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来、麦之释及其学术与文献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献论文,说文论文,学术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说文》来、麦之释在文字学、考据学上有重要贡献。许慎不仅破译了来的本义为麦（实指小麦），而且合理地解释了行来之来的由来。许氏的考释提示中国小麦来自外域，从而透露了远古时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某些信息。这对于我们从事有关学术研究，包括中国农业史、文化史、对外交流史以及汉语汉字发展史等多个领域的研究，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迪意义。
关于来字，《说文》云：“来，周所受瑞麦，来。一来二缝，象芒束之形。天所来也。故为行来之来。《诗》曰：‘诒我来夆’。”“一来二缝”难通，诸说不一。孔颖达作“一来二夆夆”，李时珍作“一来二
”，马瑞辰作“一麦二夆”，段玉裁则作“二麦一夆”，皆不足为信。今人多从“一来二夆”，释夆为锋。然许慎明言来为有芒之麦，则此麦唯一麦一锋，别无异种。据此，许文“一来二缝”当是“一来一夆”之误。至于麦，许释“芒谷”，字“从来”，“从攵”。此与来为“瑞麦”及“一来一夆，象芒束之形”正合。则来、麦为一物甚明。清人朱骏声、近人叶玉森以及今人康殷皆以麦为行来之来本字，此说实谬。
来字在殷墟卜辞中屡见。考卜辞之“来”，大抵有五义：一是行来，来至，往来，如“王来正人方”（前2·15），“癸丑丁自甘来”（乙·1010），又卜辞屡见“往来亡灾”；二是未来，如“自今辛至于来辛有大雨”（粹692），
四是指麦，如“鬳上甲来”（甲·2805），“登来乙且”（粹·908），“登来于二示”（库·106）①；五是地名，如“今日不雨在来”（甲·242）。
后世对来为小麦之说似无异论。考之甲文来字形制，亦可为证。甲文来字象形有三个特征：其一，麦秆直竖，说明其茎较硬；其二，叶有倒折，与禾黍等字形有别；其三，末端有短横指穗，此与末、本等字造法相似。我国原产的燕麦、荞麦都是散穗形，与上述情况不类，可以排除。而在诸麦中，与小麦形态接近的有大麦和黑麦，但大麦秆叶稍大而软，麦穗有弯垂之象，不同于来字之形。至于黑麦，其栽培不广，当不在可能之列。因此，可以确认，来为小麦无疑。
来既为小麦之名，何以用为行来之来？许慎说的“天所来也，故为行来之来”自然是神话传说，但在古代，人们却以为是真实可信的。故许说自有他的根据，因为自古相传麦子是周先祖受天所赐，而在许氏之前即有刘向“始自天降”的记述，又有《诗》“贻我来牟”为证。人类文化的历史以及考古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在神话与传说的背后，往往隐藏着真实的历史。中国自古传说麦自天来，这一文化现象本身至少反映着这样一种可能：麦非中国土产。而麦名的来用为行来之来，正可以从语源、字源方面提供有力的佐证，表明小麦外来是历史的真实。张舜徽先生对此有独到的见解，认为小麦之名的来用为行来之来，是因为“麦种得自外来”，这是对许氏所谓“天所来也”的合理补正。但张氏所说的“外来”是指“古人就周土而言”，他认为周先祖始得麦种于“中原之地”②，则此说有误。根据农学史家考证和科学研究的结果，小麦的原产地在西亚的幼发拉底河流域，距今已有9000年的栽培史。中国小麦来自西域，证明许慎的麦种“天来”之说并非无稽之谈。原来，一个古老的汉字竟蕴含着一段真实的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奥秘。
麦字从来从文，李孝定谓文象麦根③，不当。康殷谓麦“从文以示行来，来声。本为往来（动词）之来的本字”④。康氏以麦为形声字，并非必不可通，来、麦本可声转，如里之与埋。必欲言之，亦可视麦为“从来从攵，来亦声”。然其认为攵示行来而定麦为行来字，则不可从。看来，辨明攵在麦字中的真正含意，是确定麦字原义的关键所在。
康殷先生在其《新论》中详细分析了古文字中止形字的形义，以其方向之不同及个数之多寡分别表示向前、向后、回旋和迟速等运动，不无可取之处，但他企图用某种固定的图式来解释古汉字的形义则不足为法。先民造字，绝非一时一地一人之所为，况文字发展，屡有演化，或繁或简，或分或合，或变或误，一形而多用、一字而异制者相当普遍。因此，汉字字形的表义，并不遵循单一的通用模式。关于夂，康氏认为是“示物体向后方观者所在运动，复回”⑤。在分析降、陟二字时，他把“阜”视为“升降符”，说如无阜形，则夅“只能表示平面活动，即向观者走来”，而步“只表示向前方行去”⑥。此说非也。阜的古文字写法实为山字之侧竖形，如
（堆本字）为丘之侧竖形，乃同形而异置，其本实一。《说文》：“阜，大陆也。”乃指高陵大山。阜作为偏旁是用来表示所在和形貌的。在陟、降一类字中，阜的作用是借山陵之形以示部位之高，并无动作升降之意。其表示升降的是动作的主体——能行走的足，而足行的方向则要看足趾的朝向。因此在陟、降字中，步、夅才是确定字义的主要意符，也就是原始形符。而阜只是行为的对象，是附加的辅助意符。根据汉字发展规律，步，夅应当分别是陟、降的初文。陟为升登，其所从之“步”，甲、金文全都足趾朝上。前行与上升义本相通，步既可表向前行步，亦可表向上升登。且表升登之字，并非一定要借助阜符，爬、跋、攀、登等字皆不从阜，而全有升登之义。相反，诸如陆、陵、阳、陈等字皆从阜，却并不表示升登．《说文》所收古文陟字不从阜，而作
，即从人，从日，从步，此亦可为陟之升登义不在阜而在步之一佐证。步与跋、爬、攀古皆读重唇，则以音训之，步亦有上跋之义。俗言“步步高升”、“平步青云”、“步入云天”，亦证步有升登之义，非独平地前行而已。
降为下落，从阜从夅，夅亦声。甲，金文降字所从之夅皆二趾朝下，并非后来的篆、楷之形。牵从二夂。夂，罗振玉以为“即古降字”，其说不谬。一夂朝下为降，二夂下落自当有降义，夅亦降之本字。夅，许氏以为二夂相承相对而不敢并，故释“服也”。诸家多从其说，以夅为降服字，以降为降落字。此释未当。夅、降只是字形有古今之别，实为一字。降有下、落、垂，堕等义，可引申为低下、顺随、服从等等，故得用为降服字。夅篆、楷皆作夂、止相向，乃后世讹误所致。降落之降（夅之后增体）与降服之夅（亦降本字），乃一语之转，犹增之与曾（层），绥之与妥，堕之隋，纵之与从，本为一字，皆因用之有异，故声转形变。
在形与义的关系上，与陟、降最为相似的莫过于出，各二字。
（门限阶……处之意）”⑦，虽明各与出“恰恰相反”，但仍不出其所谓“平面活动”之模式，且未脱经籍“借格为各”之窠臼。其说虽合后世之事，但却未能及其本原。卜辞有“各日”、“各云”之语，陈梦家谓“各日即落日”，李孝定疑“各云”为
云，谓“犹言落云也”⑧。陈、李二氏此释颇有卓见，然其皆以假借为说，未精。各者，落也。落者，下也（下地穴），入也（入屋室）。盖远古穴居，出、各二字正是穴居、半穴居时代先民起居出入的生活情况的形象写照。今广东人讲“出入”有曰“出落”者。深圳地区的客家人说“进”、“入”或“去”、“往”、“到”，也都讲“落”。诸如“落门”、“落屋”、“落房间”、“落教室”、“落医院”、“落香港”等等。又如：在室内外频繁出入，不说“出出进进”或“走出走进”，而说“出出落落”或“行出行落”；在两地频繁往返，不说“来来往往”而说“上上下下”；在小范围内度步，不说“走来走去”，而说“行上行下”（亦说“行来行去”）；还有下雨说成“落雨”甚至“落水”等等。用“落”表示行走、进入或回还等意思的不仅是某些广东方言，而在荆楚地区的方言中也存在着。比如说某人久不回家就说他“好久没有落屋”，终日不回就说“一天到晚不落屋”。在汉语中，至今人们表示居住、安身、停留、方位、所在等意思时还广泛地使用着与“落”直接相关的词，如“落脚”、“落户”、“落地”、“着落”、“座落”、“村落”、“院落”、“聚落”、“群落”，还有表示建筑峻工的“落成”等等。所有这些词语及其使用，其实都来源于一个十分古老的词，即表示进入居穴的“各”，也就是“落”。各、落叠韵，乃一语之转。各声字如洛、络、烙、骆、路、雒、酪、珞、略等皆读如落；而客、阁、格等虽读如各，而其义却都是落的引申。可以断定，各是落的本字。
陟、降、出、各（落）的形义辨析清楚表明，文是降的初文。麦字从来从文，其造字本意即可由此找到确解。来为麦之象形，文示其来源，就是麦从天降。这与《诗》“贻我来牟”、刘向“始自天降”、许慎“天所来也”以及传说的赤乌“以麦俱来”等等说法恰相吻合。显然，这些说法都源于一个神话般的传说，而象形会意的麦字，正反映了这一神话传说的内涵，它应当远比来字后出。
祭天告神以求福，是古人类最重要的文化活动之一。求福许愿，一旦得偿，则以为神明来复，降赐福祉。天降福，神来复，这便是复的原始含义。报复、回复、往复、反复、复还、重复以及覆盖、倒覆等义皆本此。
古老的夆字有着同样的奥秘。张舜微先生谓“夆字古读重唇，即今碰字”⑨。按夆、逢古音读如蓬，夆读重唇是。然碰字从石从并，并亦声，其本义当谓二石相击或二物相撞。言人相碰遇，乃碰撞之引申为后出之语，此与逢迎虽有可通之处，但夆之与碰，造字之旨迥异，实非同源，不可视为一字。康殷先生以夆为逢之本字，此乃高见。但其以行回逢遇解之，并以异体之
字为行回逢牛⑩，则离本远矣。夆从夂从丰，夂为降，丰为草。
原始思维善取象比类，以直观与联想象意，皆以物示意，以形喻义。例如以生求生，以苗求苗，以禾麦求食，以丰茅求茂。故甲文杀、蔡、求、生等字皆以杀枝、割茅、截尾、树苗等象征有苗有后，以求子孙繁茂，多福长全。在诸苗中，尤以茅最具象征意义。在我们遥远的祖先那里，丰茅简直是神圣的吉祥圣物。茅之形似黍稷禾麦之苗。其状根多茎直，尾长叶茂，蓬丰挺拔；其性不择土壤，不怕风霜水旱，易生易繁，密集丛聚；其用一可供筑室之茅而为人类之蔽护；二可供炊薪以助人类熟食；三可为彗帚以扫尘除秽，祛邪免疫；又茅根甘甜可食，药用清热祛湿解毒；还有，茅不惧刀伐火灼，“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永世生生不灭。所有这些，都被以生存和繁衍为生活第一要义的远古人类看作最理想的吉祥之象征。故古者氏族以之为旌旗（旅、旂、旄，族等字皆从
，甲文即茅旌之象形），军旅以为前茅，王者祭祀用以缩酒，百姓求安用为驱邪之瑞物。至今民间尚有挂茅于门以示避邪禳灾者。夆字所从之丰，正是这种可以象征五谷丰登、人丁兴旺和无灾无难的丰茅茂草。先民奉之以告天，祈求得到此物所象征的一切福禄与祥瑞。夆字从夂从丰，它的原始意义便是上奉丰茅，迎降福祉。夆为逢之本字。但逢字的逢迎本义乃是奉迎上天降福，而后世所谓逢迎遇合，乃其引申。《说文》释夆为牾，乃取相逆之义，亦属引申而非本原。
古文逢、逆、迎三字通用，以其同源也。甲文屰字为大之倒形，大即人。倒人，大逆也。其原始含义乃示天降大祸，人民逆死。屰即顺逆之逆本字。屰加止为
，表示上天降罪，下民进奉祭牲以逢迎之，祈求消灾去逆也。此迎逆之逆本字。后又从辵而为逆字，此逆行、逢逆之逆也。后世因逆字本义渐失而屰、皆废，今则皆作逆而不知其本原矣。卬为仰、迎之本字，从倒人，从卩，卩即跪人。其义为天降罪逆，人仰天跪祷以求免祸，此与字形义实通。屰加辵为逢迎，又引申为迎合、迎接。故逢迎、迎合之迎亦本于奉求祈祷。
以上列举的陟、降、出、各(落)和
、麦、复、夆(逢)、逆、迎等字，都形象地反映了我们祖先的生活、思维和文化观念的某些基本方面，尤其是先民对于天地上下、祸福死生的理解，而所有这些古老的汉字又都与足的上下密切相关。至此，夂之降义已经可以得到确证。无庸置疑，麦的造字原意在于以夂表示“来”从天降。来、麦本是一字，但由于来的含义和应用不断扩大，以至越来越远离本义。前已考明，麦名的“来”之所以为行来之来，确实是因为其物本自外来，故有所谓“始自天降”、“天所来”之说。麦字示意“来”从天降，是以一种图解的形式再现麦的神秘由来，这简直是关于中国小麦起源及其历史演变的一幅最简朴而又最珍贵的图录。汉字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汉字释义应当充分注意到先民的思维特点，切忌以后世之事类推远古之理。不了解或不承认古代神话传说尤其是古代所谓“天降”、“神赐”之类的说法的文化真谛，就无法理解许许多多似是无稽之谈的人类文化之谜。
《说文》来、麦之释以及释文中所涉资料，对于我们从事学术研究包括中国文化史、农业史和对外交流史等方面的研究，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和启迪意义。而这些似乎至今尚未引起人们的注意。
首先，《说文》来字义释在文字学上是一个非凡的发现，也是对训诂学的一项杰出贡献。
许慎是第一个明确解释来为麦名的学者。他看出“来”为麦的象形，这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尽管“来”是生活中普遍使用的词，读书人常见常写的字，而且人人皆知其行来、将来之义，但文献表明，大概自《诗经》成书以后，直至许慎之前，都未有人知来为麦。来为象形字，如今治文字者查考甲骨文，一看就明，更何况还有卜辞用例和大量的古文字材料为证。然而，在许慎当时条件下，其所见，只有秦汉流行的所谓的秦书“八体”和新莽时的“六体”之类，最古的也不外先秦六国古文，其释来所本乃是篆书之
。若凭篆形而论，更象一支带饰的矛，很难确定这就是麦，更何况许氏释文实指小麦。如此准确的判断，完全取决于许慎的汉字研究水平和渊博的学识。来字的识别正是许氏对汉字结构及其形、音、义关系有精深独到研究的结果。而这，却是将近2000年前的学术成就，所以就显得特别难能可贵。
麦名的来用为行来之来的原因，许慎的解释是“天所来也”。这一说法的意义在于它反映了许氏关于文字源流的观点，他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有关汉字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也就是“六书”的假借原则问题。许慎《说文·叙》中说：“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尽管许慎在释文中对令长二字的说解不能令人满意，长字的解释甚至颠倒了本末，混淆了主次，但是许慎在这里对假借所下的定义仍然是明确的。所谓“依声托事”，就是把“本无其字”的词的音声、事义依托于某个既有的字上，从而使该字具有了另一事物的音义，这便是假借。即使按许氏所释的令长“本义”来理解，我们也不难看出假借与“本义”之间的联系。发号施令者，自然是长者，权威者，故得借为县令。而久远有长义，长有大义，大小又有长幼义，长者有头人、首领义，则令长之义出焉。故段玉裁说：“县令本无字，而由发号久远之义引申展转而为之，是为假借。”(11)段氏依许说来解释令长之义自然不当，但他以“引申展转”来理解假借与本义的关系，则属可取。令、长的本义应是命令和长老。令从口（甲骨文A非三合，乃口朝下之形，如食之所从，此示发声、号令），从节（跪人，仆之本字），会意为号令下人，本义就是命令（本是一字，命为后起）；长字甲文象人头上饰羽而手中持杖（或无杖），为长老之形，当指氏族之长。县令之令由命令出，长吏之长由长老来，而长短之长由长幼得之。若此则令长之义与本义关系更加直接可见。许慎对行来之“来”的由来所作的解释表明，假借的“依声”，决不是随意的、毫无关联的音同或音近。试想：汉语的同音字那么多，为什么假借字只选择某字表示某义而不滥用别的同音字呢？这只能说明，假借字的含义与其本义之间必定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在众多的假借字中，即使那些看来似乎纯粹是符号而已的字，只要正确地找出了它的真正的原义，也同样可以发现其中的脉络。这表明，字源和语源是相统一的。虽曰假借，实存本原，能谓依声而不问其义耶？许慎谓行来之来为瑞麦，为“天之所来”，其意义不在事之虚实，而在义理之明顺。训诂重在明理究本。许慎的说解告诉我们，研究假借字，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是远远不够的。汉字形、音、义一体，源流一脉相承。名正言顺，字字有根。这正是表意的汉字的文化价值之所在。汉字作为一种古老的语言与文化的载体，其造字之合理，表义之精妙，实在令人着迷、惊讶！今天，对于我们民族乃至世界来说，汉字不仅是汉语的记录符号和交流工具而已，古老的汉字简直是一部巨大的、意义无比的中国古代文化图录。汉字的存在及其生命力，绝对是人类文明的骄傲，具有永恒的价值。
其次，《说文》来、麦之释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而且许慎的研究成果和思维方法对于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这种价值已远远超过那两则文字本身，也决非许慎本人所能预料。在人文学术方面，尤其对于某些专门史诸如中国农业史，中外交流史乃至于汉语、汉字发展史等方面的研究，都可能具有出人意料的作用。
我们已知小麦栽培起源于西亚，《说文》来、麦之释不仅为中国小麦起源提供了文字学证据，而且还能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考证小麦传入中国的大致时间和路径提供线索。许慎释来为“周所受瑞麦”，又引《诗》“诒我来”为证。张舜徽先生据此及《大雅·生民》“诞降嘉种”，认为“麦则至周之后稷始教民种之”。我们深入研究，则可以发现，中国小麦的栽培并不起于后稷。首先，“周受瑞麦”只是传说，传说有其参考价值，但未必准确。其次，《周颂·思文》云“思文后稷……贻我来牟”，此云后稷传来牟，但不能凭此判断来牟栽培起于后稷。此诗为周王祭祖所颂，其史料价值自然比传说更高。而《大雅·生民》所载：“涎降嘉种：维秬维秠，维糜维芑。”按此所降之种皆禾黍之属，并非小麦。又据《生民》篇载，后稷尚未成人即为稼：“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麦幪幪，瓜瓞唪唪”。这就是说，早在后稷之先，后稷出生之地，就已有了包括小麦在内的多种作物了。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后稷最初种的这些禾麻菽麦的种子并不象秬、秠、糜、芑那样被颂为“诞降嘉种”，而显然是周土所产，因此，周之麦种，不来自中原，小麦西来也不先入中原。这与卜辞有来、麦之麦名在时间上并不矛盾。周氏族起于邰，
邰地即今陕西武功，西接河西走廊，位于古代中国通往西域之路。由上可以推知，小麦传入中国的路径经由西部。是通过中亚传来，还是直接来自西亚，有待进一步研究。史载后稷为尧舜时人，而小麦西来当先于后稷。那么，中国的对外交流史至少也同样悠久。
这一推断可以从考古发现和科学研究中得到证实。1987年，我国考古学家曾在甘肃民乐县东灰山遗址的出土物中发现了大约5000年前的包括小麦在内的五种农作物籽粒(12)。此外，在新疆孔雀河下游和洛阳皂角树遗址也曾先后发现了大约4000年前的小麦遗存。这说明至迟在5000年前，小麦已经传入中国。良渚文化钱山漾遗址的出土物中有4700年前的芝麻和蚕豆，而科学研究证明这两种作物都起源于非洲，我国古代分别称之为“胡麻”和“胡豆”也表明它们非中国原产。起源于中国并且有7000多年以上栽培史的粟，在古埃及人那里，4000多年前就开始种植了。古蜀文明已有4000多年历史，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龙头杖，其木芯是用黄金包卷的；那里的大型青铜塑像，具有古埃及艺术风格。这一切说明，中国文化大约在5000年前或者更早，就已与西亚和非洲的文化有了交往。人类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实际上，远古人类的交流能力和交流范围是令人惊异的。我们祖先在远古时代的对外交流情况也大大超乎人们的想象。
根据《说文》，从来、麦二字的形、音、义考释和有关古代传说中，我们竟可以考出一页大略的远古中国文化史。而许慎，则应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运用文字学研究成果考证古代传说和名物源流的学者。如果没有许慎所留下的研究成果和资料启示，我们大概不会去作更深的推究，也不可能对相关问题有更明确的认识。两个汉字、两则材料竟有如此的学术意义和研究价值。那么，在整部《说文》里，在我们祖先留下的浩如烟海的典籍和各种文献资料中，在神奇的汉字宝库内，又该有多少东西值得我们去发掘和研究呢？对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乃至于人类文化的研究，以往学术界在利用资料特别是利用汉字的文化内涵方面，似乎还做得远远不够，尤其对古汉字材料的利用，还相当缺乏深度。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以往的字义研究，在许多情况下，人们还似乎只是游于流而未能溯其源。探索汉字的真正的原始意义将大大有助于我们揭开汉字和中国文化乃至于人类文明的奥秘。
注释：
①卜辞有“王其登米”（下·29·15）、“其登黍于宗”（粹·1574）等辞，可与“登来”互证。
②⑨张舜徽撰：《说文解字约注》，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卷十，来字，夆字。
③⑧李孝定编述：《甲骨文集释》，第五卷麦字；第二卷各字。
④⑤⑥⑦⑩康殷著：《古文字学新论》，荣宝斋1983年版，第154、585、593、590、591页。
(11)《说文解字·叙》段注
(12)《五千年前五种农作物籽粒再现于一地》，载《光明日报》1987年1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