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些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结构论文,当前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1）01－0062－06
特定的社会环境、要素条件或特定的政策及其惯性使某个部门或产业超前发展，引发了整个经济系统的不平衡。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这种不平衡会自我加强，加剧了经济系统的不稳定，也会由此引发更多的不平衡。消除不平衡，使经济中发展迟滞的部门或产业得以发展，在新的比较均衡的条件下，一些部门又率先崛起，开始了下一轮的不平衡增长。因此，经济结构的失衡是经济发展过程的一种常态，消除不平衡的过程也是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如果不能够及时抑制和消除不平衡也将会造成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当前，我国的经济结构就呈现出高度不平衡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制造业的结构升级缓慢、出口部门过度增长、内需乏力等，这些问题进一步引发了技术进步、外汇贬值、收入分配等一系列的社会深层问题，需要理论界和管理部门对其加以关注。
一、经济结构调整的范围界定
经济结构调整是当前的一个热点问题，但在经济结构调整的理解上存在两个大的分歧和争议。
第一个争议的问题是，当前所讲的经济结构调整到底指什么经济结构？学术界对这次经济结构调整的内涵认识差异比较大。有的同志把经济结构概括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把地区结构、所有制结构都包括在这次结构调整里面，我感觉这种概括有点泛化。当然有人就更窄一点，把经济结构只界定为产业结构。
我认为这次调整的结构应该是经济增长的结构。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增长主要范畴的是国民生产总值，因而讨论的经济结构是基于国民生产总值的经济结构，从国民生产总值的不同结构、不同方向上来讨论结构问题。按照经济学的分析，可以从三个方面分析国民生产总值。第一个是所谓的支出法。国民生产总值应该包括投资、消费和出口。我们讨论结构调整的第一个层面，应该是投资、消费和出口之间的结构。第二个是从生产法来讨论，就是讨论国民生产总值的生产主体的产业结构，实际讨论的是各个产业之间的结构。第三个是从国民生产总值收入的角度来看，国家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居民收入之间的结构。显然需要讨论的是国家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居民收入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是基于国民生产总值来讨论增长结构，我自己倾向于应该包括这三个层面的结构，因为经济增长反映的范畴就是国民生产总值，所以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国民生产总值，就得出了我们增长的结构应该包括这三个方面的结构，这和别的同志所理解的经济结构有所差异。这是一个争议。
第二个争议的问题是调整经济结构的主要机制是什么？这一点争议比较大。大致上是两个倾向，一个倾向就是强调调整经济结构最主要机制还是市场机制，要相信市场的自我修复能力，认为市场机制是调整结构的基础性力量。
另外一个倾向是认为结构调整应该更加倾向于行政力量，要更多地发挥行政调整的机制，主要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力量。比如说，讨论产业结构，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要靠工信部下文件关闭哪些产业，总之，是重点强调国家行政力量。
我是偏向于第一种倾向。调整结构的机制，最终仍然是市场机制。市场机制应该是调整结构的最主要机制。我们要承认市场有自我修复能力，过度的行政调整会使结构进入一个混乱状态。比如最近讨论较多的房地产问题，我们发现恰恰是过度的行政力量导致了目前的混乱局面。2008年年底的时候，房地产开始通过市场机制的自我修复，已经处于一个正常的调整状态，但是2009年初，我们猛然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房地产的行政办法，比如减免税收政策、贷款利率折扣政策，一下子把正在修复的市场推向了一个高峰。这背后的推动力量主要是行政力量。所以，我们认为经济结构调整应该在市场机制作为基本调节力量的基础上，发挥行政力量的导向作用，根据国民生产总值的三种计算方法，研究我国经济结构调整问题。
二、经济结构调整第一个层面：投资、消费和出口之间的结构
分析2000－2009年国家在投资、消费、出口这三个方面的结构，发现从2000年起，我们国家在投资、消费、出口结构方面基本上处于两种失衡状态。一是从2001－2007年，我们消费、投资和出口对增长贡献最大的是出口，失衡主要表现为后来称之为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方式。比如说2001－2007年，我们的增长速度比2000年以前，每年增长多了3.6个百分点，年平均增长量是10.5％。所增加的3.6个百分点里面，出口贡献的比例达到63.9％，投资的贡献是26.1％，消费贡献不到10个百分点。增长主要靠出口来拉动，经济模式是典型的出口导向型，投资、消费、出口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完全失衡的。二是到2009年马上又转向投资拉动型，2009年33.5万亿的GDP里面，投资贡献22.4万亿，消费贡献12.5万亿，结果投资对增长的贡献上升到67％，而出口下降了10个百分点左右。
尽管这种转变是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需要，但像我们这种巨大的结构调整，在世界经济史上很少见。我们研究了两个国家和我们同类时期的情况，一个是美国1940－1960年，一个是日本1950－1975年，发现都没有像中国短期内在投资、消费、出口结构上出现如此惊人的波动。所以我们研究，为什么在中国从2000年到现在十余年一下子从出口导向型转向投资拉动型？分析的结果发现，出现这么大的波动主要是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概括为发展战略的偏差。我们认为发展战略“偏差”是导致投资、消费、出口结构失衡主要的原因。1998年那一次，我们增长速度掉到了8％以下，当时为了保证经济增长速度复归到8％以上，虽然在投资、消费上做了文章，实际上后来拉动增长速度恢复到8％以上的是出口。尤其从2000年开始，出口发挥了拉动增长的重要作用，这是应该的。因为那个时候，这三个比例里面出口还偏低。到了2004年，我们的出口比例已经开始过高，已经逐渐转向出口导向型经济。出口导向型经济最终会使我们遇到两种危机：一种危机是当国际市场能够继续支持中国出口的情况下，大量的外汇流入中国。按照当前的外汇管理体制，中国央行根据汇价同比例发行人民币收购这些外汇，造成人民币超发，出现通货膨胀，结果就可能把经济“胀死”。另一种危机是当国际市场突然不能支撑中国大量出口了，国内相应生产能力过剩问题就会暴露出来，并在实体经济内形成叠加效应，这种危机势必要把经济“憋死”，这两种危机在2004年以后曾交替发作。2004年年初，我们提出要注意投资、消费、出口的失衡问题，不能再推动出口导向型，实际上并没有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
那个时候政府和企业界人士并没有重视这个观点，因此继续实施了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方式。而且2004年就发现这种出口导向型必然伴随着投资拉动型，因为，当时我们的出口主要是中下游产品出口，中下游产品出口必然导致上游生产能力的扩张，一定会带动整个投资的扩张。上游产业又是消耗能源和原材料较高的产业，到了一定程度，能源、原材料，如煤、电、油供应就会非常紧张。2004年因为出口导向型带动了投资拉动型，导致严重的经济过热，当时用行政手段强制压下去了，告诉地方不能再加投资了，实际是利用行政手段把这个压下去，但是内在冲动一直存在。到了2007年出口导向型的危机暴露出来，资产价格、消费品价格、投资品价格全面暴涨。年初是资产价格涨，年中是投资品价格涨，年终是消费品价格涨，要“胀死”的弊端暴露出来。2008年还没有来得及调整就碰到了世界金融危机，我们的增长速度再一次掉到8％以下，无奈之下就要启动内需，内需就是投资和消费，首先见效的就是投资，又加速了投资，2009年我们很快转向投资拉动型，当年30多万亿元GDP里面，投资占了22.4万亿，投资对增长的贡献猛然上升了67％。一下子从出口导向又转到投资拉动，这个反映了中国整体政策的偏差。在投资、消费、出口三者关系上，我们没有一个清晰的战略，导致开始所谓出口导向，又猛然转向所谓投资拉动。这种战略偏差从2000年到现在反映得非常清晰，导致我们经济结构方面出了问题，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过度使用行政资源。当时，我们为了推动出口，大规模使用行政资源。除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还有更大空间之外，我们还是国有资产比较庞大的国家，这种行政资源的使用有非常广泛的领域。比如说出口退税，最后涉及3000多类工业产品，有的退税率竟然达到13％。我想出口企业有13％的退税利润就够了，谁还有兴趣去开拓国内的市场？大规模使用行政资源，导致已经偏差的战略向着恶化方向发展，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是人民币价格扭曲。价格是调整结构的最重要机制。我这里讲的价格不是指一般的价格，是指人民币的价格。人民币实际有三个价格，第一个是用人民币能买多少东西，我们叫物价。物价既包括消费品价格，也包括投资品价格。第二个是人民币和其他币种交换的价格，称为汇价。第三个是人民币的借贷价格，就是利率。物价、汇价、利率都是人民币的价格，这三者之间应该是联动的，但是我们却是扭曲的，扭曲的结果就导致战略上朝着扭曲的方向走。比如说我们应该加息就是不加息，人民币应该升值就是没有升值，结果把我们逼向了非常扭曲的依靠行政力量调整人民币的三种价格，大家争议较多的房地产问题和外汇问题只是一个表现形式。
比如外汇问题，2004、2005年讨论汇价的时候，我们总担心人民币汇价改革会导致人民币升值。第一个担心的理由是，一旦人民币升值的话，我们的出口将受到重大打击，但后来发现这个理由站不住脚。我们研究发现，2005－2007年，人民币升值约20％，但出口增长非常快。2008年以后，人民币实际上没有升值，但是出口急遽下滑。这说明我们的出口状况和汇价没有必然联系，而是和整个世界经济状况联系在一起。当世界经济状况向好的时候，我们的出口就会增加，即使人民币升值也照样出口。当整个国际形势不好的时候，人民币就是不升值，出口也照样出不去。我们分析发现，担心人民币升值会影响出口其实是一个误区。我们过去就是因为这个误区不敢放开汇价。
第二个担心的理由是，害怕升值会导致像日本那样长达十几年的萧条。后来我看到日本的前央行副行长，日元升值的时候，他担任日本央行主管外事的副行长。他在2007年有一个讲话，认为日本经济出问题，不是因为日元升值，是因为升值之前长时间迟迟不升值的问题。他认为德国当时也是本币升值，没有出问题。而日本经济在日元升值之前就出了问题，日本政府迟迟没有调整汇价，结果是由汇率变动引爆了日本经济的问题，他认为如果我们升值不会出现日本的问题。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汇率升值多大幅度对经济的影响为正，超过某个临界点以后，会对经济的发展发生负向的作用应该深入研究，但强调人民币升值就会导致日本的问题这个观点肯定是不对的。
第三个担心的理由是，我们手里面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如果人民币升值，外汇会贬值，我们的利益会受损失。最近我们发现，我们的外汇保不保值不是我们决定的。我们分析了2005年到现在的外汇对外投资，主要是对美国国债和美国企业债券的投资，发现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自己财富的增值、保值，你不想受损失也一样受损失，与其这样，还不如主动调整。
因为我们担心变动人民币的价格会导致汇价升值、出口下降等问题，致使人民币物价、汇价、利率三种价格严重扭曲，继而导致投资、消费、出口这三者之间是一种失衡状态。失衡存在的主要原因：一是总体战略上的偏差，二是过度使用了行政资源，三是价格机制的扭曲。通过这十年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应该在投资、消费、出口这三大结构上形成一个比较科学的判断，主要依靠市场力量使投资、消费、出口三者比例必须平衡。在这个基础上，再考虑行政资源的使用和价格的平衡问题。
当然在投资、消费、出口三者之间应该保持什么样比例关系，有人提出消费应该占到多大的比例，才能是一个正常的结构？我们认为单纯用消费比例继续上升，尤其是要达到有些同志主张的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比例占65％以上，我觉得恐怕还有难度，未来重点还是消费、投资并重的问题。从国际经验来看，当前我们这个阶段类似于日本1950－1975年代，当时日本的经验实际上也是投资、消费并重。这是我们讨论所谓经济结构第一个层面：消费、投资、出口之间的结构。
三、经济结构的第二个层面：产业之间的结构
从2005年到现在，我们各个产业之间的结构失衡状态也比较严重。比如制造业中传统加工业比重偏大，而现代高端制造业比例偏低；我们的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服务业占整个产业结构的比例偏低；农业等基础产业的抗风险能力很低。生产服务业和农业系目前经济结构中的短板，前者使制造业在接受市场信息、分割市场价值方面能力弱化，使中国制造的产品中普通商品比例偏大，而技术含量高、盈利能力强的产品存在不足；后者使优质农产品的供给不足，影响了人民生活的质量，并且容易因农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引发通货膨胀。
为什么我们的产业结构出现这种失衡状态？
第一个原因就是垄断，现在产业之间的壁垒很高，资本不可能在产业之间顺畅流动。除了技术壁垒之外，垄断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合理的产业结构，应该是资本能在各个产业之间顺畅的流动，而我们流动不了。我们的垄断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垄断，其表现为行政性的垄断，根源则是来自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原因导致各种资本在产业之间的流动受阻。例如我国实行的经济制度是公有经济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那是有主有次的，因此民营资本实际上在主次有分的条件下，不可能获得平等的法律地位和竞争上的平等地位。
我们最近想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推出新的36条，允许社会资本进入到像能源、电信、电力这些垄断行业，36条公布之后，大家感到产业调整很快要见效，但是我感觉解决不了深层问题。回顾2005年推出的老36条，当时我认为对中国的产业调整有积极意义，可是5年过去之后不仅没有起到作用，而且壁垒更加严重，所以才出现了去年理论界所讨论的国进民退的问题。新的36条，我估计照样很难解决问题。原因是产业之间存在的行政壁垒阻碍了各种资本在产业之间顺畅流动，国资和民资缺乏法律上的平等和竞争上的平等，而这种不平等还有着很深的思想基础。
最近我和一个民营企业家讨论这个问题，他说每次调整产能过剩问题，受损害的一定是民营经济。两个原因：一个是当我们生产能力过剩要储备某些要素的时候，收购的基本都是国有经济的产品，而不可能是民营经济的产品。二是我们要消除过剩生产能力，往往搬出来规模效益问题，而国有经济可以马上通过重组、并购来扩大规模。比如说最近鞍钢就重组了攀钢，鞍钢在东北、攀钢在四川，这么大的空间怎么实现要素的互补？一点意义都没有。但是重组之后规模问题就解决了，最终受到淘汰的仍然是国内民营经济。而且他告诉我，现在是有主有次，才有亲儿子、亲兄弟这种讲法，不可能有完整的法律地位和平等的竞争。
这样一来，虽然垄断行业在放开股权投资，但是国有经济只要仍处于绝对控股地位，民营经济进来以后很难触动它的各项制度，实现优势互补。一个民营企业家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国有经济吸收民间股份就相当于农村招上门女婿。上门女婿进来之后要承担儿子的责任，但是没有儿子的地位，民间股份进来以后没法改变国有经济的经营理念，更没法改变企业的体制，股权投资还不像股票投资，股票投资随时可以抛，股权投资抛都抛不了。民营企业家的这种顾虑不无道理。
如果我们仍然以什么为主、以什么为辅，就不可能达到不同经济成分之间的法律平等和竞争平等，民营经济在总量上成为主体以后就会因与这一政策相悖而顾虑重重。我想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要在思想上放弃各种经济的主次之分，通过完善法律体系，赋予民营经济平等地位，否则这种垄断是没法解决的。垄断没法解决，资本不能在产业之间顺畅流动，就不可能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平衡，这是我们分析产业结构失衡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在结构调整中缺乏核心技术。最近我们跑了100多家民营企业，发现一些企业家看到某些产业存在着短缺，他们有钱，也愿意投资，但是没有核心技术，其结果就没法进入某些产业，实现结构调整就面临着缺乏核心技术的问题。
最近我们研究发现，我们这个体制里找不到谁是核心技术推动的主体。比如国有企业依靠垄断就能赚钱，在机制上缺乏搞技术创新的动力。最近，国有企业不断爆出令人惊叹的“地王”，但是却没有在核心技术上爆出让我们振奋的东西出来，因为他没有这个意愿。而民营企业又很难担当此任，虽然我们出现了一些比较好的民营企业，在一些应用型技术创新方面有一些进步，但是民营企业的成长才30年左右，它在体制、资金积累上难以支撑关乎中长期利益的核心技术创新。
高等院校科研人员众多，一些高校实验室的硬件设备也有了一定的基础，但目前高校在管理体制上问题还比较多，尤其是在激励机制方面存在着扭曲，致使研究人员在团结、协作、潜心研究核心技术方面动力不足，结果是大量的物质资源闲置和人才的浪费。此外，我们国家办的研究所，大部分存在经费短缺的问题，只能做一点一般性技术研究，很难做核心技术的研究。从外部来看，美国等发达国家对我们技术封锁又非常严格，根本就不可能买到，甚至想接触都很难。
我们找不到支撑中国核心技术的主体，没有这种支持主体怎么出现核心技术？没有核心技术怎么调整结构？难以调整的结果便导致历年经济增长所积累的财富要么冲向房地产市场，要么冲向股市，冲哪哪涨，结果加剧了财富分配差距，也影响了整个经济稳定，而不是冲向关乎中长期发展的核心技术。因此，缺乏核心技术是造成经济结构难以调整的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就是结构调整中的利益机制失灵。所谓利益机制失灵就是我们讲的成本与收益的约束机制失灵。利益机制调整着企业的投资方向，正常情况下，当一个企业觉得生产成本远远大于收益便不可能再投资。但在中国这种利益机制失灵了，国有企业投资中的预算软约束和投资饥渴问题仍广泛存在。
财政部公布的2010年第一季度地方国有企业状况，1－3月份地方国有企业的净利润率是1.8％，而3月份CPI是2.2％，当年银行年存款利率是2.25％，实际企业是亏了0.4个百分点，搞生产还不如把钱存在银行。企业明知亏损，为什么还在干呢？原因就是不受利益机制约束，投资了就是赔也会继续干下去。当利益机制一旦失调，就没法校正结果，明明知道亏了还要继续投，最后的结果是，第二季度仍然在大规模增加投资。在没有利益机制约束的条件下，结构就根本不可能调整。
我们研究产业结构为什么失调，基本是以上这三条原因，这也是我们下一步要调整的重点。如果这三个问题得不到调整的话，我们的产业结构失衡状态还会继续加剧。只有这三个原因得到校正和调整，我们的产业结构才能够得以调整。这是我们关于经济结构所讨论的第二个层面。
四、经济结构调整的第三个层面：国家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居民收入之间的分配结构
从国民生产总值的收入角度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发现国家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居民收入结构严重失衡，失衡的主要标志是相对于国家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而言，居民收入增长太慢。比如我国职工工资总额和财政收入之比在1978年仅为50.24％，1997年该指数达到最大，为129.76％。自1997年以后，该指数逐年下降，2008年仅为54.97％。这一指标说明财政所能动员的经济资源是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将近两倍。如果再加上地方政府出售土地所获得的收入，财政收入实际增长速度更快。改革30年以后，政府的收入和全部职工工资收入之比和计划经济后期的年份相当。
这种收入结构也必然导致投资、消费、出口的结构失衡。居民收入太低，内需就起不来，结果当然是消费、投资、出口结构也会失调。因此我们调整经济结构，当然要调整国家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居民收入之间的关系。
怎么调整？总体大家认为，应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那就是适当降低国家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的比例。因此，这种调整最近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
第一要调整国家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之间的关系。调整的方向就是，相应的减少国家财政收入、提高居民收入。只有相应的降低国家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总量一定的条件下，当然居民收入才能够提高。我想，调整国家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的关系无非是四条办法：一是减税，二是退税，三是提高个税起征点，四是国家在社会保障资金上承担更多的责任。
2009年我国财政上直接对居民减税2200亿。虽然是减了，但我觉得数量太小。提高个税起征点也是一种减税的办法。个税起征点提高了，当然老百姓收入就会增加。我们现在执行的2000块钱起征过低。
退税是把税收部分退还大家，主要是出口退税、家电下乡和以旧换新。以我们正在执行的家电下乡和以旧换新的退税为例，2009年全国的退税指标是300－500亿，实际退了400多亿，没有退到500亿。如果农民不买家电、城市居民不购买新的电器这个税还退不了，所以去年的退税指标实际没有完成。为了更好地增加居民的消费，我们在退税的方式上是否需要进行一些改革，比如根据赡养人口的多少及是否租房等情况进行退税，采用这种方式税就比较容易退得出，也有助于变对生产能力的刺激为对消费的刺激，有利于启动内需和改善内需的层次。
在社会保障资金的募集上国家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我们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基金制改革的目标实际上是强调个人和企业的责任，如果从启动居民消费这个层面来看，社会保障制度越完善消费越低，因为把老百姓的钱拿去搞了社会保障，没有钱再搞消费。最近我调研了四个企业，得知它们给职工交纳的各种保障资金的数量已经占到工资的70％。相反，在北欧国家社会保障资金募集里边，国家缴纳的比例占到总资金的55％。当前我们强调社会保障资金缴纳方面的个人责任，显然在国家财政收入增长如此快的情况下，国家应该在社会保障资金募集上承担更多的责任。
我们最近做了一个模型，提出今年如果减税6000亿、退税3000亿，个税起征点提到3000元起征，在社会保障资金募集上国家占到55％的话，今年居民年收入增长可以增加5－8个百分点，居民消费一下子就起来了。我们这个模型的计算是有道理的，因为过去10年里，我们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一直低于GDP。如果不调整的话，我想恐怕这个结构很难调整过来。
当然这样的改革也有争议。有学者认为中国要成为第二大经济主体，在增长中间会产生巨大的国际摩擦，要保证中国的利益，无论是国防还是外交开支都会增长。如果加入这个因素，当然就不能依靠减少财政收入来增加居民收入。是不是调整还要考虑这个因素，我们就没有再计算，这个计算应该采用什么方式目前还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如果不考虑这个因素，我们最起码在这个关系上应该做上述的调整。
第二要调整企业利润和劳动收入的关系。现在居民收入低的原因，是因为企业利润增长太快，所以劳动收入增长比较慢。要增加劳动收入就必须减少企业利润。结果这个结论提出来之后引发了三个争议。
第一个争议，中小企业反应极其强烈，民众对垄断企业继续提高收入也不能接受。中小企业不认可这个判断是因为其利润已经很薄了，要再提高劳动收入，企业就没法运作了。最近我们搞了十个企业详细的成本分析，发现它们的利润差不多是0.1％左右，基本接近亏损，大量的一般制造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基本是这个状态。为什么还要干下去呢？因为设备折旧还没有完，这么多人还要吃饭，所以微利的条件下还要运作。你要提高劳动力收入，这个企业马上就运作不下去了。此外，部分国有企业确实利润增长很快，尤其垄断性企业劳动者收入增长很快，似乎它们应该调整一下劳动收入和利润关系。但是八大家垄断性企业就业人员是我们总体就业人员的8％，收入却占到我们总体收入的60％，这便很难调整。所以我们主张要区别对待，要调整劳动收入主要还是这两种类型企业之外的其他企业。
第二个争议，劳动收入和利润的关系靠什么机制来调整？西方国家是依靠工会、雇主协会、法院之间进行博弈。工会一旦发现利润增长很快，而劳动收入没有增长，就要找雇主协会谈判，不加薪就组织罢工。但是罢工需要法院批准，三大力量博弈的结果实现了劳动收入和利润之间的平衡。
我们还没有形成各个力量均衡的阶层主动博弈机制，主要靠劳动力市场的供求来调节，表现出调节缓慢和缺乏灵活性等特点，效果不理想。我们正在起草一个法律文件，叫“工资条例”，工资条例如果起草完成之后，就作为调整利润和劳动收入之间的法律文件。我不知道这个工资条例最终能不能形成共识，能不能有效调整劳动收入和利润关系，恐怕还要等把它搞出来并执行一段时间以后才能进行总结。第三个争议，大家都认为财政收入高、企业利润高、劳动收入低，这没问题，要进行调整，那么要谁带头调整？先减少财政收入呢，还是企业先降低自己利润？2010年“两会”期间我们开了一个内部座谈会，有企业家、有政府人士，这个说要政府减少税收，那个说要企业减少利润，究竟谁能够承担率先调整和居民收入之间的关系目前还没有共识。
第三必须提高居民的财产性收益。居民收入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劳动性收入，一是财产性收入。当一个国家居民收入里劳动性收入占的比重太高，财产性收入占比太少的时候，那是不可能富起来的。美国人的收入里边，劳动性收入占50％左右，财产性收入占40％左右，所以它比较富有。而我们的人均收入里边，财产性收入占的比例仅有1.8％，所以富不起来。要想富起来，就得想办法提高人们的财产性收益。提出来这条调整的思路，又引发了两个非常尖锐的争议。
一个争议就是要提高老百姓财产性收益，必须先让其有财产。这就提出怎么样让老百姓有财产的问题，就争议到要不要把国有资产分给大家？但这个问题争议非常大，既有来自于意识形态方面的，也有来自于既得利益阶层的。既然把国有资产分给居民存在争议，就需要在不分的条件下找到替代性的解决办法，如能不能让居民先享受国有资产收益。按这个思路，我觉得去年政府做了两件有意义的事：一是把央企利润的10％划归社会保障账户，社会保障账户是居民都能享受收益的账户，就等于居民能享受到财产性收益了；二是把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的10％划归社会保障账户。同样也等于大家有财产性收益了。我们把这两个做法叫“双十原则”。我觉得现在比例还偏低，去年央企7000多亿的利润，10％太少了一点，能不能再提高一点？同时上市公司国有股权划入社会保障账户的比例能否再提高一点？未来如果能够再进一步提高比例的话，人们的财产性收益应该就会增加了。
另一个争议是提高人们财产性收益与稳定房地产市场的争议。居民财产性收益无非是两种收益，一是动产收益，一是不动产收益。动产收益有赖于资本市场，不动产收益有赖于房地产市场。要提高人们财产性收益，我们必须活跃中国的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才行，如果二者都不活跃，财产性收益就不可能提高。活跃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方面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市场。考察政府在房地产市场所面临的问题，一是房地产和经济规律的关系，二是房地产和民生的关系，这两个方面都要兼顾。讨论房地产和经济规律的关系，主要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供求关系问题，很明显，我们城市化在加速，对房子的需求是持续上升的，但土地有限而且供给渠道不畅，房子存在短缺，价格要上涨。对于房地产市场和民生的关系，我们一直主张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但是从当前的房地产政策看，我们有点不理性，表现为依靠对市场的行政管制来解决民生问题，实际上是把民生的问题推到市场上来解决。既然要提高人们的财产性收益，就不能不面对这个问题。
这样一来，就给我们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难题，就是如何在防止出现资产泡沫的基础上还能够活跃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增加人们的财产性收益。动产收益有赖于资本市场，不动产收益有赖于房地产市场，这两大市场必须活跃，活跃过程中会出现资产价格上涨，我们有泡沫的压力，这是另外一个事。我们活跃它和防止它价格上涨过快出现泡沫压力，这两者要平衡协调好才行。
在国家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居民收入的关系上，总体判断是居民收入偏低，所以要适当调整这个结构，减少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的比例，增加居民的劳动收入和财产收益。
总之，这就是我们所提出的基于国民生产总值的经济结构调整，这三个层面，一个是投资、消费和出口的结构；一个是各个产业之间的结构；一个是国家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居民收入之间的结构。三者之间内部紧密相连，而三者之间也存在因果链条，其中一个环节发生变化就能对整个增长的结构发生全局性的影响。例如居民收入和内需之间、国家财政收入和投资结构之间，居民的需求及其层次对产业结构层次的影响等都会发生变化，因此，应该从全局的角度思考调整的顺序和比例。只有这三个方面的结构比较合理，我们的经济增长才可能走向科学发展的道路，增长方式的转变才可能实现。
（本文系魏杰教授于2010年6月在长安讲坛的演讲稿，由尚会永整理并修订。）
收稿日期：2010－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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