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与动态演变_自相关论文

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与动态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协调发展论文,中国论文,城镇化论文,格局论文,农业现代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和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30余年，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镇和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成倍提高，既促进了工农业的发展，又带来了城镇的发展；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信息化融入于国民经济各个行业，进一步推动了产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由此可见，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以下简称“四化”)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不够、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不足、农业现代化明显滞后、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依然存在(陆大道，2007；孙久文等，2009；朱艳丽，2013)。针对我国“四化”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四化”同步发展的伟大战略，既为解决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系统而又科学的指导，又为我国的区域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然而，“四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受地域、资源、文化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已形成特定的发展格局，从而推动了地区发展差异的形成。因此，客观分析中国“四化”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以及发展动态，对我国各地区发展战略的选择和政策的制定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四化”发展的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国外学者对工业化、城镇化的研究起步较早，且形成了一定的理论体系，早期的“磁场效应”理论、结构变革论、二元结构论、聚集经济理论等都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工业化和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对农业现代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改造、农业发展和工农业关系等方面(Hayami & Ruttan，1971)；近年来，也有不少学者围绕信息化有关问题展开研究，且大多与产业发展、经济发展等相结合(Bernstein & Mamuneas，2007；Holt & Jamison，2009)。这些文献主要是对“四化”的运作机理、关系等方面展开讨论，为我国的“四化”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国内学者一方面重点开展了对工业化(郭克莎，2000；庞瑞芝等，2011)、信息化(黎雪林、吕永成，2003)、城镇化(陈明星等，2009)、农业现代化(傅晨，2010；龙冬平等，2014)发展情况的测评，另一方面对“两化”、“三化”互动关系、作用机理及其协调发展水平展开评估分析(谢康等，2009；徐大伟等，2012；吴一平等，2012；丁志伟等，2013；张旺等，2013)，也有少数学者把“四化”相互结合进行研究，通过“四化”协调发展水平的测度分析其发展机理、存在的问题及其影响因素，从而提出相应对策(李二超、韩洁，2013；李裕瑞等，2014；巍熊、祁春节，2014)。可见，以上文献主要从各个层面对“四化”发展的测度、机理以及“四化”关系等方面展开分析，缺乏从时空维度对“四化”的总体发展格局与动态演化过程进行分析，且文献基本上以国家、省级层面数据进行分析，以地市及以下层面数据分析的极少。我国地域辽阔，自然条件复杂，以地市层面区域为单位，采用多指标多维度评价方法更能准确反映我国“四化”发展的实际水平，更有区分度，对我国的区域发展更具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00年、2005年、2010年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四化”发展水平进行评价，从时空维度揭示“四化”发展的时空分异特征与变化规律，应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来探讨“四化”协调发展的空间关联，采用非参数核密度估计模型和重心曲线演变方法分析其演变趋势和演化特征，并为我国区域发展规划及决策提供参考。

二、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一)指标选取

评价指标体系的选取遵循系统性、科学性、可比性、数据可得性原则，在现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丰富内涵，从多角度构建了“四化”指标体系，综合反映了“四化”的发展水平，如表1所示。

(二)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以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单元，分析2000年以来“四化”协调发展水平的空间特征及其动态演化。这些样本城市分布在大陆地区31个省(市、自治区)，不包括我国的台湾地区、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其中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城市个数分别为101、101和85个。数据采集年份为2000年、2005年、2010年，共13776个决策单元。各项指标的原始数据主要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部分省市统计年鉴。为了数据的完整性，部分缺失数据利用插值法补齐。为消除权重确定的主观因素，本文采用熵权法计算各指标的权重并测算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水平，具体步骤参见王洋(2005)，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三)构建协调发展模型

发展是系统本身的一种演化过程，而协调则是系统之间的一种良好的关联。根据廖重斌(1999)、刘承良等(2009)的研究，“四化”发展水平协调度依据下式进行构造：

式中：C为系统的协调度，I为工业化子系统的发展水平，F为信息化子系统的发展水平，U为城镇化子系统的发展水平，A为农业现代化子系统的发展水平，k为调整系数且k≥2。

虽然，协调度C刻画了“四化”发展的协调性，但其难以反映出“四化”发展的水平高低，即综合效益的大小。为此，综合考虑系统的发展水平和协调水平，构造协调发展度来度量总系统协调发展水平：

(四)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兴起于20世纪后期，是一系列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和技术的统称。该技术以空间关联测度为核心，探索其空间集聚和空间异常，揭示研究单元之间的空间相互作用机制(Messner et al.，1999；Hampson et al.，1999)。本文以Arcgis10.1为研究平台，借助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进行空间数据聚类趋势的分析。全局Moran's I指数主要探索“四化”协调发展水平在整个区域上的聚集趋势；局部Moran's I主要探索“四化”协调发展水平在子区域上的空间异质性，揭示其具体的空间分布规律；以LISA集聚方法作图可判断“四化”协调发展水平的集聚类型和显著性水平(范斐等，2013)。本文进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所使用的权重方法均为Arcgis10.1的反距离权重。

1.全局空间自相关Moran's I指数。全局Moran's I可表示为：

式中，n是要素总数，

是要素i的属性与其平均值的偏差，

是要素i和j之间的空间权重。通过行标准化的权重矩阵计算的全局Moran's I指数值介于-1到1之间，[-1，0)表示空间负相关，0表示空间不相关，(0，1]表示空间正相关。原假设没有空间自相关，根据下面标准化统计量参考正态分布表可以进行假设检验：当｜Z｜≥2.58，p≤0.01时非常显著；当｜Z｜≥1.96，p≤0.05时显著；当｜Z｜＜1.96，p＞0.05时不显著(范斐等，2013)。

2.局部空间自相关Moran's I指数。局部Moran's I可表示为：

式中

为要素属性的平均值，其余解释与上同。正值

表示要素具有包含同样高或同样低属性值的邻近要素，该要素是聚类的一部分。负值

表示要素具有包含不同值的邻近要素，该要素是异常值。

三、“四化”发展水平的时空分异

(一)“四化”各子系统发展水平时空分异

根据上述方法，在以熵权法确定权重后，测算得到2000年、2005年、2010年中国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如表2所示)。总体上，我国的“四化”发展水平虽然逐年提高，但仍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空间上从东部→中部→西部依次递减的趋势明显，特别是东部和中西部的差异较大；具体到每个子系统，发展情况也存在较大差异。

此外，根据表2，采用相等间隔法对“四化”发展水平进行分等定级，等级划分标准见表3。①

1.工业化发展水平。总体上，我国的工业化发展水平在差距缩小的基础上逐年提高，且空间集聚特征明显。从表2可以看出，通过近十年的发展，我国的工业化发展平均水平地区差异有逐步缩小的趋势，在2000年东部地区工业化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至2010年三大区域平均发展水平基本达到0.54左右。从空间变化来看，2000年至2005年我国的工业化发展一直处于中下水平，除大庆、鄂尔多斯、克拉玛依等几个资源型城市属较高水平外，京津地区、环渤海、辽吉黑、长三角、珠三角也均属于中等水平，其他大多地区仍处于低水平状态。至2010年，我国的工业化发展水平在快速提高的同时呈现出明显的集聚特征，基本上形成了几大发展区域，相对高水平区主要包括新疆两市、以鄂尔多斯为中心的内蒙古中部与山西陕西交界，以及从东北大庆到京津再到洛阳南阳的三大区带，在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区也有分布。低水平区域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南山地丘陵区、甘肃南部及陕西西南地带的经济欠发达区。这种格局的主要是由各地区的资源禀赋、投入水平、信息化发展水平不同引起的。

2.信息化发展水平。21世纪以来，我国的信息化发展速度不断加快，从测算指数的年平均值来看，2010年比2000年提高了两倍还多，总体水平不断提高，但空间分异特征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从发展的空间特征来看，在2000年我国的信息化发展水平基本属于低水平，只有北京、上海、广东部分大都市处于中等水平，随后中等水平区除围绕这三大区块辐射范围有所扩大外，辽吉黑地区的发展水平也有较大改观，其他地区变化不明显。2010年，地区发展差异格局逐渐形成，高水平区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及福州、厦门、上海、京津都市圈，借助于发达的经济、便利的交通工具和现代化的综合运输网，其信息网络高度发达；较高水平区主要分布在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沿海、东北、西北及部分内陆省会城市；中部的安徽、湖南、江西等传统农区和西南山地丘陵区受到地理条件、经济发展、文化底蕴等影响，信息化发展水平都普遍偏低。

3.城镇化发展水平。从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情况来看，在2000年大部分地区的城镇化发展均处中等以下水平，高水平区只有北京、深圳、珠海等个别城市，相对来讲西北的新疆、内蒙古中部、东北辽吉黑部分老工业区、上海、珠三角等大都市圈的发展水平也较高，低水平区主要分布在云贵高原、陕甘宁地区、豫南皖北大部分地区，湖南、江西、广西也有零星分布。在2005年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较高城镇化发展格局逐渐形成，其发展速度明显快于中西部地区。至2010年，新疆、内蒙古中部、东北老工业区仍维持高水平的发展状态，东部沿海地区以京津、辽东半岛、长三角、珠三角为核心的高城镇化带日渐明显，部分内陆地区的省会城市、重点城市受到政策、投入、地域等因素影响其中心性明显，城镇化发展水平也比较高，但庆阳、陇南、昭通等中小城镇发展动力仍然不足，城镇化水平仍然偏低。

4.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总体上，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以胡焕庸线为界，呈现明显的“东高西低”态势，且发展水平随离该线距离的增加而增加。在2000年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发展基本都处于低水平状态，只有东部沿海部分地区以及甘肃酒泉和嘉峪关处于中等发展水平；2005年，随着科学技术、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高，逐步形成了以京津、石家庄、辽东、江浙、福州、广州为中心的较高水平区，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的农业发展较快，而东北及西部地区的农业仍欠发达；在2010年甘肃北部、京津冀、辽东半岛、珠三角、长三角、湖南长沙一带的高水平区与“胡焕庸”沿线的低水平区域发展格局日渐明朗。形成这种发展区域格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东北平原的农业机械化水平虽有大幅提高，但其综合生产能力、抗灾能力都比较低，因此总体农业现代化水平受到了极大影响，而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江南丘陵以及四川盆地一带受较好的自然条件、工商业带动、人口密集、城市化水平高等的影响，农业发展水平稳步提升。

(二)“四化”协调发展水平时空分异

利用协调发展模型对我国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四化”协调发展水平进行测度。从计算结果可知，2000年我国大多城市的“四化”协调发展均处于较低水平，且地区差异明显，随后两个阶段，其发展水平逐渐提高，由2000年的0.3478提升到2010年的0.5988，增长了近72％。从三大区域来看，东部地区的“四化”协调发展水平与中西部地区仍然存在较大差异，但已呈现出逐步缩小的趋势(东中差距，2000年为0.123；2005年为0.116；2010年为0.097)。

为了进一步分析我国“四化”协调发展水平的相对变化趋势，同样按前述方法把其分为高水平、较高水平、中等水平、较低水平、低水平五大类，可以发现：在高水平区，东部地区的城市数目从2000年的1个增加到2010年的32个，而中西部地区总共才增加7个，可见，高水平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在较高水平阶段，中西部地区增长数目相对增多，已从1个地区发展到59个地区，其中2005年至2010年增长了44个，而东部地区由2000年的11个增加到2010年的49个，这也表明2010年较高水平城市在中西部已有分布，且主要分布在新疆、甘肃北部、内蒙古、川渝部分地区，东部地区主要分布在沿海一带。低水平区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南云贵高原以及陕甘宁交界地带，东部地区几乎没有。这一分布格局表明：东部地区借助其发达的经济基础、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四化”发展基础均较好，良好的协调性进一步提升了“四化”协调发展水平；近年来，西部大开发战略推动了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中西部在2005年后发展较为迅速，但仍有部分地区受到经济、综合环境的影响，仍未跨出低水平区域。

从以上我国“四化”协调发展水平的空间变化形势来看，已初步呈现出集聚连片的空间分布格局，表明邻近城市可能存在空间相关性。基于此，可进一步用空间自相关的分析方法探索其空间集聚特征。

四、“四化”协调发展水平的空间集聚

(一)“四化”协调发展水平的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我国“四化”协调发展水平的地理空间集聚效应及其差异，通过Arcgis10.1技术平台，计算出我国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三个考察期的相应全局自相关Moran's I指数值，如表4所示。结果表明：三个考察期内，Moran's I指数的Z统计量检验值均远大于2.58，P值远小于0.01，因此，这三个时期均在1％的显著水平上表现为非常显著。这也表明我国的“四化”协调发展水平分布并非相互独立，而是在全局中呈现一定的空间集聚特征，且在各个时期都表现为正的相关性，即“四化”协调发展水平高的城市邻近，“四化”协调发展水平低的城市也邻近。各地区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不均衡性和空间交互作用导致了“四化”协调发展水平的这种空间分布特征。

(二)“四化”协调发展水平的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全局空间自相关Moran's I指数用于验证要素属性值在空间上的整体集聚趋势，但难以探测出集聚的具体位置和区域之间的相关程度，而局部空间自相关LISA指数可以弥补这一缺陷，用于揭示一个区域单元与邻近的区域单元的相似性和相关性，识别空间集聚和空间孤立，探测空间异质等(侯光雷等，2010；梅志雄等，2014)。本文采用通用的LISA方法在Arcgis10.1中分析其局部空间自相关性，在Z检验5％的显著水平基础上，得到三个考察期内我国“四化”协调发展水平LISA集聚结果，如表5所示。局部空间自相关模式可划分为HH、LL、HL和LH四种类型。HH型表示高水平区被邻近其他高水平区包围；LL型表示低水平区被邻近其他低水平区包围；HL型表示高水平区被邻近其他低水平区包围；LH型表示低水平区被邻近其他高水平区包围的空间关联模式。从表5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四种类型的区域均有不同程度的变化，但总体上都呈现比较高的正相关性。

1.高高集聚区(HH)。该区域主要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以及环渤海这三个特大城市群地带。在考察期内有两个“四化”协调发展高水平集聚区在空间变化上非常稳定，一个是以上海为核心，包括周边江苏、浙江、福建等部分沿海城市共同组成的城市群；另一个是以广州、深圳为双核心，包括佛山、东莞、珠海、中山等周边城市组成的城市群。这些地区工业化起步都比较早，城市发展也相对比较成熟，一方面依靠资金、技术优势，另一方面依靠沿海地域优势，吸引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信息化高速发展，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动力的知识经济迅猛发展，有效地促进了产业的转型和升级，提升了城镇发展的质量。随着京津唐、辽中、山东半岛城市群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在2005年后，以京津为核心的环渤海一带的高高集聚区也逐渐明朗化，主要包括京津唐、沈阳、大连以及辽东半岛部分城市，且这一区域有逐渐扩大的趋势。上海、广深、京津等地区作为“四化”协调发展的高水平中心区，要素流动、技术扩散等溢出效应作用显著，通过与周边市域的交流与合作，带动了周边城市“四化”协调发展水平的提高。

2.低低集聚区(LL)。该区域主要分布在西部内陆的陕甘宁、云贵滇这两大地带。这些区域虽有优越的资源禀赋，但自然条件、生态环境比较脆弱，资金、技术资源短缺，经济基础薄弱且发展水平低，“四化”发展速度也比较缓慢，其中心区域与周边地区的“四化”发展水平空间差异较小，但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随着“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这些地区的工业得到一定发展，相应的城镇化发展水平也得到提高，但与东部地区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因此，如何与东部区域经济发展相协调成为我国今后发展的一个重点。在考察期内，存在“流动性”的低低集聚区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我国东北部的内蒙古、黑龙江低水平集聚区。该地区虽有较高的城镇化、工业化发展水平，但在2000年，其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不高，信息化也是极其落后，发展受到阻碍，针对当时形势，东北决心改变老工业基地面貌，信息化水平在东北信息革命中得到了稳步提高，从而导致该低低集聚区的逐渐消失。另一个是我国西南部广西低水平集聚区，由于环境和地域等方面的原因，该地区一直是我国“四化”发展的低水平区。近十年，与周边地区相比较，该区域的“四化”发展速度都比较缓慢，在2010年尤为显著。总体来看，低低集聚区有向西南方向移动的趋势。

3.高低孤立区(HL)与低高孤立区(LH)。这两种类型的空间孤立区都比较少。高低孤立区主要伴随低低聚集区零星出现，低高孤立区主要伴随高高聚集区出现。可以看出，在考察期内，大部分高低孤立区并没有发生变化，且这些地区多为省会城市和重点城市，其“四化”协调发展水平较高，但是该区域的“四化”协调发展水平的较快提高并没有很好地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而是呈现一定的极化现象，辐射效应不明显。低高孤立区分布在高高集聚区周边，受到“四化”协调发展高水平区的影响较小，其发展水平仍然较低，但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赣州、上饶等城市在考察期内基本属于低高孤立区，但其显著性水平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并有向高高聚集区靠近的倾向。

以上分析可见，我国的“四化”协调发展水平存在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发展水平相似地区在空间上呈聚集分布格局，主要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东部高水平集聚区和西部低水平集聚区。

五、“四化”协调发展水平的动态演进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的“四化”协调发展水平既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现象，也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为进一步考察我国“四化”协调发展水平整体演变趋势和地域发展的动态变化，本部分采用非参数核密度估计模型对其动态演进趋势进行估计，并利用重心理论具体分析了其发展水平的动态演化特征和演变路径。

(一)“四化”协调发展水平的动态演进趋势

非参数核密度估计(kernel density estimator)是研究不均衡分布常用的一种方法。核密度分布从数据本身出发研究数据的分布特征，克服了参数模型估计中函数形式设定的主观性，因而更能客观地反映事实。同时，通过图像的波峰形状和数量可判断“四化”协调发展水平的分布、形态和演变趋势，区域间是否出现两极分化等问题(武鹏等，2010；苏静等，2013；Burkhauser & Rovba，2005)。其核密度估计的基本形式为(施祖麟、黄治华，2009)：

式中：n为要素总数，

为要素属性均值，h为带宽，是一个较小的正数。核密度估计的结果对h的选择非常敏感，理论上，最佳带宽的选择即为在核估计的偏差和方差之间作一权衡，以使积分均方误差(AMISE)达到最小(武鹏等，2010)。综合考虑，本文借助于Eviews 6软件，选用通用性较强的Silverman(1986)方法来决定最优带宽，选取高斯核对我国“四化”协调发展水平的动态演进趋势进行估计，如图1所示。

图1 东、中、西部地区“四化”协调发展水平动态演进

注：图中横坐标为“四化”协调发展水平，纵坐标是密度。

图1显示了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区在三个考察期内的“四化”协调发展水平的动态演进情况。从曲线整体位置来看，图中的三条曲线都逐次右移，但图1c移动速度先快后慢趋势比较明显，说明在此期间三大区域的“四化”协调发展水平正在逐年提高，西部地区发展速度有所减缓。从波峰和波宽的变化来看，除图1b曲线峰值、波宽稍有变化外，图1a中的曲线峰值大幅上升，波宽明显变窄，而图1c的峰值不升反降，波宽也逐渐增大。这表明我国东部地区的“四化”协调发展水平差距正在逐步缩小，中部地区差异虽有缩小但不明显，而西部地区发展差距却仍有扩大趋势。从波峰左右翼变化来看，图1a曲线变化不大，图1b峰值左右翼宽度差距逐渐缩小，而图1c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右拖尾现象。从中可以反映出，我国中部地区的“四化”协调发展高低水平区数量正逐步趋于均衡，且大多在区域内部中等水平区聚集，但西部地区的“四化”协调发展低水平区数量一直高于高水平区数量，且地区内部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极化”现象。

从以上三大区域的动态演进趋势分析可以发现，我国的“四化”协调发展水平总体上呈现逐年提高的态势，但同时也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象。相对来讲，东部地区的集聚特征较为明显，充分发挥了中心辐射和带动作用，进一步缩小了市域间的“四化”协调发展水平差异，达到了区域发展资源的局部均衡且“四化”发展质量的不断提高；西部地区中心城市作用并未凸显，区域发展差距仍在进一步加大，发展速度趋于缓慢；中部地区这一“夹心层”，一方面受到率先发展的东部地区的带动，另一方面又受到西部大开发的影响，“四化”发展压力很大，但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可以预见，今后我国在推进“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战略的同时，中西部“四化”发展仍然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二)“四化”协调发展水平的动态演化特征

为了更清晰地剖析我国“四化”协调发展水平分布的动态特征，本文采用相等间隔法对2000年、2005年、2010年数据进行10级分层，并利用Arcmap的空间统计工具(平均中心)计算各图层数据的重心，按照从低到高分级顺序依次连接，如图2所示。

图2 “四化”协调发展水平重心曲线变化

第一，从各年重心血线的总体变化趋势来看，随着分层级别的增加，基本上呈现由西至东，从北到南的态势。在2000年，其分布重心随着我国“四化”协调发展水平的提高，逐渐由河南北部向东南方向移动直至福建境内，而在2005年和2010年，其分布重心则由甘肃、四川一带先向东北移动转而再向东南方向移动，最后都落在湖北境内。这表明：我国的“四化”协调发展水平总体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态势。在2000年，这种南高北低特征尤为显著，其后两个时期南北差距明显缩小，但东西失衡问题依然比较明显，高水平区重心在东西方向上始终偏向东部，而在南北方向上基本落于我国的中部。因此，我国“四化”协调发展水平空间失衡主要体现在东西差距上，换言之，沿海和内陆的差距仍是我国“四化”协调发展水平空间失衡的主要症结所在。

第二，从三条重心曲线同级别的相对位置变化来看，“四化”协调发展低级别重心逐渐向西南方向移动，高级别重心较为明显地由南向北移动。自2000年来，陕甘宁地区、云贵川交界一带一直处于最低级别。随着我国对中西部地区的扶持，经济不断发展，河南周边省份以及黑河至定西连线城市的“四化”协调发展速度有所加快，自2005年开始便明显向更高级别跃进，重心向西南方向移动。同时，东北老工业基地与东部地区发展的差距也在这段时期逐年缩小，特别是2003年《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明确了“振兴东北”的发展战略。税制、企业改革、惠农政策等的实施取得了显著成效，东北地区的发展相对西南地区加快。东北大部以及中西部部分城市的发展级别逐步提升，出现第2、3级别重心向西南方向移动，中等级别的重心向东北方向移动的趋势。因此，可以说是东北以及中西部城市的国家发展战略推动形成了“四化”协调发展较低级别重心向西南方向移动的演变格局，这也是我国中西部，东北发展战略成效的重要体现，但与东部地区的发展仍存在较大差距。

从东部地区来看，改革开放后，我国出现了两个经济高速成长点，一个是上海，另一个是广东。同样，上海、广东地区在三个考察期内也一直处于“四化”协调发展的最高级别。因此，2000年年初，“四化”协调发展高级别重心偏向我国南部地区。但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第三个区域支撑点的快速形成，“京津冀”区域发展战略掀起我国改革开放的第三波浪潮，也推动了该地区“四化”发展水平的大幅提升，彻底改变了我国“四化”协调发展水平“南高北低”的不平衡状况。2000年后，第10级别重心明显向北移动，而福建、长三角地区的快速发展还牵引着第9级别发展重心在一定程度上的东移。继长三角、珠三角后，在京津冀都市圈的带动下，以山东半岛、辽东半岛、京津冀为主的环渤海滨海经济带的“四化”协调发展水平迅速提升，第8级别重心也同时大幅北移。可见，优越的发展环境、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经济圈的辐射推动作用是东部地区“四化”协调发展水平持续走高的主要因素，同时也是其较高级别重心由南往北移动格局形成的主要推动力量。

从以上分析可以预见，我国的“四化”协调发展水平南北差距将进一步缩小，但东西差距将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继续存在，但从长远来看，从沿海转向内陆是发展的趋势，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在东部地区发展的带动下，较高级别发展重心将出现一定程度的西移。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2000年以来，我国的“四化”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地区发展并不均衡，在空间上基本呈现出从东部→中部→西部依次递减的分布格局。其中，工业化发展水平地区差距不断缩小，空间集聚特征日渐明显，至2010年基本上形成了由北方资源型城市及长三角、珠三角沿海经济发达城市组成的高水平区带和由经济欠发达的西南山地丘陵区、甘肃南部及陕西西南地带组成的低水平区的空间发展格局。信息化发展起点比较低，但近年来发展很快，地区发展差异格局逐渐形成，受经济、交通、人才等因素影响，高水平区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及福建、上海、京津都市圈，其次是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沿海、东北、西北及部分内陆省会城市，而中部传统农业区和西南山地丘陵区信息化发展水平普遍偏低。城镇化发展水平东部地区发展快于中西部地区，北方工业发达区一直维持高水平的发展状态，以京津、辽东半岛、长三角、珠三角为核心的东部沿海高城镇化带在2005年前后日渐明显，内陆省会城市、重点城市中心性明显，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但中小城镇发展动力仍然不足，城镇化水平仍然偏低。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存在一条明显的东西分界线(胡焕庸线)，“东高西低”态势明显，且发展水平随离该线距离的增加而增加。总体上，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江南丘陵以及四川盆地的农业相对较为发达，受自然条件、经济人口等因素影响，我国农业现代化的空间发展格局是：甘肃北部、京津冀、辽东半岛、珠三角、长三角、湖南长沙一带的高水平区与环绕“胡焕庸”沿线的低水平区。

(2)我国的“四化”协调发展水平总体不高，地区发展差异较大。高水平区主要集中在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沿海一带以及资源富足区，低水平区主要在我国西南云贵高原以及陕甘宁交界地带。进一步通过空间自相关的分析方法探索发现，其发展水平呈现非常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发展水平相似区呈现出集聚连片的空间分布格局。东部沿海的高高集聚区和西部内陆的低低集聚区始终保持着“低流动性”特征。这就进一步说明我国“四化”协调发展水平集聚存在高度的空间稳定性。而形成这种空间分布格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定程度上，经济发展水平、自然条件、地理交通、要素投入起了决定作用。

(3)从动态演进趋势来看，东部地区的“四化”协调发展水平在不断提高的同时地区差异也逐渐缩小；中部地区的总体发展水平明显低于东部地区，且大多在区域内部中等水平区聚集，地区发展差异虽有缩小但不明显；西部地区的“四化”协调发展水平在考察期的前五年发展较快，后五年发展速度有所减缓，但地区发展差异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需要指出的是，少数高水平区虚高了西部地区发展的总体水平，其辐射作用不强，未能给周边地区的发展带来比较明显的推动作用，使得西部地区的大多区域在中下水平聚集。进一步通过重心曲线表明，“四化”协调发展水平分布总体上是从东部高水平区向中西部低水平区过渡的，南北差距在环渤海经济圈发展的大力推动下在逐渐缩小，高水平区重心逐渐向北移动，低水平区重心向西南移动，从而东西差距成为我国“四化”协调发展水平失衡的主要问题。

(二)政策建议

第一，加强各大产业的信息化投入力度，进一步推动信息化与其他“三化”的融合，从而促进“四化”协调发展水平的提高。在“四化”发展进程中，摆脱资源依赖路径，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加速高端产业集聚，促进产业的转型升级，进一步提升城市功能，构建网络化、智能化的高效城镇化体系，利用信息技术推动农业基础研究，加强科技创新与推广，走现代化的科技型发展路径。

第二，针对我国“四化”协调发展水平的不平衡现状，统筹各产业发展规划和区域布局，降低“四化”之间的摩擦成本和协调成本，提高协调效率，积极整合协调区域发展。进一步因地制宜地明确地区产业规划，充分发挥地区优势，加强不同区域产业、经济的联动发展，大力提升中心城市的带动能力。同时，在统筹区域发展的过程中，应不断完善公共交通、通讯等配套设施，提高区域发展环境的质量。

第三，明确不同发展水平区现状，针对不同发展“市情”，在共性制度下实施差别化政策，注重区域政策的创新。不同城市的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和发展能力各不相同，影响“四化”发展的推动因素也存在很大差异。在充分认识“四化”地区发展差异的同时，应充分发挥政府的行政职能，实施不同的扶持政策和推动政策，使“四化”的发展充分发挥出其地域优势与特色，走个性化发展的路子。

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注释：

①限于篇幅，“四化”及协调发展水平具体空间分异图略，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与动态演变_自相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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