创造了辉煌的生产力。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以私人占有为本质特征的资本关系经历了从个体资本到社会资本的发展；在本世纪，社会资本又经历了从早期股份公司、私人垄断再到国家垄断的发展。但是，无论资本关系的形式如何变，剩余价值规律始终存在着。受此规律支配，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必然不断以最大限度追逐利润来保持自己的地位，整个社会及人们的生活也只能一直忍受无限制物欲的统治。这也就是布热津斯基认为第二、三类问题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矫正”的根源所在。
不过，21世纪资本主义的真正危机还不仅仅在于少数发达国家制度弊病的充分暴露且无法克服性，更在于在全球化进程中，资本主义对全人类发展的破坏和阻碍。
恩格斯说过：“被共产主义者作为自己前提的不是某种哲学，而是过去历史的整个过程，特别是这个过程在文明各国的实际结果。 ”〔8〕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但在一国范围内将资本关系的社会化过程推向极限，而且使资本的国际化运动在更为广阔的空间和更深层次上展开。资本关系的高度国际化运转固然促进了世界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但在另外一方面，也使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及其后果更具全球性特征。
首先，在当代，受生产和资本国际化的推动，逐渐形成了包括国际商品交换、劳务出口、金融活动、资本流通、技术转让、劳动力迁移等内容的世界市场体系；随着国际经济活动的迅速扩大，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空前增强；由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生产领域的国际合作发展到更高层次；各国经济互相交织、互相融合，使全球在经济上结合得更为紧密。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必然要求实现全球经济一体化，即各国联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对国际经济进行干预和调节。然而，全球一体化意味着某种超国家机构的形成与各国主权的让渡，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绝对阻遏，两相冲突必然造成世界市场的无序化运行、世界经济的混乱和动荡。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所决定，问题的最后解决只能以全球性制度革命为前提。
其次，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又与劳动力世界市场的高度发达互为因果。目前，由世界跨国公司在海外子公司而形成的产值和销售值已超过了世界出口值。这使马克思当年提出的劳动和资本的对立这一导致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社会根源，超越了国界，扩展至全球范围。同时，大规模的移民浪潮造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冲突呈世界性发展趋势，马克思的“工人没有祖国”的名言不断增添更为深刻、广泛的政治和社会内涵。
再次，经济全球化所造成的生产和技术国际范围内的大规模流动，使南北不平衡发展问题更为尖锐突出。目前发展中国家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3／4以上。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2年《人口发展报告》，在本世纪60年代，富国比穷国富30倍，到了90年代，差距扩大到150倍！ 全球不平等记录势必成为21世纪政治中的重大问题。保罗·肯尼迪意味深长地指出：“21世纪开始时，不断增加的几十亿穷苦不堪的农民看着（但不分享）北方的财富，而工业民主国家几百万兴旺的家庭每天都看到同一星球上的人在人口和环境灾难中吃苦头，地球上的各民族将如何相处呢？这是引起改革呢，还是无动于衷和满腔忿恨呢？”〔9〕
由资本主义发展而导致的全球性不平等，还表现在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极少考虑对资源和环境的保护；在当代，发达国家存在的大量核工业、化学工业等仍在进一步损害着生态平衡。利益为少数人所得， 牺牲却是全球性的。 人类要想在21世纪免受资源及环境的致命性威胁，就必须实行国际间的全面合作，同时彻底改变工业化时期形成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社会发展模式。然而，这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办得到吗？布热津斯基承认：“迄今是发达国家对生态造成了最严重的破坏”，但是，保护生态又是“和相当大一部分富裕者纵情享乐的生活方式”相冲突的。〔10〕保罗·肯尼迪坦率地承认：资本主义国家的价值取向和制度特性决定其在资源与环境问题上无能为力。〔11〕那么，难道真会像有人预言的那样，人类将在21世纪或更长远的时间内会因为资源与环境问题处置不当而走向绝境？
总之，当代世界文明发展的总趋势愈加清晰地告诉人们：经济的高度全球化、世界范围内尖锐的阶级对立、急剧加深的南北不平衡发展、日益深重的生态危机，使人类在21世纪的生存和发展将取决于能否以一个合理的社会制度取代已经发展到顶点的资本主义。诚如“第四国际”的曼德尔所言：“要么是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要么是死亡”；“社会主义世界联邦是唯一可能的未来解决办法”。
三
回顾20世纪历程，社会主义的大起大落甚至比资本主义从萧条到高涨更为惊天动地、引人瞩目。因此，对20世纪社会主义历史的评说及其在下世纪前途的分析，一直成为某些西方思想家、政治家的思维重心。在这方面，布热津斯基的观点仍然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在《大失败》中，布热津斯基曾经把共产主义在20世纪的成功归于所谓的“大简化”作用，即共产主义是以对财产私有制的简单否定，“在心理上恰巧迎合了政治上刚刚觉醒的民众的感情”。〔12〕但是到了《失去控制》，布热津斯基虽然仍免不了对20世纪社会主义历史的嘲讽和谩骂，可在事实面前不得不高度肯定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并预言中国的道路“很可能会被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特别是被前苏联各共和国的人民，看成是一个越来越有吸引力的替代选择模式”。〔13〕
“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对社会主义在20世纪历史的总结及其下世纪命运的思考，我们不能忽视对以下三个互相关联问题的深刻认识和把握。
第一，如何认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规律性。
这个问题最早是由马克思在论及俄国社会的发展道路时提出来的，后来列宁沿着马克思的思路，作出进一步的理论阐述。但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先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究竟属于世界历史发展一定条件下的特殊现象，还是一般规律？美国学者斯塔夫里亚诺斯提出：“每一种社会制度趋于腐朽且将被新的社会制度所淘汰的时候，率先发生转变过程多半不在中心地区的富裕的、传统的和板结的社会里，而是发生在外缘地区的原始的、贫困的、适应性强的社会里。”〔14〕埃及学者阿明和美国学者沃勒斯坦的“中心——外围”说也坚持认为，在当代世界体系中，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要改变“依附”或“边缘化”状态，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当前，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和认识必须联系全球化历史进程和社会主义的制度特性、价值取向进行。回顾社会主义在20世纪实践中的经验教训，有两点应该是很清楚的：其一，社会主义制度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垮台，只表明“苏联模式”的失败，而决不意味着社会主义道路之不可行；其二，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首先必须以现代化为努力方向。
第二，怎样看待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
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运动曾经在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蓬勃发展，然而自80年代末开始、连续经受巨大的冲击，发生了程度不同的逆转。究其原因，除了自身的软弱和历史的、阶级的局限外，与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颠覆、干涉存在着必然联系。但是，社会主义在这些地区并没有消声匿迹。有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虽然失去了政权，但并未放弃社会主义目标；有些国家虽然宣布不再搞“苏联模式”，但并未声明走资本主义道路。从整个情况来看，亚洲地区的共产主义政党大部分顶住了压力，基本保住了社会主义阵地；非洲仍然坚持社会主义的政党正在通过“非洲社会民主政党联盟”保存和壮大自己的力量；拉丁美洲地区的各国共产党和左派政党仍在不断举行会议，坚持继续斗争。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除了社会主义作为人类公平、正义、自由、平等的象征所产生的吸引力以及社会主义理论、制度、运动的历史性重大影响外，从根本上说，是由当代发展中国家的生存危机所决定的。为了帮助发展中国摆脱贫困和落后，50年代以来，一些西方学者或国际和地区性经济组织不断设计方案，提出各种发展理论。但是，由于受基本制度制约，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持续下降。这表明资本主义不能解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这就为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的再度兴盛提供了理由和适宜的社会土壤。可以预料，在经历一段时期的曲折、震荡以后，社会主义必将重新成为一部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发展的主潮流。
第三，中国的成功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影响。
最近十几年，中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所取得的成就震动了整个世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使20—21世纪之交的世界社会主义低潮在性质上不同于在巴黎公社失败后出现于19—20世纪之交的社会主义低潮。首先，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只要中国不垮，世界就有1／5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15〕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繁荣标志着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表明与传统社会主义有很大区别的一个现代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的新时期正在到来。最后引用布热津斯基的话结束本文可能是饶有意味的：“中国以其10亿多人口，能够成功建设成一个政治上可行、从全社会来看又比较富足的国家，它必然日益成为全球注意的焦点，不论它是否希望如此，那些急不可待地想寻求适合本国历史性指导方针的贫穷国家，必然对中国趋之若鹜，即使中国不从意识形态角度阐述和宣传中国模式的意义。”〔16〕
注释：
〔1〕〔美〕尼克松：《抓住时机——美国在只有一个超级大国的世界上面临的挑战》，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6页。
〔2〕〔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92年12月14日。
〔3〕〔5〕〔6〕〔9〕〔11〕〔美〕保罗·肯尼迪：《为21世纪做准备》，新华出版社1994年4月版，第287、296－297、316－318、57、113页。
〔4〕〔10〕〔13〕〔16〕〔美〕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115、119、208、205－207页。
〔7〕〔日〕中曾根康弘：《冷战以后》，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7月版，第30、141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11－312页。
〔12〕〔美〕布热津斯基：《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
〔14〕〔美〕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商务印书馆1993年6月版，第22页。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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