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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疏离与拒斥：图书馆学的科学理性与人文取向
1.1 图书馆学中的科学理性
理性是人认识和把握世界，创造人类生活的主体能动力量，是人所独有的自觉意识和能力。近代以来，人的理性能力主要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发现与发明相联系，促进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在社会文明的更新与转换中，尤其是在当代工业技术文明的巨大成功中得到了极为充分的展示。与之相应，尊崇科学、张扬理性、重视技术便成了主导性的思想潮流，信奉将自然科学的标准和方法运用于图书馆学研究，注重技术在图书馆的作用等。
科学理性在图书馆学中有其久远的历史渊源，并随着新技术和新方法的运用而不断蔓延和膨胀。1807年，施莱廷格把图书馆学定义为“符合图书馆目的的整理方面所必要的一切命题的总和”，其“工具性”极其鲜明。1821年，艾伯特在“整理论”基础上提出的“管理论”，也只是将对图书馆实际工作的管理看作图书馆学的研究范围，与施莱廷格观点的“工具理性”并无实质上的差异。[1] 堪称美国图书馆学泰斗的杜威，其图书馆学思想的核心也“不是追求什么理论上的完整体系，而只是从实用的观点来设法解决一些问题”，他的管理理论的“关键”是“实际的效用和经济”，这种“工具理性”一直是美国图书馆学的主流。[2] 20世纪30～60年代，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领导的西方图书馆学科学化对图书馆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尽管该时期的西方图书馆学主要采用的是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但在研究方法方面，由于受当时整个社会科学实证潮流的影响和图书馆学内部韦普尔斯及其学生的推动，主要采用了从自然科学模仿来的定量方法和实证研究规范，贯穿的主要还是理性主义的理路。[3] 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现代信息技术在图书馆广泛而成功的应用，“新技术学派”闪亮登场，并迅速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与此同时，“实证主义仍在控制着大多数严肃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者的思维方面与工作的哲学认识论”，在图书馆学研究中有较大影响，如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图书馆情报学研究生院教授戈务霍尔（H.Godhor ）甚至在其《图书馆学研究导论》一书的开篇即敦促人们“应用实证主义者的试验和测试方法论来发现图书馆变量之间的广泛联系。”[4]
新时期的中国图书馆学与国外相比类似多于差异。20世纪80年代基础理论研究的繁荣虽未能实现图书馆学之真正科学化，但却培育了我国图书馆学界的崇尚理性的、科学实证的图书馆学精神。[5] 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图书馆学中的科学理性倾向十分明显，“技术决定论”附和者众，不少学者认为技术性是图书馆学研究的基本属性，也有学者声称21世纪将是“图书馆科学技术”的新时期。更有一些学者试图像精密科学那样，用一个模型或一组方程把图书馆学的核心理论表达出来，并通过对模型进行分析或对方程进行求解，来统一研究包括传统图书馆和现代图书馆在内的图书馆学；[6] 提出要对图书馆学实行当代转换——从具体到抽象、从定性到定量，主张采用精确数学方程式，以抽象图书馆学理论，并主张采用逻辑方法、计算机方法以逻辑构建、仿真构建等等。[7～8] 而在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中，很多图书馆学专业课程被边缘化，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技术课程则喧宾夺主地成了核心课程。整个图书馆学界科学理性膨胀，而价值理性萎缩、人文精神失落。
1.2 对科学理性的批判反思
图书馆学科学理性的蔓延及其带来的消极后果，引起了许多清醒的图书馆学者的注意和批评。早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建立之初，巴特勒在其编写的《图书馆学导论》中曾“试图说服他的同事们在研究图书馆问题方面要‘更科学一些’”。但“20多年以后，他再也不那样提了”，而是批评图书馆学研究“科学得真是太过头了”。[9] 与韦普尔斯等人主张图书馆学知识来源于客观的观察、强调观察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强调定义的精密性、研究结果的再现性、知识的累积性等观点针锋相对，巴特勒认为直接观察是不可能直接地形成知识的，因为“在认识对象和认识主体的心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鸿沟”，知识不能只通过求证的方式获得，还需通过人的主观认识的再构筑过程。[10] 1971年，谢拉在《信息科学的社会关系》一文中告诫人们“在应用数学方程式时不要忘记人这个大方程式”，因为“图书馆事业主要是一个人文主义的事业”，图书馆学的“实质是人文主义的”；[11] 那种以“科学技术的极端理性精神为基础的唯科学倾向，将使图书馆人本主义的理想观念遭到破灭，从而有可能使图书馆走向毫无人文精神的‘唯科学主义’。”[12] 哈里斯1986年指出：“图书馆学情报学受实证主义影响之大，导致了人们盲目地迷恋于方法问题，遮住了我们正确地发展问题的眼睛。”20世纪90年代中期，针对“图书馆学情报学的生存问题”，巴德（J.M.Budd）亦态度鲜明地指出，“方法、数据、证据和分析都有助于理解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存在目的，但肯定还有更基本的。研究表明，我们这个领域的思维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决定主义（determinism），它是内在于实证主义的一种认识论。 我们需要重新评价和思考以前的广泛实践——它们多是以考察有限的变量或现象的某些方面为基础的。我们不仅要用修正的思维探讨行为的结果，也要深究情境对人的行为的影响，诸如政治、社会、文化和认知等情境。[13] 国内黄俊贵对叶鹰的“抽象图书馆学”提出了质疑，认为“数学不是万能的”，图书馆学“不能以简单的数学方程式进行诠释”。他指出，“定量研究确实是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一个特点，但如果把它强调到绝对化，以它作为优于一切的方法，试图用数学方法去代表甚至取消逻辑和哲学的方法，显然是不妥的。”为此，他提出“图书馆学需要哲学”。[14] 陈业奎认为把图书馆学定位成自然科学、精密科学是危险的，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现代图书馆学是一个学科群，图书馆学既有科学的研究，也有人文的研究。”只有“用科学的技能，哲学的思维，人文的价值”，才能“构建健全的图书馆学体系，服务于图书馆事业。”[15]
面对工具理性的膨胀和价值理性的迷误，施蒂格（M.F.Stieg ）强调了“人文价值观念是图书馆职业的核心”。[16] 伊·姆·哈利娜也特别强调了技术活动中人的主体地位，她认为图书馆无论由于采用何种新技术而发生何种变化，都不能取消人的积极作用和价值。[17] 肖希明认为，尽管“图书馆学有工具性、技术性的一面”，但“不能把技术问题作为研究的中心”，因为它还“涉及价值观念、管理体制、法律制度，国家的科学、教育、文化政策，社会的知识、信息需求，乃至图书馆人的道德、规范等等，这些都是单靠技术无法解决的，但却和图书馆的终极价值目标密切相关。”[18] 卢泰宏撰文论述了图书情报学的人文属性问题。他指出，图书馆情报学“并不是一门单纯研究‘物’的科学，也不是一门单纯研究信息技术的科学，而是一门以人为主体对象的科学。”[19] 蒋永福指出，“图书馆是文化的存在。人文属性是图书馆‘与生俱来’的本质规定，弘扬人文精神是图书馆理论与实践必须体现的基本理念与根本使命。”[20] “以往的图书馆学基本上是以‘物’为核心范式的科学，忽视了用户的主体性存在，漠视了图书馆人的主体性需要及其作用”，而成了“没有主体的科学”。[21]
1.3 图书馆学中的人文取向
图书馆学理性主义的危机，深究其原因是它愈来愈远离人文关怀的结果。正如胡塞尔（E.Husserl）指出的，科学理性“抽象掉了作为过着人的生活的人的主体，抽象掉了一切精神的东西，一切在人的实践中的物所负有的文化特征。”[22] 而那些技术主义者们也没有看到，技术不过恰如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 ）所说的“像一张地图”，“它可以告诉你到某一个地方怎么走，但是它并不能告诉你应去什么地方。去什么地方是价值观的任务。只有价值观给出这个目标和方向之后，技术才能指出如何或怎样达到这个目的地。”[23] 为此，王子舟提出， “学术理性由技术转向人文”才是“未来图书馆学的理性走向”，这种转向将表现出以下三方面的特征：“从研究范畴上看，图书馆学不仅研究知识，也将会加强知识受众，学科价值将构建于知识世界与知识受众之间的关联上。”“从研究方法上看，图书馆学在努力从经验化向科学化提升的过程中，更会注意从科学化向人文化提升。”“在学术检验标准上，社会人群的知识和信念是否能得到协调发展、公平发展，将成为未来学术研究成果的基本衡量尺度。”[24] 蒋永福从1993年起连续撰文多篇呼吁构建人文图书馆学理论体系，并初步提出了人文图书馆学的内容框架。[25] 此外，一些学者则借鉴了现象学、解释学等人文科学方法来研究图书馆学中的基本问题。如伊斯尔（W.Iser）尝试用现象学理论来研究阅读过程，莱备福德（G.P.Radford）运用现象学理论研究了图书馆的目的及其存在理由，傅清波和周庆山运用现象学、解释学等哲学理论分别研究了文献揭示原理和文献传播的微观过程等。[26～27] 近年来， 更有一些学者关注图书馆学中的人文主义思想和图书馆的人文精神问题，以至有人将这一系列论文称之为“人文系”。[28] 所有这些，都体现出图书馆学界探求图书馆学人文研究方向的努力。
对“科学图书馆学”的理论构建、对科学理性的批判反思和对“人文图书馆学”的呼吁建设，在近年来我国图书馆学中已成鼎足之势，并具体化为图书馆学研究究竟是坚持科学主义还是人文主义？是追求科学还是追求价值？是客观实证还是主观建构？等等。本文认为，以图书馆这一人文社会对象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图书馆学，既有科学的特质，又有人文的特质，因而应从科学与人文统一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图书馆学。
2 发展与完善：走向科学与人文统一的图书馆学
2.1 图书馆学的科学特质
科学哲学发展史表明：科学划界的标准经历了逻辑实证主义的“经验证实原则”，到詹姆士、杜威等人的“实用原则”，再到波普尔的“证伪原则”，库恩的“范式论”，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方法论”和费耶阿本德“模糊标准”，普特南等的“经验符合论”，萨伽德和邦格的“多元标准”，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学说等。这些关于科学划界的标准虽然各不相同，但仍然取得了一些共认的观点。简单地说，科学划界的一般标准主要有以下几点：①科学必须有自己的研究对象。②科学必须有自己的研究方法。③科学必须有自己的完整的理论体系。④科学必须经过验证。⑤科学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或解释世界，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指导人们改造世界。[29～30]
从科学划界的标准出发，图书馆学具有科学特质。这表现在：①图书馆学有其研究对象。虽然至今图书馆学家对图书馆的研究对象尚未取得完全一致的认识，但大多数图书馆学家承认：图书馆学就是研究图书馆现象或图书馆活动及其本质与规律的科学。②图书馆学有其研究方法（校雠的方法、版本的方法、文摘的方法）、知识集合研究法（分类的方法、主题的方法、目录的方法、索引的方法、文献计量的方法）、知识受研究法等。[31] 二是图书馆学研究中一般方法，如逻辑方法、数理方法、观察实验方法、社会调查方法、系统方法等。三是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哲学方法。③图书馆学有其理论体系。图书馆学的内容体系在19世纪20年代就已初步形成，当时杨昭哲在其《图书馆学》一书中已把图书馆学分为“纯正的”（即原理原则）和“应用的”（即方法技术）两部分。[32] 尽管至今人们对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的划分还不尽一致，但基本上都可归为理论图书馆学和应用图书馆学。理论图书馆学研究图书馆学的一般原理，并为整个图书馆学提供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应用图书馆学则是在图书馆学理论指导下，运用图书馆学方法、技术，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而形成的学科门类。④图书馆学有其检验标准。衡量图书馆学研究及其成果的根本标准，是图书馆理论在图书馆实践中的应用，促进图书馆实践的合理性发展，从而促进人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实践是图书馆学理论推演的逻辑支点、评价尺度和检验标准。⑤图书馆学有其目的。一是为了说明世界，这表现在理论图书馆学上，二是为了改造世界，这主要表现在应用图书馆学上。正是由于图书馆学有其研究对象、方法、理论体系、检验标准、目的等，因而图书馆学具有科学的特质。
尽管如此，图书馆学与严格的科学（比如自然科学）仍然有很大的区别，因此，仅仅以科学特质标准来理解图书馆学，必然会遇到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主要包括：①价值与伦理问题。在自然科学中，人们容易做到“价值中心”，这被认为是自然科学的“客观性”的表现，进而被认为是自然科学的最大的优点。但是，图书馆学经常会遇到一些在自然科学中通常不会遇到的问题，即在面对图书馆活动中一些涉及人的信息权利等问题时，总要做出好坏或应该与否的判断，这一判断又称为价值判断。如图书馆的服务是否应该收费？图书馆是否应该接受政府部门的审查？图书馆能否因为利用者出身、年龄、思想观点的不同而拒绝或限制其利用图书馆的权利？是否应该为利用者保守秘密？等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通常与图书馆所处社会的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以及人们对图书馆职业使命和价值的认识等紧密相关，因而不可能通过建立某种“科学的模式”而得到解决。②数学化问题。数学方法的运用对促进图书馆学的科学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数学方法在图书馆学中的适用范围是有限的。过分夸大数量分析作用，或不切实际地滥用数学，有可能导致图书馆学表面上逻辑完备而内在本质缺失。例如近年来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的抽象化、模型化倾向就值得谨慎对待。③观察问题。在多数图书情报科研实践中，观察人员及其观察对象都是信息使用者，这种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不可分割的联系，“必然影响他（观察者）对图书情报过程、趋势、个别用户行动的理解，以及他所观察到的结果的解释。因此，在图书情报学研究中，排除这种个人的态度……是不大可能的。”[33] ④实验问题。 实验方法的主要优势集中体现在“可重复性”和“可控制性”。但在图书馆学研究中，图书情报过程受着大量的、不同的、甚至是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很少有完全相同的情报过程。这使得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实验大多是不可重复的，也是难以验证的。其次，“图书情报学中主要的受验客体是参与各种情报活动的人。其主观方面意味着，客体本身能够反映外部世界，并且这种反映是按个人经验行事。研究主体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主观地感知他从实验客体处得到的信息。研究人员对这些变数施加刺激，研究其因果关系，探明变数的作用。在自然科学的实验中，对实验客体的影响通常要受到规定时间限制的影响。而对图书情报学来说，实验客体就根本不受实验时间限制的影响，这一极为重要的时间影响条件就不起作用了。因为实验客体具有记忆能力，它在很长时间内积蓄因果变数的作用，这就大大限制了控制影响客体的可能性。”[34] （例如， 采用实验法考察两位根本不懂日文，但掌握假名读音的图书馆员分编日文图书的效率。在规定的时间内，其他条件尚能控制，下面的因素就殊难控制了：受验者之一通晓英语，他可以念日文中外来语的假名发音，能从音译角度来理解词意。这就可能使得他较其他受验者表现出更高的分编效率。）
2.2 图书馆学科学特质的单面性
上面所说的问题的出现，说明将图书馆学仅仅理解为科学是有问题的。科学哲学的文化转向表明，还应从人文的角度来理解图书馆学。
虽然实证主义尤其逻辑实证主义以自然科学为惟一的、标准的文化模式，来改造人文社会学科尤其哲学，但是，自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开始，尤其是历史主义之后的科学哲学发展表明：科学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和其他文化没有绝对的界限。这样，以科学作为唯一的、标准的文化模式，且以之来改造人文社会科学是失之偏颇的。
波普尔是从实证主义到历史主义的过渡人物。波普尔将错误纳入科学哲学的视野，认为错误不但必定会产生，而且人要从错误中学习，通过批判，才能排除错误、逼近真理。显然，波普尔已从人文角度来理解科学。库恩的范式概念也并不是冷冰冰的纯知识、纯理论，而包含着价值。劳丹则试图将价值纳入科学的内在结构体系之中，他认为，科学与价值是相互作用的。反科学实在论者认为，科学实在论只是一种理想的“人为中心论”，它完全否定了人的“心理作用和主观能动性”，所以，应从人的主观能动性角度来理解科学。后现代科学哲学则主要体现为反对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否认真理的存在，鼓吹认识论之死，主张摒弃形而上学，等等。[35]
科学哲学的文化转向说明科学和人文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图书馆学不但有科学的特质，而且有人文的特质。如果从人文角度来理解图书馆学，上面所说的图书馆学“科学特质”标准所导致的一些问题就能得到解决：①图书馆学中的价值问题应建立在“主体间性”或“主体通性”的基础上，其中，含有普遍性。然而没有“主体间性”，就不会有“普遍性”。②图书馆学确实需要数学等定量方法，但是，定量分析毕竟是以定性分析为基础的，图书馆学真理成分的多少往往并不仅仅取决于使用数学公式的多少。所以，仅用定量方法，而不用定性方法，必然是有问题的。③实验和观察虽然是科学研究的最基本方法，但是，实验毕竟会受到人们头脑中理论的“价值”规范。一方面，“观察渗透理论”，另一方面，对于同一个事物，在不同时间、地点等条件下所得到的观察结果是不同的。但是，条件是无限的，穷尽地列举具体条件是不可能的。而条件的取舍，必然涉及人的价值观。
2.3 图书馆学的人文特质
图书馆学的人文特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从逻辑角度来看，图书馆学是关于人的学问。主要理由是：①人类的信息需求是图书馆活动产生与发展的逻辑起点，图书馆是人类人文进化需要的产物。人的进化之别于他动物的进化，就在于人类不仅需要进行生物进化以保持其自然属性，还要进行人文进化即文化进化（cultural evolution），以保持其社会属性。 人的人文进化，实际上就是人文信息（或称文化信息）的不断创造、积累和延传的历史过程，而图书馆是人类对人文信息（主要载体为文献）的有序化存贮、传递和利用之需要的产物。[36] ②人是图书馆活动的主体。人类的信息需求只有通过人的信息活动才能得到满足。③人是图书馆活动的目的。徐引箎、霍国庆指出，“图书馆是人的本质的物化形式之一”，而“图书馆工作就是使人充分占有人的本质、使人成其为人的工作，……我们研究图书馆、发展图书馆，其目的就是使每个人更多地占有人的本质，使每个人充分地发展自己各方面的潜能，从而促进人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发展。”[37] 蒋永福也指出，“满足用户需要是图书馆的最高宗旨”，“用户需要是图书馆组织一切内部活动（如文献资源组织、机构设置、规章制定、人员配置、资金分配等）的基本依据和制导因素”，“用户的数量及其需要的满意程度，是衡量图书馆管理效果的基本标准”。[38] ④人是图书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大体可分为物的层面和人的层面，物的层面主要包括图书馆、文献、技术等属于手段的范畴，人的层面主要指人的需要、人文环境等属于目的范畴。目的决定着手段，手段服务于目的，说明图书馆学是以人为核心对象的科学。
其次，图书馆学具有道德特质。主要体现在：①人类在不断消费自然和社会信息资源的同时，又在不断地创造积累信息财富。人类正是依靠对信息的生产、搜集、加工、存储和传递活动，才能卓有成效地征服自然和改造社会。所以，包括图书馆在内的信息活动是人类不断进步的基础和保证，是人类走向和谐与繁荣的前提，它本身就具有重大的社会价值和伦理价值。②围绕着图书馆文献信息的搜集、组织、加工、处理、选择、传递等职业活动，包含了诸多的社会道德关系。图书馆职业实践只有在有关道德问题的学说——伦理学的指导下，才能形成本职业的“是”、“非”、“善”、“恶”等问题的基本准则。同时，图书馆职业对于伦理学知识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着图书馆员对知识、文献及用户的态度，如向用户提供的文献信息是否应该经过审查，用户的借阅记录是否可以公开，图书馆员是否应该对用户的文献选择进行干预（包括在阅读指导下的干预），应怎样对待主流文化产品和非主流文化产品等。③图书馆本身具有道德追求。根据于良芝的研究，在图书馆职业化之前的几千年文明史上，图书馆先后承担了宗教、学术研究、特权教育、大众教育等多种使命。而正是柏拉图哲学中关于社会的公正、正义与理性、善、真理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支撑了现代图书馆职业先驱们对图书及图书馆价值的坚定信念”，促进了专门化图书馆职业的形成。[39] 20世纪20～40年代，新的图书馆思想更加关注个人的需求和权利、图书馆与信息自由、民主的关系等。20世纪50年代后，社会和技术的变化引起了对图书馆哲学思想和职业价值观的重新思考。自由主义图书馆思想有了更多追随者并依然规定着很多图书馆协会（如美国图书馆协会、英国图书馆协会）的核心伦理；以谢拉为代表的强调知识、信息有用性的交流功利主义影响着很多人对图书馆活动本质的理解；“社会主义”图书馆哲学强调社会平等的主张也引导着图书馆职业把图书馆视作促进社会平等的机构，引导着图书馆员关注社会弱势阶层的信息需求，[40] 等等。总之，尊重知识、理性，提倡共享协作，保障信息权利，维护信息自由，注重人文关怀，倡导宽容、公正（宽容指能容纳代表不同见解、立场、文化背景的文献资料和用户；公正指给予文献公平的处理和揭示，给予用户公平的服务等），促进社会和谐、包容、平等，已成为当代图书馆职业的基本道德追求，并已纳入到各种图书馆权利宣言（如IFLA／UNESCO《公共图书馆宣言》、美国《图书馆权利宣言》、日本《图书馆自由宣言》等）和职业伦理规范（如《美国图书馆协会伦理守则》、日本《图书馆员伦理纲领》、《中国图书馆员职业道德准则（试行）》等）之中。④信息伦理研究的兴起。信息伦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国外兴起的一门新学科，主要研究包括图书馆活动在内的社会信息生产、组织、传播与利用活动中的伦理要求与伦理规范，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型伦理关系。[41] 可以设想，随着信息伦理研究的深化发展，对图书馆活动中信息的采集、加工、组织、开发和服务而形成的伦理关系进行专门研究，最终建立起专门的图书馆学分支学科——图书馆伦理学，是完全可能的。信息伦理研究的兴起，从一个侧面表明图书馆学具有道德特质。
2.4 图书馆学是科学与人文的统一
综述全文可知：图书馆学是科学特质与人文特质的统一。如果仅仅将图书馆学视为科学，就是科学主义的理解，必将使图书馆学缺乏人文性。如果仅仅将图书馆学视为人文，就是人文学艺术义理解，必将使图书馆学缺乏科学性。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科学理论的作用不仅是为了解释世界，而更主要是为了“改变世界”。“解释世界”是科学的任务，“改变世界”，即“实践”，实践当然包括了科学，但实践还需要“人文”的规范。这是因为科技应用需要合理的“人文”的规范，否则科技会出现异化。由此可见，实践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的“人文”，也即“人的解放、人的自由”，或“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总是认为，自己的理论是科学，但不仅仅是科学，更主要是为了“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图书馆学就其最高境界来说，不是科学，而是人文，是在“人文”导引下的“图书馆科学”。因此，树立起“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统一的“图书馆学精神”，是保证当代图书馆学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
（来稿时间：200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