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初中期川陕交界地区的开发与环境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初论文,试论论文,环境问题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清之际，川陕交界地区深受战争的创作：人口凋零，土地荒芜，经济残破。但至乾嘉时期，却出现了“虽蚕丛峻岭，老林邃谷，无土不垦，无门不辟”（注：魏源：《古微堂外集》卷六。）的局面，说明从清初至中期，川陕交界地区经历了一个较快的开发过程。笔者不揣谫陋，拟对清初中期本区开发的背景、概况及开发过程中所出现的环境问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
明末清初，李自成、张献忠的军队先后在川陕交界地区与明军和清军鏖战，使本区人口损失惨重。“四川经明季流贼之乱，杀戮惨酷，居人死亡殆尽。川东各属尤空旷，草蓬然然植立，弥山满谷，往往横亘数十里无人烟”。（注：民国十九年《云阳涂氏族谱》卷十九《功亮公传》。转引自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版。）陕南地区的残破景象比之四川有过之而无不及， “荒榛茂草遍城下，虎狼夜食鸡犬，居民不能息也”。（注：嘉庆《汉阴厅志》卷九。）由于人口损失惨重，以致清初本区出现“国初定赋，人户荒凉，原定之额不能符数，土著百姓以纳课为难”（注：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二《策略》。）的局面。这了迅速恢复农业生产，战争结束不久，清政府即对陕西、四川等省采取招徕人口、开垦荒地的措施。顺治六年（1649年），清廷下达《垦荒令》，规定对各处无主荒地，允许民人垦种。康熙年间，四川更以入籍、应试和发给生产、生活资料等优惠政策招徕移民；陕西也规定，“如有无田耕种者前来踏看上等肥田，本县给以牛种，准其安插，承顶钱粮，永远管业”。（注：康熙：《西乡县志》卷九。）由于政府组织得力和优惠条件的引诱，清初掀起了移民入川的浪潮。至乾隆年间，由于人口压力增大，土地集中加剧，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相继走上逃亡之路，本区再次成为流民的迁入区。乾隆四十九年（1782年），陕西巡抚毕沅在《覆奏民生吏治疏》中说：“窃见汉中、兴安、商州各府州属，……迩年楚、蜀、陇、豫无籍穷黎，扶老携幼，前来开垦者甚众”。（注：《皇清奏议》卷六十四。）至嘉庆末年，巴山老林地区，“江、广、黔、楚、川、陕无业者”，达数百万人。由于大量人口的迁入，使“深山穷谷之中，鹿柴猿径，皆有人迹”。（注：光绪《洵阳县志》卷十三《艺文》。）同时，还使本区人口密度大大提高，社会生产获得充足的劳动力，为开创“老林辟，百业兴”的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清初中期，大量外来移民的迁入，为本区开发提供了人力资源，而美洲粮食作物的传入，则为开发奠定了物质基础。川陕交界地区以山地、盆地为主，一般农作物不适于在本区种植或产量较低，无法为大量人口的生存提供足够的粮食，这是制约本区开发的一个重要因素。而美洲粮食作物，特别是玉米、蕃薯的传入，则使这一矛盾得以化解。这些作物对自然条件要求较低，耐旱耐劳，适宜山区种植。如玉米种植以后，“惟需雨以俟其长，别无培护”，并且产量较同类作物略高，故“江楚民……熙熙攘攘，皆为包谷而来”。（注：乾隆：《洵阳县志》卷十一《物产》。）美洲粮食作物的传入为本区的开发提供了可能性。
（二）
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和本地人口的自然增殖，使平原地区出现人浮于地的状况，垦辟山地成为扩大耕地面积的主要方式。“开山之法，数十人通力合作，树巅缚长絙，下缒千钧巨石，就根斧锯并施，树既放倒，本干听其霉坏，砍旁干作薪，叶树晒干， 纵火焚之成灰”。“ 久之老林渐开，肥以春烧，可种之地愈广”。（注：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随着耕地面积的扩大，森林慢慢向深山退缩。但在垦辟之初，人少地多，先到之人，以承赋纳税的形式，取得大片山梁的所有权，招募后来的移民进行开垦。“招外省客民纳课数金，辄指地一块，立约给其垦种。客民亦不能尽种，转招客佃，积数十年，有至七、八转者，一户分作数十户”。（注：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二《策略》。）川东、川北地区，广东、湖南、贵州等省移民较多，善于开垦，故开辟梯田成效显著。侨居在四川东北部的广东、湖南移民，“就山场斜势，挖开一二丈、三四丈，将挖出之土，填补低处，作畦、层、垒，而上缘塍横于山腰”，由下而上，可达数十层之多。川北地区的巴州，“多楚黔流徙，善于开垦，土山无石，则旋绕挖作水田，故梯田甚多”。（注：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九《民食》。）由于本区地形起伏较大，农作物对气温条件要求的不同，本区开发呈阶梯状的态势。依山之麓，除沟窄水陡者，余悉，开成稻田，引水灌溉，旱潦咸收；其高山悉种包谷。”（注：卢坤：《秦疆治略·紫阳县》。）高山之巅，由于气温较低，包谷、麻豆不能生长，则种植苦荞、燕麦、洋芋等作物。其种植模式，即在谷地、山麓平原地带种植稻、麦等一般农作物，浅山低坡种植包谷、麻豆，山顶则种苦荞、洋芋等耐寒农作物，这是本区开发的特色之一。这种特色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饮食结构。宁羌州平原种水稻，山坡种包谷。但因“平田少而山坡广，故城市或食稻谷，乡村多食包谷”；（注：光绪《宁羌州志》卷四《风俗》，张廷槐：《劝民种麦以济春食记》。）四川的宣汉县，平原和高山之间，人们的饮食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平原及半高山地区大都把包谷视作副产，主要用来酿酒、喂猪，“间亦充食或参饭而已”，而高山如双河口一带则为重要作物，“终年食此，乍以米易，反觉口腹不宁”。（注：民国《宣汉县志》卷四《物产志》。）
玉米、蕃薯的传入及推广，在很大程度上排挤了稻、粟等传统农作物，成为本区的主要食粮。“乾隆三十年以前，秋收以粟、谷为大庄，与山外无异；其后川楚人多，遍山漫谷皆包谷矣。”（注：道光《石泉县志·事宜附录》。）“爪哇薯（俗呼洋芋），全境均产之，山内尤多。”（注：民国《续修南郑县志》卷五《风土志》。）留坝厅、凤县、宁羌州、略阳、定远厅和洋县，无不把包谷杂粮作为正庄稼，山民们“蒸饭作馍，酿酒饲猪”，均取给包谷。在他们的眼里，包谷与麦子的作用相当，夏收视麦，秋收视包谷，以它们的收成来确定年岁的丰歉。并且，包谷对一般人家来说，不仅仅是食用之粮，其“纳钱粮、市盐布、庆吊人情之需，俗向取给于包谷”。（注：道光《石泉县志》卷四《田赋志》。）
人们除种植玉米、番薯作为食用之粮和补贴家用外，还积极进行农业的多种经营。“有田地数十亩之家，必栽烟草数亩，田则栽姜或药村数亩”。人们还在平地上种植菌蕈，山坡上种植漆树和木耳。此外，人们还利用包谷酿酒、喂猪：
山中多包谷之家，取包谷煮酒，其糟喂猪。一户中喂猪十余口，卖之客贩或赶赴市集，所得青蚨以为山家盐、布、庆吊终岁之用。猪至市集，盈千累万，船运至襄阳、汉口售之，亦山中大贸易，与平坝之烟草、姜黄、药材等同济日用。（注：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九《民食》。）
同时，人们还发展蚕桑业以增加收入。康熙年间，宁羌州知州刘某从山东雇人教百姓饲养山蚕，织茧绸，“陕省蚕桑之利，由此肇兴”。嘉庆十三年，汉阴厅通判钱鹤年又从“湖州携来蚕种，延善养蚕者来汉，劝民饲之，并教以取丝、织绸、作绵、作线之法”。由此“民竞树桑，地无旷土”，“饲蚕取丝，岁入甚厚”。（注：嘉庆《汉阴厅志》卷二。）洋县由于种桑养蚕，大得其利，在汉中府属九县中最为富庶。
由于发展了农业的多种经营，人们在发生“钱荒”，即年岁丰登，粮食太贱，农民缺钱使用时，就“赖山原自出之财用以济其穷”。（注：光绪《洋县志》卷四《食货志》。）农业的多种经营不仅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满足日常需要，而且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区域开发程度的体现。
清初中期，本区在水利建设和推广使用灌溉工具方面也成绩斐然。康熙年间，汉中府修复和新建37条支堰。嘉庆七年至十六年，南郑知县班逢阳，引冷水河开渠作堰，灌田5000余亩，被称为“班公堰”。（注：嘉庆《续修汉中府志》卷二。）其它各县，如褒县、洋县、西乡、安康、平利和洵阳等，也积极兴修水利。洵阳县，“居民因势开堰，虽无官渠，而稻田极多，民多富足。”（注：卢坤：《秦疆志略·洵阳县》。）汉阴厅，民间私堰不下数百处，灌溉田地数十万亩。开发较晚的留坝厅，由于移民的迁入也开始兴修水利。“留坝本无水利，近年以来，川楚徙居之民，就溪河两岸地稍平衍者，筑堤障水，开作水田，又垒石溪河中，导小渠以资灌溉。”（注：道光：《留坝厅志》卷四《土地志》。）开县灌田千亩以上的水利工程就有十四、五处，并出现灌田上万亩的大型水利工程。宣汉县私人兴修水利颇盛，乾隆二十年廖、曹二姓倡修梅子堰，灌田五百亩；乾隆十九年汪、刘、王、鲁四姓倡修狮子堰，灌田千余亩；嘉庆二年，孙成玥创建孙家大堰。此外，为了给地势较高的地块创造灌溉条件，简车等灌溉工具得到较为普遍地推广。石泉县一水堰上，安装筒车五十余部，被称为“筒车堰”。开县有“筒车十九处，皆转引清江水，溉田无算。”（注：咸丰：《开县志》卷十三《水利》。）乾隆十八年，平利县令黄宽捐造戽水轮车八辆，分发各乡，“令仿其式以灌田”。水利的兴修，改变了本区靠天吃饭的状况，并使粮食产量大为提高，如大宁县的马正坝，“岁收稻谷石计”。粮食产量的提高，改变了本区对外地粮食的严重依赖，为手工业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山内营生之计，开荒之外，有铁厂、木厂、纸厂、耳厂各项”，（注：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本区手工业在这一时期也发展迅速。川陕两省资源的不同，决定了其手工业种类的差异。四川边区盐资源丰富，故其盐业发达。如开县，“井厂所用夫匠，水陆运煤及商贩运背之人，井旺时日以万计，其盐行至太平及定远、紫阳、南部境”；云阳县的云安厂，有盐井一百一十六眼，煎锅三百四十九口，其盐行销云、达、新、开、南、邛、大、彭、莆、巫、东、石、鹤、宣十五厅州。开县盐业在乾、嘉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乾隆二十六年至嘉庆二十三年，盐井新开煎锅七十五口，大大提高了其生产能力。陕南地区盛产铁、木材等，其手工业以此为大端。如黑河的铁锅川，洛阳的锅厂，定远的明洞子，宁羌的二郎坝，镇安的黑洞沟，洵阳的骆家河，“均往时产铁地”。陕南冶铁厂，规模较大，“一炉所用人夫须百数十人。如有六七炉，则匠作庸工不下千人”。（注：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山货》。）冶铁业外，陕南地区的造纸业也颇为兴盛。“丛林生山中，遍岭漫谷最为茂密，取以作纸，工本无多，获利较易，故处处皆有纸厂”。（注：嘉庆：《汉南续修府志·山内风土》。）西乡县有纸厂三十八座，安康县有六十三座，砖坪厅和洋县各有二十余座。虽然纸厂所需工匠不多，但“夏至前后，男妇摘笋砍竹捆赴厂售卖……藉以图生者常万计矣”。本区的手工业，不仅数量多，规模大，而且组织严密；工厂多由商人开办，他们住在西安、汉中城中，一般不插手生产事务，其下“总理总管之人，曰掌柜，曰当家；挂记帐目，经营包揽承赁字据，曰书办；水次揽运头人，曰领岸；水陆领夫之人，曰包头”。形成了层层负责制。生产内部分工细致，如铁厂内，拉风箱、运木装窖、辨别铁色成分，都有专人负责。（注：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山货》。）总之，清初中期川陕交界地区的手工业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无论数量、规模、组织管理及生产分工等方面都使一般家庭手工业难以望其项背，其起点较高，潜力较大，以高屋建瓴之势，对周围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
随着开发的深入，本区在行政区划方面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以适应社会的发展。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陕西兴安直隶州升为兴安府；嘉庆七年（1802年），四川达州升为绥定府。曾任陕西巡扶的毕沅在《兴安升府疏》中说明了政区调整的原因：“河南、江西、安徽等处贫民，亦多携带家室来此，认地开垦，络绎不绝……该州品秩稍卑……须将兴安州升为兴安府，方足以资弹压”。同时，县级单位也进行了调整。安康县砖坪营升为砖坪厅，设置抚民通判；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分褒城、武关以北，凤县南里以南设留坝厅，改汉中水利通判为留坝厅抚民通判；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析安康县置汉阴厅；嘉庆七年（1802年），析西乡县置定远厅，同年改太平县为太平厅。基层组织亦有所变化。如安康县，康熙二十二年以前，四乡共设16铺，“后因南北两山地垦人稠，更置二十七铺。”（注：咸丰《安康县志》卷十《建置考上》。）由于本区开发主要由两侧向巴山林区推进，故新政区的设置集中在两省交界地区。这些政区的调整，既是人口增加、区域开发的结果，又必将对本区的开发起到促进作用。
（三）
清初中期，川陕交界地区得到较快开发，面貌为之一新，但由于开发的不合理性，对本区的环境造成很大的破坏。
本区森林广布，为了取得土地，人们只得采取毁林垦殖的手段，“久之而老林渐开，肥以春烧，可种之地愈广”。天长日久，境内有土之地被开垦殆尽，如汉阴厅“南北两山老林，皆垦伐尽”。除农业垦殖外，木厂、纸厂、耳厂皆以竹木作原料，煮盐、冶铁业则需木柴作燃料，“作炉必近老林，砍伐以从薪木之用”，（注：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其对森林的破坏较前者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斧斤频施”，又不注意育林，使许多地方成为濯濯童山。植被的破坏，减弱了土壤的吸水性能，使得山区涵养水源的能力下降；而山内的土质，不同于平原地区，“兼沙多石”，“晴久坚于顽铁，雨多则沙石各分”。（注：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二《策略》。）故一遇大雨，极易造成水土流失。土壤中的有机质及矿物质被流水冲走，使得土质变薄，土地质量下降，农业生产和人们的生计大受影响。“谋食者仅退守薄瘠山地，加以雨
不时，一切耕耨培壅之法皆无力为之，洋芋既腐，玉黍复歉，山居之民至终岁以豆屑杂野菜为粮，而犹然不充”。（注：光绪《留坝乡土志·生齿》。）同时，水土流失也使得本区较好的水利设施遭到破坏，“汉中之乌龙江、壻水河各水，民循堰渠之规，田收灌溉之益，盖有利无害者。自数十年来，老林开垦，山地挖松，每当夏秋之时，山水暴涨，挟沙拥石而行，各江河身渐次填高，其沙石往往灌入渠中，非冲坏渠堤，即壅塞渠口。”（注：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九《民食》。）光绪《凤县志》的作者也不无忧虑地指出，老林开垦之后，“土石俱松，雨水稍动，浮沙下壅，反有水患而无水利”。植被的破坏，水土流失的加剧，还使本区灾害增加，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如石泉县，因山林开垦殆尽，每当夏秋季节，“洪涛巨浪，甚于往日，下流壅塞则上游泛滥，沿江居民沈灶产蛙亦其常矣”。道光二年，因秋雨连绵，水泄不及，方圆数十里尽成泽国。（注：道光《石泉县志》卷一《地理志》。）
清初中期，本区不合理的开发，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其对生产的制约作用很快显示出来。由于毁林开荒，水土流失，使得土地硗薄，生产能力下降。力农之苦虽百倍于平原，但依然食不果腹，只落得“辛苦开老林，垦荒仍无望”（注：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九《民食》。）的凄凉光景，不得不转徒他方。手工业同样受到影响，道光年间，兴盛一时的洵阳骆家河、留坝光化山一带铁厂，因附近森林被辟殆尽，燃料无有着落，只得关门歇业。清代后期，本区开发出现停滞的局面，山区日益贫因，手工工场十不存一，远不能与初中期相比，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