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的动力机制：对话托马斯#183;皮凯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托马斯论文,不平等论文,凯蒂论文,机制论文,动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最新著作《21世纪的资本》 (又名《21世纪资本论》——编者注)一经问世，就产生了广泛影响，甚至被称为“近10年来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新左翼评论》2014年第1/2月号刊登的对皮凯蒂的访谈正是围绕着这一新作展开的。该访谈涉及收入不平等、财富积累和集中、不平等与民主制度的关系、代际冲突、累进税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本访谈是《新左翼评论》在艾丽丝·贝雅(Alice Béja)和马克-奥利维尔·帕迪斯(Marc-Olivier Padis)的采访(Esprit，November 2013)的基础上新增加了最后的六个问题后形成的。为方便起见，采访者一律标示为《新左翼评论》。 《新左翼评论》：您的新书《21世纪的资本》概括了一个研究项目的成果，这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项目使用了长时段的比较研究方法。就财富分配而言，各国的结果相当一致，这一方面对“收敛”理论构成了挑战，另一方面也对这样一种观念提出了质疑，即不平等程度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降低。您如何解释各国在这一结构方面相对缺少差异性的原因？这些长期数据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用来预测未来？ 皮凯蒂：《21世纪的资本》为整个团队收集的数据提供了一个一般性的解释框架。该书与我在2001年出版的论法国最高收入的书截然不同，因为它观察的不只是一个国家，而是20多个，时间跨度长达几个世纪，并且是从资产和收入两个角度来考察财富。就资产而言，重要的是，已有的数据使得我们可以观察财富不平等的长期变化。多数西方国家直到20世纪早期才开始征收所得税，因此，我们无法回溯到更早的时期，也就无法从恰当的视角来看待两次世界大战。把焦点从收入转向资产(包括继承而来的财富)，使得我们改变了研究模型，把时间框架进一步回溯到了工业革命，去研究19世纪那些有效的动力机制。如果没有同事的帮助，研究视野的这种扩展恐怕是不可能的。 至于各国的共性，必须用数据来说话，用分析来证明。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尽量不忽视各国的财富积累史——比如资本在美国自黑奴贸易以来所起的作用、德国的莱茵模式、19世纪英国国债的规模等，它们在已有的土地食利者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食利者，从而使私人财富急剧膨胀。法国的情况则不同，因为国债被清算了若干次，而国有化发挥了关键作用。所以，每个国家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和文明史。各国对不平等的反应也取决于它们如何看待本国与他国的关系。例如，美国经常通过与欧洲的对比来为其国内的不平等辩护。美国要么视欧洲为特权横行的地方——这使得美国在20世纪早期对高收入者征收没收性税赋，以避免重蹈在他们看来分配极不平等的欧洲的覆辙；要么相反，抨击欧洲的集体主义和平均主义，就像近几十年来所做的那样。每个国家都认为自己的模式在本质上更加公正。 我强调某些普遍规律，如增长率和资本回报率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相信绝对的经济决定论，事实恰恰相反。不过，国家之间的相似性也不容忽略。在20世纪，欧洲各国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不平等的动力机制在所有这些国家的演化都遵循着相似的路线：在一战前的“黄金时代”，伴随着财富的空前集中，不平等程度急剧升高；1914年之后，由于冲突、去殖民化和福利国家的发展引发了社会转型，不平等的趋势逐渐减缓。但从80年代以来，不平等再次增长。在1914-1918年和1939-1945年，各国遭受的物质上的破坏程度不一，但政治冲击和战时支出的负担最终对它们的经济产生的影响是类似的。比如，英国就是这样。相比之下，英国遭受的破坏比法国和德国要小一些，但在二战中，其私人财富也大幅缩水。在1945-1975年这“辉煌的30年”里，这种私人财富规模的缩水给我们造成了一种错觉：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新的资本主义阶段，即没有资本、至少是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阶段。但从结构上说，资本主义并没有被取代；相反，这一时期实质上是一个过渡性的重建阶段。虽然进行得缓慢，但财富已经得到了恢复。只是到了今天，也就是21世纪初，我们才发现私人财富的规模与一战之前一样，大致相当于年国民收入的6倍，而与此构成鲜明对比的是，在50年代，私人财富的规模还只是国民收入的两倍多一点。 当然，各国之间的差异仍旧存在。比如，德国的资本增殖率一直比法国低，其中一个原因是，在莱茵模式中，企业所有权是在股东和雇员之间进行分配的。尽管如此，还是存在一些显而易见的普遍趋势：增长率比资本回报率低，因而，不平等程度的变化趋势是提高，而不是降低。这是人类历史长时段的情况，例外的是20世纪(见图1)。 “收敛”理论假定不平等程度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自动降低，这一观点的理论基础和经验基础是薄弱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西蒙·库兹涅茨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一个假设。他曾观察到，从1910年到1940年，美国的收入差距出现了缩小的现象。经济学家们愿意相信这些乐观的结果，并把它们确定为一条规律。实际上，这一不平等程度的降低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两次世界大战，但人们却主观地认为在理论上存在着某种普遍机制，这种机制产生了一种和谐的趋势。另一个因素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多少关于不平等的历史研究，这部分是因为历史学和经济学之间的学科划分。
图1：税后资本回报率vs.全球增长率(公元1-2200年) 数据来源：piketty.pse.ens.fr/en/capital21c。 我的目标是对正在发生作用的动力机制形成一种不偏不倚的看法。当然，某些“收敛性因素”是存在的，其中最显著的就是知识的扩散。当前，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欧洲、美国和日本——的人均产出水平是接近的；所有这些国家的人均年收入约为3万欧元。尽管各国的社会模式和强制税率差别很大，但它们的人均产出水平之间的差异极小。这个“收敛”过程可能会持续下去，并把某些新兴国家包括进来。但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财富积累的动力机制，就会发现在各国内部和全球层面都存在着导致分化的强大压力(如图2所示)。由于世界经济增长乏力，资本回报率高于增长率这一事实将会自动提高财富继承的不平等程度。
图2：以占国民收入的百分比计算的私人资本的全球分布(1870-2090年) 数据来源：piketty.pse.ens.fr/en/capital21c。 《新左翼评论》：所以，只有外部的冲击，比如战争，才能限制这种积累吗？ 皮凯蒂：增长可以对财富集中过程产生抵消作用。但乏力的增长所产生的抵消作用不大。马克思和新自由主义者对增长的看法都是错误的。马克思忽略了增长，而新自由主义者却认为增长能解决一切问题。对马克思来说，增长的唯一原因就是资本的积累；生产率是不会自动提高的。他认为，资本主义的逻辑矛盾在于资本—收入比会无限提高，因而资本回报最终会降到零。资本主义制度是内在不稳定的，自然而然会引发革命。20世纪的经验表明，这一公式在经济方面显得太单薄了(其得出的政治结论也太过于机械了)。生产率的增加和人口的增长(如图3和图4所示)使马克思的等式得以平衡，从而扭转了回报率下降的势头。但是只有处于极高的积累程度和财富集中程度时，才能达到这一平衡点，而这与民主价值是不相容的。在经济理论中，没有什么能够确保处于平衡点时的不平等程度是可接受的，也没有什么能够保证会出现一种可以带来普遍均衡的自动稳定机制。 有人宣称资本回报率将“自然而然地”下降到和增长率相等的水平。但从历史上看，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一点。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增长率都是零，但是资产回报率仍然为正——一般来说，地产的平均回报率是4%—5%。诚然，这就是社会秩序的基础，因为有一群人即土地贵族可以用这种收益来维持生活。事实上，长期来看，资产回报率一直比增长率高。这并没有引发什么逻辑上的问题，但它的确导致了如下的疑问：资产回报率与增长率之间如此高的比率所造成的不平等的再生产及其程度的加深在民主的背景下是否能够被接受？
图3：全球单位资本增长率(公元1-2100年) 数据来源：piketty.pse.ens.fr/en/capital21c。
图4：全球总增长率(公元1-2100年) 数据来源：piketty.pse.ens.fr/en/capital21c。 20世纪，人们广泛认为理性主义的力量将消除经济租金(economic rent)，即因地位上的优势而获得的超额回报。我们可以从词语的演变中观察到这一点。今天，“租金”总是往往与“垄断”牵扯在一起。当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被问到应该如何拯救欧洲时，他说我们必须反对寻租，其意是应当开放像出租车和制药业这些受保护的部门，说得好像只有竞争才能消除经济租金似的。但资本回报率比增长率高这一事实与垄断没有关系，也不能通过增加竞争来解决。相反，资本市场越纯粹，竞争越激烈，资本回报率和增长率之间的差距就越大。最终结果就是所有者和管理者分离。就此而言，市场理性的目标恰好与精英统治的目标背道而驰。市场制度的目标不是促进社会公平或强化民主价值；价格机制是不受限制的，也是不讲道德的。虽然市场是必不可少的，但有一些事情是市场无法完成的，为此我们需要建立特定的机制。人们太过于轻信竞争和增长的自然力量本身就能不断地调整个人的地位。但在20世纪，把过去夷为平地从而重新洗牌的却主要是战争。而竞争本身却无法保障社会和民主的和谐。 《新左翼评论》：《21世纪的资本》重申了经济史的重要价值，它必须与其他社会学科结合起来。研究工作如何才能使本身不再受控于数学化的经济理论的统治地位，从而促成这种转变呢？ 皮凯蒂：我认为自己既是社会科学家，也是经济学家。当我们研究诸如财富分配这样的问题时，学科界线不是固定的，必须把各种方法结合起来运用。20世纪90年代早期，我在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等地教书，这些大学里的经济学家们自鸣得意的表现让我感到惊讶。他们相信自己所用的方法比他们在社会学、历史学和人类学这些所谓“软”科学领域的同事们所使用的方法要科学得多。但他们的“科学”通常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自柏林墙倒塌以来，美国和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们不遗余力地美化市场。尽管我也是学理科出身，但我总是被历史吸引。从一开始，我就努力搜集关于财富分配历史演变的数据，因为现成的数据很少。跟人们有时听说的情况相反，历史数据确实是有的，只是你必须花时间去搜集。我绝不是反对理论，而是说在运用理论时必须审慎，因为一点理论就能解释很多事实。但经济学家常常反其道而行之。他们整天都在生产理论，给自己造成了一种科学化的错觉，可支持这些理论的事实论据却可能是不堪一击的。 《新左翼评论》：有时您也引用文学作品来解释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巴尔扎克和奥斯汀的作品一贯关注人物的资产和收入，那个时代的读者了解这些东西意味着什么？在当代文学作品中，这种衡量已然不复存在：人物的经济条件很少被考虑。是不是不平等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不可知的，从而在社会上变得更容易接受？ 皮凯蒂：这本书的缘起，主要是我害怕社会结构在我们还没认清之前就一点一点地发生无法补救的变化。理解这种变化的动力机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真正的危险在于，我们某一天会突然醒悟过来，发现社会比19世纪还要不平等，因为这一社会将把财富继承上的不平等所具有的专横性与那种让“失败者”为自己的境遇负责的精英统治的话语(比如，说他们的生产率太低了)结合起来。货币衡量标准的消失，加上其他因素，使得在文学作品中表现这些不平等的可能性降低了。在没有发生通货膨胀的19世纪，货币衡量标准是固定不变的。每个读者很快就能理解巴尔扎克和奥斯汀的作品所提到的那些金钱总数意味着什么。但20世纪的增长和通货膨胀把这些衡量标准推到了一边。数字更新得太快，以致现在我们甚至会发现，要把90年代某一层级的工资与某种特定的生活水准或购买力联系起来，竟也成了一件困难的事。 总的来说，对进步的共同信念和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意味着人们拒绝设想一个与19世纪一样不平等的现代世界。当然，我们还没到那种地步，我也不是鼓吹什么在劫难逃。但在某些条件下，这是可能发生的；人们其实是有意对当代的动力机制的逻辑视而不见。比如，国家的统计部门拒绝公布最高收入——一般来说，它们不会在第90百分位以上，以避免“煽动民粹主义”和嫉妒情绪。按照这种逻辑，在1788年本可以发布一份报告，声明天下太平，因为贵族只占总人口的1%或2%。但对法国或英国这样的国家来说，1%就是50万或60万人；对美国来说就是300万人。这么多人占用了大量的社会空间，构成了一个社会等级。我们的目的不是要煽动嫉妒情绪。如果社会差异能像1789年《人权宣言》第一条所说的那样(“非基于公共福祉不得建立社会差异”)造福大众，那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社会差异与公共利益开始背道而驰，则必须得到管制。 如果研究者和公共机构不能准确地描述不平等的现状，那他们就是在逃避责任，就是在把这一领域拱手让给由大银行发行的《福布斯》或《全球财富报告》等杂志所公布的财富排行榜，这些大银行承担起了“知识生产者”的角色。但这些排行榜的数据在方法论上的基础仍然是混乱的；它们得出的结论带有较为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总是为企业家精神和“受之无愧”的财富大唱赞歌。而且，集中关注“最富有的500人”这一做法其实是将不平等问题非政治化的一种方法。“500”这一数字如此之少，以至于显得无足轻重。它表面上是在呈现极度的不平等，实际上呈现的却是缓和的情况。只有运用更全面的方法才能把握不平等的状况。比如，如果我们将富人界定为资产超过1000万欧元而不是10亿欧元的人，那么这些富人的资产在总财富中所占的比重是极大的。我们需要用恰当的工具来展现不平等的程度。美国的“99%运动”就是方式之一。聚焦最富有的1%，我们就能对不同的社会进行比较，而使用其他方式似乎无法进行这种比较。“高级管理层”或“食利者”等术语看起来似乎更为精确，但在历史上却各有所指。 《新左翼评论》：当代的不平等有时被描述成是一种“代际冲突”，在这一冲突中，年轻一代被剥夺了其社会遗产，这种社会遗产被挥霍在了战后“婴儿潮”中出生的人身上。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皮凯蒂：“辉煌的30年”使人们产生了两个关于不平等的极其严重的错误观念。第一个就是“代际冲突”理论，该理论认为随着平均寿命的延长，资产逐渐成了一种将工作收入转换为退休收入的办法。人们年轻时很穷，但这是在为退休后的生活消费积累收入。这种理论提出了一种关于财富不平等的安慰人心的观点，因为这种观点认为每个人都会先穷后富，这看起来足够合理。但这种观点只解释了财富积累和集中的一个极小的侧面；实际上，同代人之间的财富不平等程度像代际之间一样大。换言之，代际冲突无法取代阶级冲突。其原因之一就是财富集中的累加性：无论你在什么情况下积累和继承财富，财富集中都会加速进行。举个具体的例子，如果你继承了一栋公寓，而不必再付房租，那你就更容易有储蓄，从而也更容易积累财富。就现收现付制养老金有助于保存积累起来的财富而言，它也加强了这种累加性，因为人们不必在退休时花掉他们的资本。 第二个错误观点是“人力资本”理论。该理论建立在如下观点之上：随着技术的进步，人的技能会取得相对于工厂、建筑、机器等的优势，对个人专门技能的需求会越来越多，而对非人力资本——地产、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的需求却会越来越少。按照这个假设，股东将会被经理人取代。可是，这种状况从未发生过。如果技能进步了，非人力资本也会进步，所以两者的关系并没有发生太大改变。人们甚至可以设想一种21世纪的“机器人经济”，在这种经济中，人力资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将会降低。这并不是说一定会发生最糟糕的情况，但市场并没有自动的矫正机制。我们必须建立能够发挥这种矫正作用的制度。我认为，对私人资本征收累进税可以充当这种机制。 《新左翼评论》：在《21世纪的资本》的最后一部分，您强调了税收的作用，讨论了摆脱债务陷阱的各种方案，包括偿付、通货膨胀和违约。当然，债务是巨额财富得以永续的一个因素，因为它造就了金融食利者。您为什么支持税收作为一种解决方案？ 皮凯蒂：我所支持的不是任何旧有税种，而是一种针对资本的累进税。对21世纪的“世袭资本主义”来说，这种税比所得税适用性更强。当然，我并不是说要取消所得税。私人资本税对于反击日益严重的不平等极为重要，而且也是解决公债危机的有用工具，因为它是根据每个人的财富多少来分担税赋的。那将是一个很难达成但必须实现的理想。财政革命一直是过去每一次伟大的民主革命的核心，未来的情况也会如此。 通货膨胀是对穷人的资本征税。它降低了小额资产——即个人在银行的存款——的价值，却保护了股票和房地产。它不是正确的解决方案，却是最简便的方案。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收缴长期违约罚金，正如英国在19世纪为清偿债务所做的那样。但那会持续数十年的时间，最终债务利息支出比花在教育上的投资还要多。在很多情况下，政府债务是一个伪问题：它其实是我们自己给自己贷款。就私人财富来说，欧洲从未像现在这样富有，贫困的是国家。所以问题在于分配。这种朴素的现实被人遗忘了。欧洲的优势是巨大的，包括它的社会模式，它继承下来的较高的生活水平，还有它占全球GDP的25%。它拥有足够的地理空间来有效地管制资本主义。但欧洲不会未雨绸缪。 《新左翼评论》：在2012年的法国大选中，您曾支持社会党，还为该党有可能采取的再分配财政政策提出了建议。但奥朗德政府回应的却是雇主联盟的迫切要求，这是否让您感到吃惊？ 皮凯蒂：其实我一点都不吃惊。奥朗德当选主要是因为选民想摆脱他的前任，这当然是件好事。但他实际上缺少一套可供遵循的政策纲领。 《新左翼评论》：资本回报率高于增长率导致了不平等，您提出了一个关于这种不平等的趋势的长期预测。然而，您对未来增长率的预测——到2030年为止，发达国家保持1.2%，新兴经济体保持4%—5%；到2050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下降至1.5%却建立在有点机械的“赶超论”和“收敛论”基础之上。另有理论认为，制造业方面整体的生产力过剩，从而利润率的下降拉低了工资，并使投资都转移到了金融产品上，导致本来只有靠大规模贷款才能维持的需求更为疲软。您对这种强调资本主义的动力机制而非“收敛”本身的观点有何回应？ 皮凯蒂：我试图把关于未来增长率的结论建立在对以往的发展的分析上，而以往的发展是由资本主义动力机制和竞争的力量所驱动的。请注意，增长率的下降不仅是“收敛”的产物，更重要地，它也是人口增长的结果。由于这些缘故，未来在资本回报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将永远有一个巨大的鸿沟。马克思的结论与我的结论的一个重要差别在于，马克思相信利润率的下降在某种意义上为资本主义制度的长期发展问题提供了一个经济学的解决方案。我认为不存在这样的解决方案。根据历史证据和理论推演，我得出的结论是：资本回报率——利润率只是一部分——或许会长期保持在增长率之上，正如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状况一样。 《新左翼评论》：您能具体谈谈您用来支持您所说的历史上回报率(这一回报率被认为既包括租金等，也包括利润)为5%这一观点的经验数据吗？ 皮凯蒂：这本书最开始的两章解释了资本/收入比的动力机制，主要采用了历史上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而这些数据又是建立在大量不同的资料基础上的，其中包括财富普查——土地估值、房地产估值和股票市场的资本化——以及公司账户、各种租金等。 《新左翼评论》：您在处理财务数据方面也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尽管对于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研究来说，这显然要比家庭调查更有优势，但是不是还存在着大型企业普遍避税的问题呢？与这个问题类似，您确信您的数据能够全面涵括商业合作关系中财富的积累状况吗？在所有权关系以如此复杂的方式被分层处理时，能否避免低估或者高估其对财富分配的影响？ 皮凯蒂：我们之所以需要财务透明——在全球范围内对金融资产进行登记以及对资本征收累进税——的原因恰恰在于，我们必须以更加民主的方式获知谁拥有什么。现在我们非常不确定财富集中的真实程度，这削弱了我们在掌握充分信息的情况下就合适的税率和税种展开民主辩论的可能性。鉴于我所整理的数据是不完备的，我想我们需要斜率较高的累进资本税，以便将全球财富集中的动力机制保持在我们的控制之下。但我认为，首要的是我们需要增强财务透明度，以便让公众了解更多事实。 《新左翼评论》：您把1914-1975年间收入不平等程度史无前例的下降归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以及随后的政策反应。您的观点不怎么重视这一时期群众性的工人党派和工会内有组织的劳工的力量，这也是前所未有的；您也根本没有提到东方共产主义带来的威胁，它曾迫使西方的资本作出妥协。被削弱的劳工的地位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平等的加剧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皮凯蒂：1914-1945年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下降既是因为世界大战的冲击，也是因为随后的政策反应。激进的政治变革——累进税、社会保障、有组织的劳工等等的发展——确实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变化，当然包括布尔什维克革命及其造成的东方的威胁，在很大程度上是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的冲击的结果。在1914年以前并没有出现不平等程度下降的自然趋势。政治制度在形式上是民主的，但它没有对日益加剧的财富集中真正作出回应。20世纪不平等程度之所以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暴力的政治动乱，而不是和平的选举民主。我认为这有助于解释为何早期的某些制度据以建立的共识不堪一击，以及为何这些共识自70—80年代以来遭到了猛烈的抨击。共产主义在1990年前后的崩溃显然也促进了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前10年人们对自由放任的私人资本主义的过度迷信。 《新左翼评论》：您预测不平等程度在21世纪剩下的几十年里将会维持不变，但您怀疑这种趋势能否与民主价值协调一致。您是不是对民主的形式有点理想化呢？在过去的40年里，民主价值对愈演愈烈的不平等一直是冷眼旁观的。随着选举投票率的降低以及中右和中左党派在政治纲领上的趋同，只要有27%的选民支持，就足以让一个支持市场的政府上台，正如希腊已经发生过的那样。到底还有什么理由足以让我们相信这种制度无法在21世纪存在下去呢？ 皮凯蒂：我对未来并不是特别乐观。过去的教训告诉我们，暴力动乱往往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形式上的民主制度却并不总是对愈演愈烈的不平等作出反应，这主要是因为民主制度会被金融精英俘获。但我情愿相信，我们能从过去的灾难中吸取教训，找到更多和平的、可以长期利用的方法来约束资本主义的动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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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的动力机制：对话托马斯183；皮凯蒂_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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