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世班禅与西藏和平解放及班禅问题的解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班禅论文,西藏论文,和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11)02-0012-09
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1941年被班禅办事机构堪布会议厅认定为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但因噶厦（即原西藏地方政府）反对，直至1949年6月3日国民政府才“特准继任为第十世班禅尔德尼”[1]，8月10日举行坐床大典。从这时起到1952年6月23日返抵日喀则止，十世班禅所面临的问题就是解决自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失和、1923年出走内地以来的返藏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指导下，这个问题最终得以解决，十世班禅也作出了应有的努力和贡献。①
一、从香日德到西宁：十世班禅与新中国的成立
十世班禅坐床后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就是争取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对自己的承认。当时，主持坐床大典的国民政府特使关吉玉及副特使马步芳劝说十世班禅及其主要官员去台湾“暂住”。对十世班禅来说，如果离开中国大陆，实际上是放弃自己作为藏传佛教一大领袖的地域基础；况且，国民政府已经崩溃，自己如果得不到新的中央政府的承认，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但中国共产党对他的态度如何，尚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十世班禅于1949年8月中旬率领所属到清政府封给四世班禅的香火地——都兰县香日德。8月26日，他在西宁解放后指示自己的经师嘉雅活佛派遣两名绝对可靠的喇嘛到西宁，“看这个军队讲些什么，做些什么，对我们藏民和我们的宗教是什么态度。”[2]
到香日德后，堪厅（即班禅堪布会议厅）关于十世班禅的出路有几种考虑：其一，到台湾。这个方案遭到许多人反对，因为国民党800万军队都被打败了，根本“帮不了我们”[3]。其二，回藏。这个方案遭到全体一致反对。首先，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已经失和，如果矛盾未解决就回去，是对九世班禅的背叛；其次，噶厦并未承认十世班禅的地位，只认为他“是一个候补灵童”，他如果贸然前去，等于自我否定。其三，到南疆“观察局势变化再说”。但是新疆也会很快被解放，“能从南疆再逃到哪里”？[4]
十世班禅有自己的主见。9月10日，两名喇嘛返回汇报了中共关于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保护清真寺和寺庙的政策，并带回《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和一些文件。十世班禅于11日表示：“现在代表祖国的是共产党，我们应该投靠共产党。”[3]他作此重大决定之因有二：其一，即他所说“跟着国民党吧，国民党腐败无能，节节败退；跟着藏政府吧，藏政府分离主义倾向严重，也靠不住；那时对共产党虽不甚了解，但看到他节节胜利，这必然有顺应人心、顺应历史的道理”[5]。其二，班禅系统的存续问题。如果像章嘉胡图克图那样到台湾，离开了中央政府的支持，班禅转世体系将来不可能延续下去。②因此，十世班禅是主动“留下来同共产党合作”[6]的，并非像分裂分子夏格巴所称：随着西宁“落入共产党人之手”，“班禅当然也落到他们手中”。③12日，十世班禅派计晋美到西宁表达欢迎解放军进藏的态度和返藏的愿望。接着，他率领所属返回西宁，受到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廖汉生的热烈欢迎，这是他第一次与中共高级官员见面。
十世班禅返回西宁后恰逢讨论新中国建国大计的新政协召开。他决定在新中国正式宣布成立时向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贺电，表明拥护新中国的鲜明态度。他指示属下：“这个电报里有两条内容必须写进去：一条是历世班禅和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受到中国中央政府无比的关心、爱护，要感恩，要知恩图报；第二条，对新中国的中央政府表示衷心的拥护。”他强调：“这个电报要9月30日发出去，但是下面署名必须写10月1日”，“表示我们既及时，又衷心”[4]。他同时致电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恳求“领导义师，解放西藏，肃清叛国分子，拯救西藏人民”[7]。
这封贺电既是十世班禅首次公开表明政治态度，也是他首次致电毛泽东主席。贺电除了表达他所说两点外，还表达了他拥护国家领土及主权完整的政治态度和“待命返藏”的愿望，具有争取新中国正式承认其政治地位的重大含义。贺电发出后，十世班禅“每天都在盼望着收到复电”，“一方面想，那是一封致敬加拥护的电报，可能不会有复电；另一方面又很想得到复电。当时我和属下官员都有一种想法：我成为第十世班禅，从灵童正身的认定到正式坐床继位，都是国民政府批准的，从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等各方面来说，都是合法的。从我返回塔尔寺后青海省军管会对我的态度看，对我的地位也是承认的。但是中央人民政府毕竟还没有正式表态。所以我认为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给我的复电，不只是礼节性的，而是包含着新中国人民政府承认我是合法的第十世班禅这样一层重大的政治意义。”[8]这是他发贺电的目的所在，并非像夏格巴宣称的那样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下被迫支持毛泽东和朱德的所谓解放西藏”的④。
11月23日，毛泽东、朱德复电：“接读十月一日来电，甚为欣慰。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希望先生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9]
这封复电使十世班禅极为高兴。他认为复电“表明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承认我作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的合法地位”，而“复电之所以拖了五十多天，正说明中央人民政府慎重考虑了这个复电的作用和意义”。同时，他认识到复电强调“爱祖国”、“反对外国侵略”和使西藏成为“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就是要求他“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是对他的“信任、爱护和鞭策”。[8]
1950年1月，噶厦准备派出所谓“亲善团”分赴英国、美国、印度和尼泊尔寻求支持“独立”，十世班禅于1月31日再次致电毛泽东、朱德，谴责噶厦的行为“实为破坏国家领土主权完整，违背西藏人民意志”，要求“速发义师，解放西藏，肃清反动分子，驱逐在藏帝国主义势力”，并宣布“誓率西藏爱国人民，唤起西藏人民配合解放大军，为效忠人民祖国奋斗到底”[10]。这是他“第一次旗帜鲜明地公开表明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的爱国主义立场和态度”[6]，对广大藏传佛教徒产生了极大影响。
二、从西宁到北京：十世班禅与“十七条协议”的签订
1950年初，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廖汉生、喜饶嘉措分别致函十四世达赖和噶厦，努力争取和谈解决西藏问题。6月2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将和谈的“十大政策”“向藏族各阶层进行宣传”[11]。这使十世班禅一方面认识到可以通过和谈解决返藏问题，一方面又担心得不到解决，因为“十大政策”中包含对达赖系统的政策，规定“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而未包含解决班禅问题的政策。因此，他于6月中旬派计晋美到西安拜见彭德怀，彭德怀立刻意识到十世班禅希望在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协议中正式“承认其合法地位”[12]。8月3日，毛泽东对此肯定回答：“我们对班禅的地位，终须有适当安置”[12](p.19)，要求计晋美赴京阐述意见。
十世班禅9月中旬派计晋美等人携带《上毛主席、朱总司令函》和《解放西藏办法及政教组织方案》到京。信函重述了前述1950年1月31日之电内容；组织方案则提出解放西藏的办法是“从滇、康、青、新四省同时进军西藏，统一作战，以收迅速解放之效”，提议“西藏有整块的土地，同一的民族，适合区域自治的条件，组织一行政区而将前后藏分别自治”[13]，即仍由达赖、班禅分理前后藏。可见，信函与方案以解决班禅问题为中心，强调“解放西藏越快越好”，认为只要西藏能解放，达赖、班禅之间“自然恢复过去历史性的互相尊重和亲睦”[13](p.10)。此外，十世班禅还提出十余项要求。
9月23日，毛泽东代表中央发出《关于班禅致敬团提出的问题和要求的指示》，其中主要是：“（一）确定增加班禅封号的时机，俟西藏代表团来谈判后再定；（二）班禅回藏是确定了的，回藏时机亦待以后情况决定。”[13](p.11)对前项，中央人民政府后来出于班禅与达赖关系的考虑来推行，对后项和其他各项要求都作了肯定回答。十世班禅放下心来，指示所属，如何返藏完全听从中共中央的安排。
在各方努力争取下，1951年2月27日，十四世达赖致函中央人民政府，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和谈代表团赴京谈判。4月29日，和谈开始，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签订。
此次和谈中的一大症结即班禅问题，核心是对十世班禅的地位承认与否和怎样恢复班禅固有之地位与职权。和谈开始前，十世班禅提出两个希望，“一是希望早日实现返藏，二是希望进京向毛主席致敬。”[14]他对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强调：“我们是专程去北京向毛主席致敬的！我要把藏族人民对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良好祝愿亲口转达给毛主席。”[15]在中央人民政府的安排下，十世班禅4月27日乘专车抵京。
在京期间，十世班禅频繁从事各种活动。抵京当晚，他出席周恩来专门为他举行的晚宴，这是他到京后“第一次参加重要的政务活动”[16]。5月1日，他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对于他的活动，《人民日报》作了专门报道[17]。这有利于树立他作为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的形象，而他发表的关于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的系列谈话和演说，有利于“十七条协议”的谈判与签订。他强调“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不可分离的一部分”[18]，说明从九世班禅到十世班禅是“一贯倾向祖国反对帝国主义的，一贯为了把侵入西藏的帝国主义势力完全清除而奋斗”[19]，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政策，“并竭诚贡献出一切力量，使西藏早日回到独立、自由和统一的祖国大家庭中来”[18]。此外，十世班禅还从以下方面努力，争取解决班禅问题：
其一，主张由中央解决班禅返藏问题。班禅方面的堪厅提出《班禅佛返藏所造具预算的报告》，强调历代中央政府之所以重视历代班禅由内地入藏，是因为“班禅系佛教领袖，所有蒙、藏同胞均皆信佛教，极端崇拜。政府之礼貌班禅，无异间接优待蒙藏兄弟民族之表现”；此次返藏“领导西藏人民，拥护人民政府，巩固西南国防”[13](pp.26～27)，意义更大。在噶厦代表阿沛提出“班禅问题不能谈”时，中央代表强调：“西藏的其它问题可以回西藏解决，但达赖与班禅之间的关系，必须由中央人民政府直接过问，有关的历史悬案……必须在这次谈判中妥善解决。”[20]
其二，提供十世班禅合法地位的证明文件。噶厦代表先是坚持噶厦所选“班禅”为“合法”，宣称这是“西藏独立国”批准的。计晋美和嘉雅活佛当即提供了反驳的文件，中央代表据此强调：噶厦代表团所说的“‘西藏国’是非法的，你们这个非法的政府批准的那个班禅正身，当然也是非法的。你们这个代表团只能是西藏地方政府代表与中央代表团就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如果你们不首先纠正代表团的性质，就不能再谈了。”噶厦代表理屈，但宣称“拉萨的班禅不合法，没有中央政府的批准，我们承认。青海的班禅也不合法，因为也没有见到中央政府批准班禅的公文”[13](p.19)。针对这个说法，计晋美立即提供了国民政府特准继任为十世班禅的命令及坐床的材料。中共中央代表据此强调：“十世班禅是经当时国民政府批准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它具有合法性，应该予以承认。如果否定已经认定的活佛，另选灵童，不利于西藏内部的团结与稳定。”[20]
其三，主张在协议中增加关于班禅地位和职权的规定。班禅方面“担心中央为了争取达赖，为了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大局，牺牲他们的利益”；达赖方面则“担心中央把班禅作为自己手中的一个工具，与达赖抗衡，削弱达赖的影响和作用”[20]。十世班禅说明增加此规定是想恢复原有职权与地位，强调“只想管后藏地区”，并非要取代达赖的地位，主张在亚东的十四世达赖“最好不走”[13](p.14)。中央政府采纳了十世班禅的意见，同意增加此条。针对双方的担心，中央代表说明：(1)达赖与班禅是西藏史上“两位不能没有的大活佛”，必须列入班禅问题。(2)协议规定“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和职权，中央不予变更”[4]，这既“保障了达赖原有的地位、职权丝毫不受损伤地得到延续，也消除了班禅回藏可能侵蚀达赖权威的疑虑”[21]。(3)“协议上要列入班禅问题，是讲对班禅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是指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彼此和好相处时的地位及职权。”[22]这样既“合情合理地明确了达赖喇嘛为正，班禅大师为副的政治地位”[23]，又解决了班禅问题。对此，双方代表团都同意。
其四，服从大局，促进藏民族的内部团结。此次和谈前，计晋美曾措辞激烈地“希望西藏反动当局立即痛下决心，摆脱帝国主义的阴谋指使，即日宣布接受和平解放西藏的政策，迅速欢迎解放军进驻拉萨。否则只有死路一条”[24]。周恩来劝告计晋美：“为了西藏的内部团结，要尽可能地争取达赖”[25]。和谈中，毛泽东也对十世班禅说：“你可以给达赖喇嘛发电报，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保护寺院，保护宗教信仰自由。”[20]遵此，十世班禅注意搞好与达赖系统的团结。5月1日，他与阿沛同时登上天安门城楼受到毛泽东的接见，阿沛成为班禅、达赖双方失和以来第一位与十世班禅见面的噶厦高层官员。18日，十世班禅致电毛泽东，提出保护北京、热河、多伦、五台等处包括达赖系统寺庙在内的佛教古迹圣地[26]。“十七条协议”签订后，十世班禅于28日晚宴请阿沛等五名噶厦全权代表，阿沛等一一向他行叩拜大礼，十世班禅替他们摸头，双方关系融洽。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班禅问题终于得到解决。“十七条协议”第五条规定：“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第六条规定：“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系指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彼此和好相处时的地位及职权。”[27]
“十七条协议”签订后，十世班禅在藏传佛教各系统中率先表态支持，于5月28日发表《从此西藏民族开始了自己历史的新纪元》的声明。声明认为协议的意义在于：其一，规定了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协议的签订实现了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的正常化，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和藏民族的团结。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了“西藏与祖国间的分裂”及“西藏内部的分裂和不团结”，协议的签订宣告了“西藏民族从此摆脱了帝国主义的羁绊，回到了伟大的祖国大家庭”，解放军进驻西藏“更保障了我们西藏民族永远免除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其二，协议“完全符合中国各族人民、特别是西藏民族人民的利益”，因为协议规定了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从此西藏人民也将与其他兄弟民族人民一样，享受民族政策中所规定的一切权利”；规定了西藏将在中央政府的领导和各兄弟民族的帮助下“通过自己的民族形式，自觉自愿地进行一切必要的改革”；规定了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受到合理的尊重。[28]
三、从北京到日喀则：十世班禅与西藏内部团结的实现
“十七条协议”签订后，十世班禅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将书面规定付诸实施，返回日喀则。1951年6月2日十世班禅乘专车赴津沪等地参观，离京前于1日特电毛泽东致谢。返回塔尔寺次日（即24日）二电表示感谢。在中国共产党诞生30周年之际，于28日三电表示祝贺。在新中国成立两周年之际，四电表示致敬。启程返藏前夕，于12月13日五电表示敬意和决心。此外，他还致电西北军政委员会领导人彭德怀、习仲勋、张治中，并在一些政治场合发表演说或谈话。通过这些电报、演说和谈话，十世班禅反复阐述了如下政治思想与认识：
其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西藏人民不可能回到祖国的怀抱”[29]。班禅流落内地近30年，民国政府未能解决。如果没有中共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西藏的和平解放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重返西藏亦是不可能的”。因此“只有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走，只有同祖国各兄弟民族紧密地团结起来，我们西藏民族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别的道路是没有的”[30]。
其二，对新中国的建设充满热情。十世班禅认为：“人民民主专政和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已大大巩固和发展了”；西藏得到和平解放，“全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局面”；取得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胜利，粉碎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保卫了祖国的安全，中国已成为亚洲人民革命运动的强大堡垒”[31]。
其三，努力推行协议，加强西藏民族的内部团结和西藏民族与各兄弟民族的团结。他表示：返藏后要与十四世达赖为实施协议而“紧密团结，共商一切”[32]，相信“西藏的一切建设也会和各地一样得到繁荣和发展”[33]，决心“率领西藏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与国内各兄弟民族共同为巩固祖国伟大的胜利建设和新西藏而奋斗”[29]。
与之前相比，十世班禅的政治思想和认识发生了升华，这对于一位西藏地方政治与宗教的领袖来说难能可贵。根据范明所提交的《关于班禅晋京及到各地参观的收获的报告》来看，这一升华出自内心，是消除了对中共关于民族、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等方面的疑虑后产生的。当然，这一升华还与他只有依靠中共才能解决返藏问题的认识有关，习仲勋即指出：“他们在西藏是被压迫的，他们不靠我们是不可能的，会和我们合作到底的。”[13](p.34)
十世班禅对于解放军进驻西藏予以热烈支持与积极协助。在10月26日张国华、谭冠三率部抵达拉萨后，堪厅11月7日指示驻重庆办事处以150两黄金慰劳入藏部队[34]。17日，堪厅又向后藏发出通电，指出“解放军进入西藏，标志了汉、藏两民族的新的团结”，要求“积极地自动地协助入藏部队，给他们以各种便利与取得密切合作，为彻底实现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而共同奋斗”[35]。12月13日，十世班禅致电张国华、谭冠三等，保证返藏后“誓以个人力之所及，在帮助人民解放军入藏部队加强军民团结方面尽最大努力”[32]。
对于十世班禅何时返藏问题，中共西藏工委和负责进驻西藏的第18军提议“要与达赖谈好后才合适”[36]，中共中央乃于8月1日发出指示，劝十世班禅暂缓入藏，“候达赖表示欢迎后再去为有利”，并指示“班禅行辕可派极少数人员随范明先行入藏”[37]协商。
十世班禅也很注意与十四世达赖沟通。在前述5月28日声明中，他就对十四世达赖“亲政之日即响应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派遣代表来京谈判，并签定了协议”，表示“深为敬重”[37]。这是他首次公开向十四世达赖表示和好。5月30日，他致电十四世达赖，表示“愿竭棉薄，精诚团结，在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协助您和西藏地方政府，彻底实行协议，为和平解放西藏而奋斗”[38]。这是他首次直接致电十四世达赖主动表示团结。他还致电扎什伦布寺，强调“不但达赖佛和我团结，西藏的一切地区、部落和教派的人民都要团结起来”[13](p.24)。
十四世达赖对班禅问题做了回应。他首先通过后藏表态（九世班禅出走内地后，十三世达赖派遣一名扎萨喇嘛充当扎什伦布寺住持），7月中旬发出《西藏班禅系统政教官员和全体僧俗民众致班禅电》，一方面表白“前藏当局也很关心在藏的和在外的班禅佛领导下的同仁，不变的亲密团结共同奋斗而努力”，一方面说十四世达赖自亲政后“要恢复班、达二佛不能分离的关系”，承认“佛座确是班禅转世正身”，要求十世班禅“在很短的时间回到西藏和达赖会见”[13](p.25)。接着在9月19日，十四世达赖自己回电十世班禅，对他来电表示“甚慰”，对他努力“使中藏（问题）和平解决，并将西藏所有的政教照旧尊重保护”的“好意”表示“致谢”，承认他“确是前辈班禅化身”，表态“现在希望您即速启程回寺，所经道路决定后希先来电为荷”[39]。这是多年来达赖首次向班禅表示和好的电文。继之，十四世达赖10月24日致电毛泽东表态拥护“十七条协议”。对此，十世班禅28日致电十四世达赖对其表态表示“钦敬”，并重申了5月30日电文中两人亲密团结的态度[40]。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计晋美等150名堪厅成员随范明支队启程返藏，12月1日返抵拉萨。十四世达赖派属下招待；4日，计晋美等人代表十世班禅拜见十四世达赖，十四世达赖对计晋美等“致以亲切慰问后，亲自收受班禅额尔德尼馈送的礼品、班禅额尔德尼近照及亲笔函件，并表示无限欣慰”[41]。计晋美先期返藏之目的：其一，与达赖系统协商迎接十世班禅的准备工作和十四世达赖、十世班禅两人见面的礼节。其二，在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张经武居间协调下与达赖系统协商“班禅返藏的有关事宜，主要是恢复班禅的职权和地位”[42]。后来在1952年2月4日，堪厅接收了扎什伦布寺，6月18日签订了《西藏地方政府与扎什伦布寺喇章谈判备忘录》，双方历史遗留问题得到解决。
1951年12月11日，十四世达赖致函十世班禅，称他为“佛教众生崇高圣主智慧渊博的班禅大师”，对他将启程返藏“甚感欣慰”，说已派人“前来恭迎”，表示要“欢好相见，畅叙旧情”⑤。13日，十世班禅回电对“这些盛情厚意”“万分感谢”，告诉已定期返藏，并再次保证返藏后与十四世达赖团结起来“为迅速彻底实现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建设一个繁荣幸福的新西藏而共同奋斗”[32]。
12月19日，十世班禅终于踏上返藏路程。1952年4月28日，抵达拉萨，当日下午拜会十四世达赖，藏传佛教两大领袖举行了历史性会晤，双方的团结关系得以恢复。5月23日，两人分别致电毛泽东，表示愿为逐步彻底实现“十七条协议”而努力。毛泽东复电庆祝两人成功团结，希望两人“和全体西藏人民更加亲密团结起来，与全国各兄弟民族人民，同心协力，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和繁荣幸福的新西藏”[12](p.84)。6月9日，十世班禅离开拉萨，23日返抵日喀则，并在历世班禅坐床的大殿内举行了隆重的升座仪式，标志着班禅返藏问题得到解决。
总之，在西藏和平解放这个划时代巨变的历史关头，十世班禅顺应历史发展，依靠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不但使班禅问题得到解决，而且为国家统一及民族团结作出了积极贡献。返藏后，他“为维护祖国统一、抵制西藏分裂，奋斗了一生，成为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43]。
［收稿日期］2010-04-11
注释：
①有学者对十世班禅的一生作了评述，其中探讨了他在“历史转折关头的正确决策”以及成为“祖国统一的忠诚维护者”（参见江平、李佐民、宋盈亭、辛文波、廖祖桂《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评传》，《中国藏学》1996年第4期）；还有学者探讨了中国共产党是如何通过“十七条协议”的签订与推行安排十世班禅返藏的（参见姚兆麟《班禅大师返藏与〈十七条协议〉》，《中国藏学》1991年第3期）。
②藏传佛教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达赖、班禅、章嘉与哲布尊丹巴四大系统，章嘉呼图克图是内蒙古地区和甘肃一带的藏传佛教领袖。七世章嘉雳迎叶锡道尔济1949年逃到台湾，1978年圆寂，由于得不到中央政府的批准，章嘉转世体系断绝。
③孜本夏格巴·汪秋德丹著、李有义译《西藏政治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室藏族史组1978年铅印，第257页。
④孜本夏格巴·汪秋德丹著、李有义译《西藏政治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室藏族史组1978年铅印，第257页。
⑤《十四达赖致函欢迎十世班禅返藏》，《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1986年铅印，第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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