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科技发展与当前主要国家的综合国力竞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综合国力论文,高科技论文,竞争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纵观世界历史和各国发展，人们可以看到，任何国家的成败乃至大国的兴衰都与其当时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条件及能力有关。在历史上，18—19世纪的英国，按其地理面积、人口和自然资源情况，在正常计算中，应只占世界总财富力量的3%左右， 但由于该国首先完成了政治和产业革命，积累了较强的国力，在当时强权政治、炮舰外交、殖民统治、掠夺性贸易的世界形势下，竟迅速暴发起来，达到世界总财富力量50%的不正常状态。稍后，美国按正常情况也只应占世界总财富力量的17%左右，鉴于类似英国的原因，在1945年同样达到占世界总财富力量50%的不正常状况。二战以后的几十年，随着世界政治、军事、经济和科技发展等一系列重大变化，英国早已衰落，确切地说，恢复到了正常的位置。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扩张因受到70年代后国际格局新的机制的约束，亦一度向正常状态转变。日本的经济奇迹更是在特殊情况下造成，随同这种特殊情况的消失，日本不仅会在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方面明显减慢，而且资源、地理和军事方面的不利处境，照样会牵制国力的增长。如此等等。这些事实说明，一个国家的强盛或衰落，既要看具体的历史背景，又得分析国力各要素相互作用的效果，特别在主要国家之间，实际上就是一场综合国力的总体较量。
如所周知，4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世界基本格局曾一直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霸权。进入70年代后期，由于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和全球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前苏联即开始国力衰竭，美国也感到今非昔比。与美国和前苏联相反，日本、西欧及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却在70年代以后迅速强盛起来。世界格局的这种历史位移，不应单从政治范畴找答案，其实，前苏联的解体和两极对立格局的终结，与战后发生的从低技术向高技术发展的科技革命及由此引起的国力对比的落差往往有着更直接、更深刻的联系。因为从70年代起，科技的地位持续上升，国际关系的重点迅即转向经济领域，正是在这个时候，前苏联与美国在科技和经济实力上的差距急剧拉大，最终竟导致战后旧有国际格局的倾斜和解体。在国力构成中，军事力量一贯是国际较量的重要筹码。以往世界强国地位的转换乃至世界文明中心的迁动，无不与军事优势的转移或军事实力的对比变化相关联。而科技置换军事并同经济紧密耦合，却是以70年代中期为转折所出现的国际关系新的特点。由此可见，目前这场新技术革命正在改变过去科技与经济、政治联系的被动方式，使科技在国际关系中充分显示出一种生力军作用。现今大国强国之争，大都表现在对高科技优势的争夺，根据以高科技为导向的国际关系演变，人们不难看出，当今世界的一个明显走向，就是一些地区大国都在竞相争夺综合国力制高点，从科技、经济、军事、文化、生态等方面强化本国优势，以维持现在和未来生存与发展的有利国际地位。特别是科技、经济对综合国力发展的巨大能力，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都纷纷卷入到全球范围的较量。
一、科技领域的较量
70年代以来，随着新技术革命的步步深入，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科技不仅是综合国力的一项基本要素，而且对综合国力其他构成亦具有很强的辐射和影响力，因此，在战略上日益重视发展科技，把科技的地位和作用放到国家利益的全局来考虑。在这里，最为突出的是美国同日本、西欧展开的高科技领域的竞争。近些年，美国因科技地位受到严重挑战，接连数次对科技政策进行重大调整。70年代和80年代，军用科技的沉重包袱曾经使美国科技发展无法轻装上阵。从90年代初，美国即开始放弃和缩减某些超大规模科研计划，如停止实施“星球大战计划”及有关基础研究项目，转而大量发展像“信息高速公路”一类将科技与市场紧密结合的应用设施建设，并且在军转民产业上狠下功夫，使美国世界第一科技强国的地位不但进一步巩固和加强，而且以从未有过的强劲势头发展。再拿日本来说，该国素有重应用技术、轻基础研究的传统。最近几年，日本也深深尝到了科技投入“民高官低”，造成国家发展后劲不足的苦头，积极抓紧基础研究，在科研经费上不断加大政府投资比重。西欧国家也在奋力加快科技发展，一种强烈的危机感正迫使西欧急起直追。俄罗斯有较持久的科技基础，不过，其政治、经济的不稳定状况和严重滞后，制肘了科技实力的发挥。在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中国、印度、巴西及亚洲“四小龙”等，因为利用近十几年的国际有利形势和本国、本地区的资源、文化、人力优势及经济跨域互补，其经济、科技力量增长很快；各国都在加紧科研和开发，推广知识密集型产业，逐步在世界科技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如中国的火箭发射空间技术，韩国的半导体工业，已成为美日欧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全球科技领域的较量，力量并不平衡。目前，特别是在那些科技发达国家之间，争夺尤为激烈。为适应新形势下国家发展的需要，各国都设法把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往往最有潜在经济价值和产业应用前途的“热门”高科技领域中去，从而使某些主要高科技领域的竞争愈加尖锐。90年代，世界主要国家的科技较量，尤其呈现出科技与经济交叉并进的态势，许多国家都把力量集中在（注：李忠杰：《世界科技发展的战略态势》，《国际社会与经济》，1994年第8期。）：其一， 调整战略方向，进一步加强科技同经济的结合，把科技发展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在这方面，美国、英国、中国、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做法最为显著。其二，选择关键性的高科技项目作为战略突破口，以此带动科技和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所谓关键性高科技项目，一般当然是指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高科技六大前沿领域。各国无不以此为重点，制定各种各样的科学计划及产业发展规划。如美国从1991年即着手实施“大科学计划”，尖端课题和设施有几十项之多。到1996年，西欧的“尤里卡计划”已实行了10年，任务数达900余项。1993年，西欧国家又再度提出1994—1998年的第四个科研计划。中国的“863计划”和“火炬计划”，亦属于国家重大攻关课题。韩国从本国实际出发，同样制定了一套“先进国家计划”，等等。在全球性科技竞争中，格外应当注意的是，1993年由美国率先提出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至今短短三至四年，在世界引起的反响十分强烈。继美国之后，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新加坡、巴西、阿根廷等都在加紧实施光纤电缆传输网络的铺设工程。“信息高速公路”正在成为面向21世纪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战略要冲，也是未来国际竞争的一个首攻据点。其三，把改进国民生活质量和生活环境作为科技发展的社会目标，科技人文化倾向日益明显。其四，科技全球化趋势迅速发展，各大国间的合作与竞争愈演愈烈。在一些国家的合作中，特别是围绕成果分享、知识产权、经济利益等事关利害关系的问题，总会出现种种磨擦和纠纷。从众多国家之间的科技竞争可以看出，至少在90年代和下世纪初的若干年中，美国参与全球较量的实力最强。日本近两年显得衰退。西欧各国虽然在奋力追赶，但由于相互制肘因素太多，往往容易损耗应有的科技集束能力。广大发展中国家尽管原先科技基础较为薄弱，但穷则思变，加之在国际科技歙合作中可以利用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缩短从研制到生产的周期。所以，只要战略和决策正确，经过一定时期的努力，完全有可能后来居上。
二、经济领域的较量
70年代后世界格局变化的大量事实证明，在现今国际关系中，单靠军事实力来炫耀国威越来越不适宜经济、政治发展的客观需求。特别从80年代中期起，因国力对比不再仅仅以军事能力来衡量，而是用经济、科技、军事、文化、教育、政治、资源、生态诸力量的总体评价给予定论，这样，国际力量较量的重心就显然发生了转移。从现实情况看，一国要在国力各领域都占尽优势，这种机率很小。一般都会是，一国在某些方面占优势，而在其他方面又处于相对劣势。当然，就目前说，美国的国力优势的确比较全面。而别的国家却不同，象日本和俄罗斯，这两国在经济、科技、军事、资源方面便都有着各自的长处与不足。在世界经济领域，一些大国正在利用本国的某种强势，进行紧张拼逐。首先是美国，该国经济自1991年走出衰退之后，一直保持稳定增长势头。目前，美国经济发展有利的一面，关键是抓住了生产率的提高，把制造业作为一个基本环节。在这当中，美国并一再进行科技政策调整，注重军转民技术的开发、应用，加快产业结构的改革和配套，在经济竞争占主导地位的时代，美国经济在竞争力和创新方面又在重新恢复活力。其次是日本。近些年，日本一方面在努力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甚至军事大国，同时又在加紧构筑以其为中心的多层次东亚经济圈。日本推动东亚经济圈形成的主要措施，一是向“四小龙”和东盟国家提供市场；二是大幅度增加在“四小龙”和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另外，还积极与中国接近，搞好与周围邻国如韩国、朝鲜、蒙古乃至俄罗斯的关系，借以为其长期目的服务。从全球范围看，日本同美国、西欧的经济争夺却一直连续不断，其内容无非是围绕市场、贸易和金融等问题，而高科技产品优先权的抢夺则是最敏感的对象。再次是西欧。西欧在70年代后曾经历过较长时期的经济衰退，即使到90年代初，也还是发展缓慢。直至1994年，西欧经济才开始复苏。面对经济复苏的有利形势，西欧国家为强化自身的竞争力，一度放慢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又继续加快。西欧国家加强联合，既是为了维护本地区在全球的利益，另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对付美日的竞争和挑战。当美日磨擦节节升级时，欧、美经济关系同样十分紧张。最后是发展中国家。80年代中期，发展中国家的兴起一直引人注目。特别是东亚、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发展，更加成为世界性热门话题。东亚国家的兴起除日本外，主要就是亚洲“四小龙”，东盟国家和中国。拉丁美洲国家则包括阿根廷、智利、墨西哥等，继日本之后，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迅速，目前已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竞争较强的国家和地区。在东北亚地区，尤以中国的经济增长最为典型。在世界经济竞争中，为抵御西方国家贸易保护壁垒，已有100多个发展中国家组成了约20 个较大规模的经济、贸易合作组织。对于全球性经济较量，固然要看到国家本身的参与及活动，同时也不应忽视区域性经济组织所起的驱引和配合作用。
从各国经济发展及其相互较量可以看到，80年代末至90年代是世界主战场从军事角逐转向经济竞争的重要转折时期。发达国家在新技术革命后，经过整个80年代的经济结构调整和90年代初期几年的适应，如今又恢复活力，开始稳定、强劲的增长。而发展中国家虽然困难不少，但都在吸取过去政策失误造成的教训，积极推行改革，使本国经济逐步走上正确、健康轨道。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为着提高经济竞争力，增强在全球较量中的内功和应变性，同时也为着有效地促进综合国力的增长，近10年来，许多国家都纷纷在经济与社会的宏观管理、科技政策与产业结构的转轨定向、企业行为文化功能、世界市场的营销方式以及区域经济合作的组织系统上进行调整和改革。各国的经济发展动向说明，经济领域的管理模式与方法正在急剧演变，单凭传统的理论和政策已经缺乏资格参与当今世界的竞争。尤其应当看到的是，70年代以来的科技进步早就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其应用和推广不仅在有力地促使世界经济的增长，而且在极大地改变世界经济的运作规程。在世界经济发生根本变化的氛围里，由于不同国家或地区采取的措施与行动不一，因而有的增长很快，有的较为缓慢，也有的踏步不前。正是这种发展状况与水平的差异，往往使全球范围的经济较量总会以种种实力强弱拉开距离和档次。
三、军事领域的较量
在人类历史上，国家间军事领域的较量由来已久。只是在新技术革命以后，全球军事较量的形式和内容却有了实质性转变。在70—80年代，由于高科技在军事领域的普遍应用，使得武器装备和作战水平出现大幅度提高。正是凭藉这种先进技术手段，在战后40多年美国和前苏联才有条件导演了一轮又一轮常规武器与战略核武器的大规模军备竞赛。直到90年代初，随着前苏联解体，引起世界对立的两大军事集团终于宣告冷战休止。在当前形势下，尽管全球范围的军事对抗暂时消解，但原先的西方军事大国并没有泯灭希冀称霸世界的图谋。比如，美国一直都想建立以其为首的一极世界，日本也想成为政治大国，德国总是费尽心机左右欧洲事务，所有这些说明国家安全不仅没有过时，而且仍然是维护全球和平与安宁的一个重要因素。研究70年代至今的世界军事发展，首要的是必须注意各个军事大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如何把高科技用于武器装备的更新和军队建制的改进，这是许多国家力求在全球军事较量中取胜的关键一步。将高科技用于武器装备的发展，目前花费资金、人力最多的无疑是美国，其次是日本、俄罗斯、英国、法国和德国。根据美军作战模拟结果，采用新式武器的作战效能要比普通武器大50倍至数千倍。不过，从总体上看，新技术革命所造就的新式武器固然杀伤力大、破坏性强，其付出的代价也高，反而在一定程度限制了某些大国的军事行动，使其不敢胆大妄为，客观上起到了维护世界和平的作用。
80年代末至90年代的世界军事变动，已经大大不同于70年代以前的情况。以往人们总认为，对于国家安全来说，其威胁主要是来自外部的军事进攻，用以对付威胁的手段只能靠军事力量。为着保卫国家安全，历来都强调军备的重要性。但在当今时代特征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不会单是军事，而应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生态在内多重要素。因此，全球军事实力的较量绝不能仅仅指战场，比如和平条件下的军事威慑、战略软战以及内外安全侵蚀等，同样可看作是一种通过军事实力所显示的较量方式。90年代和今后一个时期，随着世界格局和各种力量结构的变化，国家间的利益冲突将与综合国力竞争协并互动，而与此相关的国际安全形势也会出现一系列大的转折。首先，国家安全将面临全方位、多层次的挑战与威胁，使国际安全因素变得更为复杂。现今时期，一个国家的安全已远远超出使用军事力量抵御入侵的范围，而是包括经济、科技、外交以及军事在内的综合性挑战。为应付这种威胁，各类国家都需要重新设计自己的长远国家安全战略，以争取不战而胜和长治久安。
四、文化领域的较量
近10多年，各国文化同样在对世界经济、科技变革产生巨大影响。战后时期，世界经济曾一直受着美国支配。美国正是依托这种经济上的优势，大肆兜售本国文化。70年代后，世界形势发生变动，特别是高科技在全球的大力传扬，竟在迅速冲决美国的文化霸权。当前，能够与美欧文化匹敌，并在一定程度上标志人类发展方向的文化类型显然是在亚洲。人们普遍承认，80年代以来，中国（包括香港、台湾）、韩国、日本、新加坡及泰国、印度等东亚和南亚国家经济得以持续稳步发展，除了国际经济条件和社会、技术等外在原因外，更重要的是亚洲国家及其国民有一套独特的与西方价值观截然不同的文化，有一种别具一格的看待世界的方法。西方文化对自然和社会总带着一种异化和征夺的理解，而东方文化则主张和谐与统一，这一切都决定了亚洲人的内在素质在某种意义上不同于西方人，由此便构成了亚洲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无论亚洲还是世界，必须永远面向未来，才能形塑生机勃勃的文化。当今时代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也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崭新时期。这是个需要智慧和创造、需要细致分析和高度综合的时代。面对此种历史趋向，人类不能不对自己的未来提出更高要求和设想，以便共同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及时对世界格局的变化做出准确判断与预测。同时，对于人类大规模的经济、资源开发活动，亦需要给予可靠、优质的文化咨询服务，而不致给某些国家或地区继续造成不应有的社会及生态损害。要实现这些目标，达到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高度兼顾，从根本上说，除了科技、经济手段之外，还得充分发挥文化的社会功能，积极寻求和制定能够正确而有效地改造现实的方案与措施，让现实的努力与理想的未来得以很好地衔接。一个国家要想在全球文化较量中保持住优势，仅仅靠既有文化传统远远不够，必须将现代人类社会丰富、完善的内涵，诸如科技发展、社会教育、自然人文、生态保护、资源开发、人口优化等知识和技能及时补充进去，并切实加以撑握，才会在国际社会的多层面表现出强健、持久的适应能力。
现代文化的发展，同教育、科技的关系最为密切。如果文化问题解决不好，那么，所谓“民族未来”“民族生存”等，都纯粹是句空话。教育是治国之本，科技是兴国之道，而文化则是教育与科技的灵魂。任何国家要发展经济、增强国力，必须同时抓好文化、教育和科技才行。随着世界性大文化的出现，许多国家已在着手教育的竞争。新技术革命以来，由于文化发展的某种相对滞后，各国的教育也同样存在关系不顺、配置不当的现象。美国是个超级大国，教育投资很高，学校数量堪称世界之冠，但其教育制度、社会结构，甚至政治文化，无一不深含众多的矛盾和缺失。也有人认为，社会文化是当今美国教育急剧衰退的根源和症结。在美国，文化的“庸俗化”盛行，已使其自食恶果。在冷战结束后，由于世界政治局势不稳，哲学思潮较为混乱，这样，国家间文化实力的较量便有着与经济、科技相同，或者说，更为重要和深远的意义与作用。文化是种相对于经济、科技、军事的软实力，通常由一国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意识形态等构成，如民族的凝聚力、文化影响力、对国际机构的控制力等，均属软实力范畴。对于综合国力来说，文化、教育一类软实力的作用正在越来越大。因为在现代国家中，起决定作用的实力已在从有形的资源、劳动力、资本向着无形的知识、技能、信息状态过渡。从这些方面看，发达国家的文化躯体虽然漏洞不少，但其科技、经济的强大优势和比较完备的管理制度，却又弥补了较多缺陷。美国是其一例，其他象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有类似情形。东亚国家在文化上因受中国传统文化濡染很深，加之在新时期予以改造，所以在哲学和伦理方面日渐趋同，并且对外地区也产生着越来越强的感应。前苏联、南斯拉夫及部分中东国家的文化拒斥和政治背离固然削弱了各自的国力，但此种状态未必会一直延续，只要政治争端解决，实现社会稳定，文化的内聚性还是可以恢复。当前，全球文化正呈现一种大融合的趋势，许多国家都开始重视不同文化的不同特色，并且在不同文化的对榫与汇流中主动吸收别种文化之长，以填补自身的不足。形势在不断推进，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必须高度注重文化发展在未来世界的地位，真正加强文化和文明两种建设的协同并举。对于发展中国家，最为重要的是必须有一套应付西方文化挑战的战略对策。因为西方文化至少在可看得见的将来，仍然是最强大的文化和文明。当然，非西方文化并不是不要吸收西方好的东西，而是在借鉴、吸取西方文化中积极、健康部分的同时，务必存自身文化的精华，不致受西方文化消极成份的侵袭和淹没，这是世纪之交各民族文化优胜劣败的较量中应当非常明确并严肃对待的一项历史任务。
五、生态领域的较量
时至今日，生态维护既是各国共同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是检验每个国家在全球经济、科技、文化竞争中能否持续发展的一把准尺。发达国家对生态与资源问题的关注起始较早。还在50年代，这些国家的学者就提出了有关生态持续的思考。到70年代，生态问题愈加引起发达国家的极度重视。一般地说，在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发达国家总偏于强调生态与自然维护，而多数发展中国家则往往把提高生产力放在首要位置。其结果是，有些发展中国家越不及时注意生态平衡，便越造成生产效率低下、自然资源锐减和社会极端贫困。发展中国家要想使资源、生态得以持续，一个必要前提就是尽快让大多数人摆脱穷困，丢掉简单地维系生存的生产方式，增强对生态的适应能力。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实现持续发展的关键，都在于通过能力的建造，利用、改造和保护生态与自然资源，进而达到增强经济实力，促使经济、资源、生态协调和良性循环的目的。从根本意义上说，持续发展的途径同样是对一个国家总体实力的全面衡量。目前，在世界范围，生态维护较有成效的地区大都集中于西欧和北美。一些发达国家依仗这种优势，甚至连外交活动也赋予浓厚的生态色彩。象德国、日本、英国、法国、美国等因惯于把倡导环境立法当作对外关系的时髦王牌，并通过多种国际组织四出活动，所以在国际政治讲坛总是屡屡得分。前苏联一直疏忽环境安全管理，使得核泄漏、核污染事故再三发生，长期都是世界舆论遣责的对象。实际上，生态问题已不单纯是一种经济、科技发展的负面现象，同时也是对一个国家的政府调控、发展战略和国民素质水平高低的客观度量。研究国家间的力量比较，固然要分析经济、政治、科技、军事、文化等软硬要素，而如果忽视了70年代后生态领域展开的新国际较量，那么至少是对世界活生生现实的一种熟视无睹或者很不完整的了解。
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多国较量、各领域全面变革的时期。在这个时代，无论何种类型国家，都一概面临着挑战与机遇的双重抉择。任何国家要想主动跟紧现今世界的变革潮流，必须靠综合国力的整体优势作为牢固支撑。以往的综合国力研究虽然涉及到了国家结构机体的某些主要方面，然而立足于全球的大范围分析，则显得要素体系松散，其理论和方法也较缺乏深度。即使是对有关国家进行综合国力预测，亦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军事、资源、外交等传统框架，而应当涵括社会和自然界远为广泛的整合系统。从这种角度判断，目前的几个大国和地区，美国不仅被公认军事实力最强，国防投资巨大，武器装备先进，而且经济、科技力量也最雄厚，所以，在未来10—20年，其综合国力仍将稳居世界第一。日本是个贸易和经济大国，根据资源和人力因素，该国有许多先天缺漏。尤其需要看到，尽管日本在国际市场占较高经济份额，但政治和文化的对外影响因受岛国限制，当别国开放形成全球气数的时候，日本的作用反而会减小。到下个世纪前期，日本的国力甚至可能不是中国的对手。西欧在国力竞争中的王牌较多，诸如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生态乃至政府管理，都不比美国逊色。西欧参与全球综合国力竞争据以取胜的关键，主要是加强政治的团结和军事的联合。欧洲统一大市场和欧洲联盟的建立虽然为此迈出了一大步，但西欧毕竟是分立的民族国家，无论德国，还是法国、英国、意大利，其国力竞争获胜的途径都只能通过地区联合来给以维持和加强，西欧任何一国显然缺乏条件成为单个的世界头号强国。中国是个资源相对丰富，经济发展迅速的国家。由于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不但高科技及其产业化步步深入，军事现代化进程亦在陆续加快。按照经济、科技的目前发展速度，到2000年，中国的综合国力有可能位居世界第八、九位。2050年前后，社会人文和人民生活水平有可能跻身中强国家之列。至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某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尽管其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水平已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但因为对全球政治、军事、文化的作用与影响比不上中国，所以，仍不能视为世界综合国力竞争的重点国家。
人类历史总是在不断演变。100年前，英国、 德国和法国曾经是东西权力的中心。到本世纪中后期，又出现美国和前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临近90年代，前苏联解体，遂形成现今世界多极化的格局。事实上，前苏联一极的消失，并不等于美国这个超极大国能继续称霸全球。自80年代以来，美国已一天比一天难以施展近半个世纪发号施令的资格。目前世界的“极”不应再理解成旧国际关系中政治和军事抗衡势力的阵营或集团，而主要必须从综合国力的重新组合对世界格局变动与转换所起的作用来下定义。从历史看，欧洲和北美国家支配世界达两个世纪之久。根据80—90年代的发展趋向，亚洲正在成为世界经济、政治、文化最活跃的核心地区。因此，国际关系的下一阶段将会由几个基本的力量中心，即美国、西欧、日本、中国、俄罗斯以及仅次于中国的印度、巴西来组成。这些国家和地区虽然国力强弱的侧重点不同，但各有千秋，特别是在综合国力的某些重要方面，其整体实力都比其他国家强。所谓主要国家的综合国力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即是围绕此类大国而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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