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试论论文,方位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79（2010）06-0021-08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已经开创了30多年。30多年来，它成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成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现在我们回顾这30多年走过的历程，体会到中国发展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根据我国的具体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它的每一步发展都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深刻分析基础之上的，因而能够提出最切合中国当前实际的发展步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中国社会乃至世界历史进程发挥的重大影响，使之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前不久，由美国世界安全研究所主办的、唯一一家致力于将中国视角带入华盛顿决策圈的英文学术刊物《中国安全》季刊，推出了“争论中国未来”的专刊，国际著名学者分别表述自己对中国未来最重要问题的关切。正像该刊主编所说，“这就好比盲人摸象，中国现状在各类盲人摸象中得到拼凑，但是，未来中国是另一头大象。”也就是说，大家从各自的视角出发，只看到了中国的一个局部，即使把这些局部拼凑起来，也未必能得到一个未来中国完整的全貌。其中，在讲到发展速度时，国外学者似乎都很认可，但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却另有看法。布鲁金斯学会一位高级研究员用《速度与方向》为题，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在一次跨太平洋的飞行中，机长向乘客们宣告，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我们比原计划飞得快，坏消息是我们迷失了方向。”他认为，“没有比这个故事更恰当地比喻当前中国的现状了。”他对中国的看法是典型西方式的，也是我们难以认同的。看来，这成了一个怎么认识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的重大问题，需要我们给以明确的回答。
一、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自然历史过程
要回答上述问题，必须讲清楚现实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而这又需要重温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揭示。我们知道，在马克思以前，历史学家们都没有把揭示这一规律作为历史研究的中心内容。在欧洲文艺复兴以前，人们用神道主义来解释历史；从文艺复兴时起，人们用人文主义来解释历史。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虽然把历史理论推进了一步，达到了他那个时代的最高峰，但他认为操纵全部历史发展的是一个抽象的类似于上帝的绝对理念。绝对理念的自我演变和自我运动构成了世界历史的现实过程。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理论的贡献，正在于他科学地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以及由这个终极原因所决定的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一般规律。
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横向上来看，马克思认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① 因此，只要把握住人类社会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各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特殊性质，就能把握住其上层建筑及其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就能正确地划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
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纵向上来看，历史发展有其连续性，正是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从而使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呈现出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的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序言”中说：“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② 这就是说，人类社会的历史如同自然界一样，是客观的、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表明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在本质上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历史，是社会基本矛盾合乎规律地运动的发展过程。在《资本论》第1卷“序言”中，马克思在说到人类社会形态演进规律时深刻地指出：“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③
马克思把人类个体之间建立社会联系的形式，人对社会环境的控制程度和他们的自由度作为划分社会形态的标志。由此，他把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划分为三种社会形态，认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展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④
马克思这里所说的“最初的社会形式”，是指前资本主义的各社会形态。在这个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相当低，社会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还很不发达。这样，人类生产的成果相当匮乏，人的社会联系范围相当狭小，人被束缚在狭窄地域里自然发生的血缘关系或历史形成的具有超经济强制性质的统治服从关系之中。
马克思所说的“第二大形式”，是指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个阶段，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大大提高，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也极为发达。这样，人类社会就改变了强制性的狭隘的人际关系对人的束缚，人们以商品交换中独立的利益承担者的身份出现，打破了血缘界限、地域界限和行业界限。但是，人的关系普遍表现为物的关系，由于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大量资本为少数私人所占有，使劳动者个人并不能摆脱自己劳动的创造物的束缚而获得真正的自由。
马克思所说的“第三个阶段”，是指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个阶段，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高度丰富，生产力所创造的财富成为联合起来的人们共同的社会财富。这样，少数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不再以大部分人的个性的压抑为代价，而成为“以每个人的全面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⑤。
在马克思看来，三大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个依次更替的过程，资本主义形态是前资本主义形态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形态的高度发展又为未来的共产主义形态创造了条件。这一发展过程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由于世界上各个民族的情况不同，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它们在前资本主义所经历的具体形态变化以及它们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具体发展道路，都会显示出不同的特点。鉴于西欧的前资本主义形态向资本主义形态的过渡都主要是从其内部产生出来的，没有受到强烈的外部干扰，因而具有典型的意义。马克思概述西欧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指出“最初的社会形式”依次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三个典型的社会形态，并“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⑥ 在原始社会，人们被束缚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共同体之中。在奴隶社会，奴隶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会说话的工具”，连基本的人身自由都没有。在封建社会，农民不再是地主的私有财产，但农民仍然被强迫履行各种封建义务，对地主还存在着不同形式的人身依附关系。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取代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则是通过原始积累，由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
二、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设想的提出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东方落后国家的入侵，这就阻断了那些国家原有的自然历史进程，强行把它们纳入到世界历史体系之中，使之被迫卷入了世界交往的热潮，开始走一条显然不同于西欧的发展道路。当晚年马克思转向人类“历史的过去”以适应社会主义运动新变化时，研究史前社会以发展唯物史观就显得十分迫切。因为他以往所创立的唯物史观遇到了东方社会的结构、性质、发展道路、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以及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等一系列不能回避而又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新问题。
1881年3月8日，马克思在给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的复信中，回答了有关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问题。
首先，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起源的“历史必然性”只限于西欧各国，俄国农村公社并不一定必然灭亡。他说：“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我说过，它实质上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彻底分离’（《资本论》法文版第315页第1栏），并且说过，‘全部过程的基础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的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同上，第2栏）。可见，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⑦ 因为在西方的运动中，问题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而在俄国农村，则是要把公有制变为私有制。
其次，根据对俄国农村公社自身状况和它所处历史环境的具体分析，马克思认为，俄国农村公社确实存在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
当时，俄国农村公社具有公有制和私有制的二重性。它的命运到底如何呢？马克思指出：“‘农业公社’的构成形式只能有两种选择：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先验地说，两种结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须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⑧ 当时俄国的农村公社正处于什么样的历史环境呢？其一，随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农村公社正处于被瓦解的危险境地。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发出了“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⑨ 的呼吁。他说：“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变为使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⑩ 其二，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还取决于它所处的外部国际环境。马克思指出：“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1)
上述两种保证俄国农村公社能够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历史环境在其后的历史发展中都没有出现，因而马克思的“跨越”设想并未成为现实。正如恩格斯在1894年发表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所指出的，“在马克思写了那封信(12) 以后的十七年间，在俄国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农民公社的解体都大有进展。……这样，俄国在短短时间里就奠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基础。但是与此同时也就举起了砍断俄国农民公社的斧头。”(13) 然而，尽管马克思的“跨越”的具体设想没有实现，但是，“跨越”的思想精髓仍是十分珍贵、需要我们认真继承和发扬的。它告诉我们，对于任何民族、国家的具体经验，不管如何典型，都不能盲目地照搬照套，而是应该结合时代的变化和本国的国情，有选择地加以吸收和运用。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的基本原理，才是应该在实际工作中遵循的具体的真理。正如马克思针对俄国民粹派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的错误观点所指出的，“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14) 马克思的“跨越”思想的精髓为其后的“跨越”成功实践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三、“跨越”的成功实践及其经验教训
由于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在依据即生产社会化和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真实含义得到了新的诠释，即在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的国际环境中，东方落后国家可以不等待本国生产力的自然发展结果而借助于外在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肯定成果，在特定的革命形势下，首先通过人民革命夺取政权，然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为自己创造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这实际上为后来俄国和其他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走上成功道路奠定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革命将从东方开始的预言，虽然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未能实现，但在20世纪却已成为现实。十月革命前的俄国，从19世纪70年代的前资本主义发展成为封建军事帝国主义，农村公社已大遭破坏，资本主义虽有一定的发展，但它仍然是一个小农和最小农像汪洋大海一般的落后农业国。俄国虽然没有出现马克思预言的“跨越”，但是十月革命在总体上还是使俄国跨越了资本主义制度典型发展所经历的历史阶段；俄国十月革命虽然并未出现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形成“相互补充”的局面，但在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各强国间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俄国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造就的革命形势，先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爆发革命，并在世界上首先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关于“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文明成果”的思想，对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具有指导作用。列宁不仅在实践上实行新经济政策，利用资本主义的肯定成果，发展社会主义，而且在理论上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形成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德日法西斯以后，在东欧、东亚以至拉美的古巴，又相继成功地实现“跨越”的实践，建立起一批社会主义国家。
列宁不受现成“公式”的束缚，善于根据俄国具体情况，抓住有利战机，坚决率领俄国无产阶级去夺取政权，所以才有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十月革命后，列宁清醒地看到，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并没有直接解决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或“一定的文化水平”问题，而仅仅是为解决此类问题创造了政治条件，所以他在1918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上指出：“每一个认真考虑过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前提的人都不会不了解，在欧洲开始革命要困难得多，而在我国开始要容易得多，但是要继续下去，却比在欧洲困难。这个客观情况使得我们不得不经历异常艰难、异常急剧的历史转折。”(15)“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16) 对于困难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克服这些困难的症结在哪里，应该采取怎样的先后相继的有效步骤，由于缺乏经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各社会主义国家都还在不断探索中而缺乏一个明确的答案。由此，它们在取得一个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成就以后，都先后陷入发展动力不足、经济增长滞缓的困境，以至发生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易帜的事件，使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低谷。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是，对于“跨越”概念的边界在哪里，哪些可以跨越，哪些不可逾越，缺乏正确的认识，也是一个带有关键性的重要原因。宝贵的经验和沉痛的教训告诉我们，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资本主义制度典型发展所经历的一些阶段，例如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可以跨越的，而受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则是不可逾越的。在社会生产力不够发达的情况下，尽管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仍然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和交换，采用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而不能采取国家直接控制的计划经济体制。列宁在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受挫以后，转而实行发展商品、利用市场的新经济政策。可惜，由于列宁过早的逝世，这一政策未能长期持续并得到进一步发展，而是中途夭折。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实践，对正确确定“跨越”的边界具有重要的意义。
据此，我们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究竟属于马克思对社会形态三阶段划分中的哪个阶段，应该有新的诠释。原来，我们总认为它应属于第三阶段，其实是不够准确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称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是我们现在所称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社会“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17) 因此，在这个社会中，还存在商品、市场和资本，从而仍未脱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形式。但是，这个社会的经济制度已经以公有制为主体，从而基本符合“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样的基础条件。这就说明社会主义社会兼有社会形态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是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过渡社会形态。
四、“中国特色”形成的依据
中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落后生产力的基础上，经过“跨越”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其后，又经历由国家直接控制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的转变，才形成并继续完善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里所谓的“中国特色”，并不是什么人主观臆想出来的，而是有新的时代特征和特殊的中国国情作为其现实的依据的。
1.时代的变化
一个民族、国家生存于什么样的时代，是它所处的最大的“历史环境”，对于能否“跨越”、怎样“跨越”，具有不容忽视的规制的作用。
马克思提出俄国农村公社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依据当时的时代特征，社会主义革命只可能在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因而落后国家的“跨越”只有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互相补充时，才有可能实现。
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时，自由资本主义已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成为时代的特点，因而俄国能够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造就的革命形势，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普遍爆发革命并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实现“跨越”，首先建立社会主义国家。
20世纪上半叶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并在俄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可以说当时的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除了在东欧、东亚等地建立起一批新的社会主义国家之外，原来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也都纷纷取得政治独立，成为发展中国家。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生产要素的国际分工在世界市场中迅速扩展，以两次世界大战为标志的资本主义制度各种极其尖锐化的固有矛盾趋于相对缓和，时代主题也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实行开放政策，积极参加世界市场的国际分工，虽然要付出一定的资本与劳动力、低附加值产品与高附加值产品不公平交换的代价，但是可以借此吸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创造的积极的文明成果，发挥后发优势，加速现代化的进程，有可能在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和合作中，达到双方的共赢。这就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积极参与世界市场的国际分工，明确划分何者可以“跨越”、何者“不可逾越”的界限的时代条件方面的依据。
2.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差异
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条件下通过政权更易而建立起来的。而中国在革命前是一个社会生产力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尽管经过60年的建设，取得辉煌的成就，但至今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生产力离开高度发展的程度还远。工业化程度虽有了很大提高，但工业化前的落后生产力仍是个不容忽视的存在。在已有的企业中，具有先进技术的现代大企业不多，多数企业技术水平不高，大量的是具有一般技术的劳动较密集的中小型企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样的生产力状况显然不是单一的公有制所能有效地促进其发展的，必须有多种所有制形式与之相适应。于是单一公有制下的计划经济就理应让位于多种所有制下的市场经济。早在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就已明确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所谓“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不就形成了市场经济吗？在这种覆盖全部流通领域的市场里，不仅有充分发展的商品流通，而且有充分发展的资本流通。利用资本发展经济，无论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已成为历史的必然，两者的区别只在于何种资本——私有资本还是公有资本——为主体罢了。社会主义国家应利用其制度优势，加强宏观调控，在利用资本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尽可能抑制其固有的消极作用。
3.悠久而从未间断的文明传统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古老民族之一，但不是最古老的民族。古埃及和巴比伦，其形成都要比中华民族早，但世界上的古老民族，其文明大多中断，巴比伦早已消亡了，埃及、希腊虽然还在，但生活在那里的人种早已不是古埃及人和古希腊人了。而中华民族却能在长达近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保持其文明的一脉相承，从未间断过，确实在世界上仅见。这样的文明传统，显然会对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选择，产生重大的影响。正如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所指出的，“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和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18)”。文明传统就是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中重要的一种。
西欧在中世纪长期处于封建割据状态，只是在14世纪以后，封建君主才借助资本主义关系的形成和发展，逐渐建立起统一的民族国家。而中国早在公元前1世纪自秦始皇始，就建立起统一的民族国家，并且基本上保持了两千两百多年。这说明中华民族具有很强的凝聚力。所谓“一盘散沙”，只是近代中华民族趋于衰落时呈现的一种暂时的和表面的现象。这样的文明传统，有利于中国在改革开放中保持社会的稳定，为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同时，也促使我们对经济政治体制改革采取渐进的方式，避免在这过程中出现“权威的真空”。可是，中国的政治文明传统，与西欧比较，也有自己的薄弱环节。西方自古希腊开始，就存在一定的民主形式和制度，从而形成民主的文明传统，尽管这种传统在中世纪一度中断，但在资本主义关系于封建社会内部形成以后，这种传统就易于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得到恢复。同时，古罗马时也已经形成比较完备的建立在契约关系基础上的法律制度，法制在人们头脑中有其较好的思想基础。而中国长期来是一个专制宗法社会，皇帝具有无限的权力，不存在一切人都要遵守的以契约关系为基础的法律制度，也缺乏民主的形式和制度。近代以来，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情况有了一些变化，但仍未实现根本性的变革，因而民主和法制观念在人们头脑中还较为薄弱。这就为推行人民主权的民主化改革增加了难度。
再则，中国历史上虽然长期实行君主高度集权、人民没有权利可言的专制政体，但是，出于巩固政权的目的，以儒家为代表致力于倡导民本思想，它虽然与现今提出的以人民当家作主为归依的以人为本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但经过改造和重新诠释，仍不失为建设和谐社会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
4.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
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历史悠久、地区发展很不平衡而又具有超级人口的大国。这样巨大的国家规模，必然对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大有大的好处。中国地大物博，地貌多种多样，气候跨温带、亚热带、热带，具有发展的自然优势。中国地广人多，消费和生产要素需求大，劳动力资源丰富，在对外经济交往中具有大市场的优势。中国规模大，发展快，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在增强，具有处理国际事务的外交优势。中国文明传统持续而悠久，其影响广泛及于东亚诸国，具有国际交往中的文化优势。
大也有大的难处。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间发展又很不平衡。这就为处理中央政府和各地区问的关系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一方面，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必须保持中央政府有必要的权威：另一方面，为了让各地区能因地制宜地发展，又必须保证它们有较多的自主权力和执行政策的灵活性。在经济领域，不仅各企业间在市场范围内竞争，而且各地区间也在为各自的经济发展而开展竞争，由此增进发展的动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碍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同时，由于国家大、人口多，势必增加政府和代议机构的层次，这就为发展全体公民参与又对全体公民实行调控的民主政治，增添了很大的难度，更不用说由地区发展不平衡造成的公民间对民主达成共识的困难了。
上述诸点，就是形成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的主要现实依据。
五、简要的结论
综上所述，中国当前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有其自身的明显特色的。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和价值观的核心以及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等方面来看，中国已经具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些基本特征，但从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程度、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进度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等方面来看，离开合格的社会主义社会应有的水平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因此，正如邓小平所说：“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19) 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当前还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
由此，我们可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方位作如下的概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国际条件下，在一个具有从未间断的悠久文明和历史上长期统一的、人口数量超级和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的发展中的大国中，循着漫长的特殊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由不够格逐步走向够格的社会主义。
收稿日期：2010-09-06
注释：
①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7页．
④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9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5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0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4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1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1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12) 马克思在1877年10月致《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明确表达了自己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看法，他说：“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3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6页．
(15)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0页．
(16)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6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页．
(19) 《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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