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不平等与再分配职能在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之间分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分解论文,不平等论文,职能论文,中央财政论文,地方财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102(2011)05-0018-06
一、引言
平抑收入不平等的再分配职能在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之间的分解是长期摆在财政经济学家面前的一个尚待破解的难题。Musgrave(1959)强调再分配职能应该由中央财政来执行，其基本依据是移民引致的再分配外部性。但是，现实政治经济生活要求地方财政拥有一定的征税和支出权力，赋予地方财政合适的自治权利可以提高公共政策效率。越是贫困地区的政府越容易忽略民众的需要，财政分权越被期待(Sato和Yamashige，2005)。
但是，我们对谁(中央财政或地方财政)更应该执行再分配职能似乎仍无定论。在国内，阎坤和陈昌盛(2001)就再分配职能分解问题进行了规范分析；国内实证分析则基本空白。国内文献极少的原因是：在理论方面，国外模型一般假定人口是完全流动的，但在中国，由于户籍制度的原因，中国人口的流动是不完全的，从而使中国理论模型的构建复杂化；在实证方面，职能分解涉及到多层变量，一般的OLS估计不再适用。
本文拟从这两方面取得突破：一是构建人口不完全流动情况下收入不平等与多级财政再分配模型，以作为理论基础；二是构建多层线性模型对理论假说进行验证，并用bootstrap技术进行稳健性分析，以寻求政策结论。接下来的结构安排是：第二部分是理论模型；第三部分是实证分析；最后是结束语。
二、理论模型
(一)个人收入不平等与财政再分配引致的人口流动
遵循Wellisch(2000)，我们假定一个国家只有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每个地方i(i=1，2)的生产要素有两种：一种是固定要素，其特点是非流动性且供给没有弹性，每个地区的固定要素被富裕家庭占有，他们是本地区再分配的贡献者即上交所得税；另一种生产要素是流动性劳动力，我们定义其为贫困人口，每个劳动力在本地区提供一个单位的劳动，我们假定存在两类流动性劳动力(p=t，s)，其区别在于劳动生产率上(即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这也表明同一地区内两类劳动力由于个人收入不相等而在接受转移支付时数额不平等。地方财政再分配指的是发生在固定要素所有者即富人与流动劳动力即贫困人口之间的转移支付(r)，这项支出是通过向固定要素所有者等额征税取得的。地方财政收不抵支缺口，由中央政府转移支付弥补，以期收入公平分配。
(二)地方财政再分配低效率
人口流动造成本地区对穷人的转移支付供给不足，说明分权下各地区间的财政再分配引起的外部性是明显的，分权下的财政再分配纳什均衡是低效的(Facchini和Testa，2008)。
遵循Blackorby等(1995)，我们定义地区i的功利主义福利函数为：
由(7)式和(11)式可知，只有辖区内居民收入人人相等，政府转移支付无差别，地区福利最大化目标下的收入再分配才能实现，显然，这与原假设(两类劳动力生产力不同，收入相异，接受转移支付数额也不相等)矛盾。因此，地方财政履行着收入再分配职能，但公平再分配难以实现。
(三)中央财政再分配与分权下财政再分配博弈纳什均衡
综上所述，我们得到理论假说：平抑收入不平等由地方财政再分配和中央财政再分配共同承担，地方财政可以运用税收与转移支付双重工具，但由于移民导致的外部性，地方财政再分配力度往往不足，于是，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再分配予以弥补，从而使居民收入趋于平等。
三、实证分析
鉴于中国分税制改革形成的财政体系为多层系统，我们拟采用多层线性模型对理论假说进行实证分析。基于理论假说和中国分税制财政分权体系特征，我们选取两层变量：第一层是地方层面的变量。(一)因变量：基尼系数(Gini)。(二)自变量：(1)个人所得税税负(Tax)。我们以各省级个人所得税除以GDP表示。(2)转移支付率(Tranloc)。我们以各省级社会保障支出与救助支出之和除以GDP表示。这两个变量为弥补市场失灵的财政再分配政策指标，从理论上看对收入不平等应该具有抑制作用。(三)控制变量：(1)收入(Inc)。我们以各省级人均GDP表示。(2)人口流动率(Flu)。我们以省级本地户口居住人数除以总居住人口表示。从理论上看，人口流动率对收入不平等应该具有抑制作用。第二层是中央层面的变量：中央财政转移支付(Trancen)。我们以1997-2007年中央财政给予各省的转移支付总额占这11年中央转移支付总额之比表示。它显示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支持力度，表示中央对地方收入不平等的干预力度。我们的样本为1997-2007年中国30个省级数据(西藏除外)。所有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我们构建的多层线性模型是：
地方层面：
我们使用的分析软件是HLM5.04。考虑到软件遇到小于1的数据均取0，我们对小于1的样本数据均扩大10000倍，数据调整不影响结论。另外，我们在软件分析过程中使用listwise剔除了问题数据。分析结果见表1。
在表1中，模型1为零模型，模型2为不包括中央层面变量的完整模型，模型3包括了中央层面变量。从模型1的ICC可知，在影响基尼系数的总体变异中，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差异占比为15.45％，说明多层模型估计比普通OLS估计更加精确、稳健。从地方层面看，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与基尼系数显著正相关，说明地方财政转移支付不仅没能缩小收入不平等，反而是扩大了不平等，这与刘穷志(2007)的结论一致；个人所得税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收入不平等，但不十分显著。从中央政府层面看，中央政府转移支付与基尼系数负相关，说明中央政府转移支付弥补了地方转移支付功能缺陷，但效果并不显著。
多层数据是传统回归模型无法用以进行计量分析的，多层模型对于多层数据的回归分析与传统回归模型相比具有显著的优势：(1)多层模型由个体水平模型和组水平模型共同组成，而单一水平回归模型忽略了数据的多水平结构。(2)在多层数据中，同一组内的个体与其他组内的个体有更大的相似性，各组内的观察对象是非独立的，存在组内相关系数即ICC，因而模型违反了传统回归模型的基本假设。(3)两个不同水平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二模型不仅效应的量不同，有时甚至符号也相反。这种现象称之为Robinson效应。(4)多层数据中个体水平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可能随组群不同而不同，即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在异质性。传统回归模型使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分析微观水平的关系异质性，并将宏观水平变量的测量值分解并分配到微观水平上。这里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它将数据看做是相互独立的，这将导致模型参数标准误估计出现偏倚。但是，多层模型可对个体水平和组水平的数据同时进行分析，在一个模型中同时检验个体变量和组变量的效应，因而避免了Robinson效应。而且，多层模型分析不需要数据相互独立，因而可以修正因观察数据的非独立性引起的参数标准误估计偏倚(Hox，2002)。
尽管多层数据模型存在传统回归模型所不具备的优点，但它也存在局限性，主要不足有：(1)由于要在微观水平和宏观水平同时分析结局测量变异，多层模型较普通模型复杂，样本量要求较大，模型参数量较大，不能简约；(2)假定多层数据是完全嵌套的，即每一个较低层的单位嵌套于并且只能嵌套于一个较高一层的单位；(3)组群数量相对较少，组水平的残差可能呈非正态分布，因而模型的参数估计可能出现偏倚。事实上，中央财政对各省的转移支付显然具有外部性，但考虑到外部性可以相互抵消一部分和(省级)辖区的相对闭合性，我们姑且看做是完全嵌套的。不过，中央层面的样本过小(30个样本)，违背了组水平样本足够大的假设，地方层面的参数估计可能受影响较小，但中央水平回归系数估计的标准误及方差成分估计却易于产生偏倚。所幸的是，多层bootstrap模型是处理多层数据中组群单位数较少引起的模型估计问题的有效方法，它能够校正参数估计偏倚，提高统计推论的准确性(Maas和Hox，2004)。Wang等(2006)编制了非参数bootstrap法的多层模型分析的SAS程序，借助该程序，我们重新进行多层分析，结果见表2。
从表2可知，固定效应结果基本没有变化，随机效应方差估计值及其标准差都略有增大，不过，基本结论不变，说明表1的结论是稳健可靠的。
四、结束语
本文构建了人口不完全流动条件下多级财政再分配职能分解的理论模型。模型显示，地方财政既可运用征税工具，也可以运用转移支付手段，对收入不平等进行干预，但是由于存在外部性，地方财政再分配力度往往有所保留。为此，中央财政再分配可以予以弥补。两级再分配同时发挥着减少收入不平等的职能，相互协调。通过构建多层线性实证模型以及非参数残差bootstrap多层实证模型，我们分解了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再分配职能。结果表明，地方财政对收入不平等承担主要责任。地方财政的个人所得税在一定程度上平抑了收入不平等，但是不十分显著，而地方的转移支付不仅没能平抑收入不平等，反而扩大了收入不平等；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弥补了地方转移支付功能缺陷，平抑了收入不平等，但是效果并不明显。
为此，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确立地方财政再分配在平抑收入不平等中的主体地位，加强个人所得税征收，对贫困人口给予更多的转移支付，相对减少对富裕人口的转移支付。(2)以中央政府再分配为补充，加大对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使其对于收入不平等的抑制具有显著效果。