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剧作构思的心理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剧作论文,构思论文,心理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戏剧创作的艺术构思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创造性思维活动。戏剧作品的艺术形象是怎样在剧作家头脑中孕育的，剧作家在他的头脑中构成戏剧艺术形象是通过怎样的途径进行的？有着怎样的客观规律，迄今为止，这还是一个需要从各个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进行探索、研究的创作心理学课题。剧作家的戏剧创作构思活动具有怎样的心理特征，有哪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可资我们今天的创作进行借鉴，这是一个饶有兴趣的研究题目，本文拟主要结合杰出的戏剧家曹禺具体的创作实践、创作过程，作一个初步的探讨。
一
对一位优秀的现实主义剧作家来说，他剧作中的许多艺术形象，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蛛丝马迹，它的总体构思都是来自现实生活感知的启迪，是他长期观察、体验过的生活印象的结晶。曹禺剧作创造性思维活动的首要特征是，剧作家经过长期辛勤的劳动，从生活中大量汲取素材、印象和感受。然而，他又不仅仅停泊在生活印象、心灵感受的积累和提炼上。他的创造性思维活动的第二个特征是在第一步工作的基础上，经过丰富的艺术想象，对生活印象、感受进行重新组合，借鉴自己丰富的艺术积累，虚构出新的人物、新的戏剧情节，从而完成一部具有独创性的戏剧作品的创作。
许多优秀的剧作，都有生活原型。曹禺剧作更是如此。曹禺剧作的艺术想象活动建立在扎实、丰富的现实生活的土壤之中，既非闭门造车式的胡思乱想，又非哗众取宠的胡编乱造。曹禺的戏剧艺术创造是一种严谨、认真的辛勤耕耘。他剧作中的许多人物都有生活原型，这种生活原型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取材于自己最熟悉、最了解的生活圈子和人物群中，是他从炽热的感情出发“真知道”、真有感受的人物。
这里有他的亲戚、家人。例如，《雷雨》中的周朴园就有他父亲的影子，繁漪有他母亲的影子，周萍有他哥哥的影子；《日出》中的陈白露有他干妹王又佳的影子；《原野》中的金子有他前妻郑秀的影子；《北京人》中的曾皓、文清分别有他父亲、哥哥的影子，思懿有郑秀的影子，愫方有他第二个夫人方瑞的影子……。这些人物作为原型在人物形象构成的份量上各有强弱、轻重之分，但他们都或在气质、性格上，或在言谈举止上，或者生活经历上，留下了现实生活的烙印和痕迹。
这里有他的好友或朝夕相处过的熟人。如《日出》中的方达生就有他青年时代挚友靳以的影子，《蜕变》中的丁大夫就有他好友黄佐临夫人丹尼的影子，《北京人》中的陈奶妈就有他童年的保姆段妈的影子，思懿除前妻郑秀（后离婚）外，还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校长夫人的影子，袁圆就有他的学生邓宛生的影子等等。
也无可讳言，在一些人物形象的构思时也留下了曹禺自己的影子。《雷雨》中的周冲就有曹禺自己的某些经历和性格；《日出》中的方达生善良、正直、书呆子气，同情弱小，总在心里头活着，一肚子的不合时宜，就有曹禺自己的一些个性特点，如同曹禺自己所说：“与我有些休戚相关。”（《日出》跋）《北京人》中的文清、《家》中的觉新等形象的塑造也寄寓着曹禺自己的某些性格和人生体验。
以上这些原型的对象，或亲戚或朋友或熟人，或作者自己，都是剧作家烂熟于心的，他们的音容笑貌、气质性格、为人处世、遭遇经历，作为一个严谨的现实主义剧作家，曹禺在创作时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从他们身上汲取丰富的创作素材，正如他对《文艺报》记者张葆辛所说：“每个人在写作时，自觉或不自觉地总要写出他朝夕相处的亲戚或朋友。因为他耳濡目染，太熟悉他们了。也许在写前没有想到他们，一提笔，他们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张葆辛：《曹禺同志谈创作》他的学生、著名演员石羽说：“读曹禺先生的剧本有一种特有的亲切感，用别林斯基的话来说，是可以摸得到、感觉得到的。”这就同曹禺的创作是扎根于生活，是从中国现实生活土壤中挖出来的，是他在生活中亲身感知过、感受过这一特征是密不可分的。
第二，取材于接触并不多的人物，但这些人物留给他极深的印象，借以唤起一系列的联想和回忆，从而创造出富有生命力的戏剧形象。
在谈到自己的创作体会时，曹禺曾说：“剧作家描写人物并不一定是天天见面的人，有时可能是只见过一面的人，只要他给你很深的印象，使你想表现他，使你能串连出一大堆旧时的回忆，你就能够将他给你第一次强烈的印象表现给观众，或是从他的某一点得到启发来创造人物。”
例如《蜕变》的主人公梁公仰，他的原型之一徐特立，曹禺在创作之前只在长沙听过他两次讲演，但他的讲演讲得很好，一讲就是五个钟头。他讲的“抗战必胜，日本必败”的道理，使曹禺极为感动，并勾起他在天津沦陷后亲身经历过的亡国之痛。曹愚很少上门拜访人，这次印象给他的刺激之大，曹禺说“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第二天，天不亮就跑到徐老住地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徐老不在，小勤务兵告诉他，他和徐特立睡在一张床上，徐老还教他读书，这使曹禺又一次受感动。尽管曹禺与徐老见面次数不多，但他对曹禺极大的启示、鼓舞，使他成为日后曹禺创作的大型话剧《蜕变》中梁专员的主要原型。
在撰写《摄魂—曹禺传》（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出版。）采访时，曹禺对我说《日出》中的翠喜，在生活中是实有其人的，并且名字就叫翠喜，是他去妓院采访时遇到的。她偷偷地背着老鸨向他诉说了许多掏心窝子的话。尽管曹禺前后只不过见过翠喜几次，但是她所代表的妓女的痛苦、悲哀和她那金子般的心，使曹禺产生了非写出来不可的强烈愿望。也使他联想起他在上海、太原以及天津其他地方看到的妓女的种种惨状，感受到她们是人间最需要阳光的角落。
二
曹禺的剧作构思既高度重视以生活感知、体验为基础，注意生活积累，感情积累，同时他又充分认识到艺术想象和虚构在戏剧构思中的巨大作用。他指出：“创作不是照猫画虎，把见过的东西如实写出来。即使是写实主义大师如巴尔扎克、左拉，也不是这样，否则就是照像，而不是绘画了。创作要有想象、联想或幻想”。（《和剧作家们谈读书和写作》）正如黑格尔所说的：“艺术作品既然是由心灵产生出来的，它就需要一种主体的创造活动，它就是这种创造活动的产物……这种创造活动就是艺术家的想象。”（《美学》第一卷）没有想象，也就没有戏剧创作，戏剧构思本身就是一种想象力的审美创造活动。在曹禺的艺术构思活动中，有感知、记忆、体验等一系列心理活动投入，但中心环节是想象活动。在戏剧创作中，想象是一种在观念形态上再造或创造现实的表象和戏剧形象的心理活动，在剧作家的戏剧构思活动中，他们的想象活动有以下两个特点：
（一）将几个生活原型组合成一个艺术典型，具有高度的综合能力。
在剧作家曹禺所创造的众多典型人物中，有许多人物是由生活中许多原型经过艺术想象综合而成，它们的诞生充分显示了剧作家“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综合能力。
有一些剧作中，综合的许多原型中，有一个起中心作用。《雷雨》的繁漪原型之一是曹禺的养母薛咏南。她是武昌一个房主的女儿，精明、强干、会经营。她的干女儿邹钧说她“特别聪明，我公公总夸奖她，说一般男子汉同她比差得远。”她的亲家、郑秀的父亲郑烈也说：“她要是个男人，真了不起，举止很有分寸，聪明、能干、老练，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原型之二是曹禺一个同学的嫂嫂许××。更有许多算不清的其他生活原型，他们没有自由、渴望自由。她们没有机会同男人接触。有钱人家的后母同前妻之子发生暖昧关系的事，在当时社会里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曹禺听见过许多这类事情，也见过许多这类太太。在这些原型中起中心作用的是许××。她的出现“就像在曹禺的心中放了一把火，勾起了强烈的创作冲动和丰富的联想，使曹禺构思起来，最早想出，也较真切，因为她抓住了‘我的想象’”。（《雷雨》序）。
《日出》中的陈白露至少有四个原型。原型之一：曹禺邻居的一位名叫金子的美女。她住在民生道23号，原是一位交际花，被一个军阀花了万元买来作姨太太。幼年曹禺常在家中的平台上观察她。1985年曹禺重返旧居回忆往时谈到这个人，脱口而出：“我《日出》中的陈白露写的就是她！”
原型之二：唐若青。她是中国旅行剧团的台柱演员，戏演得出色，人也很风流，交游广，有点玩世不恭。曹禺构思《日出》时，她正住在天津惠中饭店，曹禺常与她交往。“中旅”不少演员认为陈白露就有她的影子。
原型之三：阮玲玉。她出身贫寒，父亲早亡，母亲为阔人家帮佣，母女相依为命。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踏入影坛，成功地扮演了许多角色。25岁时成为名躁一时的著名影星。1935年因黑暗势力的中伤迫害，含恨自杀而死。她的死引起社会很大的震动，数十万人为她送葬。郑秀曾同曹禺谈起：她和同学们听说阮玲玉死了，都愤愤然抱不平，在宿舍里议论了好一阵，好几个同学还伤心地哭了好久。曹禺看过当时报纸上的大量有关她的报道，也看过她的电影。阮玲玉的死触动了曹禺，令他思索人生。他说：“陈白露之死，就同这些有着关联，玩玲玉是触发写《日出》的一个因素。”
原型之四：王又佳。曹禺的前妻郑秀说：“她是陈白露的原型之一。王又佳在美国留过学，是一个并不公开的交际花，不住旅馆，交往的都是上层人物，达官贵人。”曹禺说：“这位王小姐的父亲和我父亲要好，是朋友。王小姐也到我家来过，这样认识的。的确她长得漂亮，也可以说迷人。”他又说：“我同她不十分熟悉。”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相当熟悉。郑秀、曹禺的干妹邹钧以及白杨等人都不约而同地谈到曹禺笔下的陈白露与王又佳的密切关系。白杨说：“1934-35年我参加‘中旅’，在天津演出时，在王又佳家中遇见曹禺。王又佳是陈白露的原型。她后来嫁给阮玲玉原先的丈夫唐季珊，死在台湾。”邹钧说：“王又佳的母亲与曹禺的母亲是干姐妹，交过兰谱，也是湖北潜江人。”在一次访问中，郑秀说：“王又佳人很漂亮，也很风流。个子不高，有才干，追求舒服，喜欢过花天酒地的生活。”她还说：“曹禺的好友靳以追求过王又佳。靳以人大气、老实，在女中教书，后被王又佳抛弃，为此精神上受了很大的刺激。整天咒骂女人，发誓决不再娶妻子。曹禺还劝过他‘要娶也不要娶这种女人’”。由此可见，《日出》中陈白露与方达生的关系，就有王又佳与靳以关系的影子。这一点曹禺也承认了，他说：“方达生的影子是靳以，（他）就有那股憨劲儿，从来不懂世故。”（田本相：《曹禺传》）
这四个原型在曹禺的艺术构思中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有的主要提供了肖象，有的主要提供了人物的结局，有的提供了性格、气质，然而最重要的是王又佳这一原型。她起了将曹禺构思中美好的印象凝聚起来的作用，并唤起了曹禺丰富的艺术想象。如同曹禺所说：王小姐“她这个人一下子就把我写陈白露的形象点燃起来，就像我那位同学的嫂子，点了繁漪的形象。”他又说：“各种各样的生活影子，但王小姐却把各种生活形象点燃起来。是这样一种点燃、生发、想象。”生活原型焕发了曹禺的艺术想象。但生活原型决不等于作品中的具体人物。曹禺最反感把生活中的原型与他剧作中的人物对号入座。他一再强调：“把一个典型人物说成是从某某人那里来的，这是没有多少道理的。陈白露决不等于王小姐。”
值得注意的是，人物原型的综合能力和凝聚作用，在曹禺的艺术构思过程中决不是冷静地进行的，而是通过情感对想象发生作用。因此，曹禺用“点燃”这个词，确切地表达了伴随想象而来的强烈的情感活动。通过综合和凝聚，剧作家改造了从生活中所获得的种种感受和印象，使它在表象中得到提炼和取舍，扬弃了一些琐碎的、非本质的东西，从而塑造出比生活本身更具有典型意义、更能显示事物本质的人物形象，创造出具有独特艺术想象力的艺术形象。
这是曹禺剧作构思的基本特征，陈白露形象的创造不过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在曹禺的杰作中，众多艺术形象均是遵循这一艺术规律创造出来的，它决定了曹禺剧作的创造本质。
在曹禺的剧作构思活动中，某一人物的众多原型有的可以分出明显的主次，有的就很难作这样的区分，它们似乎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对典型人物的创造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比较典型的一例是《北京人》中曾皓这一人物的构思。
《北京人》的总体构思来自曹禺从幼年到40年代几十年生活的启迪。同《雷雨》、《日出》一样，这个剧本的许多人物都有生活原型，大部分是采用“多种原型，合成一个”典型人物的方法。思懿主要根据三个夫人（曹禺夫人郑秀、陈治策教授夫人、校长夫人）为原型创造出来的。曾皓这一形象的构思与众不同的是，它几乎动用了曹禺30年的生活积累和感情积累。这一典型人物的原型主要有四个：一个是作者的父亲万德尊。曹禺自己说过：“曾皓有我父亲的影子。”万德尊有个长子万家修，学法律的，沾染上抽鸦片烟的恶习，一辈子什么事也没做成。父亲恨铁不成钢，两人经常发生冲突。一次父子冲突起来，万德尊将家修的腿踢断了。“我哥哥就出走，从天津到哈尔滨，混不出什么名堂，过了一个冬天，他又回来了，但不敢进家。后来母亲托人把他寻回来。他回家后，我的父亲不和他说话。”这人有点像文清，但回来以后依然故我，恶习难改。一次抽鸦片被万德尊发现，气得跪在他面前说：“我是你儿子，你是我的父亲，我求你再也别抽了！”剧中曾皓跪求文清这一情节就是根据这一真实事件构思的。万德尊望子成龙心切，盼望儿子能够出国留学。曹禺说：“那时，家境逐渐欠佳，他就对我说。为了你留学，我再出去奔一奔，赚点钱。”曾皓的台词也有类似的话。是剧作家从父亲那儿借来的。万德尊还中过两次风。曹禺17岁的时候，父亲突患遗传性中风，经北京叔祖介绍名医徐绍武连夜起来诊治，才抢救过来。1928年除夕，忽然传来一个准确的消息告诉父亲，他早年投资的一个产业破产，一夜之间，万德尊一生积攒的几十万资产化为乌有，给父亲一个致命的打击。曹禺陪父亲洗完澡，正要理发时，父亲突觉双手发麻。送回家去，不久便昏厥过去，不省人事，不及抢救猝然去世，享年44岁，曹禺才19岁。父亲的猝死，使曹禺经受了一次空前深刻的人生体验，给曹禺留下的感情体验是刻骨铭心的。《北京人》中曾皓中风，便是从父亲两次中风获得的联想。
原型之二是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教授。曹禺自己说：“我见过一个很有学问的名教授，和一个青年女子有某种感情上的来往，实际上是剥削别人的感情。”这位教授向校医（方瑞的父亲）建议不要送她上大学，就让她在家读书。他在青岛大学成立“诗社”，方瑞是成员之一，似乎要把她培养成中国最后的精谙国学的闺秀，实际上怀有自私的目的。这个校长的故事并不长，也不热闹，但它是方瑞的亲身经历。曹禺思恋方瑞，很同情方瑞的这一遭遇，“对此深有所感”。作者从他的灵魂深处构思出了曾皓，由他的灵魂引起联想，开掘了曾皓卑鄙的灵魂，把他内心深处的卑鄙自私挖了出来。著名演员方琯德说：“方瑞是我表姐，书念得不多，《北京人》反映了她的实际。她被杨某某留住，想走，又没有能力。封建大家庭养成了她的自我矛盾的心理。后来，我设法把她弄出来了，从青岛带到了四川江安。”曹禺的挚友张骏祥则说：“1940年在江安时，我与阎哲吾（国立剧专表演教师，曹禺的同事——笔者注）搭伙在曹禺家中，由他保姆烧饭。《蜕变》排出来之后，曹禺感到生活太压抑，不愿长住在江安，他感到自己想做什么都做不成。《北京人》中的思懿有郑秀的影子，曾皓有杨振声的影子。杨振声与方瑞的父亲是好友。曹禺很讨厌这个人。当然，《北京人》不是每件事都有依据。剧中的人物往往是生活中的好几人合成一个。”
原型之三是曹禺的同学、好友孙毓棠的外祖父徐××。考清华大学之前，曹禺住在徐家复习功课。徐家房子很多，一个套院连着一个套院。徐家继承先辈家产。祖上做过前清的高官，当时虽然已经败落，但还摆着阔绰的架势，每天去中山公园吃茶聊天，家里还有包车，偶尔也上馆子吃饭。到了晚上，他家的少爷、小姐赌博、抽鸦片，甚至将家中贵重的古董偷出去变卖，给曹禺印象很深。
原型之四，是江安的一个老地主。这老头才五十一二岁，就备下了“寿木”，一口特大的楠木棺材，以为这样可以添寿。不光寿木，他还悄悄地告诉曹禺“我连寿衣都已经制作齐全了。”曹禺几次到他家后院去转转，参观他的楠木棺材。在构思过程中，不仅经常去江安老地主家，而且多次到江安一家棺材铺去参观。国立剧专的陈治策教授对学生说：“我几次看见万先生朝棺材铺跑，他将来的剧本里肯定有一个老头，有一副棺材，不信你们以后瞧。”
这四个原型在曹禺的构思过程中发挥着各不相同的作用。徐家老太爷主要提供了一个典型环境和遗老之风：曾家的住宅、小花厅的格局，诸如此类的装饰和摆设。同时，提供了曾皓的家史：一个封建世家，曾经是炫耀几代、气象轩豁的望族，而如今到了家运衰微，内里蛀空，徒有其表。还提供了与曾家有关的一部分人物关系，一些百无聊赖、无所事事的少爷、小姐，甚至将家中贵重的东西偷出去变卖，沾染了偷窃的恶习。江安老地主主要提供了一个与曾皓密切有关的、贯穿全剧的重要情节：珍爱如命的棺材，以及一旦棺材被卖如丧考妣的封建遗老的心态。杨振声不是老地主，但他将一个年轻女子长期占在自己身边这件事，却集中地暴露了他自私的灵魂，由此生发出其他一些情节：不同意愫方嫁给袁任敢，同意她成为儿子的妾。曹禺父亲万德尊这一原型则为丰富曾皓的形象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跪求儿子”、“中风”、“望子成龙”等等的内容都使这个典型人物更加血肉丰满、栩栩如生。
（二）以单个原型为主的典型创造，充分显示剧作家运用想象进行假设、推断和虚构的能力，以及具有敏锐的内心视觉的能力。
传记性影、视、剧作品是这一类典型创造的最明显的例子。例如话剧《陈毅市长》就是一部带有传记性的作品，剧中主人公写的就是真人陈毅。这样的典型创造，其故事情节构思不仅一般地要求来源于生活，而且某些重大情节还必需要有充分的事实根据。但即使是这样，也可以而且应该要求剧作家在构思时要充分发挥运用想象进行假设、推断和虚构的能力。剧中第五场夜访化学家齐仰之，就是运用这种能力构思出来的一场脍炙人口的好戏。剧作家沙叶新在采访过程中了解到这样一件事：北京大学哲学教授熊十力长期居住在上海，深居简出，闭门著书，为了防止来访者过多的打扰，书斋内贴了一副“闲谈不得超过三分钟”的条幅。这个熊十力，也可以说是作者构思齐仰之这一人物的原型。在幻化为剧中人物时，他充分地运用了想象进行假设和推断：“我想，假如（虚构的开始）陈毅前来拜访他又将如何呢？能否像磁铁一样地吸引着这位屏交息游的老教授，打破了‘闲谈不得超过三分钟’的惯例，甚至谈了30分钟或3个小时呢？我又想，假如（虚构的发展）为了剧情发展的需要能否将哲学教授改为化学专家，使得陈毅的亲顾茅庐是为了建立盘尼西林药厂之事呢？”（沙叶新：《〈陈毅市长〉创作随想》）于是，作者便虚构出“夜访齐仰之”这整整一场戏。这样的虚构虽然写的是生活中未曾发生过的实事，但却是会有的实情。因为当时陈毅确实关心和支持过建造盘尼西林药厂这件事。他的作风深入，性格豪放，且又机智幽默，善于团结知识分子，长于用独特的方法打开别人的心扉。因此，尽管“夜访齐仰之”这场戏是编出来的，却是符合生活逻辑和人物性格发展逻辑的，观众觉得合情合理，完全认可，相信陈市长完全可以做出这种事来。
《陈毅市长》是以陈毅为原型创造的，在构思过程中，不仅未曾发生的某些事件可以虚构，对已有的实事，剧作家也完全可以进行部分虚构。沙叶新明确地认识到：“虚构是文艺创作的一种重要艺术手法。”在构思过程中，“只要这种虚构是建立在对现实生活的正确认识和对人物性格的深刻理解上，就能比‘实有其事’更能反映事物的本质。”《陈毅市长》第七场，为敌机“二·六”轰炸一事，陈毅怒火冲天地痛斥严重失职的童军长。这是生活中的一件实事。但构思时，剧作用并未简单地摹写复制这一实事，他觉得这一事件只是表现了陈毅对失职行为的义愤，对犯错误干部的严格要求，还不能全面地反映陈毅同志对这一事件应有的态度。因此，在构思时，他便通过想象增添了两个情节：一个是在批评中间，军委来电要求依法论处童军长，陈毅主动承担责任；一个是在批评童军长之后，童军长刚要灰溜溜的走开，陈毅给他饭票，要他留下吃饭。这两个情节的虚构，不但丰富了剧情，而且深入开掘了戏剧场面：全面生动地表现了陈毅对犯错误干部的正确态度，充分体现了陈毅对干部严格的要求与深切的爱护，确切地展示了革命队伍中上下级之间既有原则又极为亲切的关系。
在曹禺剧作的构思中，人物的典型创造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综合性的。即一个典型的创造由多个原型经过想象、虚构组合而成。曹禺剧作中大部分人物都是这样创造出来的。如周朴园、蔡漪、陈白露、曾皓、思懿等。还有一些人物是属于第二类，即单个型的，主要根据一个生活原型塑造而成，如《雷雨》中的鲁大海，《日出》中的翠喜，《蜕变》中的梁公仰，《北京人》中的愫方等。但这些人物也都并非生活中的原型的照搬，剧作家在构思时同样运用想象进行了假设、推断和虚构。
《日出》中的翠喜并非生活中那个翠喜的翻版。为了体验许许多多翠喜式的人物，曹禺化了三个月的时间，在天津采访了上中下各等妓院，有时是九先生（即曹禺南开中学的导师张彭春——笔者注）陪他去，有时是戴涯、孙浩然、姜明陪他去。1984年，我执笔拟定了两万字长文《曹禺的春少年时代》（1985年在《上海文化艺术报》连载，请曹禺审阅，他特地用蓝笔在我原稿上加了这样一段：
“在三个月的观察、体验中，曹禺见到了许许多多翠喜式的人物。一个个被压在社会底层的灵魂一次又一次地在曹禺面前展现出来。他的心为之战栗：这是‘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里最黑暗、最需要阳光的角落啊！”
这段话很概括地表达了曹禺在构思时运用典型化的创作方法对生活原型进行加工、提炼的特征，后来我原封不动地收进《摄魂——曹禺传》一书中。
在剧作家以单个原型为主进行典型创造时，剧作家的内心视觉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艺术才能。作家、剧作家的创造性想象首先表现在清晰而鲜明地想象出所观察的事物，尤其是所创造的形象的能力上。在文学创作中，这种能力常称之为内心视觉的能力。A·托尔斯泰指出：“凭借内心的视力来看所描写的对象，来创造作品，这就是作家的法则。同时，必须在自己身上培养这种视力。必须在这方面进行锻炼。”（《致青年作家》）在《北京人》愫方这一形象的构思中，曹禺就充分地发挥了这一才能。
《北京人》中的愫方，主要是以曹禺第二个夫人方瑞为原型创造出来的。关于这个人物的生活真实可以从许多侧面获得证实。1982年曹禺是这样谈到愫方的塑造：“愫方是《北京人》的主要人物。我是用了全副的力量，也可以说是用我的心灵塑造的。我是根据我死去的爱人方瑞来写愫方的。为什么起名叫愫方，‘愫’是取她母亲的名字‘方愫悌’中的愫；方，是她母亲的姓，她母亲是方苞的后代。方瑞也出身于一个有名望的家庭里，她是安徽著名书法家邓石如先生的重孙女，能写一手好字，能画山水画，这都和她的家教有关。她是很文静的，这点已融入愫方的性格之中。她不像愫方那样具有一种坚强的耐性，也没有愫方那么痛苦。但方瑞的个性，是我写愫方的依据，我是把我对她的感情，思恋都写进了愫方的形象里，我是想着方瑞而写愫方的。”“没有方瑞，是写不出愫方的。”1984年在中青年话剧作者读书会上，曹禺又说：“愫方在剧中是一个重要人物，我是用了极大的精力写她的，可以说是根据我的爱人方瑞的个性写的，她在十年动乱中逝世。……跟我守了一生。”
张瑞芳是《北京人》首演扮演愫方的演员，她说：“方瑞被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圈住，不让她嫁人，让她变成一个末代闺秀。她是愫方的生活原型。”
曹禺当年的学生梅朵说：“江安时方琯德家是一个三进屋，一进是琯德住，二进是邓泽生（方瑞）住，三进借给剧专教师吴祖光住。他们家离曹禺住的张乃赓家不远，来往比较多，也很方便。我那时穷，中午常随万先生（曹禺）一起离校，常在他家吃午饭”。
《北京人》首演导演张骏祥说：“《北京人》扉页上的两句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就是献给方瑞的。”1980年5月，曹禺对学者田本相说：“《北京人》里的瑞贞去的是延安，我没有明指。但我在我的剧本前面，我引了唐朝诗人王勃的两句话：‘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是隐喻共产党的朋友们的。”这种解释是作者对自己的过分美化，准确地说这是表示他对他所爱的朋友方瑞的情意。
曹禺江安时期的学生方琯德这样谈到方瑞：“她是我的表姐，没念几年书，曹禺曾帮助她学习过英语。《北京人》中的愫方是她的化身，剧本反映了她的实际。在青岛大学，她被杨振声教授绊住，想走，又没有能力。封建大家庭养成了她自我矛盾的心理。我将她带出来之后，在江安家中办了一桌酒，想将她介绍给张骏祥。作陪的有吴祖光、曹禺。没想到她没看中张骏祥，倒看中了曹禺。吴祖光追求她，她也没看中。《北京人》的一部分内容是曹禺恋爱的记录。”
郑秀是这场婚姻纠葛的当事人，过了半个世纪之后，她也以平和的心态谈到了方瑞：“方瑞认识曹禺时23岁，念过四年级。是她主动的追求曹禺。她有肺气肿病，常托曹禺买中药毛的黄，跟他学英语。她的父亲是青岛大学校医，认识校长杨振声。她也是诗社的成员，诗社发起人杨振声认她为干女儿，她有一张照片（诗社成员的合影）压在曹禺的台板下。关于方瑞有两件事，同《北京人》中的愫方直接有关，一件是杨振声挽留她，以满足自己的私欲，经过艺术加工，写进戏里了。另一件就是追求曹禺”。
从上述诸人的谈论中，可以充分证实，《北京人》一剧的文清——思懿——愫方感情纠葛的描绘与现实生活中曹禺—郑秀—方瑞三人感情纠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后者的直接、间接的艺术反映，是剧作家进行艺述构思、想象虚构坚实的生活基础。
瓦西列夫在《情爱论》中指出：夫妻之间“一旦双方由于某种原因不再从对方身上寻求有趣的、使人感奋的东西，不再相互了解，不再彼此重新发现对方，这就意味着双方关系的有生命力的火焰已经趋势于熄灭。”方瑞正是在曹禺、郑秀夫妻俩人有生命力的火焰趋于熄灭的时候闯入了曹禺的生活。
当时，两人发现彼此性格、志趣不相投，隔阂日渐加深，已经没有正常的、和谐的夫妻之间的感情生活。郑秀成日成夜地把光阴虚掷在琐碎的家务上、打麻将上、无聊的应酬上，令曹禺难以忍受，深感枯燥、乏味。当爱情在庸俗、无聊、贫乏的生活中濒临毁灭危险的时候，正在这时，方瑞来了。
方瑞重新唤起了曹禺爱的情感。通过同她多次倾心交谈，他发现她的心灵是一座深深埋着丰富宝藏的地方，在心地坦诚的他面前，这心灵坦白无余地流露出来，从不加一点修饰。她那鲜明、柔和、漫婉的声调成了美丽动听的音阶，令他心醉。她懂诗、懂画、懂书法，谦虚、温柔、好学、有教养，形象美，气质美，人品美，简直是美的化身。
对方瑞的爱恋是感受的充实和想象的奔放，是烦恼和快乐，痛苦和快乐，各种体验溶为一炉的情感。这种情感极大地激发了曹禺的想象力。
曹禺与郑秀、方瑞的这场感情纠葛，以及他平时对周围人物感情生活的观察、体验，使他对人的复杂性、人的感情的复杂性有了深切的体会。正是由于他的矛盾、痛苦的心情，在他同郑秀争吵之后，他又希望和解，同郑秀又生了第二个女儿。毕竟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期，他爱过她、追求过她，现在虽说讨厌她，甚至于恨她，然而他又不忍心同她一刀两断。于是，他又同她重修旧好。在他周围，其他的教授也有类似情况。正是这种人生体验，使曹禺深感“人是复杂的”。他说：“我在《北京人》中把人的这种复杂性挖了一挖。曾文清和思懿感情不好，简直是一对冤家。可是思懿又突然怀孕了。已是四十多岁的人，又要生孩子，多么可笑啊！难道文清不爱愫方，不讨厌思懿吗？思懿却偏偏在文清要走时怀了孕。这就是人物、也是生活的复杂性。”在这场婚姻、感情纠葛中，曹禺对这种复杂性有着刻骨铭心的体验，在构思《北京人》时，他通过“移情”、艺术想象真切地转换到剧中人物身上，这也是这部作品具有艺术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从1940年夏认识方瑞到1940年深秋撰写《北京人》，这中间只有二、三个月时间，然而与方瑞的交往，却赋予了曹禺极大的创作灵感，激发了他巨大的想象力，使他能够设想出她在他所不了解的环境中将如何行动。
剧本作为再现生活的高级形式，能够在客观上极其细腻地转化剧作家的感情、欲望和热情。曹禺通过《北京人》的创作，使自己奔放的冲动表现为想象的驰骋。他通过独特的审美方式驾驭着自己内心的感情冲动，使自己的感情能量、“神经能”获得最恰当的释放。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旧礼教和其他种种因素的束缚，他尚未能完全获得方瑞的爱（1950年曹禺与郑秀离婚，同年才能与方瑞结婚——笔者注），然而在剧本中，他将这种爱获得了最充分、最淋漓酣畅的表达。在这个剧本的构思中，他获得的不是痛苦的折磨，而是光明高尚的轻松感，即情感的享受。
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艺术家都曾经指出过爱情在人的生活中的巨大作用。爱情能加深一个人对世界的感受，全面刺激他的生命力，使作家精力旺盛，精神焕发。
文艺复兴时代的先驱但丁说：爱情“是与阳光同在的上天的光辉”，它“照亮了人的理性”。诗人彼得拉克说：真正的爱情是一股神秘的力量，它使人上升到“光明的峰顶”。莎士比亚在喜剧《爱的徒劳》中对爱情的作用作了这样生动的描写。他说：爱情“使每一个器官发挥出双倍的效能”，爱情蕴含的力量大得出奇，“它使眼睛增加一重光明，恋人眼中的光芒可以使猛鹰眩目；恋人的耳朵听得出最微细的声音，任何鬼崇的奸谋都逃不出他的知觉；恋人的感觉比戴壳蜗牛的触角还要微妙灵敏……，当爱情发言的时候，就像诸神的合唱，使整个天界陶醉于仙乐之中。”画家凡高指出：“会爱的人才会生活，才会工作”。“爱情使一个人的体力和精神力量振奋起来，使他准备有所作为，使他聚集起生活的能量。”
爱情在剧作家艺术构思中的巨大作用也不可低估。对方瑞的思恋，在创作心理上使曹禺的想象力、推断力空前活跃，内心视觉空前敏锐。他可以想象出愫方在各种不同场合、不同人面前的言谈举止，使他在构思时脑海中浮现出愫方生活、行动和发展的完整画面。人物在他的想象中独立行动，使他能深刻地理解和鲜明地表现出一切环境中人物的一切复杂关系。
由于对人物有深切的了解，而且有强烈的感情，使曹禺能通过想象，补充所有他所不了解的一切，并使作品焕发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三
从人物出发，从人物引起的情节组成全剧的中心情节或贯串情节，这是成功剧作艺术构思的又一特点。
清晰、明确的形象，其集中体现就是全剧围绕主题的中心情节或贯串情节，它是全剧的“戏核”，需要剧作家精心的艺术构思。
曹禺高度重视剧作家从人物出发的艺术构思。他认为：决定一个戏艺术质量的高下，有思想水平的因素，有生活的因素，从戏剧创作本身来说，往往是由于作者还不懂得从人物出发的艺术构思，还没有认真考虑过艺术构思。有些作者有时口头上也讲构思，但其实他说的是一种创作过程，而不是艺术构思，他往往说了很多，别人却还听不出作者的用意究意在哪里。
曹禺认为戏剧构思“应该是一个精炼的思想、感受和艺术形象融化在一起的结晶”。
艺术构思与主题联结，但不是空泛的，它需要寻找一个从人物出发、由人物引起的典型情节（或某一具体形象）。但体现构思的这一事件（或具体形象）并非轻而易举可得，它需要剧作家下很大的功夫才可以获得，是作者对人物、生活想透了的结果。“有了这个具体事件或具体形象，如《项链》中的项链，《祝你健康》中的毛料子服，《红灯记》中的红灯，……作者已经不需要罗列许多事情来说明问题，他可以使人从他所选择的角度看他的材料，把原来众多、复杂的生活现象，理清楚，看明白，仿佛拿着望远镜对光，一下子就对准了。”（曹禺：《话剧的新收获》）
这个核心形象是构思之魂，在曹禺的剧作中它表现为种种类型：
(1)与原型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事件。
如一个很要好的同学与嫂嫂许××有了爱情关系，最后遭致不幸，构思成繁漪阻止周萍出走这一中心事件。（《雷雨》）
又如，一个交际花与好友相爱，后将好友抛弃，另嫁给一个有地位的男人，构思成陈白露拒绝方达生这样一个重要情节。（《日出》）
(2)从原型得到启发产生一个观念，再将此观念与特定情境结合产生一个完整的事件。
“我曾经见一个人，脸黑得像煤球一样，但是心地非常之好，他一生辛苦，可死得凄惨。”这使曹禺产生一个想法，写这么一个艺术形象：一个脸黑的人不一定心黑。这一想法同曹禺在南京第一模范监狱的所见所闻一撞击，便产生一个独特的情节：一个囚犯回乡复仇，杀了仇人之子后又受良心责备，最后在侦辑队包围下自杀。（《原野》）
(3)由一个原型获得启发，将他置身于特定情境，生发出一个完整的故事。
如从徐特立原型获得灵感，写抗战前期一个后方医院在一位爱国专员到来之后，实行改革，使医院在抗战中获得新生。（《蜕变》）
从方瑞获得启发，生发出一个女子在“天塌了”之后，奋力冲出封建牢笼，奔向洒满阳光的地方。（《北京人》）
(4)通过一组人物的感情纠葛提示主题。如（《家》通过一个男子与两个妇女的感情纠葛，揭示大家庭旧礼教的罪恶。）
不论那一种类型核心形象的获得，均有一个长期观察、反复思考的生活积累、感情积累的过程。曹禺把它形象地比喻为像母鸡孵卵一样，有一个孵化阶段：“母鸡虽然是每天伏着不动，不见工作的形色，而在蛋体里小鸡却逐渐成形，终于到一天，破卵而出，不慌不忙的母鸡，其实是在工作着。”（曹禺：《编剧术》）
同时，剧作核心形象的构思需要有“酵素”的触发。在构思过程中，剧作家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已经收集到不少生活小故事，也有一些比较生动的人物形象，但总缺少一些什么东西，这种东西能触发作者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激动着作者非要把积累在印象仓库中的许多材料、对生活的深切感受表达出来不可。这些东西曹禺称之为创作的“酵素”。曹禺的许多剧作之所以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每一剧作的孕育过程都有“酵素”，它们或是生活中的一个具体事件，或者是一个特定的规定情境，启发、触发了他的艺术联想和想象，使他将一连串早已孕育在心的丰富的创作素材凝结成一个完整的故事。
成功剧作核心形象的构思不论呈现何种类型，它们又总是与剧作家烂熟于心的生活原型凝结在一起，是从人物引伸出来的。因此能达到情节的生动性和性格的鲜明性的和谐统一。
剧作家曹禺充分地认识到：“大部分成功地作品，决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伟大的想想，也是深刻观察体味人生的结果。”他总是十分强调剧作家观察、体验生活中人物的极端重要性。在谈到写人与写事关系时，曹禺明确指出：“你写的人如常常跟他在一起，就会看出和写出新的东西来。事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把人物看透。写东西总叫事件摆弄人，而不是人摆弄事，这就容易写成套。”无论是新编优秀戏曲剧目《曹操与杨修》、《巴山秀才》，还是话剧优秀剧目《茶馆》、《狗儿爷涅磬》、《同船过渡》，它们的构思经验，都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滑稽戏《屈打成医》根据莫里哀同名话剧改编，不少人看了觉得还不如表演系学生演的莫里哀原作的片断。原因之一就在于改编者构思时加了许多噱头，而这些噱头又离开了剧本特定的生活环境、人物特定的内心活动。不少噱头给人以似曾相识之感，离开了活生生人物的噱头就便成了套子，让人生厌就在情理之中了。
综上所述，从成功剧作家剧作总体构思的三个特征中，我们可以看出，成功剧作的核心形象来自生活，许多人物都有生活原型，它的想象、虚构都是建立在扎实的民族生活基础上的。鲁迅在评价美术家陶元庆绘画艺术时曾指出，陶元庆“他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来写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魂灵——要字面免得流于玄虚，则就是民族性。”优秀剧作卓越的成就之一就在于：剧作家在剧作构思的第一步，步子就迈得十分坚实，便能以新的形，新的色，描绘了他所熟悉的现实世界和中国人民的灵魂，从而表现出他巨大的艺术独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