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的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劳动力转移论文,剩余论文,国外论文,农村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发达国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比较
目前，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在社会总劳动力中的比重很小，一般在10％以下，有的国家该比重不到3％。而在工业化的初期，这些国家农业劳动力在社会总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虽然较高，但并未像现在发展中国家那样存在大规模的剩余劳动力，个别国家甚至还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现象（例如美国）。发达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伴随着工业化的推进而产生和发展的。从整体上看，这些国家非农化与城镇化的进程是同步的。但这些国家受本国经济、历史、文化、制度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具体模式仍各具特色。
（一）英国模式
英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始于15世纪末，止于19世纪中叶，经历了长达4个世纪的时间。从转移模式看，英国选择的是圈地运动式的强制性转移模式。在英国，农村劳动力除了向本国城镇非农产业转移外，还向殖民地国家转移，特别是向美国转移。英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的选择与当时英国的国情息息相关。
1.英国的农村劳动力在圈地运动的暴力方式下被迫转向非农产业。英国是一个岛国，国土面积狭小，耕地面积所占比重在西欧各国中也是最小的。由于人多地少，英国在工业化前期农业劳动力占有很大比重，至1801年该比重仍为35％。随着英国非农产业的发展，该国出现了一个十分特殊的现象，这就是从15世纪开始，一直延续到18世纪，甚至在个别地方延续到19世纪初年的用暴力驱赶小农的大规模圈地运动。圈地运动造成了大量农业人口背井离乡，这些农业人口不得不受雇于手工工场，从而解决了毛纺织业对劳动力需求问题。据研究，在18世纪，英国有大约一半的农业劳动力涌入了城市。在大量的农业人口转向毛织业的同时，大批耕地就转化为牧场。可见，英国城镇非农产业所需要的劳动力是通过暴力的方式从本国农村强制性地转移出去的。
2.英国非农化的进程在依赖于国内市场的同时，得益于出口市场的规模和效率。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殖民主义国家，因而，殖民地国家也就成为英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流入地之一。据统计，仅19世纪的100年中，爱尔兰向美洲的移民就达500万人之多，以致美国的爱尔兰人要比在爱尔兰的爱尔兰人还多。这样，英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不仅为本国城镇化提供了前提条件，也加速了他国的城镇化。
3.英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是建立在农业高速发展的基础上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英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英国在人口城镇化过程中所需要的粮食和作为原料的农产品主要来自国外。18世纪60年代，英国生产的粮食可以满足城市人口日益增长的需要，而且还可以出口。例如18世纪初年，英国每年平均的谷物和面粉出口量为62.23万公斤，至18世纪中期上升到1206.5万公斤。然而，到19世纪中期，英国的农业生产停滞不前，1855年，小麦总产量为302万吨，1870年为307万吨。随着英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城镇化的推进，英国消费的粮食、肉类和农业原料越来越依靠从外国进口。1852～1859年，英国国内小麦消费量的26.5％是靠进口供应的；1868～1875年，进口供应的比重增至48％以上。到1910年，英国粮食自给率只有35.6％，棉花全部靠进口。英国以前是出口羊毛的大国，而到1850～1854年，平均每年进口羊毛4322.08万公斤，到1870～1874年，羊毛进口更增至13937.8万公斤（注：樊亢、宋则行（主编）：《外国经济史（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4～95页。）。
英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在经历了资本积累初期的困苦后，其转移逐步步入正轨。特别是在20世纪初期以后，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缓慢地向工业、第三产业转移。1901～1975年，英国农业劳动人口在全部就业人口中的比重由8.9％下降到2.7％。减少的劳动力在20世纪50年代前主要转入工矿业和建筑业，50年代后主要转入第三产业。1955～1978年，农业劳动力减少了42万人，工业劳动力减少了50万人，而第三产业劳动力增加了360万人，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主要进入了第三产业。值得一提的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英国的农工综合体发展迅速。农工综合体的部门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农业前导部门，包括制造和提供各种农业生产资料、技术、信贷、咨询服务等部门；第二类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部门；第三类是农业后续部门，包括农产品加工、包装、贮运、销售等部门。英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除了失业和进入城市、工业部门外，有相当一部分转移到了农工综合体的前导和后续部门。
（二）美国模式
从转移时间看，美国从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大约用了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完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注：本文把农业劳动力份额从75％下降至10％看作基本完成转移。）。19世纪末期，随着工业化浪潮的涌起，美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大规模转移。从转移的具体模式看，美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属于自由迁移模式。从转移方向看，吸收农村劳动力的部门基本为大城市的工业部门和包括商业和服务业在内的第三产业部门。美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具有地域转换先于职业转换的特点。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美国特有的经济社会背景所决定的。
1.美国的农村劳动力在大规模工业化条件下自发地转向非农产业。美国地多人少，在工业化初期并未集聚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相反，城镇化和工业化却面临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美国是一个劳动力短缺的国家，在工业化初期的1840年，其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为63％。但美国在19世纪末就实现了工业化，1870～1900年，农业增长了1.4倍，而工业增长了3倍。一方面，工业的快速增长提高了农业的机械化水平，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解决了地多人少的矛盾；另一方面，由于机械化而分离出来的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也被快速的工业化所消化。因而，以劳动力短缺为前提，以大规模的工业化为后盾，美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遵循着边产生边转移的自发的过程，走出了一条工业化、城市化和非农化基本同步的道路。
2.美国在工业化的同时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农业为工业发展解决粮食、提供原料和广大的国内市场，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得以畅通无阻。首先，从人均占有粮食看，美国1860年人均占有粮食800余公斤，1870年接近1000公斤。到1920年，由于耕地面积从0.67亿公顷增加到1.6亿公顷，虽然人口也增长了2.4倍，人均粮食占有量仍在1000公斤以上。1920年以后，由于集约使用土地，美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在人口增长的前提下仍保持在1205公斤（注：辜胜阻、刘传江：《人口流动与农村城镇化战略管理》，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9～50页。）。其次，由于农业的迅速发展，美国的农业劳动力在工业化后期大量转向城镇非农产业。这种转移是以农业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为前提的。例如，1820年，美国1个农民所生产的产品仅能供4个人消费；1920年，供养人数翻了一番，达到8人；而到了1972年，供养人数高达52人。这表明，在美国农村劳动力迅速转移的进程中，农业不但未衰落下去，而是继续飞速发展，与工业化相互促进，使美国经济得以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3.“交通革命”在幅员广大的美国的工业化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交通运输业的繁荣不仅吸纳了大量劳动力，而且降低了农村劳动力的迁移成本，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由迁移更加方便。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联邦政府出面修筑的通往西部的昆布兰大道，对早期的西部开发起了一定作用。19世纪40年代美国基本上形成了一个运河网，成为当时世界上运河最发达的国家。但是，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起关键作用的还是铁路的建设。1828年，美国开始修建铁路，最早通车的是巴尔的摩到俄亥俄之间的一段长21公里长的铁路。到1887年，全国数以万计的大小城镇已由铁路网连接起来。铁路运输不仅适应了工业革命的物流需要，也促进了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进程。
在美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良性转移轨道后，美国农村劳动力所占的比重随之锐减。二战前，美国农业劳动力占社会劳动力总数的22％，1950年下降到12％，1960年降到6.6％，1971年降到3.1％，现在只有2％。
（三）日本模式
日本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是发达国家劳动力转移成功模式的又一典范。日本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从20世纪初开始到20世纪末基本完成。战前几十年，日本经济增长缓慢，农村一直存在剩余劳动力。而真正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转移是在战后。日本政府针对本国人多地少、资源短缺的特点，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行了有效干预，走出了一条“跳跃式转移”（注：这是针对“递进转移”方式而言。“递进转移”即产业沿着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方向递进发展，剩余劳动力也随之沿着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方向转移。而“跳跃式转移”方式的特征是，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流动，在时间上并不像前一种方式那样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第三产业就业从工业化早期开始就呈现出与第二产业就业同步增长，或比第二产业就业优先增长的趋势。这说明，农村剩余劳动力一开始就较多地流入了第三产业部门。）和“农村非农化转移”相结合的道路。虽然与美英相似，日本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方向主要是大城市，但日本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仍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1.日本政府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政府重点扶持规模较大的自立经营农户，鼓励小农户脱离农业，转向非农产业。1971年，日本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在政府指导下，促进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协调发展，并制定了一项国家和地区相结合的指导性的发展计划，规定从1971～1975年，在城市郊区建立销售总额为90000亿日元的各类工业区，吸纳100万人就业，其中，60％来自农村。到1975年8月，全国有813个城镇实施了这项计划，已建成机电、金属加工、运输机械等各类工厂686家，吸纳了大批劳动力，其中，半数左右是农村剩余劳动力。
2.由于人多地少，日本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并没有伴随土地集中。战后，日本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加快。1950年，日本农业劳动力占社会劳动力总数的47％，1960年，该比重下降到32.9％，1971年降到19.7％，1977年仅为13.2％。但是，土地转移却极其缓慢，土地集中程度相对低于欧美发达国家，农业兼业经营普遍。
3.日本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转移创造条件。日本在战前的早期发展中，十分重视节约资本，充分利用劳动力丰富的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在日本工业吸收的劳动力的总数中，由劳动替代资本的创新吸收的劳动力所占比重为80％，而由资本积累吸收的劳动力所占的比重仅为20％。例如，在1889年，日本工业吸收的19.50万劳动力中，有17.05万是靠劳动替代资本的创新吸收的，其比重高达87.44％；而且在1880～1930年的整个过程中，日本工业部门对农业劳动力的吸收率始终大于人口增长率，从而使经济能够迅速摆脱马尔萨斯陷阱，实现现代化。而且，因缺乏自然资源，日本将教育体系视为国家优先考虑的事项。日本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国民智力的增值。
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的比较
与发达国家非农化的历程不同，拉美和东亚新兴工业国家（地区）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工业化程度最高的成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方式上存在差异。而且，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在人口、自然资源、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人均收入和经济政策上存在差异，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道路也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然而，它们又具有一些相同的时代背景，都面临着不利的人口环境和国际市场环境，农业达到商业化转折点的时间较发达国家晚，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成的时间大约在20世纪60～70年代。本文主要对东亚地区的韩国、拉美地区的巴西等典型国家以及台湾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方式进行比较。
（一）韩国模式和台湾模式
韩国和我国的台湾地区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最快的。目前，它们的农业劳动力份额都已下降至20％以下，比二战初期下降了50％多。韩国和我国的台湾地区都基本完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任务。从具体的转移模式看，韩国选择了集中型转移方式，其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涌向大城市；而台湾则选择了分散化转移方式，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方向是多元的，既有向大城市流动的，也有向中小城市转移的，同时，还有被农村非农产业吸收的。若从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具体发展战略和政策上看，两者则有共同之处：
首先，韩国和台湾资金都较为雄厚，都为经济腾飞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了资金保证。在资金来源上，韩国主要靠资金输入，而台湾主要靠内部积累。据不完全统计，1962～1981年，韩国共吸收国外贷款486.5亿美元，利用外资来增加就业机会。1967～1982年，韩国平均每年新增就业37.5万人，其中，有13.5万人（占36％）的就业机会是由外资诱发的（注：梁骞：《试析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两类典型》，《哈滨学院学报》2002年第11期，第60～61页。）。而在此期间进入台湾的外资的份额却很小。据有关资料表明，在台湾，进入的外资占岛内所需资金的份额，1961～1965年为16.8％，1966～1970年为5％，1971～1975年为－3.8％，1976～1980年为－8.3％，1980～1985年为－40.7％（注：梁骞：《试析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两类典型》，《哈滨学院学报》2002年第11期，第60～61页。）。这说明，自70年代以后，台湾已由资金输入者变为资金输出者，并从根本上摆脱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中遇到的资金短缺的困境。
其次，韩国和台湾在经济起飞初期都实行了以劳动密集型工业为重点的工业发展战略。例如，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台湾抓住国际市场的机会，大力发展纺织品、合成板以及电子、成衣、家具、鞋类、塑胶、家电等一大批劳动密集型产业，使岛内的失业率由50年代的7％，下降到70年代末的1.2％，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也由50年代的4％提高到60～70年代的6％。
当然，两者具体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思路也有不同之处，并相应导致了不同的转移结果。例如，台湾是在农业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实现转移的，而韩国是在农业发展不足的条件下实现转移的。20世纪50年代以来，台湾通过土地改革，实行农、轻、重有序发展的方针，增加农业投入，使农业稳定发展，同时，也为非农产业的发展奠定了资金、原料、劳动力等方面的基础。与此相反，长期以来，韩国一直实行只重视工业而忽视农业的发展战略，农业生产始终处于落后状态。韩国主要靠大批进口粮食来支撑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据统计，韩国在经济腾飞的20世纪60～70年代，每年进口的谷物都在1000万吨左右，占国内需求量的50％以上。与此相应的结果是，韩国的中小城市以及农村非农产业不发达，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涌向工业发达的大城市，造成了交通拥挤、住房紧张、污染严重等“大城市病”。而台湾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没有出现过度城市化的现象。
（二）以巴西等国为代表的拉美模式
与亚非殖民地国家相比，拉美殖民地国家独立较早，有很强的城市传统，是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水平非常突出的地区。1950～1970年，居住在都市中心的拉美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从39.3％上升到53.5％。1950～1960年的10年间，农村、小城镇人口增加了19％，而都市人口增加了67％。至1976年，阿根廷的都市化水平为69.9％，巴西为47.9％，智利为71.1％，哥伦比亚为54.5％，古巴为61.2％。这些国家的都市化水平可以与一些发达国家相媲美。
以巴西为例，其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以下特点：
1.城乡人口流动性高、流动规模大，城市化速率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巴西国内的工业品需求加速，引起工资上涨，使越来越多的移民向工业区集中。据估计，20世纪40年代有300万人从乡村移向城市，20世纪50年代增加到700多万人。在这一过程中，城市数目也从82个增加到154个。人口的大量迁移和流动，推动了巴西社会结构的变动，中户阶级的壮大和社会的发展，使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相互交流成为现实。但是，城市过多、过大、人口和财富过度集中于大城市，也导致了首位城市超常发展，以及首位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出现分离的趋势，其结果是，城市的聚合力不强。
2.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土地高度集中等问题比较突出。与韩国、台湾地区不同，巴西土地制度的最大特点是土地高度集中。据统计，巴西占地1000公顷以上的农户仅占农户总数的1％，但它们却占有全国45.1％的土地面积；占地10公顷以下的农户数占总农户数的49.7％，但这部分农户却只占有2.3％的土地面积。由于土地高度集中，大量失地农民就业教育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问题突出。尽管巴西政府为解决这一问题曾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收效不大。在失地农民中，有相当部分人面临着既没有新的就业机会，又缺乏生活保障的两难困境。这就使巴西社会所承担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负担加重。
3.从产业结构来看，巴西存在着就业结构与产值结构相脱节的现象。巴西经济的产值结构表面上类似发达国家，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已下降到10％以下，而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在60％以上。但从就业结构看，发达国家产值比重与就业比重基本一致，而巴西的农业就业比重远高于其产值比重，甚至高达两倍以上。这表明，巴西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相对较低，第三产业也有类似的情况。从第三产业的就业结构上也能看到这一点。在就业的比重上，传统服务业所占比重过大，而为工业服务的现代服务业所占比重较低。从就业渠道看，非正规经济就业部门是巴西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领域。非正规经济在巴西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据统计，其产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目前，伴随着巴西经济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非正规经济特别是服务业（高科技含量的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有进一步提高的趋势。
三、经验借鉴
上述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及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模式，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一些宝贵经验：
1.在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主要靠工业的高速发展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而在经济发展的后期阶段，主要靠第三产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发达国家用了大约40～100年的时间保持工业快速增长，使人均GDP由200～500美元增加到1000～2000美元，从而使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由50％～60％下降到15％～25％的水平。可以说，工业化的速度有多快，规模有多大，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就有多快，规模就有多大。而在工业化的中后期，第三产业必然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发展必将吸收更多的劳动力就业。例如，英国建立农工综合体，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农业的前导和后续部门，实际上促进了农业劳动力向第三产业流动。目前，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增加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的比重都在50％以上，有的高达60％～70％，第三产业中有相当多的就业人口来自农村剩余劳动力。
2.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保证。是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还是以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是以发展内向型经济为主，还是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这些都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有重要影响。日本在工业化早期重视节约资本的创新，英国在工业化后期发展农工综合体，都是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适应吸收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需要。同样，韩国和台湾也在20世纪60～70年代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而美国则针对本国劳动力短缺的特点，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可见，要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必须有切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战略。
3.劳动力素质的优化是保证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转移的一个重要条件。日本从明治时代开始，就非常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日本的教育事业特别是初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由于获得了政府的大量拨款而得到了迅速发展。二战后，日本政府对教育事业倾注了更大的努力。70年代中期，日本已基本普及了高中教育。教育事业的发展意味着人力资本投资的加大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这使日本农村劳动力对于非农就业机会具有良好的适应性，这也是日本战后农村剩余劳动力得以迅速转移的内在条件。同样，美、英等发达国家也非常重视劳动力素质在劳动力转移中的重要作用。美国从19世纪末到1945年就完成了由使用畜力到使用机械力转变的农业机械革命，1970年，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下降到10.8％，到90年代则减少到3％以下，但是，美国的农业产值并未因此而减少。原因在于美国农业应用了大量的新工具、新品种、新方法、新技术，科技含量很高。在此过程中，高质量的教育水平和劳动力素质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4.城市化和非农化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关系密切。美、英、日等发达国家以及韩、台及巴西等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实践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仅促进了城市化，也促进了农村非农化。20世纪50年代以前，由于工业化的推进，发达国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主要体现为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城市化水平显著提高。但50年代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即农村劳动力更多地趋向于在农村内部转移，而并非涌向城市。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农村内部转移，主要表现为农村非农化或农村城市化，城乡之间的差别进一步缩小，许多发达国家基本上不存在城乡差别。这种阶段性的新变化说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伴随城市化的演变具有时序上的规律性，其本质是高度工业化推进了农业现代化，“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这种阶段性的变化对于限制大量流动人口涌向城市和解决“城市病”具有积极作用。
5.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转移需要与国情相适应的土地政策。农村劳动力和土地是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意味着农业生产要素要重新组合，土地要素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伴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土地主要经历以下两种类型的调整：其一，土地集中。例如在美国，不仅农户经营规模逐渐变大，还出现了大农场。其二，土地集中不明显。例如在日本，虽然战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加快，但土地的集中程度却相对低于欧美国家，农业兼业化普遍，秉承着小农经营的传统。这说明，一国或地区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要遵循本国国情或地区区情；各国和地区政府要制定符合本地资源禀赋状况的政策。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在不同国家乃至同一国家不同地区存在多种不同的模式。这些模式都与各国国情和各地区区情相适应，与各国及各地的区域条件紧密相连。就中国而言，省级之间及各省内不同县域之间条件差异比较大，因此，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也不能固守某种固定模式，而应根据各地区不同的条件做出不同的选择。
标签：产业转移论文; 巴西经济论文; 农村人口论文; 日本工业论文; 美国非农论文; 城市经济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国家部门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发达国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