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屈原的思想人格与《惜诵》的真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屈原论文,真伪论文,人格论文,思想论文,惜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屈原的作品，真伪难辨。两汉人对屈原著作权的看法就有分歧。汉代以后，人们一般遵从王逸《楚辞章句》的说法，但是或对个别作品亦有疑议。到了清代以至现当代，对屈原作品真伪问题的讨论就明显增多了。虽然这种讨论由于材料的限制，一时恐难有定论，但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屈原是我国第一个伟大诗人，他的作品在过去历史上发生过巨大影响，在世界文化史、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他的思想、人格和悲剧命运，千百年来引起很多人的敬仰和同情，至今仍能给我们以深刻的感动与启迪。对这样一个伟大诗人及其作品，我们当然很有必要、也有责任求得比较准确真切的了解。故而辨伪工作是必不可少的。
在对屈辞著作权的讨论中，很少有人对《惜诵》加以怀疑。惟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曾提出《惜诵》与《思美人》、《悲回风》、《惜往日》四篇很可能是伪作。林庚亦曾指《惜诵》“忽忘身之贱贫”与屈原贵族少得志的情况不符。（注：林庚《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说橘颂》附《说九章》P144）此外还有学者指出《惜诵》的写法与《离骚》极为相似因而疑其为伪的。这些怀疑不无道理，但毕竟证据太薄弱，因而遭到了一些学者的批驳，如胡念贻指出：“判断真伪，在材料不足的情况下，应当首先看作品的内容。”（注：胡念贻《先秦文学论集·屈原作品的真伪问题及其写作年代》P320）赵逵夫也对他这一主张表示赞同，并且他们一致认为《惜诵》从内容上找不出可疑之处，因而相信它确是屈原的作品。（注：赵逵夫《屈原与他的时代》P308）赵先生进而对篇中“矰弋机而在上兮”数句诗，作出了独特的解释，并结合对《招魂》和汉北地理情况的考辨，断定屈原被放汉北时曾任“掌梦”一职，这几句就是对他负责为楚王安排射猎工作的具体描写（注：赵逵夫《屈原与他的时代》P308）。由此看来，《惜诵》的真伪究竟如何，所关实在非细。
但到底《惜诵》的内容有无可疑之处呢？《惜诵》中“矰弋机而在上”这几句诗又是否真的是赵先生讲的意思呢？本人才学浅薄，不敢望胡、赵等先生的项背，也并不想故意标新立异，但就个人反复研读屈辞包括《惜诵》的感受和体会来说，对《惜诵》确实始终觉得有点不对味，不能无疑。我觉得，传为屈原所作的辞赋中，与可靠的屈辞不对味的除了《远游》恐怕就算《惜诵》了。《惜诵》不但辞气平浅、朴质，不类其它可靠的屈原作品，而且与《离骚》不论在结构、写法乃至立意等方面都有明显的模仿痕迹，而作为一个有杰出创造力的诗人，即使有个别词句在不同的诗中重复出现，但也不至于如此雷同。更重要的，是《惜诵》在具体内容上与《离骚》等可靠的屈辞颇多出入和矛盾，在思想境界、精神实质上有很大差别。下面就根据“在材料不足的情况下，应当首先看作品的内容”的原则，对此作一些具体分析，谈谈个人的一些不同看法。
要判断《惜诵》在内容上是否有问题，我们一方面可以把它与全部可靠的屈原作品相比较，看它与这些作品所一致表现出来的屈原的基本思想和人格特点、精神风貌是否一致（屈辞所表现的思想感情前后虽有一些发展变化，但其思想和人格的基本特点是高度一致的）；另一方面可以把它与写作时期相近的可靠的屈原作品相比较，看在同一时期所表现的思想感情是否基本一致。此外还可以把它与其它有关的楚辞作品及被怀疑为有问题的屈辞比较一下，看有什么异同。
可靠的屈原作品包括《离骚》、《天问》、《哀郢》、《涉江》、《怀沙》等，这都是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明确提到，而且为古今来绝大多数楚辞学者公认的屈原作品。《离骚》是公认的屈原的代表作，汉人著作中也全都提到了它甚至尊之为“经”。此外，《抽思》也从无人怀疑，《思美人》虽有人提出过怀疑，但证据不足，且从其内容、感情来看，与《抽思》很接近，这两篇应当都是可靠的屈原作品。《桔颂》所颂赞的精神与屈原的思想人格特点是完全吻合的，亦当为可靠的屈作。《卜居》、《渔父》现在一般认为是屈原当时或身后比较了解他的生活和思想的楚国人写的，但诗中所写屈原的思想人格与《离骚》等屈辞中所表现的完全一致，足资参考。至于其他作品，或与本文要论述的内容关系不大，或对其真伪尚有争议，故暂不论列。
上述可靠的屈原作品，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离骚》、《抽思》、《思美人》这几篇一般认为是屈原在楚怀王二十四、五至二十七、八年被放汉北之前或被放期间的作品。《哀郢》、《涉江》、《怀沙》是顷襄王时屈原被放江南后的作品。有个别学者认为《离骚》作于顷襄王朝，甚至有人认为《离骚》隐括了屈原一生的经历，乱辞中又明确以死自誓，是屈原的绝命辞。（注：江立中《离骚探骊·“〈离骚〉是屈原在〈九章〉基础上总汇其它诸篇的再创作》”）这完全是误解或臆断，根本不足信。汉代人提到屈原的《离骚》，虽有作于被疏或被放汉北的不同说法，但都一致说是作于怀王朝，没有认为作于顷襄王朝的。汉人距屈原时代很近，他们的话，尤其这么一致的话，我们岂能轻易否认？此其一。其二，从屈原晚年作品看，他被放江南，特别是到了沅湘流域至自杀前，对楚国上下皆已完全绝望，并在几首诗中都谈到死的问题，已渐立定死志。但《离骚》中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写他上下求索，或想重新取得楚王的信用，或想远逝他乡另觅贤君以实现美政理想，最后仍对楚都恋恋不舍，显非对现实完全绝望。而且他对自己的前途尚能自主选择，非流放江南后可比。篇中虽几次以死自誓，这不过是为了强调自己意志的坚定，并非当真要去死的打算。乱辞中所说“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也不是决心自沉之意。其意当与篇中“愿从彭咸之遗则”相近。其它屈辞中如《抽思》、《思美人》等提到彭咸也皆与“从彭咸之遗则”意近，皆无水死之意。《悲回风》本有可疑，但篇中两次提到彭咸，亦未必有水死之意，闻一多等已辨之甚详。而且《怀沙》等屈原自杀前的作品反而不再提到彭咸了，这也是值得玩味的。可见《离骚》中并无自杀之意。再者从《离骚》中“及年岁之未晏兮”“老冉冉其将至兮”“及余饰之方壮兮”等诗句看，显然诗人此时年近半百、将老而未老也，这与《涉江》等诗中“年既老而不衰”的描述显然大为不同，足证其非晚年之作也。总之，《离骚》绝非屈原的绝命辞，是可以断定的。为了便于与《惜诵》加以比较，故对此不得不稍作辨明。
至于《惜诵》的创作时地，一般认为它是屈原将离开郢都时所写，与《离骚》的作时最相近（诗末“愿曾思而远身”与《离骚》之“将远逝而自疏”辞句相似），而且其诗篇布局、辞句写法都与《离骚》有很多相似，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它可能是《离骚》的草稿，（注：熊任望《屈原诗歌〈惜诵〉和〈离骚〉的关系》）蒋骥也认为它“作于《骚》经之前”。果真如此，它与《离骚》的思想情调应当是比较一致的。但其实却不然。如《惜诵》这样写道：“昔余梦登天兮，魂中道而无杭。”“故众口其铄金兮，初若是而逢殆。惩于羹者而吹齑兮，何不变此志也。欲释阶而登天兮，犹有曩之态也。”这些诗句中所表示的意思，当与《离骚》中所写上征天庭求见天帝（或曰求玉女）以及打算“远逝以自疏”最终又“蜷局顾而不行”等描写有关。诗里用了“昔”“梦”“初”“犹有曩”等字词，显然是回顾《离骚》中所写的生活和思想活动的经历。特别是诗中还说：“恐情质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既曰“重著”，当是指在已写了《离骚》之后，还恐自己的真情美质不被楚王相信，故再写了《惜诵》以“自明”心迹。
由此看来，《惜诵》显然作于《离骚》之后，它不可能是《离骚》的草稿。但它也并不真是屈原于写了《离骚》后之“重著”；因为它模仿的痕迹是那么多，那么明显，与《远游》之模仿《离骚》等作品颇相类似。很难想像，作为具有杰出创造力的屈原怎么会、又有何必要写这样一篇相似模仿之作呢？而且《惜诵》所表现的思想感情远没《离骚》深沉激越，文辞亦远逊，甚至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或矛盾。如：“忠何罪以遇罚兮，亦非余心之所志。”“退静默而莫余知兮，进号呼又莫吾闻。中侘之烦惑兮，中闷瞀之忳忳。”“吾闻作忠以造怨兮，忽谓之过言。九折臂而成医兮，吾至今而知其信然。”而《离骚》中已一再申言：“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不量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伏清白以死直兮，因前圣之所厚。”“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后来的《涉江》亦云：“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
《离骚》中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屈原，胸怀远大，且早就对自己忠言直谏将会给自己带来祸患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但他却把个人的得失安危置之度外，对自己不被人了解、被楚王疏斥也并不太在意，他主要难过的是楚王改变了变法图强的基本国策，不能举贤用能，遵循法度以治国，致使投机苟合的奸人当道，国事日非。再看看《惜诵》中的屈原，却为自己忠而受祸而感到很意外，很不平，一个劲地为个人的荣辱得失、进退取舍而忧闷不已。这两篇中主人公形象和思想境界的高下不是一目了然的吗？
又如《惜诵》末一段写道：“矰弋机而在上兮，罻罗张而在下。设张辟以娱君兮，愿侧身而无所。欲儃佪以干傺兮，恐重患而离尤。欲高飞而远集兮，君罔谓汝何之？欲横奔而失路兮，坚志而不忍。背膺牉以交痛兮，心郁结而纡轸。……矫兹媚以私处兮，愿曾思而远身”。这是说奸臣们设置罗网陷害好人，娱悦讨好君王，“己欲侧身窜首，无所藏匿也”（注：王逸《楚辞章句·〈惜诵〉注》）“欲求君之善意，恐重得患祸，逢罪过也。”（注：王逸《楚辞章句·〈惜诵〉注》）想远走高飞到异国他乡，“君又诬罔我，言汝远去何之乎？”（注：王逸《楚辞章句·〈惜诵〉注》）想要“变易节操，横行失道，而从佞伪，心坚于石，而不忍为也。”（注：王逸《楚辞章句·〈惜诵〉注》）因而“忧思郁结，胸背分裂，心中交引而隐痛”（注：王逸《楚辞章句·〈惜诵〉注》）于是最后准备了精洁芳香的干粮，要“举此众善……私居远处”（注：王逸《楚辞章句·〈惜诵〉注》）即远离楚国而隐居独善耳。
这一段描写也有似乎《离骚》中上下求索至“远逝自疏”等的种种艰难选择的缩影，但精神实质却大不同。《惜诵》所写的屈原既无法呆在被群小包围的楚王身边，想进谏自白又怕再惹祸，想远走高飞又怕君王责难，这岂是《离骚》中所写的那个“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舍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这样坚定、刚毅、果决，为了君国和自己的美好理想而奋不顾身的屈原？！《惜诵》中所写的屈原是考虑到自己的安危前途而想离开楚国，只是因为君王的猜疑非难而不得不留下；《离骚》中的屈原是几经思想斗争，为了实现自己的美好理想，好不容易才决定“远逝而自疏”，可最后即将到达目的地、自己心情也感到前所未有的愉快的时候看到了故国又忍不住自动地留下不走了，这其间的差别不是太大了吗？“欲横奔而失路，坚志而不忍”两句大概是笼括了《抽思》中“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而自镇”和《思美人》中“欲变节以从俗兮，愧易初而屈志”这几句而成。但“摇起而横奔”可以理解为“远逝他国”，而“横奔失路”则显指变节改行，二者是有所不同的。而且《抽思》中还写道“览民尤而自镇”，显示出关怀民瘼的博大胸怀和崇高精神，更是《惜诵》中所没有的。至于《惜诵》末尾“矫兹媚以私处分，愿曾思而远身”二句，当是指准备怀抱美质远离楚国去独处隐居。因为诗中已表明留在楚王身边不可能，进谏取信又不敢，远走他乡也不能，变节从俗又不忍，剩下的出路要么是自杀，要么是隐居或游仙。这里显然没有自杀之意，也不似游仙，故一般理解为是指隐居，当是不错的。但实际上不论游仙或隐居，都不可能是屈原真正的选择。因为屈原是很执着，斗争精神很强的，决不会轻言超脱逍遥或退隐保身。像《远游》中所述那种游仙思想固不可能是屈原的思想（胡念贻、赵逵夫先生已对此做了很精辟的分析。）就是隐居，也并不是屈原所情愿的。试看《离骚》中写他“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忽反顾以游自兮，将往观乎四荒”他遭打击、被疏斥后，仍在加强自我修养，而且充满自信，仍想继续求索，哪有退隐的意思呢？后来女媭因此责骂他，他也仍表示坚信自己的正确，不愿放弃求索和斗争。稍后所写《抽思》中亦仍在悲歌：“望北山（一作“南山”）而流涕兮，临流水而太息，……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仍一心想返国效力《思美人》，亦明确表示：“独历年而离愍兮，羌冯心而
犹未化。宁隐闵而寿考兮，何变易之可为！”这里为了表示决不愿变心从俗，说万不得已宁愿去隐居长寿。可见屈原并不把隐居当作道家隐士之流那样以为高尚的选择，他是不愿当隐士的。实际上当时屈原也并不是隐居起来了，而是被流放到了汉北，这不但从刘向、班固等人的论述可知，即从《抽思》《思美人》所写内容亦可肯定这一点，而且他直到最后也未甘隐居，而是选择了自杀。他是宁死也不愿偷生的。（《渔父》对此亦有生动描述。）假如屈原真有隐居或游仙之志，恐怕他也不至于去自杀了。可见，《惜诵》最后表示要去隐居“私处”，这不但与屈原的个性不合，也与当日的实情不合。以前有的学者认为屈原被怀王疏远后曾回故乡或到汉北隐居，实与《惜诵》传达的错误信息有关。而实际上不论《史记》、《汉书》、《新序》等史册中，还是屈原的其它作品中都找不到屈原曾经隐居的记述。
对《惜诵》末尾这段描写，汤炳正先生另曾提出这样一个新颖的观点。他说：“从篇末来看，此篇乃写于遭放临行之前，非写于放逐出走以后。”“篇末的‘梼木兰’，‘凿申椒’，‘播江离’，‘滋菊’以为临行时的‘糗粮’，可见自顷襄王的流放令下达之后，屈原已作好‘春日’起程的充分准备。”但《惜诵》中所写的屈原既还在对前途作种种的打算和选择，显见已不是接到流放令后所可能有的所思所为。篇中也实难看出已将被流放的迹象。如果把它与《哀郢》加以比较更可知认为它是放逐江南行前写的作品是完全错误的。《哀郢》中开头就写了举国震动，百姓流离等大乱景象。流放途中屈原对郢都和楚王始终恋恋不舍，“哀故都之曰远”，“哀见君之不再得”，几乎是一步一回头，心情沉重悲伤至极，哪似《惜诵》中所写临行前是这般平静，而且从容不迫地作了种种充分的准备呢？
此外，《惜诵》在忠君观念和对与群臣的矛盾斗争的认知、态度上与《离骚》等可靠的屈原辞也大不相同。
记得鲁迅先生曾讽刺说：“焦大实在是贾府中的屈原。”当初读到这话，心里很诧异鲁迅先生何以把伟大的屈原与贾府中的奴才焦大相提并论，这岂不贬低了屈原吗？但细读一下《惜诵》，那么除了鲁迅，恐怕还有不少人有这种观感就不难理解了。
《惜诵》的中心内容就是反复表白自己对君王的“忠”及忠而遇罚的冤屈，诗中绝大部分的篇幅都与此有关。特别是这样的句子：“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苍天以为正。”“竭忠诚以事君兮，反离群而赘肬。忘儇媚以背众兮，待明君其知之。”“吾谊先君而后身兮，羌众人之所仇。专惟君而无他兮，又众兆之所仇。壹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保也。疾亲君而无他兮，有招祸之道也”。“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贱贫。事君而不贰兮，迷不知宠之门。”“忠何罪以遇罚兮，亦非余心之所志。行不群以巅越兮，又众兆之所咍。”
《惜诵》反复强调的就是屈原的忠诚不贰，一心为君，同时又不善邀宠，可以说是一个正直的忠臣。并且认为屈原与“众”人（即群臣）之所以产生矛盾，就是因为屈原一心为君，过于忠诚，而忽略了照顾与群臣的关系，并引起了群臣的妒嫉谄毁，结果给自己招来了祸患。《惜诵》中所写的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也的确有一定典型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反映了屈原的经历。但与屈原的实际思想还是有一定距离。
《离骚》全篇没有出现一个“忠”字。当然，它也的确表现了屈原对楚王的忠诚，如诗中表白说：“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指九天以为正兮，唯夫灵修之故也。”但这并非《离骚》的重点。在屈原的其它一些作品中也有“忠”“贞”等词语出现，但为数很少，而且远没有《惜诵》这么集中突出。如《涉江》、《哀郢》各出现一个“忠”字。其他只有楚人悼惜屈原的《卜居》中较突出地表现了屈原的忠贞：“屈原曰：‘吾宁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吁嗟默默兮，谁知吾之廉贞！”另外被怀疑为非屈原作的《惜往日》中也较突出地强调了屈原是“贞臣”及被冤屈等。可以说，可靠的屈辞中没有象《惜诵》这样着意渲染自己的忠贞、自卖自夸的。更值得注意的是，《离骚》等作品中所表现的忠君，并不是单纯把自己看作为君王效力的臣仆，也没有对君王的依附意识，更不仅是忠于一人一姓。他是把忠君与爱国，把忠君爱国与自己的“好修”及与对“美政”的追求联系在一起的。《离骚》等诗中的屈原在忠君的同时，更还保持着较强的独立精神、自我意识和崇高的理想及批判精神。如《离骚》曰：“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忽驰鹜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上天庭求玉女不得之后，屈原又“相下女之可贻。”见宓妃虽然长得漂亮，却骄傲无礼，于是“来违弃而改求。”后来命灵氛占卜、巫咸降神，他们都劝他及早离开楚国，说只要是明君就一定会重用你。屈原几经犹豫，最后终于打定主意离开楚国，“远逝以自疏”，“及余
之方壮兮，周流观乎上下。”
根据上述种种描述，可见屈原并非盲目忠君的人。他是有抱负、有原则的忠臣兼志士。他自己的“好修”，而且要国君也要“修美”。而不是俯伏在专制君主脚下，只知效忠和服从服务的所谓忠臣，也不是一般“文死谏，武死战”式的所谓“忠臣”。这正是屈原之所以为屈原，是他伟大过人之处。也正由于他耿介不俗、超群特立，故他常感孤独（此处当指出：在屈辞中常见的“独”字和孤独意识，在《惜诵》中也基本上是看不到的），也终于饱经坎坷地度完了悲剧性的一生。而在《惜诵》中，除了一味空洞地渲染自己的“忠诚”、“先君后身”等之外，诗人的政治理想，好修精神等等统统看不到。我们并不是要求《惜诵》面面俱到地表现屈原的思想和精神风貌，但如果在可靠的屈辞中都共同表现出来的屈原的个性和思想的基本特点，在《惜诵》中却根本没有或有所不同，岂不令人奇怪吗？如果像《惜诵》中写的屈原不过是一个痴情爱君恋君却不幸遭谗被弃的单相思的弃妇式的可怜巴巴的人物，那屈原至多只能引起人们的同情，哪能称得上伟大和足以让今天的我们仍深深地敬佩呢？！屈原虽曾以“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来作比，但从精神实质和屈原的个性气质来看，我认为屈原并不存在什么“弃妇”意识。《离骚》中不是明言“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吗？这岂是弃妇式的自伤自怜可比？有些学者认为屈原有弃妇心理，我认为这是误解或曲解了屈原，是不合实际的。
另外，《离骚》中明确地把自己与党人的斗争和矛盾看作是不同的人生价值观、不同的政治路线、关系到国家安危存亡的根本对立和不可调合的斗争，绝不似《惜诵》这般仅看成自己不善邀庞和“众”党人之嫉妒媚君争宠这样的矛盾斗争。这在屈原其他作品中也可得到映证。如《涉江》云：“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强调自己之守道而困穷；反之，党人、俗众自然是违道乱纪而通达了。这显然不仅是争宠与否的斗争了。
讲到这里，我顺便就《惜诵》的题意谈点看法。
我们注意到，《惜诵》、《惜往日》、《惜誓》这三篇作品都以“惜”字领起。《惜誓》多认为是贾谊所作，题名是概括了诗意而成，“惜”字是悼惜之意，“誓”指志趣誓愿而言。《惜誓》悼惜屈原而又明显带有贾谊自己的思想色彩。《惜诵》、《惜往日》皆以诗头二、三字为题，的确与《九章》中一般隐括诗意为题的通例有所不同。《惜往日》颇似第三者悼惜屈原，《惜诵》虽用第一人称来写，但从它与屈原思想的差异及离合屈原某些作品中的辞句而又与其他屈辞表现出一些矛盾等情况来看，也很可能是当时楚国人以代言的形式表示对屈原的同情的。“惜”，惋惜、悼惜之意；“诵”，《说文》：“诵，讽也”。《大雅·桑柔》：“听言则对，诵言则醉”，可见“诵”有讽谏意。“惜诵以致愍”即可惜因为讽谏而招致病患也。
最后顺便指出，如果本文的分析能够成立，那赵逵夫先生认为《惜诵》中反映了屈原被放汉北时曾任“掌梦”负责管理过楚王在云梦的狩猎场的说法自然难以成立了。我认为“矰戈机而在上，罻罗张而在下，设张辟以娱君”三句虽无明确主语，但从文意可以看出是比喻党人设置罗网诬陷好人。这种省略主语的写法在屈辞中并非仅见。如《哀郢》：“外承欢之约兮，谌荏弱而难持。”“憎愠
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主语皆未出现，而上下句皆另有主语。但我们仍很明确这几句诗之所指：前者指奸党，后者指庸王。《惜诵》中这几句诗按王逸《楚辞章句》的解释并无不妥。若释为屈原任“掌梦”所具体从事的为楚王安排狩猎的工作反觉突兀，与上下文意难相衔接。况且，照此解释，屈原既已为君王“设张辟”娱乐君王了，何以又“愿侧身而无所”呢？说是“谗人奸党将楚王团团围定”（注：赵逵夫《屈原与他的时代》P308）了的话，可诗中并无相应的交代啊。再说，既为“掌梦”，职责所在，作为忠君之臣，屈原岂能擅离职守，“高飞远集”？又如何能“曾思而远身”？这恐怕都是不好回答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